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与当代大学生是一对孪生兄弟，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生相依！所以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必须给予”三农”问题足够的关注与重视：
一方面，“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日上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大国，而对于现代中国，着力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具有极端重要性。这是由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素有深入农村，解民生之多艰，满腔热血为农业，农村发展和亿万农民服务的优良历史传统，尤其是我们农大学子，作为中国最好的农科院校的本科生，更加应该心系”三农”，作为中国农业事业的先锋力量，时刻关注”三农”问题，并努力在将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份子。而我们这些热血青年与新型农民的互动，必将成为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独特推动力量！
为解决新时期的”三农”问题，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我国的农业形势和”三农”问题的实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粮食与其它主要农产品由全面短缺走向总量基本平衡和结构性，区域性相对过剩，部分农产品销售不畅，导致农民收入增幅减缓，城乡差距大，农民负担重，农村矛盾多等经济社会问题进一步突显了出来。有人把”三农”问题形象地概括为三句话：农业弱，农村穷，农民苦。作为一名在校学生，我们心中不禁有一种沉重感，但是，我们不会丧失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信心，我们会带着感情去体验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生计之艰难，更会从理性的高度强化责任，激发热情，不断坚定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信心。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生计的总体状况：
我们先看中国农业的总体状况，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中国粮食生产的基础还处于比较薄弱的状况，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的扭转，从长远看，随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全国粮食需求增长量的趋势不会改变，耕地减少的趋势不会改变，淡水资源严重匮乏的趋势不会改变，而且粮食单产提高的潜力不容盲目乐观。在建设现代化农业方面，据测算中国目前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总体来说才完成了不到三分之一，而所谓的”农村穷”，反映的就是现代化建设中广袤农村公共财政收入长期不足，农村发展面貌落后的不合理状况，而所谓的”农民苦”，从总体上看，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缺吃少穿，而更多表现在收入增长缓慢，因而缺钱花，买不起商品，经济负担比较重，那些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纯农户，收入增长就更困难。此外，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村户口劳动力，他们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都比较低，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其次，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三农”问题的地位和演化特点：
一方面，农业的特点决定了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不断下降，但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始终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地位不变。另一方面，农业就业比重和农村人口比重在现代化进程中趋于不断下降，但农民群体和农业劳动者的权益应始终予以高度重视，促进农业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以及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再有，现代化进程中工农业关系，城乡关系逐步发生变化，正在转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所以，中国应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尽快促进工农业关系城乡关系的根本转变，逐步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从而走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最后，让我们来分析几个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典型：
众所周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改革很快就从农村开始了。根据专家调研，中国长三角农村已经从单一的农业经济转向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协调发展，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村落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的进程相对迅速，城乡一体化景象初露端倪。比如：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经济实力雄厚，公司企业拥有国内外一流设备，热电，线材，面料，服装，化纤，烟，酒等主导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始终坚持共同富裕，家家住别墅，户户有存款，小汽车，中央空调，摄象机等走入寻常百姓家，而且全村无赌博，无封建迷信，无重大刑事犯罪，被人们誉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天下第一村”！又如浙江省绍兴市新风村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实施旧村改造，分别建成农业园区，工业园区，住宅园区，休闲娱乐园区，加强村庄绿化，农民公园，活动中心，义务教育，医疗服务和宽带网络等一应俱全，堪称”乡村田园，城市新区”，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典型。还有不少传统农业地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跌爬滚打，积累了发展经验，走出了又好发展的新路，比如山东省寿光市三元朱村。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只要不失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增强信心，正视”三农”现实问题，深化经济社会等方面改革，不断加强农业，建设农村，支持和扶助农民，那么，建设小康社会，城乡更加统筹协调发展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分析完”三农”问题的现状，让我们来简单梳理中央所提出的若干重大方针政策及作出的一系列的重要工作部署，从而更好的认识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部署出台之前中央一贯的政策脉络，更好的理解党中央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思想：
一，始终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其主要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制度，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等等。
二，认真落实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方略；
三，大力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和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四，积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转变，即首先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其次推进农业区域布局调整和经营创新，最后不断加大对农业科技，教育的投入，大力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
五，继续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和制度创新
