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析国际合作原则在国际环境法中的发展 》
论文摘要：国际合作原则是国际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对于国际环境保护事业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该原则以国际宣言为依据，具有广泛的内容，是人类应对环境危机的必然、理性的选择。但其实施现状并不乐观。国际社会分而治之的政治格局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存在矛盾，为促进国际环境合作的发展，各国需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让渡主权，坚守合作的承诺，以求实现保护地球环境的最终目标。
论文关键词：国际合作原则;国际环境合作;途径;主权
一、国际合作原则的依据及有关规定
国际合作原则的依据是《联合国宪章》、《人类环境宣言》和《里约宣言》。
《联合国宪章》的序言宣布各成员国为促成社会进步和改善民生，要“力行宽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第一条死三款规定联合国的宗旨为“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
《人类环境宣言》第7条规定：“种类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因为它们在范围上是地区性或全球性的，或者因为它们影响共同的国际领域，将要求国与国之间广泛合作和国际组织采取行动以谋求共同的利益。”此条款尤其强调为实现环境目的，需要共同的努力，即“为筹措资金以支援发展中国家完成它们这方面的责任所需要进行的国际合作”。第22、24、25条都有关于这一原则的规定。
《里约宣言》中，有9项原则规定了加强磋商、合作的内容。其中有的是重申《人类环境宣言》的有关内容，是它的具体化。如原则24，关于战争破坏问题，规定各国“应遵守国际法关于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环境的规定，并按必要情况合作”最后一项原则明确规定：“各国和人民应诚意地本着伙伴精神合作”，将这一基本原则概括升华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国际合作原则的必然性
首先，国际环境问题的特点决定了各国必须合作，国际环境问题的特点包括全方位，全因子，整体问题与局部问题交叉和互相促进，既有当前症状又有滞后效应等。环境问题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的解决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能单独胜任的。
其次，国际社会由于在政治、经济、科学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不同国家所组成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各国必须合作。这些差异导致了各国之间存在很多利益冲突，尤其是经济和正式利益的冲突，这就反感了各国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协调行动。各国唯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克服这些利益上的冲突，共同致力于国际环境的保护。
最后，国际环境立法和国际环境法的实施要求各国进行合作。国际合作是国际环境立法和国际环境法的实施的必要条件。唯有通过国际合作，各国才能克服利益冲突，制定表现为各国之间的协调意志的国际环境法规则。所有国际环境法律文件的形成过程都是国际合作或经过斗争达到合作的过程。在合作的前提下，各国才能克服利益冲突和政治、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有效的实施国际环境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小。在这一背景下，国际关系呈现两种趋势。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增强，加之危机意识的增强、安全概念的扩展，使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权利分配问题敏感而又复杂，体现出一种无法形成“合力”的“离心”倾向，各国均有意强化政府职能，捍卫主权独立;另一方面，全球化导致国家间的联系日益增多，而由此引发的公共问题——无论是金融危机、跨国犯罪、瘟疫流行、环境问题，都使国界形同虚设。这些问题单凭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努力是不能解决的，无论他们有多么强的实力。为了生存，国家之间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应对这些问题，他们由此产生一种“合力”。
三、国际合作原则的实施现状
(一)在环境问题上采取自扫门前雪的态度
许多国家和地区不关心其他区域或其他国家的环境整治只关心自己领域范围内的环境保护。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有可能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环境治理上来，这样就导致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环境问题日益缓和的同时，另一些国家和地区环境问题日益尖锐。这样全球和地区性的环境问题与矛盾也就往往通过发达和不发达区域显示出来。
(二)南北双方在承担环境保护责任方面存在重大分歧
发达国家在几百年的发展中排放了大量污染物，最终酿成了当今世界的重大环境问题，如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酸雨等全球环境问题，都是长期积累形成的，发达国家利用地球资源的人均数量高出发展中国家几十倍。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双重挑战，发达国家理应为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题提供资金和技术。然而，多数发达国家非但没有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反而回避和推卸责任，甚至利用环境保护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这就形成了南北之间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主要分歧。
