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21世纪的人类社会，正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都处于一个关键时期，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处于一个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表明，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代条件下，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大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发展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将直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以何种姿态走向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恩格斯在1887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按照这种观点，恩格斯曾告诫说：“以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是发展的理论，这是由其本性所决定的：其一，它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实践，特别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它的一切理论观点形成和发展的最深刻源泉和动力，正确的理论必须能够如实、及时地反映实践的发展变化，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另一方面，哲学诚然要解释世界，但更根本的是改造世界，为此，它坚持理论必须不断地被运用于实践，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接受实践的最终检验。离开无限丰富、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其二，它的科学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总结、概括和吸收近现代科学的一切成就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又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不是什么宗教教义，它严格地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某种先验的概念、原则、公式出发来看待自己的一切理论观点。其三，它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不同，也有别于现代西方一些自命不凡的哲学，它从来都不主张自己已经结束了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有它的体系，但这个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为后人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留下了无限广阔的空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述特性，决定了它可能而且必然要求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
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不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及其后期，站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所创立的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发展和人类历史经验包括以往人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并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基本观点包括：辩证而又唯物的世界观、方法论；辩证而又唯物的认识论；辩证而又唯物的历史观等等。
这些基本原理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们可以被有效地运用于实际。在后人掌握、运用这些原理的时候，当然必须从他们所处的具体实际出发。因此，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必须不断地以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人类社会的新经验和新认识来充实和丰富它的内容，否则它就会成为僵死的教条。这已为中国和其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在20世纪的发展实际所证明。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必须反对这样一种错误观点，即认为中国的国情是如此的“特殊”，以致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社会主义理论是完全不适用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科学分析证明，这种“中国特殊论”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
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但是，中国的国情又的确有自己的特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中国历史和现实时，必须充分注意这种特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生根，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也才能彻底驳倒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乎中国国情的论调。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事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党内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的教条主义。30年代初，此种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挫折。为了从哲学的高度克服教条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毛泽东带头研究哲学，写下了诸如《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杰出著作。他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特别地提升到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仅使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党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大理论成果。
问题在于，革命胜利后，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是否仍然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特点？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做出了艰苦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历史教训。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左”倾思潮，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从某种“本本”出发，从抽象的公式、概念出发，超阶段地提出建设所谓“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为了克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教条主义，邓小平积极支持并引导了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使我们党不仅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且形成了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理论、思想，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而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它把握、理解和解决时代重大课题的程度和水平。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紧紧抓住世纪之交乃至下个世纪人类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对时代重大问题的灵敏反映、准确把握和科学解答中，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列宁说：“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它就不能不反映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注：《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那么，当代“社会生活条件”出现了哪些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所不得不格外重视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向人们提出了哪些必须研究或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呢？
1.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其中，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所谓经济全球化现象。
人们列举了资本的“全球化”的种种表现：跨国公司、跨国资本、跨国经济组织的急剧增加，使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出现了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出现了国际化的劳动分工，国际信贷经济得到发展，资本调控进入跨国公司结构，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日趋灵活，非中心化经济逐渐形成，标准化的市场和消费模式的指数不断增长，社会综合保障的信贷制度日益扩展，新价值体系开始创立并得到实际运用。经济全球化还造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中，由于取消了社会和资本之间的界限，资本自身变成社会性，从而一切用于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都已直接被资本吸收，资本的控制呈现出普遍化和迅速扩散的态势，而不再像19世纪那样，集中封闭在一个地区；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经济全球化中承担着重要角色的跨国公司其职能也已发生变化，它不再为一个国家服务，而是有它自己的联盟，为它自己的公司服务，为全球资本主义服务，一切都以它的资本增值和再生产为转移。总之，经济全球化表明，资本的控制真正达到了国际化的程度。有鉴于此，一些人士断言：在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与国家将成为历史的“陈迹”。
应该区别三种意义上的“全球化”：一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客观发展状况或趋势的全球化；二是对现实的全球化现象所作的理论探讨；三是一些大国传媒与资本共谋而进行的“炒作”。对于第一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深入地研究，揭示全球化的实质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势；对于第二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即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存在于一些严肃认真的理论探讨之中的“全球化”理论、思潮，马克思主义者要认真对待，将其中所提出的问题加以批判地分析，转化为自身的研究课题，尽可能说出一些新的道理来；对于第三种意义上的所谓“全球化”，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给以足够的警觉。
人们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解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段话是许多讨论全球化现象的学者（甚至包括那些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士）经常加以引用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国外一些学者如阿里夫·德里克甚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能够写下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极其恰当的描述文字，对于他们那个时代而言是显得奇怪的。
其实，马克思在上述文字里所表述的思想在稍早一些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清楚地阐发过。马克思所以能在资本主义尚处在幼年的时候就对其做出了今天还令世人惊奇的预测，归根到底，源于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源于他对资本的本质的科学把握。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天生的国际派，由于它活跃在世界舞台上，造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造成了交往的普遍化，个人的狭隘地域性的存在愈益被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所代替。人们在惊讶于马克思的天才预测的同时，可能会感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思想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注意，这是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某种简单化、庸俗化和片面化理解的重要原因，因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有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再认识再研究的必要；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毕竟出现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那个时代所不曾具有的变化，毕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新的变化、新的问题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而不能简单复述经典作家的原有见解。
