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学沉浮于中国近一个世纪多的历史,一路走来,也曾经迎来一批杰出的教育学家如蔡元培、陶行知、晏阳初、陈鹤琴、徐特立、杨秀峰等,他们倡导发动的教育实践改革运动,引领了时代的教育思潮。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教育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于教育学的论文 范文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研究
[摘要]将教育学理论运用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当中，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结果，也是符合当前时代和学生身心特点的必然趋势，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学校应该积极重视教育学理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本文主要对教育学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对其影响和具体策略进行了讨论，以期能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一些参考价值。
[关键词]教育学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应用 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与教育学之间其实是相通的，因而将教育学理论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当中对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丰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重要价值，因而高校应该充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与教育学之间的关系，用教育学理论来指导思想政治教育，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不断革新，不断进步。
一、教育学理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和重要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从教育学中发展出来的，教育学是对教育现象和教育规律进行研究，而思想政治教育则是对人的思想观念进行研究，虽然两者从研究对象上看存在着不同，但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而且教育学理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价值，不仅体现在理论发展上，而且也体现在教育实践当中，具体来说教育学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上。
(一)、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离不开教育学理论。教育学主要是对教育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认识，这些认识构成了教育学理论，也可以说教育学理论属于认识理论的一种，而这种理论也是在近代逐渐发展起来的，是教育习俗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原有的教育习俗认识在教育生活 经验 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认识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没有进行更深层次的思想和认识，这就会使得教育习俗认识之间产生矛盾和歧义，并且随着教育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丰富，这些传统的教育习俗认识也不能够解释很多教育活动中的问题，这就促使科学教育学体系和理论诞生，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认识论的部分主要就来自于生活习俗和教育理论当中。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多是来自于日常家庭和学校教育生活当中，教师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时也往往通过借助于日常的习俗认识来进行，而这些日常教育习俗就是教育学理论诞生的基础部分。并且随着现代教育学理论的发展，学校和家庭也逐渐受到现代教育学理论的影响，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也会采取一些教育学理论上的方法，这些都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一部分。在高校中，学生的自身素质与基础教育阶段有了很大提升，因而日常教育习俗已经不能满足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校更应该借助于现代教育学理论来支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现代教育学理论为基础来构建思想政教育理论框架。
(二)、教育学理论能够帮助解决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教育学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得到的解决教育方面问题的方法和规律，因而对于解释和解决思想政治教育也同样如此，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出现问题的科学解释，教育学能够清楚明确教育问题，这是教育学理论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属于教育问题之一，因而教育学理论也同样能够对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明确界定。再者，教育学理论能够对教育问题进行科学解释，包括通过专门的术语、概念来对教育问题进行深层次的解释，这时日常语言所做不到的，作为教育问题中的一部分，教育学理论也能够运用专门的语言或概念来解释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而且这种解释是建立在科学根据基础上的，而不是根据直接感性经验判断出来的，这就使得运用教育学理论解释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带有了科学性和理性，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性部分，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层次提升了一个等级。正是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不断的科学及时，才促进了人类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的不断增加，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不断发展和丰富，由此可以看出，教育学理论的发展、教育知识的增长，对于更加有效解释思想政治教育是具有更高价值的，能够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理论的不断发展。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学理论的应用
