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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正是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惊天动地伟业中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符合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邓小平同志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这一表述，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同样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就已经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他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试图按图索骥，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中国，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托于实行和发展资本主义。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以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国民党也曾在大陆搞资本主义，最后留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历史以其血的代价告诉我们，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一方面，封建主义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在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封建势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封建势力还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同志曾说：“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势力排除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它们决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有完全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因而，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国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中国人民选择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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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论文范文篇1
浅论历史学教育专业创新教学目标
知识经济呼唤创新教育，这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知识经济的战略共识。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千千万万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一个国家创新精神的培育和创新能力的形成，离不开丰富的人力资源的蓄积与合理运用，只有在人力资源充分涌现、得到持续开发与合理运用的基础上，创新精神的增长和创新能力的形成才能落到实处。笔者就历史教学培育学生创新精神的教育目标进行论述，认为明确创新的教学目标是开展创新教育的出发点。
一、历史学教育专业开展创新教育的必要性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创新不仅作为一种微观层面上获得经济效益的工具性行动的效应越来越突出，而且其作为一种宏观层面上当代世界之本质特征的演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整个世界的发展已进入创新的热潮之中。创新是当代人综合素质的体现，是一种积极开拓进取、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是人的本质特征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历史学是一门社会功能很强的学科，学习它不仅可以丰富人的知识结构，提高 文化 素养，还能提高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形成科学的历史观、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历史教学培养创新精神要立足于学科优势，从培育综合素质高的人才的高度出发，着重培养学生的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运用历史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形成健康的心理、塑造健全的品格，增强实践能力。
二、明晰历史学教育专业创新教育目标
1.培养学生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使学生学会学习
在信息社会里，知识总量成倍增长，人们接受知识的能力显得相对不足，预测一个人潜在成就的高低，不只是看他拥有多少知识量，而更重要的是看他获取与处理新知识的能力有多高。历史学知识浩如烟海，内容包罗万象，一个人倾其毕生精力也难遍览无遗。因此，历史教学要把主要教学目标放在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上，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学习包括学会阅读、学会记忆、学会检索、学会考证、学会分析综合和学会归纳对比，即掌握获取与处理信息的能力。这一能力是学生成长的基石，也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前提。
2.培养学生运用历史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学会思考