譬如，经济全球化是否将导致民族、国家的消失呢？这个问题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应该看到，整体化是以分化为各自利益不同甚至对立的民族为前提的。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不断加深并未消融各民族不同的特征、价值追求的差别，毋宁说是以这种差别为前提的。因此，各民族在普遍交往过程中所呈现并发展起来的民族性、民族特色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规定。因此，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民族、国家是不可能消亡的。取消了各民族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的一体化“同质世界”本身是一个单调的世界，是不会得到大家认同的。事实上，在主要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唱主角的全球化浪潮中，国家在推动资本的扩张，在维护本民族利益方面始终承担着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民族、国家间的不平等现象。当然，民族、国家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会发生变化，研究这些变化的发展趋向，特别是造成这些变化的社会物质条件，我们能够进一步丰富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社会共同体，关于民族、阶级和国家的理论。
再如，经济全球化使得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格外地突出出来。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就兴起一股对现代化的批判浪潮，后现代主义是其中的重要一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这种反思批判进一步加强了，后殖民理论等思潮进而取代后现代主义成为“显学”。西方现代化理论包含着合理的因素，但也存在着明显的误导。对现代化的反思、批判并不构成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拒绝追求现代化的美好生活、加速现代化建设的理由。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全面复兴的必由之路。因而，在这里，问题只可能转化为对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批判性反思：这种现代化发展道路真的具有普适性吗？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怎样独立自主地选择适
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发展问题能否归结为单纯的经济总量的增加，如果不能，怎样科学地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将会促使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
还有，经济全球化是否消除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呢？笔者认为，全球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使这一矛盾具有了新的更加普遍化的形式。全球化既然从本质上是资本的国际化，那么它就必然地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异化形式。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担负的一个重大历史使命，是深入研究、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征、新趋势，并在这种研究过程中丰富、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2.科学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据以展望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是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对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联的。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100年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 在世界上广大的地域内成为现实。但是有三个必须引起注意的历史现象。其一是社会主义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诞生。它诞生的地方倒是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国家。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起来以后没有能长期保持。其三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一些国家程度不同地面临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繁重任务。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产生的问题，当然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否首先在那里崩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明白无误地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须，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要否定，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而一种社会制度，在它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是不会立即被否定的；另一方面，革命的实际发生，除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急剧尖锐化以外，还有赖于现实的革命条件，而这些条件并不是人们事先所能完全预料、设计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生前多次拒绝了对一些国家是否或者什么时候爆发革命进行预测的请求。
恩格斯逝世后相继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即使被认为是处于稳定发展的战后阶段，资本主义造成的地区冲突、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也是接连不断。所有的历史事实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经得起考验的；另一方面又表明，资本主义的大厦并不是到处都很容易被冲塌的。
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在原来资本主义不发达或很不发达的国家，因而，这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能不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虽然不同国家的情况有别，困难的程度各异，但造成困难的原因多少都与这些国家原有的资本主义不发达而导致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有关。可惜，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天真地以为，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就能自动地带来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如果不能这样，那就把这种制度搞得更“纯”一些。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世纪后半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发生的改革，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它使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模式；一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归根到底要能适合该国的实际，要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努力探索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的中间制度层次，而这就需要改革。人们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希望，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改革经验能够被提升到更加系统、成熟的理论形态，从而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域。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挫折。只要不抱偏见，就会承认，这一挫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失败”，但这一重大挫折也的确表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远未达到成熟的形态。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新突破、新发展的契机，能否把握好这种契机，关键在于是否科学地总结和消化历史经验。应该说，人类在20世纪确实积累了丰富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经验宝库中的最新内容。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推卸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这对于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3.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
突出现象。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其所以重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必须以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为其坚实的基础；其二，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从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说，20世纪的面貌是大大地改观了。本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标志着科学新时代的到来。40年代以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宇宙航行、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7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学、网络技术、新的生物技术和生命复制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为主体的高科技群的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创造了以往不能想象的宽广的可能性。知识经济的兴起更是大大缩短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之间的“时间差”，科学研究本身，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运用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科学技术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拓宽和深化了人们的世界图景，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劳动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使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的认识跃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研究这些新的变化、新的影响，利用人类对自然界、社会和自身的新认识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可以说，脱离当代科学技术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给即将走向新世纪的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由就业、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构成的全球性问题；由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广泛应用中出现的负面影响而产生的科学合理性与技术合理性问题；由社会的信息化所导致的文明危机与文化冲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科学技术发展本身不能完全解决的。毫无疑问，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
三、世界普遍交往时代的哲学