(一)、培养坚定正确的教育态度教育态度是教师在进行教育工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体现，正确的、积极的教育态度能够不断促进教育工作的发展，推动教育工作者更加热情地投入到教学当中，也能够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更加积极地投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当中。而消极的教育态度则会阻碍教育工作的开展，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由此可见教育态度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影响。而积极正确教育态度的培养与教育学理论是分不开的，教育学理论的学习对于养成积极正确的教育态度，树立坚定的教育信念都是非常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多多积累自身的教育学知识，在用教育学理论来支撑自身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同时树立积极的教育态度和信念，让自己能够积极投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当中，这样才能不断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进步。
(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自身理论素质随着高校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对各项教育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也是越来越高，而教育学理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基础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具备的理论素质，通过对教育学理论的不断学习能够不断丰富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让教师能够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者转变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通过对教育学理论的学习不仅能够让教师掌握教育方面的基本问题和概念，而且也能够帮助他们学习如何来面对和思考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问题，对于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观点，不断用自身的观点和见解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目标和方向，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的重要关键。再者，深入教育学方面的理论知识，能够不断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视野。高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开展相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中往往是依靠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教材和自身经验来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但这种方法是比较片面的，教育工作者没有从多个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论证和思考，也没有将自身经验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结合起来，使得高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并不顺利，因而在实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中，教师应该多多学习和浏览教育学理论方面的知识，了解有关一个教育问题的各种观点和流派观念，从不同的角度来对一个教育问题进行不同解释，从中体会教育问题本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只有这样才能让教师从不同的观念和观点中找出最适合当前教育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并且学会将自身的经验和教育理论高度结合起来，不断丰富自身的教育方法和教育观念，走出经验主义教学的怪圈，不断提升自身的理论素养，开阔自身的理论眼界，接触更多国内外的教育学理论和流派，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打好理论基础。
(三)、运用教育学理论研究方法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教育学理论发展过程中，一种比较常见的研究方法是质性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是对多种资料进行收集分析，对现有的社会现象或问题进行整体性探究，而后通过归纳、整理形成相应的理论，在现代教育学理论研究中非常常见，也是现代教育学研究者比较推崇的一种研究方法，而这种方法也同样适合于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高校中的基础课程，包括很多学科方面的内容，像是心理学、哲学、教育学、政治学、法学等方面的内容，因而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跨学科的体系，而质性研究方法的基础就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对于涉及如此多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来说，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是非常有价值的，质性研究方法本身也是一种系统的研究方法，这与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值得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借鉴。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对人的思想观念行为进行研究，包括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等方面的关注，而质性研究方法也是关注于人的价值，这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是相通的，因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质性研究方法对于突出人思想价值研究主体，加深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层次具有重要价值。另外，质性研究方法强调意义建构和深度解释，强调对研究对象从整体上进行研究，这一点非常符合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需求，通过运用质性研究方法能够揭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最深层和最基本的教育问题，通过从整体上对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探究，能够不断深入行为和思想之间，揭示人的思想与行为之间的本质关系，同时研究人的思想行为来分析其价值观和人生观等，从中找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规律和认识，不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发展，由此可以看出，质性研究方法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发展和理论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
