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思路：以近代史作为框架，选择其中比较知名的事件进行书写，最后总结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正文：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束，中国的屈辱历史也随之开始，这，便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不堪回首的侵略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史。
我们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面对一堆悲惨的数据愤怒的大声嚷嚷几声就算了，作为祖国的新一代，我们更应该冷静的分析这段历史，然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中国近代史可以简单的以1919作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840-1919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强迫清政府同它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割地，赔款，甚至连关税都要同英国商量，曾经的天朝上国此时不得不对船坚炮利的英国言听计从。
即便如此，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仍是贪得无厌，它们又通过南京条约副约，虎门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以方便它们更好的在中国进行搜刮和侵略。
美国无耻的将所谓“扩大各国权益”的功劳归功于自己，而法国则用《黄埔条约》将传教士的坟地都搬到了中国，更可悲的是，为他们守墓的，居然还是我们中国人。
和平的日子没过几年，资本主义列强又开始蠢蠢欲动。
英法急欲通过“修约”来扩大他们在华的侵略范围，而不巧的是，他们的无理要求被中国的皇帝拒绝了。
而他们，便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绝不仅仅是烧毁了一座圆明园那么简单。
天津条约使的他们的魔爪伸向中国内地，而北京条约则使大批中国人被当作“猪仔”贩卖出国。
与此同时，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久的俄国也趁火打劫，强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每每想到俄国的版图，笔者的心都不禁一颤，那是多么巨大的数字啊！可是，那些数字，本来有很多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
在资本主义列强无耻侵略的同时，中国人也开始有所觉醒，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打击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促进作用仍不可磨灭！
在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同时，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同样是“师夷长计”，同样是向要富国强兵。
然而，日本成功的摆脱了被侵略的命运，而我们，却反过来被曾经得到我们诸多恩惠的小小岛国——日本，打的落花流水。
甲午战败，难过的不仅是李鸿章。
甲午战败，低头自省的，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
时至今日，我们仍需以此为鉴，不断革新政治，不断发展科技。
只有这样，才能不至重蹈100多年前的覆辙，也才能真正的，雄立于世界之林！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赞叹前人的勇气，在那样一个灰暗的时代，在那样一个连国家最高统治者都沦为别人附庸的时代，那些英雄还是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希望用自己的决心和勇气来拯救他们所深爱的国家和人民。
没错，八国联军侵华了，辛丑条约签订了，义和团失败了，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这个卖国贼给窃取了。
可是，可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的农民在抗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抗争，中国人的意志并未被消磨，那些英雄，用他们的鲜血告诉我们：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
《近代中国创业救国之路及 反思 》
摘 要：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一些思想先进的人开展了创业救国。创业救国论者发展了国家的经济，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放，但它并没有拯救中国，所以中国的创业救国使失败。但我们也不能因此磨灭它的功绩，有前人之鉴，当代的我们才要走上真正的创业兴国之路。
关键词：近代、创业、救国、资本主义
一、近代创业救国的酝酿
鸦片战争战争时期，面对西方的先进武器，林则徐、魏源等人逐步认识到与西方的差距，振聋发聩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第一，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和英国等西方侵略者的实力差距首先表现在军事与科学技术上，表现在武器装备上。林、魏等人意识到，要有效抗击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中国必须首先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第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中国封建保守势力历来不屑和敌视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为了开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风气，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赞扬了西方轮船火车大炮等的神奇高明，并建议对于能够制造合格新式武器的人，给予科举出身。第三，重视商业以及对外贸易。中国封建社会一概奉行“重农抑商”的国策。林、魏等人主张对外贸易应遵守的原则是无损中国的主权与权益，与西方世界保持一种平等、互利的贸易。林、魏等人对外贸易思想既极力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又体现了近代先进中国人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的意识，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价值。他们鼓励和提倡的对外贸易思想，实际上已突破了封建时代简单的“互通有无”、补充国家财政收入的框框。第四，提倡发展民营经济。为从经济上抵御外国侵略势力，林则徐率先提出了允许商民自行开办工厂，发展民用工业的思想，提倡发展民营经济。
林、魏等人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唱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强音，足具启蒙、救国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它震惊了昏睡的中国社会，使得长期控制着中国人头脑中愚昧落后的传统观念被撕开了以口子，近代中国冰封的思想界开始解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力中华民族的觉醒。另一方面，它又触及的要抵御外侮必须向西方学习这个近代中国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们所倡导的建立新市民族工业、发展对外贸易、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及容许、重视保护民营工商业等进步思想，为以创业和发展近代工业为中心以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为目的的创业救国思想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前提。
