创办毕节第一所中学的教育家 李仲群
鸦片战争后，外有列强宰割、内有军阀混战，中国国势衰微，民不聊生。为了国家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在华夏大地，先后涌现出无数仁人志士。他们宣传民主进步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的丑恶嘴脸；他们是时代的先锋、是国家的栋梁！创办毕节第一所中学的民主进步人士李仲群就是其中的一位。3月29日，春风轻拂，吹掉记者风尘仆仆的倦意。在贵阳市金狮小区，记者采访了李仲群老人的儿子、毕节一中的退休教师李枢，在贵州师范大学采访了李仲群老人的女儿女婿、贵州师范大学退休教师李启和杨世峰夫妇；4月7日至8日，在毕节地委党校宿舍，记者采访了曾经在弘毅中学教书的杨榕老人；4月8日，记者聆听了毕节地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邱亮对李仲群研究成果的讲述，通过一系列的采访，并参考李仲群老人的工作笔记和日记等相关资料，一位追求民主进步、提倡教育应以人为本，不求功名、默默奉献，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毕节教育家浮现在记者眼前。
李仲群（1892—1976），原名李宴春，毕节县（现为毕节市）人。年少时家境殷实，比较贪玩，他对学习不是很感兴趣。后在祖父李学泮的教育下，学业突飞猛进。14岁应童子试，因文才出众，被称为神童。15岁在高等小学堂就读，学习优秀，名列第一。16岁赴贵阳考入优级师范，选学化学，“得到了新知识，羡慕西方的物质文明，有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萌芽”（学习笔记）。1910年毕业。次年，由省保送云南高等矿业学校学习，至毕业。
面对积贫积弱的国家，学业有成的李仲群开始寻觅救国的良方。
致力教育
李仲群老人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工作，为国家培养了很多有用的人才。
1912年至1919年，李仲群曾先后在兴义初级师范兼高等小学、镇宁小学、毕节成达小学(曾任校长)、贵阳模范中学、贵阳南明中学等学校教书。在兴义教书时，因替学生打抱不平，得罪校长刘如愚(其堂弟刘显潜是安义镇台，刘显潜之堂弟是贵州护军使刘显世)而弃职。
1917年冬由筑返毕，受任毕节劝学所所长，上任即呈请废除学生需缴纳白银五两方可领取毕业证书的规定，使学生受益。1918年在贵阳参加以“合群报国，砥砺品行，增进学识，振兴社会”为己任的贵州少年会；1919年又参加组织以“学习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启迪民智，挽救民族危亡”为宗旨的毕节醒民社，任理事。毕节醒民社的宣言曾被成都出版的《国民公报》全文刊载，影响传播到省外（《毕节地区青年运动史》）。
1930年，办毕节师范传习所，任所长，教国文。教材取自《新青年》，传播反帝爱国思想，主要培训小学教师，学员有50人，大多数次年进入县立中学，少数转贵阳读书，如徐健生（时名邱照）等。1931年春，创办毕节县立初级中学（简称毕中），任校长，为县内有中学之始。
1943年，李仲群“对当时国民党腐败政府不满，看不惯城里许多乌烟瘴气的事”（陈文渊语），受陈文渊（时层台小学校长）之邀，欣然接任“毕节县私立毕东中学”校长之职，到边远的层台乡办教育，这所学校是毕节县乡村的第一所初级中学。“李仲群校长到层台后，我们凭他的牌子，生员很广，有来自百里之外的龙场营的，有林口、燕子口、普宜、吉场的，还有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学生都住附近，每天晚上必须上夜自习，当时的教师虽然报酬不多，但是都很负责任，学生好学，教师不错，教学效果很好”（《毕节教苑》：《创办毕东中学的回忆》）。这所学校，终因经费不济，仅办了一年就停办了。
1947年，弘毅中学校董事会请李仲群出任校长，李仲群推举周素园为董事长。当时正值董事长兼校长的毕节富商刘熙乙停办学校，不再资助办学经费，学校经费十分紧张，难以为继。周素园上书县长请求救济，始终不得答复。李仲群克服重重困难，将弘毅中学沿办下来。
传播民主进步思想
李仲群一生的精力主要致力于教育，他通过教育，把民主进步思想传授给学生。他曾经在很多地方办过学校、教过书。但他在毕节中学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影响也比较大。
