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哲学思考
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哲学思考 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教育研究与教师培训中心 葛兴坤 中国共(论文库)产党第十（论文库）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论文库）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中（论文库）共中央、国务院又于2005年12月31日颁布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十一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放在各项战略任务的首位。这些举措，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改变我国“三农”落后面貌的勇气和决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和实施，对全面建设和谐社会意义重大，它尊重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原理。 一、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要求 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把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作为根本出发点。 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必须了解国情、立足国情。我国已由农业国发展成为现代工业国，但农业依然落后。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农业和农村呈现出好的发展势头，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仍然艰难，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不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的1/3，两者的增长速度分别为6．2％和9．6％，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没有公平，就没有和谐；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在“十一五”到来之际，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决策，符合中国国情，非常必要和及时。 党中央、国务院强调以务实的态度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提出“五要五不”原则：要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义；要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要民主商议，不强迫命令；要突出特色，不强求一律；要引导扶持，不包办代替。这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哲学思想的充分体现。中国疆域辽阔，农村广阔，地区之间差异大、不平衡。新农村建设必须从本地的实际出发，谨防出现“一阵风”、“大跃进”、“一刀切”等脱离实际的不良倾向。 二、体现了“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观点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任何事物都与它周围的事物相互联系着；任何事物内部的各个部分、要素、环节也是相互联系的；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内部的各个部分、各要素、各环节都是密切相联的。 普遍联系的观点，要求我们学会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联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举全社会之力量建设新农村，农村和农业发展了，又会给工业和城市带来新的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用联系的观点指明了新农村建设中工农城乡的关系。2005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2975亿元，粮食总产量达到9680亿斤。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加强，粮食稳定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从事物联系的内部，高度重视和妥善处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实现整体或系统的良性发展。 联系的观点还告诉我们，任何整体都是由部分组成的，部分的变化会影响整体的变化，有时还会对全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强调局部服从整体的前提下，必须十分重视局部的作用。只有把局部搞好了，才能发挥使整体功能得到最大发挥。针对农村市场营销的薄弱环节，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积极发展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和消费品连锁经营，建立以集中采购、统一配送为核心的新型营销体系。针对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积极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开展和谐家庭、和谐村组、和谐村镇创建活动。 三、体现了“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的要求 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要求弄清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处的阶段和地位。坚持发展的观点，就要学会通观事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学会照应事物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立足今天，面向未来，善于提出新问题，明确新任务。 在过去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农村、农业、农民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和牺牲，促进了工业和城市的蓬勃发展。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2006年全国彻底取消农业税，长达2600年的古老税种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这是社会发展跨越农业时代的重要标志。 “十一五”时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的关键时期，是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取得突破进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加速推进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加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用发展的观点理解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阶段性、长期性，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自觉地肩负起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个神圣而繁重的历史任务。 四、体现了“矛盾普遍性”的原理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这一原理要求我们全面分析矛盾，坚持两分法，防止片面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全面分析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诸多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遵循了矛盾的普遍性原理。 解决好“三农”问题，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在全面分析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把农业科研投入放在公共财政支持的优先位置，提高农业科技在国家科技投入中的比重；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提出了加快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优先解决高氟、高砷、苦咸、污染水及血吸虫病区的饮水安全问题；加快农村能源建设步伐，在适宜地区积极推广沼气、秸秆气化、小水电、太阳能、风力发电等清洁能源技术；以沼气池建设带动农村改圈、改厕、改厨；引导和帮助农民解决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问题;搞好农村污水、垃圾治理，改善农村环境卫生等。免除农业税后，为保证基层政权正常运转和农村义务教育的需要，从2006年起，国家财政将每年支出1030多亿元，解决免税后产生的新矛盾。 从矛盾普遍性的原理出发，充分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在全面分析矛盾的基础上，科学决策，扎实稳健地推进新农村的建设。 五、体现了“主次矛盾及其相互关系”的原理 在事物发展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矛盾，叫做主要矛盾；其它处于从属地位、对事物发展不起决定性作用的矛盾，叫次要矛盾。主次矛盾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虽然主要矛盾处于支配地位，起着决定作用，但次要矛盾反过来也会影响主要矛盾的发展和解决。学习主次矛盾及其相互关系的道理，要求我们看问题办事情既要于抓住重点，又要学会统筹兼顾。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途径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也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我们在集中力量抓这个主要矛盾的同时，决不能忽视次要矛盾，要统筹兼顾，恰当地处理好次要矛盾。全部取消农业税后，巩固和发展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包括深化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改革。这些改革，既涉及农村生产关系调整，也直接触及农村上层建筑变革，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 新农村建设涉及各个方面，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明确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思路、目标和工作措施，统筹安排各项建设任务。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区分轻重缓急，突出建设重点，加强饮水安全、农田水利、乡村道路、农村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发展。要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提高规划的科学性、民主性、可行性，确保新农村建设扎实稳步推进。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决策，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原理。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让广大农民充分享受现代社会的文明成果。 欢迎投稿——内容：学校德育
我国农村法治的困境与解决方略研究
[摘 要] 农村法治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法治是需要法治基础的，对法律基础的再认识是我们推演农村法治困境的前提；多年来农村与城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差别决定和影响着中国法治建设的二元状态。鉴于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农村人口众多和农村社会主体法治意识不强等原因，农村法治在社会整体转型的特殊时期面临着法治困境，需要我们从整体性和差异性着眼探寻现代农村法治的建立，找出现代农村法治的解决方略，以期建立现代整体法治社会。
[关 键 词] 农村法治 困境分析 方略 维护机制
法治，是一种治国模式、治国方略，实指“依法而治”、“法律至上”。这种“法律至上”的观念在中世纪就已提出，其对现代社会发展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我国虽在先秦时期由法家提出过“依法治国”，但根深于国民中的传统人治意识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有相当大的差别。实现法治，特别是农村法治，需要良好的外部资源，并需要进行多重的整合。农村法治，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焦点。在我国，要摒弃千余年封建“人治”思想的影响，实现由“乡士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没有农村法治的系统推进和整体实现是不可能的，农村法治是我国法治实现的基础。
一、现状剖析：我国农村法治现状的理性思考
