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论文题目
论庭前证据交换制度 试论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试论婚前财产公证 试论企业法人财产权
违约责任何谓侵权责任竞合的法律思考 破产财产处理存在的问题及法律完善
我国仲裁司法监督制度初探 论股份公司控制股东之义务
新闻侵权行为的几点法律思考 论董事的义务
论宪法的基本原则 试论一人公司
宪法至上，依法治国的根本 试论我国上市公司内部监督制度的完善
从少年法庭到少年法院 医疗侵权纠纷中举证责任倒置 问题
对网络犯罪基本问题的认识 外商并购中国企业的法律规制
犯罪未遂比较认定 从“TRIPS协议”看我国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立法完善
刑法基本原则的发条设置于现实差距 论死刑在我国的适用
浅议合同诈骗罪的构成 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探讨
论旅游者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 合同的法定解除来由探析
论可撤消合同的法定情由 论电子合同的成立和法律效力及 产生问题的解决
“弱势”诉权需要尊重 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在保护人权方面的不足
司法改革现状及发展方向之我见 论刑法之“职务侵占罪”
宪法司法化的法治功能 论受贿罪心理动因给预防
关于音像制品的著作权保护 建立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思考
试论无效合同 我国检警关系的反思与重构
诉讼制度的改革和诉讼法的完善 夫妻财产制之重构
论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 国有股分的职能及其法律调查
浅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对被还人权益的保护 试论民事情权的精神损害赔偿
证人出庭难问题的对策 法院调解在民事诉讼中的弊端及完善
论中国死刑存废与人权保障 论合同法可得利益赔偿
浅议网络环境中维权与保护 论基因技术的专利保护
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改革 浅谈离婚精神损害赔偿
试论计算机软件的专利法保护 试论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及解决途径
浅谈对婚外性行为的法律责任调整 论国家赔偿拓展趋势
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研究 论人身权的延伸法律保护
我国现行的诉讼调解的弊端及完善 议我国劳动合同解除法律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法治的产生、内容和实现 试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论民主与宪政 关于动产登记制度的法律价值思考
论我国审判制度的现状及改革 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我国环境保护的法律完善
论依宪治国与社会稳定之关系 浅论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
浅议我国宪法的效力 政策性银行之公法人地位
依法治国的实施与依法行政 浅析公用企业强制交易行为
对我国民事审前程序的思考 域名纠纷及解决方法初探
论民事诉讼中证据规则的完善 析生产销售假药罪及相关问题的思考
中国入世与政府机构改革 浅谈股权转让
浅论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之完善 论无权处分
浅论中国人权保护 论辩诉交易制度——兼谈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浅证著作侵权归责原则 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反思及其完善
浅证地方保护主义的对策 浅析缔约的过失责任以及缔约的过失责任与侵权责任违约责任的关系
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医患关系之探析 浅析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价值 取向及立法完善
论国际法上的人权保护 浅析我国合同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
浅议中国企业新面临的反倾销问题及应对措施 探讨中国法治的宗教土壤
浅论中国上市公司的制度利益冲突 对少年犯罪的思考
关于计算机软件版权保护的思考 我国死刑监控程序的现状及思考
论破产发的修改与完善 从法官服饰变化来看中国司法制度的改革进程
警察中的腐败及其防治研究 论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
论计算机软件的知识产权保护 论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的确立
浅论我国刑事诉讼证人作证的几个问题 论法人精神损害赔偿
论名誉权及其民法保护 论经营者的不正当价格行为
履行抗辩权与预期违约 试论构建假币的防范体系
浅论缔约过失责任 论知识产权中的侵权责任
浅析我国婚姻法中的离婚标准问题 论私权的认识与保护
论公民法律意识 论政府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
浅谈我国宪法的监督权 浅谈精神损害赔偿
过失犯罪法定性配置研究 内幕交易的法律控制
论我国死刑缓期执行制度 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论中国刑事证据的改革 我国证券市场民事赔偿制度多议
浅议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试论精神损害赔偿
谈社会文化对刑法的影响 关于死刑存废的法学思考
论辩析交易制度在我国的适用 机关作为单位犯罪主体之我见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应当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不动产优先购买权制度若干问题的探索和思考