李仲群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党化教育和奴化教育极为反感，主张给学生以自由民主的权利。在李仲群的影响下，毕中师生的思想进步。学校创办不久，即发生“九•一八”事变，师生纷纷上街游行，张贴“日寇亡我东三省，东北义勇军奋起反抗”（《毕节县志》：“大事记”）等新闻；李仲群身先士卒，他讲演时声音洪亮，慷慨激昂。1932年春天新生入学考试的作文题为《国难日深，何以图存？》，考题紧密配合时局，紧扣抗日救亡主题。李仲群还亲手编写了《教育与人生》、《阿三与甘地》两剧，并在学校亲自主持演出，宣传民主思想，讽刺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消极政策，进行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1936年入校读书的周光辉（周素园之侄孙）曾回忆到：“校长是具有激进民主思想的李仲群先生，他是学校的创办人，反动当局当然容不下他，不久就把他换走了。李仲群先生后来曾经代授过我们的外国史课，一次小考，加出了一道题‘斗争与合作孰是进化之源’，他说昨天多喝了些酒，想到了这道题很有意思，同学们可以自由发挥，此题不记分，你也可以不答，只希望看你们是怎么想的。至于本人当然是认为斗争乃进化之源。李老先生是一个善于公开宣讲阶级斗争观念的人，是一个在课堂上公开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教育年轻人走革命道路的人。50多年了，李老师已经作古，我也从一个十四五岁的小青年进入耄耋之年。然而他那鲁迅式的脸型、发式、灰布长衫、布鞋和这几句对青年无限激励的话，在我心灵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烙印（2005年9月22日《毕节日报》的《烽火岁月》）。上了不到一个学期的课，李仲群就失业了，但反动当局却不放饶他，法院修监狱，预备了六间小室关押政治犯，有人威胁他说：“六间房子里恐怕先生也有一席吧。”
1947年，弘毅中学校董事会请李仲群出任校长，李仲群以“求实、民主、自治”为办学方针，深受师生拥护。
倡导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如何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60多年前，李仲群就提倡要用循循善诱的方法教育学生，不能采用粗暴的手段体罚教育学生、应该以学生为主体、并倡导教师不断引导学生进行学习方法的探索等。他身体力行贯彻爱的教育，并多次与体罚学生及有此思想的教师辩论。在家中，他对孩子也不赞成棍棒教育，他通常是慢慢地和孩子交流，把道理讲清楚，引孩子走正道。
有一次，李仲群在路过高一某班的教室时，一位老师正在上语文课，课文是《吕氏春秋•察今》。李仲群在教室外站着听了几分钟，由于文字古奥，语文老师一字一句地解释。下课后，李仲群就和语文老师交流并认为老师应该先指导学生预习，教他们认识生字的音意，因为高中学生看得懂解释了，上课老师先读一遍，再找两三个平时读得好的学生领读，然后再进行讲解。在讲课时，主要表达文章的精神，效果会比较好些。李仲群很反对“读死书”，他觉得应该把以前的“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改为“活读书、读活书、读书活”。他说：“书本是死的，但人是活的。活人如果善于读书，死书便成为活书了。下功夫读活书成了习惯，差一天不读书，便会感到生活无味，这不是读书活吗？”（李仲群日记）
1940年，还在重庆内政部工作时，李仲群在给长子李柱的一封信中写到：“……说到你的升学方面，一半是我误你，一半是你自误。我因一时溺爱，在空袭紧张时，不愿你到重庆来，又接你报告身体的信，怕你受不了防空洞的磨折，更不愿你来此地了。这是我误你的一面。至于你呢？既决心进工校，便不该到修文，既进了高中，便不该回毕，把多年的光阴，完全废弃。这是你自误的一面。现在只有将错就错，在家自修，明年再说。……你看了这信后，千万不要灰心。青年要有朝气，我这封信是有暮气的。但这个暮气是朝中的暮（热极生寒），你若看不出朝的方面，只看到暮的方面，而受了刺激，便误事了。年轻人要乐观，不要悲观。……这些话，因有哲理，恐你不能理解，但也无妨，只要能够提起朝气，准备克服困难的精神。如稍受困难，便垂头丧气，便一事无成了。”
李枢介绍：“1958年，毕节农校成立，该校很看好黄泥中学的这批学生，于是就将这批学生全盘吸收到毕节农校。我本不安心学农，正好有人约我办美术公司，于是背着学校和家长私自逃学。爸爸知道此事后，写信给农校蒋海燕校长，首先检讨了自己‘子不教，父之惰’之过，然后婉言‘教不严，师之过’之责，请求校方与家长配合共同教育学生。紧接着就让人带信叫我回家。到家后，爸爸对我进行了及时耐心的说服教育，我终于安心回到农校继续读书……”
