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论文范文
一、新型的拍卖
前几天，在广播里听到一种新型的拍卖方式：一件商品要求你在1～9999元内出价（最小位数为角），并将价格以短信的方式发送给电台，电台将从诸多竞拍价格中选择没有重复的最低价格出售，且没有保留价格。
众所周知，电台并不指望靠卖掉这件商品以赚取其中的利润，而是以商品为诱饵，利用人们希望低价拍到商品的侥幸心理，赚取短信费用。这种拍卖方式与现存的并广泛应用的英式、荷式、第一、第二密封拍卖方式激励人们说真话不同，它有点类似让听到广播的人不偷懒地“发短信”。现在将这种新型拍卖的实质抽象出来分析一下。
一件商品允许你在较大的价格浮动范围内任意出价，但要求竞拍者必须是独立的个体，没有串通地将价格发送给拍卖方。事实上，即便是串通也没有任何优势，因为拍卖者是选择没有重复的价格，而不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价格，因此不必担心竞拍者之间的共谋、勾结的情况，除非竞拍者“能量”很大，能够在短时间得到已报价格的分布，并在截止时间之前发送出未被报出的最低价，或者是能够限制其他所有竞拍者，不许他们的报价与他的重复并出现低于他的报价且不重复价格。显然，这两种情况对于普通的广播听众来说是无法做到的，更何况对于一个理性人来说，他也会衡量一下为了一件商品这么做值不值得，还不如自己直接上街买回来省事（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因此，分析模型中，竞拍者均是独立的行为个体，并且这种激励机制下不用考虑竞拍者之间的勾结，但拍卖者与竞拍者之间的勾结无法排除，可能存在，尤其是在商品价值不菲的情况下（这里难免要差一句了，说到价值不菲时很容易出现拍卖者与竞拍者之间的勾结，比较典型的例子要数西安摸彩的宝马事件，理性人过于理性了，就难免走极端，不顾一切代价地维护并聚敛自身利益，违规操作、铤而走险更不在话下了）。
下面从价格角度上来看，首先较大的浮动范围就给人以很大的诱惑，理性人总是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设想，较大的浮动范围意味着下限很低，也就暗示了他们有可能以低于商品实际标价很低的价格得到该商品，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或许我们应该说标价不同结果会有差异，但这种差异绝不会产生质的区别。如果该商品标价100元，那么从一圆零角到一百圆零角总共有991种价格，当竞拍者都抱着占便宜的心理，那么听众人数少于991时必然会出现不重复的最低价（现实中哪个电台的节目听众如此少得可怜，它也该停播了），竞拍者人数超过991时，由于991数目太小，重复几率太大，这就看谁的运气好能碰上了，或者干脆低于一百圆的价格全部重复，这时候哪个倒霉鬼出价高于标价又是非重复最低价时，只能恭喜他“中奖”了，可怜他当初抱着捣蛋的心态报出高于实际标价的价格时想：“反正选的是最低价，我出价都高于标价了，怎么都不会是我啦！”“抱歉，等的就是你这种人！想到别人都会出低于实际标价的价格，为什么就不再动动脑子想想那么多人，想报出不重复的价格机率几乎为零啊！不该你倒霉该谁倒霉！打落牙齿和血吞吧！”卖方原来也没想到实际价格都报出去了还能赚到差价，现在一定在开香槟一边庆祝一边想到你而捧腹。千万不要气得发抖噢！其次，为什么是“不重复的最低价”而不是“最高价”呢？从卖方的角度看，似乎应该是最高价更有利。但是，之前也说了，卖方并不是指望有多大的差价，他们所注重的是如何能让更多的人掉入这个美丽的陷阱，心甘情愿地发短信，而“最低价”的说法更能帮助他们达到这个目的。这个说法貌似站在竞拍者的立场，因为在竞拍者的潜意识里他们中的幸运儿最终是以低于实际标价的价格拍到商品的，那么最低价是让这个价格低于并最大限度的远离实际标价，是完全最大化竞拍者利益的；但“不幸的”是，商品往往是让出价高于实际标价的人拍到，此时，所谓的最低价只是让售价高于并接近实际标价，这笔买卖肯定是要吃亏，亏大亏小已无本质区别了。
天上不会掉馅饼，如果真的掉了，那一定不是馅饼而是陷阱！
二、草坪上的警示语
“严禁践踏草地”，似乎在公共场所起不到什么震慑作用，想踩的还是踩，而当改成“凡抓到践踏草地者，奖赏200美金”，草地就没有再被践踏过。其区别就在于，原来是把公众当作被监督和潜在惩罚的对象，人或多或少都有破坏欲，越是被束缚、约束，越会去违规，这种警示语将管理者和人们的利益（在能否践踏草坪上）在潜意识里对立了起来，使之是冲突的，矛盾的；警示语修改过后，200美金的奖赏激励那些不会践踏草坪的人主动监督，并约束了原本就有践踏倾向的人不去践踏。这是一个有关解决公共地悲剧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现在国内公共场所中出现了这么一批非常人性化的警示语，如“小草惹人怜，不要欺负她”、“芳草青青，悠悠君心”、“花儿为谁开？劝君莫采摘”之类。以往我们所说的激励与约束相容，是要求所建立的机制能够使激励方和受约束方的利益最大限度的一致，利用的是利益对于人行为的驱使作用,而这些人性化的警示语则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激发人们的道德心、同情心、怜悯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这不失为一种充满人性的激励机制，其利益不妨看成是人们精神上的满足感。
激励机制也要与时俱进嘛！
三、中国股市
记得掀起炒股热那会，从父亲的言谈和媒体的评论中就隐隐感到炒股就是一个投机，碰运气的事。今天你赔，明天他赚，就是看谁运气好，手气好，和严谨的市场观望、细致的公司业绩分析与小心的选择没有多大关系。在股市的浮浮沉沉中，有一夜暴富的，也有血本无归的，总结起来一句话，要想通过炒股赚钱，就得见好就收，积少成多，外加几分好运气。
现在才知道股票市场原本应是公司信息最集中、也是最完全的地方，股民通过对信息的甄选确定优势公司，投资购买该公司的股票，公司运行良好以后,股民能够从中获取投资收益。照这么分析，谨慎投资应该是稳赚不赔的（因为谁都不会傻到把钱砸到一个岌岌可危的公司头上），但是现实中，不仅仅是亏本的大有人在，而且股市也成了投机的代名词，这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信息不对称造成股票价格与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背离，使证券市场失去了评价上市公司业绩、约束上市公司行为的市场机制，导致整个市场的上市公司质量的降低，并成为市场过度投机的主要根源。这种信息不对称除了隐瞒不报之外，还有财务公司做假账！严重误导了投资者的投资倾向，安然大厦的轰然倒塌，不知压碎了多少家庭的投资梦想！中国也有银广夏，良辰美景原虚设之说。
无奈与失望之余，只能祈祷股市的泡沫与暮霭早日消散啊！
四、重庆火锅的困境
04年初，重庆火祸底料掺杂石蜡问题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全国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对产自重庆的火锅底料实行全面封杀，勒令冠名“重庆火锅”的店铺关门整顿，对重庆火锅业造成巨大的损害。众所周知，石蜡是一种对人体有极大危害的化学物质。重庆某些小厂贪图眼前利益，用石蜡代替牛油，他们在谋取暴利的同时，毁掉的是重庆火锅的百年基业！
重庆火锅闻名遐迩，但究竟具体哪一家或哪几家有名其实非常模糊，我们这些外地人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重庆火锅”这四个字上。讲质量、讲口碑的厂家、店主用“重庆火锅”这块牌子，打响了名声以后，不法分子见有利可图、有机可乘，就也用这块金字招牌，长此以往，造成鱼龙混杂的状况。这大概就是经济学中常说的“公共地的悲剧”。招牌为大家公有，工厂、店铺则分属不同的所有者；招牌公有，谁也无须为之负责，而工厂产量、店铺的销售额为个人私有，越多自然收入越高，不做白不做。
