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困境及其影响因素 》
摘要：国家和政府一直关注农民工的养老保险问题，但是在实际的运行中仍呈现出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以参保率低、退保率持高不下为主要的困境。本文通过对政府、企业、农民工三方责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具体分析，找出造成这些困境的原因，相应地提出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养老保险；困境；影响因素。
农民工是我国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期间所出现的特殊群体，特指具有农村户口身份却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
[1]农民工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尽管农民工“亦农亦工”
“非农非工”的特殊身份使他们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但他们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他们的权利却得不到相应的社会保障。
一、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状况。
对农民工养老保险模式探索，最早是深圳于1987年建立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制度，逐步扩大到广州（1998）、北京（1999）、浙江（2001）、上海（2002）、南京（2002）、成都（2003）、福建（2005）、青岛（2005）等地，这些探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就，但在实际运行中仍出现一系列问题。
（一）参保率低。
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比率普遍偏低。据原劳动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2007年赴深圳、上海实地调研的最新情况显示：深圳全市共有400万人参加养老保险，其中，农民工约250万人，农民工实际参保率不超过50％。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 542万人。在这个庞大的人群中，只有4 942万人参加了工伤保险，基本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与率仅为15%，并且参保者中能够达到15年以上缴费并工作到退休年限享受养老待遇的人数更少。根据2009年9月16日统计局发布的报告，农民工参加保险的人数有所提高，但是参保比例仍然偏低。截至6月底，外出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人数为2 380万人。
（二）退保潮来势汹涌，退保率持高不下。
据深圳社保中心统计，2008年，深圳近500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但当年退保的人数多达83万人。2009年，深圳共有493.97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退保的人数多达83万人。1月份，苏州民工退保也达600多万人。2009年12月31日当天，深圳退保达到2万人左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09年3月3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年2月底，已经有97万农民工退出了养老保险。
二、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产生困境的原因。
（一）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限制。
由于我国长期形成的二元户籍制度影响深远，乃至形成二元劳动力市场、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经济结构、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一个后果便是社会公正之理想与现实的脱节，人为地拉大城乡之间的差距，造成管理上的不便[2]。对城乡居民的区别对待，分别管理，割裂了城乡的联系，虽然现在对户籍的管理适当的放松，但是长期形成的制度影响已经根深蒂固，短期之内很难改变。
（二）各地实践模式的差异性造成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困难。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模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是以广东和深圳为代表的扩面型。该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把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纳入“城保”制度的框架下予以安排，通过“城保”的扩面，实现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障，这一模式也被称为“融入型”。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公平，使农民工和城市市民享用同等的待遇，但缴费标准可能会超出农民工的承受范围。
第二种是以北京为代表的仿城型。该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参照“城保”制度的做法，为农民工设计了独立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这种模式坚持双低标准即“缴费基数低，待遇水平低”，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的缴费负担相应有所减轻，充分体现了“低门槛进入，低标准享受”的双低原则；这种模式考虑到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短期内可能会取得不错的效果，但是这种人为增加农民工养老保险体制，势必会形成农民、农民工、市民的“三元格局”，因此，该模式只能作为过渡期的权易之策不能作为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最终选择。
第三种是以上海和成都为代表的综合保险型。该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将农民工的养老、医疗、工伤等多种风险放在一个制度框架之下统一承办的一种社会保障方式。该模式引入商业化运作机制，虽然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难的问题，但是与城市社会保险制度脱节，不利于我国社会保险的长期发展。
第四种是以山西省为代表将农民工纳入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形成“大账户、小统筹”的特色。这种模式考虑到农民工最终会回乡的群体特点，该模式实质上也是“融入型”的一种。该模式只考虑到第一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忽略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他们对融入城市的愿望更加强烈。如果只简单地将农民工的养老保险纳入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体系也是不现实。
由以上的模式可以看出来，目前，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在实践探索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各个模式之间互相独立，各个省市之间相互分离，导致统筹层次低，从而降低了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
（三）农民工的特殊性与养老保险制度之间的矛盾。
之所以会造成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低、退保率高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从理论层面上看，根本的原因是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下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与养老保险的固有属性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3]
1.农民工的收入低与养老保险高费率之间的矛盾。
农民工进城务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挣钱，他们进城大都从事一些重、累、脏、险的粗活，收入普遍低于市民的平均工资。据湖南、四川和河南三省的抽样调查，农民工月实际劳动时间超过城镇职工的50%，但月平均收入不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60%，实际劳动小时工资只相当于城镇职工的1/4。据调查，沿海有的地区农民工工资过去十年年均提高不到10元钱，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是负增长。[4]农民工大都肩负家庭的重担上有老下有小，除了基本生活所需还要支付子女的教育、老人的赡养。如果让他们拿出工资4%~8%来缴纳并非他们目前最需要的养老保险，必然会产生抵制情绪。
2.农民工的流动性强与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长之间的矛盾。
