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对近年来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方针政策和理论学术成果进行反复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生活、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深入分析了“三农”问题的现状和根源，强调解决“三农”问题不能或政、或经地实行“单打一”，必须以解决贫困化为核心，以政治改革为保证，营造和谐的文化氛围，实施全民战略，走城市化发展道路，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生产，彻底解决“三农”问题。一、“三农”问题现状及由来；二、“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跨越的“火焰山”；三、坚持政经并重、文化辅助、系统持久的原则，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确保实现我国第三阶段发展目标。
一、 从GDP增长看农村社会发展的政策依赖性 中国经济持续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是，通过对农业部门的分析我们能发现，农业部门始终存在着较总体经济更加不稳定的增长结构，无论农业部门GDP的总量还是其增长率，都能印证这一点，而增长的时序变化则与相应时期农业政策的变革力度息息相关。 1982—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5年发布了中央1号文件，把每年的首要工作布局均放在了三农领域，通过大胆的谋篇布局，切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村的生产关系更加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并持续不断地进行了深化调整工作。正是这几年的大动作，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接体现在GDP上就是农业GDP增长率迅速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度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明显降低，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一个例证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是农村居民住宅建设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政策效果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80年代末。 20世纪80年代末，农村经济进入了平台期，增长幅度逐渐趋缓。自1993年开始，农业GDP又进入了一个快速上升时期，但是，结合当时的经济背景来看，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快速的通货膨胀引起的名义GDP的大幅提高，二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处于粮食保护价政策的发力期。1995—1996年，我国开始全面实施保护价收购政策，由于粮食价格较高，1995年农户家庭当年从粮食作物获得纯收入比1990年增加了1448元，占同期农民家庭纯收入增加值3776元的38.3%，占同期农民家庭全年纯收入增加值5635元的25.7%。这说明在保护价政策实施的初期，保护价政策对于农民收入增加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但是随着其后粮食价格的不断下滑，农户家庭粮食作物纯收入由1995年的2436元减少到2000年的1499.21元，减少937.34元，粮食作物减少值占种植业纯收入减少值的90.67%。对于家庭经营中非农产业不发达，种植业结构单一的粮食生产农户来说，粮食价格的不断下降成为农户收入水平增加的主要制约因素[ 2 ]。由此可以看出，在保护价实施初期，由于政府维持了较高的收购价格，使得这一政策对农民收入增加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但其后随着政府不断下调保护价标准，同样又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以粮食保护价政策为中心的农村经济政策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十分明确。 1997年以后，农村经济再次进入平台期，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连续多年的负增长。期间，中央虽多次出台农业新政，但均未能扭转发展乏力的局面。究其原因，可以说一是因为农业内部缺少内生增长的有效机制，二是庞大的冗余农业劳动力和二元制的社会结构限制、消耗了农业自身发展的有限资源，而同时又缺少外部资源的注入。 2004—2005年，中央连续出台了两个1号文件，直接将农民增收问题作为政策运作的目标。2004年采取“两减免、三补贴”等更为直接的政策措施，全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创纪录的2600多亿元。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着力于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直接带有资金支持的政策占到相当大的比例。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进一步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作为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心。从2004年的政策效果来看，2004年度仅“两减免”、“三补贴”就使农民直接得到实惠451亿元。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934元，比2003年增加314元，增长12%，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6.8%，打破了1997年以来的低速增长局面，粮食总产量达到9390亿斤，超过预期的9100亿斤，增产9%，实现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双重政策目标[ 4 ]。 