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是人类多元化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正如作者所说：“工业化、都市化、人口流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是推动社会学产生的直接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社会学从一开始就是社会转型的产物。”作者说社会学是在18、19世纪西方的两次大革命后产生的；如果往上推，社会学是从启蒙运动后人类思想的转变而产生的革命而带来的。而启蒙运动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人脱离神本（把圣经抛弃）而寻求人本（犯罪后的理性之光）。所以；从本质来说，社会学是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的产物。
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与在发展中或发展后的问题，而试图以研究的结果来找到解决的方法。但事与愿违，社会学常常能找出问题却找不到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有时看似解决了，却只是短暂的表面上的治标不治本。因为社会学到底还是以人为本，是从人的角度去了解世界上的问题。我们有信仰的人都知道，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其实都是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根本就是在于人是有罪的人，且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解决罪的。所以，我认为社会学只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却不能找出问题的本质原因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以说社会学是发现提出问题，而神学才能找出问题的本质原因也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作者说“社会学是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有效工具”，这我不全赞同。社会学的确是认识社会的有效工具，却不是改造社会改变社会的有效工具。因为还没有一个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是因为社会学而带来的，我们也没有看见世界上有这样绝对的例证。社会学只能让我们更认识社会的现象，不能让我们改造社会。从神学、历史学与伦理学来看，宗教才是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主要动力来源。社会学不外乎是研究关于人的问题和与人有关联的一切事物，社会学是离不开人的没有人就不会存在有社会学。而人是有人性的、宗教性的、是唯一有上帝形象的被造者，在社会学里社会学只把人当做高等的动物来研究，所以它只能研究人一切外在的表现与问题；却不知其本质的来源、过程中的意义与终极的结局。从本质来说社会学根本不懂何谓人，也更不能经过研究找出方法使人活得有永恒的意义与价值，也就不能让社会有一个真正良性的运行和协调的发展。社会学即不懂人，就更不懂人是有罪性的；而一切的社会问题都是从人性中的罪出来的，那它就更不懂了。要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从本质来说必须先解决罪的问题；这样说来社会学对于解决社会本质问题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我说社会学只能是认识社会现象的有效工具而不是改造社会的有效工具；宗教信仰才是，在众宗教中如果要深入研究就只有基督教才能改造甚至改变社会。这不是神话或纸上谈兵，这是在史可考的；欧美国家的历史、文化、科学、现代文明都是可以站出来做证的。
那么说社会学不是完全无用了吗？不是的，社会学有其本身的价值。在上面我们已经提到，社会学是可以发现社会问题的，也是可以使人们更清楚认识社会的，它更是能帮助国家决策层、机构、教会；更好地了解当地社会的各个领域的不同情况，从而能更好地做完美的计划与决策来帮助社会。虽然说社会学是人文科学，对信仰本身无多大助益。但是对于教会事工却有很大的帮助，是教会了解社会需要的有效工具。所以社会学是很有用的，如果我们能以神学为根基去了解、解决社会学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将是对社会很大的益处，也是教会在社会中的贡献与见证。
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关注于当下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硕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学科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直接反映一个学科的综合研究水平与研究方向。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社会学学年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学学年论文 范文 一：社会学专业学年论文
内容摘要