下面用博弈论的形式来表示这个问题：假定有两个火锅底料店，他们可以选择多生产和少生产。若双方均选择少生产，招牌得以保护，那么大家收益最大。若一方选择多生产，另一方选择少生产，多生产的人的经济收益明显上升。但如果大家都多生产的话，招牌被破坏，大家的收益都减少了。而厂商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博弈的结果是大家都多生产。这造成的结果是整体利益无法最优化。
可以设想两种方法改变结果：一是局外人采取强制措施，改变博弈收益。比如政府规定产量定额。当然这种方法可能造成效率的损失，政府的监督成本也相当大，还可能带来权力寻租等弊端。二是利用产权界定的原则，明确权利及义务，促进对公共资源（“重庆火锅”）的有效使用。有了明确的产权，各厂商会从长远考虑，有利于增强对公共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从而使外部性问题得以解决。
出现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并非完全是坏事，它有助于我们正视自身存在的弊病，有助于厂商、店主寻求解决之道，这应该才是关键所在。
微观经济学论文：
对边际生产力论文的探讨
一、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局限性
边际生产力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基石。边际生产力理论是用于阐明在生产中相互合作的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所得到的报酬的一种方法。通常情况，当其他要素数量不变，而单位某种生产要素离开（或加入）生产过程时所引起的商品产值的减少（或增加）量，就等于该种生产要素一个单位的服务报酬或其他报酬。这里很明显，决定生产要素的报酬是取决于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条件。在新古典理论中，一般用生产函数来表明这种投入和产出的技术关系。边际生产力理论用数学公式来表达就是：
厂商的生产函数是Y=F(x[,1],x[,2],x[,3],x[,4]……)，Y是生产过程中的产出，x[,1],x[,2]……是生产过程中的投入，F是生产函数。一般情况下，生产函数满足下面假设：产出对生产要素的投入满足一阶偏导数大于零，二阶偏导数小于零，即附图。一阶偏导数大于零表示，在其他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任何一种生产要素等量增加，必然带来实物产出的增加，即边际产品大于零，这一点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可以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公理，厂商没有必要在产量减少时增加一种要素的投入量。二阶偏导数小于零也就是生产函数的凸性假设，表明一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会随该要素的投入量增加而递减的，这是一个比一阶导数大于零较强的假定，这就是经济学中常常使用的边际产品递减规律。“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规律，而是大多数生产过程所具有的共同特性”。（注：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5页。）在生产过程中，任何一种要素的报酬超过了在少使用这种要素时损失的产值时，那么就会少使用一单位该种生产要素，并且如果这种不平衡没有消除，就会继续减少使用这种生产要素，直到相等为止，即：附图，（注：实际上应该要素的报酬应该等于要素的边际生产收入(marginal revenue of product)，而不是边际产值(value ofmarginal product)，由于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主要是研究是完全竞争市场，因此二者在量上是相等。）其中w[,i]是x[,i]这种生产要素的报酬（价格），P为产品的价格。这个结论可以很简单地从给定生产函数和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得出。
边际生产力理论有两要素形式和多要素形式来说明生产要素的需求量。两要素是指总资本和总劳动，在这种形式下，生产函数的形式是Y=F(L,K)，L、K分别是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和资本的数量。多要素是指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可分辨要素的种类，就是在本文开始部分所采用的那种形式。两要素形式可以使边际生产力理论进行简化，但是这个模型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如何将一个厂商投入的不同质的劳动和不同质的资本进行加总，（注：加总问题是边际生产力理论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边际生产力需要一个总量劳动和资本的概念，资本的加总只能通过对其价值（格）进行加总的形式来实现，而资本的价格受到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利息率）的影响，即维克赛尔效应，从而使边际生产力理论成为一个循环论证。）这也是在上个世纪剑桥资本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多要素形式避免了对不同的劳动和资本进行加总，但这种形式却远离现实，因为这种形式会使生产函数连续可微分的性质难以成立：许多厂商的投入要素都是固定比例，不可能单独地增减一种生产要素而不增减其他的生产要素，即生产要素之间不存在替代性，这样没有办法得出一种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因此边际生产力的理论适用范围非常有限。本文在这里分析的是边际生产力理论的适用范围，因此，在这里采用的是两要素生产模型，将厂商的投入抽象地分为劳动和资本，而如何将异质的资本和劳动加总的问题给抛开，而抽象地认为劳动和资本是同质的。这样边际生产力的模型就可以描述成：对于一个厂商的生产函数Y=F(L,K)，劳动者的报酬也就是工资附图，资本的报酬也就是利润（息）率附图。
二、总额相符问题(Adding-up Problem)
