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历史博物馆建筑的外观着意突出了盛唐风采，馆舍由馆名碑池、主馆、库区、东南角楼、西南角楼、临时陈列厅、行政用房、业务用房等一组仿唐风格建筑群组成。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址在西安市小寨东路翠华路口，其优点是用地方整，四周有路，位于城市干道的交叉口，距市中心较近，交通方便；同时这里距大雁塔曲江风景旅游区仅一公里左右，在城市旅游路线上，与大小雁塔均有较好的通视线；特别因为这块地上无搬迁任务，近旁的干道有城市管网设施，便于工程上马。但其不利之处是用地略感局促，发展徐地不大。作为大型公共建筑近旁还缺少公共广场或公用绿地。根据上述场地条件及现代化博物馆的功能要求，陕博建筑物采取了相对集中紧凑型的布局。 博物馆建筑整体充分体现了设计大师张锦秋“在技术上达到国际水平，建筑艺术上成为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象征”的设计思想，着意突出了盛唐风采，反映出唐代博大辉煌时代的风貌。布局设计上，借鉴了中国宫殿建筑“轴线对成，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特点”。整座建筑主次分明、散中有聚，突出古朴凝重的格调，营造出古代帝宫与传统园林相结合的气氛，再现出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为一体的风范，表现了中国传统宫殿建筑“太极中央，四面八方”的空间构图特色以及千百年来早已潜入中国人空间意识中的“超以像外，得于寰中”的东方宇宙哲理。
考古发掘现场保护中的环境因素及影响
谈到文物的保护，与之相关的文物环境因素是不容回避的话题。文物的埋藏与保存环境就像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一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各种各样的环境条件及因素会对文物的保存与保护产生不同的作用，形成不同的后果，而对于考古发掘中的文物保护来讲，周边环境的复杂带来的各种不确定因素为文物保护工作增加了相当的难度，甚至直接影响到保护工作的成败，这一点通过汉阳陵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工作的实践，能够切实感受到各种环境因素对保护的影响，因此说在考古现场的文物保护中，相应环境问题的研究对文物的保护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做好考古现场保护工作，首先涉及到考古现场保护工作的内容及现场环境研究的内涵。
所谓考古发掘现场的环境问题研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指发掘前文物埋藏于地下的状况，即埋藏环境，由于长时间处于较为恒定的封闭状态，在缺氧条件下，加之土壤酸碱度、压力、温湿度等因素较为恒定，这种长期形成相对稳定的文物埋藏环境，使文物遭受腐蚀的速率逐渐趋缓，相应起到了保护文物的作用；其二，是指从发掘工作开始以后文物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这时候一切对出土文物产生作用的外部变化因素，包括温湿度、光照射、空气污染、虫害及微生物等等都是需要了解的内容，研究它们的存在、发生与变化的规律对文物产生的影响，从而制定相应的对策解决文物保护中的难点问题。
通常所说的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是指一切配合考古发掘中同步进行的保护工作，主要是常说的抢救性保护，其次就是遗址、遗迹类现场保护，考古现场保护是做好文物保护最初也是最重要一个环节，这一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文物保护的最终结果，目前其重要性越来越受到文物保护专家、考古学家的重视。由于发掘工作的进行，地下文物原有的稳定、平衡的环境遭受破坏，这一环境骤变过程直接产生包括肉眼能观察到的有机质文物腐化、灰化等现象，无机质文物存在酥解、破损等延续性破坏的发生，如果没有有效的现场保护工作将会使一些极为重要的遗物遗迹仅仅存在于绘图、照片之中。而现场保护工作就是采用必要的技术手段和适当的保护材料支持，在第一时间内有效控制紧急危害的发生，如临时性加固、区域环境控制、器物科学起取等，为进一步保护奠定基础。相对于抢救性保护，由于特殊要求需现场展示的遗址类文物以及特殊情况下目前无法提取遗迹、遗存的保护，也属于考古现场的保护问题。汉阳陵考古发掘现场保护状况基本类似于后者，根据汉阳陵发展规划的要求与设计，它是在遗址、遗迹上建立的保护性博物馆，因此保护工作也围绕着现场展示进行，以下通过保护工作中具体实例说明与环境间的不可分割性。
——考古发掘现场的环境调查
了解保护对象的基本情况是任何保护工作 的前题，而像野外考古发掘现场受周边复杂外部因素的影响比较明显、直接，因此说从文物保存环境角度来讲，及时掌握文物所处环境及周边相关因素的影响，可综合评价造成文物破坏的外部因素及目前文物状况，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解决文物的有效保护问题。
汉阳陵帝陵考古发掘现场，目前所作的防护措施是采取钢结构框架支撑、顶棚用玻璃钢瓦防护，现有的状况仅能防止雨水直接冲刷和阳光曝晒，其它方面的作用不明显。
阳陵文物中环境因素起作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为：