令人遗憾的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林、魏等人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当时并未能引起清朝当局的足够重视，更未能付出实施。但他们在顽固、强大的传统思想长城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后来创业救国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历史契机。
二、创业救国思想的诞生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以“自强、求富”为目的而进行的一场自救运动。发起、组织与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是当时执掌中央枢要和地方军政大权的一些官僚，如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如果说，英国侵略者发动的第一次鸦片就其对整个中国社会的震撼力度而言毕竟有限的话，那么，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上下所引起的震动，却是巨大而持久的。在这次战争中，英法联军以区区25000多人的兵力，攻陷天津，长驱直入清王朝的首都。由此洋务派官僚及其追随者，反思外强中干的严峻现实，决定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
洋务派的主要活动包括引进“制器之器”，举办近代化的军工企业：兴办近代化的民用企业，使用近代化机器生产，提高社会生产力;振兴商务，与西方列强展开“商战”;在企业经营方式上，广泛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对内废除或改革厘金制度，对外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改革科举，兴办新式学堂，派遣 留学 生等几个方面。这些活动无一例外都是围绕着兴办近代工商业所展开的。洋务派的时间体现了“创业救国”思想的初步尝试，客观上催生和推进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使中国在近代化的征途中迈出了沉重而又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然而他们片面的认为发展工商业就能富国强国。他们在中国创办、培植与发展近代机器化大工业时，却不能引进与新生产力想匹配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洋务运动最终以甲午战争的炮声宣告破产。
三、创业救国思想的传播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朝野上下无不意识到振兴实业是救国图存的关键所在，出现了“设厂自救”“振兴工业”的热潮。这一时期，发展实业以挽救民族危机的思想成为社会各界人士所广泛接受的、具有相当范围和规模的一种社会思潮。
在这一时期，民族资本阶级的思想家和实业家们，在 总结 了洋务运动新办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创业救国”的具体途径，进行了大量的、全方位的探索。康有为、梁启超在百日维新前后，为清政府设定了一系列发展近代工业的政策，可惜未能成功。但他们提出合理引进和利用外资、开展实业 教育 、培养新型人才、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部门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百日维新的失败使部分人认识到创业救国所要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社会。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政治局势的巨变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罕见的历史良机。南京政府成立之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把发展工商业放在中心地位，并制定了一系列鼓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法规、法律。在南京政府的提倡下，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一些工商业企业家无不认识到“振兴实业”是当今第一要务，他们或纷纷组织各种实业团体，或出任要职，为创业救国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这样，实业救国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同时，创业救国的理论与方案更加完备和可行，特别是张謇的“棉铁主义”和孙中山规模宏大的《实业计划》，大大丰富了实业救国思想。
然而，历史进程绝非顺利。甫告成立的中华民国只不过是个徒有其表的共和国。袁世凯的独裁专制与恢复帝制的黄粱美梦和军阀混战的残酷现实，都使进步的中国人深感“革命尚未成功”，而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的卷土重来，尤其是日本、美国对华侵略的变本加厉，使得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春天”成为明日黄花。“创业救国”谈何容易。
四、创业救国的评价反思
列宁曾经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实所要求的新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的新东西。”
近代中华民族创业救国道路漫长而崎岖，虽然它最后没有起到救国的作用，但在发展民族经济、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经济侵略还是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创业救国思潮绝非是学者坐而论道的产物，也不是思想家们关在象牙塔内孤芳自赏的一种原理，它一旦从中国创办近代企业的艰难曲折过程中凝聚、升华出来，就在迅速赢得民族资产阶级广泛赞同和奉行的同时，也一步步地向上对当权者进行渗透、默化，对下向人民大众宣传、鼓动，极大改变了人们的陈旧观念，动员了社会各阶级的人们参与实业活动的热枕，催生和推动的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还有，创业救国与民族革命构成相依相助的关系。创业救国为中国的政治变革与思想革新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促进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壮大。虽说，如果没有孙中山、毛泽东等人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无法完成中华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也无法开启中国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同样没有千千万万工商人士、爱国人士等社会精英倡导的创业救国，也难以实现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全面转型。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具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革命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发展实业，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实现近代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经济之塔高耸于世界之中。没有稳定的根基，是没有高耸建筑的。近代的创业就是现代经济发展经济的根基。