流动性强是农民工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且这一特征短期内不会消失。农民工在城市主要是从事餐饮业、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行业工作，但是农民工在餐饮业、工厂企业的平均务工时期是3~5年，从事建筑等纯体力工作的农民工在同一个地方工作的平均务工期限是2~3年，他们往往都达不到15年这个最低的缴费年限，从而形成“参保-退保-再参保-再退保”的恶性循环。
（四）农民工对制度缺乏相应的了解，参保意识薄弱农民工和国家政府间信息的不对称极容易造成制定的制度与农民工对制度认知程度之间的断层，实际执行过程中困难重重。从制度层面来讲，目前，已经形成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大多是从宏观层面考虑，对农民工自身的特征考虑存在一定程度的欠缺，所以导致制定的政策法规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从农民工的角度来说，农民工思想很单纯，只要干完活能顺利拿到他们的工资就很满足了，很少考虑到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等一系列本该享受的社会保障权利。尤其是养老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最迫切的需要，加之对国家的政策知之甚少。另一方面受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影响，他们往往把养老寄托在养儿防老以及依托在土地上的家庭养老保险，尤其是近些年政府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而且对土地实行补贴，更加深了农民工与土地之间割舍不断的联系。
在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之间，加之一系列不确定的因素，农民工往往会选择眼前可以看得见的利益，对社保的期盼与现实的博弈使他们最终选择放弃养老保险。
（五）企业对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消极态度严重影响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为了提高竞争力必然会尽可能地降低成本。企业为员工缴纳12%的养老保险费势必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因此，企业主不愿意参保，他们想方设法逃避缴纳保险费责任，瞒报参保人数时有发生。[5]
三、构建适合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制度对策和建议。
（一）政府作为社会保障的最主要的责任主体，不仅要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制度，而且应在财政上给予适当的支持。
1.政府在制度上的保证。
政府应该尽快建立健全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只有立法先行，才能为执法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
（1）建立多层次、分类别、低缴费、广覆盖、强制性的养老保险制度。
对于农民工养老保险，有必要设计两个以上的方案供有稳定职业的农民工（有较长时期的劳动关系和稳定的工作岗位）和无稳定职业的农民工（经常处于流动状态）自主选择，并作为全国性的政策出台。[1]
目前的农民工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以务农为主，外出打工为辅。这类农民工最终的归属地是农村，可受益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第二类是常年在外务工，工作很不稳定，对于最后的归属地并不明确的这类农民工，可以建立暂时过渡性的独立的养老保险制度；第三类是已经在城市很多年基本上已经市民化的群体以及新生代的农民工，这类群体对城市的认同感比较强而且基本已经融入城市，可纳入城镇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并没有强制规定企业和农民工必须参加养老保险，从而导致很多企业和农民工游离养老保险体系之外，国家通过立法强制规定能有效地制止参保率低的问题。
（2）在解决转移难的问题上，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社会保障号码的做法。
在美国，每个公民自出生起就必须注册一个属于自己的社会保障号码，它记录了个人的各种信息，包括工作、居住、纳税、信誉、奖惩情况等等，存储社会保障号信息的电脑系统在美国已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联网，各个地区、行业、部门都能通过社会保障号去查核一个人的个人情况。
[6]这种社会保障号码跟我国的居民身份证有些近似，可以扩大身份证号的功能，除了证明身份外，可以用来当做社会保障号码使用，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效解决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移难的问题。
2.政府在财政上给予支持。
政府在财政上给予支持，一方面可以通过政府对养老保险进行补贴，农民工是社会转型期形成的，政府应该担负起转型期的转制成本；另一方面给予那些积极为本企业的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企业以税收优惠，以便于提高企业参与养老保险的积极性。
3.加强宣传力度，让广大的农民工群体对养老保险制度有基本的了解。
农民工在城市中了解信息的渠道非常有限，这就需要政府积极组织人员向农民工宣传养老保险相关的知识，让农民工知道我们国家建立养老保险的目的、作用以及意义，而且要让他们熟悉参加养老保险的途径、方式以及领取的方式。
4.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
要想实现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号码的使用就必须尽快实现管理服务的网络化，加快网络的普及范围。加强社会保险金的透明度，让农民工清楚地知道自己缴纳的钱都到哪里去了，让农民工也参与到对社会养老保险的管理中来，以便提高他们的主人翁意识。
（二）企业作为社会保障的一方主体应履行自己的缴费义务。
企业要改变传统的观念，不要把为企业职工缴纳社会保险金视为一项沉重的负担，企业的生存发展更应该站在长远的立场上来对待员工。人力资本是企业最为重要的资本。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人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不仅仅只看重工资，对文化论文" target="_blank">企业文化及福利待遇的重视程度也逐步加深。
（三）农民工作为养老保险的最终受益者也应承担相应的义务。
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原则。农民工只有在承担前期的缴费义务才能享受到最后的权利，农民工应该改变观念加强认识，提高参保的意识，积极参与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
政府要负担起农民工养老保险大部分的责任，通过政策和财政的双重支持，企业和农民工积极的配合，只有在政府、企业和农民工三方责任主体的共同努力下，才能最终解决我国的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
论我国可转换债券发行中的问题与改进措施
摘要：可转换债券作为一种公司融资的金融工具，不但开拓了我国企业的融资渠道，而且繁荣和促进了国内证券市场的发展。但由于其在我国起步晚，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本文通过对我国可转换债券发行中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000b6a3fed62
关键字：可转换债券 上市公司 融资
可转换债券是债券的一种，它可以转换为债券发行公司的股票，通常具有较低的票面利率。从本质上讲，可转换债券是在发行公司债券的基础上，附加了一份期权，并允许购买人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将其购买的债券转换成指定公司的股票，从而弥补低利率的不足。然而，影响可转换债券收益的除了转券的利率外，最为关键的就是可转换债券的换股条件，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换股价格，即转换成一股股票所需的可转换债券的面值。当要转换的股票市价达到或超过转券的换股价格后，可转换债券的价格就将与股票的价格联动，在股票上涨时，购买转券与投资股票的收益率是一致的，但在股票价格下跌时，由于转券具有一般债券的保底性质，所以转券的风险性比股票又要小得多。
一、可转换债券市场的现状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可转换债券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的可转债融资在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出现，从2000年起，上市公司成为了可转换债券试点和实施的主要对象。2000年2月25日和3月14日虹桥、鞍钢两只规范化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终于面世，它标志着我国在金融创新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给证券市场带来了新的活力。
2001年4月底中国证监会在总结以上几家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并颁布了《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办法》及三个配套文件，为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奠定了较完备的法律基础。2006年5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出台，2006年7月27华发转债成功上市成为股改之后首支上市可转债，接着柳华转债，凯诺转债，招商转债也相继上市。
