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作出这样的战略判断，有着深刻的依据。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
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不懈奋斗，我们已经拥有开启新征程、实现新的更高目标的雄厚物质基础。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她吹响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号角，开启了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蓝图。根据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现代化建设需要尊重规律和尊重国情，需要选择合适的目标、路径、模式和重点，并与时俱进坚持不懈。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坚持改革开放，就是要坚持在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教育、科学与技术、国防军事等方面的改革。国家的进步，可以极大的促进国民发展的积极性。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要坚持走经济改革之路，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的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截至到今日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中国经济要继续保持快速稳步增长就必须坚持经济改革，坚持对外开放，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的经济政策。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要坚持走文化体制改革之路，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方面，要继续加强文化服务主体和打造文化市场主体，同时要深入推进文化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构建科学有效的文化宏观管理体制。一是完善市场格局，加快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化市场体系；二是转变政府职能，推动文化行政管理部门逐步实现由以办文化为主变为以管文化为主；三是创新国有文化资产管理方式，确保文化企业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国力也越来越强盛，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信心增强，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更加深入广泛，
中国现代化之路要走教育改革之路，教育改革是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强国必先强教。优先发展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决定性意义。进行现代化教育改革要从学前教育做起，巩固和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水平，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继续推进素质教育，要从小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教育质量；要深入发展高等教育，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增强社会服务能力，优化结构办出特色；大力发展 职业教育，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性，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加强下岗职工的职业培训，实现再就业。
中国现代化之路要坚持科学技术的革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任何时代的进步都不可避免地受科技水平的发展所影响，科学技术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断更新科学技术，开发新能源，实现教育结构与企业的密切结合、互补，共同开发新产品，各自利用优势加快科技跟新换代的速度。
中国现代化之路要坚持开放的对外外交政策，坚持“一带一路”的基本战略，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秉持着共商、共享、共建的原则，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和谐包容，坚持市场运作，坚持互利共赢。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改革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必须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我们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但所为的发展是相对的，纵观世界历史，一国的最核心国家利益集中体现在发展与安全两大领域中。30年来，中国奉行改革开放大政的基本外部条件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老一代领导断言的和平发展为主流的全球环境。外部的安全环境的相对缓和，给中国提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机遇，正是因为抓住了这一重大战略机遇期，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国家经济和建设成就，成为全球越来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换言之，国家的发展前景与其确保安全的能力互相转换，要保证发展的有利外部环境，必须合理地界定安全的需求。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已经发生数起大规模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或者灭人之国，或者引发重大地缘政治变局。美国等传统军事大国借助军事革命的成果，成功实施了军力及战力的信息化升级，建成了与传统机械化武备有代差级优势的新型打击力量，从实战效果看，传统机械化为主的第二代武备在新一代信息化联合作战面前，几乎不堪一击。这一真实的战局向中国的军事安全提出了现实而迫切的挑战。如何在信息化条件下，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重大利益，打赢高强度、高烈度和高科技含量的现代化局部战争，这是新时期中国军队面临的中心任务，也是牵引中国特色的新军事革命的内在动力。
除包括核威胁在内的传统军事安全威胁之外，全球化和后冷战时代的新变化也带来了全新的非传统军事安全威胁。“9·11”和车臣代表的恐怖主义等新威胁具备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力，而且表明，传统类型的武装力量不能有效应对这种类型的威胁。应对新威胁需要有新的安全观，与之配套的是新型的力量配备和战法革新。与传统的应对大规模外国军队入侵的需求不同，应对新型威胁需要更精干、快速反应、点穴式的精确打击力量，同时需要军队具备很强的遂行非传统任务的能力，比如跨境的远程机动和更复杂的情报及信息支持能力。
军事安全环境的新特点还体现在，由于发展带来新的需求，如能源和国际航路的安全，更重要的是，由于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新兴的地区强国改变了地区力量对比，引发了潜在的安全挑战，而地区热点问题则始终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连锁反应的能量。面对复杂的安全挑战，中国要确保军事安全，则必须加速新军事变革的步伐，用跨越式发展的思路建立新型国家军事效能，这既是国家经济能力向安全能力转换的需要，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正当国际权益的需要。
国际地位，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科学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情况，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发展情况。2008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的国际地位上升、国际影响扩大最快的一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国际格局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同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在发生着极大的变化。并且国际上对于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也有很多议论，如何看到中国国际地位的新变化，我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 第一，经济实力地位显著上升。进入21世纪中国在世界经济的排位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名次，2008年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9年或2010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经济总量在2008年达到4.4万亿美元，这一实力地位的变化奠定了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的基础。在此轮经济危机中，中国的表现也提升了自己的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第二，除经济实力外，中国的军事、科技、软实力也持续上升。军事上，中国的投入较之前有很大提高，使中国的海军、空军等实力比20世纪90年代有显著的提升。科技上，航天活动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发展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认可，成为不少国家试图仿效的样板。 第三，在中国实力和国际地位上升的同时，世界其他主要力量的国际地位持续下降，更加显示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上升。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其秘密监狱、虐待战俘等行径使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法制”旗手形象大打折扣，国际地位和声誉显著下降。金融危机又使其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声誉下降，不得不有所调整。此外俄罗斯等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也持续下降。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虽然发展速度不慢，但其实力和国际地位始终无法追赶中国。 第四，十六大以来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发展”战略，中国对外关系持续改善和发展，在联合国事务、国际经济金融改革、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海盗等方面的行动和表现，受到世界范围的肯定和认可。 当前国际形势正处在和平转型时期，对中国来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首先我们应解决好自己内部的问题，如内部的发展不平衡，制度建设的滞后性，生态与资源问题等.并且应该统筹国内与国外的两个大局，处理好两个关系。在国际上随着自己地位的提高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体现自己大国的地位。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一件好事情。中国的和平崛起，会为世界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