1．温湿度的剧烈变化。温湿度的作用在于促进各种文物破坏反应的进行，是文物遭受损害的根本因素。而阳陵发掘现场近似露天的条件，温湿度也自然随着一天的变化而随时波动，根据我们简单的温湿度记录显示，日气温波动范围达20℃以上、湿度变化超过30％－40％，特别是冬夏两季面临着持续高温和寒冬结冻还造成文物的物理性破坏，以及其它化学作用和微生物生长等生物作用。因温湿度剧变而引发的木质遗迹文物失水开裂问题已成为保护中的一大难题。
2．坑壁坍塌。阳陵地处咸阳原上，地质形成较晚，为三级失陷性黄土，这种土壤结构松散，含沙量较大，故极易开裂，失水收缩量大，因此将形成塌陷，起壳、脱落。近两年多来，坑壁四周多处塌落且形势愈发危急。
3．降尘及风沙的作用。咸阳原是西安以北的一道天然屏障，而对处于原上的阳陵文物来讲降尘及风砂的破坏作用较其它地方明显，除去机械磨损的破坏、文物表面的风化，空气尘埃降落于文物表面成为有害气体、微生物的载体而产生作用，另外这种尘土在文物表面影响到观赏性，出于参观需求经常性的清扫带来损害。
4．动物昆虫的破坏。在划定保护范围之前，发掘现场为种植农田。经考古发掘后，由于文物中有大量的木质文物和坑道木框架，经常年腐化，遗迹的腐殖物形成了坑道独特的营养生态条件，且周边杂草丛生及现场安全需要的灯光，诱集了大量的农田害虫进入坑道，威胁、破坏文物。
5．微生物、低等植物的大量滋生。同上原因，坑道独特的生态环境，使微生物自身需求得到满足，及高温高湿的外部条件和目前为了保护文物环境的相对稳定所采取覆盖塑料布的因素，在阳陵造成了大量微生物、低等植物的泛滥，也成为危及文物安全的重要隐患。
除此之外，其他如因发掘暴露造成的地下水分散失、裂隙及粉化等表面风化因素的加重；光线及紫外线的辐射等都直接或间接的起到破坏作用。
——文物保护中的环境作用
考古发掘现场的文物保护，任何一项实际工作中更应该注重现场环境的各种影响，许多在室内条件下能够完成的工作，而在田野却因操作条件的不确定性导致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讲，外界环境条件往往左右着保护工作的成败。
如选择适当的加固保护材料是一常用的技术手段，但是在现场加固中，更应考虑加固材料的合理性与适用性，以满足复杂情况下对材料的要求。以阳陵木质及木质彩绘遗迹的加固为例，由于木质的腐朽，埋藏环境中的土壤颗粒或矿物质成分在水及其他地质营力的作用下逐渐地填充到木质糟朽降解以后留下的空间，形成仅有器形的土质车辆及马匹等遗迹，由于上述土壤化过程使其质地结构疏松、脆弱且不定型，现有条件根本无法从现场提取出来，只有在现场保留下来。此类问题在实验室内能得到妥善处理，但是在发掘现场中对加固材料的要求需同时满足以下几方面的需求，即材料与水的兼容性、具备优良的透气性、耐候性、渗透性，还有在加固过程中保持土质表面不产生失水开裂等。目前来看，现有的保护技术和材料，无法达到满意效果，其原因就是无法排除现场外界环境条件的作用。
还有由于微生物的任意生长与繁殖，对文物的侵害而特别是对有机质文物及彩绘颜料的损伤是极其致命的。在阳陵发掘现场由于存在诸多的不利因素，微生物的防治就显得极迫切，经反复摸索，多次实验结合现场环境下气温变化大、水分散失快的特殊条件，在防霉剂的应用上选择以丙二醇作为载体，这样能有效控制水分的快速散失，从而大大提高了使用效果。
在虫害的控制方面，通过采取药剂封闭熏蒸，饵诱杀施放药带，坑道喷雾及四周加装防虫网等技术防治技术外，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周边环境杂草丛生及现场安全需要的灯光，仍然会诱使大量害虫产生再次进入坑道威胁文物，在这种情况下有效阻止害虫发生的手段就是环境的隔离，即加装防虫隔离网，对于这种大面积的除虫工作是迫不得已进行的，真正有益的工作是作好虫害的预防，同时采取必要措施破坏虫类适宜的生存环境。
——现场保护中的环境控制
文物处于地下经过一段时间后，随着这种埋藏环境趋于稳定，这其中的文物也就处于一个相对、暂时的动态平衡之中，但随着发掘进行固有平衡被破坏，特别是温湿度骤变、光辐射等对文物产生一突变过程。这一过程正是导致文物毁坏的重要原因，加之出土后环境条件的反复波动，增大了破坏反应的进行，从长远考虑，文物的环境保护问题是文物保护研究中一个新的发展趋势，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对文物实施保护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控制文物所处环境，为文物营造一个相对稳定、单独存在的空间。从稳定的文物环境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可以通过阳陵南区从葬坑8号坑文物保护示范工程中表现出来。
8号坑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斯洛文尼亚文物保护机构共同建造，按照最初设计思路是通过在封闭条件下，采用控制温湿度、冷光源照明及空气过滤与交换系统等技术手段，为其中清理出土的现场文物营造稳定的环境条件，但由于资金和项目执行中的问题，该项目没有完成，目前8号坑仅为封闭条件，未安装使用其它调控设备，虽然如此，由于它达到了阻止温度剧烈波动的效果且长期保持着高湿度，经过6年多时间出土文物保存较好，仍然起到了很好的保护效果，与其他同期的出土物相比较，产生了明显的差别。
在汉阳陵帝陵从葬坑博物馆的建设方案中，其下沉式地下现场展示也是出于环境因素的考虑，将着眼点放在营造较为稳定的现场环境，即通过控制文物所处小环境来达到阻止出土文物免遭破坏的目的。
综上所述，环境因素对发掘现场保护的影响实际体现在防与治两方面，具体表现为三个步骤：首先环境调查就是找出病因；而克服各种影响文物保护的不利因素解决好现场保护的难题，就是治；所谓防，就是尽可能的创造和控制良好的外部条件和适宜的保存环境，这就像人类创造和改善生存环境一样，坚持预防为主，才是文物保护的根本出路。发掘现场文物的保护问题必须与环境相协调，只有解决好各环境条件对文物产生的作用与文物现存状况之间矛盾，才能做好现场保护工作。