三、结语
教育学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基础，其不仅能够解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各种教育问题，而且还能够不断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不断向前发展，因而教育学理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是非常高，高校应该充分认识教育学理论的价值，将其更好地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当中，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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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学的论文范文二：教育学三维一体改革思考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以及人类教育的不断发展和更新，传统的教育模式及方式已很难适应当前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学生作为受教育者，教师及学校作为教育者，三者之间要灵活的转变角色，加强相互间的有效互动及合作，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领会所学知识，提高学生在复杂的教学情境中的应变能力、实践能力，以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需要。
关键词：教育学原理;案例教学;改革创新
一、引言
教育学原理作为高等师范院校及欲取得教师资格证的高校学生来说，是一门基础性课程，同样也是教育学专业的必修课程。学生通过对教育学原理的学习，在教育基本问题、基本概念以及规律、原理等方面奠定良好的基础，有效帮助学生树立现代化的教学理念及开拓 思维方式 ，了解本项课程的研究方向及发展趋势，在了解教育学原理知识点的基础上，进行有选择性、系统的把握，并将其逐步应用到教育实践当中，有效的解决实际问题。教育学原理课程在高校课程的设置中，由于概念复杂、内容枯燥以及理论与实践不相结合等方面的原因，使得教育学原理课程的教学观念以及教学策略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教师教学思想、教育观念的滞后，使得一些新的知识不能有效传递给学生，教育学原理课程需要系统化的改革及创新。教育学原理学科的培养目标是使学生具备一个系统性的教育学及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使学生更好的了解本学科发展的方向和研究的内容，在掌握基本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独立进行学科研究，教育学原理学科共分为三个研究方向，即：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教育科学研究法以及成人教育学。教育基本理论主要是教育的本质上及历史发展为主要研究方向，体现教育的价值，教育发展与政治、经济、 文化 及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教育科学研究法主要是在研究教育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对教育问题的实践、教育工作的评价以及教育工作中讯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
二、受教育者——学生存在的问题及问题解决方式
当前高校学生中普遍存在着自身综合素质缺乏和实践能力的锻炼与积累等方面的问题。高校学生通过较长时间学习，对理论水平的掌握程度较高，但是仅仅有理论知识是不够的，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专多能的人才。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专业知识技能，需要较强的综合素质及扎实专业知识，综合素质主要是包含学习能力、知识掌握等。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就业压力，高校学生要从自身学习实际出发，增强自身学习能力的培养，积极调整心态，主动的参加到 社会实践 活动中，深入社会发展中，丰富实践经验，提高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为以后的就业创造有利的条件，在以后的工作中更好的适应工作环境，增强自身能力，符合社会发展需求。
三、知识传授者——教师存在的问题及问题解决方法
(一)对基础教学实际的了解以及对案例 教学方法 的应用
1.存在问题
当前高校教师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对基础教育实际的了解以及对案例教学的有效应用。高校教师在日常教学中所研究的课题以高等教育理论为主，对于基础教学的实际情况的了解相对较少，高校教师的教学实践活动较为单一，实践机会较少。由于缺乏教学实践，使得一些教师只能按照书本所设定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创新及实践与理论不能很好的结合。
2.解决办法
当前高校教育需要教师在结合课程理念的基础上，多参加教学实践，根据教学理念和教育课程大纲，设定教学任务及教学目标，在所设定的教学任务和教学目标的基础上，运用教学实践对教育学原理中所遇到的问题作为教学材料，向学生呈现特定的环境、具体的事件，组织学生对案例材料进行积极主动的探讨，提高学生在特定情境中英语教育学原理相关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在组织学生进行案例材料分析的过程中，要注重改变传统教育中以教师为主导，学生被动接受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教学实践中，激发学生的内在驱动力和创造力，改变单调、枯燥、乏味的教学课堂环境，营造自然、轻松、积极的学习氛围，使学生和教师能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二)教师的教学思想及责任感
教师作为一个独立的思考者，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要拥有自身的见解拥有辨别新思想的能力，构建一个适合当前教育发展及未来教学发展的思想观念，以清晰的思维来辨别复杂的教学思想，以批判继承的态度来面对、选择传统的教育思想。高校教师在教学方法上要有坚定的态度和立场，切不可人云亦云，教师要根据自身发展的能力在一定范围内最大化的替身自身能力，这样既是对自己负责，同样也是对学生负责。师德是教师得到学生尊重的基础，树立师德，能让教师在学生期待的知识的目光中不断反省、检讨自身的教学方式，促进教师以现金的教学思维教育学生。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表达自己对教育学原理知识的见解，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