近期发行的转债品种在票面要素上与股改前发行的品种没有太大变化，然而发行方式却有了明显改变，发行规模基本上全部向原有股东配售，放弃余额上网定价和网下配套。新券上市溢价幅度较大，平均溢价8.34%，超过股改前新券上市溢价幅度。从2008年融资方式来看，可转债已成为除定向增发外的主要融资渠道。据悉，深万科（000002）和江苏阳光（600220）均已在年初通过了证监会的发行审核，可以预见，一轮上市公司可转换债券融资的高潮即将在中国酝酿而成。
二、我国可转换债券发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因素制约过大
可转换债券是证券市场高度发展的产物，它的正常运行离不开高效、健全的证券市场。但我国证券市场目前尚不够成熟，某些方面受国家计划制约，企业以何种方式在证券市场上筹集资金，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政策。
以宝安公司为例。从1992年起，处于试点阶段的股票市场日趋活跃，大量资金涌入股市，股票供不应求，导致股票飙升，牛市特征尽显。当时宝安公司业务迅速扩大，资金异常短缺，公司希望配售发行新股，但因国家对新股发行额度的限制而不能实现，因而丧失了在牛市中高价配售新股的机会，即丧失了可能获得的利益。
为了筹集巨额资金，宝安公司推出了可转换债券。从宝安可转换债券发行后的实际情况看，如采用该公司原拟订的“期限为5年，年利率为8%，转换价为发行前一个月宝安股票平均收市价的110%，上市后即允许进行转换”等条款，那么其可转换债券的风险将会降低，也会有更多债券转换为股票，使之成为一只发行较成功的可转换债券，投资者和发行公司也将成为受益者。遗憾的是，由于受有关政策的制约，这一条款未能被接受。违背市场规律的后果，只能由投资者和发行公司来承担。
（二）证券市场不成熟，可转换债券正常运行的环境尚不具备
证券市场不成熟，股价大起大落，公司无法对自己股票的未来市场进行较准确的预测，这种情况下，发行可转换债券筹资，就必定会承受很大的风险。从严格意义上讲，可转换债券是证券市场高度发展的产物，在不成熟的证券市场是不适合发行可转换债券的。
以南玻公司为例。做一下公司发行情况的简单介绍。南玻公司发行的B股可转换债券，就因B股市场的不确定性太大，导致B股未来市价预测失误，使公司付出了过高的筹资代价。如果南坡公司不发行可转换债券，而先发行债券，在债券快到期时，再发行B股普通股票，那么股东权益将不会被稀释，也不会付出过高的资金成本。
(三）公司未将股东财富最大化作为理财的基本目标
从实践结果考察，我国公司在制定可转换债券的各项条款时，均十分重视会计账面上的资金成本和债券的转换率，简单地认为会计账面上的资金成本越低越优、转换率越高越优。会计账面上的资金成本越低，公司获得的会计利润就越大；转换率越高，公司的还债压力就越轻，风险就越小。但是，公司会计利润最大化并不代表股东财富最大化。如果公司会计利润的增加是建立在股东权益稀释基础上，那么，这种利润的增加并不可取。宝安A股可转换债券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再者，对减轻公司还债压力的评价，离不开还债所付出的成本或代价。在公司理财中，重视经营者利益而轻视所有者利益，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这种现象如不制止，必然会损害公司所有者的利益。
三、可转换债券规范化探讨
解决可转换债券发行中的诸多问题已成为其快速发展的必然趋势。下面针对其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一)减少政策干扰，便可转换债券尽快按市场规律运行
减少政策干扰，建议国家证券监管部门将可转换债券的发行权、条款制定权等权利交给上市公司。如要控制额度，也可将它与配股额度捆在一起，由公司决定是直接配售新股还是发行可转换债券，国家只需从维护证券市场稳定发展、保护公司原股东和新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的角度，对发行公司进行监督即可。我国允许未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虽然目的是为了改善国企资本结构，增加国企融资途径，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因为未上市的股份公司，股票无市价，其可转换债券的转换价格难以合理地确定，这样势必会增大投资者和发行公司的风险。再次，未上市公司的股票不能在市场上流通，其可转换债券也就必然难以在市场上流通。笔者认为，国家在末上市公司中选择若干企业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决策，无论有何充分的理由，都是违背可转换债券运行规律的，因此应尽快促使未上市公司的上市工作。
（二）完善和发展可转换债券市场
我国债券市场近年来发展迅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为我国整个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债券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的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因此我国债券市场尚需完善。
首先，要为我国可转换债券市场的发展定好位置。事实验证，可转换债券早已成为各国资本市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深受融资者和投资者的共同欢迎，因此，应使可转换债券市场成为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和有益补充；我国股票市场的波动特别大，引入可转换债券市场这种缓冲机制，为股市的稳定和金融的安全“保驾护航”；增加金融产品，促进机构投资者的大发展，满足各类基金对资产组合多样化的要求，降低资产的非系统性风险，促进机构投资者的大发展；支持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和发展，享受企业高速成长可能带来的收益；借鉴韩国KT集团的经验，为国有资本顺利退出铺就新的通道。
其次，构建我国的可转换债券市场体系。增加可转换证券的投资品种，促进可转换债券市场金融工具的创新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构建产品体系；放宽可转换债券发行条件，丰富可转换债券的发行主体，构建供方体系；培育和发展可转换债券投资基金，吸引更多资金进入可转换债券市场，构建需方体系；拓展可转换债券承销业务，推动可转换债券的评级和咨询服务，构建中介体系；以场内电子撮合交易为主，辅以场外柜台交易，尝试引入坐市商制，构建交易体系。
（三）树立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理财目标
股份公司的一切理财行为，均应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作为基本目标。将这一要求用于可转换债券筹资，就是要确保股东权益不被稀释。因为股东权益稀释往往是一种机会损失，在会计账上无法加以反映，所以这种股东权益稀释的机会损失，经常被公司经营集团忽视。
如公司把股东权益是否被稀释放在首位，就不会产生因追求低资金成本而导致股东权益被稀释的损失。例如在牛市中，股票市价高起，公司有可能利用市场看好公司股票的心理，将可转换债券中的风险性资本收益率定得较高，而将固定的利息收益率定得较低。这样，公司就可获得节约利息支出，增加会计账面盈利的好处。但是，一旦股市由牛转熊，公司就会出现呆滞证券，造成股东权益稀释。在牛市中发行可转换债券，若以利润取大化为目标，则可能是可取的，但若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则可能是不可取的。
与牛市相反，在熊市中，市场对股市未来多不看好，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固定利息收益率需定得较高才有利于它的发行。这样做不仅可有效地避免股东权益稀释，而且还有可能使股东权益增值。所以在熊市中发行可转换债券，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也许并不可取，但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则可能是可取的。
毋庸置疑，可转换债券的实践与创新对于拓展上市公司融资渠道、丰富证券市场的品种结构等方面都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然而，可转换债券本身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派生金融产品，再加上我国的可转换债券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它既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也潜伏着许多隐患，需要努力维护和促进它的发展，使可转换债券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上展现它特有的魅力，焕发出新
关于“大学生最关心的社会问题”的调查报告
调查目的：
现在高校的大学生大多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代人成长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他们的思想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样化,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方式方法多元化。他们有独生子女共有的自我意识。因此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想法、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很强的民主观念。而大学生作为我国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人才资源,他们是否关注社会热点以及他们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态度如何,对他们以后走向社会、适应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此,我们做了此次调查。