2006年，恶搞 文化 在我国盛行，它们通过戏仿、拼贴、颠覆、解构等手法对主流文化进行象征性的反叛，带有明显的亚文化特征，又因其以网络等新兴媒体进行传播和扩散，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或青年亚文化。本文试图在亚文化的背景下解读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同时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的生存现状：人文关怀丧失，人文科学被边缘化，新文学经典难产，知识分子缺乏文化自觉，主流媒体话语霸权引发的沟通缺失。因而，制定相宜的文化战略，重新培植中华民众的民族信仰、文化自觉，营造阅读型、思考型的社会氛围，正确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作用，构建和谐的主流文化环境，弘扬一种健康和谐的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恶搞”文化 主流文化 亚文化 文化生存 大众传媒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 传统文化 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为，青少年中流行的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反抗。“亚文化是与身处的阶级语境相联系的，青年亚文化产生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一个特别紧张点。它们可能反对或抵制主导的价值和文化。” [2]因此，“抵抗”便成为亚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伯明翰学派认为，二战后英国出现的诸多青年亚文化是对支配阶级和霸权的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是对社会解构中的矛盾和集体存在但又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象征性解决”的尝试，代表着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对社会状况进行批判和抵抗)的特殊抵抗方式，是与他们生活状况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也即如亚文化研究者菲尔·科恩所说：“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表达和解决(尽管是想象式的)母体文化中仍潜藏着的悬而未决的矛盾„„无赖青年(teddy boys)、摩登派(mods)、朋克族(punks)、光头仔(skinheads)，所有这些亚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再现了一种尝试，旨在恢复母体文化中一些被摧毁的社会凝聚力，把它们和来自其他阶级成分的东西合并起来，象征性地形成了面临困境时的种种选择。” [3]言外之意即是：哪里有主文化的压迫，哪里就有亚文化的反抗。于是，恶搞者通过打破日常符号系统或霸权的规则，以挪用、改换和拼贴造成表意系统的失调，以此来实现“有意为之”的交流，把注意力引向自身。然后通过由此形成的风格对权威符码和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形式进行间接的抵抗。
亚文化有时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反文化，直接在政治上以革命性的、激进对抗的方式对主导文化构成挑战，但这种直接对抗不会坚持很长时间。更多的时候，亚文化的抵抗是风格化的、仪式性的，它反抗主流文化并将其自身从主流文化中剥离出来，但同时也努力自觉去适应主流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而且它不被认为是颓废和道德堕落的表现。亚文化的抵抗与反叛性主要体现在追求价值观、时尚、风格等方面。
(二)恶搞文化的亚文化特征
所谓“恶搞”，是指那些用一种平面乃至负面的心态和视角表达思想情感和情绪见解的文化行为。它的形式指向是针对某些已经被历史化了的思想文化定论，它的内在逻辑和 方法 论特征是颠覆与反叛，在审美趣味上，“恶搞”突出了戏仿、自嘲、反讽、亵渎等多种现代与后现代的风格元素。除了思想文化的层面之外，恶搞也辐射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
恶搞文化又称Kuso文化，是一种以无厘头的方式颠覆经典、张扬个性的典型网络亚文化。最初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成为台湾BBS网络上一种特殊的文化。Kuso文化进入内地时多被意译为“恶搞”，所指代的对象多为对游戏、照片的移植、拼凑和修改，较多表示人们用调侃、嘲笑或是游戏的心态对喜欢或不喜欢的作品进行结构另类创作的风格。恶搞文化带有很明显的娱乐性和草根性，在2006年的恶搞作品中，它们主要对中国传统英雄人物、古典名著、主旋律影片、标志性图像进行花样百出的恶搞。就其创作意图来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无伤大雅、可作生活润滑剂的“恶搞”;另一类则是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综观当前的恶搞文化，它类似于这样一种亚文化或“反文化”：通过离经叛道的、“有意为之”的交流，对主流文化的权威性表达了象征性的反叛，打破了各
种形式的文化产品的常规，以期达到打破任何规律，质疑这些规律向人们提供的任何知识，颠覆这些知识所培植起来的任何信念的效果。同时还大胆表达了人们对主流传播文化的怀疑和厌恶，对强加于己身的东西之无奈，对主流文化中的虚假、恶俗感到痛恨。它们具有四个鲜明的特征：用乾坤大挪移的手法颠覆经典与权威;以完全搞笑的形式对一本正经的主题进行近乎荒.唐的解构;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无厘头的个性批评大多迅速演化为参与广泛的大众娱乐活动。[4]
从以上论述可知，恶搞文化对主文化(或主流价值观)的颠覆(即所谓风格化、仪式性反抗)、复制、拼贴、解构的现代与后现代手法，娱乐至上的大众狂欢等特征，带有非常强烈的亚文化色彩。加之恶搞文化是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的，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又因其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故而我们也可将其界定为一种“青年亚文化”。
