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的研究表明，海峡两岸间一方面是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科技水平、资本实力、劳动力资源以及市场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另一方面是语言相通、地理相近等天然优势，因而农业资源的差异性与互补性十分明显，农业发展与农产品贸易等具有一定的互补优势与合作潜力[1-2]。诚如《两岸经贸论坛共同建议》所指出的：“两岸农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岸应结合双方的农业优势，强化研发、技术管理及行销的能力，互惠双赢，扩大两岸农业技术交流与合作的平台”①。本文拟就海峡两岸农业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发展进行简要分析、对比，得出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异同以及两岸合作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以期促进两岸农业循环经济的协同发展。
一、中国农业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发展
人与自然是一对永恒的矛盾。随着人类改造和支配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尤其是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掠夺式资源开发等，直接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日益紧张。面对人口增长、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以及生态失衡的巨大压力，通过对以往发展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反思，永续发展战略已逐步成为全球的共同选择与潮流。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90年代末，由德、日、美等国家首先提出并加以实践的新型经济发展范式——循环经济[3-4]，通过近年的发展演变，现已被看作是实施永续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最佳模式，同时也是保护环境和削减污染的根本手段，一些发达国家已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作为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大陆，“循环经济”也正由一个陌生的名词和概念，逐渐上升为指导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要原则和战略，并从内涵和外延上都有很大的发展。目前，大陆已在辽宁、贵阳、广西贵港、广东南海、内蒙古包头、新疆石河子、湖南长沙等地区进行试点。但从总的来看，即使是在工业体系，循环经济也刚刚起步，在属于薄弱环节的农业更是困难重重。但这并不意味着循环经济在农业上难以取得进展，恰恰相反，农业同样需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何况与一般循环经济相比，由于农业自身及其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独特性，农业发展循环经济还具有许多先天的优势！
受循环经济思想与方法的启发，在多年卓有成效的中国生态农业等持续农业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基础上，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只有从循环经济的角度加以引导和拉动，才能协调好现代农业各系统和层次以及农业生产与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最终全面实现生态品质、生物产量以及经济收入三者间的良性循环。于是，人们试图通过模拟和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规律，重构农业生产和生态系统，进而逐步开发出了一种新的农业发展模式——循环型农业，以使农业系统能够更和谐地融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循环过程中[5]。
从总的来看，在我国正式发表的文献资料中，最早提及农业循环经济的当属吴天马(2002)的《循环经济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一文[5]，最早出现“循环型农业”或“循环农业”一词的，当属陈德敏与王文献(2002)共同撰写的《循环农业——中国未来农业的发展模式》一文[6]。然而，2003年全国上下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还相当少；直到2004年，才有一些文献对此进行探讨；刚刚过去的2005年，各地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与理论研究，则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良好势头。