对”三农”问题具有一定了解后，现在来谈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话题，所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历史任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实际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一个新概念，它是党和国家关于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农村发展一贯的战略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多次使用这个提法。那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底新在哪里呢？我认为可以简要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这个新的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很强的现实可能性与紧迫性，二是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新的更全面的发展目标，在这样的具体而实际的发展目标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可操作性，三是通过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新农村建设的近期阶段性任务，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远景展望，中长期规划与阶段任务相结合的系统工程。
了解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概念以后，让我们来学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要求主要任务以及其近期工作：
首先来明确一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覆盖了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其主要目标可以简要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20字总体要求，具体描绘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未来前景。
其次我们了解一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任务：胡锦涛同志曾经强调，“三农”问题依然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我们一定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坚持不懈地做好“三农”工作，我们可以主要从三个层面阐述新农村建设的任务：首先是新农村建设的长期艰巨任务，其次是新农村建设的规划实施任务，再有就是新农村建设的服务保障业务。
最后来了解一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近期工作：
1，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突出发展生产这个首要任务，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2，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转化；
3，大力开展农民培训工作，树立崇尚科学，移风易俗，遵纪守法，反对愚昧的新风气，提高亿万农民科学种养水平和转移就业能力；
4，切实加强农民工工作，更好地保障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
5，重视发展县城经济，加快推进县级政府支农投资整合工作；
6，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7，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强土地管理，为粮食安全和新农村建设提供可持续的土地载体；
8，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没有市场，就没有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
9，抓住教育。科技，文化和卫生等重点，积极发展农村公共事业。
新时期，中央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部署，一方面为我们青年知识分子成长搭建了展示才华的舞台，一方面为新型农民的成长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当继承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更加深入农村和农民，自觉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为建设新农村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而且，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知道，只有深入农村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国情，而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希望就在于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型农民，而建设新农村的宏伟目标也正需要着我们这一代热血青年在历史的舞台上书写我们的青春风采。所以我们作为在校大学生同样需要关注“三农”问题，需要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与对“三农”问题的关注紧密的联系起来，热火朝天地利用一切机会投身到新农村建设的主战场。确实，我们广大青年作为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舞台上书写当代青年当代大学生的青春风采，而这也预示了中华民族更加辉煌的明天！
可能有点多，具体您自己删减吧，仅供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民收入2003年伊始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从我国的未来发展看，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的变革，农村面貌有很大的改变，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小康社会根本标志是人均GDP不低于3000美元、以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8000元以上。目前，我们与这类指标还有相当距离，尤其从1997年开始农民收入增幅下降这一态势，已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三农在国民经济中处于战略性地位，然而，三农却成了国民经济中一扇软肋。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则是收入问题。应千方百计从增加农民收入入手来解决三农问题，这不仅关系到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和稳定，更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
（一）目前我国的农民收入状况
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9％，而1997年开始便急转直下逐年回落：1997～2000年，农民纯收入分别同比增长4．6、4．3、4．0、2．1个百分点，但增幅却分别同比下降4．4、0．3、0．3、1．9个百分点，这5年降幅总共6．9个百分点。由于农业的产业特点，农村达到小康水平比城镇要困难得多。统计资料显示，在全部居民储蓄中，城乡比例为8：2。2000年城乡消费比值约为3：1，9亿农民的消费额仅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38％。1997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5160元和2090元，比率为2．47：1，到2000年这组数字为6280元和2253元，比率扩大到2．78：1。不仅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负担也十分沉重，仅税收一项农民支付的平均额就相当于城镇居民的9倍，若加上名目繁多的收费，则相当于城镇居民的30倍。目前，农村的恩格尔系数为48％，要达到小康水平要求城乡平均为40％以下，重头戏还是在农村。
（二）影响农民收入的相关因素
一.农民增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我们有必要针对农民增收的问题作出仔细的分析，从而找出一条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目前影响我国农民增收的因素主要有：
1.农产品成本高、价格低、限制了农民增收。农业结构不合理导致农产品相对过剩，农产品价格上涨空间缩小后，农民收入增长受到了限制。我国农业收入60%来自种植业，1996年后农产品市场供求发生了较大变化，导致价格走低，1997年至1999年三年时间里，我国大宗农产品价格下降了24.5个百分点，不少农业大省连年喜获丰收，但除了定购部分粮食按国家定购价收购外，其它农产品价格普遍下降，“实难”使农民增产不增收，到2000年因市场供求状况变化和价格波动，使农民收入增幅下降了1.5个百分点，这一年仅农户家庭种植业纯收入一项就比1995年下降了27.4%。
