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实施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城市社会问题比过去都要尖锐、复杂严重很多。比如说城镇化的质量问题，老龄化社会问题、人口就业问题、城市贫困差距问题。我国正处在重大转型发展时期，巨大的社会转型和日益紧张的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的关系，将会是未来城市社会研究的热点。
论城市生态化与生态城市城镇建设论文作者：本站 来源：网络 发布时间：2006-9-22 18:34:00 发布人：admin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角度看，人类经历了蒙昧、野蛮而逐步走向文明，从渔猎文明发展到农业文明再发展到现在的工业文明，每一次文明更替都是一次社会革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大进步。目前的工业文明虽取得很大成就，但因其固有问题的严重化，已经开始走向衰退，当前一种新的文明，作为工业文明的替代力量正在兴起，这就是说现在面临着工业文明向一种新的文明的过渡，这种新文明即为生态文明。人类社会也将从工业社会转向生态社会，从工业化发展模式转向生态化发展模式。
生态化发展模式是在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辩证否定，它扬弃了只注重经济效益不顾人类福利和生态后果的唯经济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转向兼顾人口、社会、经济、环境和资源持续发展的，注重复合生态整体效益的发展模式。生态化发展模式是人们对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所走过的道路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这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性的重大转折，是人类改变传统发展模式和开拓新文明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 城市生态化及其发展对策
在世纪之交，新旧文明转换之际，我国城市发展面临两种选择。或者走传统工业化发展道路，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发生根本改变，最多只进行适当的调整；或者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根本性变革，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化发展之路。第一种选择是危险的，"边发展、边治理"或"先发展、后治理"使人类"生存危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甚至拖延解决，只会使为之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到最后可供选择的余地也愈来愈小。我国应该也必须选择第二种，尽管我国城市将在发展中面临更多挑战。城市走生态化发展道路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走出"城市病"困境的必然选择，是提高人居环境质量，维护全球生存与发展的迫切要求，变革势在必行。
所谓城市生态化简单地说就是实现城市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演进过程。这里"生态化"已不再是单纯生物学的含义，而是综合、整体的概念，蕴含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的内容，城市生态化强调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和整体生态化，即实现人-自然共同演进、和谐发展、共生共荣，它是可持续发展模式。社会生态化表现为人们有自觉的生态意识和环境价值观，生活质量、人口素质及健康水平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相适应，有一个保障人人平等、自由、教育、人权和免受暴力的社会环境。经济生态化表现为采用可持续的生产、消费、交通和住区发展模式，实现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对经济增长，不仅重视增长数量，更追求质量的提高，提高资源的再生和综合利用水平。环境生态化表现为发展以保护自然为基础，与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自然环境及其演进过程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合理利用一切自然资源和保护生命支持系统，开发建设活动始终保持在环境承载能力之内。
城市走生态化发展之路标志着城市由传统的唯经济开发模式向复合生态开发模式转变，这意味着一场破旧立新的社会变革，因为它不仅涉及到城市物质环境的生态建设、生态恢复，还涉及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政策法规等方面的根本性转变。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科技水平、人口素质、意识观念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这些因素都将影响到城市生态化发展。底子薄、人口多的国情决定了必须开辟一条非传统式又非西方化的"中国特色"城市生态化发展之路。以下几点建议对促进城市生态化发展是重要的。
1.1 加强宣传教育，普及和提高公众的生态意识
实现城市生态化发展，首先必须宣传、普及生态意识，倡导生态价值观，使公众特别是领导决策层的观念转变过来，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价值观。只有改变原有的价值观，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才会改变!自觉的生态意识是实现城市生态化发展的关键。
1.2 制定行动计划，实施符合城市生态化发展的政策
