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字太多了，给你个引子，你可以开动脑洞写一下。
一个国家要发展，要强大，就离不开人口的发展。所以，人口数量是国之本源，是国家战略问题。人口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今世界，无论是高度发达的美国还是经济落后的非洲，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重中之重。
回首历史上的一幕幕，中国历史从秦始皇统一六国，金戈铁马开始休养生息的时候，人口增长六成；唐朝被称为大唐盛世时，名气和军事实力都响彻海内外，人口几乎翻倍增长；到了清朝，又迎来了康乾盛世，同样人口大比例增长。
与此相同，古罗马帝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军队，波斯帝国大面积的统治，拿破仑征战欧洲，这背后都是因为那些国家在那些特定的时期，有着快速增长的人口比例和相对庞大的人口基数。
道理很简单，古代人口基数不断增加，但落后的手工农业生产，显然不足以提供增加人口的粮食供给和生存的土地，再加上自然灾害每隔几年就会光顾人间。于是，向外国发动侵略战争，似乎是最好解决粮食和土地的问题。
大多数时候，往往是人口多大胜利，因为他们可以有更多新生力量，也就意味着更多年轻的战士。那么，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呢？人口问题的对于国家的战略作用同样不容小觑。比如我国的人口问题，息息相关这中国为了发展的每个领域。
科技领域：科技强国需要大量人才，但不是每个人出生都是国家需要的人才类型。除了提高教育资源，人口基数庞大，就是我们优势。14人口中，高智商高学历高能力的人才大量产生，让我国用30多年的时间，快速发展成世界第二强国。
经济领域：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就是倚仗着十几亿人口的庞大基数，开启了全球制造业之路。中国制造的商品流通到每个国家，地球的每个角落，为国家换回大量的外汇储备。曾几何时，我国外汇储备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一。
有了钱，国家开始发展经济建设，高楼大厦平地起，使老百姓衣食住行变得更丰富。军事领域:我们军事发展的速度，在世界上举世瞩目。从一无所有的小米加步枪到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航空航天载人飞船，航空母舰，洲际弹道导弹等等，都凸显了我国军事的自主研发能力之强。
这些世界领先的军事研发成果，靠的都是我国自己培养的高尖端科研和军事人才，因为我国有14亿人的人口，就可能从中培养出比其他国家更多的顶尖级人才。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
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
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
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
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
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
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
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
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
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
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
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
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
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
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
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
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
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
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
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
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
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
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
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
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
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
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
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
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
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
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
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
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
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
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
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
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
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
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
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
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
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
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
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
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
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
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
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
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
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
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
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
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
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
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
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
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
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
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
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
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
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
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
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
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
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
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
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
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
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
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
问题。
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
损害
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
害,也对社会有害。
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
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
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
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
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
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
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
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
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
“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
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
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
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
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
口的一种社会排斥。
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
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