2.农业经营结构不合理阻碍了农民增收。农民收入增长与收入构成密切相关，而收入构成又受制于生产经营结构。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结构不合理导致农产品低水平、结构性过剩，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表现为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的不合理，我国以农户为主的生产结构高度雷同，产品品种在较大区域内大体一致，小生产或小农经营只能在满足自身需求的情况下，再将剩余部分转向市场，加之农产品市场竞争激烈，致使价格不断下跌，农民收入增幅下降。这说明，农民增收受阻于农业经营结构的不合理。
3.农民负担居高不下。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改变了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农业税、集体积累及乡村的公共支出由集体组织转嫁给了农户，同时，涉及农业的制度内制度外收费五花八门，屡禁不止，县乡两级政府及村委会财权与事权不对称，消费无约束，机构臃肿，队伍冗长，正所谓“收了一些不该收的钱，办了一些不该办的事，养了一些不该养的人。”如湖北省监利县2002年吃饭占财政支出的86%，一个红城乡财政所就有105人；龚汤镇由财政开支的达944人，年经费亿元之巨。类似这些都要靠收费苦苦支撑，农民负担高位运行不但成为农民减收的重要因素，也擎肘了农民增收措施的操作。
当解决叫农民增收的问题，农民收入会迎刃而解。
二.除了农民增收问题，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是制约农民收入进一步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市场调节的比重日益加大，农业生产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对处于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且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来讲无异于雪上加霜，增大了他们经营的风险，使他们很难对诸多的市场供求信息做出较准确判断，结果往往是造成农业生产的趋同，同一品种的农产品在某一时段的供给大量增加，如国内需求增幅不大，产品亦不能大量出口时，农民收入就会大幅降低。另外，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用于农业生产的新品种新技术大量涌现，要求农民加强对这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学习，并将其运用到生产经营中去，而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对此则有些无所适从，很难选择到先进适用且市场需求空间较大的新品种和新技术运用到生产经营中，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三.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的竞争力强弱与组织化程度的高低成正比。自改革以来我国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仍以农户为单位，每一农户经营的土地非常有限，按每户三人计算，每户经营的土地在7亩左右，要在人均2．3亩土地上把农民的收入提高到发达国家或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要在人均2．3亩土地上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根本做不到的。另外，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过于分散，在生产经营上仍处于“户自为战”的状态，农户经营行为协调性很差，组织化程度极低，甚至有些地方根本没有，这使农户经营行为有很大盲目性，在市场竞争中很难形成优势，进而影响了农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
四.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耕地少，土地资源高度紧缺。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只有1．2亩，户均承包耕地7亩多，且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使农户经营规模太小，即使土地生产潜力很大，也难给农民带来可观的收入。同时，由于经营规模太小，农产品生产成本过高，也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五．政府对农业的补贴和支持的力度不够。农业相对工业和第三产业而言有其自身特点，即农业的生产周期长，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等等，这就使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民既要面对市场风险，又要面对自然风险，加之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农民抵御这两种风险的能力很弱，也增加了农民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进而影响了农民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尤其自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对农业的政策不是补贴，而是从农业中提取积累来扶持工业发展，这一政策的实施阻碍了农业自身的发展。虽然在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长足发展及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农业补贴工业的状况已有很大改变，但国家对农业补贴和支持力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仍不能满足农业自身发展的要求。
六.体制与制度的制约。
首先是“挖农补工”战略和城乡二元结构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据统计，1954年～1978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手中获得了5100亿元的巨额资金。1978年～1991年，每年剪刀差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以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剪刀差还呈不断扩大趋势，这种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所形成的剪刀差，给农业和农民造成的负担。更奇怪的是，一方面农业剩余在源源不断地流向工业，流向城市；另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和严格的户籍制度，却把不断膨胀的农业劳动力死死地固定在极其有限的耕地上，很难获得农外收入。
其次，是小农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方式适合农业生产的特点和不同层次生产力水平的要求，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发展。但这种农业家庭经营从实质上讲仍是一种小农经营，无论是经营规模、经营手段或经营方式都仍处于传统农业水平。我国家庭经营的这些缺陷，一方面导致农户小规模经营缺乏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农户过于分散，不便于了解市场、进入市场和规避市场风险，面对竞争激烈和瞬息万变的市场，农民往往无所适从，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再次，农村行政体制及税费不合理，造成农民负担过重。我国乡镇机构臃肿，乡村两级干部过多，管理费用开支过大。目前，全国共有4．8万个乡镇政府，80万个村民委员会和520万个村民小组，县及县以下需要农民出钱养活的干部达1300多万（不包括教师），庞大的支出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此外，税费不合理，纳税过高，交费过多。收入微薄的农民还要自己集资办义务教育，承担本该由国家承担的责任，无疑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由此可见，农民收入问题重重，要得到更好的解决不是简单的几项政策就可以应付的，也不是几个措施就可以解决的，也不是国家政府加强对农业的关心就可以缓解的。它需要根据我国现在的农业状况和基本国情，认真分析以上种种制约农民收入增加的因素，再进入农村，深入农民探究农业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法。它是一个找出问题--研究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这过程中也许还有其他一些步骤！
（三）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性
1.增加农民收入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需要。