来源：中国文物报 作者：赵西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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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考古博物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文苑南路与终南大道交汇处东北侧，是中国首家考古专题类博物馆。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作为全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省级考古研究机构，以百年考古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丰硕成果为支撑，率先提出建设考古学科专题博物馆的构想。历经10余年的努力，陕西考古博物馆全面建成并即将向公众开放。
陕西考古博物馆的特点
陕西考古博物馆是新的博物馆形态，是集考古发掘、科学研究、文物保护、教育展示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考古研究机构；是以考古学学科发展为主线，以考古发掘现场出土的遗迹遗物为展示对象，向公众展示考古调查、勘探、发掘与现场保护、实验室修复、文物考古学研究及反映考古学科发展史的博物馆。
陕西考古博物馆依托陕西近100年来的考古发掘研究成果及其20余万件出土文物，全面揭示考古工作“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的重大意义，详细讲述人类发展史、文化发展史、文明发展史，体现不同历史阶段考古工作理念、技术、方法发展演进的专题博物馆。
在新建成的陕西考古博物馆门前，有一座特殊的桥梁，被称为“考古桥”。在桥面上，每走几步，便会看到几行文字，记录着陕西考古界的重大事件。公元前58年，美阳得鼎，张敞释文。陕西考古的历史从这里开始——
陕西考古博物馆是全国首座考古学科专题博物馆，不仅展示了考古学的相关知识，还追溯了陕西考古事业的历史。
在《汉书·郊祀志》中记载：西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在美阳（宝鸡市扶风县）出土了一件铜鼎。此鼎被献入宫中，无人能够辨识鼎内的铭文。最后，太中大夫张敞将这些铭文释读出来，可见他有扎实的青铜器鉴定和金文识读能力，成为古代正史中记录不多的金石学人才。
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时期，欧阳修是金石学的开创者，他的学生曾巩在《金石录》中最早提出“金石”一词。清代，王鸣盛等人正式提出“金石之学”的名称。
古代，陕西省内的吕大临是金石学的集大成者，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鼻祖”。元祐七年（1092），吕大临编著《考古图》成书，系统地著录了当时宫廷和私家收藏的古代铜器和玉器，对每件器物都精细地摹绘图形和款识，记录尺寸、容量、重量等信息，并尽可能注明出土地和收藏处。
2006年3月至2009年12月，考古工作者对西安市蓝田县五里头村北宋吕氏家族墓地进行发掘，总共清理墓葬29座，出土遗物700余件。基本可以确定，吕大临的墓也在其中。
二十世纪初期，欧美、东亚和我国学者在陕西省境内开展一系列早期考古游历和探险活动。1898年，意大利人吉利欧里在延安采集长方形有孔石刀，日本人关野贞、冢本靖、桑原骘藏、宇野哲人、足立喜六和法国人沙畹、色伽兰、德日进、桑志华等人曾经在陕西省开展考古调查，留下大量珍贵的文字和图像资料。
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与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进行地质调查期间，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文化层、彩陶片和石器等历史遗存，拉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随后，国内学术团体纷纷成立，陆续来到陕西省开展考古工作，为这里的考古学发展积累经验。民国期间，西京筹备委员会、国立北平研究院、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陕西考古学会、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教育部艺术文化考察团、西北史地考察团等机构和团体先后在陕西开展文物调查工作。
1940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组建以王子云为团长的艺术文物考察团，运用摄影、临摹、拓印、复制、测绘、记录、模铸等较为完备的方式收集陕西省在内的西北地区文物古迹资料。
从1934年至1937年，在陕西考古会徐旭生等人的带领之下，对宝鸡斗鸡台遗址进行三次考古发掘，清理周、秦、西汉等时期的墓葬45座、车马坑1座和新石器时代居住遗址等，不仅是中国考古学初步发展时期最重要的发掘项目之一，也是陕西现代考古的开端，培养一批优秀的考古学者。