创造性思维能力是创新能力的核心要素，是创新人才最常见的思维特征。培养创新精神的关键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即在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又不为现成的结论所束缚，敢于质疑，敢于提出不同见解。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世世代代留传下来的史书、史论汗牛充栋，同一历史事件在不同的史学家眼里很可能是截然不同的评价。历史教学必须教会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分析、解决问题，这是历史教学最突出的学科优势。如果说辩证思维是教会人们从正反两个方面看待事物，历史思维则是引导人们从不同的时空立体地观察世界，它使得学生的思维领域更为宽泛、思维角度更为全面、思维层次更为清晰、思维质量更为精深。
3.让学生形成健康的心理，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
创新不仅表现为一种外在的能力，还表现为一种内在的心理状态。勇于创新的人普遍具有丰富的情感和顽强的意志，它们像火箭燃料舱中的催化剂，能促使人的创新潜能充分发挥出来。历史教学应挖掘教材中丰富的情感因素，以质朴的情感感染学生，以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英雄 事迹 激励学生，使学生的思路与世界历史的走势、中华民族的发展需要相吻合，保持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和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进而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
4.塑造健全的个性品格，使学生学会做人
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人，首先是一个人格健全的人，崇高的理想抱负、炽热的爱国热情、坚韧不拔的毅力、顽强拼搏的精神，这些都是创新成功的必备条件。青年时期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时期，教学生学会做人尤其重要。人们通常说的历史学教育是公民教育、人世教育，是说历史学能培养青年人的立身处世之本。因此，历史学的创新教育目标始终要坚持强化人格教育。当代著名科学学专家赵红洲教授认为，创新个性品格主要表现在好奇心与怀疑精神、自信心与谦逊精神、进取心与献身精神等方面。一个人个性品格的形成来源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 社会实践 活动，历史教学在帮助学生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客观事物、分辨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社会现象方面，能起到独特的作用。多姿多彩的历史人物和他们不同的人生追求，是学生形成创新品格的重要激励因素。
5.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使创新精神与创新技能结合起来
学校的创新教育，主要是通过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来实现的。我们过去培养的学生有高分低能、眼高手低的通病，关键在于我们对学生实践活动的重视不够。学以致用永远是教育教学的终极目标。
就历史学教育专业而言，要增强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就要有目的、有针对性地组织学生深入大众之中，了解和关注社会的发展，做必要的专题调查研究，写出调查 报告 或历史论文;要经常组织不同院校、不同学科的学生进行专题讨论、 辩论 、历史知识竞赛，在知识的交流和思维的碰撞中，激发学生创新的紧迫感和敏锐性;利用历史教学技能课组织学生制作教学课件、教具、绘制历史地图，要求准教师上讲台展示创新风范，增长创新技能。这样使创新意识、创新精神与创新技术、创新能力统一起来，使创新成为一种品格、一种思路，成为一种欲罢不能的驱动力。
三、小结
创新教育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突破口，历史学教育专业的创新教学目标应建立在创新性思维、实践能力、自主学习、创新开拓意识等基本素质教育的基础上，综合素质教育是创新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二者相互依赖、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推进以创新教育为突破口的素质教育，是我国面对知识经济挑战和抓住历史机遇的战略性需求，是培养千千万万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需求，是世界历史发展和民族繁荣振兴的需求，是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历史学的论文范文篇2
浅论心理史学对历史学的影响
摘 要：由于与心智史学、心态史学、历史心理学存在着概念界定不清的问题，并且在已有的相关着作中，暴露出理论基础不牢固，对史料地运用不够科学，分析问题过于简单化、片面化等缺陷，心理史学一度处于较为混乱的发展状态，但不可否认的是，心理史学在增强历史生动性，扩大历史研究领域，加深对历史地理解及丰富史学理论和 方法 等方面，对历史学做出了杰出贡献。对心理史学地完善，需要做到：加强研究者的心理学理论学习;注意搜集充分的有关历史人物个体心理的材料，并要保证这些材料的客观真实性;处理好个性心理的稳定性和变化性之间的关系;坚持唯物史观指导;研究者还要注意自身心理对研究行为的影响。
关键词：心理史学;精神分析;历史学
1910年，弗洛伊德(S.Freud)出版了《列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这是现代心理史学的开山之作，此后，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现如今心理史学已经发展成为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在这一过程中，以美国学者埃里克森(Erik.H.Erikson)为首的新一代心理史学家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心理史学对历史学的贡献