刑事判例制度研究 论自主性原则在《仲裁法》中的体现与完善
论住房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 隐性采访与新闻侵权
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论我国99年宪法修正案
完善政府立法 论职务身份的否认
试论对重婚罪名的认定及其审理程序中的几个问题 关于死刑存废的思考
浅论司法公正 论防卫过当
法治理论化进程中宪法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取舍 论贪污受贿犯罪的畸形及其抑制
论防止酷刑 论刑事诉讼中的沉默权问题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基点 试论中美刑事审判制度之差异
议我国中电银行独立性的法律确认 从对侦查权的制约来谈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
我国平常法律制度的修订及相关问题思考 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对在中国产生和确立沉默权的影响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沉默权制度 中国监狱对犯罪的人权保护
论我国对计算机软件的保护 论抵押权的实现
浅析生产、销售假药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 论商业秘密权的保护
贪污罪主体研究 论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
广告法律制度问题初探及其对策 浅论继父母子女关系
论担保物权竞存的处理 试论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论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 试析公司合并中股东权益保护
浅谈物权行为理论 反垄断法中的企业合并规制
论沉默权 国际贸易中信用证的欺诈与防范
论审判行为 论BOT投资方式的风险
论在物权变动模式下的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问题 论电子商务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自由的真义 论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法律规制
初谈死刑之存废 论我国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
论受贿罪的犯罪构成 论民事证据的排除规则
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之辨析 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价值考察
谈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和特殊防卫权 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弊端与改革
论房产抵押中的法律问题 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的道德基础
浅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原则的运用 论述婚姻法基本原则之自由原则
浅论先占制度 论民事诉讼法中的再审程序
浅谈公司治理可够制度 论我国国家赔偿的范围
论证券民事赔偿制度 浅谈我国民事诉讼模式下的辩论原则
对我国目前违反一夫一妻制现象的浅析 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之我见
浅析夫妻侵权责任体系 小议行政分开制度
浅议电子合同生效制度的法律构建 论适应WIO的银行制度
论国际反倾销与中国之对策 反倾销与保障措施的对比研究
试论医药广告法律调整的完善 浅论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
未注册商标法律保护制度之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保护少数股东权益
浅析我国不安抗辩权制度 中外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比较与我国消费者保护法的完善
论法定抵押权 试论我国现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保护范围及其完善
论驰名商标的认定保护 浅析我国现阶段金融监管制度
电子商务中的法律问题 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性思考
浅析行政侵权损害赔偿问题 从两个案例谈董事的注意责任及完善措施
浅析刑讯逼供 消费纠纷中的举证责任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完善 试论医疗行为豁免权
关于法官根据民法基本原则进行创造性司法活动的 法理研究 浅析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关于民事公诉制度可行性的探究 论加害给付
论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论预期违约
论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 物权的自我救济
论正当防卫制度的修改及把握 论沉默权在我国的实现
英美法与大陆法侵权因果关系对我国借鉴意义 论无因管理之债
论宪法的基本原则 论夫妻侵权责任
论行政执法监督制度 论我国的家庭暴力
论民事侵权诉讼的证明责任分担 浅析我国协议离婚制度
论精神损害赔偿 对人身伤害大额赔偿案件有关问题法律思考
浅析大学生结婚的问题 论财产继承中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论基因专利 试论家庭暴力
浅析辩诉交易在中国的使用 试论离婚损害赔偿