二、大陆循环型农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一)关于发展模式
尽管循环经济在我国的提出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但我国其实早就有了循环经济的实践，如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等，不少案例也已总结出来(解振华②，2003)。从现实看，一些地方丰富多彩的农业循环经济实践已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涌现出了诸如河南天冠企业集团、广西贵糖、北京蟹岛绿色生态度假村、上海崇明的前卫村模式以及辽宁省“四位一体”日光大棚生态农业示范区等先进典型。其中，辽宁省农民首创的以生物技术为主体、以沼气为纽带“四位一体”日光大棚能源生态工程，实质上就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循环经济，是农业现代化新路线的体现。
此外，福建圣农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主抓肉鸡主业链、生物工程副业链和有机肥副业链“一主两副”产业链③，近年来也走出了一条“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型农业发展之路；江苏省宿迁市则根据循环型农业的发展优势与影响因素，也逐步开发出了适合当地发展的7个模式：“生态家园”循环模式、食用菌生物链循环模式、有机农业开发模式、设施农业生态模式、立体种养循环模式、农林牧渔结合型循环模式和花卉苗木生态农业模式(高良敏等，2004)。
与此同时，刘慧娥等(2005)提出了通过采用节能、环保、绿色、清洁生产等一系列农业高新技术，构建以生态农业为核心的“低消耗-无污染-高产出-再利用-佳效益”的农业循环经济模式；刘志(2005)、王鲁明等(2005)分别根据陕西及山东青岛的实际，归纳、总结了当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典型模式及其技术支撑体系；黑龙江及另外一些民族地区也发展出了一些典型的模式(陈青，2005；李玉明，2005；袁久和，2005)。李书民等(2005)则探讨了以畜牧业为核心，实现农作物秸秆三段循环利用与畜禽粪污两段利用的主要技术路线；汪怀建(2005)探讨了适合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农业生态工程模式；王奎旗等(2005)提出了我国水产业实施循环经济的“社会大循环”、“企业间循环”、“企业内循环”三个可供选择的基本模式，等等。
但以上述各种模式并不代表我国循环型农业的全部，各地在研究、设计具体发展模式时，还应从当地实际出发，既可以采用一种模式，也可以多种模式并用。而且不论实行什么模式，都必须严格遵循生态学的客观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使经济和谐地融入到自然生态的物质循环之中。限于篇幅和现实条件，我们无法就各地蓬勃发展的循环型农业进行系统分析、归类，但黄贤金等(2004)曾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发展循环型农业大体可以采用的模式：区域循环模式、能源综合利用模式、生态养殖模式、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模式，以及绿色和有机农业模式；并认为上述每一类型模式又包含有一些具体的实践形式，如：生态养殖模式，就包括基于农牧结合的畜禽养殖模式、稻田生态养殖模式、高效集约式养殖和健康养殖模式等[7]。
(二)关于发展方向
对于如何发展我国的循环型农业，吴天马较早提出了两种面向循环经济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路径)：一是以生态农业建设为基础的渐进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二是以有机农业建设为基础的跨越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并认为前者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和实践意义，应大力提倡，而后者则为从根本上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实现途径[5]。陈德敏等也认为，要实现农业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以至社会效益的最优化，必须实施农业清洁生产，并以我国的生态农业为基础，发展我国的循环型农业[6]。
2005年10月，在《经济日报》举办的“循环经济发展战略高层研讨会”上，国家环保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杨朝飞针对我国农产品各种污染过于严重，出口越来越困难的现实，认为生态农业是今后农业发展的方向，而循环经济下的生态农业应该是农业发展的最终方向④。对此，季昆森(2005)也撰文指出：一般认为，循环经济在农业上的应用就是生态农业；实际上，循环经济在农业上的运用有更广阔的领域，其实质就是循环经济原则在发展生态农业上的运用，可称之为循环经济型生态农业。
