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思路：首先对中国的发展状况做简要的描述和预测，然后就中美关系的走向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做分析，表明自己的观点。
浅谈中美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众所周知，近代外交始于西方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之际，而奉行“民族国家至上”原则的外交则始于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黎塞留对近代外交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拿破仑滑铁卢之役战败到维也纳会议，梅特涅时代的外交奉行“欧洲协调原则”即是欧洲的保守势力出于共同的国家利益对革命势力的遏制而团结在一起。
俾斯麦统一德国后打破了均势外交，奉行“现实政治原则”即以国家实力及利益来制定国家外交政策。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所说“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中国在1840年被迫打开国门后，实际上已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是列强角逐鱼肉的对象。正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前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外交。在此要讨论的是中国在1949年后外交政策的变化。
建国后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有国家利益的考量，中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是与苏联结盟来对抗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1960年因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成了“第三世界的代言人”既反美帝又反苏修，事实证明这种纯粹以意识形态外主，牺牲国家利益的政策是不可取的，从1960—1971年中国实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
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打破了美苏两极格局，形成了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美联手对抗当时如日中天的苏联，以遏止苏联的扩张。这个历史性的外交转变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为外交政策制定的依据，而改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制定的基石。因为对美关系的改善客观上也促进了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
使中国逐渐融入了国际经济秩序。当今的中国外交政策即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一超独霸，俄罗斯虽已雄风不在，但对世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欧洲离国家的形成还有很长的距离，暂还不能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但欧盟一直希望联合起来以摆脱美国的影响力。日本自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后一直在追求恢复正常国家的地位，以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地位。
而印度随着经济的崛起也想追求大国的地位，称霸南亚。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外交的重点。而对美关系则是重中之重。众所周知，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强权，二战后一直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警察”角色。虽有些学者说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比如“911”后，伊拉克战争，还有目前的金融危机等，但其仍拥有无可比拟的超级实力。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或者按美国某些人的思路——美国成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而中国在“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后成为了继续实行社会主义体制的少数国家中最大且最有实力的国家。不仅如此，通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近三十年时间里把国家机器的首要任务一直定位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很快从“十年浩劫”的低谷中跃起并一路快速发展。其经济的迅速恢复和经济实力的持续扩充，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新亮点。同时，中国的政治和外交、文化等诸元的定位也逐步向国际规则靠拢，渐渐融入国际社会。这样的一个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长，国际地位不糨提升，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多的作用，其影响力日益重要、不可忽视。
从冷战后短期内国际社会及政治体系变化中可以看出：中国崛起，中国的水落石出而越发凸显，伴随着俄罗斯在这一时期所扮演的“末日帝国”的角色和美欧之间结构性分歧冲突的长期隐性化，中美之间的关系好似回到两国接触的初始阶段。即一个新兴国家与一个传统大国的对话，不过两者所处地位发生了180度的回转。新兴的美国变成了崛起中的中国，而清帝国这一“全球性大国”或者称之为“全球性帝国”。历史永远不会重演，但历史经常会在不同的时空或相同的空间“重现”，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重现的历史”往往在其中有更多的演绎使其复杂化，增加了其中的诸多不确定因素，造就众多的平等未来。