2.增加农民收入是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3.增加农民收入是妥善解决“三农”问题，扩大再生产投入的需要。
4.增加农民收入是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需要。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国家要富强，都离不开社会的稳定。我国大部分人口在农村，农村稳定是全国稳定的基础，而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则是农村稳定的根本保证。
5.增加农民收入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需要。只有促使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贫富差距才能缩小，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才能落到实处。否则，我们党和政府就会失去农民的支持，我们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地位就难以巩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难以顺利进行。
（四）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分析
1.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是关键。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使各国都把农业置于政府的保护之中，尤其我国加入WTO以后，更需要政府实施保护和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农产品价格支持、补贴政策、财政信贷政策、农业保险制度等，使农民从政策优惠中增加利益。诚然，我国现时的农产品价格已接近或超过世界市场的价格水平，但由于我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和成本高，为保证增加农民收入，适度提高和调整农产品价格，同时限制农用生产资料提价速度，给予双方有效的补贴政策，使农民增产增收，并确保收入增幅逐年上升。目前，国民收入分配不利于农民的格局尚未根本扭转，要通过建立价格保护政策等措施，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塑造农业与工业平等发展的新型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在我国工业化大体到了中期阶段的今天，经济发展应实行从“吮吸农业”到“反哺农业”的战略性转变，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逐年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各级政府应确保每年的财政支农增长水平高于上年，从而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实现农民收入长期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2.农业结构调整是必要条件。目前我国农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一是区域结构雷同，各地区重复生产，低水平竞争；二是农产品结构不合理，产品质量差，缺乏竞争力；三是生产组织不合理，分散经营，规模小，成本高。解决上述问题，第一，发挥比较优势，突出区域特色，解决区域结构问题。各地应前瞻国内外市场，依本地资源禀赋，选择优势种植、养殖业重点发展，实现区域化布局，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社会化服务。使区域优势转为经济优势，进而变为经济效益，不同地区各展所长，互为市场，共同受益，使更多农民增加收入。第二，优化农产品结构，提高优质产品比重，解决农产品结构问题。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现代农产品质量的概念不仅是物理和生物质量，更包括生产环境，生产过程、营养、卫生等方面的意义。无公害、健康、安全、享受等高质量农副产品有很大的需求收入弹性，要大力发展名、优、特、新品种，提高优质产品比重及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在稳定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同时，把畜牧业、瓜果业、旅游业、农副产品加工业逐步培育成农业经济的支柱产业，从而使农民收入跃上一个新台阶。第三，走农业企业化道路，解决生产经营组织结构不合理问题。家庭联产承包组织制度曾极大地调动了几亿农民的积极性，经过20几年的运行，突显的问题是农地农户私有不能解决农民分散化经营所导致的高成本、低效益，更难抵御大市场带来的风险。探求新的生产组织模式应该是农业企业化经营，包括农产品生产企业、加工企业和流通企业。这样可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规模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程度，可以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等问题。农业企业化是由农户联合经营或委托经营过渡到合作经营，最终实现公司化经营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政府以农业投融资、土地流转及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在今后较长时期内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的问题。
3．提高农民素质是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实践证明，在收入分配领域，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收入也越高。因为高素质的劳动者较低素质的劳动者在相同时间内能向社会提供更多的高质量的劳动，从而获得较高收入。劳动者素质的高低与其受教育水平有关。对广大农民而言，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其素质和技能，就会改变其就业和收入状况。据美国经济学家D．Gale Johson分析，中国农民在校时间每增加一年，其收入就可增长3．6％—5．5％，如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达到城市人口受教育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缩小15—20个百分点，农民的收入就会大幅度提高。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我国农民中受过高中教育的人不论是在家务农还是从事其它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其经营成果和效益均高于只受过初中或小学教育的农民。为此，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千方百计地提高农民素质。一是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我国近13亿人口中约有9亿生活在农村，农村基础教育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农民文化素质的高低，而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虽经各级政府努力已有很大改观，但与全国提高农民素质的要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为此，中央及省级财政应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支持力度，促进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使一部分因贫困而失学或辍学的中小学生得以完成基础教育。二是应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目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现状及农民收入水平较低的现实，使很多农民子弟在完成基础教育后难以升到高一级的学校继续深造，而是步入社会加入到劳动力大军之中。针对这一现状，应考虑在基础教育过程中加大职业技术教育的比重，使农林专业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能学到一些职业技能，为其日后求职打下一定基础。同时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本地实际，结合农业生产和农民切实需要，以服务农业和农民为宗旨，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
