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二十世纪后期以来，艾滋病越来越为世界各国所关注，人们普遍认识到，如果不能有效地防治艾滋病，包括诸如疟疾、结核和SARS等致命性传染病，势必引发全球性的公共健康危机。事实上，科学家们一直以来都在致力于研制防治这些致命性疾病的药物并已经生产出了一些有效的药物，可以说，这些致命性疾病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完全不能防治。2002年通过的《TRIPS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以及有关实施专利药品强制许可制度的最后文件，说明国际社会为解决日益严重的公共健康危机已经付出了相当的努力。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条款，力争在《多哈宣言》框架内达成更趋合理的公共健康与知识产权冲突的协调方案。
【关键词】公共健康、专利保护、TRIPS协议、法益优先、利益衡平、强制许可、平行进口、差别定价
一、全球公共健康危机
据报道，2002年世界上有1500万人死于传染病,数千万人感染AIDS后濒临死亡。[1]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疟疾、结核病和AIDS等致命性传染病正在可怕地蔓延，成为狙击当地民众健康和经济发展的灾难性杀手。造成这些地区发生公共健康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关键因素之一则是当地人民无法获得有效的廉价治疗药品。每年有数百万人死于传染性疾病，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疾病本来是可以得到预防和医治。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些传染病的致死率尤其高，很多人死亡的原因是由于药品专利形成的高价壁垒使他们无法获得有效的廉价治疗药品。全球公共健康危机与知识产权保护因此成为了当今国际上的热点问题。[2]
全球公共健康危机迫在眉睫。
二、WTO有关专利保护与公共健康问题的协调文件及其评析
（一）概述
为了解决发展中国家日益严重的公共健康危机，2001年11月在多哈召开的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了《TRIPS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根据上述《宣言》，WTO就公共健康问题开始谈判，计划于2002年12月31日前就实施专利药品强制实施许可制度、解决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公共健康危机达成一致意见。2003年8月30日，经过20个月的艰苦谈判，WTO总理事会终于打破僵局，成员方政府一致通过了关于实施专利药品强制实施许可制度的最后文件,令在药物领域生产能力不足或没有生产能力的较贫穷国家能更容易进口到较便宜的、在强制实施许可制度下生产的未注册类药品（国际上把未经专利授权的生产称为“非注册生产”，其产品售价大大低于专利保护下生产的同类药品的售价）。
《TRIPS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确认了WTO成员使用强制实施许可和平行进口等措施的权利，并从政治上和法律上增强了发展中国家获得药物的能力。在该《宣言》支持下，发展中国家现在有必要为促进公共健康最大限度地利用TRIPS协议的灵活性，其中包括（1）缔约方有实施“强制实施许可”的权利，并且有权决定实施“强制实施许可”的理由；（2）缔约方有权认定何种情况构成“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或其他极端紧急的情况”，诸如艾滋病、疟疾等传染病造成的公众健康危机，即构成这种“紧急状态”；（3）缔约方有权在遵守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条款的前提下，构建自己的“权利用尽”制度；（4）发达国家应促进和鼓励其企业向最不发达国家转让技术。最不发达国家对于药品提供专利保护的时间可推迟到2016年。《多哈宣言》的诞生是国际知识产权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3]
（二）《关于知识产权协议与公众健康问题的宣言》及分析
在发展中国家的努力下，公共健康与知识产权问题成为了多哈会议的议题。于2001年11月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围绕着专利权与公共健康问题上的争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力争下，与会代表就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问题进行了三天的谈判，通过了《关于知识产权协议与公众健康问题的宣言》。在多哈会议上，以南非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关于尊重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维护公共利益的呼吁，得到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善意回应。《多哈宣言》确认困扰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遭受痛苦的公共健康问题的严重性；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新药品开发的重要意义，也承认这种保护对价格的影响所产生的状态；同意TRIPS不应成为缔约方采取行动保护公众健康的障碍。就TRIPS协议和公共健康领域的以下相关问题进行了澄清：
1.承认了国家采取措施以维护公共健康是不可减损的权利。《宣言》第4条规定：“我们同意TRIPS协议不能够也不应该妨碍各成员采取措施以维护公共健康。因此，在重申对TRIPS协议承诺的同时，我们确认该协议能够也应该在解释和执行方面支持WTO成员维护公共健康的权利 ,特别是促进获得药品的权利。由此,我们再次确认WTO成员充分使用TRIPS协议中为此目的提供灵活性的条款的权利。”根据该条规定 ,如果知识产权规则对国家的上述权利造成阻碍 ,例如专利药品维持高价，国家可采取与TRIPS协议规定相一致的措施中止权利持有人对其独占权利的行使。
2.明确了TRIPS协议中可以用于保护公共健康、对抗知识产权专有权利的弹性条款。包括：(1)对TRIPS协议应按在其目标和原则中所表述的宗旨和目的来解释；（2）每个成员有权颁布强制实施许可，也有权自由决定颁布强制实施许可的理由，每个成员有权不经权利持有人的同意颁布强制实施许可，并有权自由决定颁布强制实施许可的理由 ,这些理由包括引起公共健康危机的国家紧急情势或其他极端紧急情势——包括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和其他传染病 ,从而可以尽早和尽快地实施强制实施许可措施 ；（3）明确了成员平行进口的权利，规定TRIPS协议中与“知识产权权利用尽”有关的条款的效力允许每一个成员自由地确立自己的权利用尽制度，只要不违背TRIPS协议所规定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
3．认识到最不发达国家因医药产业生产能力不足或无生产能力的原因而无法有效使用强制实施许可措施的现状，并责成TRIPS理事会探求该问题的解决办法，在2002年年底之前向总理事会报告。
4．将最不发达国家在医药产品方面履行TRIPS协议有关义务的过渡期延长至 2016年。有关的义务是指根据TRIPS协议的第二部分第5节(专利)和第7节(未披露信息的保护)所规定的义务。这一规定为最不发达国家重新考虑其与药品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以及进口和生产通用药品提供了机会 ,但其限制性亦很明显 ,那就是最不发达国家仍有义务对医药方法专利提供保护 ,而且在除医药产品外的其他方面最不发达国家履行TRIPS义务的过渡期仍止于2006年1月1日。