(三)南北双方环境权益的斗争异常尖锐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一直是控制与被控制、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是一种不公正、不平等和不合理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分工、国际金融贸易等方面的斗争，特别是关于环境权益的斗争非常激烈。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片面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将环境与发展割裂开来;利用环境保护干涉别国内政，要求各自放弃一些主权，尤其是在国家对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国际环境合作上缺乏诚意。发达国家在上述问题上采取的立场观点是与发展中国家对立的，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对此，发展中国家从促进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以及有效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出发，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
四、推进国际合作原则实施的途径
(一)推动全球环境法制化
环境问题对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的影响正在逐步加深，环境问题将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国际冲突。面对环境安全对国际政治的深刻影响，国际社会已认识到环境问题不能停留在各种论坛上的一般性讨论，必须寻求制定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确保各国加强合作，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国际立法是一种强制性手段，无论哪一国家加入国际环境保护公约，他就在法律上承担了相关的义务与责任;否则，就要在政治上外交上蒙受国际社会的压力，或在国际贸易上处于不利地位。近年来，新的全球性、区域性和双边环境保护条约不断出台，领域不断扩大。国际环境法的迅速发展增强了国际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性和强制性，同时也对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产生深刻影响。
(二)开展环境问题上的南北对话和东西协商
我们共享同一个地球，任何一个局部地区的环境恶化都会对全球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因而，不发达国家在改善环境时遭遇到资金、技术、设备、人才等方面的障碍时，发达国家基于历史和未来的考虑，应给予大力帮助。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由于环境治理基点的不同，在发展中国家环境投资的边际成本明显高于发达国家。可见，从全球来看，环境保护和投资的重点应放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应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环境的各种努力。尽管在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始终存在争议，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环境保护领域特有原则的最终确立，使国际环境合作具有了更加灵活的实现方式。这一原则号召各国积极应对环境危机，克服环境合作中的分歧与困难以达成共识。
(三)建立可持续发展指导下的国际环境保护合作关系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全面的发展观，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经济行为和生活方式，调整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逐步从理论走向实践。为确保持续发展，各国将在制定经济、社会、财政、能源、交通、农业、贸易及其他政策时，进行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并寻求更大范围的国际参与。国际社会也必须在政策、措施上实行更大范围的协调配合，以解决任何可能影响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的环境与发展问题。可以相信，未来世界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将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人类在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路上将最终走到一起。
从全球主义者角度看，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一个国际结构性的变化是，国家的传统权利及权力在淡化，而国际社会的共同职责在加强，影响在扩大;变化的特点是，从最低限度的合作目标，朝建立国际规则和承担更大责任的方向前进，朝改善及改造国家内部的组织功能的方向演进，朝形成共同的星球意识的方向演进。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主权弱化的时代。国际环境合作的成功与否依赖各合作主体的合作诚意及采取的实质措施，需要主权国家更多地站在人类共同利益的角度，更多地让渡主权，以长远利益为重，同心协力，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