再回过头来对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农业领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审视，足以看出政策导向式的发展特征伴随了农业经济的每一个高潮与低谷。比较前后两个时期的1号文件，以前的重点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可以说是在农村经济的内部进行的成功变革，这一基于体制自身的变革基本上已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达到了其效力的极限；而后两次均把政策目标直接指向了农民增收上。虽然2005年度的中央政策更进一步提出了要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但无论是从政策本身的功能还是从农业领域的现状来说，政策性依赖仍是目前农村经济中最为突出的发展特征。 二、 当前“三农”问题的困境 总的来说，农业经济的最大困境还是其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的不足。仅就2005年与2004年作一个对比，2004年“增收”效果可谓满意，但从2005年的上半年情况来看，同样的政策力度若想取得与2004年相似的目标的难度已明显加大。一方面2004年农产品价格较之2003年有很大的提高，农产品产量达到历史新高，加之自然灾害较少以及减免农业税、增加直接补贴等措施均能对农业的生产生活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2005年一季度，农产品价格已有所回落，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扬，而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却难以有新的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市场制约机制将使农业产出效益在现有的生产率水平上迅速达到封顶状态。长期的发展轨迹说明，政策成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惟一有效的依赖，而这一依赖同时又是不可靠的、难以持久的。 当前“三农”的困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描述。 1. 人口压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 2003年底，全国农业人口有9亿3千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2.5％，其中农业劳动力3亿1千万，占农村劳动力人口的63.8％；农业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49.1％，农村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23.8％；而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4.8％，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仅为35.0％，城乡消费水平比为3.4︰1[ 3 ]。 据有关方面统计，2002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指数为3.1，大大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小于1.6的水平；如果考虑城镇居民享受各种福利和补贴的因素，我国这一指数还会更高一些。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地区收入差距指数为2.10，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指数为4.16，而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和印度同期的地区收入差距指数分别为1.58，2.30，2.24和3.26。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占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份额达到80％以上。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一方面，农业经济总量很低，仅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4.8％，另一方面，农业人口却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而2004年之前，这14％的农业经济总量不但要维持占总人口70％的全部农业人口自身的生存、发展的需求，还在很大程度上供养了以地方财政为基础的数量巨大的各类财政供养人员。从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员比例来看，美国为2.31人／百万美元GDP，法国为3.46人／百万美元GDP，日本为1.38人／百万美元GDP，英国为1.58人／百万美元GDP，而中国则为39人／百万美元GDP[ 5 ]。既使按全国平均水平来衡量农村人口的人均财政负担，比例也相当之高。 与此同时，几乎全部的乡村建设、教育、卫生资源建设等关系生产发展和劳动力资源再生的各项投入，绝大部分都落在了农业人口自己身上，换句话说，农业人口的生老病死花费基本上都依靠其自身的收入，低收入也就意味着低投入。以卫生事业为例，我国卫生财政支出约整个财政的2%，而全部投入资源的80%分布在城市，只有20%分布在农村。 农业社会几乎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而建国后几十年的“抽农补工”政策以及“两种户籍”造成的农业人口的大量积淀，演变成今天似乎回天乏力的局面，几乎任何异乎寻常的大举措在根深蒂固的“三农”问题面前都像是花拳绣腿，人口压力与当前农村经济的现状之间存在着强大的离心力量，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凝结了层次复杂的各种矛盾。 由于农业经济先天的脆弱性以及其长期以来薄弱的基础，农业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低，在市场化进程中几乎没有任何主动权、话语权，而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一直都在低产出、高负担的恶性环境中艰难地发展，在这其中，人口的压力又处于一个绝对中心的位置。 