总之，近代中国创业救国思潮是一种崭新的、具有新质的思想。从根本上看，创业救国开启从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嬗变的道路，体现了中国人多国家的拳拳挚爱之心，体现了他们赶上世界潮流的世界眼光与进取、开放、务实的时代精神。
近代中国的创业救国之所以没有直接拯救中国，是因为他们没能认清中国的实际情况，当时的社会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外国势力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认清国情，才能救国。但认清国情是不容易的，能做的是不断尝试，不断改变，直到找到一条属于本国发展的道路。参考文献：
[1]魏源：《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许涕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 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思潮的发展演变，2011-11-20
1860年，即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攻占了北京。10月6日，数千名联军士兵冲入圆明园，守园的官兵寡不敌众。联军士兵大肆劫掠园中的珍宝和陈设物，并在10月18日放火烧园以掩盖他们的行径。大火焚烧了整整两天，300多名太监和宫女葬身火海，此后圆明园就只剩下部分断瓦残垣。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曾对此给予强烈谴责，称之为“两个强盗的胜利”。后来慈禧太后和同治帝都曾打算择要重修圆明园，但终因财力不足而作罢。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政府再次逃亡，在混乱中，圆明园又遭到附近驻军和居民的趁火打劫。此后的数十年里，有一些圆明园遗迹被搬到北京大学等单位内，但更多的则是被拆毁和盗走了。
圆明园是对一段历史最生动、真切的记录和诠释。可以说，任何文字性的记载，任何图片或影像，都不能比圆明园一小块断壁残垣更真实地触及人们的内心。这其中，包含着真实而丰富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废墟的文化就像刚刚愈合的伤口，表面的平静下埋藏着组织的撕裂和剧烈的疼痛，这种疼痛是写在历史上的阴影，它给今天的生活增添了压迫，但同时又给我们带来了心理上回旋的空间：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勇气承受超过其本身的灾难？
历史的天空经历过风风雨雨，圆明园经历了两度劫难。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烧毁，这场熊熊大火，成了中国人永远的耻辱和伤痛，圆明园昔日的辉煌，随着那场大火化做了永远的灰烬。作为清朝的皇家园林，圆明园的废墟一直完整地保存到1900年。此前的1873年，为了迎接慈禧四十岁生日，圆明园还曾进行了部分的整修。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圆明园再度遭到破坏。辛亥革命以后，清政府放弃管理以后，圆明园成为无主的园林，又遭受第二次大规模的洗劫。两度劫难之后，神话般烟雨迷离的美景已不复存在，留给后人的只是一片废墟，这片遗址成为清代统治者腐败无能的历史见证，同时它也像一座警钟，时刻警示着国人不能忘记这一耻辱。
因为圆明园已经不单单指一个景点，而是代表着中国 人曾经经受的耻辱，可以提醒人们，具有很大历史意义。
圆明园集一个强大的帝国所有的人力物力兴建近一个世纪,劳民伤财,在现代社会是不再可能的了,曾经辉煌的圆明园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她的壮美是中国历史上的骄傲,她的焚毁也同样是中国历史上的耻辱,现在的圆明园不好吗?
留住耻辱的记忆 圆明园需要悲情 话题缘起： 据10月19日《北京娱乐信报》报道，18日是圆明园罹难144周年，来自各界的20多名专家齐聚园内，共商遗址公园建设大计。有专家提出，圆明园有必要复建部分景观，申报世界遗产。 争论： 反对：复建圆明园景观有损悲情纪念 专家提出“选择部分景区，按照原样复建，可以让游客感受古代建筑的风采”，这愿望本身固然不错，但今日复建的景观所展现的其实已然不是昔日圆明园而是今日建筑艺术的风采。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建筑艺术是“不可复制”的。也就是说，即便今日的技艺再精湛，即使能够完全复制甚至超过当年的“神韵”，其价值依然无法与过去相比。因为古代建筑的根本价值在于它的“古”，在于它所留下的原样。甚至可以说，昔日留下的片瓦块砖也会比今日复建所呈现的“巍峨挺拔”更有意义，因而破坏昔日留下的残迹，代之以更加完美的重建其实也是种破坏。因而我们认为如果复建圆明园部分景观，其实不是在保护而是在毁坏圆明园遗址不可复制的价值。 从“世俗”方面考虑，如果复建就必然要投入巨资，这样销售门票乃至进行各种经营活动以收回投资可能就会在所难免。但在这样一个记载民族耻辱与痛楚的地方，如果加入过多的商业活动，那无疑会有损于人们凭吊往事时的肃穆气氛与静穆心境，因而会是一种不协调的杂音。现在有些城市的革命烈士纪念馆已经取消门票，目的就在于为人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创建一个适宜的环境，同时为使人们能更好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便利。如果圆明园因为复建景观而夹杂进过多的商业因素，无疑会于充分发挥圆明园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有所损伤。 更为重要的是，今日的圆明园遗址正因为其残破而尤其具有纪念价值。因为圆明园被焚毁后的断壁残垣更能激活人们对于惨痛历史的记忆，并深思近代中国所以落后挨打的原因，且进而思考民族振兴的路径。痛苦的东西总让人牢记深刻，并促人奋进。相反，歌舞升平却可能使人麻痹，忘记居安尚要思危。这就是悲情纪念的意义所在。如果对圆明园景观进行复建，无疑会有损于复建前悲情纪念的效果，可以说会酿成巨大的精神力量上的损失。 >>>全文阅读 忧虑：圆明园不能再“毁”第三次 专家众口一辞地倡言“复建”圆明园，而很少“杂音”，这使得不论怎么看，“研讨会”都堪称是“复建吹风会”。这实在是非常奇怪的。 因为关于“圆明园该不该重建”的争论已不下十数年并且一直未曾有过公断。也正因此，笔者首先想到的是：叶廷芳、李学勤、邓友梅、梁从诫等人去哪儿了？ 之所以想到他们，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对重修圆明园，包括部分重修持反对意见者。不止是他们，还包括更多人。1999年全国“两会” 时，“主修派”与“保留派”就有过一次交锋。此事可见诸当年3月31日《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当时，针对“重现圆明园景观”的提案，包括上述诸人在内的49位全国政协委员上书提案，表示坚决反对。 正是在此次“交锋”中，梁从诫坦承：“我这已经是好几次反对重修圆明园了！” 当年的那桩“公案”，也使得我们今天能更容易地找到反对复建，哪怕是部分复建圆明园的理由。叶廷芳当时就指出：第一，现存的圆明园遗址是永远的国耻纪念地，对其修复会使历史文物的教育价值荡然无存；第二，圆明园目前的主要价值，早已不是百年前的宫廷建筑或皇家园林的辉煌，而是被侵略者焚毁后留下的耻辱；第三，修复是对历史文物的彻底破坏，与现行的国家文物保护法相悖；第四，修复圆明园至多只可能是增加一处新的人造景观，而且会不伦不类。 历史的天空风来雨过，圆明园也经历了两度劫难。 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烧毁，作为清朝的皇家园林，其废墟一直完整地保存到1900年。清政府放弃管理后，圆明园成为无主的园林，又遭受第二次大规模的洗劫。为此，梁从诫曾非常激动地说：“不能再毁圆明园了！”是的，不能让人为的重修或复建（哪怕是部分的）再将圆明园“毁”一次了。