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
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
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
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
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
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
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
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
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
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
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
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
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
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
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
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
标准的触犯
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
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
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
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
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
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
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
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
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
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
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
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
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
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
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
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
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
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
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
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
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
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
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
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
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
准则。
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
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
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
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
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
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
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
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
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
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
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
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
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
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
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
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
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
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
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
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
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
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
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
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
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
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
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
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
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
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
方案
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
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
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
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
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
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
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
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
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
市社会问题。
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
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
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
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
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
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
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
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
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
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
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城市农民工、流动人口与社会发展
十几年来，城市农民工、外来工、流动人口已经逐渐成为城市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城市中的众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中的众多制造业、服务业工作是由这个群体完成的。虽然他们在城市中并不居于核心地位，客观地说他们只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但是，毋庸置疑，城市农民工、流动人口的问题，意义却极为重大。它涉及未来50年中国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和社会能否长治久安的基本问题。
近代以来，大规模的城市化现象发端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大规模的使用机器的生产活动，要求劳动要素相对集中，再加上工业区域劳动市场价格的吸引作用，造成了农村人口向某些中心区域的迅速集中。人群的集中也带来了市场活动、商业经营以及服务业的发展，人群集中本身也创造就业机会。上述诸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使得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所谓“现代化”成为同样的一个历史进程。这样，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即多数人口形成了聚集居住的格局。20世纪中叶，一些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分别为：美国72％，英国87％，联邦德国79％，荷兰86％，加拿大77％，澳大利亚83％。
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即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由于中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而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由此可以看到，由于矛盾长期积蓄，中国城市化任务的压力就显得无比沉重，需要在短期内解决长期积蓄的问题，出现了短期内城市化需要加速发展的局面。显然，这会带来新的发展上的不协调。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一。