边际生产力在直觉上非常容易被人接受的，因为它体现了一个基本的经济理论原理，那就是其他要素固定不变时，一种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从而使厂商的利润最大化。但是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每个要素的每一单位都按照相应的边际生产力得到相应报酬，那么厂商的产量是否等于所有的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这就是Y=MP[,L]×L+MP[,K]×K。在1894年，威克斯蒂德在《论分配法则的协调》中详细地论述了这一观点，“这些分配份额加起来等于每个厂商的净产量。”（注：《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2-23页；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07-409页。）这个结论的详细描述是：在生产函数是一次（线性）齐次性时，各种投入的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乘以其投入量的总和正好等于其产值，这就是总额相符，也就是欧拉定理(Euler's theorem)，从而使边际生产力在理论上更加完美。如果用产品的价格和生产要素的报酬来表示，就可以得到各种投入要素的报酬总和正好等于总产值。（注：在欧拉定理Y=MP[,L]×L+MR[,K]×K两边同时乘以产品的价格P，就可以得到Y×P=w×L+r×K。）厂商的（超额）利润等于厂商的收入（总产值）减去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总和（总成本），即总额相符，厂商的利润为零。但是这里存在着一个条件，就是生产函数必须是线性齐次的，即生产是规模报酬不变的。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通常用生产函数的齐次性来表示规模报酬。齐次性是一个数学概念，它表明一个函数F(x,y)如果满足条件：P(ax,ay)=a[n]F(x,y)，这个函数就是n次齐次性。如果n=1时，就是一次齐次性，也称为线性齐次性，即F(ax,ay)=aF(x,y)。如果一个生产函数是n次齐次生产函数，那么当n＞1时，该生产函数就是规模报酬递增，n＜1时，是规模报酬递减，n=1时，是规模报酬不变。这就意味着总额相符只有在规模报酬不变时，才能成立。同样可以容易证明出：当n＜1时，即存在规模报酬递减时，厂商的总产值就小于各种生产要素的得到报酬总和，存在着“总额不足”；当n＞1时，即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时，厂商的总产值就大于各种生产要素的得到报酬总和，存在着“总额过剩”。那么，谁来弥补“不足”和得到“过剩”呢？很明显，这两种情况下，边际生产力理论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因为它与规模报酬递增和递减相矛盾，除非可以证明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存在着这两种情况。在经济中存在规模报酬递减的可能不大，如果存在规模报酬递减，就可以把大企业分割成小企业来生产，而在现实经济中很少出现这种现象。所以一般认为经济是规模报酬不变和递增的。
三、规模报酬递增现象的存在性
规模报酬递增是现代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看，生产是逐渐集中，大规模生产可以实行分工，采用先进设备，聘请高级专家，节省管理费用，都能提高生产效率，这些足以表明现代化的生产肯定是存在着规模递增现象。斯密最早提出分工会导致专业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使规模报酬呈递增。斯拉法在《经济学杂志》1926年12月发表了《竞争条件下的报酬规律》，指出“在纯粹竞争的条件下，只要产量增加伴之有内部经济，厂商便不会处于完全均衡状态”，“递增收益也是同完全竞争的假设不协调的”。从此也就揭开了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序幕。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承认存在着规模报酬递增现象，但是“根据复制的观点，不变规模报酬是最自然现象，但这并不等于说其他情况不可能发生……递增的规模报酬通常在一定的产量范围内适用。”用复制来说明不变规模报酬的存在是有疑问的，这种复制是远离现实的，因为在现实世界，人们基本上看不到厂商扩大产量的方法是在原有规模上扩大，而不是去建造新厂复制原来的工厂，范里安这种认为不变规模报酬是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但是不管怎么很难否认规模报酬递增的存在。
四、边际生产力理论对规模报酬递增的解释
既然规模报酬递增是现代化生产中必然存在的现象，那么边际生产力理论必然要对这种与其相矛盾的规模报酬递增给以解释。
一种解释认为经济中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之所以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是由于有一种促使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要素被人们忽视了，只要加入新的生产要素，生产函数就不会存在规模递增现象：两种要素的生产函数解释不了现实经济的真实情况，在现代经济中，生产要素也在多元化，科学技术、知识、教育等因素加入到生产函数中去，生产函数成了Y=F(L,K,T,I,E……)，从而使生产函数变得越来越复杂，这样处理之后，生产函数就成为线性齐次性，就可以满足于总额相符，从而就使边际生产力学说更加完美，甚至进一步找出科技、知识、教育等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来。这种学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错误，根据生产要素的性质，生产要素起着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生产过程的投入物，二是要在生产过程中得到相应的报酬。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复杂的计算得出科技、知识和教育的边际生产力，但是是谁根据这些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而得到它的报酬呢？是工人，还是资本家，还是科学家？另外，科技和知识都是体现在劳动和资本中，不能从劳动和资本中独立出来，生产函数的形式应该是Y=F[L(T,I,E……),K(T,I,E……)]，这样，从数学的逻辑上分析，自变量之间必然是独立的，即有完全的自由度。如果技术、知识、教育和劳动、资本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它们就不可能同时作为生产函数的自变量，即同时成为生产要素。因此，用多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使之成为线性齐次性，从而可以使之满足总额相符的方法，是存在着逻辑矛盾。 答案补充 五、结论