3月29日晚，在贵州师范大学教师宿舍，从贵州师范大学教学岗位退休、现年70岁的李仲群老人的女儿李启老师告诉记者：“60多年了，好多事情已经不是太有印象了，可在我小学时的一件事至今还记忆犹新。当时我穿着朴素，个别老师有嫌贫爱富的思想，他们对着装讲究的学生要关照一些，对于穿着差的学生不是很好。那时我读的学校还体罚学生，如不能完成老师规定的背诵内容，就要被老师体罚，让你伸出手来，用戒尺打手心。有一次，我被老师体罚，回家后央求爸爸帮我讲讲情，爸爸听后很不高兴，说不兴这一套，爸爸还一再要求我不要告诉老师自己是谁的女儿，过了两年多，我的班主任才知道我是李校长的女儿。”
杨世峰老师说：“我和李启结婚后，老人家来贵阳开会都喜欢带着我去接触他的那些老朋友，当时我比较年轻，他们交谈时我一般就是听，或者自己找书报看，现在模模糊糊的记得几句，‘要是不解放的话，国家成什么样子，老百姓怎么生存’这类的话。”杨世峰从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时，老人（李仲群）鼓励他：“教育是开发民智、救国治国的根基，走上讲台就应该做个合格的教师！” 75岁的杨世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读书时身边的同学喜欢评论老师，可是老人（李仲群）讲话的时候，场上总是鸦雀无声。“老人不发威就有威，这是教师和学生尊重他的原因；他对教师、学生都是慢慢讲道理，关键是他说得少、做得多。”
曾经在弘毅中学教书的杨榕老人现在已经84岁，在谈到李仲群校长时，他很钦佩，觉得老校长对学生的教育很耐心，不巴结国民党的官员，很忠厚，很踏实，有时为了学生的利益敢与国民党的官员对着干。
在弘毅中学读过书的邱亮说：“当时李仲群校长特别支持学生的自治活动，在选举学生自治会主席时，我亲自参加了投票。李校长在讲话中一再强调，相信学生能够自己管理好自己。”
红色摇篮
中共贵州地下党第一个支部、1935年10月毕节地下党第二个党支部的建立都以毕节中学为主要活动阵地并非偶然，因为此时担任毕节中学校长的李仲群思想进步，对国民党反动派极为不满，公开宣传民主进步思想、支持学生和教师的爱国行动。李仲群对毕节地下党工作的推动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1933年，李仲群聘任进步青年秦天真到校任教。当年冬，林青、缪正元来毕节活动，与秦天真取得联系，并于次年发展秦天真为地下党员，三人组成贵州地下党的第一个支部，以毕中（即县中）为阵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和救亡运动（《中共毕节地下党大事记》）。
1935年，贵州地下党从事军运工作的邓止戈到毕中开展党的地下活动，也得到李仲群的支持。据邓回忆：“学校姓李（李仲群）的校长思想进步，赞同共产党，向我表明了他对国民党的不满，公开支持学生、老师的爱国行动”（《红军在贵州》）。1936年2月10日，红军在毕节成立县抗日大同盟，李仲群被推选为主任；肖少斋任抗日救国会主任（毕节地委党史办《地下党在黔西北的革命活动》）。
1938年1月中旬，清理委员会在毕节县清理组织、发展党员、健全基层支部的基础上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讨论关于建立毕节县工委的问题。经过讨论，清理委员会一致认为，毕节地下党自1934年初建立以来，经过四年多的考验，取得了很大成绩，建立县工委的条件已经成熟，且非常需要。统一认识后，经充分酝酿，一致提议由邱在先、熊蕴竹、邱在模、葛发声组成县工委。徐健生以特派员名义代表省工委批准并宣布中共毕节县工委正式成立。邱亮告诉记者：“在4人组成的县工委领导核心中，毕节一中的师生就占了3人。国民党特务所说‘毕中是共产党的大本营’这话，毫无冤枉。”
整个贵州省工委的领导集体，从书记到委员以及省工委的交通员徐健生，他们在创建贵州地下党系统作出的功绩，都是从毕节一中开始的。他们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筹建草原研究社，宣传马列主义，培养发展黔西北的第一个党员，成立第一个地下党支部等等，不知与毕节一中的师生共同度过多少个充满欢乐与困苦的日日夜夜，得到广大师生乃至校长的多方面的大力支持，经历过无数的风风雨雨。因此，毕节一中与第一届中共贵州省工委的每个成员都有着极其特殊亲如鱼水的关系。事实证明，毕节一中的确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是贵州地下党的发祥地（据邱亮《革命摇篮——毕节一中》）。
敢与反动政府叫板