4.发展劳务经济、改革户籍管理是必然途径。发展劳务经济的目的就是剩余劳动力就业和输出，一能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二能实现劳动效用最大化，在以增产使农民增收的空间有限时，发展劳务经济改革户籍管理已成农民增收的必然途径。2002年农民收入比上年增加4%，主要是1.3亿农民从事二、三产业，其中有9400万农民进城打工，总收入约5278亿元，人均5592元。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是农民增收缓慢的根本原因，从农业现代化长远目标出发，还是要走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政府应制定分阶段的农业人口转移与城市化政策措施，首先要改革延用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人口户籍管理制度，拆除为保护城市繁荣而限制农民进城的壁垒，逐步实现城乡户口一体化管理；其次，提供就业机会，扩大农民就业途径，消除对农民就业的歧视，实现农民身份的变迁；最后，通过大力兴办乡镇企业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把剩余劳动力转向对农产品深加工的企业中去。资料表明，发达国家农产品深加工约占总量的80%，而我国只占10—20%，他们产前、产后、产中的产值比例为2：1：7，我国恰恰相反，为7：1：2。可以看出，我国农产品深加工转化值的空间还很大、大多数乡镇企业还是应结合农业产业化，以农产品为原料，提高深加工水平，通过增加附加值来增加农民收入。
5.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党在农村实行的税费改革政策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是我国农村继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第三次重大改革。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方针政策。要进一步加大专项治理和监督检查力度，依法从分配上理顺国家、集体、农民三者利益关系，杜绝一切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行为，严肃查处加重农民负担的违法违纪案件。通过落实费改税政策，真正把农民负担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管理的轨道。同时，要下决心精简乡镇机构，裁减镇、村行政人员，压缩管理费用，从源头上减轻农民负担。
6．加快城镇化进程，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有效转移。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加快，城镇化水平会得到进一步提升，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转向技术先进、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城镇提供广阔的空间，进而促进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各级政府应加强城市化建设，尤其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需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需要住房、交通、子女上学、医疗、社会保障、娱乐等生产生活多种服务，这些服务有的通过市场化运作即自行解决，而子女上学、社保等就必须依靠政府的有效投入方能解决，因而，各级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加快城市化建设，比如在大城市周边建设卫星城，加快中小城市建设，完善城市功能，为城市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便利。其次，要顺应城市化规律之要求，采取相关措施，由过去人为地限制农民进城，到允许农民进城定居，进而发展到鼓励农民进城。这既需要改变以往不正确的认识，更需要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摒弃以往限制农民进城的一些做法，降低农民进城定居的门坎，为农民进本城提供方便。比如修改并进而废除二元制的户籍管理制度，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在国民待遇上的差别，对进城务工一定时间、有固定住所、有稳定收入的农民，允许其申请变为城市居民，并在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取消诸如对进城定居或城际间调动人员增收城市增容费等人为限制城市发展的措施。复次，政府在优化经济布局、提升产业结构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向进入城市的农民提供适当的工作岗位。惟有如此，才能使农民真正融入城市，适应新的环境，迅速转换角色，在城市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最后，推进城镇化进程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循序渐进，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的城镇化道路，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提高城镇化水平，这样既有利于转移农村人口，又可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持久动力。
7.政府加大投入是基础。我国农业的投资主体是国家、集体和农民，在现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体制下，集体普遍缺乏必要的积累，农村基层组织的经费绝大部分来自农民，农民纯收入抵充负担后，没什么效益可言，这个主体的投资能力微不足道。应努力提高国家财政对农业投入的比重，按照《农业法》“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的要求，到2005年用于农业投资的比重应由现在的8%提高到10%以上。在投入增量中，首要的是大力改善农村和农业的基础设施，提高资本形成水平和固定资产积累水平，为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基础和外部环境；其二，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质量安全水平，还应把农业生态保护、农村就业结构调整作为投资重点；其三，加大科技投入，抓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把生产结构与市场需求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农民从增加投入中增加实惠。
综合所有能够并有效的方法或措施，我想三农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但是我们得认识到它是能得到很好解决的，这并不意味着立即会得到效果，要珍惜很彻底解决三农问题，需要漫长的时间，毕竟制约因素很多，而且如今入世了，面临着严峻的形式。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不懈的落实三农政策。
一、 从GDP增长看农村社会发展的政策依赖性 中国经济持续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是，通过对农业部门的分析我们能发现，农业部门始终存在着较总体经济更加不稳定的增长结构，无论农业部门GDP的总量还是其增长率，都能印证这一点，而增长的时序变化则与相应时期农业政策的变革力度息息相关。 1982—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5年发布了中央1号文件，把每年的首要工作布局均放在了三农领域，通过大胆的谋篇布局，切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村的生产关系更加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并持续不断地进行了深化调整工作。正是这几年的大动作，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接体现在GDP上就是农业GDP增长率迅速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度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明显降低，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一个例证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是农村居民住宅建设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政策效果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80年代末。 20世纪80年代末，农村经济进入了平台期，增长幅度逐渐趋缓。自1993年开始，农业GDP又进入了一个快速上升时期，但是，结合当时的经济背景来看，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快速的通货膨胀引起的名义GDP的大幅提高，二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处于粮食保护价政策的发力期。1995—1996年，我国开始全面实施保护价收购政策，由于粮食价格较高，1995年农户家庭当年从粮食作物获得纯收入比1990年增加了1448元，占同期农民家庭纯收入增加值3776元的38.3%，占同期农民家庭全年纯收入增加值5635元的25.7%。这说明在保护价政策实施的初期，保护价政策对于农民收入增加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但是随着其后粮食价格的不断下滑，农户家庭粮食作物纯收入由1995年的2436元减少到2000年的1499.21元，减少937.34元，粮食作物减少值占种植业纯收入减少值的90.67%。