因在经济中普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边际生产力理论在决定生产要素的报酬时，不能实现总额相符，从而出现一个“余值”，这个余值却不知道归谁所有。很明显，边际生产力理论是和规模报酬递增相矛盾的。如果考虑到资本和劳动的异质性，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边际生产力理论中所要求的资本数量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利息率）呈反向关系就由于“技术的再转辙”不能得到保证。问题的根源在于边际生产力理论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它抽象掉了分配过程中的社会关系，而把分配完全归因于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因素。在资本生产过程中，资本家控制着资本，从而也就控制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选择，从而规模报酬递增是资本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通过资本积累而进行技术选择的必然结果。而资本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关系，同时也体现着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不是像边际生产力理论中所表现的那样，资本和劳动是平等的，进而得出资本家可以雇佣工人，支付给工人工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人雇佣资本，支付给资本家利息这种假想的生产方式的结果是相同的这样矛盾的结论来。
大学生移动通讯选择倾向分析
——中国移动校园成功的经济学分析
[关键词]需求/机会成本/无差异曲线群/效用/攀比效应/价格歧视
[本文摘要]本文试图为中国移动在大学校园的成功推广从微观经济学角度提供一种解释，由此推出具有一定市场势力的企业采取市场战略时所需考虑的各种自身和竞争者因素，并由此对移动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及作为市场挑战者的联通在大学校园市场的推广提出自己的建议。
一 问题的提出
现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手机已经相当的普及。因此，大学生市场也已成为各大公司所争夺的市场。而在这个市场中有着三个大的具有垄断势力的企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由于小灵通在技术上存在差距，所以在这个市场上并不具备很强的竞争力。而在三巨头垄断竞争的大学生市场我们发现，移动占据了无可比拟的市场份额，且其在大学生中的品牌知名度达85%，品牌忠诚度更高达到80％，即使联通公司的资费要低于移动10%左右。移动公司由此获得了大量的利润。那么移动的市场推广是如何能作到如此成功的呢？接下来，本文将从移动公司自身和竞争者即联通公司两个方面来进行解释。
为了以后分析所需，我们先来看看移动的校园品牌。
2002年3月，中国移动强档推出了号称与“全球通”、“神州行”并列的第三大品牌---“动感地带”：“我的底盘我做主”。 所谓动感地带，事实上是对传统移动电信服务的重新定义和包装，其主要卖点有两条：一是服务，二是价格。作为服务，动感地带用户不仅可以使用除出国漫游外的所有语音服务，还可以使用移动QQ、无线游戏、手机宠物、娱乐新闻、天气预报等一系列数据增值业务；作为价格，“动感地带”不仅免去了用户基本月租费，而且提供了20元360条短信的“超值优惠装”，从而成功俘获了一大批追求时尚的大学生用户。
由于利润=（P-AC）*Q，所以现在我们应从P和Q两方面来考虑它的成功。
二 需求
需求是指消费者在一定特定时间内在每一价格下对一种商品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数量。它受到自身价格、相关商品价格、收入水平、偏好、公众预期等因素的影响。这里的需求是指整个移动通讯市场的需求，而移动公司面对的需求则需要从其自身和竞争者两方面来分析。
1自身因素
（1）首先，商品自身价格一般来说是于需求呈负相关的。移动公司在进入市场初期就推出了短信优惠的推广手段，这就保证了移动在一开始就吸引了大量学生的需求选择。而且即使现在看来，移动的资费在激烈的竞争中也在不断的降低，给予消费者的优惠越来越多，这也就成为移动的用户越来越多的原因之一；
其次，消费者收入水平与一般商品的需求呈正相关，而无庸置疑，大学生们的可以支配的个人收入是在不断增加的，所以对于通讯业务的需求是在不断增加的，有更多的学生加入移动消费者的行列；
另外，相关商品的价格尤其是互补品价格的降低也会促进需求的增加。这里指的当然是除CDMA手机之外的各种品牌的手机的价格一降再降，这就促使了移动通讯市场的整体扩大，移动公司分得的市场自然也是增加的。
（2）搭售与广告
搭售在现实经济社会中并不少见，更是移动公司增加销售量的又一重要手段。现在，它与许多主要的手机卖场都建立了合作关系，买手机时会给你提供移动业务的办理，而且因此可以享受购机优惠，又怎会有人拒绝呢？这样更是从一开始就占据了先机，增加了销售量。同时，移动不惜巨大成本来进行广告宣传，不仅与邀请符合年轻人形象选择的周杰伦做代言，更有“校园形象大使”、“街舞大赛”等时尚活动，吸引了大量年轻人的选择。
2 竞争者状况
由于我们不考虑电信的小灵通，所以剩下的竞争者只有联通公司，尤其是它的“up新势力”。
中国联通打造了“up新势力”：“就是要你红”。其业务涵盖了GSM、CDMA两网的业务，以话音及点对点短信作为切入点，推出GSM网络如炫铃、铃声下载、如意邮箱、联通丽音、聊天交友、生活资讯等，而CDMA网络在此基础上还增加了互动视界、神奇宝典、彩e等CDMA 1X各项增值业务可以选择，突出CDMA的差异化优势。产品分为基本包和功能包两部分，体现“随心定制，自由组合”的理念，符合青年大学生的通信消费特点及使用习惯，成为大学生通讯市场的又一有力争夺者。
（1） 效用、无差异曲线群及预算约束线
在这里，我们首先假设消费者偏好的存在，具有完备性，即消费者可以完整的考虑各个品牌的所有业务所能带来的综合满意感。
研究消费者的行为的出发点是欲望，而对欲望的满足就是效用，或者更确切的说效用是指消费者在对某种商品或服务的消费中所获得的满足程度。效用取决于两个方面：1）客观因素，即商品的使用价值；2）主观因素，即人的主观心理感受。消费者的行为的出发点和目的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而在一定的收入或支出的水平下，对所消费的不同商品组合具有同等满足程度的曲线，就是无差异曲线。所以无论中国移动还是联通，要想获得市场，就必须从这两个方面来满足学生的需求，使其能获得自身能获得的最大效用。
1）首先从客观因素来比较双方的业务给同学们带来的实际使用效用。
“动感地带”在打入校园市场时就抓住大部分学生没有自己的收入，所以在通讯花费上较为节省的特点，在免月租的同时，享受短信包月的优惠。同时推出彩信、飞信、移动QQ等适合年轻学生使用的增值业务，从而更为学生们带来了“物有所值”的效用。
“Up新势力”的品牌推广中，短信优惠也作为最大的卖点进行推广，但与“动感地带”相比，尽管价格上有些许微弱优势，却因网络差、短信滞后、时尚性差的缺点而丧失，而且由于“up新势力”所提供的彩e、神奇宝典等增值业务只能由CDMA网提供，所以无形中使GSM网的用户因购机成本的存在而丧失这些效用。
所以就双方的客观实际效用来讲，“动感地带”更胜一筹。
2）其次从同学们的主观效用来分析。
动感地带一出场就想要走进年轻人的生活，并引领他们的生活。从品牌设计开始，动感地带就力图接近年轻人的品味，让其感受到使用“动感地带”的满意，也就是效用。同时邀请周杰伦代言让“动感地带”人气飙升，各种时尚的增值业务和会员特权等使同学们加盟“动感地带”，不再是简单的打打电话、发发短信、玩玩游戏，获得的是属于自己的“年轻人的通信自治区”，体味的是“我的地盘，听我的”的良好感觉，从而使 “动感地带”“新奇、大胆、年轻、时尚、前卫”的诉求点，恰恰符合了大学生内在价值取向，成为其个性的最佳外化表现，给大学生们带来了主观上的享受，心理效用大增，从而M－Zone自然成为了他们的倾向性选择。
相比之下，由于“up新势力”上述的各种增值业务或因是CDMA网而无法普及或因没有正确定位和宣传而没给用户留下深刻印象，同时它又提出“就要你最红”这样一个偏指个体的口号， 可是至今都没有较清晰的业务与之匹配，不能体现“UP新势力”的独特性，更与品牌内涵中的团队精神似有违背，使同学们无法体会到其所宣传 “自信、创新、分享、团队”。所以，即使从主观效用方面来讲，联通也远无法与移动相匹敌。