摘要：从思想成效、政治成效、组织成效等几个方面论证了抗战时期毛泽东在全党普及马克思主义取得的历史成效，毛泽东通过在全党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手段达到了全党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的团结统一，从而指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推动了全党在文化上、对外关系上的不断发展，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确实作出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贡献。
关键词：毛泽东；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历史成效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带领下，以极大的努力和有效的方法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特别是通过整风学习克服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党内的影响，使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在全党普及是抗战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最大工程，也是最为成功的工程，成效显著。
一、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全党普及思想上的成效
1．在理论建设方面，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在全党普及的进程中，以最高的理论修养和最大的理论勇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理论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革命需要的新原理和新结论。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原理，通过毛泽东的科学理论成为中国人民容易理解和便于掌握的思想武器，成为中国共产党行之有效的一整套理论、路线和政策。例如，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制定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纲领和各时期的具体纲领，解决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革命学说的重大发展。又如，《实践论》和《矛盾论》，实际上是以哲学形态对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经验，对清算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科学总结，是农村革命和“文化革命”深人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从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上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系统化；并且，《实践论》中“又有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和历史辩证法三者在实践基础上的一致。而《矛盾论》也是“对认识规律及其辩证途径的深刻揭示和反映”。这样，“两论”又是一体化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就连外国学者也不得不赞叹：“他的确做到了独辟蹊径。”[1]上述理论归结起来就是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全党普及，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理论，这成为其思想中最具有中国特色、最富于独创性的一项理论贡献。“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比喻为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参天大树，那么上述诸方面的理论创新就是这棵大树上结出的累累硕果。”[2]
2．在思想政治方面的成效，有如下几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在全党的普及，冲破了长期以来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束缚，使广大党员和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从“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所设置的种种禁锢中解放出来，从根本上端正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方向；启发了全党许多同志改造主、客观世界的自觉性，促进了思想和世界观的转变，进一步弄清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区别和界限，真正解决了思想入党的问题。而通过对主观世界的改造，也使许多同志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第二，马克思主义在全党的普及，把全党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进一步确立了党的“三大作风”，树立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法，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我们党成为完全成熟的马列主义大党；一大批能够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各种复杂问题的优秀人才，迅速地成长和成熟起来，在此后的革命过程中，陆续肩负起各方面的重要领导责任，从而壮大了在中国革命事业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骨干队伍，大大增强了我们党的力量，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战斗力。第三，作为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相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也正是经过马克思主义在全党的普及而达到成熟，并且被确认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的。党员干部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通过对毛泽东普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理论的学习，通过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和总结，大大提高了思想认识水平，日益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指导意义和用它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的重大意义，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更加自觉地宣传和阐发毛泽东的思想和理论，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王稼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罗荣桓等党的领导人和高级干部为代表，他们从各个方面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阐发，先后发表了许多文章、讲话等，对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起了积极而有效的推动作用。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全党的共识，是马克思主义在全党普及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