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周朴园与鲁大海的冲突,繁绮与周萍的冲突,侍萍与周朴园的冲突,鲁大海与周萍的冲突,周朴园与周冲的冲突,周朴园与繁绮的冲突.
其出要矛盾冲突是周朴园与鲁大海之间的阶级矛盾冲突.
话剧《雷雨》是著名剧作家曹禺的开山之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这个剧作在中国文学史上被文学史学家称为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面旗帜，并把《雷雨》，定为中学与大学的必修课，这就足可证明它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为什么《雷雨》在的文学史上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呢？因为它迎合了某种社会政治集团上与文艺理论的需要和政治上的需要，因此就成为文艺创作的一面旗帜。
下面是文艺理论家和权威冉忆桥先生为《雷雨》写的评语，这是文艺理论家对《雷雨》最权威的定位。全文如下：
《雷雨》剧作成于1928年，它以1923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社会背景，描写了一个以周朴园为代表的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悲剧。通过周鲁两家人之间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尖锐的矛盾冲突，生动地勾勒出现实的社会的阶级关系，反映了当时历史真实的某些方面。作者怀着被压抑的忿懑和对受侮辱受迫害的善良的人民的深切同情，揭露了旧中国旧家庭的种种黑暗罪恶的现象，和地主资产阶级专横、冷酷与伪善，预示了旧制度必然崩溃的命运。
作品以周朴园为中心，在错综复杂的尖锐冲突中展开剧情。全剧八人，各有其独特的思想感情与经历，但是他们的命运又于周朴园相牵连。在众多的矛盾冲突中，周萍、繁漪和四凤的爱情纠葛是一条明线，周朴园与鲁侍萍则是一条暗线。这两条线索，同时并存，彼此交织，互为影响，交相钳制，使剧情紧张曲折，引人入胜。
作品大胆的吸取了外国优秀剧作的丰富经验，成功的推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戏剧性强、暴发力大的剧作。结构严密紧凑，完整集中。人物少，时间断，场景集中。剧情发展，入情入理，既合乎生活逻辑，又合乎人物性格逻辑，最后高潮出现，具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冉忆桥）
概括起来，文艺理论家们对《雷雨》的评价是这样的：严肃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能揭示深刻的社会矛盾，揭地主资产阶级腐朽的灵魂和堕落，压制人性，惨害妇女，残酷的压迫剥削工人阶级的罪恶见长。主题反映了妇女要求人性的觉醒，预示了旧制度必然崩溃的命运。结构严谨，故事情节曲折，戏剧性强、暴发力大的剧作。结构严密紧凑，完整集中。剧情发展，入情入理，既合乎生活逻辑，又合乎人物性格逻辑，最后高潮出现，具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
可是在我看来，《雷雨》不过是一个胡编乱造的剧本罢了，理由是很简单，既然称《雷雨》是严肃的现实主义文艺作品，就必须有历史生活的真实，只有这样，才具有可信度和说服力，而雷雨恰恰是违背了这个历史生活的真实。本人并不否定文艺对生活的剪辑、提炼、整理与艺术的加工，但不能违背最基本的事实，不能在逻辑上出现大的矛盾。如果从一个生活的横断面，不往深处追究，《雷雨》似乎是看不出什么破绽的，如果我们往深处追究，用历史的、发展的、连续的眼光来考查审视《雷雨》，就会发现它有很多牵强与不能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这是很多文艺作品的一个通病。具体地说，雷雨剧作的问题如下：
二、周朴园的身份质疑
周朴园是剧作中最主要的人物，剧情就是围绕着他展开的，然而，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居然经不起推敲，这个剧作还能算上是成功的作品吗？下面我就对它进行一些剖析：