李仲群在当时的贵州算是比较有名的人物，他学历高、阅历广、能力强，当时的政府也需要这样的人才。但李仲群思想开明、爱憎分明，他所从事的事业与反动政府的要求是那么的格格不入。
1932年，国民党县党部派驻毕节的负责人宴若溪（中统）动员李仲群参加国民党，遭到他的拒绝；之后王治中（也为国民党在毕的负责人）要李仲群动员全校师生集体加入国民党，又遭到他的拒绝。李仲群不但拒绝参加国民党，而且对国民党当局安置到学校上“公民课”的人选也加以拒绝。1934年，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张继峨根据省党部“所属各县党组织非国民党员不能教公民课”的条令，意欲任命国民党员罗政本上学校的公民课，李仲群以罗（时罗为学校文牍兼上几节地理课）上课学生不欢迎为由加以拒绝，随即代之以思想进步、辛亥革命时曾入国民党的周云阁上公民课，名正言顺地堵住了张继峨的嘴，并把罗出示的省厅有同样内容的训令投入火中焚毁。
1937年，国民党贵州省保安处派别动队员入驻学校，李仲群公开反对，不久即被免职。当年秋，李仲群外出，到贵阳，日寇已深入内地，年底又返回毕节。1938年下半年，李仲群应约又在县中上课。
1940年，李仲群到重庆谋事，同乡介绍他去内政部工作，他犹豫不决，遇秦天真（秦正经重庆去延安），秦告诉他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可以去。在内政部，李仲群被委任为四级科员，其工作是到夏溪口校对内政公报。当年年底，部里要审查任职资历，审查结果是李仲群的资历不够委任四级。负责审查的张科长让他去找介绍人，证明他在党里办过三年的事就行了。李仲群想，自己压根就没想加入国民党，而且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政策根本就持反对态度，他不屑作假，便弃职还乡。
1947年，弘毅中学校董事会请李仲群出任校长，学校不接受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入学，也不准学生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组织。他不畏权势，敢作敢为，如保安司令陈臻的公子陈登瀛、保安队长郭某某的外侄文光才，就因思想品质恶劣而被开除。弘毅中学民主风气浓厚，为国民党特务所重视。1949年，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指派陈文彬到校兼任历史教师，实则监视师生言行，因此激起学生反感。学生自治会理事长任叔轩以陈文彬授课无能、误人子弟为由，发动高三学生罢课。李仲群站在学生一边，迫使陈文彬离校。陈文彬事件很快祸及刘近谦等一批青年教师，不久任、刘被反动派杀害。李仲群也受影响，有一位被弘毅中学开除的学生向陈告密：“李校长对学生训话口出怨言。”陈表示：“他不知趣也对不起他。”
拯救民族危亡
1940年，李仲群在重庆内政部任职期间，他经常目睹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及汉奸空投反动宣传品的场面，写了《最危险的五分钟想到最后的五分钟》和《传单是有毒的》，如实记录了现场的情况。
日寇飞机来轰炸时， 李仲群在《最危险的五分钟想到最后的五分钟》一文中写到：“……空气变得沉寂，人们渐渐露面，胆子小的脸上还是无血色，许久才恢复原状。这五分钟算是熬过了。我走回旅社途中，仿佛有人说以后不要胆大了，还是走远点的好些。我边走边想，一味的胆小可了事吗？仅仅用消极的方法便可了事吗？今日以后像这样的五分钟不知还有多少次，甚至比这样更危险更悸震的五分钟也不知还有多少次？我们一方面要胆小，一方面要胆大，要把我们大的胆子、小的胆子配合起来，形成民族之共胆。我们一方面要用消极的方法避免无谓之牺牲，另一方面要用积极的方法从死中求生，要把消极的和积极的配合起来，统一起来，这不仅是少数人或一部分人的事，而且是整个中国儿女的事。”
汉奸空投反动宣传品时，李仲群在《传单是有毒的》文章中写到：“……人们多半有好奇心，一堆一堆的聚着争看从天上掉下的稀奇物件，其中有人叫道：‘敌人的毒计无处不在，传单里面藏有毒药，看了很危险。’我想了想他说的真不错，不过所谓毒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明明目前的中国除了抗战没有出路，汉奸们的宣传品却教我们和平妥协，其实哪里是和平，屈服罢了，哪里是妥协，投降罢了。这不是很厉害的毒质吗？这点简单的道理，稍具常识的人都能够见得到。最可怜的是还有少数愚民不能了解这种传单藏有毒物的说法，要真正叫醒这些可怜虫才行。”