我国合同法第八条之无权处分 试论配偶权的侵权及救济
浅论 商标权和对商标权的保护 试论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
浅析我国民事诉讼处分原则 中国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必要性与可行性
浅析正当防卫 论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
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研究 论我国市场经济中的诚信问题
论职务犯罪的控制和预防 浅议配偶权
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的思考 成年人行为能力欠缺制度之比较研究
对我国民事诉讼中审级制度的思考 论专利侵权行为的认定
挪用公款罪“归个人使用” 浅析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问题
浅析债权人的代位权的理论与实践 浅析我国婚姻无效制定的基本问题
试论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论表见代理之构成
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弊端与改革 论家庭暴力的司法救济
我国夫妻财产制 试论我国夫妻财产制度
论合同违约责任 论电子商务合同
论善意取得制度在不动产上的适用 论侵权责任构成中的因果关系
新闻自由与人格权保护 论我国婚姻法夫妻财产制的价值取向
浅谈我国婚姻法中的夫妻财产制 浅论根本违约
浅析婚姻法中的夫妻财产制度 浅谈涉外遗嘱继承
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区分标准
关于网络直播的论文
现在网络直播行业火热，出现了主播平台、网红等新名词。在此，我为大家准备好了关于网络直播的论文，一起来学习吧！
摘要： 网络直播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传播途径，近两年来成为一种大热的现象，笔者以主播和观众两个群体为切入点，分析了网络直播参与者背后的心理动力，发现主播和观众在互动中主要受自我表达欲望的驱使。并在最后讨论了如何引导网络直播健康发展，从而消减其对参与者心理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 网络直播；自我表达；卷入度；孤独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智能终端的普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越来越多样化，所谓的网络直播应运而生。通过在现场架设独立的信号采集设备（音频+视频）导入导播端（导播设备或平台），再通过网络上传至服务器，发布至网址供人观看。其又可分为“表演性质的网络直播”和“实录性质的网络直播”，前者常见的就是各类主播通过镜头唱歌、模仿、脱口秀以及动作表演等，而后者则是各类会议、活动或事件的网络直播。网络直播无疑是近期的热点之一。直播平台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直播内容也已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观众们总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在线直播平台数量接近200 家，网络直播平台用户数量已经达到两亿。其中大型直播平台每日高峰时段同时在线人数接近400 万，同步进行直播的房间数量超过3000 个[1]。本文主要探讨“表演性质的网络直播”参与者背后的心理动力。
一、网络主播的心理动力分析
直播网站由用户创建内容（User-Gennerated Content，UGC），成为网络主播的门槛非常之低，只需要简单的摄像头与麦克风，“主播”们即可创建自己的“房间”（类似于聊天室），向观众实时分享自己的生活。
主播们以观众的“礼物”来获取报酬，但经济报酬绝不是主播们进行“表演”的唯一动力。据笔者访谈的一位网络主播表示，“每当系统提示有新观众进入我的房间，就会觉得自己更加受到关注”，这一心理状态很具代表性。网络直播作为一种新的个体自我呈现方式，其用户也大多数以青少年为主，这一群体普遍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倾向于积极寻求社会认同，引起他人关注[2]，网络直播给了他们展示自我的平台。较之文字表达为主的社交渠道――如微博等，直播的方式更加直观，自我展示的方式更为立体多样，因此受到欢迎。
除去以网络直播为生的专职主播，直播平台上还存在着大量的“业余”主播，在现实生活中扮演着普通的社会角色，如学生、白领、工人。但在直播平台上，很多主播在“粉丝”的关注中感到自我价值获得了提升，有被访谈的主播声称，“坐到摄像头前，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仿佛突然由龙套变成了主角。”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自我实现”视为人的最高需求，而对于一些主播来说，通过网络直播能够或多或少地实现自我。
此外，在现实生活中，自我展示失败可能会造成自尊心下降等不良后果，但在网络直播中，这些失败的压力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已有诸多心理学研究表明：匿名情况下人们的言谈和行为会超越平时的规范[3]。而主播和观众之间的互动沟通大多数情况下是匿名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直播的参与者更加自由开放地讨论某些话题，同时越轨行为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开放性出现，比如某些主播在直播时打色情擦边球，或表演一些猎奇的内容。
二、观众的心理动力分析
首先，网络直播中主播与观众的互动形式提升了观众的心理卷入度。卷入度（involvement）这一概念最先由学者库拉格曼（Herbert，E.Krugman）提出，也翻译为“参与度”，在传播效果的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指标[4]。一般认为，观众的卷入度越高，传播效果就越好。在一个典型直播场景中：主播主动热情地向新进入“房间”的观众打招呼，也会点名向赠送“礼物”的粉丝表示感谢，并满足其一些表演要求，如演唱指定的歌曲。在这里观众不再是单纯的旁观者和内容消费者，而是与主播一起构建直播内容。这种“共同决定”的形式能够调动观众的参与热情，提升观众的注意力，最终使观众更深入地卷入到直播中去。