社会生活条件异常剧烈的变化，当代社会实践中涌现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能不在人们的头脑中反映出来，从而，出现各式各样的哲学文化思潮是毫不奇怪的。我们看到，与现实生活的复杂多变交相辉映，诸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思潮、新文化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如何科学地对待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是在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个半世纪以前只是少数先进的人们所遵循的世界观成长为今天世界性的哲学思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不是那种狭隘的宗派哲学，而是始终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抱着一种博大的开放胸襟。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上的开放性并不意味着它在本质上持一种折衷主义的立场，它在批判谬误、捍卫和发展真理上的原则立场是有目共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问题在于，要斗争就必须讲究斗争的艺术，要批判错误的东西，就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恩格斯在评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时深刻地指出：“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恩格斯在这里所揭示的方法，是我们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按照这种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时，必须把批判、探索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错误思潮颠倒化地处理的问题转化为正面研究的对象，做出真正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解答，同时，批判地吸收其中可能具有的合理成分。应该看到，当代西方各种哲学思潮，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其所以产生并得以传播开来，总是表明它所提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以往不曾熟悉，或不曾重视的问题，将这些问题真正梳理清楚，不仅可以消除错误思潮的影响，而且是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所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勇于参加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开阔自己的眼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意义是通过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艰苦努力才获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新发展同样要靠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扎实工作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而且能够在21世纪拥有更加光辉灿烂的发展前景。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对大学生进行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教育 和人文素质教育的基础课程。以下是我整理的三千字哲学论文 范文 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摘要：长期以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重点放在教授知识体系上，形成了满堂灌输的教学模式。我们需要走出哲学教学理念的误区，还原哲学学科的本性，以哲学的方式进行哲学教学，即变知识体系式教学为 反思 现实问题的专题式教学和变注入式单向教学为诘问式互动教学。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式教学;诘问式互动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 文章 编号：1002-2589(2011)15-0274-02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对大学生进行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的基础课程。长期以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中心放在概念界定和逻辑推理上，极力追求理论体系的严密性和完整性，遵循着从基本概念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相关的哲学原理，然后围绕这些概念、原理进行论证，或者再结合某些具体事例加以解释的教学模式。我们的教学实践表明，这种 教学 方法 非但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甚或还起到了反作用，给学生一种说教或者高高在上的形象，导致学生有逆反心理或者高不可攀的畏惧心理，因此，我们需要走出哲学教学理念的误区，还原哲学学科的本性，以哲学的方式进行哲学教学。
一、以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教学目的，变知识体系式教学为反思现实问题的专题式教学
现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国内有三种存在状态:讲坛哲学(存在于讲话、官方文件 报告 、公共政治课讲坛上的哲学)、论坛哲学(学者们讨论的哲学)、应用哲学(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哲学)。汪信砚教授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其原因在于人们并没有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存在的根本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视同知识教育和知识传播这样一种有严重缺陷的教学观念。这种教学观念是有其“论坛哲学”方面的根源的。时至今日,“论坛哲学”中仍然有不少人并不真正理解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至少是并不真正懂得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他们仍然把哲学视为一种知识系统，并由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一种科学的知识体系[1]。长期以来实际支配着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知识，并且不断追求大而全的知识体系，唯恐遗漏了某一个重要的“知识点”，让学生记忆背诵那些并不理解也来不及理解的抽象概念，使得丰富多彩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失去了它应有的灵性，变成令人生畏的教条。“在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着哲学教育远离学生现实生活的问题，哲学被简约成一些概念、术语、原理、规律、范畴的堆砌，成为了异己于学生的僵硬的概念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生活世界、改造生活世界的本真精神被遮蔽，断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反思、批判的理性之链”[2]。
因此，我们要进行哲学教学，就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进行准确定位，必须努力破除这种教学观念，确立起一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特性真正相适应的教学观念。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结构严谨、高度抽象、逻辑性强、富于思辩性、富于批判性的理论体系，但其形而上的知识体系承载着对人类生活的一种终极关怀，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思，是现时代精神的精华。它不能脱离知识而孤立存在，但它又不是单纯的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一种任何其他学科所不能取代的功能，其根本意义在于关怀和探索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鲜明地体现了人类的崇高价值理想，可以帮助和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理想和信念。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要充分展现这一根本的意义，就应从问题出发，特别要直面社会和人生中那些引起学生普遍关注和困惑的现实问题，积极地回应和解决学生的各种思想问题，使学生深刻地理解和自觉地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表达的崇高价值理想，并将这种价值理想作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最高价值取向。
运用专题性讲座取代体系性讲授，已经成为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改革与发展的一种新趋势。所谓专题教学，就是针对某种现实需要，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主线所进行的专题性研究和教学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教学一定要符合以下要求:一是问题的现实性、思想上的针对性。哲学专题教学必须紧紧抓住学生思想、工作和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进行深入解剖和辨析，澄清学生的各种模糊认识或错误认识。比如我曾尝试过如下选题，“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影响不容忽视”、“实用主义观念剖析”、“意识形态中的战争”、“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人的自由与解放”，等等，不仅学生感兴趣，而且教学效果好。二是学科视野宽广、知识要点管用。对于哲学知识的传授，不是面面俱到、照本宣科，而是在吃透教材的基础上，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人阐发其精髓，注重知识的应用价值，为学生提供分析和认识现实问题的基本观点、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三是更强的探究性、更大的自主性。专题教学一方面对老师而言是一种研究式教学，主要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运用，如何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研究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专题教学另一方面对学生而言，也是一种探究性学习，要真正解决学生的思想实际，必须要使学生在进行探究中获得体验，实现自主性发展。
二、以激发学生哲学思维为教学手段，变注入式单向教学为诘问式互动教学
多年来，按照教授知识体系的教学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堂基本囿于一种“满堂灌”的注入式教学，即使是有所改进，也正如孙正聿老教授所认识到的那样：理论课教学中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以“原理+实例”的方式进行讲授，在这种讲授中，把理论当成枯燥的条文和现成的结论，只是用理论去解释实例，或者用实例去证明理论，而理论自身的“道理”却没有成为被讲授的对象，因而也就失去了“以理服人”的力量[3]。
哲学是“爱智”，哲学是一种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变革的智慧，哲学思维的核心就是批判性思维。它激发人们的 想象力 和创造力，冲击人类思维中的惰性、保守性和凝固性，弘扬人们的主体意识、反思意识和探索精神，锻炼和提高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培养和强化人们的创造性综合素质，因此，哲学课应该采取启迪式、思辨式、反思式和追问式的教学方式。撞击学生的理论思维，促进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激发学生探索的精神动力应当是哲学教学方法改革的核心环节。韩震教授认为：哲学本质上不是一种知识体系，而是系统性的、反思性的、批判性的思维活动。如
果老师不以某种方式引导学生进入反思和批判的思维活动，那他就是以非哲学的方式教哲学;如果学生不能主动地进入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状态，那他就是以非哲学的方式学习哲学[4]。哲学史上许多哲学巨匠的著作都是用对话、 辩论 的形式写成的。以哲学的方式引导学生，在我看来就是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相互诘问的活动，它可以表现为课堂上的对话式讨论和课堂外辩论竞赛等形式，由此形成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主体间愉悦教学，在思维交锋的过程中实现教学目的。
所谓对话式讨论，指在平等开放的课堂上师生之间展开深层次交流。对话正成为教学改革浪潮中的显著趋势，师生、生生间的对话正逐渐代替教师的“一言堂”、“满堂灌”。因为有了对话，教师不再同化、固化学生的思维，而是鼓励学生 发散思维 ，鼓励学生敢于质疑和创新。对于哲学课程的教学而言，对话其实是对话双方的诘难，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的曾经运用过。“在讨论知识和伦理道德等各种问题的时候，关于采用问答法，双方一问一答，通过诘难，使对方陷入矛盾，承认其无知，逐渐修正意见，从而导致真理”[5]。苏格拉底把这种方法与他母亲的接生法相比称之为“精神助产术”，即通过比喻、启发等手段，用对话的方式，使问题的讨论从具体事例出发，逐步深入，层层追问，最后走向确定的知识——事物的本质。“精神助产术”包括四个基本环节：一是反讥阶段，先承认对方的论断是正确的，然后按照对方的逻辑从对方法的论断中推出矛盾，从而否定了对方的命题和观点。二是归纳，从个别中概括出一般，再从一般性的命题推出反例，使对方承认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三是诱导，提出对方不得不接受的真理。四是定义，对一般作出概要性的解释。这种方法在我们今天的教学中有利于教师和学生在平等、开放的讨论中，反复论证和诘难，致使学生在问答的双向过程中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方法与精神。
此外，与对话式课堂活动相配套，可以适当地引入 辩论赛 等实践环节。辩论古已有之，它体现了人类探求真理的冲动和享受思维激荡的乐趣。辩论，也叫论辩，是人们基于本身对于某一事物的认知的不同立场而展开争论的过程，是一个批驳谬误，不断加深各方对于事物的认知而逐渐统一观点、趋向正确认知的过程。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特性，我们可以设计出这样的选题：“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是否创造条件也要上”、“近墨者黑还是近墨者未必黑”、“人人为我还是我为人人”、“人类是否将毁于科学技术”、“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金钱是否是万恶之源”，等等。通过辩论赛，不仅能够使学生在思想与思想的碰撞、心灵与心灵的接纳、智慧与智慧的较量中养成思考的习惯、形成批判思维和提高思辨能力，而且更能引发学生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怀，形成社会责任感，树立崇高的理想。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最根本的素质教育———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遵照邓小平同志“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原则，本文中无论是专题式教学还是诘难式讨论的教学改革，最终都是落脚于增强马思主义哲学教学的“实效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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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具体如下：
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所谓时代精神也就是对一定时代的本质、主题和基本特征等方面的概括。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发展趋向方面的主题、任务及其精神需求，它渗透在这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各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指引着无产阶级时代前进，推动文明进步，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自觉地植根于社会实践的丰厚土壤。
不断地从现实生活中吮吸自己的生命之泉，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检验、丰富和发展自己，科学地回答了时代在不同阶段提出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它是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科学。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性。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品质。.