由于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治理结构，我国法治在城市和农村的外延资源不尽相同，我们需要在法治整体性的基础上，区别认识其各自特殊性。农村是人们最基本生活资源的终极来源地，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我国农村面积占全国领土的90%，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等等特殊性可以看出农村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可以看出如果没有我国农村这个最大社会区域的法治化也就没有整个国家的法治化。因此，对农村法治现状的分析是农村法治走出困境的基础性工作。法治是国家严格依法治国所形成的理想状态，是法律在国家领域内和国家意义上的现实化。法治社会是法治国家基础上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社会状态，它需要相应的基础：主体意识、经济基础、民主政治、现代文化、社会和谐等。我们分析农村法治现状也要从这几个相关方面入手。
第一，农民法治主体的不足——农村法治的主体障碍。法治主体是实行法治必需解决的理论与实践前提。在民主政治国家，法治的主体只能是人民。就我国而言，法治的主体只能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农村，就是广大农民。农民是中国社会最大的群体，是中国法治主体的基础。作为法治主体的农民存在的不足，已成为农村法治推进的阻碍因素。
1．农民法律意识的淡薄。农民的法律意识是其关于法律的心理、知识、观念和思想的总和，体现其对法律现象的认知与评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增强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没有形成合理的正相关关系。一些地区农民法律意识没有随经济的增长和我国立法步伐的加快而明显增强，表现于农民对权力的崇拜、权利义务的模糊、主体意识的淡漠和法律知识的缺乏等。当自身权利被侵害时，要么浑然不知，以“法盲”、“法愚”的形态展现于社会；要么屈从于权威，忍气吞声；要么置法律规定而不顾，“以暴制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往往成为法律工作者给农民“法肓”的真情告白。农民法律意识是农民法律行为的直接支配因素，是法治舆论力量的基本来源。其法律意识的状况已成为农村法治进程的硬约束。
2．农民法律知识的缺乏。法律知识就是法治力量。法治化过程中，在预先的良法规范下人们对法律知识掌握的多少，既影响对自己权利合法维护，又影响自己对法律的遵守。农民法律知识的缺乏不仅严重影响其法律意识的增强，而且严重影响其行为。农民依赖于各类权威的维权活动模式与信任法律权威所要求的现代法律裁决方式迥然不同。农民很少知道自己的权利；在对权利义务系统的理解中，义务是主词，少有权利的知识和观念，“权大于法”是农民心中的“图腾”，他们往往感到需要“关系”、“金钱”和“权力”，不需要法律，视法律为外物，崇尚“无讼有德”，无视或排斥法律权威。现实生活中，才会出现刑事案件也会有“和解”或用“族规”解决的情况，才会出现“相信权力”而“不相信法律”的现象。农民法律知识的缺乏，使农村宗法势力有了生存空间，强化了农村法治的障碍。
3．农民法律能力的不强。农民法律能力是指农民运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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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影响其法律意识的增强，而且严重影响其行为。农民依赖于各类权威的维权活动模式与信任法律权威所要求的现代法律裁决方式迥然不同。农民很少知道自己的权利；在对权利义务系统的理解中，义务是主词，少有权利的知识和观念，“权大于法”是农民心中的“图腾”，他们往往感到需要“关系”、“金钱”和“权力”，不需要法律，视法律为外物，崇尚“无讼有德”，无视或排斥法律权威。现实生活中，才会出现刑事案件也会有“和解”或用“族规”解决的情况，才会出现“相信权力”而“不相信法律”的现象。农民法律知识的缺乏，使农村宗法势力有了生存空间，强化了农村法治的障碍。
3．农民法律能力的不强。农民法律能力是指农民运用法律知识，借助法律制度维护自己权利，履行法定义务，实现自己利益的能力。如果说农民法律知识改变农民法律命运的话，那么农民法律能力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农民法律命运。“书本的死法”要变成“现实中的活法”，需要法治主体在现实中很好地运用法律。农民法律能力不强集中地表现于法律意识淡薄导致的漠视法律、法律知识缺乏导致的无视法律和法律实践的缺乏导致害怕法律。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非一个全新概念，此前在党和政府文件中曾多次出现，在学界也早有学者提出并进行过试验。但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锁定“三农”并具体出台32条重大举措启动新农村建设，其含义自然有别于此前的任何一次。本文试从财政的视野对其中的“新”和“建设”进行讨论。
一、新在何处
此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是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主要是通过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和积累为未来城乡融合奠定基础，但具体而言，“新”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1.时代背景新
经过半个多世纪工业化的发展，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大约为15∶85，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大约为50∶50，城镇化水平超过40%，这表明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国际发展的经验表明，采取工业反哺农业的战略是一种普遍性现象，否则城乡和地区差距会继续拉大，经济社会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动荡。正是基于这一基本国情和发展规律，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审时度势地提出“两个趋势”的重要论断，指出“在工业化初期，农业支持工业，是一个普遍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也是一个普遍趋向”。毋庸置疑，未来经济发展从二元走向一元，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是一个新的发展路线图，新农村建设是协调的第一个基本举措。
2.治理理念新