(三)关于发展策略
与德国等先行国家相比，我国无论是在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距。从总的来看，源于对传统农业环境后果的反思以及受循环经济思想的启发而提出的“中国循环型农业”，目前甚至还没有比较明确、统一的定义，全国上下就农业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理解性或者概念性的初始发展阶段，尤其是对于物质循环和价值增殖等揭示农业循环经济最本质内容的量化研究和系统分析更是难得一见，仍有许许多多的理论、技术、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等方面问题亟待学术界研究解决。
具体来说，一是迫切需要对循环型农业进行更系统、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科学解释，真正理解和把握农业循环经济丰富的科学内涵及其发展方向；二是鉴于各地丰富多彩的实践已在某种程度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对各地比较有代表性的循环型农业发展模式，如：立体农业，农业生产物质循环利用(规模化养猪业等)，土地、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优化配置模式(休闲观光农业)，农业一、二、三产业的产业链联接模式(新型农业产业化)，以及生物能的开发利用(循环农业发展的新领域)等，进行更系统、深入的分析与研究(主要进行物质代谢分析及经济效益核算等，重点突出案例中的循环过程和效益评价及生态性三个方面)，努力做到既总结经验(与理论研究相呼应)，又努力发现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或措施，也是非常迫切和有益的；三是在全国还没有出台统一的、标准的循环型农业评价指标体系之前，对循环型农业进行全方位探索和多视角的科学研究，逐步建立一个适合当地特点的农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与发展规划，也是学术界需要大力研究的现实课题；四是人们还应从各地资源及环境等禀赋以及当前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实际出发，有选择地分析、比较有关国家或国内先进地区(包括台湾地区)循环型农业发展的一般经验与教训，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层面，对循环型农业的发展战略与制度 (政策)创新进行研究，为农业循环经济建设提供扎实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三、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协同发展之探讨
(一)台湾循环型农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尽管台湾岛内鲜有诸如“循环型农业”等提法，但台湾省在永续农业的发展、研发与发展策略等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另一方面，我们也已注意到，台湾地区是世界经济、社会较发达的地区之一。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台湾地区因经济快速成长，以致工业、农业污染严重，人民健康与生活环境也日益受到威胁。一方面是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不断提升，尤其是对饮食安全等越来越重视，绿色(有机)蔬果产品广受消费者的青睐；另一方面是人类活动已对环境造成危害及长远的不良后果，并逐渐地恶化、蔓延，正在对自身居住环境和社会发展带来负面作用。因而，面对循环经济时代的到来，两岸人民都应该从更高层次上重新探索人类到底应该生产什么、怎么生产，怎样消费、怎样生活……
如：养猪业一直是台湾地区最重要的畜牧业，其产值多年来高居台湾单项农产品之首，但如何减少养猪业产生的废水污染却是直接影响并决定该产业发展的首要因素之一。据报道，2004年台湾地区废污水BOD的日产生量为4223吨，其中673吨为畜牧废水，为有效控制养猪废水污染，环保部门依据“水污染防治法”制定了具体的“放流水标准”，为达到上述管制标准，1990年来他们开始辅导业者设置废水处理设备。目前，台湾养猪场主要采用包括固液分离、厌气处理和好气处理三个阶段的“三段式废水处理系统”。但从总的来看，养猪业仍面临着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处境，还须进一步改善其技术效率(萧景楷等，2006)。
又以岛内香菇生产废弃物(废渣)处理问题为例。2004年台湾地区的香菇总产量为4866吨，其中袋栽香菇4714吨，约占总产量的97％。除了木屑等残渣外，袋栽香菇还产生了大量的塑料废弃物。显然，面对如此大量的废弃物，各乡镇垃圾处理场已无法代为处理，而且如此大量的废弃物也不是传统之掩埋与焚烧方法等所能解决的问题。为此，有学者提出通过立法与民间协助，进行“源头减量”与“资源回收与再生”，以降低废弃物清理成本及避免废弃物清理时所产生的环境问题；更进一步地，他们提出了基于经济诱因机制的“课税”与“补贴”的“两政策工具”，等等(魏乾城等，2006)。