5．重申了根据TRIPS协议第66条第2款，发达国家成员应鼓励其企业和机构促进和鼓励向最不发达国家转让技术的承诺。
《宣言》的意义是积极的，它确认了公共健康应优先于私人财产权，并且明确WTO成员充分利用TRIPS协议中的弹性条款的权利。但除了澄清TRIPS协议已有的相关规定、延长最不发达国家实施TRIPS协议的过渡期、允许政府自由决定公共健康紧急情势并可颁布强制实施许可外，《宣言》并未解决TRIPS协议与保护公共健康之间的根本冲突。
（三）实施专利药品强制实施许可制度的最后文件及分析
2003年8月30日,经过1年零8个月的艰苦谈判,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最后一致通过了解决“公共健康”问题有关实施专利药品强制实施许可制度的最后文件,这标志着世界贸易组织全体成员终于在有关解决公共健康问题上取得了最后的共识。根据2001年11月世界贸易组织多哈部长会议发表的《部长宣言》和《知识产权协定与公共健康问题的声明》,WTO成员应于2002年12月31日前就有关实施专利药品强制实施许可制度,以解决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公共健康危机问题找到解决办法至此,WTO多哈部长会议的该项授权得以最终完成,僵持8个月的谈判进程终告结束,进入具体实施有关最后文件的阶段。根据WTO总理事会通过的最后文件,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在国内因艾滋病、疟疾、肺结核和其他流行疾病而发生公共健康危机时,可通过援引该最后文件,基于公共健康目的,在未经专利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在其国内通过实施专利强制实施许可制度,以生产、使用、销售有关治疗产生公共健康危机疾病的专利药品这将不仅大大降低相关专利药品的市场价格而且将有利于更迅速和有效地控制、缓解公共健康危机,保证生命健康基本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作为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发展中成员并受公共健康问题影响的国家,中国从该议题谈判一开始便积极参与,提交了有关解决方法的提案和建议,与其他发展中成员共同努力,积极寻求能为各方所共同接受的最终解决方案。WTO总理事会通过的该最后文件具体实施后,将有助于中国通过适用专利药品强制实施许可制度,进一步增强控制疾病流行、解决国内公共健康问题的能力,以保证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然而，正如有的分析人士所指出的，该《决定》在传染病的范围、公共健康危机解释的弹性以及具体如何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廉价药品问题上均存在不明显性，这为《决定》的实际操作埋下了争端的隐患。此外，《决定》附加的条条框框太多，使低收入国家不能借此真正获得足够便宜的药品供应。这些都反映了药品专利与必需品获得之间的矛盾未得到最终解决。[4]
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8月30日通过了一项关于实施专利药品强制实施许可制度的协议后,有关各方对这项有利于贫穷国家在必要时更容易进口用于治疗艾滋病等重大传染性疾病的廉价仿制药品的协议,作出了不同的反应。
前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素帕猜在谈到“协议”的意义时指出,这是一项历史性协议,它将使贫穷国家在世贸知识产权规则范围内,充分发挥弹性,处理肆虐本国的重大流行性疾病。肯尼亚驻世贸组织的代表称,这项协议对非洲,尤其是那些迫切需要得到药品治疗的人们来说是个好消息。
然而,卫生界一些人士认为,协议设立了多项限制条件,繁文缛节,其结果将导致在艾滋病和疟疾肆虐的国家,药品的价格不会降至患者有能力支付的水平。一些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也指出,这项旨在使贫穷国家获得廉价药品的协议并没有提供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根据这项协议,世贸组织的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因艾滋病、疟疾、肺结核及其它流行疾病而发生公共健康危机时,可在未经专利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在其内部通过实施专利强制实施许可制度,生产、使用和销售用于治疗导致公共健康危机疾病的专利药品。[5]
应当清醒的认识到，药品专利保护与公众健康问题的矛盾具有一定的不可调和性，因为这是发展中国家国民生命与发达国家药商利润的对决，所以希望完全通过《多哈宣言》来实现两者的平衡仅仅是一种海市蜃楼，只能算作弱者的愿望，强者的装潢。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多哈宣言》的意义是积极的，因为它确定了公共健康权优先于私人财产权，并且明确了WTO成员充分利用TRIPS协议中弹性条款的权利，这是值得肯定。由于我国在入世时已经承诺，在加入时即全面实施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包括在药品管理等方面的规定，因此，多哈回合的有关进展对我国也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条款，力争在《多哈宣言》框架内达成更趋合理的公共健康与知识产权冲突的协调方案。
三、药品专利保护与公共健康的协调
（一）协调意义
专利权赋予和保护是对创造者付出的奖励，是知识经济时代促进科技进步的当然内涵和必然结果。专利权是私权，而健康权是与人的生命权、生存权紧密联系的基本人权。专利权和健康权都具有其正当性理由，都得到了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法理学必须将所有利益都视为必定是位于同一水平上的，亦不意味着任何质的评价都是行不通的。例如，生命的利益是保护其他利益（尤其所有的个人利益）的正当前提条件，因此它就应当被宣称为高于财产方面的利益。”[6]作为主要保护财产权的专利权和作为保护人的健康甚至是生命的健康权之间相矛盾和冲突时，如何解决？
从对专利权与健康权基本范畴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处理专利权与基本人权关系的一般性结论。
1、关于权利的冲突，应奉行“法益优先保护”的原则
诸如表现自由权、隐私权、健康权、环境权都是国际公约承认的基本人权，上述权利或是人作为主体存在所不可欠缺的自由，或是人之生存与发展的必需条件。相对于知识产权这一财产权利而言，上述人权权利应当具有优越地位即应看作是具有优先性的法的价值。实行“法益优先保护”原则，意味着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不仅要符合国际知识产权公约的规定，而且不应与国际人权标准相冲突。立法者在为知识产权提供法律保护时，应符合其必须遵守的国际人权义务。根据这一理念，笔者认为，健康权应该优于专利权而受到保护。包括专利权在内的知识产权不仅应该是财产权的维护者，更应该是社会福利的守护神。理由是：首先，健康权在权利本身上优先于专利权。知识产权的法律本质是私权。相对于专利权这一财产权利而言，健康权与人的生命联系更直接，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存与发展。健康权作为基本人权权利相对于作为私权和主要是财产权的专利权而言自然应当具有优越的地位。