2. 社会资源压力与内在发展动力的不足 在人口压力不断增大的条件下，农村社会的自然资源供应总量也已接近其潜在的最大值，在现有条件下，农村社会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基础已出现瓶颈效应。从最基本的耕地资源和水资源来看，形势均不容乐观[ 6 ]。而在社会再发展资源（如金融资源、人力资源、科技资源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同样面临根本性的制约因素。 从表1中可以看出，多年以来，年末实有耕地面积的绝对数量都是减少的，其中生态退耕所占比例最大。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一方面，要还对自然的“过度索取”之债，大力进行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另一方面，城镇化建设也将有新的发展高峰，伴随着城镇化加速，相应的建设用地比重也会提高，这些都必然以牺牲耕地为代价，耕地形势将更为严峻。 表1 1998—2003年中国耕地面积变化[ 7 ] 单位：千公顷 年末实有 年内新增 年内减少 年内净减 年份 地区 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 建设占用 灾毁耕地 生态退耕 农业结构调整 耕地面积 1998 129,642.1 309.4 570.4 176.2 159.5 164.6 70.1 261.0 1999 129,205.5 405.1 841.7 205.3 134.7 394.6 107.1 436.6 2000 128,243.1 603.7 1,566.0 163.3 61.7 762.8 578.2 962.4 2001 127,615.8 265.9 893.3 163.7 30.6 590.7 108.3 627.3 2002 125,929.6 341.2 2,027.4 196.5 56.4 1,425.5 349.0 1686.2 2003 123,392.2 343.5 2,880.9 229.1 50.4 2,237.3 364.1 2,537.4 在人力资源方面，表2列出了2003年农户家庭人口与劳动力的统计情况，同样能看到，对三农发展最具有长远价值的人力资源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局面。“三农”内部人力资源的积累与再生机制已经大大落后于经济发展所需，人力、科技资源的积累能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和阻碍。 表2 2003年农户家庭人口与劳动力情况[ 8 ] （每个农村居民户） 指标名称 单位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被调查户数 户 20283 家庭常住人口 人 4.08 3.95 3.91 4.41 农村人口 人 3.84 3.68 3.73 4.16 家庭劳动力 人 2.50 2.48 2.45 2.59 其中：农村劳动力 人 2.38 2.33 2.35 2.49 在农村劳动力中： 1.文盲、半文盲 人 0.31 0.30 0.30 0.34 2.小学文化程度 人 0.86 0.79 0.92 0.87 3.初中文化程度 人 1.05 1.05 1.00 1.11 4.高中文化程度 人 0.16 0.18 0.14 0.16 在农村劳动力中： 有专业技术职称人数 人 0.11 0.11 0.09 0.13 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人数 人 0.17 0.17 0.14 0.19 在家庭劳动力中： 1.从事农业家庭经营劳动力 人 1.38 1.10 1.46 1.59 2.从事非农业家庭经营劳动力 人 0.25 0.28 0.21 0.25 ……………… 全家劳动力外出从业时间 天 205 195 204 216 全家外出从业劳动力数 人 0.87 0.78 0.89 0.96 ……………… 注：…表示省略了部分内容。 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中有71.9%在外出务工，而专职从事农业经营的家庭劳动力只占55.2%。以北京市为例，2004年全市286.5万外来农民工中，96.9%的人年龄在15岁至49岁之间。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的人数为240.9万人，占全市农民工的比重为84.1%，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9.7%。在全部农民工中男女比例相差较大，男性199.9万人，女性86.6万人[ 9 ]。可见，农村中最富有生产力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在为城市的发展服务，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这一趋势会更为明显。这也就意味着，在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农村经济已经釜底抽薪，所投入的单位人力资本价值日趋降低。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农村家庭劳动力的负担比是1.54，从事农业家庭经营的劳动力占农村人口的比例是35.9%，按现有的从事农业经营的劳动力数量并把1.54的人口负担比计算进去，农村户均人口应为2.12，与现有的3.84相比，即使按现状计算，农村人口中完全属于冗余的人口比例也达到了44.8%，而这些人口的生存与发展并不能得到多少基于社会的外部给养。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人力资本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基础性资源的缺失仍将限制农业人口的发展，即使农村人力资本的产出能够有很大突破，农村经济的弱质性也将阻碍其自身的受益能力，内在发展动力的缺失是三农问题的根本性障碍，任何投入都会像雨水一样迅速渗漏，发展资源的不足与发展动力的缺失将形成三农问题中一个长期的且互为因果的根本性矛盾。
