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档案管理》：郑州
2.《中国档案》
3.《档案春秋》上海
一本以丰富的档案信息资源为依托，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档案信息的知情权为服务宗旨，充分展示档案与社会、历史、人生密切联系的综合性档案文化月刊。面向所有关注档案文化、偏爱人文历史、眷顾上海万象、肯备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档案工作者及社会人士。同时欢迎各界方家踊跃赐稿。
本文摘自：《档案春秋》2009年第8期 作者：童然星
旅游，在如今已成为一种时尚。但回顾20世纪初，中国还没有近代化的旅游概念，也不具备新式旅游的条件。在英国人托马斯·库克1845年创立世界第一家旅行社之后近80年的1923年8月1日，第一家由中国人创办的旅行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旅行部(后改称为中国旅行社)终于宣告成立。创办人是民国时期著名银行家陈光甫(他创办的上海银行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私营银行)。
从上海银行旅行部到中国旅行社
清末民初，我国旅游业为少数洋商所垄断，在上海登陆的有英国的通济隆、美国的运通和日本的国际观光局等，但他们服务的对象只限于外国人和白领华人。陈光甫留美多年，又酷爱旅游，他之所以决心创办中国第一家旅行社，据原上海银行天津分行经理资耀华(解放后曾任上海银行总经理)口述：“上海银行办的中国旅行社是我国第一家。陈光甫创办中国旅行社的动机，开始时还不是作为一种业务，而是对抗洋人，为国争气。旧中国旅行社都是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的洋商所办，中国人要出国，办理旅游手续都要经过他们之手。洋商不仅收费高昂，而且态度傲慢无礼，根本看不起中国人。陈光甫时常出国，时常受气。有一次洋商办事的人傲慢无礼，使他实在忍受不住了，同对方争执了几句，对方冷笑着说：‘你不满意，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自己办一个呢?’对陈光甫非常蔑视。陈一怒之下，决心创办中国旅行社。”除了爱国和争回祖国的权利外，陈光甫还认为，为了让国人及各国人士了解中国古老悠久的文化和名胜古迹，也必须建立健全为旅客服务的机构，这是他要创办中国旅行社的又一动因。
1923年4月，由陈光甫任总经理的上海银行正式呈文北洋政府交通部，提请代售火车票，办理旅行业务。当时交通部正召开全国铁路联运会议，该案一经交议，立即遭到身居要职的铁路洋员反对。表面理由是英、日、美、法等国在华均有旅行机构，绝无再设的必要，实际上是担心会削减外国在华旅行机构的既得利益。幸好时任交通总长的叶恭绰、路政司司长刘景山及各路华员皆竭力支持，所以经激烈辩论后终获通过。是年8月1日，上海银行旅行部正式宣告成立。这一天，是中国旅游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天。因为按国际惯例，商业性旅行社的产生是一个国家近代旅游业诞生的标志。
旅行部成立一个月后，即在杭州设立分部，以后陆续扩大规模，5年间，共设立分部11处。1927年，经上海银行董事会开会研究，决定投资5万元(后增资至50万元)，旅行部自立门户，6月1日，正式改名“中国旅行社”，并向国民政府交通部申请注册，经该部核准，于1928年1月拿到了第一号旅行业执照。
“顾客至上，服务社会”的办社宗旨
早在创办上海银行时，陈光甫就提出了行训：“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中国旅行社继承了这一口号，以“顾客至上，服务社会”为宗旨，确立了“发扬国光，服务旅行，阐扬名胜，改进食宿，致力货运，推进文化”的二十四字方针，开始了旅行社的创业之路。
刚开始，旅行社的业务比较简单，以客运为主，先是代售国内火车及轮船票，复与美、日铁路公司及美、法、英、日等轮船公司洽妥，代售国外铁路、轮船公司客票，待中国航空公司成立后，再代售飞机票。第一任经理朱成章为累积经验，曾多次身穿招待员制服上车站迎送旅客或亲自驾车为旅客购票，提出了一系列便民措施。
中国旅行社在设立之初是亏本的，以后也长期不能盈利，因此上海银行内部不少人反对这项生意，但陈光甫始终坚持办理。他曾对大家说：“天地间万物有重于金钱者，好感是也。能得一人之好感远胜于得一人之金钱。今旅行社博得社会人士无数量之好感，其盈余为何好耶?”陈光甫同时认为，经过积累经验，改进经营管理，增加服务项目，这种“有形的亏损”，也是可以转变为“有形的盈余”的。陈光甫终以“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的服务态度和实际行动，赢得了众多顾客的好评，旅行社也在与洋商的竞争中站稳了脚跟，并逐渐扭亏为盈。1936年即盈利60万元。这正如金融史专家、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洪葭管先生所说的：陈光甫最终创造成功奇迹的最重要一条，就是他提出了服务社会的理念。
中国旅行社业务大发展