其次，专利权和艾滋病携带者和艾滋病人的获得治疗的权利之间的冲突，在现代背景之下，尤其是当艾滋病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公共健康问题时，它就已经不再单纯是权利本身的冲突，更是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冲突。这里折射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否需要道德的底线，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否应该受到人权标准的约束。笔者认为，基于人权权利的优先性，国际公认的基本人权就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道德底线。这也就意味着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对于专利权中财产性权利的保护的制度建构应该在基本人权的大框架下进行，而不能脱离基本人权，单纯或过分地追求私人利益。跨国公司与南非贸易争端案也充分说明了知识产权具有道德的底线，它应符合现代人权标准。南非案是人权战胜专利权的胜利。“一个良好的法律制度必须……符合正义和道德的要求。”
强化商标保护对中药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当前，尤其要解决中药企业的“老字号”问题。长期以来，“老字号”已经成为困扰中药企业未来发展的一个潜在问题。例如，“同仁堂”是个已有300多年的中药老字号，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现在除了北京同仁堂外，还有南京同仁堂、天津同仁堂等。这些“同仁堂”们都以中药为主业，但是相互之间却没有任何利益连带关系。因此，一旦哪个“同仁堂”出了什么质量问题，就很可能会产生连带影响，重演“冠生园陈馅月饼”的悲剧(2001年9月，南京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使用“陈馅月饼”被媒体曝光，上海冠生园集团也受到“株连”，10天内月饼销售量急剧下跌50%。于是，上海冠生园首先站出来声明自己“与南京冠生园毫无关系”，后来四川新都冠生园又联合全国20多家冠以“冠生园”名称的食品企业，准备向南京冠生园“讨个说法”。
冠生园品牌系由1918年到上海经商的广东人冼冠生先生所创，最早经营粤式茶食、蜜饯、糖果。1925年前后，上海冠生园在天津、汉口、杭州、南京、重庆、昆明、贵阳、成都开设分店，在武汉、重庆投资设厂。其南京分店即是现“南京冠生园”的前身。1956年，冠生园进行公私合营。冼氏控股的冠生园股份有限公司解体，上海总部“一分为三”，各地分店成为隶属地方的独立法人，与上海冠生园再无关系。时至今日，全国已有数以百计的食品生产企业共占着这个知名商标的使用权)。对这个问题，可以考虑根据新商标法有关驰名商标、集体商标以及“权利在先原则”的规定，结合行政与市场手段，实现“老字号”的整合与一体化。
（二）中药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
中药的行政保护主要包括新药保护与品种保护制度。尽管行政保护的初衷是为了规范中药产品的市场秩序，但是由于行政保护实际上是一种全面的保护，因而对中药知识产权来说，也是一种有效的保护措施。现在的问题是，10多年前的行政保护制度到如今已经成为中药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必须对其进行调整与改革。具体内容如下：
1.就中药而言，取消新药保护制度。新药保护政策主要是为了便于我国西药企业仿制国外专利药，但是，加入WTO之后，这种作用显然已不再存在了。2001年12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的《药品管理法》对此也没作要求。实际上，如果对品种保护政策进行修改，新药保护制度的某些功能完全可以合并到品种保护政策当中来。
2.修改中药品种保护条例。新的《药品管理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中药品种保护制度”（第三十六条）。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1993年的“中药品种保护条例”显然已经不适合WTO框架下的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因此必须对其进行修改。重要的是，中药品种保护的宗旨要从提高中药品种质量、维护中药企业利益转移到促进中医药现代化以及中药企业技术创新上来。为此，中药品种保护制度可做下列修改：
（1）调整保护范围。第一、被保护的必须是符合中医药基本理论与原则的中药品种，已经西药化的药品不能作为接受保护的中药品种。第二、取消第二条 “申请专利的中药品种，依照专利法的规定办理，不适用本条例”，除了列入国家药品标准的中药品种外，还应当将获得发明专利的中药品种纳入其中，并且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渐过渡到专利中药品种上。第三、由于行政效力只在一国国内有效，因而品种保护仍然是在我国国内生产的中药品种。但是，在加入WTO之后的国际化经济环境下，这里的“国内生产”不仅包括内资企业，也会包括外资企业，从而体现WTO的“国民待遇”原则。这就表明，中医药产业的发展将采取开放政策，借助跨国制药企业的科技实力，让其与国内企业一道，为中医药的现代化发展而共同努力。另外，如果今后逐渐过渡到专利中药品种的话，中药专利的国际保护也将得到保障。同时，中药行业的低水平重复生产问题也将得到根本的解决。第四、中药保护品种必须体现环境保护的要求，鼓励开发野生中药材的人工制成品。中药品种保护必须用好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技术壁垒协议（WTO/TBT）的有关措施，利用绿色技术管理体系保护我国中药产业。
（2）改善保护机制。第一、专利保护机制与分类保护相结合。利用专利保护机制的科学性，使中药创新进入一种良性循环；同时，根据中医药基本理论与原则所确定的中药品种的“三性（创造性、新颖性、实用性）”差异，对不同的专利中药品种实行分类保护。因为，专利制度实行的是无差异的等同保护，即对所有获得发明专利的产品一律实行20年的保护期限。不同的发明专利，其“三性”差异可能会比较大，在许多行业里，甚至还存在着垃圾专利的情况。以专利机制对中药品种进行分类保护的目的，就在于通过行政手段对真正的创新药品进行差异化保护，真正地促进中医药产业的现代化与科技创新步伐。第二、分类保护。行政保护自然要实行分类保护，可以考虑结合现有的新药保护和品种保护的分类标准，将其划分为4类或5类。
从实际效果来看，这套机制就相当于让专利保护与中药品种保护成为中药的两种可供选择的保护方案。虽然法律效力高于行政效力，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在保护效率与力度方面尚嫌不足，而行政保护则具有便利、快捷的特点，因而能够适应企业对中药行政保护的依赖性。与此同时，如果行政保护程度高于专利保护的话，中药企业将优先选择中药品种保护。此外，由于中药行政保护结合了专利制度，因而避免了与WTO有关法律与原则的冲突。
（3）合并保护期限。合并新药保护与品种保护之后，行政保护的期限应该减少，但是必须长于专利保护的20年，以真正体现差异化保护的目的。在WTO的机制下，这种较长期限的保护将促进跨国制药企业进入中医药行业，传统的中医药理论也许会因此获得新生。
（4）改革管理机构。目前的中药品种保护审评工作由“国家中药品种保护审评委员会”具体负责。中编办明文规定，国家中药品种保护评审委员会为事业编制，经费自理。但是，品种保护整合了中医药知识产权与药政管理职能，就我国现实情况来看，显然属于政府职能。因此，将“国家中药品种保护评审委员会”定为“事业编制”且“经费自理”，会给具体的评审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考虑到中医药现代化的需要以及中药品种保护的特殊性，未来的国家中药品种保护评审委员会应当是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专职部门，其委员除了“中医药方面的医疗、科研、检验及经营、管理专家”外，还应该包括来自知识产权领域的专家，这是因为纳入专利中药品种将对审评机制产生影响。此外，应该将审评工作纳入电子政务系统以提高审评效率，真正做到“公平、公开、公正”。