所以，联通唯一能以价格来与移动抗衡的短信优惠所带来的效用已无法弥补增值业务的效用流失，再加上移动的服务越来越好，更为移动用户增添了无形中的满足感。表现在无差异曲线群（不同的收入或支出水平，就有不同的无差异曲线，反映在坐标图上就形成了无差异曲线群。其中，离原点越远表示效用越大。）上，则u1代表移动业务的效用u2为联通，u1＞u2。
接下来，我们只需考虑预算约束线。预算约束线表示消费者在一定的的收入和价格条件下所能购买的各种商品数量的最大组合。而我们无论选择移动还是联通，都必须在预算约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预算约束线是由收入和商品价格两方面决定，收入增加价格不变或是价格降低收入不变都会使同学们的消费水平提高，表现在预算约束线上就是使MN外移到EF。由于现在大学生能支配的资金增加，同时移动通讯的价格一直在降，两方面因素都导致了预算约束线的外移，与u2相切于B时得到消费者选择的均衡点，取得最大效用。
（2）机会成本
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了机会成本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个经济学小故事，它讲的是：乔丹能用2小时修剪完自家草坪，而他的邻居女孩珍妮用4小时修剪完他家的草坪，所以乔丹在这件事上有绝对优势。那么，乔丹应该为自己家修剪草坪吗？若他自己修剪，那么他就会失去这两小时参加广告代言或是球赛所带来的收益。这说明：从事任何活动，要得到任何东西，都要付出相应的成本，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原理呢？因为人的需求是无限的，而资源是稀缺的，有限的。资源有多种用途，把资源用与一种用途就要放弃其他用途。所谓机会成本，是指把某种资源投入某一特定的用途时所放弃的在其他用途中所能获得的最大利益。
“动感地带”早“up新势力”几年进入大学生市场，已凭借初期的优惠短信业务占据九成的学生用户，而且为与小灵通、联通竞争，移动更是不惜做出大量优惠，因此，若有同学考虑转网，一是要冒者金钱的损失，即使是转向较为便宜的联通，也还要冒着同学、朋友间联系的减少的风险。在“Up新势力”在校园进行推广时就经常遇到这样尴尬的情况：一个同学在促销人员的苦苦劝说下终于同意转网，但是他周围的同学都会以不再发短信给他相威胁，因为网间的短信价格要高的多。这样，联系的减少，无形中就转变成联通用户的潜在的机会成本之一。
同时，由于联通在时尚业务和各种校园活动等方面不及移动，所以对于追赶时尚的大学生来说，这些无法享受的活动和业务就成为另一部分机会成本。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早期就使用“up新势力”还是现在选择转网，对同学们来说，其机会成本都是巨大的，导致我们使用联通的总成本加大，成为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3） 攀比效应
攀比效应是一种连带外部正效应，在这种效应之下，消费者往往希望可以拥有一件几乎人人都有的产品，对自己有多大用处不一定，但是一定不能够落后，它是和流行和潮流联系在一起的。攀比效应在整个经济生活中是很常见的，小到孩子的小玩具，如芭比娃娃，大到如今仍十分红火的汽车业。而由于整个市场的需求是多个个体消费者需求之和，所以攀比效应在影响单个消费者的消费心理的同时，也对整个市场需求的分配产生了影响。
本文所谈到的大学生选择“动感地带”的原因，我想应该也包括这种心理和行动上的攀比效应吧。
因为“动感地带”早期在大学校园市场的成功，使九成的学生成为其用户，加上移动邀请周杰伦作为其代言人，赞助“音乐盛典”、举办“街舞大赛”等，成功的让使用移动的“动感地带”成为大学校园的一种潮流和时尚，谈论各种时尚的数据业务更是一个流行话题。正因如此，使后期同学们在选择移动通讯业务时，由于不愿被人认为是落后一族而更倾向于使用人数大大占优的“动感地带”而放弃了联通的“up新势力”，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很有利于移动的循环，使得在后期消费者的争夺中，移动凭借这样一种效应占据了用户的心理偏好，从而抢占了大学生市场的绝大部分需求。与之相比，联通一方面因为进入较晚而失了先机，另一方面更由于宣传与推广上的不力导致同学们心理上有了一种使用联通是一种不够时尚的表现，从而更陷入一种不利循环之中，进而丧失竞争的优势。
三 价格歧视
作为移动通讯的三巨头之一，移动公司无疑具有影响市场的能力，所以具有在MC之上定价的市场势力，再加上在网络建好后，每增加一个用户，其边际成本MC几乎为零，使得移动公司的定价有了更充足的空间。
1）首先，提出消费达到不同的数量就给予不同的优惠，如预存100送360元等活动。这样就实现了二级价格差别，即对于相同的商品和服务，根据消费量的不同而划分不同的等级。
2）各种业务都有不同的制定组合，同时即使对学生来说，也有“动感地带”、“神州行游子卡”等适合不同消费需求的业务，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从而实现了三级价格歧视。
移动公司成功运用了二级和三级价格差别，从而占据了大量的消费者剩余。而且也使不同需求的同学更好的得到满足。
四 建议
1首先，对于移动公司来说，继续采取这些成功的措施来保持市场占有率上的领先地位，除此之外，为了更好的与联通竞争低端用户，可以考虑把价格再降一下，因为对其来说网络一旦建好，每增加一个用户其MC=0。
2 我们主要还是从中学习其成功经验，从而增强像联通这样的较为乏力的市场挑战者的竞争力，推动市场竞争机制的完善，打破某一家强大的垄断。
所以，以上部分，本文尝试从效用曲线、机会成本、攀比效应等几方面来对“动感地带”压制“up新势力”的经济现象进行了分析，据此对联通的企业、品牌的市场推广作出以下几点改进建议：
首先，我们可以注意到，同学们所考虑的无论是机会成本还是攀比心理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联通公司给消费者的效用不够，无法作到效用的最大化。所以，改善这种劣势的最根本的措施就是提高效用。
第一 就是突破技术障碍，提高两网尤其是GSM网的质量，推出更多能与移动相抗衡的业务，同时努力降低CDMA手机的成本，促进普及，使用户可以追求到更多实用价值，从而实现客观效用的提高。
第二 考虑增加主观满意度。这首先建立在客观效用提高的基础上，除此之外，更多的时尚校园文化活动和更贴心的服务也是很重要的。
其次，通过加强宣传运用广告和搭售手段，一方面使更多的同学接受其 “创新、自信、分享、团队”理念，同时通过捆绑来增加销售量，当然售机价格上必须比移动公司有更大的优惠才行。
最后，我们也不可以忽视价格对于需求的重要影响。所以，应当继续保持资费便宜10%的现状，应用需求的交叉弹性，凭借其对移动部分业务的替代性来抢占低端用户，这样，至少可以在近期内吸引一部分学生，减少转网情况的发生。
[参考文献]： <Microeconomics Sixth Edition>
（本文所给出的是本人基于浅显的经济学观点上的几点分析和建议，由于学识有限，若有错误，敬请老师予以改正。）
人口的主因
由微细人口分怖到聚合宏观
1，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研究