中国旅行社业务发展最迅速的阶段是1931年至1937年，陆续增设的分社和办事处达45所，其拓展有一特点，即与国内新开辟的交通线相同步。中国旅行社的业务范围非常广泛，既办客运，又办货运；既办招待所、旅馆、饭店，又代办火车上的餐饮；既组织国内旅游，又组织国外观光；既代办出国手续，又发行旅行支票；既设立旅行社游览团体，又直接投资开发景点；并牢牢抓住大型会议的机会开展业务。
组织旅行游览是中国旅行社的主要业务，社内专设游览部，每年春季与铁路局协商特开游杭专列，并适时组织海宁观潮、惠山游湖、超山探梅、富江揽胜及游览各地名胜古迹，其中行程较长的如1933年招待爪哇华侨实业考察团游京沪，1937年组织的赣、闽、湘、桂、粤五省旅行团，都深得社会人士的欢迎。1935年8月起，中国旅行社还主办了一种旨在营造集体旅游氛围、领略祖国名胜风光的经常性旅游团体——“中旅社旅游团”，凡参加者可以得到各种优惠，并在总社辟有专室供团员聚会、消闲、联络感情，到1937年春，团员人数已从初创时的150人增加到900人。这种团体对稳定和发展客源，增强旅游部门的凝聚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29年杭州举行首届西湖博览会，盛况空前。中国旅行社从香港、南京、天津等地组织团体赴杭参观，在会议期间提供旅舍、租汽车、代雇向导等，还特别编辑《西子湖》一书散发和在通往博览会的沿途竖立指路牌，为外来者提供游览指南，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誉。此后如1933年在青岛举行的华北运动会，1934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十二届全国大会，i935年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等多次重要会议和活动中，都能看到中旅社的身影。甚至1932年因日本侵略东三省而由“国联”(即国际联盟，是一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二战后被联合国取代)派来的“李顿调查团”(因团长英国人李顿爵士而得名，由英、美、法、德、意等5国代表组成，于当时赴中国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情况)也由中国旅行社这一民间企业负责接待和办理一应事宜，可见其声誉之隆。
1926年暮春，中旅社首次办理赴日本观樱团。此后，海外市场不断开拓。从1933年起，每年组织中国伊斯兰教信徒赴麦加朝圣团；1936年中国参加柏林第11届奥运会的代表团及参观团的出国手续、票务及行前指导等亦由中旅社办理。仅1931年春与日本国际观光局合作，中旅社就接待了日本游览团体计20余批，参加者3000余人，他们在我国共消费了20余万元，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中旅社代办出国手续，深得出国留学生的欢迎。因为从介绍欧美著名大学的章程起，到登记名单、办理留学证书、出国护照、入境证、订舱位、代换外币，直至对方国家派员到码头迎候，再送上火车去应考、留学的学校，这一切都由中国旅行社一手操办。至于中旅社发行的中外旅行支票，不仅为旅客提供了方便，还为上海银行多了一笔活期存款，这在解放前的金融史上也是值得一书的。
严格管理与宣传教育
中国旅行社有着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独到的宣传教育方法。陈光甫曾对旅行社人员说：“吾人有必须注意者，吾人经营斯业，宗旨在辅助工商服务社会，平时待人接物宜谦恭有礼，持躬律己宜自强不息，务求旅客之欢心，博社会之好感，庶几无负创业初衷。”他要求对顾客要笑脸相迎，衣着整齐，手面清洁。对员工一律招考录用，通过培训、实习，达到一定水平后才安排工作，工作后先在各部门轮流循环工作，多年后便成为一名旅游业的多面手。至于人员的升降，一律以才能学识为标准，学历仅作参考，但对导游则要求基本上是大学文科毕业生，上岗后先经培训，还择才送英美深造，并经常请外国专家来进行授课。
人们一接触到中国旅行社，处处能感受到它的与众不同。工作人员一律穿着标志性制服，到车船码头的接待人员还头戴专门制服帽，帽上的“旅”字标识熠熠生辉，五角星红光闪烁，引人注目。工作人员的服务极为周到，不以貌取人。为广泛宣传旅行对社会人生的意义，中国旅行社于1927年创刊《旅行杂志》，为中国第一本旅行类杂志，初为季刊，后改为月刊，由名家执笔，特约撰稿，内容丰富，每期印有数十幅精美照片，公开发行，并分送中外交通机构及其高级职员，以求加强社会各界对中国旅行社的印象。
为加强对国外宣传，1931年中国旅行社通过在美国西雅图所设的通讯社，向美国各界发出招待游华专售邀请信5000封，信笺都经过熏香，富丽精美，赏心悦目，不失为一种极好的宣传。1933年又聘美籍记者斯诺撰写中国风景名胜的英文小册五种，分寄外洋各机关、各轮船公司、各铁路及航空公司。当时许多名人致函中旅，啧啧称道。陈光甫认为：“为社会便利计，又为本行之宣传计，此种宣传力甚大，人人知有中国旅行社，即知有上海银行。”不愧是一位精明的金融企业家。
陈光甫首创中国旅行社，以服务社会为理念，悉心经营，开拓发展，使之成为民国史上第一家大型旅游服务企业，并跻身于世界级旅行社之列。作为中国近代第一家正规的旅行社，中旅社自1923年成立直至1953年宣告结束，以其30多年的不凡旅程，为后人留下了服务社会的宝贵理念和丰富经验，值得后人借鉴与仿效。
一、著作