关于“三农”问题的调查报告【目录】一．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增收二．进行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是解决农民增收的新模式三．以工补农激活了特色农业的发展，拓宽了农民增收的路子四．以工业反哺农业，农民得到实惠五.结论 【摘要】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增收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直接为解决“三农”问题创造了良好条件，其中以聊城市的时风集团为代表的工业化企业解决了农民的就业问题，而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凤祥集团则带动了农民普遍的增收，这两者均是实施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解决“三农”问题的代表性企业。本文以这两个例子为主要对象调查研究了农民的增收问题。【关键词】三农 农民增收 农业产业化 以工补农【正文】一．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于农民增收“无农不稳，无工不富”。众所周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为不但农业所生产的粮食和其他食物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农业更是发展工业的原始资金积累的主要来源；是轻工业原料的重要来源和工业品的广大市场；是稳定社会、支撑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离开农业这个基础，什么事业都不可能发展，这在哪个国家都是如此。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所以国家更是把“三农”问题放在了重要位置上，而“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键又是农民。因为农民是农村社会的主体，也是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的主体，农民的地位决定着农村的稳定和农业的兴衰。而且农民以占中国大多数人口来算，其收入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GDP水平的高低，所以农民的问题又体现在增加其收入上，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WTO后，农业的进一步向国外开放，给外国农产品以“国民待遇”，会给中国农业带来很强的冲击，影响农民收入。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成为现阶段国家经济的重中之重。二．进行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是解决农民增收的新模式我家所在的城市——聊城，地处鲁西三省交界处，工业起点低，加上区位、人才、技术等制约因素，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市，560万人口中近80%的人在农村，所以解决“三农”问题在聊城显得尤为重要。聊城“三农”问题正是集中表现在农民收入增长不上去，也就是说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解决如何使农民实现增收的问题。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是一个弱势产业，在解决农民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单纯依靠农业是不行的，所以近些年，聊城通过进行实施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战略两种途径的探索，做大做强了一批农村的龙头企业，来突破“三农”问题的瓶颈。聊城工业在全市GDP中的比重由前几年的只有30%多，到2001年达到43%左右，2002年达到46.1%，再到2006年达到50,3%。与此相反，农业在全市GDP比重则每年降两到三个百分点，2002年是25.6%，2006年是22.1%。企业发展，农民富裕，这是突破三农困境的一种新的模式，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直接为解决“三农”问题创造了良好条件，其中以聊城市的时风集团为代表的工业化企业解决了农民的就业问题，而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凤祥集团则带动了农民普遍的增收，这两者均是实施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解决“三农”问题的代表性企业。⒈ 工业化促使农民增收目前，时风集团的30000多工人，大部分来自农村，一年发放工资3个多亿，按照其所在县—高唐的30万农业人口计算，每个人增收1000元，而且农业机械行业主要是面向农村的，他们的很多配件厂都在农村里，不在城市，因此他们解决的都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和更多的农民的增收。工业对农民的带动作用比农业本身要大的多。时风去年生产107.5万辆发动机，96.1万辆农用车，19.7万台拖拉机，实现销售收入84.8亿元，利税4.5亿元。在高唐，近300家大小企业给时风提供配件，有2000辆运输车从事时风产品物流，从业人员达10000余人，加上提供配件、运输的外地人共有十多万人，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进程，为农民增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⒉ 农业产业化促进了农民就业聊城市阳谷县的凤祥集团是我国排名第三的鸡肉供应商，是集分鸡肉、熟制品、调味品、保健品等于一体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是中国肉类食品企业50强之一。2006年实现销售收入18.26亿元，利税10073万元。近年来，凤祥集团以“公司+合作社+农场”的基本运行模式，大刀阔斧地走出贸工农一体化、养加销一条龙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新路子,他们建起了1800个规模的鸡舍,投入近1亿元。6000多户农民利用这些养殖场进行肉鸡饲养，凤祥采取统一管理、统一提供技术指导、统一提供饲料、统一对外运输等五统一措施，为农民提供免费技术指导、免费送饲料、免费运输等服务，涉及三省12县的农民为其提供了6000万只鸡的产量，占其总产量的80%。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达到12000人，带动山东、河南、河北省数十万农民走上脱贫致富之路，而且禽流感时，顶着风险以高于市场价格的正常价格收购农民10000吨鸡，养鸡户受到了很大的实惠。同时凤祥还发动农民调整种植业结构，通过加工转化玉米和牧草，带动种植面积达到10万亩，同时由此影响到的运输业和第三产业等，每年创造经济效益接近4个亿。