首先，笔者认为周朴园的身份是不可靠的，我们要追究一下，周朴园到底是个什么人？他为什么能够“叫江堤出险——故意淹死2200个工人，每一个小工扣300块钱”，随便处决30个工人而不受追究？既然称《雷雨》是个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就要基本尊重史实与生活的真实，然后根据史实再进行艺术加工。在这里我要问的是，以上的历史事实在那里？是以谁为原形，以那个具体的事件为雏形来创作剧本的？如果没有历史事实，那只能是信口雌黄，歪曲历史，唯恐天下不乱的妖言惑众与煽动了。
周朴园与周萍为什么都要到三十岁还不结婚？在正常情况下，周扑园与周萍那么大的岁数不结婚，在封建社会可能是绝无仅有的，特别是象周扑园这样的有钱有势的钟鸣鼎食之家，又是信奉儒家文化的封建家庭，三十来岁不结婚，岂非无稽之谈吗？他们家莫非有不结婚的传统？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训诫是极为抵触的。作者把欧洲人的生活模式嫁接到中国封建家庭的生活之中，显然有牵强附会的成分。
三、周朴园性格上的矛盾之处
周朴园既然能“故意叫江堤出险——淹死2200个工人，每一个小工扣300块钱”，随便处决30个工人而面不改色，就说明他非常有胆略，是一个既有贼心又有贼胆的心黑手毒的人，在现实社会中不是也有原型吗？象这样的人，绝不会念念不忘地去留恋一个什么五十来岁的老女人。如果他需要的话，可以在一分钟之前与之卿卿我我，一分钟之后又可以把这个女人的心肝五脏扒出来生吃或喂狗，那怕她是如花似玉的风流女子，他是绝对不会手软的，也是不会后悔的。可是自从侍萍走后，周朴园无日不痛苦地思念之，为了记念侍萍，侍萍曾经住过的房子，二十多年一直保持原样不变，甚至把窗户长年关着，也不许别人进这个屋子，这充分地表现出他的痛苦忏悔心情。他见到侍萍后，提出要给侍萍5000块大洋，以弥补自己心灵上的内疚，这一切一切是多么有人情味有人性啊！这难道就是那个敢“故意叫江堤出险——淹死2200个工人，每一个小工扣300块钱”，随便处决30个工人而面不改色，心黑手毒的周朴园？象周家那样的人家，杀个人简直比捻死个蚂蚁都容易，居然对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女人有如此之善良之举，真是不敢让人相信这是符合事实的。如果是现在的中国人，很可能把她剁成几十块，然后放到高压锅里一煮，十来个小时后就把她消灭的干干净净。即便不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也不会再给她5000块大洋的。要知道5000个大洋是个什概念，在当时，二十块大洋就可以买一亩好地。没有看到现在的中国人吗？为了一千圆钱就可以与父母、兄弟姐妹翻脸；明明是自己该赔偿人家钱，却瞪着眼赖账，恨不得一下置对方于死地。
四、关于周朴园与繁漪的关系
剧作中周朴园与繁漪的畸形的关系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周朴园在剧作中表现出的性格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敢“故意叫江堤出险——淹死2200个工人，每一个小工扣300块钱”，随便处决30个工人而面不改色。另一方面对繁漪的行为又表现出容忍，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如果让周朴园容忍繁漪的行为，那必须是有条件的，要么在财产上依靠她，要么在势力上依靠她，繁漪的地位必须象公主一样那么尊贵，否则周朴园是绝不会容忍她的，无论是从封建家庭的伦理关系上，还是从周朴园的性格上都是不能容忍的。可是从剧作中，我们看不出繁漪对周家的工厂企业有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也看不出她娘家有什么势力，周朴园必须在事业上要依靠她与她的娘家。在剧作中，繁漪完全是家庭妇女的角色，在那个年代，象繁漪这样的人，好了，周朴园就可以过与他生活下去，如果她不守妇道，周朴园完全可以休掉她，那有她兴风作浪的社会与家庭基础呢？