城市生态化应作为我国城市今后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内容，并与《中国21世纪议程》结合起来，把这种思想贯彻到政策、计划中去。改变以前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政策、计划，制定城市各领域、各行业生态化发展的战略、步骤、目标等，并确定优先发展领域，制定一系列鼓励政策，加快城市生态化发展步伐，使城市逐步走上生态化发展道路。
1.3 加强生态立法
建立适应城市生态化发展的法规综合体系，使城市生态化发展法律化、制度化，是保证其战略、政策顺利实施的有效途径，这样城市生态化发展得到法律保证，有法可依，对不符合生态化发展的行为采取必要的行政和经济手段，保证计划的顺利实施。
1.4 设立适应城市生态化发展的职能机构
在城市各机构中可通过联合设立综合的、跨部门的生态化发展管理决策机构，组织、协调、监督城市生态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同时也作为城市生态化发展的宣传、咨询、交流和推广中心。
1.5 重视生态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凡是破坏生态平衡，导致环境污染、社会异化、经济非持续发展的技术，都是与生态化发展相违背的，解决的根本出路在于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生态学原理创造新的技术形式--生态技术。城市生态化发展必须重视增加科技投入，研制、开发生态技术、生态工艺，积极选择"适宜技术"，推广生态产业，保证发展过程低(无)污、低(无)废、低耗，提高资源循环利用率，逐步走上清洁生产、绿色消费之路，是实现城市生态化的基础。
1.6 重视城市间、区域间的合作
城市仅仅注重自身繁荣，而掠夺外界资源或将污染转嫁于周边地区都是与生态化发展背道而驰的。城市间、区域间乃至国家间必须加强合作，建立公平的伙伴关系，技术与资源共享，形成互惠共生的网络系统，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应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确保在其管辖范围内或在其控制下的活动不致损害其它城市的利益。
2 走向生态城市
2.1 生态城市释义
城市走生态化发展之路，为城市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建设生态城市(ecocity)。"生态城市"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它的内涵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前苏联生态学家杨诺斯基、美国生态学家理查德·瑞杰斯特等国内外学者对生态城市进行了研究〔1，2〕。生态城市现已超越了保护环境即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持协调的层次，溶合了社会、文化、历史、经济等因素，向更加全面的方向发展，体现的是一种广义的生态观。
生态城市是城市生态化发展的结果，简单地说它是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住区形式，自然、城、人溶为有机整体，形成互惠共生结构。生态城市的发展目标是实现人-自然的和谐(包含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自然系统和谐三方面内容)，其中追求自然系统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是基础、条件，实现人与人和谐才是生态城市的目的和根本所在，即生态城市不仅能"供养"自然，而且满足人类自身进化、发展的需求，达到"人和"。
从生态哲学角度看，生态城市实质是实现人-自然的和谐，这是生态城市价值取向所在，只有人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意识达到一定水平才能实现。从生态经济学角度看，生态城市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集约内涵式"的，采用有利于保护自然价值，又有利于创造社会文化价值的"生态技术"，建立生态化产业体系，实现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生态化"，太阳能、水电、风能等绿色能源将成为主要能源形式，智力将成为资源的开发方向〔5〕，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循环利用；从生态社会学角度看，生态城市的教育、科技、文化、道德、法律、制度等都将"生态化"。倡导生态价值观、生态伦理，人们有自觉的生态意识，建立有自觉保护环境、促进人类自身发展的机制，有公正、平等、安全、舒适的社会环境；从城市生态学角度看，生态城市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结构合理、功能稳定，达到动态平衡状态。它具备良好的生产、生活和还原缓冲功能，具备自组织、自催化的竞争序主导生态城市发生和发展，以及自调节、自抑制的共生序保证生态城市的持续稳定〔6〕。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高效利用，自然的演进过程也得到保护和发展；从城市规划学角度看，生态城市空间结构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完善，生态建筑广泛应用，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融合，城市景观成为城市文化的空间构成与表现。从地理空间角度看，生态城市是一城市化区域、城乡复合体，城与乡融合、互为一体，这里城与乡只是分工上的不同，与传统城市和乡村对立的二元经济模式有本质区别；从不同角度来看生态城市，它会有不同的"面目"，即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生态城市的内涵。以上几方面实际上也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交叉的。总之，生态城市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社会生态化、经济生态化和自然生态化，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化。自然生态化是基础，经济生态化是条件，社会生态化是目的，复合生态化是前提。