只有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从根本上说，就在于以实践为基础，深刻地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及其客观依据。
因此，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也只有紧密结合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才能加以深刻理解。
主观能动性是人类认识和改变世界的过程中有目的、有计划、积极主动的有意识的活动能力。主观能动性是人类所特有的，人们应当以客观规律和客观事实为基础，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意识地自觉想问题、办事情，才能把事情办的更好。
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围绕着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开展的。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只有以实际问题，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断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并通过对实际问题的思考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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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做到层次分明、脉络清晰，常常将正文部分分成几个大的段落。这些段落即所谓逻辑段，一个逻辑段可包含几个小逻辑段，一个小逻辑段可包含一个或几个自然段，使正文形成若干层次。论文的层次不宜过多，一般不超过五级。
2、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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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应以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为原则。所有引用别人的观点或文字，无论曾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都必须注明出处或加以注释。凡转引文献资料，应如实说明。对已有学术成果的介绍、评论、引用和注释，应力求客观、公允、准确。伪注、伪造、篡改文献和数据等，均属学术不端行为。
关键字：哲学 趋势 方法论 全球化 马克思
摘要：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适应时代和实践的要求，在批判和改造以往哲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的大厦的根基，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全球化毫无疑问是当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它不想偏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就必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全球化进程。如何认识当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决定我们怎样判断全球化和怎样参与全球化的出发点。马克思曾经对全球化的发生和发展以“世界历史”的理论形态作了概括和分析，掌握马克思关于全球化或者说“世界历史”分析的方法论，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全球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资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一、当代马克思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这门课，我慢慢地了解到：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它不应只建立在我们感性理解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的学习，我们必须把它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基础角度，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其矛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出了现实需求，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和实践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成果，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认识历史和时代问题提供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深刻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它被社会主义必然代替的历史命运。这些都是科学的理论！人的认识是从实践产生，为实践服务，随实践发展，并受实践检验的。认识依赖于实践，离开实践的认识是根本不可能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类创造历史的两种基本活动。坚持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归根结底是要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结合起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是辨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揭示的人类认识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学说，为人类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指明了现实的道路，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奠定了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
二、马克思全球化
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概念在国际文化学上的应用，是与关于“世界文化”的理论紧密相关的。国际文化学者认为全球化是指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的文化的生长与加速发展的复杂的整体过程，特别是世界整体意识的形成过程。他们认为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化不断地受到全球交流技术和媒介网络的冲击，它逐渐通过并在这种冲击中进行跨国综合或全球综合。可以看到，全球化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结果，它从各个不同方面揭示20世纪末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特征，因此，它是一个描述时代性的概念。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以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生为开端，至今历经100多年。从100多年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看，全球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自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资本、劳动力的大规模的国际性流动成为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第二阶段是经过“一战”、“二战”之后，于50、6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个阶段以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以及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为特征；第三阶段滥觞于70年代，到80、90年代形成一股强劲的浪潮，它是在新的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的背景下，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及扩散、资本在全球范围大规模流动和企业经营活动的国际化等为重要特征，这股浪潮方兴未艾，其影响空前广泛而深刻。
全球化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有质的区别，它不仅是全球依存度的增加，一体化速度的加快，而且是时代的根本转变——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转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是全球化而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近二三十年来，由于通讯、交通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革命，造成了资本、商品、信息以及人的全球范围的空前流动，经济全球化趋势凸现：一是贸易自由化。尽管贸易保护主义在某些国家某些时候有所回潮，但各国间开放度越来越高，进一步消除贸易障碍的趋势不可逆转。二是资本国际化。“失去祖国”的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驱使金融资本为追逐最大利润到处流动，货币及有价证券的国际贸易昼夜不停地循环于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极大地改变着全球资源配置的形式和格局。三是生产经营的世界化。对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跨国公司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攫取高额利润，把分支生产经营机构分布到世界每个角落，形成超脱于任何民族国家之外的生产、消费、投资体系。四是知识产业化，战后第四次科技革命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即从以物质资源的占有和消耗为特征的工业经济逐步向以知识、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作为决定因素为特征的经济的转型。
二、马克思关于全球化的基本方法论
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始终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时代特征、一般规律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尽管马克思没有看到像今天这样的全球性问题，也没有系统的全球化理论，但他从全球视野阐发的“世界历史”的重要思想，确实为我们研究当代全球化问题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对全球化，或者说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可分前后期，在前期，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是同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联系在一起的。在后期，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主要同对东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总体来看，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亦即全球化的观点有三个方面：