[1]杜正贞：《近代山区社会的习惯、契约和权利——龙泉司法档案的社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版。
[2]吴铮强：《龙泉司法档案职权主义民事诉讼文书研究》，中华书局，2021年版。
二、期刊论文
[1]尹伟琴：《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基层司法官员薪酬考》，《学术界》，2010年第1期。
[2]尹伟琴：《论民国时期基层法院判决依据的多样性：以浙江龙泉祭田纠纷司法档案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3]杜正贞、吴铮强：《龙泉司法档案的主要特点与史料价值》，《民国档案》，2011年第1期。
[4]吴铮强、杜正贞、张凯：《龙泉司法档案晚清诉状格式研究》，《文史》，2011年第4期。
[5]杜正贞：《晚清民国时期的祭田轮值纠纷：从浙江龙泉司法档案看亲属继承制度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
[6]杜正贞、吴铮强：《地方诉讼中的契约应用与契约观念：从龙泉司法档案晚清部分看国家与民间的契约规则》，《文史》，2012年第1期。
[7]陈明华：《龙泉民国司法档案概况》，《浙江档案》，2013年第1期。
[8]吴铮强：《“宣统元年刘廷滔控谢河清等领契据案”研究》，《浙江档案》，2013年第2期。
[9]杜正贞：《龙泉司法档案中的族产纠纷》，《浙江档案》，2013年第3期。
[10]傅俊：《龙泉民国司法档案中的古青瓷仿制纠纷案》，《浙江档案》，2013年第4期。
[11]张健：《晚清民国刑事和解的第三领域：基于龙泉司法档案刑事案件官批民调制度的考察》，《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4期。
[12]张健：《试析龙泉司法档案中的贫困与犯罪》，《档案》，2013年第3期。
[13]张健：《从龙泉司法档案看民国时期的检察文书》，《浙江档案》，2013年第4期。
[14]张凯：《民初龙泉县学警纠纷与司法裁断》，《浙江档案》，2013年第5期。
[15]陈明华：《龙泉司法档案展现的民间寺庙产权》，《浙江档案》，2013年第6期。
[16]孙业凯、吴铮强：《1912-1927年浙江省龙泉县审判机构的变迁》，《浙江档案》，2013年第7期。
[17]张凯、毛琼洁：《龙泉司法档案学术研讨会召开》，《浙江档案》，2013年第8期。
[18]吴铮强：《龙泉司法档案所见晚清屡票不案现象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19]杜正贞：《近代龙泉土地交易中的契约习惯和契约诉讼》，《浙江档案》，2013年第9期。
[20]张健：《民国检察官的刑事和解及当代启示：以浙江龙泉司法档案为例》，《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21]陈明华：《民国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吏警夜宿”叙事》，《浙江档案》，2013年第11期。
[22]毛剑杰：《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原生态历史》，《档案春秋》，2013年第12期。
[23]杜正贞：《民国时期的族规与国法——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季氏修谱案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1期。
[24]傅俊：《民国龙泉山产诉讼中的“履勘”》，《浙江档案》，2013年第12期。
[25]胡铭、张健：《转型与承续：民国时期的刑事和解——基于龙泉司法档案(1929—1949)的考察》，《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26]杜正贞：《从诉讼档案回到契约活动的现场：以晚清民初的龙泉司法档案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27]李爽：《〈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的整理与出版》，《书品》，2014年第2期。
[28]傅俊：《立足原卷 别开新境：〈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编后》，《书品》，2014年第3期。
[29]陈明华：《从私契到国法：民间寺庙产权习惯及其制度化(1722—1927)》，《明清史》，2014年第9期。
[30]吴铮强：《信牌、差票制度研究》，《文史》，2014年第2期。
[31]杜正贞：《晚清民国庭审中的女性——以龙泉司法档案供词、笔录为中心的研究》，《文史哲》，2014年第3期。
[32]杜正贞、王云婷：《民国的招赘婚书与招赘婚诉讼：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政法论坛》，2014年第3期。
[33]吴铮强：《龙泉司法档案所见县知事兼理审判程序及其意义》，《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