2.2 生态城市主要特点
生态城市与传统城市相比，有本质的不同，主要有以下几大特点。
p和谐性 生态城市的和谐性，不仅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自然、人共生，人回归自然、贴近自然，自然融于城市，更重要的是在人与人关系上。现在人类活动促进了经济增长，却没能实现人类自身的同步发展，生态城市是营造满足人类自身进化需求的环境，充满人情味，文化气息浓郁，拥有强有力的互帮互助的群体，富有生机与活力，生态城市不是一个用自然绿色点缀而僵死的人居环境，而是关心人、陶冶人的"爱的器官"，文化是生态城市最重要的功能，文化个性和文化魅力是生态城市的灵魂。这种和谐性是生态城市的核心内容。
p高效性 生态城市一改现代城市"高能耗"、"非循环"的运行机制，提高一切资源的利用效率，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人尽其才，各施其能，各得其所，物质、能量得到多层次分级利用，废弃物循环再生，各行业、各部门之间的共生关系协调。
p持续性 生态城市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的，兼顾不同时间、空间，合理配置资源，公平地满足现代与后代在发展和环境方面的需要，不因眼前的利益而用"掠夺"的方式促进城市暂时的"繁荣"，保证其发展的健康、持续、协调。
p整体性 生态城市不是单单追求环境优美，或自身的繁荣，而是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三者的整体效益，不仅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更注重对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在整体协调的新秩序下寻求发展。
p区域性 生态城市作为城乡统一体，其本身即为一区域概念，是建立区域平衡基础之上的，而且城市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只有平衡协调的区域才有平衡协调的生态城市。生态城市是以人-自然和谐为价值取向的，就广义而言，要实现这一目标，全球必须加强合作，共享技术与资源，形成互惠共生的网络系统，建立全球生态平衡。广义的区域观念就是全球观念。
2.3 生态城市创建策略
现代城市与生态城市相比，有很大差距，不能因此而认为生态城市是一种尽善尽美、不可实现的理想乌托邦。现代城市到生态城市可能是个很漫长的发展过程，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美国生态学家Richard Register(1990)提出了"生态结构革命"的倡议，并提出了生态城市建设的十项计划〔7〕。
普及与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致力于疏浚城市内部、外部物质与能量循环途径的技术和措施研究，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保护和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
设立生态城市建设的管理部门，完善生态城市建设的管理体制；
对城市进行生态重建(Ecological Rebuilding)，力求为居民创造多样的自由生存空间；
建立和恢复野生生物的生境；
调整和完善城市生态经济结构；
加强旧城、城市废弃土地的生态恢复；
建立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
取消汽车补贴政策；
制定政策，鼓励个人、企业参与生态城市建设。
这十项计划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西方国家生态城市建设的热点和发展趋势。当然中国城市不可照搬，只有从国情和城市实际出发来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建设生态城市道路。但一些成功经验应该借鉴的。
建设生态城市可分"三步走"，即三个阶段：
第一步：起步期(初级阶段) 大力宣传、倡导生态价值观，唤起人们对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视，制定行动计划，建立示范工程，加强能力建设，对社会经济组织结构、功能进行初步调整，为建设阶段作好准备、打下基础。第二步：建设期(过渡阶段)重在逐步调整、改造社会经济组织结构，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环境质量，加强生态重构和生态恢复，增强城市共生能力，进一步增强人的生态意识，使之自觉广泛参与生态化建设。第三步：成型期(高级阶段) 这一阶段生态城市并不是处于"静止"的理想状态，而是自觉地通过各种技术的、行政的和行为诱导的手段实现其动态平衡、持续发展，自组织、自调节能力强。但若其正负反馈失衡或自我调控失灵也会导致衰败。
以上三个阶段，对于不同城市因其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每一阶段的时间跨度也不尽相同。第一步和第二步实际上就是城市生态化发展阶段，生态城市则是城市生态化发展的高级境界。可喜的是我国已有不少城市已处于起步阶段，但还有很多城市仍在继续重蹈传统工业化发展老路。
3 结语
当前无论是大中城市还是小城镇和乡村，生态化建设实践已在我国蓬勃展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城市生态化发展及建设生态城市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面向新世纪，人类的取向和选择必然是生态化。城市走生态化发展道路、建设生态城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建设生态城市离不开创造性的规划设计，创造性的规划设计需要前瞻性的理论指导。开展对生态城市的研究成为城市(规划)研究的前沿课题。因为传统的城市规划价值观是"反自然"的，与生态城市价值观是相悖的，有必要在新的生态价值观指导下对当前城市规划理论进行根本性变革，系统地研究生态城市理论、原理及其规划设计方法、手段、技术等一系列问题。城市规划师、建筑师更应该改变观念，以适应时代发展潮流。
接上篇1、反腐败斗争任务艰巨