(三)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影响
1.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
恶搞文化在2006年大行其道，归根结底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和传统 教育 的桎梏。近百年来对待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尤其“破四旧”等极左思潮的长期肆虐，致使传统文化几乎体无完肤。近年来，经典性传统文化在经济大潮中被推向产业化，昔日的精品走向商品化、庸俗化，文化无奈地同市场、收视率、门票、销量接轨，以无厘头的自我丑化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传统教育依然老气横秋，不能在传播优秀思想、构建并巩固良好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有所作为。
二是与开放的环境和多元文化有关。外国文化的大批量引进，使一部分人数典忘祖，加之主流文化过分强调崇高，反而变成伪圣化，在浮躁中失去文化信仰的人们倾向于以嘲笑崇高为乐事。恶搞文化自娱也娱人的娱乐精神，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思考的现代意识契合了其消费需求。
三是社会具备传播该文化的传播技术和传播 渠道 。当前流行的权威解构、草根至上和个性张扬的后现代文化是恶搞产生的生态环境;现代社会的人们追求轻松的个性化消费是恶搞产生的社会心理;恶搞凸显了网络传播的“娱乐”功能和“经济”功能，从而得到了消费者和媒介的双重肯定，具备了恶搞文化所需要的消费需求。而网络时代，数字化技术的廉价易得和网络平台的畅通无阻恰好给“恶搞”文化的制作、发布、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可能性，使一直稀缺的话语权开始泛民主化。
2.恶搞文化的影响
有人认为，“恶搞”不是洪水猛兽，在一定程度上，它能与时俱进地给传统文化注入富有时代感或现代性的血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进行文化启蒙。但是，我们却不得不警惕恶搞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一，恶搞严重折损民族、文化脊梁。泛滥成灾的恶搞文化，把英雄人物变成小混混甚至变成反面人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典忘祖，它严重影响到人们对经典、历史及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使我们的民族失去了理想与信仰、失去了诚信与精神，而这将
是对民族脊梁和文化脊梁的严重折损。
第二，恶搞导致文化肤浅化乃至消亡。进化论的杰出代表赫婿黎在百年前就曾预言：如果文化沦为“恶搞”，那么文化迟早消亡。主流文化界将恶搞视为洪水猛兽不难理解，因为超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恶搞不仅在颠覆主流文化历经多年建构起来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更在愚蠢地拔我们中华文化的根。
第三，恶搞导致文化原创力萎缩。倘若恶搞短片所出现的模糊随意、不暇思索的品格向低层次发展，就会使文化变成媚俗甚至恶俗的复制品，形成思想懒惰，人心浮躁的不良社会风气，导致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原创力的萎缩。这对主流文化将是最致命的冲击。
二、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中国文化的生存状况
客观地说，恶搞文化虽无厘头，但未洞穿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底线的善意恶搞还是颇具创意的。恶搞文化受到欢迎证明了其魅力所在，与此同时也折射了主流文化本身存在的桎梏及不足。
(一)主流文化的桎梏
主流文化处于中心的、统治的地位，却经常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呼声，使学术沦为镜花水月的精英游戏，使主流文化的思想沦为没有良知的思考，严重缺乏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照。这群被忽略了的“沉默的大多数”倾诉的愿望在恶搞文化兴起的时刻膨胀了。《春运帝国》以“搞笑地对待认真的事，严肃地对待搞笑的事”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剪切了《黑客帝国》的片断，配以严肃的台词，向人们讲述了农民工 春节 回家买票难的这样一个社会事实。有传媒人士称，我们平时看到的资讯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而是经主流媒体加工过滤过了的消息。所以，当面对诸如农民工春节买票难这样一种现实时，主流媒体是绝不会以《春运帝国》那样轻松调侃的方式对底层民众的深沉苦痛进行如此酣畅淋漓的讲述的。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主创者、美术家韩美林在2006年年初的第三届“文化讲坛”上曾精辟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实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魅力，这个魅力就是文化，就是艺术„„谁有权，谁钱多，谁就说了算。这就是没有文化的文化。” [5]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文化在市场经济的指挥棒下，从来是“钱权说了算”，总是徘徊在“制造”与自我复制层面，因而我们的文化思想领域在改革开放多年后还是局限于一个狭小的笼子里，闭门造着没思想没精神没内涵没人文的文化，也即韩美林所说的“没文化的文化”。