剧本中能够说明繁漪在家庭中的超限行为，并能使周朴园妥协屈服的理由就是，周朴园的岁数比繁漪的大，不能满足繁漪的生理上与的需要。可是剧本中又表明，周朴园的只比繁漪大十来岁，这根本构不成生理上的差异，也不能成为繁漪性不满足的理由。为什么说周朴园只比繁漪大十来岁，我们可以根据剧本中的人物和历史事件推断出来。剧作中当时的周扑园是五十来岁，而他的儿子鲁大海已是23岁，这就是说，周扑园娶繁漪时是27岁——29岁之间，最大不应超过30岁。如果是30岁，剧本中的周扑园应当是53岁，这就比剧本中交代的岁数大出三岁了。我们就算是周是三十岁把侍萍赶出去娶了繁漪，那也只是与周扑园相差十来岁。因为繁漪到周家最起码应该是18——20岁，特别是作者把繁漪描绘成一个受过现代文化教育的女性，设想即使她是个高中毕业生，到周家时也应当是20岁，剧作中当时的繁漪已经是43岁了。男女之间差十来岁，这并不能构成男女之间性生理上太大的差异，中国人不是有这样一句经验性的俗话吗？“男大十，一般齐”。本来男人就比女人性生理年龄段长，在这个意义上，周朴园与繁漪不存在性生理上的差异，繁漪没有必要乱伦追求所谓的性幸福了。如果真有这样一个女性，作者也没有必要对她的行为大加赞叹了，因为繁漪的完全是一个勾结儿子发生性行为的荡妇，这在任何社会都是应当受到谴责的。
剧作中没有交代周扑园有阳萎或性功能不好，不能满足繁漪的性要求，所以繁漪就有性不满足的缺憾。也没有交代周扑园娶繁漪之后，有沾花惹草的嗜好，大肆纵欲，兼补药饵，倍力行房，伤了元气，以至于宗筋不举，失去了完成性活的能力。因此，我们可以排除周扑园性功能障碍可能。既然周没有性功能障碍，繁漪就不会或不应该有性不满足的遗憾了，也没有必要再有非分之想了。当然，我不能说一个男人的性功能好了，他的女人就一定不会红杏出墙，如果是剧作中有这样的女人出现，有必要对这个女人之所以要红杏出墙的原委交代清楚，可是《雷雨》没有作这方面的交代，他所能表示到的就是周扑园比她的岁数大，不能满足她的性要求？所以她才红杏出墙，大胆的追求性幸福和人性的解放的，以至于和周萍长期发生性关系。
由于以上原因，《雷雨》剧情构思就是不合理的了，从历史的真实性考虑，繁漪应当是放荡的女性，她的行为应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可是在曹禺的笔下，繁漪不仅不是个放荡的女性，而是个追求人性解放的女子。作者是抱着对她的无限同情去刻划她的，这既违反了艺术真实的原则，也背离了文艺的任务是抨击落后与黑暗，歌颂先进与光明的原则。把美写成了丑，把善写成了恶，把一切关系都人为地颠倒过来了，对人类，特别是对中国人的道德沦丧起了推波助滥的作用，这可能就是《雷雨》一大功绩吧。
五、从历史条件看，繁漪应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把繁漪身份定位成个有文化受过西洋式的现代教育女性，这是与史实不符的，因为剧本没交代繁漪之所以是个受西方文化教育的女性。按一般史实的剧情发展，繁漪应当是一个小脚女人，可是剧本里的繁漪却是个大脚女人，最起码在剧本里没有反映出她是个小脚女人，作者也没有对此做出交代。繁漪如果是个有文化的女子，受的应当是儒家的三从四德的教育，而绝对不会有西洋人追求性幸福的放荡思想教育。因为周扑园娶繁漪的时间是1900年，设当时繁漪的年龄是十八或二十岁，如果繁漪在1900年前十年是在求学，她念的应当是私塾，而绝对不会是洋学堂。要知道，在1900年前，中国的洋学堂是为基督教传教服务的，一般都是穷人才上这样的学堂，富人是不会上这样的学堂的。剧作中的繁漪是个有钱人家的小姐，在1900年前，繁漪是不会上洋学堂的。中国有真正意义上的洋学堂应是在1900年以后，这时有钱的人家才把孩子送到洋学堂受教育，以求孩子有个好的前程，但是，那时上洋学堂的男孩子也是很少的，何况是女子了。就是1900年之后，女性上洋学堂的也是极少数的。尽管剧本把繁漪定位成23—24岁的女人，我还是把她定位成18岁—20岁，如果把她定位成23——24岁，那么，《雷雨》就更是无稽之谈了，因为把繁漪定位成23——24岁，她与周朴园的岁数就差不多了。如果是这样，繁漪红杏出墙就更没有道理了。由上述可知，《雷雨》把繁漪定位成一个受西方文化教育的人，是不符合现实主义的文艺学术理论，违反了现实主义文艺忠实于生活逻辑的原则。当然，如果《雷雨》是个通俗文艺作品，不需要忠于生活，可以是“何仙姑走娘家——云里来，雾里去”胡说八道，我也就不会对雷雨进行批判了。一个受传统三从四德教育的女人居然放荡到与自己的儿子通奸，这简直信口雌黄，就是通俗文学也很少有这样拙劣的构思。
六、周萍与繁漪的关系没有说服力
周萍接受过文化教育没有？他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文化教育？是传统的还是西洋的？如果是传统的，真不知道他如何见那些整天“之乎者也，满口礼仪廉耻”的同窗？如果接受的是西洋的文化教育，应当有基督教文化的成分在其中贯穿，而基督教文化对性也是很忌讳的。即便他冲破了基督教文化的束缚，他将如何面对那些同班同学？因为找一个老女人通奸是不光彩的事，上街嫖娼也比与继母通奸的心理关好过得多，有钱的公子哥上街嫖娼也是正常的事。