在近几年对民众和领导干部本身的社会调查中，腐败都被列为排在首位的社会严重问题。在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由于新的体制还没有完善，对权力的监督漏洞较多，而部分党政干部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职业道德自律弱化，加之权力可能支配的财富数额不断增加，社会风气又似乎造成“法不责众”的示范效应，所以虽然对腐败行为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但腐败现象的蔓延还没有完全遏止。近两年全国纪检监察机构每年查结的案件都达到十多万件，处分干部4000多人，其中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十几人。根据近几年揭露、查办的腐败案件，腐败犯罪（贪污、受贿、骗税、走私等）的数额惊人，有的案件案值上亿元，出现案中有案、新案牵旧案的情况，甚至涉及到一些过去具有“清廉”形象的高级干部。更为恶劣的是，有些地方的干部结伙犯案、相互包庇、为虎作伥，民愤极大。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和厦门远华集团等大案的判决，震动全国。
2000年北京举办的打击和预防经济犯罪展览、上海拍摄的反腐败影片《生死抉择》、深圳征集的反腐倡廉公益广告，在群众中引起极大的反响和共鸣，形成全社会讨伐腐败的气氛。
腐败是社会运行的腐蚀剂，它使社会财富非法地向少数人集中，严重破坏了社会公正的原则，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影响了干群关系，造成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是社会不稳定的最大隐患。反腐败斗争成功的关键，是完善对权力的监督制度，包括法律监督、党纪政纪监督、舆论监督和职业道德监督等等，健全和完善干部的资产和收入申报制度、离任审核制度、亲属回避制度、对涉案来源不明资产的没收制度、有案底者不得再任公务员的制度，等等。总之，在新形势下，反腐败不能主要立足于道德自律的基础上，必须建立法治以保证在一般的机率上，使腐败犯罪的成本远高于其可能的获利。
2、农村社会矛盾上升，从整体上减轻农民负担势在必行
近几年农村干群关系紧张，社会矛盾上升，农民集体上访和越级上访事件大量增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从事经营的经济负担过重，屡减而不轻。
中国目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尽管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不是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而是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农民收入，当然主要靠发展多种经营和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但减轻农民负担是必须解决好的问题。由于中国的人均耕地资源紧缺，每个农户的耕作面积平均只相当于其他产粮大国的几十分之一、甚至几百分之一，而粮价受国际市场的影响，价格上调的弹性很小。以目前农户的平均耕作面积，如果是专门从事农业耕作，那么能够过上丰年有余、欠年持平的温饱生活已殊属不易。如果税后还要被征收各种“费”，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但是，随着农村经济活动和社会事务的增多，社会管理的任务很重，而上级行政机构的各种部门，都要向下布置工作，并作为考评政绩的指标，促使基层行政管理机构不断膨胀，基层财政沦为吃饭财政，有的连工资也发不出来。过去贷款发工资的做法，由于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也无法再行得通，于是便以各种名目向农民收“费”，弥补财政的入不敷出。虽然近几年一再强调减轻农民负担，并取消一系列的收“费”项目，严格了收“费”比例，但仍然屡禁不止，不仅农民非常不满，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对此状况也很有意见、深表忧虑。
减轻农民负担的关键，是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从整体上减轻农业的税赋负担，不但是减费，而且要减税。现在占从业人员50%的农业劳动者，只能参与仅占国内生产总值17%的剩余分配，而且他们基本上没有养老、医疗的社会保障，要靠个人储蓄和家庭抚养克服生活风险。中国目前的非农业产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3%，应该说已经有能力反哺农业。从整体上减轻农业的税赋负担，使农民具有更多的劳动剩余进行消费，也会带动农村消费市场的转旺。现在所谓的消费市场饱和，在城市是受消费结构转型的影响，在农村实际仍主要是受收入过低的抑制。二是配合行政机构的改革，把基层不断膨胀的行政机构以及附属机构真正精简下来，清理各种吃空饷的“职位”和照顾亲属就业的职位，通过加强和充实基层财政，使基层行政机构开支完全依赖财政，并且要得到法律保证，非财政支出的各种附属机构要逐步地完全市场化，杜绝一切权力机构和财政开支机构以各种名义进行的所谓“创收”、“收费”和强行“赞助”。
3、低收入群体增大，就业形势严峻
在新增的生活困难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中，失业者、下岗职工和就业不足的人员占了相当大的比重。2000年中国的劳动力供给过剩状况，较前几年更为严重。从目前来看，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约为8%，按0.05～0.1的经验性就业弹性系数计算，2000年城镇的新增就业机会约400～600万个，另外估计职工退休等自然减员因素腾出的就业机会约为300万个，这样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总共约700～900万个。然而，2000年城镇新进入劳动年龄的劳动力约为1000万人，估计新增的下岗职工约500～600万人，加上1999年结转的劳动力供给1290万人（下岗＋失业），劳动力的总供给约2790～2890万人。考虑到城镇新增劳动年龄人口中还有很多人要进入高等教育或中等技术培训、实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约为60％，以及下岗和失业人员实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约为75%，实际的劳动力供给在2000万人左右。即便如此，劳动力的实际供给过剩仍高达1100～1300万人。如果考虑到民工进城谋职等因素，城镇就业的供求关系就更加严峻。2000年1～6月，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加上全部下岗职工共计达到1528万人，剔除35%下岗职工已经有较为稳定工作的情况（2000年上半年下岗职工抽样调查获得的比例），没有就业的下岗职工和登记失业人员为1120万人。全国不在岗职工的人数仍然呈上升趋势，至2000年9月底，全国不在岗职工达到2173.1万人，同比增长6.6%。