四、学校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学校教育评价之急的不完善是学校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高等院校教育过于种种对理论知识的传授，而缺乏必要的教育教学实践，一些高校的理论学习与实践存在着严重脱节的现象，大多数的一线教师拥有较强的理论技能但是缺乏相对的实践，缺乏必要的专业教学知识还缺乏教育改革的规律，使得教学研究工作仅局限于教育理念的研究，忽视了实践与教育相结合，对于教育学所涉及的实践内容并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认知。教育学原理课程是对教育学专业的基础概括，它是教育专业学生对本专业进行探究和认知的起点。教育学原理的基础地位在于让学生形成初次理论化的思维，从教学实际出发，学校承担着从理论到实践的连接者。高校在构建教育学体系时，不能过于理论化，要更多的体现出教育学原理在教育学专业中的价值所在，促进教育学的建设和重构，促进教育教学实践在现实中的发展。学校是教育的主要场所，也是学生接受知识、教师传授知识的主要媒介，学校教育的发展能有效促进教学改革的发展和创新，学校在对教学体系进行构建时，要保持教育学理念的活力和创造力，融入科学气息和时代气息，准确把握教育学理论的精髓，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促进知识和能力的双方面增长，从教育学理论和教学实际出发，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逐步应用理论解决问题，以教育学理论为依托，以现实发展为突破点，构建极具鲜明时代特征和反应当代经济文化的课程。
五、结语
学校在构建教育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要紧紧围绕“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进行深入的改革和探究，教育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为教育学专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课程保障，使教育学原理成为更加完整、逻辑性更强的教育学理论体系，教师要不断更新教学观念，积极创设教学环境，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尊重学生的价值，并不断引导学生认识、探索教育学相关知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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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岛，荡漾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震撼着日本人的心。但是，潮水有涨必有落。在西西方文化为媒介，创造日本现代文化的道路。可以说，明治后期文化已经完成落现代转型，并且在与西方文化共流、撞击与相融中，探索出现代日本文化发展的独自道路。
短命的大正文化 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在平城京(奈良建有东大寺，地方各国建有国分寺，此外还有法华寺、西大寺、唐招提寺等许多著名的寺院。律令制集权国家解体以后，政治次序失控，封建混战频仍，社会动乱，民众渴望在佛教中寻求精神寄托，于是一些理论通俗、方法简捷、更容易被民众接受的宗派，如真言宗、法华宗、禅宗和净土宗等广泛流传起来。中国禅宗佛教由于融合了儒和道的某些思想因素更富有政治宗教色彩，禅宗宣扬“心是佛，心外无佛，佛外无心”，主张只有一心向佛，人人皆可“顿悟”成佛。因此，禅宗传入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日本佛教的主流派别。
中国佛教传入日本以后，经过长期发展，到镰仓时期脱离了大陆佛教的特色，佛教日本化，成为日本人精神生活的基调，对日本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佛教传人日本以前，日本人的信仰是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神道教，最初以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儒学和佛教传入日本后，吸收了儒学的论理道德观念和佛教的某些教义，逐渐形成一种多神信仰的宗教体系，号称有八百万神和一千五百万神。特别崇拜作为皇祖神的天照大神，宣传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据“神敕”实行世袭统治；日本人的祖先是天照大神属下的诸神，即为“天生民族”，故称日本为“神国”。祭祀场所称“神社”或“神宫”，地位最高的神社如伊势神宫。神社和寺院一样占有大量土地享有免税特权的大封建主。
神道教保留许多原始宗教残余，且没有系统的经典和完备的宗教组织，素质低下，因此无力与佛教竞争，长期出于依附的地位。根据“佛主神从”理论，神道教所奉之神被解释为佛或菩萨的化身，作为佛教的保护神，真言宗把伊势神宫所奉的天照大神和丰受大神说成是大日如来的化身。
江户幕府时期，佛教衰落，神道教摆脱附属地位而独立发展起来。神道教吸收中国理学某些学说，强调忠皇忠君，鼓吹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国家次序。明治维新后，为巩固皇权，以神社和神道作为国家神道，提倡“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神道教空前发展，成为天皇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
[编辑本段]日本文化特点
无论日本和中国在历史上文化交流是多么频繁，相互影响是多么深远，从古至今，日本文化的发展还是有它的许多特点，有许多既不同于中国，又不同于西方的发展规律。在日本文化（包括性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看起来是很矛盾对立的现象，可是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自具一格的东亚文化，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举世罕见的。所以美国哲学家穆尔认为，日本文化是“所有伟大的传统中最神秘的，最离奇的”。
这种矛盾与统一首先表现在文化的吸收性和独立性方面。
从历史上看，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大量吸收了中国的大唐文化。1868年德川政权崩溃、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进入了“文明开化”时期。在这个时期，日本按照11个世纪前全盘接受中国文化的方法引进西方的文明，并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奠定了基础。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本国的和外国的历史，以及佛教、儒教甚至基督教都曾对日本文化起过作用，日本在变化，但是却从未真正脱离其最古老的本土文化根源。
以上这种情况可以从日本社会的许多现象看出来。现在电视、空调、汽车、电脑、出国度假等已深深地渗入了日本的普通家庭，日本人的生活表面变得无可辨认了。尽管如此，在现代化的帷幕背后仍旧保留了许多属于日本本土文化的东西，从深层分析看，日本仍是一个传统的国家。例如，他们爱吃生冷的食物，比较崇尚原味；喜好素淡的颜色和天然情趣；家族势力、家族意识和集团意识很强；民间信仰和巫术特盛；
女子对男子的温顺和依赖；想发财，能发财，但发了财以后又不知所措；等等。
这种矛盾与统一又表现在文化的输入与输出方面。
日本是个十分重视也十分善于吸收和输入他国文化的民族，从7世纪的“大化革新”大规模地输入大唐文化，到19世纪的“明治维新”大规模地吸收与输入西方文化，都对日本的发展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相比较而言，中国在历史上就不太善于吸收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固然是一种优势，但是如果只注意输出而不重视输入，不重视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吸取营养、不断地发展自己，那么这种优势也会走向反面。