乡村社会的治理在我国具有双重需求，国家追求有效和稳定，居民谋求福利改进，但是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央政府并未因为对乡村治理存在需求而行使了应当的支出责任。在农业社会，乡村治理是通过乡绅阶层来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从而达到某种程度上的稳定；在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组织承担了农村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任务，但是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后，集体经济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弱化，农村地区公共物品在长期得不到中央政府支持之后，只能在“预算外”和“制度外”寻求出路。而现在，在经历了税费改革漫长试点之后，中央政府回归到其应有的功能，承担了应有的支出责任，这不仅标志着我国农村正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在向工商业社会转型，更标志着我国政府将民生问题放在首位，体现执政为民的治国理念。
3.制度供给创新
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农村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第一步，但在其中制度统筹是关键。我国农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尽管可能预期在某些甚至大部分公共领域有所改进，但总体来看，要在较短的期限内达到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尚有困难。因此，我国政府在具体明确和承担应有的支出责任后，对农村的大规模投资并非无序的，而是具有明显的指向性，旨在通过财政投入建立农村公共品的基本供给制度，为未来城乡制度对接减少摩擦。
二、财政应如何建设
启用财政政策通过“建设”来体现“新”的内涵是城乡统筹的必经之路，但是财政在投入时究竟应该如何作为呢？
1.农村建设是仅对农业投入还是要更关注非农投入？
现实经济成长的历程告诉我们，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村落没有城市拥挤的道路和金光闪闪的大厦，但是他们拥有城市文明，按照城市的生活节奏在生活。这充分说明我国农村的发展并非一定要发展农业，一定要走城市化道路。据专家估计，205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0%，人口总规模将在16亿左右，也就是说按照这一口径进行估计，我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村人口将维持在8亿上下，但是8亿人口完全依附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其中必然有一部分人从事非农产业。在我国成功加入WTO之后，“黄箱政策”、“绿箱政策”和“蓝箱政策”在不同程度上都面临政策约束，运用财政手段直接干预农业生产越来越受到限制，改变支农方式，由直接转为间接对农村的支持不仅易于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而且还可能赢得国家组织的资金支持。况且从工业、农业发展与居民需求的关系来看，强调农村走非农道路是农民福利再造的必由之路。世界经济发展规律表明，居民个体需求的多样化只能通过工业来满足，尽管在经济发展处于1000美元～3000美元阶段时居民的膳食结构将发生改变，但是农民在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需求时农业本身存在局限性。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分析，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恩格尔系数都呈下降趋势，可以预见包括农村居民本身在内的所有国内居民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及新消费需求的出现和成长，农业持续发展得不到市场的支持。当然，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强调，财政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向偏移并非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完全忽视对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科技的支持，只是与居民多样化的需求相比，农业在满足居民需求方面得不到工业所能得到的市场需求支持。
2.农民自身能力的拓展还是“面子工程”？
在现代经济生活变迁过程中，我们要重视社会公正的现实意义。传统经济学一般认为财富积累能够增加社会福利，但现代经济发展表明人均GDP的提高与人的幸福程度改善没有根本的正相关关系。通过新农村建设再造农民福利，为广大农村提供目前短缺的公共品就一定能使农民的整体福利水平得到提高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对不发达国家农村社会转型的深入研究中引入了对“权利”和“能力”的分析，创立了以“能力理论”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发展观。森认为经济增长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增长本身，而在于增长过程所带来的“相关利益”改善，个人能力的成长和拓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目前我国农村正处于结构转换的关键时期，运用财政手段对农村进行大规模广泛地投资，真正的目的不是在农民收入方面做简单的加法，而是在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使农民获取收入的能力得到拓展并使收入机制稳定下来。更重要的是在农民能力得到拓展的同时其对公共物品需求的表达就可能是真正的内生型需求，从而改善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偏好表露难的问题，避免决策权转移而被迫分摊“面子工程”的提供成本，使农村居民也可能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3.农村投入是财政“一条褪”还是财政、市场“两条腿”？
正如此前有学者预测国家在农村公共领域的大规模投入时代一定会到来，2006年这个时代已经来了。对于风雨交加的农村来说，这是真正的雪中送炭，但是单靠财政“一条腿”能行吗？我国的经济建设是在大市场背景下进行的，改革不可能逆市场经济规律而行之，尽管在过去的改革中市场经济将农民边缘化了，但现在农村的最终发展不能完全排斥市场，财政的作用仅在于“引导”和“发动”，农村面貌的根本改变还需要“两条腿”走路。这是因为一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均衡，农村贫困地区过多，虽然国家有能力保证全国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均等化，但是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及村庄、社区公共物品还必须通过自身的力量加以解决；二是从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来看，市场和财政是互补的而非排斥的；三是从国外发展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政府不是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当前，世界公共服务改革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政府应该把政策制定同服务提供分开，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角色是政策制定，而不是主要直接地提供服务。虽然我国财政在农村公共领域的投入有部分属于“补课”的性质，但在公共事务领域内引入市场机制，建立机构之间的竞争机制是必要的，但这一定要在区域性公共品提供中注意保护产权，尽量在降低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达成集体一致行动，从而避免“公共地悲剧”或者“搭便车”行为。