再以国人比较熟悉的茶叶为例，台湾地区半发酵茶的制造技术堪称世界翘楚，其品种、栽培技术、花园设施等方面均领先于大陆；而且台湾省自1987年开始引进有机农业的理念，自1995年试作，至1998年已有35户共22公顷投入有机茶生产行列，而且有机茶生产规模仍在不断成长当中……
诚如台湾有机农业发展协会执行秘书陈琦俊所言：人类唯有再度回到“与大自然共生”的原点，来取得安全的食粮，才是环境和人类永续生存之道。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切恰恰也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祖国大陆所需要进一步面对和妥善解决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发展均处于初始发展阶段，而且都迫切需要进一步推进循环型农业和永续农业的发展，其发展前景看好。
(二)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协同发展的策略选择
为促进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协同发展，结合当前循环型农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建议尽快研究、建立起两岸循环型农业交流与合作的制度性安排。
一是要充分利用两岸现有科技合作政策和人员往来的渠道，积极开展两岸循环型农业研究人员的互访讲学、互聘客座研究人员、交换培养研究生等，通过人员的交流带动产业间的交流与合作发展；
二是要通过两岸科技交流机构的协商讨论，每年轮流在两地举办1次以上综合性的循环型农业理论与实践发展研讨会，为两岸循环型农业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者们提供一个信息交流和成果共享的新平台。从总的来看，福建省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建议由闽台科技交流协会牵头组织、发动两岸有关科研、教学单位从事循环型农业研究与实践工作人员积极参与，率先举办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理论与实践发展学术研讨会；
三是要深入研究、探讨两岸循环型农业交流与合作的具体项目与方式方法。审视近年两岸农业技术合作项目，目前尚无循环型农业方面的项目。从两岸农业资源与科技和市场整合的现实需要出发，可以考虑共选项目、共同研发、分别出资、成果共享等的具体方法与途径。而且我们建议，作为全国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福建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应尽快在漳州、泉州等传统对台农业科技合作示范区内，增设闽台(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示范区；
四是要以本次两岸经贸论坛为契机，抓紧抓好新增“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与“台湾农民创业园”的建设与管理工作。尤其是要积极创造便利条件，欢迎台湾农民、农业企业到大陆投资、兴业，积极寻求与台湾循环型农业专家与投资者们多种形式的合作与共同发展。
可以肯定，通过上述努力与制度安排，必将有力促进两岸同行专家与实践探索者们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在此基础上，我们建议从大陆及台湾地区循环型农业的提出与内涵、发展的历程与成效、研究的进展与成果、发展的模式与方向、发展的策略与目标，以及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潜力等方面，深入分析、比较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发展现况与前景，得出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异同以及两岸合作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与此同时，还应进一步研究、探讨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的目标、模式、途径及其配套措施等，进而提出框架性的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发展的策略及目标，以期促进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协同发展。
四、结束语
循环经济是国际社会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中逐渐探索和总结出来的具体实践模式，农业循环经济也已在全球悄然兴起，并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文章首先简述了中国农业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内涵，着重探讨了大陆循环型农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初步分析、比较了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异同及两岸协同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