1.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人类历史之外的什么“世界精神”“漫游”的产物，而是以工业技术革命为代表的生产力自身运动的结果。大工业的出现必然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这种分工又引起商品交换的扩大，而商品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则形成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各个国家、民族连为一体，形成世界历史。他指出：“由于机器和蒸气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
2.全球化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成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形成不仅是经济活动世界化的过程，而且也是精神活动世界化的过程，它标志着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形态的创立。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使乡村服从于城市，农业民族服从于工业民族，“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为了追逐利润，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开辟市场，到处安家落户，把生产和消费日甚一日地变成全球化的。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农业社会的狭隘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地域藩篱被打破了，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来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瓦解了，一切国家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仇外心理在日益消失。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文化也日益打破其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3.全球化是人的发展过程。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现实的个人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的历史，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点。”而“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马克思认为，以生产力普遍发展为基础的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是个人及其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普遍交往，一方面在一切民族中同时产生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得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而最后，狭义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只有实现普遍交往，“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然而，“历史向世界转变的过程”既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又作为一种盲目的、自发的和异化的过程和力量与人相对立。“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世界历史”就在这种普遍性的生产、交往与普遍性的个人的互动中，在人的主体化和异化的互动中不断从低级向高级迈进。
马克思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全球化一般过程的阐述是博大精深的，不仅作了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的分析，而且作了哲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分析，不仅揭示了这个历史过程的本质，而且描述了这个过程的生动的现象，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逻辑的。透过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丰富的内容，我们可以找出贯穿在这个理论的基本方法论，这些基本方法论构成了他的全球化理论的活的灵魂。
1.历史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方法。历史尺度，就是社会客观规律的尺度，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基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不断运动变化的自然历史过程。一切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的合理与否、作用大小都视其是否适应、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客观的基本的标准。这一点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从根本上区分开来。马克思又认为，历史是由有目的有意志有激情的人自觉创造的，历史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最终目的，因此，价值尺度，就是反映人需要、人的价值、人的发展的尺度，是判断社会进步的最高尺度。这一点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其他形而上学的庸俗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根本上区分开来。在促进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普遍化，促进交往关系和精神生产的普遍化的意义上，马克思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伟大的划时代的贡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资本主义仿佛魔术般地把无尽的财富从地下召唤出来，它在100多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人类世世代代所创造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然而，由于资本主义自身所固有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根本矛盾不可克服并日益扩大，使它在推动社会生产力日益社会化普遍化的同时暴露了它的有限性和暂时性；它在消灭民族的狭隘性的同时又把一切文明资本主义化，威胁着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它在促进人的普遍流动和发展人的能力的同时又使人成为市场体系的附属物，市场价值决定着人的知识、尊严、良心的价值，交往、文化的世界化反面造成了“单向度的人”，贸易和交换自由反而剥夺了人的人格自由。马克思在这里不仅用历史尺度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作了无情地批判，而且运用价值尺度对这个“世界历史”形成的野蛮的、血淋淋的一面作愤怒的揭露，彻底抹去了罩在资本主义文明上的灵光。
2.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方法。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但承认人类历史发展是由普遍性的规律所支配，而且承认这种普遍规律是通过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历史主体的特殊的实践活动发生作用的。历史辩证法的使命就在于从历史 的特殊性中探索出历史的普遍性，又以这种普遍性的认识更深刻更全面地把握历史的特殊性，唯物史观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原理，正是马克思把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辩证分析考察“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逻辑结果。首先，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成阐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必然性。从《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宣言》到《资本论》，马克思从手工业作坊生产方式向社会化大工业转变，自然分工向国际分工转变，地域性的交换形式向世界市场转变，自然联系的人向世界普遍交往的人的转变，充分论证了人类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是“世界历史”的开端，标志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和人类文明的一次飞跃。其次，从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中揭示“世界历史”的一般过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把个人、民族的特殊的形态，亦即狭隘的、封闭的、自在的形式转变为普遍的形式，也就是世界性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以及自主性的人的状态，取得对封建制度的彻底的胜利，取得了统治的地位。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特殊形态中抽象出普遍的生产、交换、消费和交往关系，普遍的人，并把这种普遍性的产生、发展看作是“世界历史”的本质特征和必然要求，“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普遍性不断超越特殊性的过程。以资本主义的细胞——商品的性质和产生为起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结构及其内在矛盾作了科学的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其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特性，必然容纳不了在其自身生长起的社会化的生产力和普遍发展的人，这就必然要打破资本主义这种特殊形态，这是“世界历史”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共产主义，由于它适应生产力和人的世界性普遍性的发展，从而取代资本主义成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共产主义的合理性，马克思明确指出就是个人的存在直接同世界历史相联系。“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共产主义以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否则，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一种地域性的现象存在，处于一种“落后的、家庭式的笼罩着神秘气氛”的状态，这种共产主义必定随着交往的扩大而瓦解。在马克思看来，随着“世界历史”发展，共产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然而共产主义也不是终极状态，相对于“世界历史”的无限发展，它也只不过是“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状态，一个环节。“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历史的普遍性对历史特殊性的超越，造成了历史的不断进步。然而，历史普遍性并不能脱离特殊性。历史普遍性的日益扩展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正如它导致资本主义一样，但是由于各民族、各国的具体实际不一样，历史普遍规律的实现方式，实现途径也会不一样。马克思晚年十分注重研究东方民族的特殊性，指出东方民族在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上存在着特殊性和多样性。可见，由于把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地结合起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具有巨大的历史感和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