自然法学说对国际法学发展的影响论文
摘 要 国际法学的思想和理论从萌芽到全面发展成熟，无不和自然法的理论学说休戚相关，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神学自然法，到16、17世纪的近代自然法，以及晚近的价值取向主义自然法学等，都对国际法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在自然法的帮助下，历史教导人类走出中世纪的制度而进入近代的制度，而尤其是国际法，其本身的存在更应归功于自然法学说。
关键词 自然法 国际法学 上古时代
近代国际法学的建立，通常认为是以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的问世为标志，然而国际法学最早的理论渊源则来可追溯至上古时代的自然法学说，应当说，国际法从孕育、诞生、发展到日益成熟，无不伴随着自然法学的变化和发展，自然法学说对国际法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支持和推动作用，以至于“如果没有自然法体系和自然法先知者的学说，近代宪法和近代国际法都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
特别是近代国际法，其本身的存在应归功于自然法学说”。
一、上古时代的自然法与国际法思想萌芽
上古时代，人类社会即已经出现了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但是却很难说已经产生了国际法学理论或相关的国际法著作。
事实上，有关国际法的学说和理论直至欧洲中世纪中后期才开始真正出现，且更多是出现在神学和哲学的研究或著作中。
然而，从古希腊时代产生的自然法思想，却成为后世众多学者论述国际法学理论的起点和重要支撑。
(一)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和世界国家理论
在西方世界，自然法的观念和理论起源于以芝诺为代表的斯多葛派(the Stoic school)。
芝诺及其追随者把“自然”的概念置于他们哲学体系的核心位置。
所谓自然，就是“支配性原则”(ruling principle)。
这种支配性原则本质上具有一种理性的品格。
芝诺认为整个宇宙是由一种实质构成的，而这种实质就是理性。
在斯多葛派看来，理性寓于所有人的身心之中，不分国别或种族。
因此，存在着一种基于理性的普遍的自然法，它在整个宇宙中都是普遍有效的。
它出自两个渊源：一是上帝的神旨统治着世界这一事实，二是人类所具有的理性的和社会的本性，而这种本性使得他们与上帝相近似。
这种自然法可以说是一种世界国家的'体制;它在各地相同，且以一种不变的方式拘束着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
这一哲学理论对国际法学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它在自然理性基础上提出只有一种共通的公民资格和一种共通的法律的世界国家的观念;第二，它为存在一种对世界上一切国家和个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提供了理论支撑，而国际法正是这样一种法律。
(二)西塞罗的法律观
西塞罗是斯多葛哲学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事实上，公元前1世纪初期人们所知道的有关这种哲学的一切方面，几乎都只能得知于西塞罗的论著。
斯多葛派的自然法理论在西塞罗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系统化，并在西塞罗的理论中被投射到罗马的现实社会制度当中。
西塞罗还在自然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合自然法”国家的理论。
他认为，除非国家是一个为了伦理目的的共同体，除非国家是被道德的纽带联系起来的，否则就像奥古斯丁在后来所说的那样，国家只是一个“大规模的江洋大盗”而已。
当然，一个国家可以实行暴政，并可以用野蛮的暴力统治其臣民，但是只要这个国家这样做了，它便失去了国家的真正特征。
这一理论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际人格、国家责任和近代国际法原则的理论滥觞。
(三)古罗马的“万民法”
此外，在古罗马时代，法律和法学理论中出现了“市民法”和“万民法”的区别，但是罗马法学家还没有国际法的概念。
例如，伟大的罗马法学家盖尤斯和乌尔比尔都没有直接谈论国际法，他们都倾向于自然法的说法，盖尤斯就曾以“自然理智”为“万民法”的渊源。
尽管上古时代的自然法理论客观上为世界国家、国际社会以及国际法律制度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上述理论至多只是后世国际法学理论的滥觞，并没有在当时直接促进国际法学的产生，同时，这一自然法理论也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其根源是建立在神创造世界和人类的宗教理论基础上的。
二、古典时代的自然法和国际法学理论
16世纪开始，随着欧洲宗教改革和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斗争，以及文艺复兴的兴起，一种新的自然法哲学开始兴起，并于17、18世纪盛行于欧洲大陆。
这种新的自然法哲学被称为古典时代自然法，其典型特征表现在神学开始和法学相分离，代表人物如格老秀斯、普芬道夫、霍布斯、真提利斯等。
他们都为国际法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自然法理论基础，而其中尤以格老秀斯的贡献最为突出。
(一)格老秀斯之前的国际法学家
尽管格老秀斯被公认为近代“国际法之父”，但在其之前，已经有一些学者在著作中专门论述国际法的相关问题，并对格老秀斯产生了重要影响，最终促成了近代国际法学理论的建立。
维多利亚(Francisco Victoria，1480-1546)是西班牙多明教会的修道士，在萨拉曼卡大学担任神学教授。
他继承了阿奎那的自然法思想，在“万民法”之外创造了“民族间法”的概念。
这一术语接近于国际法的意义，成为国际法这个概念的原始。
他把“万民法”界说为“自然理智在所有民族之间的确立”，从而成为“民族间法”。
意大利法学家真提利斯是格老秀斯的先驱中最为重要的一人，他在自然法和国际法学方面的研究和著作影响较大。