调查对象：A大学的在校大学生
调查时间：本次调查从2010年11月下旬开始，12初结束。
调查地点：A大学
调查概况：
首先，通过详细的讨论和收集资料，我们确定了大致的调查方向：
第一阶段：将当前热点的社会问题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娱乐、科研、就业和其他八个主要方面并取其典型对在校大学生进行了解程度的调查。
第二阶段：统计数据之后对大学生关注度最高的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第三阶段：经过进一步的搜集资料，我们完成了此次实践的调查问卷。
问卷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一． 统计接受调查者的学生信息，包括性别、年级及其关注社会问题的渠道；
二． 抽取上述八个方面的典型问题对接受调查者进行了解程度的调查；
三． 抽取当前社会上的十个热点问题或活动对接受调查者进行了解程度的调查。
调查过程：
经过几次细心的修改，最终定稿后我们将问卷打印150份，分别面向A大学在校的不同年级不同学院的学生进行发放、填写和回收。在发放调查问卷的过程中，我们不忘积极地与接受调查者进行与此次实践有关的交流，以便更为准确的把握他们的思想动态。经过我们的一致配合和努力，我们成功收回了全部有效问卷，进行了详细的数据分析，并将本阶段调研结果用图表的形式展现了出来。
调查结果及分析：
本次接受调查者男生占69%，女生占31%；各年级分布为大一37%，大二23%，大三17%，大四15%，研究生和博士生8%。问卷中第三个问题的结果表明，大学生最关心的社会问题还是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就业问题。其次最关注的社会问题分别是政治、经济、文化，最后是娱乐、科研等方面。对于本次调查的主要受访者大一大二年级的同学来说，虽然他们还没有直接面对就业问题，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同学已经把就业视为上大学后或者以后大学毕业后遇到的最大困难。在对有考研究生打算的同学的调查中，80%的同学认为考究生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正如大家所知，考研与就业不仅是大家最为关注的话题，也是大学生日常谈论最多的话题。另外，从这次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当代大学生对于时事热点的关注度还是较高的，比如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美韩军演、朝鲜半岛争端、通胀压力、《哈利•波特7》和《赵氏孤儿》等都是大学生们热议的话题和事件。
由此可见，当代大学生早已不是之前人们心目中“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了。当代大学生能够时刻关注到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并积极参与到各种社会话题和热点问题中，对于社会上发生的大事表现出应有的姿态和有着自己鲜明独特的观点，了解到这种现状是此次调查之后的一大收获。
然而，通过这次调查我们还了解到，当代大学生主要通过网络、手机和道听途说等途径来了解社会动态，这对于大学生要积极融入社会、与时俱进的要求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此现象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当前教育系统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学校未提供足够的相关平台，成为大学生关注社会问题形式单一的主要原因；学校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形式单一、效果不明显，学生反映平平；大学中应试教育依然是主导，不利于学生发散思维、开拓创新等。
此外，由于第一阶段的统计结果为当前大学生最关心的是就业问题，我们又沿此方向调查分析了此问题的原因、背景、现状及建议对策等。大学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后，大学生就业自然要走向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受到供求关系的制约，近年来大学毕业生人数激增，这种现实情况造成了大学生就业压力大；同时高校专业调整、学科建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高校毕业生的规格和质量与用人单位的要求不相符合也制约了大学生就业。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使得大学生就业问题受到了整个社会的关注。如今，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蚁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当代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一个剪影，他们被冠以“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称号，指的是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城乡结合部的大学生。“他们还被称作有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
据了解，“蚁族”群体在全国已有上百万规模。与现实生活中“蚁族”的庞大数量相比，在社会关注度上，“蚁族”却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群体。现在社会上经常出现以“农民工、下岗职工、农民”为主体的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而有关“蚁族”的学术研究和媒体报道则寥寥无几。他们既没有被纳入政府、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也很少出现在学者、新闻记者的视野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被漠视和淡忘的群体，这是一个少有人关注和同情的群体。
然而，虽然就业形势不容乐观，“蚁族”的队伍仍在以超人的速度发展壮大，但是大学生的就业期望仍然较高，这种高期望集中体现在对发展前途、工作环境和薪水的要求上。大多数学生认为爱岗敬业，责任心强是自己在就业竞争中的优势。但我们认为，爱岗敬业、责任心强固然重要，但只是基本条件，远不足以使大学生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较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良好的组织、表达能力才是更具竞争力的条件。
大学生就业问题为政府、学校、家庭、学生本人高度重视，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事实上，大学生就业难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一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是目前我国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不高，造成了全社会普遍就业压力大，在短时期内难以解决；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大学毕业生同其他劳动者一样需要接受市场选择。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建议：
1.政府相关部门要深化体制改革，为大学生的就业提供政策支持 ：
(1)政策引导，鼓励大学生毕业之后到中小企业、偏远地区及基层单位就业。目前，中小企业的发展，急需大量的人才，这是大学生就业的主渠道之一。另外，政府要积极为大学生到偏远地区及基层单位工作创造条件：开辟常年性、规范化的渠道，并加强宣传引导工作；为到基层单位工作的大学生提供一些优惠政策。
(2)建立和完善就业信息网络系统，实现资源共享。利用准确、高效、全面的收集、筛选、分析评估。
2.用人单位要按需择人，合理置换冗员 ：
(1)要根据需要引进不同层次的大学生。用人单位要转变选人观念，按需择人。高层次的大学生是培养科研、技术开发的人才，中低层次的大学生是培养具体使用操作方面的人才。只有合理地引进不同层次的大学生，才会满足用人单位各个层次对人才的需求，使得各类人才都有用武之地。
(2)要加强人才储备，合理置换冗员。企业是吸纳大学毕业生的主力军，尽管许多企业面临着人员过剩的问题，但高层次人才仍显不足，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导致企业竞争力低下。因此，企业应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吸纳大学生，加强人才储备，调整人才结构，同时置换不能适应自身发展的冗员，从而增强企业的活力。
3.高校要适应市场办学，加强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和服务工作
(1)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使专业设置更加符合社会需要。高校必须密切关注就业市场的发展变化，要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对就业形势及各专业人才需求趋势做出科学的预测，从而确定自己的办学模式、办学层次、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大力发展社会需求量大的特色专业。