随着日本经济的高度增长，日本向外推销自己文化的意识越来越强烈，而且提出了战略性的口号，那就是曾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所说的“国际化”。在这方面，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据90年代的一份统计资料说，由日本官方机构主持的海外文化交流项目，诸如邀请或派遣学者、留学生，开展大型文化活动等等，每年的经费预算为10亿日元。日本外务省所属的国际交流基金，鼓励、资助的主要是和日本有关的项目，例如国外的日语教育，日本文化和文学著作的研究、翻译和出版，或与此相关的文化活动。政府的这种大投入推销本国文化的举措收效显著。日本的茶道、花道之所以享誉世界，日本的文学作品之所以有众多语种质量较好的译本，和这些举措是有密切关系的。
还有一个矛盾统一的方面是日本旧时的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
在日本古代，不论政府如何强调外来文化，可是民间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有所保留。例如，在平安时代（公元794-1185年）大力提倡大唐文化的时代，日本所有的文人男子都用汉语写作，但是妇女不这样，结果她们成为日本本土文学的先驱。
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可以在政府准许、控制的许多地区的界线内随心所欲。在那里，男扮女装的演员、男性卖淫者、妓女、木版画家都能取悦于神。江户时代的城市民间文化，尤其在比较繁荣的17世纪，和这个狭小的享乐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作家、音乐家、演员、画家都出入于或活跃于这个受官方蔑视、可是却深为平民所喜爱的“淫荡世界”。暴烈的娱乐和荒诞的色情在官方的严格控制下仍旧成为人们发泄情感的重要手段。不论时代如何变迁，这类文化的根本性变化很小，对这个现象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
最后，这种矛盾统一又表现在对性的文雅和粗俗方面。
应该认为，总的说来，日本民族是一个文雅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轻柔、温顺、礼貌而且温和”，他们是以“温和的人的感情”而不是以“干巴巴的、生硬的理论思想”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和大多数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更受感情的约束。例如，当两个人争论时，西方人往往生气地说：“你难道不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而如果是日本人，他会将怒火和不悦隐藏在礼貌的面具之下，说道：“你难道不明白我的感情吗?”从总的看来，日本人比较宽容，常常用不同的方式维持表面的和谐，冲突总是被一层温和的、礼貌的面纱所掩盖。
这种文化现象当然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表现在男女的性问题上。在日本男女的性交往过程中，即使是嫖妓，人们也讲究规矩，讲究礼貌，把最粗鄙的性动作用一层文雅的外衣遮盖起来，否则怕被别人看不起，而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很要面子的。在这方面，似乎和中国古人所提倡的“温、良、恭、俭、让”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不同的地方是，日本人更重视把这种态度形成一种外在的礼节，而且还存在形成鲜明对比的粗犷、暴烈的一面。
[编辑本段]日本传统器皿
日本的陶瓷器皿历史久远，大约在一万年前，日本就有了不同样式的土器，绳文土器、弥生土器等。
日本陶瓷绘画色彩绚丽、构思大胆，设计新颖，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趣味高雅的陶瓷，使日本陶瓷更加闻名于世。
日本最初的陶器是在奈良时代，模仿中国的唐三彩制造的，采用了称为“奈良三彩”的白、绿、茶色的釉彩。
陶艺历史
大约在一万年前，日本就开始制作土器了，根据时代和式样的不同，起名为绳文土器、弥生土器。 其中绳文土器是低温下烧制的很厚的黑褐色的土器。弥生土器则是在高温下烧制的较薄的红褐色的 硬土器。 陶器的产生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一般认为，日本最初的陶器是在奈良时代，模仿中国的唐三彩制 造的，采用了称为“奈良三彩”的白、绿、茶色的釉彩。
奈良三彩以后，日本大约近500年没有再 制造陶器。这期间日本全国制造的是被称为须惠器的、坚硬、烧透的灰黑色土器，但这种土器到了 平安时代末期几乎也消失了。
真正烧制陶器是在镰仓时代，濑户一个叫藤四郎的人从中国引入了技术，制造水壶、香炉、佛具等。以后直到室町时代，除了濑户以外，信乐、常滑、丹波、备前、越前等地也能制造陶器了，被称作 日本的六大古窑。再后来1616年，朝鲜的李参平在肥前有田成功地烧制了瓷器，日本的陶瓷制作就此开始了。接着有各种烧器产生，其中伊万里瓷器在欧洲也享有盛誉。
京烧：
在京都制造的陶瓷器总称为京烧，又叫清水烧。京烧质地细腻，色彩和谐。盘子、花瓶、茶具和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工艺瓷器都是很好的旅游纪念品。
有田烧：
江户时代初期（1616年），朝鲜的李参平在现在的佐贺县的有田陶土矿成功地烧制瓷器，便开始生产日 本最早的瓷器。这种日瓷立即受到欢迎，人们把这种陶器就叫有田烧。
九谷烧：
九谷烧的绘画色彩绚丽、构思大胆，设计新颖，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据说九谷烧的窑在1700年左右被封锁过，在江户时代后期再次复兴。所以复兴前的陶器叫古九谷烧。
乐烧（しがらきやき）：
以烧茶器为主的乐烧在京都也发展起来了，本阿弥光悦制成了品味极高的茶碗。光悦被誉为是日本近世初期的代表文化人。他多才多艺，在绘画、书法、陶艺、著作、出版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
郝绘烧
郝绘烧：
在宽永时期（1624年——1644年）结束时，酒井田柿右卫门成功地制成了第一件涂釉瓷器，完成了赤绘烧。 之后肥前地区的瓷窑迅速发展提高。因而把它又命名为 伊万里瓷器。 这种瓷器不仅在日本国内大受欢迎，而且在欧洲也享有盛誉。
美浓烧
进入江户时代，美浓烧作为平民的日常餐具广为需要，成为国内有数的陶瓷器生产地至今。日本歧阜县瑞浪市已有1300多年的美浓烧陶瓷制作历史。瑞浪市的陶瓷制作艺人们采用多种工艺和精细无机无毒釉彩，烧制窑温达到了1240-1260?C，而非通常的700-800?C，坯体所含金属经充分氧化，其中的金属含量远低于日本国家标准（铅2.5mg/L，镉0.25mg/L）和中国国家标准GB 13121-91（铅7mg/L，镉0.5mg/L），生产出的陶瓷制品符合人们对绿色环保产品的需求，在日本和欧美市场倍受青睐。我们平时使用的洋式餐具、和式餐具的大约50%以上实际上是美浓烧。
日本著名瓷器美浓烧，各色图按搭配，并配有精致木盒，不仅做为餐具十分实用，还具有收藏价值。
玻璃器皿：
冲绳所在的琉球群岛一向以玻琉制品而著称。二战后，人们从战争的废墟中拣出了玻璃碎片，以此为原料加工各式玻璃制品。它们大多具有鲜艳的色彩，十分抢眼。至今，冲绳的玻璃器皿的制造沿用的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手法。另外，北海道的玻璃器皿也相当出名。
碧多萝器皿
碧多萝器皿：
日本的器皿向来以图案独特、做工精巧而闻名，“碧多萝”是器皿中的精品，自江户时代起它就是长崎独有的土特产品。“碧多萝”源于葡萄牙语“VIDRO”。这种器皿极为昂贵，色彩独特，充满了异国情调。
传统的漆器餐具
日本情况则不同。他们的生活文化自唐以来，即奈良时代开始，一直没有大的改变。虽然日本是经济强国，现代化的生活水准也很高，但使用漆器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的习惯并无多大变化，而且还特别珍惜和保护传统漆器在现代生活中的位置。在日本的礼品展销会及各大商场中成套的日用漆器名目繁多、品种齐全、档次各异。每种器皿的用途分工细致明确，不仅有专门用来喝汤、盛蔬菜、装饭、放生鱼片的用具，在各种节日中还要使用不同的器具以配合不同的习俗和食物。比如端午节，就要用一套专门吃粽子的餐具。据介绍，日本平均每个家庭使用的仅仅是漆器托盘就不少于10个，再加上各种漆碗、漆杯、漆盘等，每个家庭使用的漆器数量是非常可观的。特别是漆碗，在人们的生活中，使用面很广，不但家庭使用，而且餐馆、饭店也很普及。据说一年销售量达一千万件以上。此外，社会交际，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日本民众都有选择漆器作为礼品的习俗。