（5）明确利益主体。现在的条例保护的是中药品种，但是对被保护的中药企业所应该具备的规模条件未作明确要求。实际上，现在的知识产权战略完全建立在庞大的企业规模之上，技术创新主要是建立在规模经济效益的基础之上，跨国制药公司庞大的企业规模、强大的技术力量、雄厚的资金实力以及丰富的市场营销经验是其经营知识产权的强大后盾。因此，未来的中药品种保护条例应该明确地将品种保护向那些规模较大的中药制药企业倾斜，允许中药保护品种作价转让，使之成为促进中药企业资产重组以及中药产业结构优化的工具。
我国中药的知识产权保护对策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6-07-14 10:51:00 ] 作者：未知 编辑：studa20我国的中药正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当前，我国中药在理论发展与技术创新方面与西药相去甚远，在中药的生产、管理与质量方面落后于日本和韩国；在国际市场上，我国生产的中药产品无足轻重，只占中药国际贸易的5% 左右；而且，即使是在国内市场上也正面临着外国中药产品的强烈竞争。因此，国产中药正处于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这种严峻局面已经引起我国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从1998年开始，国家将“中药现代化研究与产业化开发”列入“九五”重中之重项目，对“九五”、“十五”期间的中药现代化计划提出了具体的目标与方案；在“十五”计划里，中医药产业化发展工程又被列入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计划中的生物技术产业的22个重大专项之一，对中医药的产业化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但是，实际上，由于加入WTO后的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中药自身的特殊性，中药的知识产权问题将构成中药现代化的核心，对于如何实现中药由传统向现代的对接、如何实现中药从中国向世界的传播与扩散，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中药的知识产权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一、以知识产权作为中药现代化的表现形式及有效工具
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根据中医理论，经过无数次的实验与改进，已经形成了非常完整的中药制造体系，在植物的药学属性与药用植物选择、中药材栽培、种植、炮制、成药的加工等所有方面都已经初步建立了自己的规范。这些都构成中华民族造福于全人类的宝贵的知识财富。因此，中医药同样也是一种知识产权。中药知识产权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专利、商标、著作权等诸多方面；内容包含中药材、饮片、处方、制药工程、文献及信息资源等。例如，由动植物原料制造成中成药，要经过诸多生产制作工序，像中药材生产、中药炮制与饮片、组方（处方与配方）、中药制药工程技术等，其中的每个工序都可能包含诸多的知识产权内容，涵盖知识产权的各个方面。因此，中药知识产权应该构成中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但是，对于中药现代化，人们强调得更多的是如何采用各种规范以及何种新技术应用于中药产业，而对于知识产权在中药现代化中的作用却认识不够。实际上，知识产权已经成为物力、财力和人才之后的又一种新的经营资源，被人们称为“第四经营资源”。中药现代化将产生众多的技术创新与市场价值，而现代化的这些成果只有固化为受到法律保护的各种知识产权，才能真正保护中药企业的合法利益、规范中药市场秩序。
中医药理论与知识产权制度并不矛盾。专利制度的“三性（创造性、新颖性、实用性）”要求适用于所有行业，中医药行业也不例外。实际上，知识产权不仅可以作为中药现代化的表现形式，而且可以成为推进中药现代化的有效工具。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以专利保护制度为代表的知识产权制度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促进产业步入良性循环发展的有效机制，成为促进技术创新的加速器。因为，一方面，知识产权制度通过给予发明人一定期限的垄断权利而鼓励人们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公开发明内容，后人可以在更高水平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发明与创造，既避免了社会的低水平重复，又减少了资源的浪费，从而推动社会快速向前发展。
二、继承和发扬中医药理论传统是中药现代化及其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原则
以知识产权制度作为中药现代化的工具，并不表明可以无须坚持中医药的基本特征了。目前，对中药未来的发展，有这样一种看法，就是认为中药应该按照西药的人体解剖学以及生化生理理论来加以改造，强调中药西药化，要求中药“与国际接轨”。其实，这样一种观念不但不会使中药得到发展，还可能导致中药与中医相分离，最终使中药走入死胡同。这是因为，中药知识产权具有不同于西药的特征，它与中医理论密不可分，脱离了中药的基本原则，药物也就不成其为中药了。实际上，在中医药的国际化与现代化过程当中，绝大部分标准规范，只能由中国自己利用知识产权制度的有效机制、依据几千年的中医药理论与实践来制定；并且要在此基础上，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使之获得国际认可并成为国际植物药的规范与标准。
三、建立中药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有效利用以及人才培养体系
中药知识产权本身是个完整的体系，包括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有效利用以及人才培养等诸多环节，而每个环节又都包含众多的内容。因此，中药知识产权不仅仅是个保护的问题，必须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对待。
（一）中药知识产权的创造
中药知识产权具有长链性(中药主要以动植物资源作为自己的原料来源。由动植物原料制造成中成药，必须经过诸多生产制作工序，其中的每个工序都可能包含诸多的知识产权内容，涵盖知识产权的各个方面。这就是中药知识产权的长链性)。由于历史传统，我国在这个长链中的每个环节都未能建立起现代规范科学的知识产权体系。与此同时，许多有关中药的知识与技术大都还是以比较原始的方式存在着，面临着如何以现代技术进行表述与改造的问题。因此，我国在中药知识产权方面将大有可为。
1.理清中药知识产权的链条，明确各环节的具体情况、技术创新内容以及知识产权的表述方式（专利、商标、著作权）。根据特点，可以将中药知识产权的链条连结成中药材资源及其生产、中药炮制与饮片加工制造、处方与配方管理、中药制药工程技术、中药质量控制与保障技术、中药产品的包装、中药基础研究、中药临床用途等几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可结合不同特点，选用不同形式的知识产权方式，对中药知识产权链条进行全方位的保护，使我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药的国际贸易加以控制。