其次，网络直播中传递的信息容易吸收，减轻了人们的认知资源负担。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获得知识变得极其简单，只需要耗费极少的认知资源，人们就能即刻获得想要的信息，因此大多数网民面对网络传播的信息常常缺乏深刻的理解和记忆。网络直播的形式恰好满足了这一需要：主播形象立体生动，大多用口语传递内容。对于观众来说，欣赏和参与网络直播消耗的精力非常之少，又有足够的娱乐性来排解无聊感。
再次，观众能够察觉到其他人的存在，这有效地排解了孤独感。网络直播的“房间”大多会标示观众人数；在主播表演时，观众之间也能进行一些交流，这些设置都能够让观众产生一种群体归属感。对共同主播内容的兴趣，也能使爱好相似的观众聚集到一起，以产生更多的话题。因此虽然有些直播非常无趣，有时却能聚集起大批的观众对其进行评论。这种集体评论（网络称之为“吐槽”）模式既满足了观众的表达欲望，这些评论反之成为了直播内容的一部分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最后，网络主播对自身生活的袒露，满足了观众的窥探欲望。精神分析学家卡伦霍妮曾指出，人一生下来就处于一个看不见、充满敌意的'世界里，有着不安全的恐惧，这种不安全感又导致了焦虑。所以，“窥探欲”属于某种自我保护的需要，也可以说是人类的本能。在网络直播出现之前，窥探别人的生活有悖于社会道德伦理，因此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但网络直播将窥探上升为光明正大的行为，主播们直播自己吃饭，逛街，甚至睡觉，这些原本属于个人私密的内容对观众来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三、结语
虽然主播与观众参与网络直播的动力并不相同，然而双方的互动却构成了网络直播的核心，观众对主播表演的内容做出积极或消极的回应，而主播会更加频繁地表演观众喜闻乐见的“情节”。根据斯金纳的强化理论，及时的反馈对强化行为至关重要，而直播平台能够保证观众和主播之间的反馈是即时有效的，双方的互动也促进了直播行为的持续。
网络直播的出现，满足了参与者的心理需求，但其野蛮生长很容易出现乱象，截止目前，已有多起关于网络直播的负面新闻出现[5]。直播本是为追求个性化的声音而出现，但当观众开始盲目追捧主播，主播开始盲目讨好观众，就会陷入到所谓的“群体迷思”中去。
因此，在需要外部监管的同时，主播与观众也应维持良性的互动；主播以自己的才艺去吸引观众，而非哗众取宠，观众对不健康的直播内容应及时举报，而非拍手叫好，双方共同构建出健康的直播环境，才能促使网络直播这一新兴事物持续发展。（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苏红宇.网络直播：烧钱背后危机四伏.经济[J].2016（16）：50-53
[2]赵亮.青少年学生的网络心理表现及其疏导.教学与管理[J].2012（36）：61-62
[3]王礼申.去个体化效应――群体偏差行为的心理学解释.科协论坛[J].2009（6）：72
[4]胡晓云，徐芳.关于卷入度（involvement）问题研究的追踪溯源.广告研究[J].2006（1）：22-26
[5]张F.热闹的“网红”：网络直播平台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中国记者[J].2016（5）：64-65
网络直播作为一种高互动性视频娱乐，带着机遇和挑战闯入大学生的视野，无形中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观。学界对大学生价值观以及网络与思政教育相互联系的研究比较深入，但由于网络直播是近两年来才开始蓬勃发展的新兴直播方式，专门研究网络直播的文献资料为数不多，而将网络直播与大学生价值观联系起来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文章从国内学者对价值观、大学生价值观和网络直播的研究三个方面进行了综述,以期为该研究提供相关理论依据。
关键词：价值观；大学生价值观；网络直播；研究综述
一、研究综述的必要性
互联网时代，网络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方方面面的影响，在多种传播媒介中，网络对大学生的作用力和影响力不言而喻，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确立。网络直播是新兴的高互动性视频娱乐。目前我国在线直播的平台发展十分迅猛，平台的数量众多，而且平台的用户数量十分巨大，一些规模比较大的直播平台在每天的高峰时段的在线人数甚至达到600万～700万，房间数也能轻松突破4000。网络直播正在成为互联网行业的最新现象级存在。与此同时，笔者作了关于大学生参与网络直播程度的调查。结果表明，参与调查的大学生中，84.3%的人会看网络直播，其中63.2%为偶尔看，而21.1%为经常看，所有人中只有15.8%从来不看网络直播，此外38.2%的人做过网络直播的主播。这些数据表明网络直播与大学生生活联系紧密，它是大学生易于接受和青睐的交流和休闲方式之一。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大学生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些意识形态会对大学生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审美观念产生潜移默化和深远持久的影响。大学生由于处在人生发展的重要阶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逐步趋于成熟，这一阶段的大学生思维非常活跃，比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如果这一时期他们接触的是优秀的网络直播，会对大学生的成长起到积极的引领作用。会对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因涉世未深，大学生往往不能辩证地、全方位地看待问题，易沉迷于网络直播中夹杂的不良成分，此时若不及时、正确的加以引导，大学生就会受到这些不良成分的消极影响。