[34]包伟民：《社仓弊案与地方社会——晚清龙泉县〈光绪三十三年吴绍唐等侵吞积谷案〉简析》，载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编：《国家视野下的地方》，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49-163页.
[35]李洋：《龙泉司法档案中的现代法治理念“人权保障”》，《景德镇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36]张健：《民国时期国共两党民事调解的比较研究：国家权力下沉背景下的社会治理与社会动员》，《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7]张志伟、毛琼洁：《“龙泉司法档案整理与研究”项目概述》，《浙江档案》，2015年第5期。
[38]韩德强主编：《环境刑事诉讼》，《环境司法审判区域性理论与实践探索》第三章第二节，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82-99页。
[39]张健：《龙泉司法变迁及其对当代中国基层刑事司法的借鉴》，《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6年第3期。
[40]张健：《国家治理的嬗变:基层法院的制度变迁与演进逻辑——以浙江龙泉法院建设历程为中心》，《江汉学术》，2016年第5期。
[41]高元武：《龙泉晚清司法档案中的民教诉讼案》，《浙江档案》，2016年第10期。
[42]杜正贞：《从“契照＂到土地所有权状-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3期。
[43]杜正贞：《“异姓为嗣”问题中的礼、法、俗——以明清浙南族规修订为例》，《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
[44]杜正贞：《晚清民国山林所有权的获得与证明——浙江龙泉县与建德县的比较研究》，《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4期。
[45]潘超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庭调解：制度与实践——基于龙泉司法档案的考察》，《政法论坛》，2017年第4期。
[46]杜正贞：《习惯（俗）的确认与生成：从诉讼档案到历史人类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47]吴铮强：《近代中国基层民事传讯制度的演变——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例》，《文史》，2019年第1期。
[48]吴铮强：《双轨制时期(1913—1929)龙泉司法档案民事裁断文书的制作》，《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2019年第1辑。
[49]赵彦昌，刘依梦：《清至民国时期司法档案整理及研究述评》，《档案》，2019年第9期。
[50]李爽：《浅谈大型档案文献整理出版的质量控制和流程管理——以国家出版基金重大项目〈龙泉司法档案选编〉为例》，《中国编辑》，2020年第Z1期。
[51]杜正贞：《诉讼实践中的意义之网与关系之网：社会关系网络视角下的清末民初龙泉司法案例》，《民俗研究》，2020年第2期。
[52]于帅：《清代诉讼文书中的稿票考释——以浙南诉讼文书为例》，《历史档案》，2020年第2期。
[53]吴铮强：《秘密调查：龙泉司法档案所见民事诉讼程序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
[54]赵彦昌、王晓晓：《清代诉状探微》，《档案》2020年第7期。
[55]谢超：《礼法纠缠：民初异姓继承的交易逻辑与裁判考量》，《原道》，2020年第1期。
[56]李贵连，刘陈皓：《民法物权变动理论的历史经验及当代启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57]吴铮强：《过渡与互嵌：近代民事诉讼庭审记录的演变 ——基于龙泉司法档案的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58]林珊，吴跃珍：《史海遗珠 百年穿越——龙泉司法档案讲述的民国司法》，《人民司法》，2020年第30期。
[59]吴铮强：《传统与现代的互嵌：龙泉司法档案民事状词叙述模式的演变(1908—1934)》《史学月刊》，2020年第12期。
[60]封安波：《论民国时期不起诉处分的“刑事和解” ——基于龙泉司法档案(1935—1949)的考察》，《法治现代化研究》，2021年第1期。
三、学位论文