真提利斯在推动国际法学脱离神学的束缚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提出教皇不应有任何仲裁的权力，并将万民法看作为普通的法律，使非基督教社会和野蛮社会都包括在万民法的管辖范围内。
通过扩大自然法和万民法的范畴，真提利斯推动了国际法学理论的世俗化，并扩大了国际法的视界。
(二)格老秀斯的自然法体系和国际法学说
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被称为近代国际法的鼻祖，同时也是古典时代自然法的重要代表人物。
格老秀斯把自然法定义为“一种正当理性的命令”，它指示：任何与合乎理性的本性相一致的行为就有一种道德上的必要性;反之，就是道德上罪恶的行为。
这一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理性自然法，开始从理论根源将自然法从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在这一新的自然法理论基础上，格老秀斯在其著作《战争与和平法》中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国际法体系，也正是以《战争与和平法》的问世为标志，国际法学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第一次建立起来。
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格老秀斯阐述了他的自然法观点和国际法学理论。
在他看来，国际法首先来自自然法，其次是来自作为自然法的补充的万民法。
格老秀斯将国际法分为“万国法”，即习惯国际法或意志国际法和自然国际法，即关于国际关系的自然法。
格老秀斯认为，自然国际法和意志国际法相比，前者更为重要。
因为，他研究国际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发现永恒的、不变的和不须各国特别同意的国际法规则，这就要求他必须以自然法为出发点，从而也就更加重视自然国际法。
在格老秀斯新的努力下，自然法理论在17、18世纪对国际法学的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
正如奥本海国际法中所说：“在自然法的帮助下，历史教导人类走出中世纪的制度而进入近代的制度。特别是国际法，其本身的存在应归功于自然法学说。”
(三)格老秀斯之后的自然法学国际法理论
1.普芬道夫的“自然法学派”国际法理论：
在近代国际法学史上，萨缪尔・普芬道夫被称为“自然法学派”的典型代表人物。
“自然法学派”又被称为“国际法否认派”，是指那些否认由习惯或条约产生的任何实在国际法而主张全部国际法只是自然法的一部分的学者。
普芬道夫以霍布斯的自然法理论为基础，将自然法分为个人的自然法和国家的自然法，并提出国家的自然法即是国际法，且在自然国际法之外，没有任何具有真正法律效力的意志国际法存在。
因此与之相应，在国际社会，自然国际法要求所有的国家在自我保护的同时，应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而只有符合以上原则的国际法，才是真正符合自然国际法。
普芬道夫指出，对于主权者而言，自然法才是真正的法律，而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义务。
2.“格老秀斯派”的国际法理论：
与格老秀斯的观点相类似，格老秀斯派的国际法学者将国际法分为自然国际法和意志国际法。
但是与格老秀斯不同，他们更倾向于采取一种折中的观点，即认为自然国际法和意志国际法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其典型代表人物是德国的沃尔夫。
沃尔夫是德国哲学家，同时是自然法和国际法教授，他的理论以自然法为出发点，同时又注重实在法。
同普芬道夫的理论相似，他主张有自然状态，且这种自然状态既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国际法;在自然状态中，国家有自保和自全的权利。
但是，沃尔夫又提出，这种权利是不完全的权利，只有通过条约，才能成为完全的权利。
此外，沃尔夫还提出了“世界国家”的概念，这个“世界国家”产生各国合作所依据的规则，这些规则就是“意志法”，与之相对应的是从自然状态所直接产生的“必要法”。
三、19世纪以来自然法学和国际法学的新发展
19世纪初期，随着实证主义法学理论对自然法学说取得绝对优势，自然法学派国际法理论逐渐处于下风。
实在法主义否认国家意志以外任何国际法渊源的有效性，甚至否认纯粹的实在国际法以外任何国际法具有科学的性质。
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法学为了符合法哲学的发展趋势和约定国际法和仲裁实践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严格遵守实在法见解的态度。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经历了纳粹时期的巨大社会变动后，以拉德布鲁赫为代表的一批法学家开始反思实证主义法学的弊端，并开始逐渐倾向于自然法主义。
随着自然法以一种新的形式的复兴和价值取向法理学的兴起，自然法学的国际法学开始取代严格的实在法主义国际法学理论。
在实践中，现在一般都一致认为，在没有以各国实践为根据的法律规则的情形下，国际法可以由于援用正义的规则和一般法律原则而得到适当的补充和丰富，而这种援用甚至成为了国际法司法判决和仲裁裁判中的经常现象。
正如奥本海所说：近代涵义的自然法规则“虽然不能在国内法院中加以强制执行，却具有一种超越任何一个主权国际法的实在法的持久效力”。
因此我们说，国际法，其本身的存在更应归功于自然法学说。
注释：
[英]劳特派特著.王铁崖、陈体强译.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一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63，65，84.
[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6，45.
[美]乔治・萨拜因著.[美]托马斯・索尔森修订.邓正来译.政治学说史(第四版)(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09，207.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