这就要求学界深入研究网络直播对大学生产生的各种影响，并积极研究对策，通过一些给大学生的针对性的建议来加强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正面积极的引导。探讨如何发挥我国网络直播自身的优势，以及如何克服网络直播对大学生价值观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何从网络直播的角度进一步加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无论对中国的网络直播发展，还是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该研究有利于拓展大学生价值观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视角，不仅丰富了价值观理论研究的相关内容，而且更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内容。
二、关于价值观的研究成果
我国学者对于价值观的理解大多是从哲学角度进行探讨。在概念问题上，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价值是一事物对主体的积极的意义，即客体对主体的积极的作用。也有人认为价值观是人的一种主观观念，用它来判断事物的善恶、美丑、正确与错误等，它是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的，是判断一种行为正确与否的依据。总体来说，学者们比较认同的价值观定义是人们内心深处真正信仰什么、需求什么，是否觉得做这件事有用亦或对自己的行为是否满意的一种主观观念，是判断一种事物或事情是否有积极意义时所持的观点态度总和。
三、关于大学生价值观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对大学生价值观的研究文献越来越丰富，价值观的研究也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重点。从中国期刊网统计的数据来看，研究大学生价值观的相关论文已达上千篇。论文大多都对大学生价值观的现状及其产生原因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就如何加强对大学生价值观进行正确引导进行探讨。
（一）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发展的现状研究
大部分学者对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现状持乐观态度。认为当代大学生在价值观上整体是积极向上的、是健康的，大多数大学生有着高尚的道德追求。但是研究也指出，部分大学生的价值观存在自私、金钱至上、功利主义的现象。甚至有一些大学生出现了精神萎靡、沉迷于网络、不思进取的价值取向。有学者认为大学生的价值观理解为大学生对自身在整个社会关系中主客体角色的一种考量，是大学生对自身追求的一种主观倾向。
（二）大学生价值观的特征研究
学者们在对大学生价值观概念范畴进行定义研究的同时还对大学生价值观的特征进行了大量总结，有学者将大学生价值观特征概括为价值取向趋于理性化，价值判断偏重务实化，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价值追求突出个体。有学者认为大学生价值观有价值多样化、功利化、实现过程差异化、发展过程不成熟等特点。总之，大学生价值观整体的发展趋势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与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基本相符合的。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自私自利、崇尚金钱、追求享乐、道德滑坡等问题。
（三）大学生价值观现状的原因研究
对大学生价值观的现状学者们做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产生大学生价值观现状的原因。比如，一些学者从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高科技的角度从宏观上对大学生价值观进行研究。有学者用实证数据说明文化、性别、专业、家庭等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还有学者指出传统价值观教育模式存在问题，导致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失败。这就要求我们与时俱进，寻求新型价值观教育，例如利用网络直播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载体进行价值观教育。总结学者们的研究观点，一般来说，对大学生价值观影响比较直接的因素主要有大学生本人的个性特征、大学生的家庭教育环境、大学生的经济条件的变化、良莠不齐的新兴文化的影响等方面。
（四）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方式
学术界对如何进行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并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对策。有学者从大学生价值观的发展形成阶段的基本特征、大学生价值观的主要影响原因以及大学生价值观的阶段性特征几个方面提出应对的对策。一些学者认为，应该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提倡积极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来影响大学生等三大措施来引领大学生价值观。一些学者提出了三大对策：以大学生为对象，增强价值观教育的指向性；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对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以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确立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方向性。总之，学校层面要优化校园环境、组织丰富活动；家庭层面要营造良好家庭氛围、提高言传身教水平；社会层面要加强大众传媒的合理引导、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等都是增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有效途径。