迄今为止，中国社会是一个差异性极大的社会。此种差距已有长久的历史，今日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之一，仍然是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同处在一个历史时期，既有非常原始的农耕社区，也有达到欧美水平的后工业化发达社区，比如上海的浦东社区。差异如此悬殊的社会结构，在世界上并不多见。一般说来，城市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等，都是农村所无法比拟的。尤其是中西部落后的农村与东部一些发达的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城乡居民的消费差异为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倍数大约为2.6－2.8倍，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城乡经济差距曾经有所缩小，从指标上看，降到2.2－2.3倍。但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此种差距又有回归的趋势，即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的2.8－3.0倍左右。90年代中期，差距扩大到3.3－3.4倍，到了90年代末、21世纪初叶，两者的差距更扩大到了超过3.5倍的水平。城乡之间的巨大经济差异，是导致农民大量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基本动因。
由于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大，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城市化就处于不同的阶段。一些发达地区，比如北京、上海、广州，已出现了生活富裕起来的阶层从城里向郊区迁移的趋势，也就是说，进入了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市郊化阶段”。然而，绝大多数地区，却仍处在第一阶段，即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阶段。由于不同发展阶段同处于一个历史时期，这样，政策上就无法统一，顾及了第一阶段的对策，必然就与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对策相忤逆，反之亦然。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二。
此外，根据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内地人口总数已达12.658亿，即使按照较高的指标计算，城市人口也仅占到总数的36.09％，这样，即使达到不太高的标准：60％的人口城市化，也面临着完成3亿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任务。如此巨大人口的城市化，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不仅面临着城市多方面设施的投资与建设任务，而且还面临着使数亿人改变生活方式的艰巨努力。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三。
现阶段我国的城市化战略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采取的是一律严格控制的对策，即在对策上不鼓励任何一种城市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后，采取的是鼓励发展小城市战略，同时，对于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正式居民人口仍然实行比较严格控制的做法。当然，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放开了暂住型的流动人口，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因此，实际上，农民工还是更多地流向了大城市。
户籍制度以及人力资源配置的分析
像中国这样实施严格户籍制度的国家在世界上是很少的。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国要建立起严格的户籍制度呢？
户籍制度在当时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对策。从本质上看，户籍制度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其核心是在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建立起秩序。1949年以后，我们曾尝试了打碎阶级的实验。先是在50年代初进行了土地革命。接着，在1956年实行了城市私营经济的改造。到了50年代中后期，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关系了。从法律上说，财产资源属于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了。然而，全民所有与集体所有究竟应该怎样实现，却是件难事。因为，财产、资源的分配需要一定的规则或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建立起一种社会屏蔽的机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户籍制度便应运而生了。该制度将人口的大多数限制在农村，仅允许居住在城市的人享有城市的基础设施。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在城市和农村人力资源配置的基本倾向就是试图最大限度维持较多农村人口和较少城市人口的格局。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放松了对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限制，加之产权、文凭、技术证书等作为社会屏蔽和筛选的功能越来越突出，户籍制度的社会功能已经大大削弱，中国才开始从人口的城乡逆向流动，转变为城市化的正向流动。尤其是在1982年以后，由于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了“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的经济政策，农民工流入城市骤然增多，从此出现了持续不断的民工潮。
从宏观结构的角度看，大量农民工的流入城市，表现为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重大变迁。农民工的流入城市并不是政府计划运作的，而是农民工自主的一种选择。对于农民工的流动，我曾在四川、重庆地区十余个县对于外出农民工的家庭做了问卷调查。从调查中可以看到，农民工在市场流动中实现的劳动力配置，确实与政府、单位的计划管理没有太大关系，政府组织的流动仅占3％，而90％以上都是农民工自己或亲友运作的。
在市场环境下，劳动力流动有两条基本规律：第一、劳动力总是从价格低的地方流入价格高的地方；第二，流动人口的经济活动能力高于流出地人口的平均水平。我们的调查数据印证了这两条定理。首先，我们发现，远距离迁移、到本省以外去打工的占大多数。我们知道，四川、重庆位居我国西部，而收入较高的地区大多在东部沿海、所以，多数人为追求高收入，自然是远距离外出。对于此数据的进一步分析证明，外出地点排在第一位的是广东，可见是经济规律使然。
其次，流出的人口多是具有较强经济活动能力的，这一点在年龄结构上展现得一目了然。35岁以下的外出农民工占到总数的88％，所以说，外出的几乎都是高能量的劳动力。所以，在国内的招工告示中，我们常常看到对于应聘条件的限制，如“年龄在35岁以下”等等，这种对于年轻劳动力的规定，在全世界其他国家很少见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外出劳动力的年轻特点。
所以，市场配置的结果是将十分有活力的年轻劳动力与资本密集的东部沿海区域相结合、与投资高度密集的城市区域相结合，此种结合的结果，当然会创造较高的效益。
采用市场手段配置劳动力当然也存在不少问题，比较典型的问题就是，大量高素质、高经济活动能力的劳动力流入了收入较高的城市地区，从而使得农村中出现以老人、儿童、妇女居高的人口结构问题。但是，反过来看，如果产业的升级、经济的跃进已经使得资本聚集到了沿海地区和城市地区，那么，远离资本的劳动力既不能获得收入也不能创造效益，我们确实没有道理让强壮劳动力呆在农村守穷，所以，不流动反而是对谁都不利。
关于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
在市场条件下，市场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是优胜劣汰，于是，市场形成的第一次分配往往非常残酷，即优胜者与失败者之间形成巨大差异，优胜的企业可以成为亿万资产的集团，失败的企业则一文不名，甚至宣布破产。然而，在市场体制下，分配绝不是仅仅通过这样一次环节，而是要经过多环节的再次分配。比如，税收制度、个人所得税制度、社会福利制度、贫闲线制度、医疗保障、失业救济制度等等。在再次分配的多环节中，比较多的是体现出分配结果上的公平因素。
然而，当我们考察流入城市的八千万到一亿农民工时，我们却发现无论在初次分配环节，还是在再次分配环节和多次分配环节，城市农民工均处于不利的地位上。以往多次调研证明，相对于农民工所付出的劳动而言，农民工的收入是较低的。在不少国营工厂里，农民工的收入，仅相当于正式职工的一半甚至更少。
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所完成的初次分配中只能获得较小的份额。市场分配的原理告诉我们，在市场分配的体制中，应通过多次分配的途径，使得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得到应有的补偿，这样，在体现社会公平的同时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2021年中国人口现状己经公布，人口众多，人口结构老龄化严重，男女性别比例不平衡。这些现状带来诸多社会问题。所以，现在提倡男女平等，优生底育。
人口老龄化（又称人口老化或人口高龄化、老龄化社会）是指人口生育率降低和人均寿命延长导致的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现象。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世界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预期到2050年，老龄人口会达21亿。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1年9月，全国有149市已进入到深度老龄化，东北三省36地市全部进入深度老龄化
1、现状：
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生育率降低率降低和人均寿命延长导致的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从2000年到2007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由1.26亿增长到1.53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0.2%提高到11.6%，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1.4%，相当于欧洲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总和。人口老龄化年均增长率高达3.2%，约为总人口增长速度的5倍。预计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亿人，占总人口的17.17%；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
不过随着国民素质的提高，更多人遵循计划生育，加上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我国老龄化的速度会更快，原因还有人口基数大 。
2、解决方案：
(1)适当延长事业单位人员，企业人员等非重劳力劳动者的退休年限，延长劳动者的劳动价值
(2)完善医疗卫生保障体制，使老年人的身心更加健康，有助于他们继续创造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鼓励他们继续为社会服务。
(3)可以在东部一些发达且人口自然增长率低的地区（如上海等）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甚至可以鼓励生育，因为象上海现在好多白领由于事业原因都好迟生育甚至迟迟不生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