从以上分析与讨论中可以看出，两岸在循环型农业发展、研发与管理过程中，既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又呈现出了互补的态势；通过两岸交流与合作，既可以充分了解台湾地区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业发展和永续农业的运行轨迹和政策措施，进一步了解台湾地区有关永续农业的一系列发展模式与经验教训；通过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对比分析，还可以提出一些可相互借鉴的发展模式与对策措施，以及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发展的目标、模式及其配套措施等，达到既促进两岸循环型农业科技、信息、资源、环境等方面的优化与共享，促进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协同发展，又可为海峡两岸共同迎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挑战开创出新的契机。
城市森林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
发展两型农业的激励机制研究
退耕还林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农户利益的视角
林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评价分析
城市森林净化大气功能评价与分析
林改后对林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
“可怜无数山”
近日，一位甘肃籍博士的论文致谢和回望“火”了，有网友称读后“泪眼婆娑，戳到了灵魂”，也有网友评价“一字一句，熠熠生辉”。
“回首望过去，可怜无数山。”
“从2005年18岁离开故乡，负笈远游， 至今35岁博士毕业，整整17年时间过去。 其间 参加过7次研究生考试、3次博士论文答辩，最终完成了草学学士、法律硕士、经济学博士等阶段的学习。 也曾因学业一度中断，在基层担任第一书记、在多家农业企业打工，曲折废弛难以尽述。”
赵安
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甘肃籍博士赵安在其博士学位论文致谢中的一段话，这篇“致谢”也不断被网友转发、点赞。有人称质朴真诚的笔触下，是生命的重量和青春的炽热，读来触及灵魂。
“学历只是经历的一部分，并不必然代表什么。任何层面上的探索都是难能可贵的，即便有些经历被视为失败、无用，但也绝不意味着这些唐吉诃德式的挣扎过程就不重要、没有意义。恰是因为岁月打磨和风雨雕琢，才能活出人生该有的样子。“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能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漫漫旅途中，总有一些重要节点，必须要站出来总结，才显得庄严肃穆。”
对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致谢内容刷屏朋友圈一事，6月11日，赵安表示，他原本只是在个人粉丝数并不多的小号上，把这篇个人小传、小日记存在里面，没想到有这么多人转发，很惊讶。
提及致谢中写道的“曲折废弛难以尽述”，赵安有些感慨。 他介绍自己很热爱读书，学习也非常有自觉性、主动性。“但是往往越是这样，（学业）这条路就走得特别不顺利、特别挣扎 ，不像有的同学，本硕博一口气连着读完，没有中断，节约了大量时间，像我这个年龄已经走到比较高的一个层级上了。但是我中间受了这么多的挫折，换了这么多的方向。”赵安说道。
赵安(左三)和群众冬季抢修保障房
七次考研曲折废弛难以尽述
1987年，赵安出生在甘肃省镇原县一山区农村，6岁时被送到镇里，上完了小学、初中、高中，接受了当地“最好”的教育。
2005年，赵安以优异成绩考入兰州大学草业学院，四年后获得兰州大学草业经济管理学士学位。
2009年，于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后，赵安称其因“考研不第”，遂赴广州打工。
“我从小在落后山区长大，渴望通过高考等前往大城市并改变命运，所以在大学毕业后去了广州。现在看来，这种做法过于着急，人的社会化和城市化终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赵安坦言。
赵安说，在广州的三年里，他住最差的房子、吃最便宜的饭，这些都没什么，最可怕的是对未来的无知和不确定的恐惧。
在此期间，赵安一直自学经济学，先后三次考研，但因专业跨度过大，目标过高，考了3年只收到一个不是很理想的学校通知书。
他在致谢中写道，那时 “因长期居住黑暗的握手楼和胶囊屋，后来造成了不小的心理疾患……
一边风餐露宿，一边屡试不第，无法再返校园，大好青春与天赋岂容如此虚掷？珠水汤汤，人海茫茫，谁会购买这一腔才情与梦想？我经历过很多次失败，但从来都没有像那个时候，那样的切肤、蚀骨和无助”。
2012年，赵安听从母亲的建议，从广州回到甘肃参加了事业编制考试，在甘肃省镇原县工作。彼时，时任镇原县城关镇党委书记的李四科，见其做事勤谨、为人忠诚，便力排众议，任命当时只有24岁，且入职只有三个月的赵安，担任五里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半年后转任祁川村党支部书记、村合作社理事长。