四、关于网络直播的研究成果
目前对网络直播的研究尚未上升到理论高度，主要侧重于实践运用。
（一）着重探讨网络直播的优势
学者们研究了网络直播与其他传播方式的区别，相对于其他传播方式，网络直播具有开放性强，互动性强、实时性强的特点。这也是一些名人、企业、新闻媒体、社交等都比较喜欢在进行精心的自我包装之后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进行自我宣传的重要原因。有学者认为网络直播既有互联网受众面广的优势，同时又通过视讯的方式进行现场直播，可以突出产品推广、对话访谈、在线培训等内容交互特点，增强的推广效果。还有学者认为网络直播与其他网络媒体相比的独特性，在于网络直播的视觉冲击效果，使得这种社交方式比文字、图片的交互效果更强更有吸引力。一般来说，网络直播可以使交互的双方看到更真实生动的对方，其优点比较多：网络直播更加直观，交流速度快，表象形式好，能够最大程度地超却时空的限制，交互受众容易划分等等。同时，借助网络交互软件，还可以对交互过程进行录制。使直播之后，交互内容还可以进行重播、点播，这就大大发挥出了这种交互方式的价值。
（二）网络直播中的乱象研究
网络直播的发展历史比较短，整个行业还不是很规范，目前还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的行业规范，所以在发展过程中就存在着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现象。有学者指出，网络直播本来是一个网络交互的很好的形式，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用来传播“黄、赌、毒”等信心来谋取不正当利益。背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而且这种乱象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极大地污染了网络环境，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网络生活由于直播网站的访问者多数为青少年，这些“乱象”会误导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扰乱视听行业发展秩序，危害国家安全。网络直播乱象光怪陆离，其形成的原因也是错综复杂的，有学者指出不仅仅是主播个人的问题，网络推手的推动、网络直播平台的松散管理、粉丝素质的良莠不齐也直接影响到网络直播环境的稳定。不少学者一致认为网络直播平台管理难度大、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也是重要原因。
（三）如何监管网络直播研究
对网络直播乱象，许多学者提出监管策略，有学者认为应该对网络直播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统计与归类，并纳入数据库，进行分析和研判，从而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从而促进网络直播的发展，也有学者认为政府应该加强与网民的交流，在实践中对网络直播进行规范地引导，使之逐步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总而言之，加强法律法规宣传与建设、加强集成平台管理、规范网络主播管理、建设技术监测系统、完善网民举报机制等是引导网络直播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五、研究述评
国内学界对价值观和大学生价值观的科学内涵以及教育方式都进行了研究，为研究网络直播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对策提供有益的借鉴，但纵观目前的研究现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是虽然学者们对如何加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对策进行了广泛研究，提出众多对策，但是这些对策都停留在理论层面，缺少实证研究的支撑。二是，价值观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哲学层面。一些专注论文也大都停留在哲学层面，缺乏与具体科学的结合，可操作性不强，与网络直播相关联的研究更是未见。从国内现有关于网络直播的文献看，目前有关网络直播的研究，缺少学理性分析和有深度的理论成果，更鲜见与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成果。综上所述，对于“大学生价值观”的研究总体比较深入，其中既有理论思辨，也有实证研究，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设计和开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而“网络直播”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全面，不过现有的研究能为我们正确看待和运用网络直播提供参考。与此同时，在“网络直播对大学生价值观影响及对策的研究”方面缺少专门和系统的研究。特别是近年来虽然新媒体环境兴起，但学界还未关注网络直播对大学生存在和发展变化的不可忽视的影响。网络直播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策略的研究将研究视角放到当今网络直播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上，以期充实这方面的研究。
一、社会调查法
这是《调研报告》最大的特色所在，也是对法学传统理论研究方法的突破。《调研报告》一文主要采用的是访问调查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
1、访问调查