2.中医药知识产权要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工具，选择那些共性的关键技术(根据有关专家的意见，这些共性技术主要包括指纹图谱技术、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大孔吸附树脂分离技术以及膜提取分离技术等)为突破口，以克服中药知识产权的难表达性，并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战略性的知识产权优势。我国已有民方和验方十万个之多，我国必须在此基础上对所有民方和验方进行单方分解，对每种药材的有效部位、有效组分甚至是化合物结构及其各类药物特性进行分析，完成“现代李时珍”的创举。与此同时，按照现代科学技术，以现代科学范式对四气、五味、归经以及“君、臣、佐、使”等中医药基础理论与原则进行重新表述，为中医药知识产权的现代化与国际化提供操作规范以及可供国际交流的平台。
3.中医药信息资源将是创造中医药知识产权的重要领域，也将为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创新和保护提供有效工具。目前，我国中医药信息资源的分布比较散乱，因此中医药信息资源的系统化将是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建议由国家中医药管理机构成立医药分类以及数据库软件系统开发与管理的权威组织，建立包括中药材资源分布和中成药等在内的各类中医药信息标准数据库，完善数据库加工与检索系统，使中医药的知识产权的创造、利用与保护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之上。
（二）中药知识产权的有效利用
我国中药行业的知识产权一直未能得到有效利用，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我国中药企业习惯于以商业秘密的方式进行保护，知识产权的数量少、质量不够，专利、商标等意识也强烈；二是非职务发明比例远远高于职务发明，不利于知识产权的利用；三是行政保护为企业提供了过度的保护，企业对现行的行政保护过于依赖；四是中医药的研发与产业化相互脱节。因此，要提高中药知识产权的利用效率，必须在这些方面加以改进与提高。
与此同时，要充分利用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以加快中医药知识产权信息的检索、查新以及知识产权申请工作步伐。此外，进一步完善各类已完成与政府机构脱钩的中介性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建立健全中药知识产权服务体系。
（三）中药知识产权的人才培养体系
中药知识产权的人才培养体系由知识产权申请、代理、中药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以及司法等几个方面。我国知识产权的专业人员本来就非常缺乏，由于中医药行业的专业性，这方面的人才就更是稀少。为此，除了加快高等院校的中医药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之外，还应当加快相关的人才培训步伐。
四、完善中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完善中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关键在于根据中医药知识产权特征，协调知识产权法律与行政保护法规之间的关系。
（一）中药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
从最近对商标法、著作权法以及专利法的修改情况来看，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与WTO的TRIPS相一致的新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现在的问题在于，知识产权这套制度如何与中医药行业自身的特点相结合。就专利制度而言，在中药专利的申请过程当中，可以考虑将中医药的理论与原则融入到专利的“创造性、新颖性、实用性”要求之中，制定适合中药专利审批的具体规则(为此，国家专利局可以考虑将隶属于“化学发明审查一部”的“中药处”单列出来，成为专司中药专利审查工作的“中药发明审查部”，从组织上保证中药专利审批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使得中医理论与中药本身都可借助专利机制而获得创新与发展(中医药理论的专利化问题，可以参考世界上某些国家的软件专利化的做法)。只有与现代专利制度对接，古老的中医药才能真正地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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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建全球互联的电脑信息网络涉及到“路”（网络）、“车”
（应用软件）和“货”（数据库、多媒体产品等知识形态的商品）的
制造维护和管理。以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和多媒体技术装备的信息高
速公路的兴建和运营，以及由此产生的信息新产品和服务对现有的知
识产权制度本身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信息网络内
部运行与服务所衍生的知识产权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就有可能
使信息网络出现“道路”尽管四通八达，但“车辆”寥寥无几或者有
“车”无“货”的局面，从面阻碍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因此，如何
调整完善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使之适应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需要，
已引起发达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
1995年9月5日，美国信息基础设施专门工作组（IITF）下属的知
识产权工作小组（ WGIPR）在绿皮书的基础上，提交了一份关于“知
识产权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白皮书。主要论述了著作权法及其对
信息调整公路的应用与影响。参加白皮书起草的除美国专利与商标局、
美国版权局外，还包括美国商务部、国防部、教育部、能源部、财政
部、国家科学基金会等26个国家部门和机构*1。可见其重视程度。
欧洲委员会于1995年 7月19日公布了题为“信息社会的著作权与
相关权”的绿皮书*2，主要提出著作权和相关权在信息社会的新产品
与服务中的应用问题凶手与著作权有效行使密切相关的某些法律与技
术概念，但没有论及信息网络内部运行以及网络服务引起的著作权问
题。与美国政府白皮书不同的是，欧委会绿皮书未将工业产权保护列
入其讨论讨论范围中。
受法国文化部长委托，以西里内利（Sirinelli ）教授为主席的
一个委员会于1994年 7月提交了一份题为“工业文化与新技术”的报
告（亦称西里内利报告），*3详细阐述了瓦解有多媒体领域的组成及
多媒体未来的发展趋势，分析了这种趋势对著作权和工业产权的影响。
由于多媒体具有关于信息媒体和传播手段的双重含义，与信息高
速公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当美国人以信息高速公路描述正在兴
起的信息革命时，日本人则大肆宣扬多媒体革命。1993年，日本通产
省所属的知识产权研究所提交了关于“知识产权对多媒体新影响的提
案”的临时报告，着重讨论了建立负责多媒体著作权合并与授权的著
作权清算中心的可能性以及作品完整性的问题。日本文部省则于1993
年11月和1995年2月分别就多媒体和著作权保护提出两分报告。*4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有关机构受各处政府委托，分别提交了“著