[1]徐蓓蕾：《童养媳婚姻研究：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的考察》，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2]王云婷：《龙泉司法档案中的招赘婚诉讼研究》，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3]应玉倩：《民国时期地方刑事和解的实践及其现实意义：以龙泉司法档案为研究范本》，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4]刘德召：《从龙泉司法档案看我国民国时期刑事诉讼制度》，浙江工商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5]谢超：《民初立继纠纷的化解模式探析——以龙泉司法档案寡妻立继纠纷为例》，杭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6]王雅云：《“新秩序”与“旧风俗”：民国时期龙泉县招赘婚诉讼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
[7]王崇：《晚清时期“无讼”法律思想研究——以“龙泉司法档案”为考察对象》，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8]于帅：《清代地方民事诉讼运作中的文书格式、介案群体与实践——以清中期浙南两宗讼案为中心》，浙江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
[9]华杰：《民国初期地方司法中的疑罪处理——以龙泉司法档案为材料》，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
[10]张芹芹：《晚清民国前期诉讼中的查勘——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浙江大学硕士论文，2021年。
[11]李明月：《晚清民国山林所有权确权方式的转变历程——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天津商业大学硕士论文，2021年。
四、报纸
[1]鲍丰彩、叶辉：《龙泉发现民国时期地方司法档案》，《光明日报》，2011年4月18日，第09 版。
[2]包伟民：《晚清民国：从“大老爷”到“大法官”——“龙泉档案”见证中国基层司法百年》，《中华读书报》，2011年12月7日，第5版。
[3]吴铮强、杜正贞：《龙泉司法档案个案举例》，《中华读书报》，2011年12月7日，第5版。
[4]傅俊：《龙泉民国司法档案中的古青瓷仿制纠纷案》，《中国档案报》，2013年7月11日，第3版。
[5]杜正贞：《浙江龙泉司法档案的学术价值》，《中国档案报》，2013年10月24日，第002版。
[6]吴高庆：《浙江龙泉民国司法档案的法律价值和程序特色》，《中国档案报》，2013年10月24日，第002版。
[7]陈明华：《诉讼文书中的虚构：民国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吏警食宿”叙事》，《中华读书报》，2015年1月14日，第9版。
[8]张凯：《官治与自治：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学警纠纷》，《中华读书报》，2015年2月25日，第10版。
[9]徐浩萌、张志伟：《近代民间司法实践的“活化石”》，《中国档案报》，2017年3月3日，第004版。
[10]张文波：《近年来新见法律文献史料及其价值》，《人民法院报》，2017年3月3日，第07版。
[11]曾福泉：《万卷卷宗，还原历史现场》，《浙江日报》，2018年11月27日，第9版。
[12]吴铮强：《从龙泉司法档案看近代中国职权主义民诉规则》，《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0月23日，第4版。
[13]赵世瑜：《透过生活细节还原历史现场——〈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的启示》，《中华读书报》，2019年11月14日，第15版。
[14]傅俊：《〈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的“选”与“编”》，《中华读书报》，2019年11月27日，第010版。
[15]吴佩林：《地方档案整理与出版的“龙泉经验”》，《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14日 ，第15版。
五、网络文章
[1]包伟民：《龙泉司法档案的发现及其历史价值》，《龙泉司法档案选编》总序，2018年10月23日，，2020年7月6日。
[2]吴铮强，李杨：《从龙泉司法档案看晚清民国的地方司法及社会转型》，2018年12月7日，，2020年7月6日。
[3]夫马进撰，凌鹏译：《〈龙泉司法档案〉及其价值》，2020年5月26日，，2020年5月29日。
[4]夫马进撰，凌鹏译：《“民告官”案件的背后——民国乡镇中的近代风波》，2020年5月26日，，2020年5月29日。
[5]吴铮强、章军、曾晓祺：《民国初年地方警察的角色、地位与社会冲突——记夫马进教授领读龙泉司法档案研读坊》，2019年9月5日，，2020年7月1日。
[6]古逸英华：《丢布又丢人？我带你穿越至民国审案子》，2020年3月3日，
，2020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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