(2)加强就业指导，广开就业渠道，为大学生创造良好的择业平台。高校要通过就业指导课、就业咨询、讲座、座谈等多种形式，加强大学生求职择业指导，为学生进行职业发展规划设计，帮助他们转变就业观念，确定合理的择业目标。同时，要广开渠道，主动加强与用人单位的广泛联系，充分发挥自身既了解学生，又熟悉用人单位的优势，积极主动地为他们牵线搭桥，为大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就业空间。
4.当代大学生一方面要努力学习，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综合素质；另一方面，要树立正确、科学的择业就业观，要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发展：
(1)注重综合技能的培养，提高整体素质。大学生要想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取得成功，必须自觉地通过专业学习、社会实践等方式，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培养自己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以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要。
(2)更新就业观念，确定恰当的就业期望值。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大学生要不断更新就业观念，树立“先就业、后择业、再创业”的就业意识。
5、大学生要发挥自主能动性，积极主动的自主创业，在思想和精神上锤炼自己，树立全新的人才观，重视创业素质的自我培养，广泛获取创业经验，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参加实践活动，培养自己的创业能力。
成功的创业者具备一些核心的主要特质和次要特质，要有创业观念、有才、有胆、有识，同时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克服创业过程中的困难，这些高要求决定了当代大学生想走上创业之路，就必须按照创业者素质的培养规律，重视创业素质的自我培养，注重培养自己的能力，锤炼自己的胆子，同时培养自己的创业人格、创业者思维和创业意识与技能，克服中国传统教育模式下培养出“积累型”、“继承型”，掌握的死知识多，运用的知识少，胆子小，生存能力差的人才类型。
此外，我们要树立自信、自强、自主、自立意识。自信就是对自己充满信心，相信自己有能力，有条件去开创自己未来的事业。自信赋予人主动积极的人生态度和进取精神，相信自己能够成为创业的成功者，尤其在遇到失败和挫折时更需要自信。自强就是在自信的基础上，通过企业的实践，不断增长自己各方面的能力，进一步磨炼自己的意志，建立起自己的形象，敢说敢当，敢作敢为，不贪图眼前的利益，永远进取，使自己成为强者。自主就是具有独立的人格，具有独立性思维能力，不受传统和世俗偏见的束缚，不受舆论和环境的影响，能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善于设计和规划自己的未来，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自主还要有远见、有敢为人先的胆略，能把握住自己的航向，自立就是凭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建立起自己生活和事业的基础。
创业是目前媒体报道的热门领域，无论是传统媒体，如报刊、新书、广播电视、还是网络媒体，每天都提供大量的创业知识和信息。一般来说，经济类、人才类媒体是首要选择，比较出名的有《财富人生》、《创业家》、《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以及“中华创业网”、“中国创业论坛”等专业网站。此外，各地创业中心、大学生科技园、留学生创业园等机构的网站，也蕴藏着丰富的创业知识。通过这种途径获得创业知识，往往针对性较强。
大学生要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创业。创业涉及方方面面，需要与不同的人和事打交道，对人的能力要求很高。从事创业的人既要懂经营，又要善管理，既要能协调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又要当机立断，临危不乱，指挥若定，既要能言善辩，又要能谈判公关，既要能开拓创新，又要不怕挫折、困难。因此，创业能力的综合性很强，其中要有管理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创造能力、经营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判断能力、公关能力、应变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把握机遇的能力、谈判能力、心理调适能力等。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作为21世纪教育的4个支柱”，并把其作为开启未来人生大门的四把“钥匙”。“学会认知”就是教人掌握认知的方法，学会学习的方法、手段，培养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会做事”就是要培养人的创新能力、应变能力和驾驭处理复杂突发事件、危机的能力。“学会共同生活”就是要培养人的团结协作能力和团队精神，培养人的竞争意识和管理能力。“学会生存”就是要不断增强人的自主性、判断力和个人的责任感，培养人的交际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判断能力等等。因此，大学生要主动树立“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的意识，提高创业能力，从而使自己在创业时“走得出”，“站得住”，“干得好”。
实践环节能使大学生在校期间积累创业经验，培养创业能力的有效途径。所以大学生在校期间要积极参与创业实践活动，如大学生创业大赛、创业计划书大赛等。其次，大学生还可通过参与社团组织活动、创业见习、职业见习、兼职打工、求职体验、市场和社会调查等活动来接触社会，了解市场，并磨练自己的心志，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第三，商业活动无处不在，大学生平时可多与有创业经验的亲朋好友交流，甚至还可通过Email和电话拜访自己崇拜的商界人士，或向一些专业机构咨询。这些“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往往比看书本的收获更多。通过这种人际交往途径获得最直接的创业技巧与经验，将使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受益无穷。其四，投身于真正的创业实践。在毕业前后进入创业启动阶段，可以单独或与同学轮流租赁或承包一个小店铺，或加工、修理、或销售、服务等，在真刀真枪的创业实践中提高自己的创业能力。这些活动成为大学生步入社会大课堂的第一步，同时大学生在参与实践的过程中，既为他们将来开展创业活动积累了经验，也培养了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管理能力、应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也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热情，为大学生提供应对挫折，面对各种困难的心理准备，促进大学创业成功。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我国学术界也称为
“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斯大林教条体系”或“传统
体系”等, 从这些提法中我们不难看出人们对该体系
的反思和试图冲破它的理论努力。这一切当然是建
立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到底指什么的理
论思考基础上, 但同时, 也是更为根本的原因是: 我
国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直接来源于苏联马克
思主义哲学体系。这样, 我们对苏联哲学界关于马克
思主义哲学体系问题的讨论作一梳理就具有十分重
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了。
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
通常人们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斯大林
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原因是: 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构
造的理论体系, 影响了一整个历史时期。实际上, 斯
大林的思想并不是理论的“空中楼阁”, 而是直接来
源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思想。
普列汉诺夫这位被列宁称为“从彻底的辩证唯
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滥调”“的唯一马克
思主义者”[ 1 ] (P31) , 以其《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
(1895 年)“对辩证唯物主义做了极其完美的有价值
的阐述”,“培养了整整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
者”[ 2 ] (P67) [ 3 ] (P308) , 他的思想无疑会对后来列宁和斯大
林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普列汉诺夫是较早的正式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
一科学术语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哲学家。
他认为, 最新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真正科学
地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 因而是唯一彻底的和最先
