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当代文化意义；分析
《四世同堂》是老舍的代表作，其中由《惶惑》、《偷生》、《饥荒》组成，小说描写了抗日战争背景下北平的小胡同里，揭露出了日寇和汉奸的丑恶行径，这部小说取得的现实主义成就是巨大的，具有深刻的当代文化意义。
一、《四世同堂》中对于国民性的批判
《四世同堂》之所以选择北京沦陷期作为描述北京，是由于作者是从文化视觉来分析问题，并非从政治视觉出发，早描述抗战文学作品时，大部分的作家都会将重点描述在武装斗争的描述上。但是，老舍并不同于这些作家，他时时刻刻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上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在他看来，他自己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老百姓，对于武装斗争，他并没有显著的立场，而是模糊的感到，如果没有武装斗争的话，中国可能是不会灭亡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老舍对于国民性也持批判性态度，但是他的态度与“五四”时期的作家又有不同，他并非想改造旧中国，在《四世同堂》中，祁老太爷的愿望并没有错，但是日本人却不会管，在千百年之间，日本与我国的规矩并无显著差异，但是后来却将英美的坏处发挥到了极致。在老舍的眼中，国民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此他不是绝对的批判，而是带有情感的描述，他仅仅提出了问题，并未提出解决方法。
著名文学家老舍的《四世同堂》，以祁家四世同堂的生活为主线，辅以小羊圈胡同各色人等的荣辱浮沉、生死存亡，真实地记述了北平沦陷后的畸形世态，形象地描摹了日寇铁蹄下广大平民的悲惨遭遇、心灵震撼和反抗斗争，刻画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史诗般地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一道反法西斯的伟大历程及生活画卷。
《四世同堂》叙写了我们民族深重的灾难，处处流露出国家残破的刻骨之痛和"笔尖上能滴出血与泪来"的艺术风格，在这里，对苦难年代中的社会动向的表现是真实的，偷生就是自取灭亡的思想主题由于小说的标准色彩和抒情气氛而更为突出。
小说在抗战大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文化所造成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而且这种理性的反思又与作者情感上对家族伦理的眷恋之情相伴随。
《四世同堂》以抗战时期北平一个普通的小羊圈胡同作为故事展开的具体环境，以几个家庭众多小人物屈辱、悲惨的经历来反映北平市民在八年抗战中惶惑、偷生、苟安的社会心态，再现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缓慢、痛苦而又艰难的觉醒历程。
这部作品中集中地审视了中国的家族文化，对其消极性因素进行了理性的审视与批判。 四世同堂是传统中国人的家族理想，是历来为人们所崇尚的家庭模式，也是祁老人惟一可以向他人夸耀的资本。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四世同堂》的创作开始于1944年。老舍对于小说的创作准备则开始于1941年，此时正是北平沦陷的第五个年头，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文学在全民抗敌、同仇敌忾的情势下，表现出统一的步调和普遍高昂的爱国情绪，老舍在这样的环境下萌发了创作一篇关于抗战题材的小说的想法，但是苦于缺乏合适的题材故而一度搁置。
直到1944年，抗战进入反攻阶段，老舍从夫人的经历中想到了一个完整的小说框架，于是开始在陪都重庆书写这部小说。小说的写作延续了4年，其间经历了抗战胜利以及作者被邀出国讲学，直至1948年，老舍才在美国完成了这部达百万言的长篇巨制。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四世同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