要探寻心理史学对历史学的贡献，首先需要对心理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有清晰的认识。胡波对此有专文探究，在他看来，历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的个体与群体的心理活动”;研究目的和任务是“研究历史主体的心理活动以及对探索历史或撰写历史所必然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从而使研究之范围获得了一定的规范化。”研究方法的实质与特征，“即运用心理学知识来研究过去时代人们的心理及其对于社会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并且进一步指明它是心理学与历史学内在的有机结合，而不是某些外加的标志[1]。笔者认为心理史学的研究对象中还应包括两个重要方面即民族心理和变态心理，这两种心理在历史变动期和部分地区对人们行为的影响非常显著，
心理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对历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第一，增强了历史研究的生动性，融合了史学的学术性和通俗性，扩大了史学的传播范围，使史学的社会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历史是由成千上万的事件构成的，每件事情又是由气质性格各异的人物怀着不同的愿望和心态来进行的，历史本来是一幅绚丽多姿的美好画卷，这些历史的原本面貌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一定程度上甚至受到了压抑。心理史学深入人物内心深处，注重对其心理动机和愿望心态的探究，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历史人物的精神风貌和个性特征。此外，通过对剖析、比较、描述不同群体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便于人们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它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第二，在广度上扩大了历史研究领域，有助于深化丰富历史研究。传统的历史研究集中于政治、经济、文化这三大方面，而心理史学从心理学的角度关注人的情绪、性格、意志及其对历史行为产生的影响。开创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有助于建立一种全面的历史，也加强了历史研究中政治、经济、文化等方 面相 互间的整合性，弥补了传统史学的不足。
第三，在深度上加深了对历史的理解。心理史学方法为历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和新的解释，它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心理分析，能够进入到历史主体深层结构中去，挖掘历史行为背后的心理因素，对心理动因的把握，在某种意义上，不仅可以更深刻地说明“是什么”，而且能够回答“为什么”。心理史学对历史个体心理的研究，可以揭示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使人物个性更加鲜明，从而避免了研究的简单化和 脸谱 化。此外，心理史对史学中的宗教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专门史的深入研究亦不乏益处。
第四，心理史学对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也做出了突出贡献，有助于史学理论的丰富和史学方法的充实完善。历史心理学以它独特的理论和方法把视角转向历史主体心理深层，这不仅使我们对历史主体心理变化规律、结构特征、功能作用等有了更进一步了解，而且以其特殊的研究方法(其中的一些具体方法如作品分析法、投射法、社会测量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传统史学那种注重抽象概括、逻辑论证方法所带来的主观性色彩)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偶然因素、个人作用等等的研究，为我们认识历史上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个人与群体各自在社会变革中的地位与作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认识法则。
除此之外，还有论者提出“心理史学的开创者和实践者的 想象力 和开创精神，是历史研究，也是一切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值得我们学习”[2]。
二、心理史学的缺陷及其应对 措施
弗洛伊德发表《列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后，震惊了学界，由最初的广受赞扬到后来的饱受诟病历史，心理史学的命运也同它的逐步开山之作一样，历经坎坷，一直以来学界对它的质疑之声都未曾间断。大卫·斯坦纳德在集中批判心理史学的《退缩的历史》一书中将困扰心理史学的问题归纳为四种：理论的难以检验、论据不足、逻辑倒错和忽视文化背景[3]。学者们，特别是历史学家们对心理史学的怀疑主要是认为多数心理史学家和心理史学著作都片面地抬高精神心理因素的历史作用，而往往忽视历史发展中的经济关系这个决定性的因素，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直接矛盾的。事实上，在美国学者埃里克森(Erik.H.Erikson)出版《青年路德》一书后，这一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解决。当然，心理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确实暴露了一些不足和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其理论基础不牢固，这一点造成了心理史学在运用心理学相关知识时缺少融合，有生搬硬套之嫌。心理学领域自身的混乱局面是形成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虽然精神分析理论在心理历史学中比较成熟，各派心理史学家也用其各自的理论对某一特定时期的历史进行了研究，在众多的理论中没有一种理论能得到公认，这样他们对历史的研究在理论上是各取所需。另一方面，许多研究者没有受过系统的心理学专业训练，对心理学不够了解也是形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 第二，史料不足，说服力不强，缺乏对历史人物的全方位立体研究。心理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而历史研究却不能实验，而且往往一个人十岁以前的资料是极少的，史料的不完全往往导致理论分析的缺陷，也导致循环论证。许多史学家对人物的研究是从成年的政治活动推测他童年的经历和个性，然后又以此来证明这个人成年的活动。
第三，许多人在研究之前抱有很强的目的性，对史料只取其所需，根据预先设定好的理论和观点，选取符合相关条件的史料，这就必然会造成以偏概全、断章取义的后果。