周萍为什么非要和自己的继母——一个老女人通奸呢？在那个年代，有钱的公子哥那里不能搞上几个漂亮的女人呢？上门提亲的恐怕是要把门槛踏烂的。象他那样有钱有势的人的，只要他愿意，恐怕后面能跟上一个连的女人都不过分。一个能故意“叫江堤出险——故意淹死2200个工人，每一个小工扣300块钱”随便让警*开枪处决30个工人而面不改色的人家的势力，恐怕是权倾天下，财甲天下的人了。就是连当时的中华民国的总统（即便是个很混蛋的总统）也不敢这样冒天下之大不违，可见周家的权势之大。就是这样的大户人家，其公子哥居然与自己的老继母通奸，这于情于理都是不通的。
再者，与自己的继母通奸，条件并不好，随时随地都有被发现而身败名裂的可能。不可理解，周萍为什可能与繁漪保持这样一种畸形的性生活？他父亲的妻子，他的继母，这个心理关如何过？
还有，周萍是什么时侯开始通奸的？如果以1923年为时间基点，好象是十年前周苹就与繁漪有了不正当当关系。那就是说，在周萍16——19岁就与繁漪通奸了，而此时的繁漪应当是30——33岁之间，周朴园则是40—43岁之间。真不明白，一个40来岁的男人怎么不能满足一个30多岁的女人的性欲？真是不可理解这种关系。
四凤与周萍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人，即便四凤如花似玉，也不足引起周萍的倾倒，因为四凤是个没有文化没有品位的粗人，门不当户不对。如果周萍是个纨绔子弟，充其量也不过是与她调一下情，把她当成个玩物玩一下，而绝对不会为之倾倒，因为象周家这样的中国顶尖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大量有钱人家的漂亮有文化有教养的小姐莫不趋之若骛，怎么能会轮到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品位的粗丫头让周萍倾倒呢？在逻辑上说不通。
八、侍萍应不应当被赶出周家？
如果周扑园不是基督教徒，他完全没有必要考虑繁漪接受不接受侍萍在家庭中存在这个事实的。很显然，剧中的周朴园并不是什么基督教徒，娶繁漪把侍萍赶出家门的理由根本不存在。
其次，周朴园也没有必要把侍萍赶出家门，因为在那个年代是可以纳妾，在那个年代，有几个有钱的人家不纳妾的呢？周朴园完全可以把侍萍立成偏房，让繁漪为正房，这在中国封建社会是极为正常的社会家庭现象，相信，无论是繁漪和侍萍都能接受这样的现实的。可是周为什非要把侍萍赶出周家呢？
即便把侍萍赶出家门，按中国的传统习惯，也不会把孩子让侍萍带走，因为孩子是周家的人。周朴园完全有能力，或者说毫不费力地把孩子抚养成人，他舍得自己的亲生骨肉吗？如果周朴园贫困了倒，自顾不暇，那倒是有可能抛弃自己的亲生骨肉的。在封建社会弃子，按儒家的教条是一种很大的罪过。
再者，把侍萍赶出周家，也应当给侍萍安排一下，而不应当让她生活无处着落，因为侍萍带有周朴园的亲生骨肉呢。其实安排侍萍不是个什么困难的事，数百块大洋就可以解决问题，象周朴园那样的大户人家，数百块大洋只是九牛一毛，周朴园有什么理由让侍萍流离失所，生活无着落呢？既然能狠着心把她赶出家门，又有什么道理苦苦的思念她，并为之痛苦的忏悔来折磨自己呢？
九、侍萍跳河质疑
侍萍在生了鲁大海之后被赶出了周家，因为生活无处着落，只好大冬天跳进了苏州河，报纸上当时还做了报道，说一个女子抱着孩子投河自尽了。这说明是有人看到了，而且当时没有救出来。如果救出来，报纸应当说明“某女子抱子跳河自尽被救云云”。侍萍被救只是偶然的机会，这就是说她沉到水底了，当时人们没有救上来，在河水中被冲出很远很远，也可能是一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才被救出来。真不明白一个小脚女人是如何能存活下来的？即便她能存活下来，那么冷的天，一个刚生下三天的孩子，在水里溺那么长的时间能存活下来吗？恐怕一口水就呛死他了。即便不呛死他，大冬天也会冻死的。
十、结束语：