（以江苏地区为例） 一、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界定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就出现了合作化的态势，且随着时代的推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变化。这个变化过程大致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家庭承包制五个阶段。从农业互助组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化程度越来越高，到了高级农业合作社，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业合作组织，而有了“国家的集体所有制”的成分，人民公社则是典型的“国家的集体所有制”，不适宜用源自西方的“合作经济理论”来加以分析。
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指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农村出现的各种新型的农业合作经济形式，据农业部的调查显示，我国农村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至2003年总数已达140万个，其中具有一定规模、运行基本规范的有14万个，基本覆盖了农村生产的方方面面。2003年12月十届人大常委会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列入了立法规范。随着相关法律的出台，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将在更加规范的框架内蓬勃发展。
目前，学界和政府部门对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理解：一是最广义的理解，包括了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以及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二是较广义的理解，包括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三是狭义理解，仅指各种类型的专业农业合作社，并且把农业合作社界定为“同类产品的生产经营者自愿联合起来，维护和发展成员利益、自主经营、自我服务、自负盈亏的合作经济组织。”
本文取大多数学者认同的看法，将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界定为世纪之交的中国农民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依照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按章程进行共同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目前的形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即各种农业合作社，一般是由从事某一相同专业生产的农户为了实现产前产后的合作，通过入会交纳会费，实行信息共享、设施共用、协调行为以保护会员共同利益的经济组织。一类是股份合作经济，这类合作经济兼有资金入股和劳动合作的性质，在分配上实行了按股分红和按交易额返还相结合。
当然，也有学者研究指出，农村股份合作经济不是与合作社并列的合作经济组织，而是农业合作社的一种具体形式，类似于美国北达科他州的“新一代合作社”。这种看法与本文的研究并不矛盾，农村股份合作经济和农业合作社都属于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
根据上述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符合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条件，因为我国集体经济组织没有遵循自愿原则，不承认个人产权。农民协会也不能笼统的归入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因为有的农业行业协会是非营利组织，并不直接从事经营，参与市场竞争，只单纯提供信息服务和技术服务，实行行业自我管理。但对于对内提供非盈利服务，对外参与市场竞争的组织结构比较严密的农业行业协会，其性质接近于农业合作社，应将其归入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范畴。
二、江苏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现状
(一)总体情况
江苏是全国农村经济发展最好的省份之一，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在江苏发展的势头非常迅速。据省农林厅最新资料显示，截至2006年4月，江苏省共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6010个，成员186万人，带动农户284万户。而2004年底，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就拥有固定资产净值23.6亿元，所有者权益37.4亿元，当年销售额208.6亿元，盈余30.3亿元，返还二次分利和股金分红共7.4亿元，平均每个社(会)员得227.2元。全省年经营额超过亿元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539个，拥有注册商标897个。
苏南由于经济较为发达，各项农村事业的发展也比其他地区超前。如在常熟农村，以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土地股份合作制为代表的股份合作经济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得到较快发展。具有代表性的有新港李袁、董浜永安的农业土地股份合作社，梅李梅北股份经济合作社和虞山镇尚湖特种水产股份经济合作社，大义、何市、沙家浜奶牛专业合作社、古里南渝水产、任阳卫丰银杏、王庄邓村花卉苗木专业合作社等。全市现有各类新型合作经济组织186个，人社农户3.5万户，占农户总数的15.2%；实现总收入2.83亿元，入社农户户均8086元，其中以农民为主体、依托当地主导产业和优势项目发展起来的专业合作组织85个，入社农户2524户。2005年各类合作经济组织经营总收入1.15亿元，纯收入3164万元，按股分配和按销售进行二次分配额达1214.5万元，加上社会直接经营净收入，入社农户户均收益8774元。苏州市吴中区全区累计组建和正在筹建的各类合作经济组织已达110家，入股(社)农户1006户，农民169397人，占全区农民的46%，其主要类型除了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以外，各种股份合作经济形式是其亮点，主要有土地股份合作社，全区有2家，入股农民26414人；社区资产股份合作社39家；物业股份合作社29家，吸纳农民入股资金18144万元；休闲观光农业股份合作社2家，入股农民2877人。