对于家庭经营中非农产业不发达，种植业结构单一的粮食生产农户来说，粮食价格的不断下降成为农户收入水平增加的主要制约因素[ 2 ]。由此可以看出，在保护价实施初期，由于政府维持了较高的收购价格，使得这一政策对农民收入增加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但其后随着政府不断下调保护价标准，同样又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以粮食保护价政策为中心的农村经济政策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十分明确。 1997年以后，农村经济再次进入平台期，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连续多年的负增长。期间，中央虽多次出台农业新政，但均未能扭转发展乏力的局面。究其原因，可以说一是因为农业内部缺少内生增长的有效机制，二是庞大的冗余农业劳动力和二元制的社会结构限制、消耗了农业自身发展的有限资源，而同时又缺少外部资源的注入。 2004—2005年，中央连续出台了两个1号文件，直接将农民增收问题作为政策运作的目标。2004年采取“两减免、三补贴”等更为直接的政策措施，全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创纪录的2600多亿元。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着力于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直接带有资金支持的政策占到相当大的比例。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进一步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作为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心。从2004年的政策效果来看，2004年度仅“两减免”、“三补贴”就使农民直接得到实惠451亿元。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934元，比2003年增加314元，增长12%，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6.8%，打破了1997年以来的低速增长局面，粮食总产量达到9390亿斤，超过预期的9100亿斤，增产9%，实现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双重政策目标[ 4 ]。 再回过头来对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农业领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审视，足以看出政策导向式的发展特征伴随了农业经济的每一个高潮与低谷。比较前后两个时期的1号文件，以前的重点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可以说是在农村经济的内部进行的成功变革，这一基于体制自身的变革基本上已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达到了其效力的极限；而后两次均把政策目标直接指向了农民增收上。虽然2005年度的中央政策更进一步提出了要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但无论是从政策本身的功能还是从农业领域的现状来说，政策性依赖仍是目前农村经济中最为突出的发展特征。 二、 当前“三农”问题的困境 总的来说，农业经济的最大困境还是其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的不足。仅就2005年与2004年作一个对比，2004年“增收”效果可谓满意，但从2005年的上半年情况来看，同样的政策力度若想取得与2004年相似的目标的难度已明显加大。一方面2004年农产品价格较之2003年有很大的提高，农产品产量达到历史新高，加之自然灾害较少以及减免农业税、增加直接补贴等措施均能对农业的生产生活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2005年一季度，农产品价格已有所回落，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扬，而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却难以有新的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市场制约机制将使农业产出效益在现有的生产率水平上迅速达到封顶状态。长期的发展轨迹说明，政策成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惟一有效的依赖，而这一依赖同时又是不可靠的、难以持久的。 当前“三农”的困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描述。 1. 人口压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 2003年底，全国农业人口有9亿3千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2.5％，其中农业劳动力3亿1千万，占农村劳动力人口的63.8％；农业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49.1％，农村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23.8％；而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4.8％，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仅为35.0％，城乡消费水平比为3.4︰1[ 3 ]。 据有关方面统计，2002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指数为3.1，大大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小于1.6的水平；如果考虑城镇居民享受各种福利和补贴的因素，我国这一指数还会更高一些。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地区收入差距指数为2.10，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指数为4.16，而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和印度同期的地区收入差距指数分别为1.58，2.30，2.24和3.26。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占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份额达到80％以上。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一方面，农业经济总量很低，仅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4.8％，另一方面，农业人口却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而2004年之前，这14％的农业经济总量不但要维持占总人口70％的全部农业人口自身的生存、发展的需求，还在很大程度上供养了以地方财政为基础的数量巨大的各类财政供养人员。从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员比例来看，美国为2.31人／百万美元GDP，法国为3.46人／百万美元GDP，日本为1.38人／百万美元GDP，英国为1.58人／百万美元GDP，而中国则为39人／百万美元GDP[ 5 ]。既使按全国平均水平来衡量农村人口的人均财政负担，比例也相当之高。 与此同时，几乎全部的乡村建设、教育、卫生资源建设等关系生产发展和劳动力资源再生的各项投入，绝大部分都落在了农业人口自己身上，换句话说，农业人口的生老病死花费基本上都依靠其自身的收入，低收入也就意味着低投入。以卫生事业为例，我国卫生财政支出约整个财政的2%，而全部投入资源的80%分布在城市，只有20%分布在农村。 农业社会几乎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而建国后几十年的“抽农补工”政策以及“两种户籍”造成的农业人口的大量积淀，演变成今天似乎回天乏力的局面，几乎任何异乎寻常的大举措在根深蒂固的“三农”问题面前都像是花拳绣腿，人口压力与当前农村经济的现状之间存在着强大的离心力量，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凝结了层次复杂的各种矛盾。 由于农业经济先天的脆弱性以及其长期以来薄弱的基础，农业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低，在市场化进程中几乎没有任何主动权、话语权，而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一直都在低产出、高负担的恶性环境中艰难地发展，在这其中，人口的压力又处于一个绝对中心的位置。 2. 社会资源压力与内在发展动力的不足 在人口压力不断增大的条件下，农村社会的自然资源供应总量也已接近其潜在的最大值，在现有条件下，农村社会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基础已出现瓶颈效应。从最基本的耕地资源和水资源来看，形势均不容乐观[ 6 ]。而在社会再发展资源（如金融资源、人力资源、科技资源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同样面临根本性的制约因素。 从表1中可以看出，多年以来，年末实有耕地面积的绝对数量都是减少的，其中生态退耕所占比例最大。