作权与信息高速公路”*5和“在新的通讯环境下的著作权”的专题报
告。*6
俄罗斯于1995年2月22日颁布了《关于信息、信息化和信息安全》
联邦法，并起草了《商业秘密法》和《个人隐私法》法案。同时在俄
联邦新的刑法典中提出增设电脑犯罪，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建议。*7
德国政府为了构建规范电脑信息网络空间的法律主框架，于1996
年12月20日向联邦参议院提交了关于《信息服务的通讯服务法》草案，
其中第 7条中拟定对现有的著作权法加以修改，新增设保护数据库的
条款。*8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去年底召开的外交会议上，为了协调信息高
速公路建设对各成员国在执行《伯尔尼公约》和《罗马公约》时带来
的问题通过了《关于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若干问题的条约》和《保护
表演者和唱片制作者权利条约》。《关于数据库的知识产权条约》草
案将于今年审议通过。*9欧盟则于1996年 2月颁布了《欧洲座谈会与
欧盟理事会关于数据库法律保护的指令》。*10
近年来，信息高速公路中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引起我国有关人士的
注意。早在1993年12月召开的海峡两岸著作权问题研讨会上，两岸学
者就探讨了数字化技术和联网技术对现有著作权理论与实践的影响。
在1995年10月召开的全国著作权理论研讨会上，与会人士就数字化技
术对著作权的影响进行了专题讨论。去年 5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
我国共同在京举办了数字技术版权研讨会。在去年 6月举办的全国著
作权法修改问题座谈会了，与会者就数字化作品、多媒体作品保护等
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二、信息高速公路与著作权保护
在电脑信息网络中，不同作品均可通过数字技术转换成二进制数
码进行存储和传输。网上用户能够把这种数字化作品的完美复制件直
接或间接地传送到其他用户的电子邮箱服务器上，或者传送到网上所
有用户提供信息查询和发布服务的“电子公告牌系统”（Bulletin
Board System，简称BBS）上。这样，其他用户便能通过BBS检索这些
信息或作品，需要时可以将这些作品复印件无限制地打印在纸上，或
复制在硬盘上。此外，网上用户还可借助数字化技术轻而易举地组合
加工网上的版权作品。因此，原著作权人的复制权、作品完整权等权
利在网上受到有力的挑战。于是有人提出，现行的著作权法及其基本
理论还能适应数字化技术快速民展的需要吗？美国对此存在两种截然
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应保留现有的著作权法，无需修改；反对者提
出应对现行著作权法全面改革。 WGIPR认为，现行的著作权法只要作
少许修改和必要的说明，即可为相关权利提供足够的保护。*11 据欧
盟绿皮书推测，新技术的出现不会影响著作权和相关权的基本理论和
原则。*12 法国西里内利报告的结论是：数字技术固然拓宽了作品的
传播范围，并使新形式的作品问世，但是这种技术变化不会在各个方
面对著作权法产生影响。*13
纵观著作权法的历史沿革，著作权法始终处于对科学技术的挑战
予以应战的过程中。*14 眼下的问题是，而对数字技术的冲击，现行
的著作权法是否还能适用？应该指出，现行著作权法的概念，很大程
度上是以印刷术为背景逐步形成的。*15 当印刷技术发明后，受著作
权法保护的作品大多以一定的排列组合直接由文字、图形信号物化在
某种单一的载体上，由此主要产生的是文字作品和美术作品。此后录
音、影视等作品随着磁带、影带等载体的出现和模拟技术的发明而陆
续诞生。其制作过程是通过模拟技术由录放装置等先将文字、声音等
信号转换为机器可识别的模拟信号，再由同一装置还原成人们可以直
接视听的原作品。它与印刷术为基础的文字作品转换过程相比，其间
仅增加了一道机器模拟信号的过程，模拟前后的作品并未发生变化。
所以模拟、录音、电影等技术的出现没有动摇以印刷术为主形成的著
作权法的理论基础。但在作品的存储、传播和使用上又较之印刷术时
代向前迈进了一步，版权作品被他人擅自使用的可能性更大。不过当
时的著作权法也仅仅为适应这方面的变化作了适当的调整（比如对“
合理使用”的范围重新加以限定）。数字技术与模拟技术的不同之处，
后者是把作品道德转换成一种机器可识别的模拟信号，前者是把作品
通过直接转换或模——数转换转换为一种机器（电脑）可读的二进制
数码形式。可是作品数字化后如同作品模拟化后一样，也能由同一装
置（电脑）把机读的数码原作形式（假如人不主动是加工改变它们在
该装置或某一载体中的原存储状态）。作品的数字化过程也是一种中
间技术过程，纯属机械性代码变换，没有原作者以外第三人的创造性
劳动。由于作品产生于人的创作，*16 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实际上
体现了作者的创造性劳动。所以这种中间技术过程不会另行出现新的
作品。况且在作品数字化转换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装置而非人，装
置本身不具有创造能力。因此作品的数字化过程不会对原作赋予新的
创造性，进而不会产生新的作者，其著作权仍然属原作者所有。*17
由此可以认为，信息处理技术从模拟方式向数字方式转变并非质变，
现行著作权法的基本原则仍然适用。
但是，由于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及网络技术的出现，使作品存
储呈现多媒体化，其传播更加广泛化和便捷化，所以在多媒体作品、
电子数据库以及新型的信息网络服务中的著作权保护和权益归属问题
上，对现行著作权法提出了调整，充实和修改的要求。
作品的传统存储载体有纸张、磁带、磁盘、录像带等，而且一种
载体一般只能存放一种单一的信息媒体。随着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
现在可以把文字作品、美术作品、摄影作品、音乐作品、动画作品、
影视作品等中的文本、数字、图形、静动态图像、声音等各种不同的
信息媒体同时存放在一种单一的载体，比如只读光盘（CD—ROM）上，
从而产生一种所谓的多媒体作品（multimedia work），*18使人们能
借助电脑阅读、欣赏图文并茂、声形交错的作品。然而，这种集多种
传统作品为一体的作品形式使传统的作品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假如
对多媒体作品的归类划分不当，势必影响到对其权利的行使和限制。
按照美国著作权法第 101条的规定，视听作品是指“由一系列真正意
图用投影机、取景器或电子设备之类4的机器设备显示的有关图象。”
这说明美国法中的视听作品也含静态图象，或者至少与之相关。根据
多媒体作品的特征，美国白皮书建议，多媒体作品从整体上可以看作
一种视听或音像作品（audiovisual work）。*19 日本文部省的提案
认为，可用“多媒体作品”或“视听作品”的概念取代现行著作权法
对于电影作品的定义，或者将现行法中关于电影作品的规定另行修改，
把多媒体作品直接划归为电影作品。*20 我国著作权法第3条第5项和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4条第9项只是对电影、电视、录像作品加以界定，
规定这类作品是指“摄制在一定物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无伴音的
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播放的作品。”依笔者之见，上
述规定基本概括了多媒体作品的主要属性。可是把多媒体作品划归为
电影、电视、录像作品似有不妥。是否可在现有规定的基础上，将电
影、电视、录像和多媒体作品统称为视听作品，对视听作品的概念和
范围明确界定并作必要的解释。