访问调查的主要优点是灵活方便弹性大，可适用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调研报告》一文采用无结构式访问调查中的重点访问与深度访问的方式，主要对30余位受访对象进行深度访谈，这些受访对象的资格一般为具有一定文化知识水平、对沉默权有所了解的公检法司人员和社会各界人士。但《调研报告》在采用访问调查方式的时候，在其对调查结果的评述中并未将被“深度访问”的对象的意见单列出来，更没有对在进行深度访问过程中所取得的超出原先设计的问题之外的新信息新收获在文章中予以阐述。因为不论调查者的思维有多缜密，在与受访者面对面的访问调查中总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新收获，若能将这些收获也在文章中稍作提及，将会使文章内容更丰富也更具说服力。
2、问卷调查
由于访问调查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费用较高，所需人力和时间较多，从而对规模即“量”产生限制性影响，因此为获得较全面客观的结果，多采用将访问调查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式。《调研报告》一文正是将这两种方式同时结合运用的范例。其在调研中共分发问卷423份，收回有效问卷400份，其中公安人员45份，检查人员69份，法官40份，律师27份，教学科研人员82份，普通居民137份。通过这种定量的研究方法，确保了调研方法的科学性。
《调研报告》一文通过对访问调查与问卷调查这两种方式的结合运用，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对调研结果所起的重要作用：①用具体详实的数据为“沉默权在中国”这一课题研究提供丰富的实证资料。如对“沉默权：中国老百姓的认知度有多大”这一问题，调查者就以具体数据进行说明：“绝大多数（平均占96.7%以上）的被访者对沉默权‘知道’或‘知道一点’，只有极少数被访者（平均只占3.3%）对沉默权一无所知，这说明我们对沉默权的的启蒙与宣传起到了很好的效果。”②为理论设计提供依据。《调研报告》一文在第四部分“中国沉默权的规则设计”部分对沉默权规则的微观设计与实施沉默权的配套措施均做了一定理论上的阐述。可以说，这部分理论的升华完全是基于前述对沉默权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如在对我国的沉默权规则应当在多大范围、多大程度上适用，其就以调研结果对之进行阐述：“调查统计揭示，今后我国在制定沉默权规则时，沉默权的使用范围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而是应予适当的限制（有71％的被访者持此观点）；沉默权的适用阶段应主要适用于侦查阶段（此阶段在诉讼三阶段中的赞成比例最高），或者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都予适用（有43％的被访者这样认为）。”
由此可见，调查研究方法是最具客观性及科学性的法学研究方法，也只有这种方法才能更好地为实践服务。
二、统计分析法
《调研报告》一文运用数理统计学的方法对调查所获的庞杂的数字进行定量分析，从而为理论推断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与支持，其运用的统计分析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
1、单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调研报告》采用的是定类变量，其取值只为类别属性——职业，即其只将调查对象分为公安人员、检查人员、法官、律师、教学科研人员和普通居民这六类，对每一个具体变量并无大小、程度之分。同时，从其收回的问卷数量可以看出，普通居民是出现频次最高的变量值，为137份，即Mo=普通居民，其异众比率Υ=(N-fmo)/N=(400-137)/400=0.6575。这说明众数“普通居民”并不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即其余各个变量均占有一定比例，可反映出本次调查在对象的选取上是顾及各类调查对象的深度及广度，从而避免片面性，较具客观性。
2、推断性统计分析
推断性统计分析是根据样本资料对总体的特征进行推断。《调研报告》一文主要采用通过样本对总体的未知参数进行估计的参数估计中的总体成数的区间估计法。如在第二部分“沉默权：真的很美好吗”的“沉默权的价值评判”中，其调查结果显示有80％的律师认为沉默权是一项好制度，若以收回的27份律师问卷调查为样本，同时假设该调查的置信水平为95％，则P=80%=0.8，F(t)=95%，t=1.96，n=27，则总体成数的置信区间是0.8±0.15，即65%—95%。由此可见赞成沉默是一项好制度的律师有65％到95％的比例。因此，用此方法可以对其他未被调查的律师的意见情况进行一个总体估计评判，从而未沉默权的理论分析提供更广阔的依据空间。
三、逻辑思维方法
理论思维是社会科学研究过程的后期阶段，其特点是在对文献资料或实证资料整理简化和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思维加工，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综观《调研报告》一文，可以看到其在形式逻辑上主要采用了归纳的方法。《调研报告》采用的是不完全归纳法，其只是对某类对象的部分进行调查，据其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属性从而推论出该类对象的全部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属性，这就是不完全归纳法。在本篇调查报告中，这种方法的运用比比皆是。如在第二部分“沉默权：真的很美好吗”的“沉默权存在的理论基础”中，对“沉默权是否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必然要求”这一问题 ，在所有被访者中有41％认为不是，22％回答不知道，只有37％的人认为是，可见作出准确判断的被访者比例并不高，从而推出“我们的普法与政法人员的培训工作，仍需进一步加强”的结论。可以说，归纳方法的运用，是一种从个别到一般的思维过程，在调研中这种方法的应用尤其重要，可以使调查结果具有真实性与可信性。
四、组织移植的法律移植方法