农村新型合作组织对于提高江苏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发展现代高效农业，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拓延产业链，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1.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实现农业家庭经营与大市场对接的有效途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了我国农业生产的生物性、地域的分散性以及生产规模的不均匀性，曾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它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制度在我国将长期存在。但随着市场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暴露出其与市场对接的缺陷。个体农民必须同时面对买方和卖方两大市场，因为他们个体的力量相对较小，对整个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而在一般的产销结合的“公司+农户”的形式中，由于农民的家庭分散生产，组织化程度低，农民只能获得公司所定立的收购价，市场盈余无法享受，而市场的风险却常由农民来承担，因此，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使农民在市场竞争中总是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成立，能够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通过开展专业化合作，使单个农民联结成有力的群体，获得协作的生产力，形成足以抗击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竞争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能够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统”不了，政府部门“包”不了，单家独户“办”不了的事情，保护农民的市场利益。例如，南京市六合区马集镇农民以生产和销售水芹为生，但是常常遭遇菜贩子压菜价，好菜卖不出好价钱，2005年7月，该镇成立了大圣水芹合作社，经过一年的运作，合作社销售额达到160万元，实现净利润6.91万元，除去提留的公益金、公积金和向社员收购水芹的二次返利，按股分红近5万元。社员中通过向合作社销售水芹以及合作社的分红，年纯收入最高的达到7、8万元。
2.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落实农业科学技术推广，提高农民科技素质的良好载体。长期以来，分散的农业生产使得农业科学技术的传播较为困难，农民的技术支持主要靠自学和邻里亲朋间的传播。农民依托经济组织进入市场，通过横向一体化的规模经济和纵向一体化的加工增值，有利于现代科学技术和大规模农业机械的应用和推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成为农业科学技术广泛进入农民家庭的重要载体。
现代市场对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质量安全提出了高要求，农业从业人员科技素质的提高已成为影响农业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积极组织农业科技人员和生产技术能手对农民进行科技知识的培训，对生产活动加强指导，制定和实施农业生产技术规程，要求农户进行标准化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创建产品优势品牌。同时，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有利于制定同业技术标准，在统一标准下实现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化经营，实现标准化生产。例如，常州市芙蓉镇有养奶牛的传统，最初，奶牛是由农户在自家房前屋后散养的，牛奶质量有好有坏，总的质量不高，因此出售时常被乳业公司限量、降价，造成损失。2005年，奶牛合作社通过筹资建成被称之为“奶牛公寓”的标准牛舍，社员饲养的奶牛全部住进公寓，社员根据技术人员的指导，按标准化生产规程进行饲养管理，喂按科学饲养要求统一配制的饲料，统一打防疫针，按时喂料，按时挤奶，集中处理养殖污染。社员将牛奶交给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销售给光明乳业集团。这样既提高了奶汁质量，又降低了成本，增加了效益。据该合作社计算成本，按标准化程序生产，奶牛饲养成本降低20%，奶价提高15%，社员收益增加45%左右。
3.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推进农业产业化、增加农民收入的积极保障。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民利益的公正代表，是农业产业化的有效组织形式。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既可以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与大企业对接，又可以自办农产品加工销售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民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外部市场交易关系，而是一种不以营利为目的、为了共同利益形成的合作与联合的关系。农民成员通过合作组织不仅能够稳定地实现农业生产的价值，还可以获得股利和按交易额进行的二次返利。加之合作组织与其它公司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投资参股进行对接，使公司、专业合作组织、农民成员之间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共同体，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民通过组织起来，实行专业合作，一方面扩大了专项生产规模，极大地挖掘了农民的生产潜力，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通过收购把同类产品集中起来，统一进入市场，延长了农产品的产业链，创造了产品附加值，更有利于将优良产品申请商标注册，培育产品品牌，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有效地保护农民的利益，增加农民的收入。据不完全统计，在列入江苏省级示范考核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社员，比非社员一年可多增收近100元。
4.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沟通政府与农户的重要桥梁。由于我国农业的广泛分散性，使政府的调控政策难以面对千家万户的个体农户，而合作经济组织正好可以充当政府在实施各项农业政策时通向农民的桥梁，政府的宏观调控信号可以通过合作组织实现更有效的传递与推行。一方面，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表，提高了农民的话语权，可以积极开展与政府机构的对话，反映广大农民的意见和要求，从而为政府开展工作提供可靠依据；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依靠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把党的农业政策有效地传递到千家万户，从而提高政府调控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有效性。