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一方面，要还对自然的“过度索取”之债，大力进行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另一方面，城镇化建设也将有新的发展高峰，伴随着城镇化加速，相应的建设用地比重也会提高，这些都必然以牺牲耕地为代价，耕地形势将更为严峻。 表1 1998—2003年中国耕地面积变化[ 7 ] 单位：千公顷 年末实有 年内新增 年内减少 年内净减 年份 地区 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 建设占用 灾毁耕地 生态退耕 农业结构调整 耕地面积 1998 129,642.1 309.4 570.4 176.2 159.5 164.6 70.1 261.0 1999 129,205.5 405.1 841.7 205.3 134.7 394.6 107.1 436.6 2000 128,243.1 603.7 1,566.0 163.3 61.7 762.8 578.2 962.4 2001 127,615.8 265.9 893.3 163.7 30.6 590.7 108.3 627.3 2002 125,929.6 341.2 2,027.4 196.5 56.4 1,425.5 349.0 1686.2 2003 123,392.2 343.5 2,880.9 229.1 50.4 2,237.3 364.1 2,537.4 在人力资源方面，表2列出了2003年农户家庭人口与劳动力的统计情况，同样能看到，对三农发展最具有长远价值的人力资源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局面。“三农”内部人力资源的积累与再生机制已经大大落后于经济发展所需，人力、科技资源的积累能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和阻碍。 表2 2003年农户家庭人口与劳动力情况[ 8 ] （每个农村居民户） 指标名称 单位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被调查户数 户 20283 家庭常住人口 人 4.08 3.95 3.91 4.41 农村人口 人 3.84 3.68 3.73 4.16 家庭劳动力 人 2.50 2.48 2.45 2.59 其中：农村劳动力 人 2.38 2.33 2.35 2.49 在农村劳动力中： 1.文盲、半文盲 人 0.31 0.30 0.30 0.34 2.小学文化程度 人 0.86 0.79 0.92 0.87 3.初中文化程度 人 1.05 1.05 1.00 1.11 4.高中文化程度 人 0.16 0.18 0.14 0.16 在农村劳动力中： 有专业技术职称人数 人 0.11 0.11 0.09 0.13 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人数 人 0.17 0.17 0.14 0.19 在家庭劳动力中： 1.从事农业家庭经营劳动力 人 1.38 1.10 1.46 1.59 2.从事非农业家庭经营劳动力 人 0.25 0.28 0.21 0.25 ……………… 全家劳动力外出从业时间 天 205 195 204 216 全家外出从业劳动力数 人 0.87 0.78 0.89 0.96 ……………… 注：…表示省略了部分内容。 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中有71.9%在外出务工，而专职从事农业经营的家庭劳动力只占55.2%。以北京市为例，2004年全市286.5万外来农民工中，96.9%的人年龄在15岁至49岁之间。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的人数为240.9万人，占全市农民工的比重为84.1%，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9.7%。在全部农民工中男女比例相差较大，男性199.9万人，女性86.6万人[ 9 ]。可见，农村中最富有生产力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在为城市的发展服务，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这一趋势会更为明显。这也就意味着，在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农村经济已经釜底抽薪，所投入的单位人力资本价值日趋降低。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农村家庭劳动力的负担比是1.54，从事农业家庭经营的劳动力占农村人口的比例是35.9%，按现有的从事农业经营的劳动力数量并把1.54的人口负担比计算进去，农村户均人口应为2.12，与现有的3.84相比，即使按现状计算，农村人口中完全属于冗余的人口比例也达到了44.8%，而这些人口的生存与发展并不能得到多少基于社会的外部给养。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人力资本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基础性资源的缺失仍将限制农业人口的发展，即使农村人力资本的产出能够有很大突破，农村经济的弱质性也将阻碍其自身的受益能力，内在发展动力的缺失是三农问题的根本性障碍，任何投入都会像雨水一样迅速渗漏，发展资源的不足与发展动力的缺失将形成三农问题中一个长期的且互为因果的根本性矛盾。
在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中国，农民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两千多年的历史如是，20世纪的百年史如是，现在和今后相当长时期依然如是。
然而，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和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农民始终遭受着最深重的剥削，被压迫在最底层。解放之前，农民食不果腹，衣难蔽体，农村经济一片萧条。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
回顾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国农民曾面临两次重大机遇。
一次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彻底废除了旧土地制度，将约7亿亩土地分给了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连续9年的大丰收使“一穷二白”的农村经济“旧貌换新颜”。
另一次则是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这是农民挑战贫穷与饥饿的一场自发式变革，是一次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中央充分尊重广大农民的创造和意愿，大力推广实行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使亿万农民充分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正如庄户人自己说的“地联产，产连心，庄稼成了亲儿孙，一天不管不放心”。
“实现大包干，一年吃饱饭”，广大农民的干劲像火山一样迸发，全国粮食连续6年大幅度增产，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跃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黄金期。
然而，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重心转向城市，加之城乡二元体制的严重束缚和粮棉价格下跌等原因，“卖粮难”、“增收难”、“就业难”横亘在广大农民面前，成为一道道难关。而农民负担又不断加重，“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当时“三农”问题的真实写照。
“三农”问题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近年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坚持实施“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连续3年出台指导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一系列惠农政策落到实处，一桩桩重农举措初见成效。粮食连续几年保持稳定增产，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255元，增长幅度摆脱了多年低速徘徊的局面，破解“三农”难题可谓渐入佳境。
先期启动的农村税费改革为减轻农民负担提供了制度保障，老百姓欢欣鼓舞。随之而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又把一次重大机遇推到了9亿农民面前。专家们指出，新农村建设标志着中国的投资重点转向农村，这将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战略新提升”。