不能否认，中美关系所处环境及两国现状确实比较类似于十八世纪末叶至十九世纪初叶，但这应视为表面现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国际体系系统的更加紧密，以及全球政治外交的连带性趋势更加明显，表相掩盖下的内部冲突较之历史已十分凸显。内部矛盾的显现、明显给，使人们可以以更清醒的头脑去影响和左右历史规律，给各国政治家们创造了更加广阔的施展空间。所以，展望中美关系，很可能以新兴国家对传统霸主这一历史规律为主线和准绳，在各政府政要、国家元首结合信息诸元而作出的决策影响下，呈现波浪式前进。当然，由于美国在“帝国论”中所表现的这一唯一的“全球性帝国”中各种非传统现象，也不排除这一“美国帝国时期”的长期存在。如若这一假设成立的话，中美两国关系和两国发展空间的豪华甚至两国未来都将破天荒的走出历史规律的范围，摆脱其束缚，另辟溪径走上美国长期主导世界的第二条道路，中国作为崛起的 “新兴强国”的形势与地位可能在这一体系下被扼杀，这当然是中国不愿意看到和走上的道路。我们也许可以将其理解为倡导多极化世界就中国而言的内在动因吧。
综上所述，中美关系大致有两个发展方向。这两个发展方向都是建立在历史规律和两国互动的基础之上的。但当今国际社会全球化形势日益加强，即使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也要在矛盾中维持并利用现行的国际体系与秩序。全球任何角落所发生的事件或任何一个国家所作出的决策都会不同程度的对其他国家和民族（引入民族概念是由于欧洲各国的建国理念之一，即“民族国家”，虽然当今世界以主权国家为主体，但不能排除民族的概念化对国家政治、外交乃至世界的影响与作用）产生影响并直接关系致到它们在本地区的利益。所以，再以传统关系准则或观念，仅建立在两国关系基础之上去分析展望两国关系的发展未免有些狭隘。分析中美关系的走向必须从以下这几个方面：美国全球霸权的维系；美国对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与破坏；俄罗斯；欧洲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中国自身的经济影响力与务实外交；伊拉克战事对全球和中美关系的影响；台湾问题的长期化。
1． 全球霸权的维系
分析所谓美国全球霸权的维系，实际上就是看美国这一唯一的全球性国家在现行国际秩序下的主导力的维持时间的长短。同时，我们还不能排除另一种情况，即美国对全球其他地区的隐性渗透和间接影响力。这两者如若巧妙结合，美国的霸权极有可能长期维系，判断其维持时间在一至二世纪亦不为过。
回顾历史，真正对全球而言具备影响力的帝国有四个：即罗马帝国、中华帝国、法兰西第一帝国和大英帝国。（注：对全球的影响力并不表示这四个帝国是“全球性国家”）其中，罗马帝国与中华帝国体系中的汉帝国几乎是同时存在的，两者通过夹在其中的统治波斯的帕提亚帝国和统治今阿富汗及印度西北部的贵霜帝国模糊的知晓对方的存在。这两大帝国都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点：帝国力量建立在由仆从国附庸国、保护地和殖民地加上一般被看作是野蛮人的帝国以外的人组成的等级制度的基础之上；经济是单一的自给自足经济；通过一个政治和经济组织的复杂体系来发挥力量；文化优越感强；体系独立自足、孤立、不受任何外部有组织的对手的挑战。中华帝国自身还有一些特点：集中的政治权威和保证统一的官僚体系。大英帝国破天荒第一次通过海上力量取得了对全球的主宰地位。伦敦成了世界主要的金融和贸易中心。英国人以贸易开路，随后国旗跟上。但作为世界霸主人口相对太少，而且并未控制欧洲，只是使欧洲的力量达到均势。（注：欧洲在世界历史中很长时间是作为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中心的地位）所以与前两面个区域性帝国相比，也不是一个全球性帝国。在其之前较早一些的法兰西第一帝国，几乎确立了在欧洲的真正霸权。假如拿破仑成功了，很可能会取得第一个主导全球的大国地位。可是拿破仑惜败于七次反法同盟。
与以上形成对照的是，今天美国全球力量的范围和无所不在的状况是独一无二的。假如不拘于概念化的定义，可以发现除自给自足的经济架构和孤立的体系以外，美国拥有以上四大帝国的所有特征，并“控制”了欧洲。除此之外，美国还具有前者不具备的诸多优势。
美国经济活力在所有其他国家的经济中鹤立鸡群，为美国在全球起到首要作用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战后，美国一家经济就超过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0%！冷战结束时，美国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特别是制造业生产中的份额，已经固定在大约30%的水平上，除战后例外的年份外，这个比例是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平均数。以经济为后盾，美国保持甚至扩大了在利用最新科学突破为军事目的的服务方面的领先地位，从而建立了一支唯一在理论上能够有效地在全球都发挥影响的部队。在经济上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住处技术领域，美国也一直保持着强大的竞争优势。美国对未来经济中的尖端部门的掌握，意味着美国在技术上的统治地位不可能很快更新更新丧失，在生产率方面保持对主要对手的优势。
中美关系走向——形势与政策试论文 回顾50多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双方既有尖锐的对立，也有真诚的合作。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也曾经出现了多次起伏和危机，但是中美关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对亚洲和世界局势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因此，展望21世纪的中美关系，我们有理由表示审慎的乐观。当然，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也不容忽视，诸如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军售问题和台湾问题等，其中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影响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最容易导致中美两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敏感问题。然而，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用战略的眼光来处理中美关系，在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审视和处理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就会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前进。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历史上看，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诸如国际格局、经济和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以及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等等。