从剧情结构上，《雷雨》漏洞百出；从主题思想上，《雷雨》是赞扬道德堕落，为腐蚀文化思想涂脂抹粉的一曲赞歌，是推动中国人道德堕落号角，今天中国人的道德堕落到如此可怕的程度，与《雷雨》不无关系的。一部带着浓烈刺鼻臊味的男盗女娼的文艺作品能够受到中国人青睐，反映了中国人一定历时时期的道德风貌，说明那个时代中国人的道德在堕落，也是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即将崩溃的危险信号。为什么会造成中国这种社会状况？因为在《雷雨》出笼的时代，中国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国际上屡受凌辱；内有兵乱与匪乱，人民流离失所，那时的中国正是一个满身疮痍的病态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国家和人民失去了自信，一片自悲，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体系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的。无用质疑，《雷雨》出笼是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应当说是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
我们知道，在20世纪开头三十多年中，中国开展了一场中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大论战，亦即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一方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派，后来这些人成了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代言人。他们以《新青年》为舆论工具，把中国传统文化都攻击遍了，老子、孔子等历代圣贤自然不可免受他们的攻击，都被称为妖魔鬼怪，就是“明朝的前后七子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也不能幸免。另一派则是以胡适、丁文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他们一《每周评论》为工具，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对八股文和文言文，主张白话文，同时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批判。所谓的保守派，是以《学衡》杂志为代表的梅光迪、胡先驌、吴宓等人。《学衡》的宗旨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梅光迪、胡先驌、吴宓等人都学贯西中，可是在争论中，梅光迪、胡先驌、吴宓等人居然没有占上风，屡屡受挫，这主要是他们没有正确理解运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所致，如果他们真正的理解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绝不会败给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的。
不要说他们没有真正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今天的人，还是有很多人都不能正确的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远的不说，网上的很多人都不能正确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骂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有人在。
我绝无意说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有意出卖国家利益，他们的问题只是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认识问题，因为那时的人们的认识是很乱的，几乎莫衷一是，人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也不奇怪。但是从另一方面说，陈、李等人的所做所为在客观却起到了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事实。李陈之所以有以上认识，主要还是对中国文化认识不正确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真正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还是个认识问题。