站在全局高度加以审视，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则是我们在这一时期要实现的宏伟目标。我国的现实国情是，13亿人口中9亿是农民。可以说，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国的现代化。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前不久所强调的那样：“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实行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积累、农村支持城市的经济发展战略，优先发展工业，侧重城市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我们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去年我国GDP达到18.23万亿元，人均GDP已超过1700美元，二、三产业在GDP的比重达到85%以上，财政收入突破3万亿元。
在2004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曾深刻地指出，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从总体上看，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既是一个有利于“三农”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一个容易忽略“三农”问题、导致社会各类矛盾凸显的社会敏感期。很多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在这一关键时期，要防止出现贫富悬殊、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问题，否则将导致经济社会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动荡。
专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部署，是与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正式提出的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统筹城乡发展的指导思想以及随后连续重申的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方针一以贯之的，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也是遏制城乡差距拉大趋势、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途径。
把坚持“统筹”和“多予”作为第一政策选择，把开展全民创业作为第一动力，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第一目标，安徽省将重点发展农村先进生产力。在示范村镇统筹规划、培育主导产业，着力发展“一村一品”、“一镇一品”，建设现代农业；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培育和发展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积极优化政策环境，取消限制农民创业的政策规定，激发农民创业热情。
围绕建设道路交通网、供排水网、电力输送网、信息传输网及新型能源等工程，将重点强化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实施以小型水利设施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抓好农村道路建设，完善农村电网、邮政、通讯、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并发展循环农业。
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是新农村建设的又一项重点。据悉，各地将落实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政策，加强示范村镇师资队伍建设，建立完善乡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并加强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着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健全和完善党组织领导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制定村规民约，推进党务、政务和村务公开。此外还将着力深化农村改革，建立农村基层工作新机制，并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惠农政策，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维护农民利益。
目前的金融体制对农业的支持、对县域经济的支持相对来讲严重不足，那么，从金融的角度看，如何解决“三农”的问题？
（一）要尽快恢复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农业务，同时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既想发展农村经济、启动农村市场，又不想付出代价，这是不现实的，只不过我们如果对政策性金融管理好一点，减少人为的失误和腐败，我们的损失就会少一点，以最少的代价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对支持“三农”的政策性投入，国家要建立政策性金融的财政补偿机制，在国家的财力允许的情况下，要及时向政策性金融提供贴息资金和呆账损失的弥补，以及时化解政策性金融的风险，不要让风险积聚过大。
（二）在政策性金融的带动下，积极引导商业金融加大支农力度。一些农业高科技、规模化、产业化和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在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下形成一定生产能力以后，商业金融要及时给予配套资金。对于长期只存不贷或达不到存贷比例的商业金融营业网点，要强行退出市场，遏制从农村大量抽走资金的做法。
（三）扶持农村信用社建康发展，提高支农能力。对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包袱，应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负责。那些认为农村信用社不是国营的金融机构，就不能享受同样待遇的思想是对农村信用社的历史不了解，其结果是导致农村信用社的风险越来越大，不但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而且导致农村金融体系崩溃，甚至出现全国性的金融灾难。
（四）邮政储蓄组织的资金，大部分应通过政策性金融反哺“三农”。由于邮政储蓄的存款大部分来自县以下，主要是农村，这部分资金应通过政策性金融用于支持县域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同时增加农村信用社的支农再贷款，提高其支农能力。这样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进而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五）适当改变目前的农业生产模式，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化生产，这样才能吸纳较多的资金，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目前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生产力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而不能解决农民的小康问题。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以下弊端：一是不利于机械化生产，影响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二是不利于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没有资金投入搞科研，即使有科研机构研究出新的技术，推广也困难；三是难于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现在农民的生产往往是生产出产品找不到市场，虽然有公司加农户这样的模式，但毕竟多了一个环节。当市场出现变化时，要么是公司不讲信用，要么是农户不讲信用；四是不利于农副产品的深加工。一些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主要原因是难于有稳定的质量和数量的原料来源，一家一户的农户来生产，要么是质量难于保证，要么是数量难于保证。上述的四个问题，都是在市场经济中生产遇到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农村经济是不可能有质的突破，即使金融的改革能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加大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农村也没有很好的投资环境吸纳较多的资金。硬性地加大对农村的投入也只是没有多大效益的投入，最终又形成更多的不良资产。因此，要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土地的再承包，使土地集中在懂经营的农业企业家手中，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的大生产。农民既得到一定土地承包费，又可以干其他的副业，可以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低生产率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