3.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相统一的方法。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优秀内核——辩证法，运用对“世界历史”的理论思考，他认为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因此，他对“世界历史”的源起和过程、本质和规律的揭示无不是建立在“批判”的基础上。首先是批判地指出“世界历史”是资产阶级的发家史。资产阶级对利润的贪欲，驱动着他们不断奔跑于世界开拓国际市场，不断改进生产手段降低成本，不断驱赶农民离开家园以获得更多的廉价的工业劳动力。尽管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但资本的积累和发展从头到脚都充满了残暴和血泪。其次是批判地指出“世界历史”是充满矛盾曲折发展的历史。资产阶级在建立统一的市场，统一的生产、消费体系的同时，也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扩展到世界各地，生产的无限膨胀以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作为代价，人的普遍发展以劳动阶级的片面发展为代价，社会的前进运动以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后发展民族的贫困为代价。再次是批判地指出“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文明世界化的历史。资产阶级把文明传播到全球每个角落，但实质上是按自己的价值观改造世界。“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本主义文明的世界化过程是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价值观冲突的过程。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的批判仅仅是他理论地把握“世界历史”的一个环节，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他认为真正的哲学批判不能够满足于抽象地否定旧世界，而应该通过批判“建立一个新世界”。
因此，马克思的历史方法不仅是批判性的，而且是建构性的。根据“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他在否定资产阶级作为全人类利益代表的同时找到了与社会化大生产相一致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指明了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他在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远合理神话的同时揭示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产生和发展的整体规律，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代替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历史趋势和基本要求；他在抨击资本主义文明的虚伪性狭隘性的同时提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这一“世界历史”发展的最高目标，指出代替那阶级对立、主客体对立状态的将是“个人的自由的联合体”，这样的联合体的根本特征是“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而实现“个人自由发展”必须在“世界历史”的充满矛盾的发展历程中获得必要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我国学术界也称为
“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斯大林教条体系”或“传统
体系”等, 从这些提法中我们不难看出人们对该体系
的反思和试图冲破它的理论努力。这一切当然是建
立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到底指什么的理
论思考基础上, 但同时, 也是更为根本的原因是: 我
国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直接来源于苏联马克
思主义哲学体系。这样, 我们对苏联哲学界关于马克
思主义哲学体系问题的讨论作一梳理就具有十分重
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了。
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
通常人们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斯大林
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原因是: 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构
造的理论体系, 影响了一整个历史时期。实际上, 斯
大林的思想并不是理论的“空中楼阁”, 而是直接来
源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思想。
普列汉诺夫这位被列宁称为“从彻底的辩证唯
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滥调”“的唯一马克
思主义者”[ 1 ] (P31) , 以其《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
(1895 年)“对辩证唯物主义做了极其完美的有价值
的阐述”,“培养了整整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
者”[ 2 ] (P67) [ 3 ] (P308) , 他的思想无疑会对后来列宁和斯大
林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普列汉诺夫是较早的正式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
一科学术语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哲学家。
他认为, 最新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真正科学
地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 因而是唯一彻底的和最先
进的哲学体系。他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
界观⋯⋯既包括自然界, 也包括历史。无论在自然界
或是历史方面, 这种世界观‘都是本质上辨证性的’。
这个形容词不是说明唯物主义的特征, 而只是表明
应用它去解释的那些领域之一。”[ 4 ] (P311) 普列汉诺夫
在其他场合也用其它不同的说法来表达这个意思,
说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以“宇宙”为出发点的唯物辩
证法在社会学方面的应用。为此, 他强调说“存在的
收稿日期: 2001—06—25
·1·
只是一个‘体系’——辩证唯物主义体系, 在这个体
系中既有政治经济学, 也有对历史唯物主义过程的
科学解释, 还有别的许多东西”。[ 4 ] (P106) 这样,“辩证
唯物主义”就几乎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代名
词。他的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列宁。
1909 年发表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
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过程中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理论体系, 尤其是它的认识论体系, 列宁指出, 马克
思主义哲学整体是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 其中“决
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 不
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 5 ] (P332—335)。1913—1917 年, 列
宁在其《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组成部分》、《卡尔
- 马克思》中总结和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清楚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几个组成部
分: 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阶级斗
争。后来在《哲学笔记》中, 列宁提出了一些哲学体系
的纲要, 其中《辩证法的要素》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体系的雏形。[ 6 ] (P276) 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在《资
本论》中, 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
三个词: 它们是同一个东西] 都应用于一门的科
学”。[ 6 ] (P290)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
体系的基本原则——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
识论是“同一个东西”。
可见,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强调了辩证法在整
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重要意义; 都把历史唯
物主义看成是辩证法在历史领域的应用。不同的是,
前者更强调唯物主义方面, 而后者更强调辩证法方
面。此外, 列宁更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
并没有像普列汉诺夫那样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直
接称为“辩证唯物主义体系”, 而是提出了建立马克
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任务, 并为此作了大量的理论准
备工作。这些都为斯大林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提供了条件。
20 世纪30 年代, 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一书,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分为
辩证法(概括为四个特征)、唯物主义(归纳为三个方
面) 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
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运用) 三个部分, 并采
用单调的叙述方法: 一律先叙述基本原理, 然后用具