同年，赵安又参加了第四次考研，这次考出了不错的成绩，但因工作原因赵安选择了放弃。 “当时还是略有遗憾，现在回头看则完全不必。” 赵安说，当时自己的工作处于重要机遇期，他所在的祁川村被列为当地精准扶贫的联系单位，县乡两级组织反复酝酿后，决定由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在这个窗口期撂挑子去读研，有违职业道德。
在镇原县工作的3年多时间里，赵安始终没有放弃继续读书的梦想， 2013年，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读在职硕士研究生。
2015年， 赵安又考入兰州大学法学院，读全日制法律专业硕士。 此后，赵安辞去了镇原县的工作。2018年， 赵安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攻读全日制管理学博士。
“考研7次、屡试不第” 的赵安在致谢中尤其感谢那段看似曲折的基层经历，他在致谢中评价那段经历，是“自此开启了一段对我后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基层实践，并在这个过程中重塑了我认识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
博士论文致谢全文（滑动可查看全文）：
历经三次答辩终获博士学位
2022年5月， 赵安在经历三次博士论文答辩后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
赵安以《可怜无数山》作为自己论文致谢的题目，回望自己高中阶段后的十七年求学之路，充满艰辛坎坷，也遇到了许多无私的帮助。
2018年，赵安在第二个硕士毕业之后，经过长达十年的实践与深造，学历、经历、作品都比较充分，很快就申请到了农学、法学、经济学的博士入学机会。
赵安最终选择加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发所张晓山团队，攻读农业经济学博士。这也是赵安基于对研究方向和过往积累高度耦合的一个选择。
赵安说，博士三年级时申请了答辩，当时做了充分准备，但没有通过。半年后再申请答辩，虽然穷尽浑身解数，但依然没能通过。
赵安承认，这对他的自信心造成很大打击，后来在诸多师长的费心指导下，总算在第三次答辩时顺利通过。
“当时国家对博士每月有1250元的补助，补助三年，其间还提供宿舍。”赵安说，每月的补助天天吃食堂也勉强够了， 自己博士延期毕业的那一年不但没了补助，也没了住的地方。
三十而立，上有老下有小，对许多寒门学子来说，坚持到这一步其实对整个家庭都是巨大的挑战。 吃住在北京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为了不给家庭增加负担，赵安先后到北京两家农业企业的研究院打工。
“企业是一所大学校，在研究院担任研究员时，我接触到了农业全产业链条，认识了许多产业精英。”赵安说，在这些企业工作也是一种学习，让他更深入地了解农业产业经济。
“此生最幸运的事情，并不是读了博士，而是认识了我的妻子，有了我可爱的小公主，以及我和母亲的身体都算康健。”赵安说，没有家人的支持，他无法完成学业。妻子是他在兰大法学院的硕士师妹。他最欣赏妻子的宽容和谦让，十年来，对他性格的塑造是润物无声，对他学业的支持是绵绵用力。
告诫学子树立正确的“学历观”
赵安在镇原县工作期间，出版了著作《祁村奋斗——一个村支书的中国梦》，跨专业考上了法律专业的研究生。这些在旁人看来不可思议的经历，在他看来理所当然。
“在镇原县祁川村担任党支部书记，算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工作，在我的人生之路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直接影响了我后来的学术方向和研究问题的方法。”赵安说，当村干部的那些年，天天处理邻里纠纷，天天钻研法律，工作何尝不是学习，这也是他跨专业考研的底气。
赵安认为，学历只是经历的一部分，高低并不必然代表什么。当初他在村支书岗位上，工作三年所获得的知识，与攻读硕士三年相比毫不逊色。社会也是个大学校，逆境往往是最好的教育。
“求学、求索，不等于求取学历，并不是所有的职业都有必要深造学历，如许多应用性岗位也可以提升职称，而我所从事的专业以基础理论为主，进步的途径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了获取学历方面。即便如此，获取学历也只是在充分学习和实践之后的一个副产品，并不是这个过程中最主要的目的。”赵安说，这个逻辑关系希望能给学弟学妹们一些启示。希望他们能多关注“求学”的过程，而不只是“求取学历”的过程。仅凭较高的学历，可能会改变一些事情，但这种改变是有限度的，希望学弟学妹们能树立正确的“学历观”。
赵安认为，七年备考加上三年硕士在读，一共十年时间，前五年自学经济学，后五年系统学习法律。 30岁之前，基本搭建好了自己知识架构的四梁八柱。与其说是“七次考研”，不如说是“七年求索”。 以考试论，七次有些长；以求索论，七年则太短。若问其中借鉴，最初三次的考研确实很有挫败感。建议学弟学妹们科学合理地选择专业和目标，知识的积累需要周期，应试终究只是个技巧。
赵安说，任何层面上的探索都是难能可贵的，即便有些经历被视为失败、无用，但也绝不意味着这些堂吉诃德式的挣扎过程就不重要、没有意义。恰是因为岁月打磨和风雨雕琢，才能活出人生该有的样子。
“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能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