是的，国将不国，我们拿什么谈论民主呢？要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惟有团结起来，前方将士狠击鬼子，后方人民识别汉奸走狗的伎俩并作好宣传。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什么困难不能战胜呢？
乌蒙大地将永远铭记
新中国成立后，李仲群老人历任毕节中学校长、毕节一中校长、毕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县政协副主席、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在李仲群任职的部门，他都兢兢业业地工作、默默无闻地贡献；时光流逝，李仲群从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慢慢老了；乾坤扭转，中国从一个外受列强欺凌、内有军阀混战、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的国家变成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可李仲群有一样没变，那就是清正严明，两袖清风的作风依然还在！他不因为自己是领导而关照自己的亲人；也不因为是陌生人而不给予帮助。他一直都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李枢介绍：“1957年，我参加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因语文、数学两科总分不及100分，这个分数达不到毕节中学的录取线。毕节中学当时主管教育的副校长征求爸爸的意见，爸爸说：‘分数不够，不予录取！’话不多，却不容质疑的一口拒绝。最终我只得进入毕节职工子弟中学读书，几个月之后下放到长春黄泥工农子弟中学。”
李启说：“初中毕业时，我很想继续读书，可当时国家正需要各种建设人才，爸爸来做我的思想工作，劝我放弃学业，参加工作，我最终还是听了爸爸的话走上工作岗位。当时的感觉就是他是领导，应先带好头响应国家的号召。现在想起来，爸爸真是太不容易了，牺牲自己的利益就算了，还把我们小辈牵进去，他这样做不知经过多少次激烈的思想斗争。”
李枢说：“家父在教育上尤其认真，他在担任毕节一中校长时，经常去听其他老师的课，哪个教师教得好，为什么好，哪个教师相对不足，什么地方应该改进都记录得清清楚楚。以前忙于工作，没有多少时间注意老人的遗物，现在退休了，才发现他的几十本工作、学习笔记和日记就足够我学习了。”杨榕老人告诉记者：“我在弘毅中学教书时，和胡博去松桃寻找共产党关系，没有给李仲群校长请假，几个月回来后，他却没有开除我，因为他知道我是出去搞革命活动，最后还是让我继续在那里教书。”
1958年，在勤工俭学期间，李仲群将自己的全部积蓄1800元尽数捐给学校。1959年，他计划写三本书：一部教育学专著，一部自传体小说，一部毕节县志。1960 年初着手写县志，文革前曾撰写了近30万字的毕节县史草稿，可惜文革中丢失。其余也未能如愿。文革期间，他也受到冲击，甚至游斗，但他坚信有些作法不符合党的一贯政策，理智地面对劫难，坚强地走了过来。
1975年冬天，天寒地冻。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李仲群老人逝世，终年84岁。当这个噩耗传出后，李仲群老人的亲友、同事、学生乃至不熟悉的家乡人民怀着沉痛的心情，自发地参加李仲群老人的追悼会。李仲群老人的外孙女杨格曾这样写到：“最后为德高望重的老人送葬时，大雪纷飞。棺木抬着走过的那一路，人们屹立两旁，默默至哀。毕节县政协副主席、贵州省人大代表，外公的头衔。但我的母亲知道，人们不是来送别一个官，不是，人们送别的是一位老校长。几十年，他让这块土地有朗朗的读书声响起，他让那些贫困但优秀的孩子拥有希望。1976年1月19日，外公落葬的那一天，人们来了，要最后看一看老校长。下雪了，山城白茫茫的一片。人们伤悲的心有些许慰藉……”（杨格系上海《联合时报》记者、上海《浦江纵横》杂志编辑。本段摘自《民族文学》2001年6月）家乡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带着学生游行、反抗反动政府的老校长；也不会忘记那位组织学生演话剧、宣传进步思想的老校长。乌蒙大地，将永远铭记这位传播民主进步思想的教育家。
路朝霖
〔清〕字访岩，一字覃叔，贵州毕节人。宣侄。清光绪二年（一八七六）翰林，四川东乡万县知县。拟道员改官河南。工诗古文辞，兼擅书法。早岁沈潜米、董两家，晚年法李邕，益豪放遒逸。有乌蒙山人诗文集。《益州书画录续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