体的事例对原理加以说明。这本书, 原是作为《苏联
共产党(布) 历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的内容。后
来因加上上述书名, 以单行本的方式发行, 而立即被
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顶峰”, 以后, 苏联大多数哲
学教科书的编写都以此为蓝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也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代名词。
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以此为标志正
式形成。
考察它形成的过程, 尤其是其理论来源——普
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思想, 不难发现:
首先,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内容上划分为
三大部分, 即辩证法、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并
不是斯大林的首创, 列宁在写作《马克思主义的三个
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以及《卡尔- 马克思》等哲学
专著时, 也明显地排列出了: 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次序, 后来的苏联哲学家基本上
沿用了列宁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方法, 撰写
了不少有分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和专著。斯
大林写于1906 年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就
已经包括三个部分:“辩证方法”、“唯物主义理论”、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从体系上与《辩证唯物主义
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相似的。
其次, 斯大林在分别论述辩证法的四个基本特
征(联系、运动变化、发展和矛盾说) , 也是与列宁对
辩证法的论述思想分不开的, 只是将列宁的“辩证法
是核心”的思想片面地理解为“辩证法是方法”; 而将
唯物主义概括为三个基本特征, 则直接来源于列宁
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前三章, 在这里, 列
宁分别讲了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问题: 物质和意识
何为第一性, 物质的可认识性, 世界的本源。这三个
问题恰恰是斯大林概括的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特征
的全部内容, 所不同的只是次序的改变。
再次, 在具体论述历史唯物主义时, 斯大林下了
一个定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
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 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
用与社会生活现象, 应用于社会, 应用于研究社会历
史。”这种“推广说”也是斯大林后来遭到批判的热
点, 但是, 我们必须知道, 这种推广说是来源于普列
汉诺夫和列宁的应用说的。普列汉诺夫在《论一元论
历史观之发展》和《唯物主义史论丛》等书中多次讲
到应用说; 而列宁在1913 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
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 就明明白白写道:“马克思
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 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
主义哲学, 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人类
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
的最大成果。”[ 5 ] (P443) 对照斯大林和普列汉诺夫及列
宁的论述, 可见他们之间无多大原则差异, 可见斯大
林对两位前人的继承性。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是, 斯大林直接把马克思主
义哲学体系由“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演变为“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 也是来源于普列汉诺
夫和列宁。因为, 1906 年在写《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
主义?》时, 斯大林还深受普列汉诺夫的影响, 认为:
·2·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哲学体系, ⋯⋯这个哲学体
系叫做辩证唯物主义。”“为什么叫做辩证唯物主义
呢? 因为它的方法是辨证的, 而理论是唯物
的。”[ 7 ] (P274) (后面一句话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中的说法相同。) 又由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
尤其后者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完整性
(如前所述) , 作为学生辈的斯大林当然就会继承前
人的思想甚至论述的方法, 于是就提供了《辩证唯物
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模式: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
明确地分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部
分, 分成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几大块。在
这样的“板块结构”中, 辩证法是方法, 唯物主义是理
论, 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
的推广。
综上所述, 斯大林提供的体系模式的最大特点
是“推广说”和“板块说”, 而这些都是在不同程度上
来源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思想, 只不过, 其中有斯
大林对他们的误读。
实际上, 综观20、30 年代苏联哲学界, 由于机械
论和德波林学派的两次论战, 几乎所有的哲学专著
和教科书都是专题性的, 此时的辩证法、唯物论、历
史唯物主义都是分块论述就不足为奇。从最早的布
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1921 年)、希洛可夫《辩证
唯物主义》(1931 年) , 到米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上册, 1932 年)、罗森塔尔《唯物辩证
法》(1936 年) , 这一时期的苏联哲学家的确都是把
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分成独立的研究课
题而著书立说。斯大林1938 年撰写的《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不受这些专著的影响。后者
只不过把各个组成部分综合在一起, 以完成列宁所
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块整钢”的理论体系建构任
务, 并揭示“一块整钢”各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只
是, 现在看起来, 这个任务完成得并不圆满, 甚至可
以说问题颇多。
二、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演化
我们常以斯大林的体系模式代称苏联体系模
式, 是为了说明它的影响之巨大和深刻。尔后, 几乎
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是按斯大林体系的
标准来编排的, 而且这种状况并不因为斯大林的逝
世和后期对他的批判而终止。但这正如苏联哲学家
叶夫格拉弗夫在他的《苏联哲学史》中所说,“不能
说”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实
际上, 在这期间和以后都有许多哲学家, 极具勇气地
指出了斯大林体系的不足和缺陷, 并试图从不同的
方面去建构新的他们认为更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
学体系, 他们的理论活动构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
学体系的演化空间, 如果我们把他们“排除在理论界
限之外, 从历史角度看, 那将是不公正的”。[ 8 ] (P135)
这一演化过程从20 世纪40 年代一直延续到
70、80 年代, 其中能够突破斯大林体系的是以凯德
洛夫和科普宁为代表的“认识论派”。前者从斯大林
的论述方法和具体论述内容出发反对斯大林的体
系; 后者甚至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不是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而是认识论。
早在1947 年, 凯德洛夫就开始反对斯大林的
“原理加例子”式的体系论述方法。1955 年, 他在题
为《论自然科学中的几个基本哲学问题》的报告中再
次指出:“现有的辩证唯物主义著作的缺点, 在于没
有深刻领会列宁⋯⋯的指示⋯⋯这种例子堆砌的错
误做法不是别的, 正是对待问题的教条主义态
度”。[ 9 ]1977 年, 在题为《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报告中, 他指出, 哲学体系(尤
其是辩证法体系) 的学术方法应该是首先找出其“细
胞”, 然后以这个“细胞”为起点, 研究其最高级、最发
达的形式, 最后形成理论体系。他的这一思想当然遭
到了苏联大部分哲学家的反对, 包括米丁、亚历山大
洛夫和康斯坦丁诺夫等人的激烈反对, 他们编著的
一系列教科书基本上都是严格按照斯大林所提供的
体系叙述方法, 即先叙述原理, 然后加上例子。但是
在凯德洛夫看来, 这没有严格而彻底的遵循列宁关
于辩证法、逻辑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三者一致的思想,
所以也就无法完成列宁提出的将唯物辩证法乃至整
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的任务。
凯德洛夫还对斯大林体系的具体结构提出了批
评。他说, 应该放弃斯大林的小册子结构, 系统阐述
辩证唯物主义这门科学的书,“绝不能按照先讲辨证
方法的四个特征、后讲哲学唯物主义的三个特征的
结构”来安排, 如果这样做, 辩证唯物主义的许多重
要内容和范畴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如否定之否定
规律的长期被忽视)。他在《“否定之否定”规律》一文
中详细论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唯物主义辩证法中
应占有的地位。这实际上是对斯大林体系的“板块结
构”的简单性提出了批评, 并试图冲破这种板块, 填
补新的内容。
在对斯大林体系的单调的叙述方法和简单的分
块“体系”结构提出反对意见后, 凯德洛夫进一步指
出, 斯大林体系的严重缺陷还在于: 把辩证法和唯物
主义割裂开来、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以前
的哲学和“过低估计列宁的哲学遗产”, 他认为, 按照
列宁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三者统一的思想就意味
着: 不能撇开认识论问题而从纯方法论角度提出哲
学问题, 也不能完全撇开认识方法问题而从认识论
·3·
上提出问题。这就提出了他一贯的观点: 不能否认辩
证法是逻辑和认识论。
凯德洛夫的这一思想得到了科普宁的支持和发
展。1962 年, 科普宁就在一个哲学讨论会上批评了