一般建筑物的正式进出口被称为「玄关」。在访问传统民宅时，客人先在稍带庄严感的「玄关」前止步并告知来意，然后拉开拉门，进入被称为「三和土」的平地。家人在面对平地的小房间迎接客人。相互寒暄后，客人这时才脱去鞋子，走上高一台阶的板地（日语称「式台」），并被带引进入里面的房间。
「玄关」是区隔内部与外部的空间，同时，对于习惯于进门脱鞋的日本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空间。如今，即使是公寓等集合式住宅，也必然有「玄关」，虽然那已是一种简化了的「玄关」。
「玄关」原是佛教用语，指的是禅宗寺庙的入口处，但是，据说这一词又有严格的禅道入门的含义，修行的僧侣们非常注重「玄关」，将其视作为是修道的第一步。到了17世纪左右，武士们开始在宅邸的进门处建造了一个带有「式台」的空间，并将其称为「玄关」。后来，一些富商的住宅中也开始建造「玄关」，渐渐地，「玄关」便普及到了一般民居。
在现代，「玄关」被认为是家居中格调最高的「神圣场所」。作为区分「家内」与「家外」的界地，「玄关」可以说是每个家庭的「脸面」，因此，人们多用花或其它饰物来装点「玄关」。由于这是一个重要的空间，所以，规矩也较多。
例如，在访问他人家庭的时候，须在住宅外面脱去大衣和帽子，整衣后再进入「玄关」；参加葬礼回来，要在身上撒些用以洁身的盐，拂去污秽后再进入「玄关」；脱鞋也讲究礼节和规矩，脱下的鞋要鞋尖对齐并朝向门口，同时，鞋子须摆放在稍微靠近边上，不能放在中央。
有80年历史的民宅的「玄关」。近些年，这种旧式的「玄关」已经几乎看不到了。
来访者在「三和土」
(1)等候主人。当主人来到「玄关」内侧的被称为「寄付」。
(2)上脱去鞋子，上到「式台」。
(3)进入「寄付」。也有的人家在「寄付」处放置屏风。
(4)的房间迎客时，来访者在「脱鞋石」。
人是哲学的一个永恒主题，而 教育 的本质则是精神成人，由此，人成为了哲学与教育的契合点，是联系哲学和教育的重要媒介。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教育哲学3000字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教育哲学方面的论文3000字篇一
《浅析教育哲学视角下的生命教育》
摘 要：生命教育是对生命本身的关注，不只是生理与心理教育，还是对意义与价值探究的教育，现今社会对生命教育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本文从教育哲学的视角浅析生命教育，关注生命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探寻生命教育的哲学思考，寻求生命教育的实施策略，力求对我国当前生命教育的发展有所裨益。
关键词：教育哲学; 生命教育;生命
生命教育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狭义的生命教育指的是对生命本身的关注，包括个人与他人的生命，进而扩展到一切自然生命。广义的生命教育是一种全人的教育，它不仅包括对生命的关注，而且包括对生存能力的培养和生命价值的提升。
生命教育思想首先是由美国学者杰•唐纳•怀特在1968年首次提出的，杰•唐纳•华特士指出,生命教育是一套系统,它和生命本身有相同的目标:在心灵与心智、身体与精神的各个层面上逐渐进步，变成比较平衡、成熟、有效率、快乐、和谐的人。唐纳•华特士所指的生命教育是一种对个体生命状态进行的教育,强调的是最终使个体能够追寻到终极信仰的愉悦和幸福。 生命教育不应该只是生理与心理教育，还是对意义与价值探究的教育，以引导学生去思考生命，追求有意义、有价值的生命。
一、生命教育的哲学思考
(一) 爱好 智慧与追求真理
智慧是思考的结晶，是哲学家对人、对生命、对世界、对所有问题思考的结晶。有了智慧，人的生命才有深度。学习哲学是一个获得智慧的有效途径，而真正的智慧，还是要透过生命的体验，更重要的是要把生命投入人生的价值体系中去实践，藉以安身立命。对生命与世界的好奇，探究与追求真实与真理是哲学最内在的动力。哲学追求真实的道理，追求人类共同的道路与理念，透过 理性思维 的分析，掌握事物的本性。哲学对人与世界作根源性、全盘性与深入性的反省与探究，进而寻求人类更真实的存在。
(二)重视生命教育的伦理价值
生命教育是与伦理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古希腊的哲学家无不重视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从他们的伦理道德思想中我们得以追寻生命教育的踪迹。伦理具有普遍性，中国哲学家常将良心视为伦理价值的标准。因此， 良心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求我们要按真理的本质去生活。在实际的生命教育过程中，不以伦理道德为基础和核心的生命教育是无法正常和有效开展的。
(三)关注现实的思考与反省
当今的社会，科技与物质文明中强势的工具理性与科技理性的冲击，带给生命与生活前所未有的困惑。面对困惑和迷茫，作为现代人不该是自怨自艾，在迷茫中度过余生，而应不断对现实加以思考和反省，寻求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式 方法 ，以积极的姿态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
二、生命教育的实施策略
生命教育在我国历来已久，也日益受到全社会各个方面的重视，但总体而言，教育系统中对生命教育的重视还很不够，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实施：
(一)重视生命教育应当成为教育部门新的教育使命
作为教育行政当局，要成为生命教育的发动者和引领者，要转变教育观念，与时俱进，从思想深处认识到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的重要性，将之纳入学校教育目标中，并制订相应的教育政策加以推动。作为学校和各科教师，要成为生命教育的响应者，要把生命教育和自己所从事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去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
(二)拓宽 渠道 ，生动活泼地开展生命教育
现阶段，中国内地开展生命教育并非一定要另起炉灶，而是要从学校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进行。生命教育可以和学科教学、专题教育、课外活动、校园 文化 建设、德育、心理教育等有机结合起来，充分整合和利用学校的教育资源优势，调动广大教师参与生命教育的积极性，增强生命教育的效果。
(三)重视生命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
建设一支有力的师资队伍，是开展生命教育的重要保证。台湾教育当局在开展生命教育的初期就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也相当重视对师资的培育。他们的具体做法是：采取指派教师和自愿报名相结合的办法，通过集中教育培训、加强生命教育观念的宣导、举办读书会、现场观摩教学、观看视听教学资料、制定教师手册等方式组织教师进行培训。
(四)重视家庭、社会力量，形成生命教育合力
生命教育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密切的配合，共同参与。我国的生命教育尚处于萌芽阶段，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充分发挥社会、家庭的力量，形成教育合力，共同推动生命教育的发展。
人生命的全过程就是由一次次的生命活动所组成。教育就是对学生的每一次生命活动进行关怀，学习过程就是一种享受生命的过程，这种关怀是社会价值、个人价值和教育自身发展价值在“生命活动”实践中的统一，在此教育实践中教师的价值得到实现，生命质量得以提升。从教育哲学的视角关注生命教育，使我们得以开拓视野，从新的角度解释看待生命教育的贯彻和实施，更好的推动生命教育的开展。
参考文献:
[1]吴亮奎.先秦道家生命教育哲学的特征及其当代意义[J].现代教育论坛，2008(10).
[2]王明洲.新生命教育的哲学思考[D].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3]南志涛.生命教育的哲学基础[J].当代教育论坛，2007(04).