组织移植原是生物学中的概念，将其引入法学领域，用以类比研究法律移植问题。法律移植是指将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制度或机制和操作技术，纳入本国的法治体系中。其存在着与器官移植相类似的问题——“成功地为受体所接受”地问题。我国的许多法律存在着未经深思熟虑就把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法律简单移植过来，造成异体排斥使许多法律移植失败的情况。为了改善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有必要进行法律移植，而沉默权的引入就是法律移植方法的体现。我们知道，沉默权制度作为现代刑事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其最早使源于罗马法，后来逐渐在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中国刑事诉讼法开始引入沉默权只是近几年的事。因而就产生了沉默权在中国的可适应性问题，即中国社会现有的土壤是否真正适合沉默权这一“舶来品”的生长。可见，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在不断完善自身的进程中，也意识到应引入国外已有的先进经验，即移植国外法律制度，同时也认识到不能盲目引进，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找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缺陷以及导致这些缺陷的可遗传的“人文基因”（即社会环境），然后寻找和培育可以用来替代和改良“人文基因”的优良基因或方法。于是，在对沉默权进行正式规范之前对其进行一定的调研，发掘其在中国的可适性有多大及完善该制度的措施就显得相当必要且重要。但不管怎么说，采用法律移植的方法引入沉默权，是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一条相当便捷的途径，同时也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课题，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
五、实证分析法
实证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其实包含着逻辑实证分析和经验实证分析两个基本层面。通常所说的“实证分析”一般只是指后者，也就是“社会分析方法”。所谓“经验实证方法”是按照社会学本身的模式，将法律实施视为一种社会现象，并对这些现象作出社会学解释的方法。可以说，在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的实证分析方面，社会分析方法是最基础、最普遍的一种研究方法。实证分析法是属于描述性方法的范畴。所谓描述性方法即对现实存在的法律规范和法律活动作经验性的表述和说明，即归于实然（is）的范畴。实证分析法属于一种基本的研究方法，与之相对应，在具体方法上主要注重社会调查。
在《调研报告》一文中，其在整体上采用的就是实证分析的方法，通过设计“沉默权：中国老百姓的认知度有多大”、“沉默权：真的很美好吗”以及“沉默权在中国：是奢侈品吗”这三个大问题再辅以各个具体的小问题来完成这一次实证调研工作。用实证分析法来研究法学并不多见，常用的是价值分析法（下文将具体阐释），而实证分析法的作用就在于，以《调研报告》为例，通过具体亲身的调研工作能获取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可以真正对社会各界对沉默权的真实看法有个大致把握，而这些素材是法学研究者坐在书房里所无从知晓的。而且，也只有通过这种亲身的调研，才能知道引入沉默权制度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法学研究就应该是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若脱离实践，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如在法学界最早对实证分析与价值分析进行划分的实证主义法学鼻祖边沁就极力主张法学研究应以实然法为主。实际上，法律的制定、实施和改革本身必然要作用于社会，也会构成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法学研究者如果仅仅将观察视野局限在法律规则本身，就会忽视大量的制约法律实现的社会因素。就刑事司法制度的实施而论，目前中国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刑讯逼供，这就使对沉默权作为一种权利的研究成为必要。可以说，刑讯逼供本身并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甚至与刑事诉讼法直接相违背。但是，它为什么发生且相当普遍，这就不仅涉及到刑事诉讼立法本身不严密的问题，还涉及到社会问题，因此，要对这一问题作出解释分析，就必须采用诸如数据统计分析、访谈、社会调查等经验分析方法，以较为精确的方式观察某一法律现象的现状、成因和发展轨迹，发现制约法律制定和法律实施的具体社会因素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通过这样的分析，法学者可以为人们提供有关某一问题动态的、立体的、定量的解释，使得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认识尽可能接近客观实际情况。这就如医学上诊断与治疗的关系一样。社会学的分析就好比医生对病情进行诊断，这一工作应尽可能精确，使得有关病症的病理、程度、成因得到准确的分析。至于治疗甚至手术活动，则属于建立在“知”之上的“行”的范围了。
六、价值分析法
价值分析法是与实证分析法相对应的研究方法。法学者通常用它来论证某一原则、规则、制度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或者批判某一制度或现象的非正义性。价值分析法属于规范性方法的范畴，所谓规范性方法是找出既有法律规范和法律实践中的不足，并开出解决问题的处方，即归于“应然”(ought)的范畴。对于实然与应然，我认为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无法跨越的鸿沟，它们是相互关联补充的，应然是以实然为基础，实然以应然为归宿。就《调研报告》而言，其前三部分显然采取的是实证分析法，而第四部分则是明显的价值分析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