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的崛起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
化传统的文明。[6]而且，改革开放后20多年来的中西交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价值在西方文化与价值的冲击下被逐步解构，中国人原有的文化自豪感、民族自信心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两个极端：在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严重淡漠了，而在另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却病态地强化了。[7]这两种夹杂着过度的文化自卑或文化自负心理的中国人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不叫人自信的文化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桎梏。
(二)主流文化的不足
1.人文关怀在商业化大潮中逐渐丧失
诸如《边城》、《芙蓉镇》、《白鹿原》等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学作品在当今文学界已门可罗雀。现代人处于竞争激烈的经济浪潮中，寻找精神慰藉和心灵憩息地的愿望几乎成为一种奢望。任何文化一旦离开其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言其真伪、对错都是扯谈。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文学如失去了肥力的土壤，抵抗力变得脆弱。而文学作品里的人文精神正是文化的营养，一旦文学变得营养不良，包装诱人的“洋快餐”、创意怪诞的恶搞文化一出现就会激起人们强烈的欲望。而狂吃“洋快餐”、滥喝“洋墨水”、尊崇追捧“恶搞”文化(这里的恶搞是指那些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的结果是，中国民众将成为精神贫血的对象，自身文化造血功能渐趋紊乱。中国文化的精髓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遇里。在此境遇下，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在面对公共领域的人文失范、人文瘠荒还无动于衷的话，中国文化就只能不断衰竭下去，因为人文失范、人文瘠荒带来的弊端已然影响着整个社会态度与表述空间了，而不单单限于文化领域的冲击了。
2.知识分子缺乏承担阐释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自觉
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文知识分子乃是人文精神的提炼者、言说者、解释者和承担者。但是，2006年12月，由德国汉学家顾彬引发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事件大讨论，拷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不怕自身受到损害而坚持正义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言说者、承担者的责任失职。“德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属于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各大媒体风传顾彬这样质问中国知识分子。后来证实这是中国媒体对顾彬言论的过度阐释和扭曲。但有趣的是，媒体却误打误撞，借顾彬的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解释者——知识分子的窘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能临渊羡鱼不能退而结网，这恰恰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命运和文化的悲剧。
作家、评论家们昧着良心成为经济的依附和帮凶，使仅有的文化警醒意识沦落为谄媚与吹捧的媚俗。冯骥才在谈到如何延续传统文化时这样说：“务必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传统文化建设一定不能依靠市场，在尚无足够的文化自觉之前，传统文化建设要靠外力推动，要靠制度保障;二是一定要坚持向子孙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改良文化，”[8]但是，我们非但没有完善的文化制度保障和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还无奈
地到了作家李锐所说的：“我们有了先锋，有了新潮，有了大师，有了一切一流的理论，三流的作品，就是没有了自己的痛苦，自己的仇恨，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厌烦，自己的幽默”[9]时刻，中国文化的原创力伴随着可怕的速度不断萎缩，作家、评论家等站在文化最前沿的中国知识分子失掉了自己感知幸福和痛的能力，失掉了承担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果敢与自觉。我们的民族文化血性及个性愈显单薄苍白，抵御外来文化糟粕的免疫能力越来越弱，主流文化生存亦面临严峻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