“独创性”是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的首要条件。但是许多国家对
作品“独创性”的评判标准不太一致。在多媒体作品大多数取材于已
有版权作品改编、组合而成的情况下，它在何种程度上才浇灌满足
“独创性”的要求？从微观上讲，多媒体作品具有某些类型的数据库
的特征。一般认为，即使多媒体作品取材已有的版权作品，但只制作
者在作品的选择、安排和组合上体现出智力创作，也应对合成的多媒
体作品提供著作权保护。不过，由于这种多媒体作品基于已有版权作
品产生，其著作权应视为邻接权加以保护。
一部多媒体作品的制作往往涉及到多个作品和多个作者，如果事
先不取得已有版权作品著作权人的授权，又不注明作者及作品出处，
这种行为可能构成侵权。*21 然而，要求通过多媒体作品制作者本人
逐一取得每个原作者的授权，决非易事。国内艺人集团在开发一套多
媒体软件时在授权问题上遇到的困难便是明显的例证。*22 为了保护
原作者的著作专有权，又方便多媒体制作者的使用，日本和美国提出
建立著作清算中心和多媒体清算机构的设想。这类机构代表著作权人
人事著作权的统一授权业务，向使用者发放作品使用许可证，收取版
税后按一定比例发给著作权人。我国目前仅建立起保护音乐作品著作
权人权利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以及负责著作权使用报酬收转中心。
但是，在我国怎样建立维护各类作品的著作权人权益伯集体管理机构？
如何从法律上对这些机构定位？这些机构是否有必要与媒体制作者及
用户签订标准的许可合同？作者人身权（比如修改权）问题可籍这种
合同解决吗？*23 假如可以，是否能推定为允许对原作品进行诸如配
音、译制增加副标题、重组、拼接等修改呢？这些问题是我们修改著
作权法时亟待解决的。
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络（Internet）的出现，
使作品传播更加广泛化和便捷化。有的网上用户甚至毋需说明自己的
用户标识和电脑地址，便可以匿名地将信息上网或将网上信息下载到
他们的电脑内存储起来。这样至少引出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数字作品上网传输后，何种行为构成复制？按照美国、欧
盟和日本的看法，*24 下述行为均应视为复制。①将一作品或邻接权
的客体存储在任何一个脱机的数字存储器（比如CD—ROM）中;②将一
印刷品扫描成一数字文档;③将一作品或邻接权的客体数字化;④将一
数字化文档从某用户的电脑内取出上载到BBS或其他信息服务器上;⑤
从一BBS或其他信息服务器中下载一数字化文档;⑥将一文档从某个电
脑网络用户转送到另一个电脑用户；⑦存储甚至暂存储一种作品或邻
接权的客体于一电脑存储器（比如随机存储器RAM）中。
复制权是著作权和相关权的核心，它使得著作权人可以授权任何
人或阻止任何人复制受保护的作品。《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1款规定
文学艺术品的作者享有授权“以任何方式”或“以任何形式”复制这
种作品的专有权，这是一种广义的说法，它应该涵盖各种已知和未知
的复制方式，原则上包括上述所有复制方式。但公约第9条第2款却规
定：“本同盟成员国法律得允许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复制上述作品，只
要这种复制不与作品的正常使用相冲突也不致无故侵害作者的合法利
益。”这是公约中最有争议的条款之一。由于不同国家对此有不同解
释，所以第9条第2款所称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的范围是不确定的。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规定给予供复制者个人合理使用的复
制权，一般将个人使用视为复制权的例外。但是，著作权法的传统例
外在复印技术、录音录像技术出现后受到极大的挑战。在Internet网
上个人用户日益剧增的情况下，假如他们擅自将网上的版权作品以不
同形式存储或复制下来，是用于商业止的还是个人参考，其界限更难
划清。所以发达国家建议对数字环境下数字作品的种种复制行为严加
限制。
我国著作权法第52条规定，复制是“指以印刷、复印、临摹、拓
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行为”
。虽然上述国外认定的七种数字化环境下的复制方式未在本条中明确
列举，但一般可以认为已隐含在“等方式”的无穷例举中。事实上，
数字化环境下的复制方式不止这七种。所以修改著作权法似无必要将
作品数字化或其他复制方式在第52条中予以明确。至于以上第七种行
为是否构成复制，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困为这种行为只是使作品短暂
地存储在电脑存储器内，或者短暂到电脑用户根本不可能显示、阅读、
聆听该作品的全部或大部，实质上不会对作品著作权人的复制权的有
效行使构成任何威胁，若认定为复制，则近于苛刻。
其次，与上述复制行为密切相关的是作品上网后的发行权问题。
当论及信息在网络中传输时复制权与发行权之间的关系时，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1987年关于《印刷文字的政府专家委员会会议备忘录》中指
出：“文字作品和版刻作品的传统（印刷）复制模式是复制完成以后
发行拷贝。而用电脑存储或向公众传输文字作品和版刻作品时，拷贝
在复制期间（同时）发行。……用电子方式传输或发行时，发行是复
制或发行过程的一部分。基于复制权承认这种隐含的发行权看来是必
要的”*25
在信息网络中，人们很容易将一个电脑软件上网后从一台电脑传
送到另一台甚至更多的其他电脑内。这种传输一旦完成，原始拷贝通
常仍保存在发送方的电脑内，该拷贝的复制件被输送到接受方的一台
甚至更多的电脑存储器中。所以美国白皮书认为，*26 网上信息（作
品）的数字传播应视为发行行为，应受到发行权的限制。这里与传统
发行概念不同的是，传统的作品拷贝发行（比如图书发售和录像带租
借）是发行者与其拥有的作品拷贝相分离，而通过网络发送或发行作
品拷贝时，发送或发行者的拷贝仍存在电脑内，他所发送或发行的只
是该拷贝的新的复制件。
按照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5条第5项的规定，发行是“指为满
足公众的合理需求，通过出售、出租等方式向公众提供一定数量的作
品复制件。”那么，上述作品数字化后的网上传输能否划分为出租行
为（假如网上用户付费租用网上传输的作品）？如果分类不当，是否
有必要将作品的数字化网上传输在修改著作权法时明确为“发行”行
为呢？
再次，与发行权密切相关的是对其加以限制的所谓“首次销售说”
（First Sale Doctrine）或“（权利）耗尽论”（Exhaustion
Theory）。美国《著作权法》第109条（a）对这一理论作了准确的解
释，即“任何合法制作或复制的作品的合法所有人，均有权不经作品
著作权人许可而出售归他所有的那份作品或复制品，或作其他处置。”
*27 这表明著作权人对其作品的控制仅仅及于将作品复制件出售之前，
该复制件一旦销售、出租或者发行后，其发行权即告耗尽，不得再次
行使。不过，美国法规定电脑软件的拷贝或录音作品的某一唱片的所
有人不得为直接间接赢利的目的而出租、出借该拷贝或唱片，原因在
于人们能用比此类原件制作低得多的成本去获得优质的复制件。*28
美国白皮书认为“首次销售说”不适用于作品拷贝通过数字传输
发行的场合。*29 该原则性规定仅仅限于著作权人的发行权，决不影
响著作权人复制权的行使。“首次销售说”并不允许一作品拷贝通过
电脑网络传输。如前所述，困为按照现有的网络技术和电脑技术，作
品一旦上网，在作品的传输者保留了该作品原始拷贝的同时，接受者
也获得了该原始拷贝的一件复制件或一份新拷贝，而非传输者拥有的
那份拷贝。当某一拷贝的所有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向他人传输一拷贝
时，这种传输可能构成侵犯著作权人复制权的行为。因此该合法拷贝
所有人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发行他那份拷贝，但不得擅自复制，或擅自