三、警惕财政阳光被“吞噬”
2003年后，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进入一个新时期，中央财政投入力度加大，农民增收较快，消费进一步扩张，财政在解决和支持“三农”问题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促进了农村政治和谐，农村居民对基层政府和村组织的工作认同度逐步提高，“干干关系”、“干群关系”大为改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改变，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逐步提高；农民消费支出和消费质量都有了较大改善，农民纯收入持续上升，恩格尔系数出现下降迹象，在耐用消费品消费方面，拥有量品种和数量都出现增长趋势，农村各项公共事业发生了较大突破，广大农村正享受着财政普照的阳光。但是从实际农村财政运行的情况来看，财政普照的阳光并未完全如预期那样为农民所享受，而是出现被“吞噬”的迹象。
种田的相对比较收益低使财政阳光被“吞噬”。以粮食直补、取消农业税等增收政策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种田的绝对收益，但是另一方面种田成本并没有维持相对稳定，两者相比，种田的相对比较收益使财政阳光照耀在政策之外的组织或者人头上。众所周知，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本身收益率比较低，采取不同的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是世界各国的一贯做法。在我国农业有其特殊的背景，一是我国农业人口过多，二是非农产业在农村发展过缓，农民收入结构中尽管非农产业贡献在增加，但是就种田的农民（而且数量比较巨大）来说，以被管制的粮食价格与由市场定价的农业物资价格相交换，其结果自然是降低了农民的种田比较收益。有人评价说取消农业税的最大好处在于国家干部因为不用直接面对农民而使“干群关系”得到缓解，但实际上国家财政的“真金白银”流入了农资生产企业的口袋中（这部分企业实际上享受了国家的双重优惠待遇，一是市场定价权，二是普遍的税收优惠），而农民口袋里装着的却是刚刚放入的人民币的“余香味”。
农村公共品供给有可能使财政阳光被“吞噬”。这个问题似乎看来是矛盾的，其实不然。我国学者朱钢在对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负担进行研究时就曾经指出，农村公共品需求存在官员需求和一般居民需求，当前者需求大于后者而又缺乏资金时，农民负担就可能由此而生。现在中央政府加大投入为农村提供普遍公共服务固然是件好事，但是毕竟财力有限并且历史欠帐过多，农村公共物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还处于短缺状态。据新华网的消息，因为缺钱，目前在我国60%以上的县没有标准的污水处理场， 65.4%的乡镇没有卫生院，有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60%的农户没有用上卫生厕所，1.5亿农户需要解决燃料问题，6%的行政村没有通公路，2%的村庄没有通电，6%的村子没有电话（新华网，2006.3.4）。因此，农村公共品在长时间内的短缺与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时序性肯定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矛盾，基层组织可能会通过集资或者摊派的方式来解决这种矛盾。更可怕的是，农民享受区域性公共物品还得持续交纳一定的费用才能保证不被排他。显然，农民得到的实惠不仅被转移出去还面临负担加重的问题（例如某些农村地区的有限电视收费问题）。因此，农村公共品形成缺乏诱致性需求因素也会对农民负担反弹形成另一种威胁。
巨额的基层债务有可能使财政阳光被“吞噬”。我国基层财政债务之巨有可能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据统计全国约2100个县级行政单位，乡村债务总规模达5355亿元，乡、村两级公共债务平均每个县高达2.55亿元（新华网，2006.3.4）。当前中央政府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尤其是对贫困县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如果没有较规范的责任分担机制和财政资金的风险控制机制，这部分财政资金有可能会以“公共工程”的名义被挪用填补基层债务的黑洞。
四、结语
2006年，中央政府将继续关注民生问题，加大财政投入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据统计，2006年的财政投入将达3397亿元，比2005年增长14%，比2004年净增781亿元。庞大的财政支出被据为己有或者化为乌有，财政阳光被“吞噬”显然违背了中央的政策初衷。因此，针对上述分析的问题，在下一步的改革中，除了要继续贯彻“多予少取”的方针之外，还要防止国家财政支持目标被扭曲的现象，尽可能最大化财政支出效应。为此，笔者认为：第一，对农业生产资料企业进行严格的管理和规范控制，限制农资价格的无谓、恶意上涨，提高种田的相对收益，保证财政的阳光真正惠及到种田人的头上。第二，财政投资要着重培养农民对公共品的诱致性需求，改善农民对公共品偏好的表达机制。第三，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如果是“工程性”的投入，则必须要加强事前、事中监控和事后验收，健全责任机制和考核机制，并明确奖惩机制；对于用于义务教育、卫生等一般转移性财政资金，要缩短资金转移路径，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凭借公民身份证按照一定标准打入财政专户，实行专款专用。
参考文献：
[1]2006年2月21日正式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2]中国“三农”形势跟踪调查课题组 小康中国痛———来自底层中国的调查报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黄景贵 发展经济学研究：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4]王检贵 劳动和资本双重过剩下的经济发展[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2
[5]韩俊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如何在新形势下更多地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N] 人民网———人民日报，2005—11—30
[来源:论文天下论文网 lunwentianx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