进的哲学体系。他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
界观⋯⋯既包括自然界, 也包括历史。无论在自然界
或是历史方面, 这种世界观‘都是本质上辨证性的’。
这个形容词不是说明唯物主义的特征, 而只是表明
应用它去解释的那些领域之一。”[ 4 ] (P311) 普列汉诺夫
在其他场合也用其它不同的说法来表达这个意思,
说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以“宇宙”为出发点的唯物辩
证法在社会学方面的应用。为此, 他强调说“存在的
收稿日期: 2001—06—25
·1·
只是一个‘体系’——辩证唯物主义体系, 在这个体
系中既有政治经济学, 也有对历史唯物主义过程的
科学解释, 还有别的许多东西”。[ 4 ] (P106) 这样,“辩证
唯物主义”就几乎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代名
词。他的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列宁。
1909 年发表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
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过程中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理论体系, 尤其是它的认识论体系, 列宁指出, 马克
思主义哲学整体是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 其中“决
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 不
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 5 ] (P332—335)。1913—1917 年, 列
宁在其《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组成部分》、《卡尔
- 马克思》中总结和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清楚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几个组成部
分: 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阶级斗
争。后来在《哲学笔记》中, 列宁提出了一些哲学体系
的纲要, 其中《辩证法的要素》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体系的雏形。[ 6 ] (P276) 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在《资
本论》中, 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
三个词: 它们是同一个东西] 都应用于一门的科
学”。[ 6 ] (P290)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
体系的基本原则——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
识论是“同一个东西”。
可见,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强调了辩证法在整
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重要意义; 都把历史唯
物主义看成是辩证法在历史领域的应用。不同的是,
前者更强调唯物主义方面, 而后者更强调辩证法方
面。此外, 列宁更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
并没有像普列汉诺夫那样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直
接称为“辩证唯物主义体系”, 而是提出了建立马克
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任务, 并为此作了大量的理论准
备工作。这些都为斯大林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提供了条件。
20 世纪30 年代, 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一书,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分为
辩证法(概括为四个特征)、唯物主义(归纳为三个方
面) 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
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运用) 三个部分, 并采
用单调的叙述方法: 一律先叙述基本原理, 然后用具
体的事例对原理加以说明。这本书, 原是作为《苏联
共产党(布) 历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的内容。后
来因加上上述书名, 以单行本的方式发行, 而立即被
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顶峰”, 以后, 苏联大多数哲
学教科书的编写都以此为蓝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也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代名词。
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以此为标志正
式形成。
考察它形成的过程, 尤其是其理论来源——普
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思想, 不难发现:
首先,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内容上划分为
三大部分, 即辩证法、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并
不是斯大林的首创, 列宁在写作《马克思主义的三个
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以及《卡尔- 马克思》等哲学
专著时, 也明显地排列出了: 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次序, 后来的苏联哲学家基本上
沿用了列宁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方法, 撰写
了不少有分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和专著。斯
大林写于1906 年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就
已经包括三个部分:“辩证方法”、“唯物主义理论”、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从体系上与《辩证唯物主义
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相似的。
其次, 斯大林在分别论述辩证法的四个基本特
征(联系、运动变化、发展和矛盾说) , 也是与列宁对
辩证法的论述思想分不开的, 只是将列宁的“辩证法
是核心”的思想片面地理解为“辩证法是方法”; 而将
唯物主义概括为三个基本特征, 则直接来源于列宁
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前三章, 在这里, 列
宁分别讲了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问题: 物质和意识
何为第一性, 物质的可认识性, 世界的本源。这三个
问题恰恰是斯大林概括的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特征
的全部内容, 所不同的只是次序的改变。
再次, 在具体论述历史唯物主义时, 斯大林下了
一个定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
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 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
用与社会生活现象, 应用于社会, 应用于研究社会历
史。”这种“推广说”也是斯大林后来遭到批判的热
点, 但是, 我们必须知道, 这种推广说是来源于普列
汉诺夫和列宁的应用说的。普列汉诺夫在《论一元论
历史观之发展》和《唯物主义史论丛》等书中多次讲
到应用说; 而列宁在1913 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
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 就明明白白写道:“马克思
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 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
主义哲学, 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人类
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
的最大成果。”[ 5 ] (P443) 对照斯大林和普列汉诺夫及列
宁的论述, 可见他们之间无多大原则差异, 可见斯大
林对两位前人的继承性。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是, 斯大林直接把马克思主
义哲学体系由“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演变为“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 也是来源于普列汉诺