第四，对民族史、文明史的解释往往趋于简单化，忽视了阶级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综合分析。如把童年的经历简单地看成一个人以后成功和失败的直接原因，这点在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学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弗洛伊德在《达·芬奇》一书中论述可谓是罪恶之源。
第五，导致了“历史碎化”现象的出现。部分心理史学的作品一味迎合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对奇闻轶事、服饰礼节、历史人物的野史传闻等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之处津津乐道，使得历史研究的结果成了一个个忽隐忽现的碎片，缺乏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科学性。
上述问题主要是针对以历史学专业为基础的研究者而言的，以心理学专业为基础的研究者人数较少，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最大的不足就是对史料的运用违背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如忽视对史料的真实性的考证，以论代史等。
这些问题早就引起了从事心理史学研究者的关注，并提出相应地解决措施，如林泽荣探究了心理史学在历史人物研究当中应注意的几点，包括注意心理同环境之间的关系、注重人物个性对历史产生的影响、了解个体心理的稳定性和可变性和注重群体心理的分析等四个方面[4]。黄夏玉认为，进行心理史学的研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研究方法上要注重综合性;第二，在资料的使用上要具有心理史学的特点;第三，在研究对象上侧重点要注意变化;第四，在研究上要有持之以恒的钻研精神。
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应从这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加强研究者的心理学理论学习，及时借鉴学习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一种真正的历史心理学，只有通过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明确地协商，才有可能获得一致。”[5]在美国，心理史学的研究者大多具有历史学和心理学的双重学术背景，目前国内在这方面与西方还存在较大差距。作为历史学和心理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果没有深厚的专业素养，其研究成果自然很容易遭到学界同仁的怀疑。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对心理学理论的吸收要有所选择，有所重点，其选取标准以实际研究过程的需要为准。
第二，注意搜集充分的有关历史人物个体心理的材料，并要保证这些材料的客观真实性，从中追踪和探索历史人物的心理轨迹。包括能运用反映当时人心态的第一手资料如论著、笔记、回忆、 日记 、书信、诗文等等，从中找出有用之物。经过分析、鉴别和取舍，对该历史人物进行科学的心理分析。在这方面，法国著名史学家勒华拉杜里的名著《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是极好的研究典范。
第三，注意那些变动的心理、生理因素对人物行为的影响，即处理好个性心理的稳定性和变化性之间的关系。由于人在不同生理体质发育阶段或病变阶段，人物心理都会有所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影响人物的行为。由于这些历史人物通常处于位高权重的领导阶层，因此完全可能进而影响到历史的进程。
第四，要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主义。要分析过去人们的心理，就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实际。要分析其心理形成的基础，分析他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历史文化背景、经济状况、家庭状况、个人阅历、以及生理健康状况等，从而弄清人们的心理形成、发生的基础及原因，进而正确地认识历史上人们的心理。
第五，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还要注意自身心理对研究行为的影响。史学家在揭示过去人们心理时还要对自己的心理有所把握，自我应尽量把对客体即历史心理的心理因素置于对客体的正确认识之上，主体史学家的心理应自觉接受理性认识的自我调控。
参考文献：
[1]胡波.试论历史心理学及其瓦坪究对象[C]//学习与探索，1988，(2).
[2]张文生.认识人类活动的新视角——心理史学评估[J].内蒙古师范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5，(4).
[3]大卫.斯坦纳德.退缩的历史——论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学的破产[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44-45.
[4]林泽荣.心理史学与历史人物研究[J].学习与探索，2000，(4).
[5]费弗尔.历史与心理学——一个总的看法[C]//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49.
：[1] 一、宗法制导致中国父系单系世系原则的广泛实行 所谓父系单系指的是血缘集团在世系排列上完全排斥女性成员的地位，女性在继承方面没有权力。西周的家庭关系与宗法制度密切联系，突出地表现为“父权统制，男尊女卑”的观念及夫妻不平等。宗法理论及宗法社会有“出妇”之道，汉代统治者为加强家庭中丈夫的统治地位，还制造了“夫为妻纲”的理论，汉儒又总结了“妇女七出”，这七条都是因为违反了宗法原则。妇女没有家庭财产的继承权，“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人出嫁后连姓氏都要随夫，因此也不能继承娘家的财产。在某些专业技艺、技巧方面有家规行规，如“传子不传女，传媳不传女”。《礼记·郊特牲》言：“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从政治权利方面体现，则是不允许母系成员染指且也不传给女性的后代，因此，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在历史上一直被看作不正统，遭到满朝官吏的非议，史家的谴责，但在欧洲、印度，女皇、女王是很普遍的。 二、宗法制造成家族制度的长盛不衰 宗法制明显体现宗族森严。封建社会，宗族主要以家族方式体现，家族长盛不衰的依据有祠堂、家谱、族权。