经过争论，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认为，中国的什么都不好，外国人的什么都是好的，甚至连外国人拉的屎都是香的了。中国落后了，也落后怕了，但是中国人没有认清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以至于把自己民族最好的东西——传统的道德文化抛弃掉了，与此同时却把外国人的垃圾和排泄物都搬到自己家里顶礼膜拜，这就是《雷雨》之所能出笼，并能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长期生存，并能获得重要地位原因所在。
其实，西方人最好的就是民主科学，其它的东西没有任何值得学习的地方。可是中国人学来的恰恰不是民主与科学，大都是人类应当抛弃的糟粕。只要有了民主社会，再加上中国的美好的传统道德，不需要哪位大爷强调什么科学，中国的科学自然就会发展起来，中国也会强大起来。
中国人民今天道德的堕落，错误的文化宣传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雷雨》、巴金的《爱情三部曲》、《家》、《春》、《秋》、鲁迅等人的文学作品，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艺术上都是一堆堆糟粕，这些糟粕对中国人的道德堕落都起了推波助滥的作用。为了恢复中国传统文化，挽救中国人堕落的道德，使中国人的丢失了的理性和人性恢复，对《雷雨》这样的毒化国人的灵魂，糟蹋人性的文学作品，必须予以彻底的批判与无情地揭露，并肃清它的流毒。
纳兰性德姓叶赫那拉氏，是满洲正黄旗人，正黄旗属于皇帝亲自统领的上三旗之一，其地位贵不可言。纳兰性德的父亲是帮助康熙皇帝撤三藩、收台湾的当朝重臣纳兰明珠，母亲是顺治皇帝十三叔英亲王阿济格的女儿，他曾祖父的妹妹孟古格格还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生母，所以纳兰性德是叶赫那拉氏与爱新觉罗氏的后代，有着高贵的皇家血统。在这样地位崇高的家族中长大，却并没有滋长纳兰性德纨绔子弟的习气，他自幼就喜欢读书习武，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武双全才。
纳兰性德十七岁就进入国子监，十八岁参加乡试考中举人，十九岁考中进士，一路顺利地通过了殿试成为进士。他爱好广泛，在天文历法、地理、音乐、佛教、文学方面都有所研究，还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编成了《渌水亭杂识》一书，可见他兴趣的广泛和知识的广博。纳兰性德因为文武双全，再加上与皇室的关系，被康熙皇帝留在身边做了一等侍卫，康熙皇帝对他恩宠有加，每逢出席重大场合纳兰性德必定陪伴在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出身高贵、仕途顺畅的人，后半生竟然都在凄苦中度过，年仅三十岁就与世长辞。
不知道平常人对于在皇帝身边做侍卫是一种怎样的心情，但是对于纳兰性德来说，那一定不是一件快乐的事。“伴君如伴虎”这个道理人人都懂，可是仍然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与虎为伴”，因为这只“老虎”对听话的人不会露出爪牙，还会给他荣华富贵。纳兰性德从十七岁进入国子监，到后来走到康熙皇帝身边成为侍卫，他顺利的人生之路在别人眼中无疑是一座高峰，永远遥不可及，但这却不是纳兰性德想要的人生，他也不想像别人一样守在“老虎”身边。
纵观古代那些官场上的诗人，哪一个真的愿意进入仕途，谁不想安静地活在逍遥自在的世界里呢?只是因为皇帝的一纸诏书，他们就要与自己的理想渐行渐远，从此在黑暗的官场上摸爬滚打。清朝的封建前所未有，乾隆皇帝曾经说过：“自我的祖父和我的父亲以来，国家大事都由皇帝一人决断，臣子照做就是”。我们似乎可以体会到纳兰性德的痛苦，他本来饱读诗书且文武双全，世间所有他能学到的才艺他都略知一二，然而他却始终只能是一个侍卫，整天跟随皇帝左右。皇帝高兴时可以像施舍乞丐一样给他黄金百两，也可以命令他当场作诗一首，这种束缚与最初读书时的理想早就背道而驰。
人生如果能够回到当初快乐的时光，纳兰性德也许不会选择让自己变得如此优秀。他或许只会做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读书人，这样就不会有人去提拔他，把他带入官场。做一个普通人，每天寄情于山水之间，那才是快乐和自由。不知纳兰性德在皇帝身边时，是否也会想起自己的父亲在官场上左右逢源，对皇帝卑躬屈膝，对大臣们虚与委蛇，这样唯唯诺诺的人生究竟意义何在?如果人生能够回到当初，也就不会有后来那句“何事秋风悲画扇”了。