根据各国发展的经验，增加就业是比福利补助更有效的扶持弱势群体的措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是改善生活困难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的根本之策。但是，目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还处于不断增长的阶段，在未来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的劳动力都将面临着供大于求的局面。“安居乐业”是人们心目中小康生活的图景，中国在解决了吃饭问题之后，就业成为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因此，在完善失业保障制度的同时，要广开就业渠道，特别是要注意发展适合中国国情、有市场前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便吸纳更多的劳动力。
4、扶贫方式和弱势群体的支持网络不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减贫扶贫方面取得世人瞩目的成绩，1978～1999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到3400万人，贫困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比重从31.6%下降到3.9 %。但贫困是比较难以治理的顽症，造成贫困的原因也比较复杂。根据国际上的减贫经验，当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降到10%以下后，减贫的速度会放缓，贫困人口的减少容易进入瓶颈阶段。而且，即便将来人民生活在总体上达到富裕阶段，相对贫困也依然会存在。
现在的农村贫困人口，比较集中地分布在中西部的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地带、黄土高原、地方病高发区以及水库库区，生产和生活条件非常困难，减贫的难度很大，而且即使脱贫以后，返贫的比率也较大。因此，减贫扶贫工作也要不断改进方法，防止使扶贫演变成简单的生活困难补贴，特别是要防止在扶贫的转移支付过程中出现“漏桶”问题，即扶贫的款项在转交的过程中流失量过多（过高的管理成本、挪作他用或只是被用于即时消费等等），以至于国家用于扶贫的付出远高于贫困人口从转移支付中的直接受益。在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入、改善其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的同时，要发展以工代赈、小额贷款、技术培训、生活移民、教育扶贫等多种经验证明有效的扶贫方式，坚持开发式扶贫，特别是要重点做好西部及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的扶贫工作。
城市中的生活困难群体，随着近几年下岗职工人数的增多，问题变得比较突出。他们的收入较低，工作和收入都不稳定，有些则是丧失就业能力而需要救济的人口，而近几年子女教育和医疗的费用增长很快，各方面的生活开支压力很大。在政府的努力下，目前下岗职工生活费和退休金的拖欠问题虽有所缓解，但医疗费的拖欠问题仍然严重，据全国总工会的调查，企业中约有50%的职工不能全部或部分报销医疗费。
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个人生活保障体系和生活困难群体的社会支持体系，都是建立在各级和各类单位中的。随着保障体制的改革，单位保障逐步转变为社会保障。顺应这种转变，对生活困难群体的帮助和扶持，也要从以单位为主体的支持体系转变为以社区为主体的支持网络。中国现有的由街道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构成的社区组织网络，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很好的替代作用。它们遍布基层，熟悉千家万户的情况，便于监督和管理，而且成本较低。要通过制度化的措施，将社会保障机构与社区组织和各种社会中介机构密切衔接，建立广泛的生活困难群体的社会支持网，使社区组织成为中国新型社会支持网的基础。
5、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中国目前收入分配的特点，是财政工资体制中的平均主义和市场分配体制中的差距过大并存，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后者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成为一个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无论是根据对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测算方法还是五等份的测算方法，基于统计和调查材料的分析都表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由于灰色收入的大量存在，实际的收入差距可能还要大大高于统计结果，而且财富的收入差距更远高于收入差距。据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截止1999年6月末，城镇20%的最高收入户，拥有48.5%的全部收入，而20%的最低收入户，只拥有7.1%的全部收入，二者的比差是6.8:1；城镇20%的金融资产最多的家庭，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占全部城市居民金融资产量的55.4%，而20%的金融资产最少的城镇家庭，仅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1.5%，二者的比差为36.9:1。在农村，至1998年末，20%高收入农户拥有的银行存款，占全部样本户总存款额的55%，而14.6%年人均纯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农户，拥有的存款尚不足存款总额的3%。