祠堂主要供奉祖先的神主排位，对祖先的崇拜，是我国传统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对祖先的祭祀是最重要、最严肃、最重的礼制，“礼有五论，莫重于祭”。祠堂也是宗族的祭场所，还是向宗族成员灌输家规、族规的场所，所以祠堂起强化家族意识、维系家族团结，在精神上起到训导家族尊宗的作用。家谱是家庭的档案、经典、家族法规，主要起到止战乱、流动所导致的血缘关系的紊乱，防止家族瓦解的用，还是解决家族纠纷，惩戒不孝子孙的文字依据。家族度长盛不衰的最主要标志是族权，族权对中国历史影响非深，成为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四个枷锁之一。族权对中历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族权在宣传封建伦理，执行封礼法上有独特的功能。族权凭借自己的血缘宗法制的特点，比政权赤裸裸的灌输显得更加有效更容易起到管摄天下人心的作用。(2）族权在强制执行封建礼法方面，其威力往往在地方官员之上。因为族长与家族成员有着血缘关系，所以他们比官吏更贴近家族成员，他们可以对家族成员毫无顾忌地施加教化，甚至对违规的成员实行处罚。(3）族权在维护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统治方面，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地方政权职能。如：农民发动起义时，族权就起到补充政权的功能。东汉末年的部曲，清朝的团练、乡兵就是族权维护封建统治的表现。（4）族权以血缘亲属关系掩盖阶级关系的优势，有效地粉饰封建政权阶级压迫的本质。如从东汉末到南北朝这段历史，中国出现了四分五裂的状态，这种状态显然与族权的强大有密切的关联：社会上出现了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宗主、壁主等族权组织形式，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自治的乡土社会，就像古代所言“山高皇帝远，村落犹一国”。 三、宗法制导致中国出现“家国同构” 家与国同一结构是宗法社会最鲜明的结构特征，这种宗法制结构的明显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被长期保留下来。何谓家国同构?即家庭或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也就是说不论国家或家族、家庭，他们的组织系统和权力结构都是严格的父权家长制。家国同构的共同性具体表现为“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在家庭或家族内，父亲地位尊，权力最大；在国内，君主的地位至尊，权力至大。所以，家长在家庭中就像君主一样，即“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周易·家天下》）。而君主就是全国指名的严父，各级行政长官也被百姓视为父母，所谓“夫君者，民众父母也”（《新唐书·礼三本》）。对此，马克思说：“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各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所以，家国同构可以看作父亲为一家之君，君为国父，君与父互为表里，国与家是彼此沟通的。因此，中国古语有“欲治其国，必先齐其家”（《礼记·杂记》）的说法。这种结构表明宗法关系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它掩盖了阶级关系、等级关系，家国同构直接导致了家庭或家庭成员和国家子民品质的统一，这就是忠、孝同义，也即“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之说。忠的内容和孝一样都是对权力的绝对顺从，所不同的仅仅在于他们所顺从的对象不一样。中国古代《孝经》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忠和孝成为中国的道德本位。
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
在中国，约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主要由于历史专业的分工，人们习惯于把中国史和世界史对举，几乎把世界历史作为外国历史的代称。实际上，世界历史绝非把中国历史排除在外的域外史，而中国历史也和所有其他国家历史一样，是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全过程的组成部分。
划分
关于世界历史的分期，至今还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就已有了把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说法。这种主要基于欧洲历史的分期，在西方史学界长期沿用。有不少史学家又在三时期之后加上“当代”或“现代”，从而形成四阶段分期法。
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采用四阶段分期法,其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理论，与以政治兴替或其他“重大事件”为分期标准者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世界史的分期，一般都以“古代”相当于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阶段，“中世纪”相当于封建社会阶段,“近代”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现代”则是指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的一个新的时期。
有的学者认为“中世纪”一词只适用于西欧历史，没有世界历史上的普遍意义，所以改用“中古”一词标示“古代”和“近代”之间的阶段。这种分期法从理论上说是完全可行的。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平衡，世界各不同地区进入某一社会经济形态有早有迟，在某一社会经济形态中经历的时间也有长有短。特别是自历史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很少看到绝对纯粹属于这一阶段或那一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很少看到绝对整齐的、单一发展的由低级社会经济形态逐层向高级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因此在世界史的分期断限问题上，目前仍然存在着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