纳兰性德，字容若，可是他的性格却不像他的名字那样，他容不下皇帝束缚他对自由的向往，也不能容忍像父亲一样在官场上漂泊，去做一个看似树大根深，但始终都是一个没有根的浮萍，永远没有一个可以真正停泊下来休息的港湾。从纳兰性德大部分诗词风格来看，他十分厌恶社交，骨子里是像嵇康、阮籍、山涛那样放浪形骸的人，本性高洁而孤傲，哪怕是让他上阵杀敌，也比在官场上追名逐利要好得多。理想与现实的纠葛，灵魂与世俗的牵绊，让他感到痛苦，想要回到人生开始时的快乐。
纳兰性德是一个对感情的非常认真的人，他的夫人卢氏，既是他的妻子，又是他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样的爱情让纳兰性德在繁琐的公务之余还能获得一点快乐。卢氏同样是名门之后，两广总督兼兵部尚书卢兴祖之女，汉军镶白旗人，从小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读过万卷书，也行过万里路。她长相甜美又满腹经纶，深得纳兰性德之心，二人才情相投，在婚姻生活中也是鸾凤和鸣、相敬如宾。纳兰性德经常把自己和妻子比作南宋时的赵明诚和李清照，李清照为了赵明诚的事业放弃珠宝华服和锦衣玉食，卢氏亦是如此。
当时纳兰性德正在编写《通志堂集》，卢氏经常陪他到深夜，而纳兰性德却因为忙于事业而忽略了对妻子的陪伴，卢氏对此却毫无怨言，只是一心一意地陪伴丈夫到深夜。然而，卢氏却红颜命薄，婚后三年就撒手人寰，纳兰性德对此悲痛欲绝，经常感叹自己辜负了妻子，如今独守空房，肝肠寸断。后来他又娶了几个妻子，但是在他心里那些人始终无法与卢氏相比。纳兰性德失去的不仅仅是妻子，更是能够读懂他心声的挚友。
事物的发展永远不可能像当初那样的美好。纳兰性德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却一生都被所谓的家世背景连累，不能做嵇康、阮籍那样超然于世俗之外的人，而只能在黑暗的官场上痛苦地做着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他的挚爱英年早逝，只留给他数不清的悲痛。纳兰性德或许也梦想过“青庐合卺酒，披红骑白马”的浪漫人生，但是人生永远都无法回到最初的那种美好，最后只留下一缕深情和无尽的叹息!
安期生：秦代方士,琅琊人，相传曾跟从河上丈人学仙术，常在海上卖药，当时人称他为“千岁翁”。秦始皇东巡时，方士李少君曾对武帝说：仙人安期生吃巨枣，大如瓜。武帝曾派人到海上寻找他而不得。
安 同：曹魏时辽东胡人，在官明察，长于校练，家法修整，时人赞其有济世之才。
安 清：字世高。安息国太子。原来他已经继承了王位，但为了能回到中原来，就将王位让给他的叔叔，出家为憎，信奉佛教。 精通梵语，念经修行。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到中国河南洛阳来宣传佛教。定居下来后，为了传教的需要，他又工读汉语，通晓汉语，译梵本为汉语，译《修行道地经》等30余部，皆属小乘。
安 民：宋代陕西省长安（今西安一带）人，著名石匠，当时著名的石碑，皆出其手。其品格高尚、不畏权贵，时颁蔡京所书《元党籍碑》于各州县，安民刻碑毕才知蔡京乃当朝奸臣，遂拒刻“安民刻石”四字，拒收百两酬金，为人称颂。
安 熙：字敬仲（1269-1311），号墨□，元代藁城（今属河北省）人，性淡雅，喜垂钓，不屑仕进，家居教授数十年，教人入学以居敬为本，读书以经术为先。四方来学者多有成就。著有《默庵集》五卷。
安 童：元代前期政治家。蒙古札剌儿氏。木华黎四世孙。忽必烈即帝位，召安童入宿卫，为四怯薛之长。至元二年（1265年）任中书右丞相。安童尊礼汉族士大夫，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积极协助忽必烈推行"汉法"。十二年，忽必烈命安童从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出镇阿力麻里，防御叛乱的西北诸王。十三年，那木罕所部宗王昔里吉等叛变，将那木罕送交术赤系后王忙哥帖木儿，将安童送交窝阔台系后王海都。二十一年，被放还，仍为中书右丞相。二十四年，忽必烈重立尚书省，中书省形同虚设，安童因失去忽必烈的宠信，被迫辞职。至元三十年去世。
安 伸：淄川人，明代万历年间进士，官至太仆少卿。著有《柱史草》等。