对科学认识论问题研究甚少的现状; 1971 年, 他在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与现代科学》一文中, 提出
必须把唯物辩证法看做开放的体系, 适应新的条件
改变其形式。问题不在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体
系中做出个别改动, 而在于“对现代科学知识做出更
基本、更全面的哲学综合, 其结果是发展和丰富唯物
辩证法的全部规律和范畴”, 其中也包括提出新范
畴。他在1973 年出版的《作为逻辑和认识论的辩证
法》、《辩证法、逻辑、科学》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导
论》就是从分析现代自然科学认识的范畴结构方面
着手, 制定唯物辩证法的体系。他说:“马克思列宁主
义哲学既是世界观、方法也是认识论。”“世界观作为
方法和认识论而起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规
律和范畴都是如此, 它们具有客观的内容并作为认
识现实的现象的方法和理论。”“作为世界观、方法的
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 也是认识论”[ 10 ] (P37—38)。科普
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把自然界的规律搬到
社会, 也不是相反的把社会的规律搬到自然界⋯⋯
不是把社会规律搬到自然界而成为普遍规律, 而是
社会规律的知识是发现自然界和社会的普遍规律的
必要前提”; 辩证唯物主义“也不是直接地研究存在
及其形式, 而是把它们看做人的感性的、物质的、革
命批判的实践活动的客体, 所以它也是研究社会发
展的规律, 因此它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 它从理论
上论证了作为社会思想的共产主义”。这样, 科普宁
就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
义看成是同一的东西了, 它们本身是关于存在规律
和形式的学说, 即“大写字母的逻辑”。这显然是对斯
大林体系的“推广说”的突破, 更是对“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重大突破。难怪他的反对者
米丁和康斯坦丁诺夫等人指责他想把马克思主义哲
学只归结为逻辑和认识论; 没有强调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世界观意义。
但是科普宁并没有被他的反对者所吓倒, 他和
凯德洛夫一样, 尽管遭到无情的批判(尤其是在早
期) , 但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由于共同理论旨趣,
二人多次互相支持, 共同对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体
系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不同于斯大林体系的
观点: 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问题(是否是“整
个世界”? 科普宁等持反对态度, 参见凯德洛夫《论
“整个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的这一提法》;
莫斯科1979 年) 以及与之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科普宁等认为如果自然科学
没有给哲学提供必要的材料, 那哲学只能用自己的
手段即抽象的思维去臆造。参见科普宁《科学的认识
论基础和逻辑基础》莫斯科1974 年, 第387 页)、实
践和认识的问题(科普宁认为实践与认识是统一的,
实践本身是认识的要素, 而认识又是实践的活动的
组成部分, 这就与把实践定义为人类改造周围世界
的物质活动是很不相同的)、人的问题(科普宁是最
早重视研究人的问题的苏联哲学家之一, 他说“世界
观的对象是‘人和周围世界’的关系, 它力图解决处
在周围自然界相互关系之中、处在同对自然界运动
的普遍规律的理解的紧密联系中的人的问题”, 世界
观包括哲学的基本问题、发展观和历史观, 这些问题
的解决“归根到底服从于人及其存在的问题的解
决”。参见科普宁《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和逻辑基础》第
21、27 页)。
由于对这些问题的不同于斯大林体系的回答,
使得凯德洛夫和科普宁被认定为“认识论派”的代表
人物, 但是, 必须指出的是, 在斯大林体系的演化过
程中, 起着“突破”体系作用的哲学家不只是认识论
派的人物, 如早在60 年代, 鲁特凯维奇就以自己的
观点反对斯大林体系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仅仅
看成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加, 而后者
是前者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说, 对马克思主义哲
学可以做广义的解释, 即它是由各门哲学学科组成
的体系。这一体系包括: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
义、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逻辑、美学、伦理学、科学
无神论和哲学史。到了70、80 年代, 阿列克谢耶夫的
《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结构和职能》(1978 年) 和杰
明娜主编的《作为体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 1981 年) 等, 也都表达了同鲁特凯维奇相似的观
点。哲学家麦柳欣直接说: 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
仅仅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同起来。可
以看出他们对体系的理解既不同于斯大林体系, 也
不同于认识论体系。就是那些坚决拥护斯大林体系
的哲学家, 随着斯大林的逝世和苏联后期的非斯大
林化运动, 也开始认识到了斯大林体系的弊病, 并作
出程度不同的反应, 如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历史唯
物主义》在1953 年出第二版的时候, 在内容和结构
上已比过去有较大改动(如有关人民群众和个人在
历史上的作用等, 体现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精神) ;
1958 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体系上的
改动更大, 其中把意识论与认识论结合起来, 在辩证
法部分采取先讲范畴、后讲规律, 而规律又分别各用
一章加以论述, 这种结构与斯大林的论述方法是不
同的, 而且全书各章节都有自然科学方面的材料论
·4·
证, 这也是以前所没有的; 1971 年出版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哲学原理》(仍由康斯坦丁诺夫主编) , 则被公
认是70 年代以后苏联的经典哲学教科书和对马克
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最新理解, 因为它把现代资产阶
级和社会批判作为单独的一大部分同辩证唯物主
义、历史唯物主义并列论述, 还专门增加了“人的认
识的性质”一章, 关于认识论部分, 开宗明义就提出:
“唯物主义辩证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 可
见, 苏联哲学界已经开始接受科普宁等人的体系思
想。
此外, 从40、50 年代以后, 尤其是60 年代以后,
哲学界关于认识论问题、实践问题、人的问题(以及
与此相关的异化问题、主体- 客体问题和价值问题
等)、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如系统论等)、全球性问题
等等, 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过程中, 丰富了对马克思
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 有人甚至从各自的研究角度
试图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比如试图以人
的问题为中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作出新的解
释, 格里高扬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全部组
成部分的统一中是彻底的和鲜明的人的哲学”。这显
然是与科普宁关于人的思想是一致的。
这些都共同构成了苏联模式哲学体系的演化过
程。在这一过程中, 有许多的哲学家从不同的方面和
角度对斯大林体系提出了质疑和建构新体系的理论
设想, 但由于现实的政治气候, 使得他们建构新体系
的工作充满了艰辛和曲折。但是还是出现了像凯德
洛夫和科普宁这样的一贯坚持自己观点的理论家,
他们对斯大林体系的突破是意义重大的: 它不仅告
诉我们,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并不仅仅指斯大
林体系, 而是有更多的内容; 而且这种突破在一定程
度上奠定了苏联哲学以后的发展思路。
三、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评价
斯大林逝世后, 尤其是苏共二十大以后, 各国马
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都从不同方面指出了斯大林模
式的不足: 德国的哲学家利辛指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
体系是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之中的自我完善的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叙述方法不可能一成不变,
它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所以他提出用
“辨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一词代替苏联的“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方法, 以便更确切地
反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可分割
性”; 柯尔施、卢卡奇、列非弗尔、阿尔都塞等西方马
克思主义者则认定苏联哲学体系是教条主义、公式
主义和形而上学, 进而从结构主义、存在主义、人道
主义等各方面重新研究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
系。有人提出了“实践哲学”体系、有人提出了“社会
批判”哲学体系、有人提出“人学”体系。可见, 对苏联
哲学体系的评价直接涉及到如何构建新体系的工
作, 于是, 评价苏联哲学体系的问题, 成了理论界的
一个热点。
但它同时又是一个难点, 因为苏联马克思主义
哲学是苏共领导的整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 苏联哲学在70 余年间的发展时期里直接
受到政治变动的冲击, 导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
系主要就是斯大林体系; 这使得人们在评价苏联模
式时, 长期习惯性地以为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
体系只包括斯大林模式, 而无视苏联哲学家对这一
体系的改良和突破, 仿佛整个苏联哲学体系是一贯
一致, 毫无变化的; 或者即使承认有变化, 也是无足
轻重的, 所以他们在评价苏联哲学模式时, 实际上就
是在评价斯大林模式。这些, 给我们正确评价苏联模
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带来了困难: 要么是一味
的鼓吹它的“首创性”和“体系性”甚至“科学性”, 只
是象征性地指出一些不足和缺陷; 要么彻底将之打
翻在地, 甚至吐上唾沫, 骂得一无是处。这些失之偏
颇的做法使得我们直至今天仍然没有给苏联模式马
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一个理性的认识。而要做到对它
的正确而公允的评价, 就必须对它的形成和演变过
程有一个正确、清楚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