其中彼此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在中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纵观70年代以来，运用史学和国际关系 学学科渗透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对美政策的缘起、变化和发展，及其对各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影响。 稳定同美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关键。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和谐。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将台湾划进美日联合防御范围，但从其模糊描述的背后不难看出，中国台湾乃至中国大陆早就是美国窥视以久的土地。对于中美关系，应坚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框架，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为我国经济求得稳定，高速的发展空间。中美双方经贸关系密切，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中美关系非常复杂，必须处理好。中国外交的很多工作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我们首先应该看到和明白几点： 1 机遇来自全球化这个国际背景， 美国有求于中国的面上升 2 双方在安全关切上既有交叉点又有不同点 3 并不是说美国不把中国当做潜在对手了 4 美国必须在台湾“统独”问题上作出抉择 纵观历史分析当前中国对美政策应循之道 “变”与“不变”是50多年来中国外交发展过程中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外交经历了几次大的战略调整；另一方面，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贯穿其中。中国外交的基本内容正是在这种变与不变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的，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外交独特而又丰富的内涵和风格。 “变”是与时俱进的要求和表现，更是在不同国内外环境下更好地谋求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不变”则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意识继承的部分，表现为连续性；另一部分则是不愿继承、希望改变的内容，但由于不同的原因，历史上的政策对决策者或大众心理有巨大影响，使现有政策有意无意地保持了原来政策的某些内容、某些宣示、某些态势或倾向，表现为外交政策的“惯性”。“变”突出了中国外交的特点，而“不变”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制约和影响中国外交的消极因素 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政策已经不是原来的政策，援助也与以往大不相同，但我国的对外政策宣示仍然把八项原则作为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思想，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惯性的表现
从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看中美关系的发展
随着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的迅猛发展，两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经济互相依赖关系。对于此类关系的发展和其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安全影响，国内大多学者的判断都是积极的。有学者认为：中美之间的经济互动已发展为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为两国注入了战略的新内容，强化了彼此相互借重的迫切感。一方面美国对外战略设计开始以中国为核心考虑对象，其东亚安全战略的施展和经济发展环境的营造有赖于中国的合作；另一方面中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和平发展战略也迫切需要美国的和平姿态。文章最后得出，世界无法承受中美两大国交恶，中美保持良好关系是世界和平的前提。无论美国所说“中国是具有共同战略利益的国家”，还是中国所称的“中美建设性伙伴关系”，都说明了两国已形成一种难以分割的互需关系，它无形地引导着中美两国走向“经济互相依赖和平”之路。
但是，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真的可以铸造和平吗？对于上述观点，笔者不敢完全同意。在笔者看来，上述论点对某些问题的看待略有偏差，同时对两国间的一些现实问题，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试分析如下：
首先，对于是什么导致了目前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文章中的回答偏重经济学视角，认为是中国在劳动力要素上的比较优势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同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不可否认，美国政府推动中美关系固然有经济利益的考虑，但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对华战略的需要。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对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战略存在较大分歧，但最终接触战略取代节制战略成为美国应对中国力量上升的最终选择。美国认为与节制相比，接触战略能更好的促进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从而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相互尊重有利于促进战略共识和合作。基于对华接触战略，美国没有限制同中国的经济联系；为了更好地实现此战略，美国扩大了同中国的贸易往来。在这个意义上，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不仅是美国对华战略手段，同时也是其产物。可以想象，如果美国像冷战初期对待苏联那样对中国，中美之间目前的相互依赖是不可能产生的。如果意识到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关键原因在于美对华战略，受到国家行为体的深刻塑造，那么对其分析就不可能简单地采用“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路径，而应考虑更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