夫和列宁。因为, 1906 年在写《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
主义?》时, 斯大林还深受普列汉诺夫的影响, 认为:
·2·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哲学体系, ⋯⋯这个哲学体
系叫做辩证唯物主义。”“为什么叫做辩证唯物主义
呢? 因为它的方法是辨证的, 而理论是唯物
的。”[ 7 ] (P274) (后面一句话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中的说法相同。) 又由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
尤其后者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完整性
(如前所述) , 作为学生辈的斯大林当然就会继承前
人的思想甚至论述的方法, 于是就提供了《辩证唯物
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模式: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
明确地分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部
分, 分成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几大块。在
这样的“板块结构”中, 辩证法是方法, 唯物主义是理
论, 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
的推广。
综上所述, 斯大林提供的体系模式的最大特点
是“推广说”和“板块说”, 而这些都是在不同程度上
来源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思想, 只不过, 其中有斯
大林对他们的误读。
实际上, 综观20、30 年代苏联哲学界, 由于机械
论和德波林学派的两次论战, 几乎所有的哲学专著
和教科书都是专题性的, 此时的辩证法、唯物论、历
史唯物主义都是分块论述就不足为奇。从最早的布
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1921 年)、希洛可夫《辩证
唯物主义》(1931 年) , 到米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上册, 1932 年)、罗森塔尔《唯物辩证
法》(1936 年) , 这一时期的苏联哲学家的确都是把
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分成独立的研究课
题而著书立说。斯大林1938 年撰写的《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不受这些专著的影响。后者
只不过把各个组成部分综合在一起, 以完成列宁所
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块整钢”的理论体系建构任
务, 并揭示“一块整钢”各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只
是, 现在看起来, 这个任务完成得并不圆满, 甚至可
以说问题颇多。
二、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演化
我们常以斯大林的体系模式代称苏联体系模
式, 是为了说明它的影响之巨大和深刻。尔后, 几乎
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是按斯大林体系的
标准来编排的, 而且这种状况并不因为斯大林的逝
世和后期对他的批判而终止。但这正如苏联哲学家
叶夫格拉弗夫在他的《苏联哲学史》中所说,“不能
说”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实
际上, 在这期间和以后都有许多哲学家, 极具勇气地
指出了斯大林体系的不足和缺陷, 并试图从不同的
方面去建构新的他们认为更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
学体系, 他们的理论活动构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
学体系的演化空间, 如果我们把他们“排除在理论界
限之外, 从历史角度看, 那将是不公正的”。[ 8 ] (P135)
这一演化过程从20 世纪40 年代一直延续到
70、80 年代, 其中能够突破斯大林体系的是以凯德
洛夫和科普宁为代表的“认识论派”。前者从斯大林
的论述方法和具体论述内容出发反对斯大林的体
系; 后者甚至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不是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而是认识论。
早在1947 年, 凯德洛夫就开始反对斯大林的
“原理加例子”式的体系论述方法。1955 年, 他在题
为《论自然科学中的几个基本哲学问题》的报告中再
次指出:“现有的辩证唯物主义著作的缺点, 在于没
有深刻领会列宁⋯⋯的指示⋯⋯这种例子堆砌的错
误做法不是别的, 正是对待问题的教条主义态
度”。[ 9 ]1977 年, 在题为《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报告中, 他指出, 哲学体系(尤
其是辩证法体系) 的学术方法应该是首先找出其“细
胞”, 然后以这个“细胞”为起点, 研究其最高级、最发
达的形式, 最后形成理论体系。他的这一思想当然遭
到了苏联大部分哲学家的反对, 包括米丁、亚历山大
洛夫和康斯坦丁诺夫等人的激烈反对, 他们编著的
一系列教科书基本上都是严格按照斯大林所提供的
体系叙述方法, 即先叙述原理, 然后加上例子。但是
在凯德洛夫看来, 这没有严格而彻底的遵循列宁关
于辩证法、逻辑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三者一致的思想,
所以也就无法完成列宁提出的将唯物辩证法乃至整
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的任务。
凯德洛夫还对斯大林体系的具体结构提出了批
评。他说, 应该放弃斯大林的小册子结构, 系统阐述
辩证唯物主义这门科学的书,“绝不能按照先讲辨证
方法的四个特征、后讲哲学唯物主义的三个特征的
结构”来安排, 如果这样做, 辩证唯物主义的许多重
要内容和范畴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如否定之否定
规律的长期被忽视)。他在《“否定之否定”规律》一文
中详细论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唯物主义辩证法中
应占有的地位。这实际上是对斯大林体系的“板块结
构”的简单性提出了批评, 并试图冲破这种板块, 填
补新的内容。
在对斯大林体系的单调的叙述方法和简单的分
块“体系”结构提出反对意见后, 凯德洛夫进一步指
出, 斯大林体系的严重缺陷还在于: 把辩证法和唯物
主义割裂开来、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以前
的哲学和“过低估计列宁的哲学遗产”, 他认为, 按照
列宁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三者统一的思想就意味
着: 不能撇开认识论问题而从纯方法论角度提出哲
学问题, 也不能完全撇开认识方法问题而从认识论
·3·
上提出问题。这就提出了他一贯的观点: 不能否认辩
证法是逻辑和认识论。
凯德洛夫的这一思想得到了科普宁的支持和发
展。1962 年, 科普宁就在一个哲学讨论会上批评了
对科学认识论问题研究甚少的现状; 1971 年, 他在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与现代科学》一文中, 提出
必须把唯物辩证法看做开放的体系, 适应新的条件
改变其形式。问题不在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体
系中做出个别改动, 而在于“对现代科学知识做出更
基本、更全面的哲学综合, 其结果是发展和丰富唯物
辩证法的全部规律和范畴”, 其中也包括提出新范
畴。他在1973 年出版的《作为逻辑和认识论的辩证
法》、《辩证法、逻辑、科学》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导
论》就是从分析现代自然科学认识的范畴结构方面
着手, 制定唯物辩证法的体系。他说:“马克思列宁主
义哲学既是世界观、方法也是认识论。”“世界观作为
方法和认识论而起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规
律和范畴都是如此, 它们具有客观的内容并作为认
识现实的现象的方法和理论。”“作为世界观、方法的
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 也是认识论”[ 10 ] (P37—38)。科普
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把自然界的规律搬到
社会, 也不是相反的把社会的规律搬到自然界⋯⋯
不是把社会规律搬到自然界而成为普遍规律, 而是
社会规律的知识是发现自然界和社会的普遍规律的
必要前提”; 辩证唯物主义“也不是直接地研究存在
及其形式, 而是把它们看做人的感性的、物质的、革
命批判的实践活动的客体, 所以它也是研究社会发
展的规律, 因此它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 它从理论
上论证了作为社会思想的共产主义”。这样, 科普宁
就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
义看成是同一的东西了, 它们本身是关于存在规律
和形式的学说, 即“大写字母的逻辑”。这显然是对斯
大林体系的“推广说”的突破, 更是对“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重大突破。难怪他的反对者
米丁和康斯坦丁诺夫等人指责他想把马克思主义哲
学只归结为逻辑和认识论; 没有强调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世界观意义。
但是科普宁并没有被他的反对者所吓倒, 他和