教育哲学方面的论文3000字篇二
《教育哲学的必要性与价值》
摘要：石中英教授在《教育哲学》一书中为教育哲学存在之必要性做了辩护，并针对教育哲学的价值危机重估了教育哲学的价值。笔者受其启发，从人作为哲学和教育的契合点出发，认为教育哲学的独立开设极其必要，其价值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引领生命的境界提升，帮助人们澄清教育价值，促进对教育实践的 反思 。
关键词：教育哲学;必要性;价值性
石中英教授的《教育哲学》一书从发展史的角度探讨了教育在人的生存、发展中的意义，着重关注了人的自由、理智、权利的发展和教育的职能与价值，体现了教育的人文主义关怀。面对来自学术界和实际教育工作者对教育哲学价值性的不断质疑，石教授为教育哲学存在之必要性做了辩护，重估了教育哲学的价值，并针对教育领域中的几个基本议题――知识、教学、民主、公正等，从哲学的高度给以清晰、具体、理性地阐释和论述。这本书让笔者收获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个概念，它使笔者在全新的视域里窥得了教育的全貌，加深了对教育的理解和信念，更引发了笔者对教育哲学存在之必要性和价值性的深思。
一、哲学和教育的契合点
哲学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态度，它是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结合，探索现实世界变得更好的可能性。哲学自产生之初，就以人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人们源于生存困境而提出哲学问题、进行哲学思考，不断对人类自身进行探究、追问、考察、批判和反省，以不断追求民主与自由、超越与解放、人生价值与意义。与此同时，教育就是力图使人向最真最善的方向发展的活动，人是教育的目的，教育的最终追求应是“使人成为人”。无论教育者持有何种人性论，认为人性善也好人性恶也罢，或者认为人生而是块白板，其目的都是试图采用较好的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来增进人的知识和技能，提升人的思想和素养，完善人的性格，促使人全面和谐地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教育的根本精神和哲学是相通的，都关注人的发展，并体现出理性的精神。哲学和教育都以人、世界以及两者的关系为根本问题。
人是哲学的一个永恒主题，而教育的本质则是精神成人，由此，人成为了哲学与教育的契合点，是联系哲学和教育的重要媒介。在此意义上，教育哲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使人活得更美好，它的本真追求应该是不断地回到教育的基本问题，回到教育初始的问题，其真义就是为了探询何谓教育，什么是好的教育。正如刘铁芳教授所言，“教育哲学就是这样一种给教育行动赋形的活动，即赋予纷繁的教育行动以和谐而优美的形式，使散乱的教育行动朝向对善好人性的促进”[1]。
二、教育哲学存在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受苏联的影响，教育哲学课程一度取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拨乱反正，教育哲学才迎来了复苏的机遇，并由此得以蓬勃发展。到21世纪初，我国的教育哲学已经重构了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但是教育哲学研究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其中，教育哲学的价值不断地遭受来自学术界和实践教育工作者的质疑，人们为教育哲学与教育学如何区分、教育哲学是否有必要独立开设等问题困惑和争论不休。
对于这些困惑和问题，石教授给予的回应是清晰而明确的：教育活动需要哲学，教育哲学的独立开设极其必要。正如黄济先生所谈到的，重新开设教育哲学，首先是学科设置的需要，是培养视野开阔、理论思维水平高的师资的需要;其次是拨乱反正、有效审视教育基本理论问题并得出合乎规律的结论的迫切需要;另外还是有效应对教育所不断面临的新挑战并完成未来赋予教育新使命的需要。总之，教育哲学的重新开设，是教育实际提出的客观要求，是教育科学深入发展的必然趋势[2]。
我们知道，教育目的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教育目的具体要回答的是理想的人的素质结构与规格。在这方面，虽然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心理学等都可以提供知识基础，却仍然不能满足界定和明晰教育目的的要求。只有当教师及教育研究者追溯各种教育问题的哲学根源，才能以比较广阔的眼界来看待这些问题，才能真正寻觅到教育的意义。此外，哲学对于教育活动之必要性还通过对教育理论的影响而间接地表现出来。众所周知，教育活动是蕴含着理论的，即使这些理论可能只是一些缄默的理论。教育理论的产生和辩护必然受制于一般的哲学，不同的教育思想流派往往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一个时代哲学基础或立场的变化也必然会带来教育理论的革新，从而间接然而却是非常有力地影响到教育实践”[3]。
三、教育哲学存在的价值
高伟教授认为，“为教育哲学存在的价值进行辩护是一种不具有思想性的学术行为。作为学科的教育哲学不需要辩护，教育思想才需要辩护。教育哲学的意义就在于为时代所需要的教育思想给出理由”[4]。石教授对教育哲学的价值进行了新的认识和评价，并重估了教育哲学的价值。教育哲学可以帮助教育者思想的成熟，增进其理性并引导其反思自己的教育生活，因为教育哲学就是对教育实践寻根究底的反思，教育者唯有在其帮助下才能在学习许多教育知识的同时获得教育的“真知灼见”。这一点正如奈勒所指出的：“无论你干哪一行业，个人的哲学信念是认清自己生活方向的唯一有效的手段。如果我们是一个教师或者教育领导人，而没有系统的教育哲学，并且没有理智之信念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茫茫然无所适从”[5]。除此以外，教育哲学还可以检验和引导公众的教育观念，对教育政策进行理性的分析，促使教育学者对教育知识进行批判与反思，为多学科知识的交流和对话提供思想平台。在这里，石教授特别指出，重估教育哲学的价值不是一个无立场的思考，而是从著作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和学术信念出发，对教育哲学价值的主观阐释。
受到石教授思想的启发，笔者认为，教育哲学的价值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命价值：引领生命的境界提升
时下最时髦的一句教育 口号 是“教育‘以人为本’”，而人是双重生命的存在，既具有和动物共有的种生命，又具有自己独特的类生命――超自然生命的生命[6]。超越性――人的生命本质――对人来说，追求的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然而，当今的教育只教人掌握“何以为生”的本领，放弃了引导受教育者对“为何而生”的思考。其结果是，在教育的作用下，现代人拥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生存能力，但是却越来越对存在的必要性发生怀疑，这种怀疑使得现代人的生活充满了无聊、空虚、寂寞和无意义感，从根本上威胁到人生的幸福与人类文明的进步[7]。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自杀问题的日益严重。自杀源于人生意义的匮乏，源于作为日常生活准则的价值合理性的丧失[8]。因此，我们的教育最基本的作用就应该帮助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不断获得或重建价值的合理性，获得或重新体验生命的意义。
教育哲学的意义就在于揭开生命的困惑，引领生命的境界提升，把个体的自然生命引向超越性的类生命，使人的生命达到真善美、理性与非理性、认知与情感的统一。教育哲学意味着不断把个体成长引导到最初的起点，以向自然的不断回归来甄定自我发展的方向，以热情与理智的培养来提升人性的境界。对教育哲学的理解，可以使得我们对教育、对人自身以及二者的关系获得更准确地把握，在研究教育问题时也有了一个根本的立足点。