将它上网传输。
笔者以上认及的数字环境下的复制权和发行权及其“首次销售说”
，均涉及到对数字作品“合理使用”原则的掌握和“个人使用”范围
的界定。对版权作品“合理使用”是大多数国家著作权法对著作财产
权的一种限制。但许多国家对“合理使用”的范围规定不太一致既然
我们认定擅自将他人版权作品上网传输是侵权行为，那么，1.作品在
两个私人间的网络上传输，2.作品在多个私人与一家企业间的网络上
传输，3.作品仅仅在企业内部网上传输，这些传输行为能视为“个人
使用”吗？ 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1项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
或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属于合理使用范围畴。可是擅自将
他人在网上传输的版权作品下载，或者将他人版权作品上载（比如国
内某人将他所喜爱的版权作品和国内朋友尚未发表的作品通过
Internet网发送给美国的朋友）能够视为“合理使用”吗？法国一家
信息咖啡店老板未经作者和出版者同意，将揭露前总统密特朗私人生
活的禁书《大秘密》输入Internet后，曾在法国引发了关于侵犯著作
权和隐私权争论*30。 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对著作权人的权利在12个
方面作了限制性规定。但这些规定难以涵盖数字环境下个人使用的各
种情况，而且它们很难在法律中一一列举。作者认为，除对著作权法
第22条的规定适当充实、明确化外，在司法实践中判断是否“合理使
用”时应掌握以下三个基本原则*31： 1.使用的目的和性质。主要考
虑这种使用是否以非赢利教育为目的，是否具有商业性质；2.被使用
的版权作品的性质。如果某版权作品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如畅销
书或电影，那么对它们进行复制要受到严格审查；3.被使用的版权作
品的使用数量和质量。除对他人作品大量抄袭可能构成侵权外，即使
对作品的一小部分进行复制（特别是被复制部分质量很高或对作品的
其他部分非常重要）也也会构成侵权。在Janus诉A & M Records一案
中，法院判决，如果所复制的整部作品来说至关重要（即使在整体上
两个作品不完全相似），可以视为侵权。*32 这样，假如一个新音乐
作品是以他人作品的一小部分（并使之数字化）为基础创作的，而且
采用部分对他人作品具有相当价值，则可能构成侵权。
三、信息调整公路与专利权保护
一部分多媒体作品中常常包括查找文本及检索软件。多媒体系统
和数据库系统中则配有相应的系统管理软件。由于这些软件很容易被
他人剽窃和复制，所以如何为电脑软件提供法律保护成为信息高速公
路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话题。我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规定对电脑软件
给予登记保护。但软件的著作权登记并非软件取得著作权的必要条件，
它通常只能作为软件权利纠纷行政处理或者诉讼的前提，*33 可见其
保护效力之低下。我国现有的专利法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专利法一
样，把单纯的电脑软件排除在其保护范围之外。但是，如果一项发明
专利申请的主题因含电脑软件产生技术效果，构成一个完整的技术方
案，对现有技术作出技术上的贡献的（比如将一电脑软件输入一公知
电脑来控制该电脑的内部操作，从而实现电脑内部性能的改进），就
不能因为仅使用了电脑软件而拒绝授予专利权。*34
电脑软件的法律保护问题，多年来一直为知识产权学理界和实务
界所困惑，是采用著作权法保护，抑或专利法或者商业秘密法保护，
各方始终各执一词。对于软件相关发明，美国偏向向专利法保护。美
国联邦上扩充法院最近连续判决了几个有关电脑数学算法（ Mathe-
matical algorithm）专利的案件，*35不同意美国专利上诉委员会拒
绝授予专利的决定，认为具有数据结构的记忆体可以授予专利，因为
数据结构必然构成数据的实体组织（physical organization）。针
对法院的判决，美国专利与商标局于1995年 6月草拟了《电脑实施发
明审查准则》。为防止仿造电脑软件，日本特许厅最近一改原来专利
法中关于电脑软件只有和装置等硬件贯例才能授予专利的规定，决定
对CD—ROM软件等实行专利权制度。*36
尽管目前著作权法和专利法保护软件各有利弊，可是从实务上讲，
因为专利具有排他性特征，其保护范围又由权利要求书明确框定，相
对著作权保护易于取得侵权证据，故应优考虑对软件实行专利保护。
笔者认为，单纯的电脑软件演绎法或数学算法本身作为智力活动规则
的一部分，不能成为我国专利法的保护对象，但是对于与硬件有机结
合的软件相关发明如何保护，应在中国专利局的审查指南中予以规定，
其中特别要明确授权的实质性条件（比如怎样判断这类发明的新颖性
和创造性）。
信息高速公路的诞生，加速了信息的传播和交流，因此在专利审
查和无效诉讼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信息影响到专利审查员和法官对新
颖性和创造性的判断。现在往往通过手检或机检查找专利说明书或印
刷型出版物中的信息。但是，通过这些方法检索到的大多是由传统出
版渠道传播的纸张型原始文献。电子出版物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信息
传播和检索方式，增加了判断专利申请新颖性和创造性的公开信息源。
不过，这些新型的电子文献虽然具有检索途径多、速度快的特点，但
由于其中的信息经过网络传输发生信息丢失，或者网络用户擅自对网
上的电子文献加以篡改、删除、破坏信息的完整性，以至于不能按原
样打印出来。因此无法取得有关电子信息首次公开日的实物证据。依
照我国专利法第22条第2款和第3款的规定，在判断一项专利申请是否
具有新颖性时，主要看申请日以前有没有同样内容的文献在国内外公
开发表过，有没有同样的发明创造在国内外公开使用过或以其他方式
为公众所知。而创造性的高低则是与申请日以前的现有技术相比较加
以审定。那么，电子出版物在网上传输是是否视为“公开”？它在什
么条件下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出版物公开”？由于电子文献的发行
量或公开使用程度目前尚无法衡量，加之在使用范围有限的情况下
（比如这类文献在个人网络或者企业内部网内传播和使用），一般不
可能作为判断现有技术的信息源。所以这几个问题很难解决。而且某
篇文献欲构成一篇有效的现有技术文献，其技术内容必须准确可靠。
可是基于上述同样原因，电子文献的内容和准确性变化莫测，文献的
准确公开日期亦难确定，很难经受任何形式的同行评议或内容审查。
这样会导致对电子出版物中所含信息的评价复杂化，反过来又影响到
新颖性和创造性的判断。*37 然而，从长远的观点看，电子出版物必
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判断现有技术的重要文献源，故我们现在应该尽
早研究如何拟定某些标准确定电子出版物的首次公开日期和内容以及
它们的使用和传播范围。
四、信息高速公路与商标权保护和反不正当竞争
我国对商标实行注册制度，商标一经核准注册，即受到商标法的
保护。商标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按照我国商
标法第38条第 1项的规定，他人未经商标所有人许可，在核定使用的
相同商品或者类似的商品上使用与核准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
即构成侵权。我国商标法第11条又规定：“申请商标注册的，应当按
规定的商品分类表填报使用的商品类别和商品名称。”这说明申请人
在提出一份商标注册申请时，必须按照商品分类表准确、清楚地填写
该申请注册商标所要使用的商品类别和商品名称。这样既表明申请人
欲在哪一类的哪些商品上限得商标权，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