凯德洛夫一样, 尽管遭到无情的批判(尤其是在早
期) , 但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由于共同理论旨趣,
二人多次互相支持, 共同对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体
系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不同于斯大林体系的
观点: 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问题(是否是“整
个世界”? 科普宁等持反对态度, 参见凯德洛夫《论
“整个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的这一提法》;
莫斯科1979 年) 以及与之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科普宁等认为如果自然科学
没有给哲学提供必要的材料, 那哲学只能用自己的
手段即抽象的思维去臆造。参见科普宁《科学的认识
论基础和逻辑基础》莫斯科1974 年, 第387 页)、实
践和认识的问题(科普宁认为实践与认识是统一的,
实践本身是认识的要素, 而认识又是实践的活动的
组成部分, 这就与把实践定义为人类改造周围世界
的物质活动是很不相同的)、人的问题(科普宁是最
早重视研究人的问题的苏联哲学家之一, 他说“世界
观的对象是‘人和周围世界’的关系, 它力图解决处
在周围自然界相互关系之中、处在同对自然界运动
的普遍规律的理解的紧密联系中的人的问题”, 世界
观包括哲学的基本问题、发展观和历史观, 这些问题
的解决“归根到底服从于人及其存在的问题的解
决”。参见科普宁《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和逻辑基础》第
21、27 页)。
由于对这些问题的不同于斯大林体系的回答,
使得凯德洛夫和科普宁被认定为“认识论派”的代表
人物, 但是, 必须指出的是, 在斯大林体系的演化过
程中, 起着“突破”体系作用的哲学家不只是认识论
派的人物, 如早在60 年代, 鲁特凯维奇就以自己的
观点反对斯大林体系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仅仅
看成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加, 而后者
是前者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说, 对马克思主义哲
学可以做广义的解释, 即它是由各门哲学学科组成
的体系。这一体系包括: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
义、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逻辑、美学、伦理学、科学
无神论和哲学史。到了70、80 年代, 阿列克谢耶夫的
《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结构和职能》(1978 年) 和杰
明娜主编的《作为体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 1981 年) 等, 也都表达了同鲁特凯维奇相似的观
点。哲学家麦柳欣直接说: 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
仅仅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同起来。可
以看出他们对体系的理解既不同于斯大林体系, 也
不同于认识论体系。就是那些坚决拥护斯大林体系
的哲学家, 随着斯大林的逝世和苏联后期的非斯大
林化运动, 也开始认识到了斯大林体系的弊病, 并作
出程度不同的反应, 如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历史唯
物主义》在1953 年出第二版的时候, 在内容和结构
上已比过去有较大改动(如有关人民群众和个人在
历史上的作用等, 体现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精神) ;
1958 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体系上的
改动更大, 其中把意识论与认识论结合起来, 在辩证
法部分采取先讲范畴、后讲规律, 而规律又分别各用
一章加以论述, 这种结构与斯大林的论述方法是不
同的, 而且全书各章节都有自然科学方面的材料论
·4·
证, 这也是以前所没有的; 1971 年出版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哲学原理》(仍由康斯坦丁诺夫主编) , 则被公
认是70 年代以后苏联的经典哲学教科书和对马克
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最新理解, 因为它把现代资产阶
级和社会批判作为单独的一大部分同辩证唯物主
义、历史唯物主义并列论述, 还专门增加了“人的认
识的性质”一章, 关于认识论部分, 开宗明义就提出:
“唯物主义辩证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 可
见, 苏联哲学界已经开始接受科普宁等人的体系思
想。
此外, 从40、50 年代以后, 尤其是60 年代以后,
哲学界关于认识论问题、实践问题、人的问题(以及
与此相关的异化问题、主体- 客体问题和价值问题
等)、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如系统论等)、全球性问题
等等, 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过程中, 丰富了对马克思
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 有人甚至从各自的研究角度
试图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比如试图以人
的问题为中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作出新的解
释, 格里高扬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全部组
成部分的统一中是彻底的和鲜明的人的哲学”。这显
然是与科普宁关于人的思想是一致的。
这些都共同构成了苏联模式哲学体系的演化过
程。在这一过程中, 有许多的哲学家从不同的方面和
角度对斯大林体系提出了质疑和建构新体系的理论
设想, 但由于现实的政治气候, 使得他们建构新体系
的工作充满了艰辛和曲折。但是还是出现了像凯德
洛夫和科普宁这样的一贯坚持自己观点的理论家,
他们对斯大林体系的突破是意义重大的: 它不仅告
诉我们,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并不仅仅指斯大
林体系, 而是有更多的内容; 而且这种突破在一定程
度上奠定了苏联哲学以后的发展思路。
三、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评价
斯大林逝世后, 尤其是苏共二十大以后, 各国马
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都从不同方面指出了斯大林模
式的不足: 德国的哲学家利辛指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
体系是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之中的自我完善的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叙述方法不可能一成不变,
它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所以他提出用
“辨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一词代替苏联的“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方法, 以便更确切地
反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可分割
性”; 柯尔施、卢卡奇、列非弗尔、阿尔都塞等西方马
克思主义者则认定苏联哲学体系是教条主义、公式
主义和形而上学, 进而从结构主义、存在主义、人道
主义等各方面重新研究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
系。有人提出了“实践哲学”体系、有人提出了“社会
批判”哲学体系、有人提出“人学”体系。可见, 对苏联
哲学体系的评价直接涉及到如何构建新体系的工
作, 于是, 评价苏联哲学体系的问题, 成了理论界的
一个热点。
但它同时又是一个难点, 因为苏联马克思主义
哲学是苏共领导的整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 苏联哲学在70 余年间的发展时期里直接
受到政治变动的冲击, 导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
系主要就是斯大林体系; 这使得人们在评价苏联模
式时, 长期习惯性地以为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
体系只包括斯大林模式, 而无视苏联哲学家对这一
体系的改良和突破, 仿佛整个苏联哲学体系是一贯
一致, 毫无变化的; 或者即使承认有变化, 也是无足
轻重的, 所以他们在评价苏联哲学模式时, 实际上就
是在评价斯大林模式。这些, 给我们正确评价苏联模
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带来了困难: 要么是一味
的鼓吹它的“首创性”和“体系性”甚至“科学性”, 只
是象征性地指出一些不足和缺陷; 要么彻底将之打
翻在地, 甚至吐上唾沫, 骂得一无是处。这些失之偏
颇的做法使得我们直至今天仍然没有给苏联模式马
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一个理性的认识。而要做到对它
的正确而公允的评价, 就必须对它的形成和演变过
程有一个正确、清楚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