(二)组织模式及绩效分析
从组织形式看，目前规范的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会员制的农业合作社，指通过农户人会，交纳会费而共享信息、共同利用设施，协调会员行为，保护会员共同利益的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会员交纳的会费，运用会费采购设施、提供良种以及农业技术服务。例如句容县“春城”葡萄合作社，入社的农户由社里统一供苗、统一施肥、统一防病、统一品牌、统一包装。合作社目前主要品种为日本巨峰系列，亩产在800—1000公斤，各项指标均已达到或者超过国际标准。目前产品已远销香港、深圳、上海、苏州、南京等地区和大中城市，每公斤售价10—14元，比普通品种葡萄售价高一倍以上。这类合作社一般建立在当地存在有特色的农作物或经济作物生产基础上，主要功能是承担一家一户做不了的事情。但通常受到地域性的限制，规模较小，且资金来源单一，发展有限。
另一种是农业股份合作经济或农业股份合作社。它是在合作制的基础上，吸收整合了股份制的一些优点，以自然人或法人的资金、实物、技术等形式入股，联合经营，提取公共积累，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经济组织形式。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兼有合作制和股份制的双重特征，但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合作制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股份制。它与股份制企业至少有三个重要差别：一是在合作方式上，既是资金的联合，又是劳动的联合；二是在股份配置上，是劳股结合制，不允许少数人控股；三是在分配方式上，既实行按劳分配，又实行按股分红。例如苏州市吴中区的休闲观光农业股份合作社，主要利用当地丰富的山水旅游资源，将果农的土地、果树折价入股，组建休闲观光农业股份合作社，或者在茶叶合作的基础上，吸收社会资本，推出餐饮、住宿、垂钓等品茶、赏茶项目，成立休闲农业股份合作社。截至2005年底，该区共成立两家此类农业股份合作社，入社农民达到2877人。农业股份合作社与普通股份制企业比较-接近，因而能建立起类似于企业的治理结构，并且能解决资金不足对组织规模的限制。但由于它们毕竟不是规范的企业，普通股东难以有真正的话语权，投票权往往流于形式。有的规定股权不能转让、买卖、抵押、甚至不能继承，因而是一种残缺的产权。
从发起动因来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有以下四种：
1.“大户”发起型。这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在农业生产专业化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主要集中在一些商品性较强的经济作物领域，如水果、蔬菜、水产养殖等。通常是由生产大户和技术能手等骨干发起成立，目的是将当地从事同一作物生产的农户联系起来，共同抵御市场风险。这类合作形式的主要特点是存在着明确的组织核心——生产大户。在寻求交易时，生产大户从自己的利润最大化角度出发，会尽可能地签订有利于保护生产者合法权益的贸易合同，其他相对规模较小的农户也会在交易中受益。这类组织符合我国农村分散居住和家庭亲缘观念的特点，内部管理和监督依赖于“地缘性”和“亲缘性”，是目前存在数量较多的组织形式。但是这类农民自发的经济合作组织由于没有政府的直接支持，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上都受到一定影响。各个政府职能部门如农业、工商、税务等对组织的多头管理很不利于其发展。此外，其运作基本依赖与掌控在生产大户手中，对生产大户的要求很高，制度也不够完善。
2.“龙头企业”牵引型。这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的功能就是在农产品加工企业和生产农户之间架设桥梁，一般采用“公司+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户”的组织形式。其特点是“龙头”伸向国内外市场，“龙尾”摆向千万家农户，充分利用龙头企业的市场优势，把生产、收购、加工、运输和销售等各个环节联结起来，形成紧密的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生产经营体系。这种合作经济形式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能充分实现专业化分工的好处，是目前实现农业产业化采用较多的一种生产组织方式。但龙头企业与合作经济组织之间存在着对接障碍，主要表现在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和诚信缺失。“龙头”通常是加工、流通企业，其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关系基本上还是原料买卖关系，合作经济组织不能分享生产环节以外的利润，双方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处于矛盾状态。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合作经济组织的成员三者是合作关系，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不管是龙头企业还是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农户都有可能发生诚信危机，出现“违约”问题。
3.部门扶持型。这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成立主要是在农委、供销社、科协等经济技术服务部门的推动下形成的，主要分布在一些科技含量高的经济作物种植领域，如药材、特色水果、特种养殖等。这类组织的优势是在技术人才、设备、场地、管理等方面能得到职能部门的直接扶持。缺陷是往往存在着生产大户和职能部门两个“核心”，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这类经济合作组织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
4.政府推动型。这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通常是村委会、乡镇政府为了充分发挥当地的农业资源优势，推进农业产业化，增长农民收入而出面联合企业、科研单位和农户而形成的。显而易见，政府的推动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合作经济组织是“官民”结合的产物，与政府之间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合作经济组织是执行政府农业经济政策和乡村管理的中介和桥梁。这类组织在政治和经济地位上存在一定的优势，但行政色彩较为浓厚，政府部门的经济职能被强化，容易忽略合作经济发展的规律，一旦政府的政策改变，合作组织就会陷入困境。另外，不排除存在地方政府为了突显政绩，违背农民的意愿，强行“拉郎配”组成合作经济组织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