在斗鸡台的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采用分区“探方式”发掘法、用英文字母和数字编号法撰写发掘日志、规范记录等手段，并且确立以探沟西南角为度量标点测量遗址三维坐标的做法。后来，参加第二、三次考古发掘的苏秉琦，整理出版《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和《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图说》。
在《斗鸡台沟东区墓葬》附录《瓦鬲的研究》一文，苏秉琦从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出土的陶鬲中，总结出来了一套器物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标志着现代考古的类型学方法在中国正式起步。因此，苏秉琦被称为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因战争中断多年的考古学逐渐恢复，国家非常重视治水修路、建厂立校、农田水利等基础工程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同时，国家文物保护法令陆续颁布，各级考古科研机构和高校考古专业相继设立，持续开展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成为常态，追溯远古氏族部落社会的基本形态，史学视野下的科研性考古全面启动。
1954年至1957年，在石兴邦负责下，对西安市半坡遗址进行五次考古发掘，通过大面积揭露和仔细研究分析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发现环壕、房屋、窖穴、陶窑、墓葬等丰富的遗迹，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上万件。同时，确认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半坡晚期类型，构成渭水流域和陕晋豫地区仰韶文化从早到晚的基本序列：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半坡晚期类型。
1974年3月，临潼县村民在打井的时候，在秦始皇陵东侧偶然发现兵马俑坑。随后，考古工作者对这里的三座兵马俑坑进行发掘，出土大量秦代的陶俑、陶马、战车和兵器等，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陕西考古学和中国考古学迎来崭新的春天。改革开放以来，陕西考古事业快速发展，重大考古发现不断涌现，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乾陵博物馆、法门寺博物馆、耀州窑博物馆、汉阳陵博物院、梁带村芮国博物馆等博物馆成为展现陕西历史文化的窗口。
1982年，陕西考古学会在西安成立并举办首届年会，参加大会的有省内从事考古研究、教学和文物工作的会员102名。同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主办的《考古与文物》、半坡博物馆主办的《史前研究》、陕西省文物局主办的《文博》等学术期刊先后创办，成为陕西省内外文博考古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进入21世纪，中国考古事业肩负起“文化强国”的使命，以“大遗址考古引领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为契机，陕西考古事业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目前，陕西省推进15处大遗址考古，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和“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推动考古学科向着理论多元化、方法多样化、技术现代化发展，先后有40余个考古项目获“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田野考古奖”“中国考古新发现”“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等荣誉。
近年，陕西考古事业向国际化发展，秉承“走出去”和“请进来”的合作原则，在文物保护科技和考古合作发掘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成为中国文明史、东方社会史和世界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阵地。
目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积极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先后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瑞士、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30多所知名高校与文博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化因互鉴而丰富。
从公元前58年，美阳得鼎，张敞释文；到1934年，陕西现代考古事业在宝鸡斗鸡台遗址起步；再到2022年，陕西考古博物馆在秦岭山脚下对外开放。陕西考古事业积淀2000多年的文化底蕴，传承将近100年的科研精神，开启未来考古学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