过去人们曾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会出现“倒U型”变动曲线，即在发展的初期，收入差距较小；在起飞和加速发展时期，收入差距会迅速扩大；但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收入差距会自动得到改善。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的经验研究结果证明，贫富差距的控制不能完全依赖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
维护社会公正，要坚持依法治国，通过完善有关法规来理顺收入分配的秩序。要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加大打击偷税漏税和防止逃税的力度，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完善个人所得税法，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防止收入分配差距过分扩大。
为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在“十五”计划期间，要实施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在进一步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同时，推动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努力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要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加大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改善西部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促进地区间的协调发展。
6、社会安全感降低
社会安全感是衡量人民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从需求层次上看，对人们的生活来说，在生理需求满足以后，安全的需求就变得格外重要。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和人们活动范围的增大，犯罪的机会也增多，在社会秩序的控制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一些非法暴富者的恶劣示范效应，使一些人为了“致富”不择手段，甚至铤而走险，进行走私贩毒、盗窃诈骗、抢劫绑票、拐卖人口、倒卖枪支、谋财害命等犯罪活动。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些地方，黑社会组织活动猖獗，为非作歹，横行霸道，民愤极大。
刑事案件和犯罪活动的屡屡发生，使一些地方的社会治安状况恶化，造成人们生活的安全感降低。在一些新兴小城市，一些刚刚建起的漂亮的住宅楼，却都安装上密密麻麻的防盗窗，形同牢房。
提高人民生活的质量，首先要提供一个安全生活的环境。因此，要加大依法治国、打击犯罪的力度，建立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
城市是社会生活与矛盾的集合体
城市的最显著特征是人口密集，因此，社会问题集中地发生在城市里。城市社会问题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产生不同的社会问题；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问题的表现形式也不相同，所以城市社会问题复杂多样，问题的严重程度强弱不等。因此，社会和空间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交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关系。
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现实的城市规划对城市社会问题的解决总是难以取得理想的结果，旧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总是伴随着新的社会问题的产生，从城市住房拥挤、环境恶劣到房屋破旧、住宅紧张，从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到内城衰退、社会混乱，从出现贫民窟到社会分化，从公众参与、社区规划到倡导性规划等，可以说城市社会问题既可以成为城市发展的桎梏，又反过来成为城市发展的目标和现实动力。城市社会问题的不断出现、解决和城市规划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近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也总是在不断地寻求解决城市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取得发展。
2. 健康的社会环境是促进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
健康的社会环境作为城市发展理性的选择，它旨在促进更加宽广的公平环境、诚信环境和管理环境，不仅能使资源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和利用，而且能使城市的各项社会资源的效益最大化，推动城市文明的继续和发展。城市社会的健康发展，必然促进人的素质不断提高，人与人的关系不断改善，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