从凤祥的经验来看，发展农业产业化，是目前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种有效模式。三．以工补农激活了特色农业的发展，拓宽了农民增收的路子，以工补农更是激活了特色农业的发展，进一步拓宽了农民增收的路子，位于中原油田采油三厂的莘县古云镇依靠自身区位优势，倾力加大措施改善投资环境，使全镇民营企业迅猛发展。到去年底，全镇累计固定资产投资达6亿元，年晚场工商税收2300万元，形成了以化工、玻璃制品、纸制品、塑料编织等四大支柱产业，成功地安排了大批农村劳动力，更是用政府资金反哺以工补农，先后发放了大量资金来补贴镇上的养蚕户；修村级路；减收清淤款等，有力扶持了农村特色经济的发展，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四．以工业反哺农业，农民得到实惠⒈ 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解决了农民增收的问题，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则实实在在地充实了政府的钱袋。为什么有的地方老是侵害农民的利益，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地方手里没钱，没有实力就解决不了农村里的问题。以时风集团所在县—高唐为例，其原来就三四万人，现在几个大企业一发展，高唐有钱了，把乡镇干部工资与县里的拉平了，教师工资由县级财政直接统一发放，过去老是靠乡镇养，所谓乡镇养就是向农民伸手，现在真正减轻了农民负担了。像去年停征了农业特产税，停收了公益事业金。⒉ 财政的充盈使得政府在农村的投资有足够的支撑，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⑴ 从2006年开始，实施三年村村通油路工程，去年投资4.2亿元。修了3480公里的油路。涉及1801个村。2007年计划投资5个多亿，修4000公里，通2000多个村，资金由各级财政和国债及地方自筹，不向农民摊派一分钱。⑵ 2006年投资5500万，解决人畜吃水困难。聊城地处黄河滩区，地表水质比较差，水咸。去年提前完成了吃水攻坚计划，解决了43万农民吃水难题。⑶ 集中改造农村中小学危房，使乡村孩子上学有了良好的学习环境。⑷ 通过整合教育资源，切实加强了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术培训，有组织地开展农村劳动力的对外输出工作，近1/3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⑸ 发展农村卫生事业，非典之后，加强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建立乡镇两级公共卫生疾病控制和传染病救治机制，重点改造乡镇中心卫生院。从2007年开始，准备用三年时间，改造30所中心卫生院，推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已完成6个乡镇试点，即将直接在县试点。⑹ 重点开发的“名、特、优、新”的支柱产品,进行工商注册登记，使优质产品取得专用标志。品牌是进入市场的钥匙，强化品牌意识，发挥品牌优势和品牌效益。⑺ 强化产品的市场营销观念和营销手段，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开拓名优产品国内外市场。如壮大农民经纪人队伍，举办或参加各种类型产品展销会、博览会；开设产品专营点、专卖店等，扩大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五.结论总之，工业的发展，扩大了税源，为广大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通过实施农业产业化，大范围地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了农民脱贫致富，提高了农民生活的质量。而两者的共同发展又使政府财政日渐充盈，使政府有足够的实力去反哺农业、农村和农民，支持农业，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民收入，从而更好地统筹城乡发展。虽然“三农”问题是一个发展和长期的问题，现在农民问题依然复杂，但随着政府政策和农村经济改革与社会的发展，相信会有一个很好的出路的。
三农问题论文 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业不发达、农村不繁荣、农民不富裕的问题，习惯上统称为“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一个关键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要把解决“三农”问题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有计划有步骤地妥善加以解决。 一、“三农”工作面临的问题 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农村内外部各种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一直长期困扰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农民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现阶段农民增收困难，多数农民仍然只能通过种粮，散养家禽获得收入，而这些收入都不高，如种植水稻，除去种子、农药、化肥和人工等开支，每亩纯收入仅为160元左右。区2000-2004年的5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632.5元，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3，平均增长率不到8%，仅为城镇居民收入增幅的一半。二是农民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由于缺乏风险分散机制，长期以来农民一直是农产品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主要由农民来承担。在劳动力转移中，农民作为最弱势的群体，常常是最低工资的接受者，创造着城市经济财富却不能分享其利益。普遍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不能享受公共卫生、医疗……
我只是抛砖引玉帮一下，能用就用，无所谓的，你在找找吧，我觉得这好像是公务员考试的东西。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