安 盘：明代嘉定州（今属上海市）人，官至兵科给事中，嘉靖初，以争大礼廷杖除名。著有《颐山诗话》二卷。
安 传：明代淄川（今山东省淄博）人，万历年间中举，累迁刑部郎中，出知卫辉府。著有《蛩音集》。
安 昶：清代书法家，江苏省金匮人，喜临摹古帖，尤善草书。
安金藏：唐代长安（今陕西省西安）人，为太常寺乐工。时太子李旦被人诬告谋反，武后下令查处此事，金藏为洗脱太子罪名，当众引佩刀自剖其胸，肠出，并言“愿剖心以明皇嗣不反”。武后感动，不疑李旦。
安禄山：唐安史之乱的祸首。营州柳城（今辽宁省朝阳）杂胡。本名轧（一作阿）荦山（703-757）。母突厥人。安禄山少孤，后随继父改姓安，名禄山。 初为边境互市牙郎。安禄山骁勇机智，熟悉边地情况，又善逢迎，手段狡诈，初得幽州节度使张守赏识，继得玄宗宠信，至天宝十载（751年），已身兼平卢（今河北省）、范阳（今北京市）、河东（今山西省）节度使等职，集三镇（今辽宁西部、河北、山西一带）军、政、民、财权于一身。后乘玄宗晚年政治腐败，禁军虚弱，全国军事布局内轻外重之机，以讨权臣杨国忠为名，与史思明于十四载十一月，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同年陷洛阳。次年正月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建元圣武。六月陷长安。从此唐半壁江山陷于战乱之中。至德二载（757年）正月，为其子安庆绪所杀。
安重荣：五代时朔州（今属山西省）人，初任后晋成德军节度使，后石敬瑭降契丹，自称儿皇帝，重荣以此为辱，遂起兵声讨石敬瑭，次年因战败而身亡。其子安德裕从小被其部下秦习所收养，喜好读书，博贯文史，精《礼》、《传》，后于宋开宝初年中进士，官至睦州知州，有文集四十卷。
安大嵬：明代云梦（今属湖北省）人，性雅，不慕功名，博学好古，精纬候。
安希范：字小范，号我素，江苏省无锡人。安国的孙子，安如山的次子，庶出。尽管出生在以富有闻名全国，“钟鸣鼎食”的家庭里，但幼年时代却过的是“弱子委孤相依为命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饱览经史，学问大有长进，自认为他岳父的藏书是他日后为人和治学的得力所在。他在19岁那年就考取了秀才。万历年间进士，授礼部主事，著人《天全堂集》等。
安维峻：甘肃省秦安人，清光绪年间进士，授编修。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上疏痛斥李鸿章挟外洋以自重，投降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因言冒慈椿而被革职。后隐居柏崖，闭门著书。安维峻直言敢谏，曾被慈禧革职，后又启用，充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著有《四书讲义》、《诗文集》。
安鸿勋：清代江苏省金匮（今常熟）人，官至训导，善行草书。
安文钦：陕西省绥德人，清末秀才，抗战时期积极与八路军合作，建国后，历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被称为“陕西四老”之一。著有《满腹牢骚记》等。
安 俊：宋代名将,字智周，太原人。官至陵川防御史。久在边地，羌人识之。知环州，种世衡得俘虏，问：“尔畏谁？”答：“畏安太保。”种指安，说：“此长髯将军正是。”
安得裕：北宋初朔州人安德裕，字益之，后晋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的儿子。安重荣因不满高祖石敬瑭向契丹自称“儿皇帝”而反晋，被杀，其属下秦习把安德裕藏匿养大。他幼年时就喜欢笔砚一类文具，读书后，博贯文史，尤其精于《礼》、《传》。北宋开宝初年进士，官至金部郎中，出任睦州知州。著文集四十卷。
安袍王：
李抱玉，本安兴贵曾孙，世居河西，始名重璋。乾元初，李光弼引为裨校。天宝末，元宗以战河西有功，改今名。至德二载，上言耻与逆臣共宗，诏赐姓李，徙居京兆。进右羽林大将军，摄御史中丞、陈郑颍亳节度使。佐李光弼破史思明，功第一，封栾城县公。代宗立，以功授兵部尚书、武威郡王。恳辞王爵，徙凉国公，进司徒。广德中以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西陇右副元帅，大历中加山南西道副元帅兼节度使。十二年卒，赠太保，谥昭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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