(二)文化价值：帮助人们澄清教育价值
众所周知，教育的内容是文化，文化的传递又必然基于人生的理想和价值追求，价值追求直指个体的精神世界。精神的侏儒化正成为时代的精神状况，当前的教育已经越来越多地湮没在现实的功利主义欲求之中，成为了个人搏击世俗生活利益的工具。宗教关乎信仰，哲学追问本源和价值。教育学是带有人文性质的社会学科，它所要研究的教育现象或者教育问题，表面看起来是一个个属于教育事实的问题，当研究者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时已内在地包含着自身价值的前提，体现着价值的追求。对于教师来说，教学活动的每个环节都渗透着价值、体现着价值、追求着价值，从而与更为宽广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相联系。因此，我们有必要借助于哲学思维来审视教育活动，以更高更广的视角来明晰各种教育价值、教育观念。从这个角度讲，教育哲学便优于教育原理，前者探求的是教育背后的深层东西，比如以什么方式、据什么观念来认识教育、教学等，已经不拘泥于就教育而论教育。所以，教育哲学能够帮助分析和辨明教育中隐含的价值观点的合理性，能帮助教育工作者发现那些未经反思而认同的价值观点，使他们通过不断地价值完善及反思以达到最终传播和传承价值的目的。
教育哲学的意义正在于帮助教育工作者澄清教育价值，激励教育实践者对教育价值的合理认同，唤起教师作为完整的教育人进入教育实践，促使教师的教育实践成为完整的实践，而非工具性的、技术性的教书匠的行动。这样的教师培养出来的学生才有更宽广的思维、独立思考的习惯和不平庸的追求。
(三)实践价值：促进对教育实践的反思
在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人类极易不计后果地拥抱一波接一波的变革，也极易盲目地抵制变革，保守传统的价值观念。首先，我们应该明白，一直以来，哲学的功能之一是对当时一些争论进行批判性检验，并提供新的思考方向;哲学的另一功能是帮助人们在寻找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对自己所使用的语言和逻辑问题保持一种高度的敏感性。那么，教育哲学的学习就有助于批判思维的养成和正确教育观念的形成，它能够使人们用更宽阔的视野来看待教育和新时代的变革，对教育实践中的问题给以深入、理性地反思。
石教授提到，“教育哲学的研究从根本上说是为教育实践服务的，是为那些在教育实践第一线的教师、校长、教育行政人员等服务的。”[3]35在教育实践工作者看来，教育哲学总是高高在上的形而上的知识，与教育实践相分离，因而造成了教育实践工作者对之不理不睬，也使得与之相关的著作被束之高阁。关于教育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也一度引发了教育者的热议，它到底是该哲学化还是实践化，似乎构成了教育哲学的两难处境。其实不然，哲学化取向或是实践化取向本身都无可厚非，都是教育哲学的发展路径之一。研究者由于学术背景不同必然有自己的偏好，只是最终都需在偏向的“度”和“量”上把握好，给实践以指导。此指导并非要告诉教育实践工作者什么是无可辩驳的教育真理，而是帮助他们思想上的成熟，增进他们教育思考和教育实践的理性水平。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在评价杜威时说，杜威的最大贡献就是告诫我们不要希望从哲学中得到任何普遍有效性或真理这样的东西。那么此刻，我们也不能希冀从教育哲学中寻求到一套完整的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案，我们所能得到的是理性的提升和反思品质的形成。正如高伟教授所言：“一种可能的好的教育哲学仅仅探索一种可能性，其意不在于取代，而在于希望通过它来发现我们思想当中的困难。事实上，无论是哲学还是教育，当然也包括教育哲学，都不会也不能拒绝那些关于人类幸福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价值。而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在教育中安置这些价值”[4]。
总而言之，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教育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哲学问题，教育与哲学的结合点是人。教育走向哲学是把人引向对人生最重要事情上的思考，引向对日常生活的超越。教育哲学使教育工作者以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解决教育中的基本问题，其存在必要而且极具意义。
参考文献：
[1]刘铁芳.为什么需要教育哲学――试论教育哲学的三重指向[J].教育研究，2010，(6):15-22.
[2]黄济.教育哲学初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13.
[3]石中英.教育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高伟.论一种可能的好的教育哲学[J].复旦教育论坛,2011,(2)：5-9.
[5]陈友松.当代西方教育哲学[M].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135.
[6]冯建军.生命与教育[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21.
[7]石中英.人作为人的存在及其教育[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2)：19-23.
[8]石中英.自杀问题的教育哲学省思[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6-23.
教育哲学方面的论文3000字篇三
《试谈高等教育哲学对现代大学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大学使命的哲学观
所谓大学使命，描述了大学存在的意义和发展前景，是人们对大学应有价值的判断和要求，是人们对大学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一种认定。《大学》中讲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事实上，这句话非常清晰地表述了“大学”的三重使命。大学的使命为大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不但能够让大学内部组成人员对大学实施的各种活动有了更好的理解，也确保了大学内部的组成人员对大学的发展目标达成共识，树立良好的大学形象，为大学的发展赢得很高的社会信誉和社会支持。因此，大学使命对于大学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著名哲学家布鲁贝克认为：在20世纪，高等教育哲学存在两种途径来确立它的地位，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1]坚持认识论观点的人，他们更趋向于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作为追求知识的最终目的。西方的中世纪大学以追求知识与传播知识为目的，调要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以进行真理的探究和人格心灵的陶冶。而坚持政治论观点的人认为，人们对深奥知识的探讨不仅是对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没有大学，那么，复杂的社会问题我们也就无法容易理解，当然也就更不用说解决问题。“大学不是独立于社会的空中楼阁”，伴随着大学逐渐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走出了“象牙塔”，它成为关系到个人生存和国家生存的“工具性”活动，高等教育价值观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由重认识论转向了中政治论;大学的最终目的由追求和传播知识转为紧密联系社会、为社会服务。
二、大学使命的定位
在社会的现代化的进程中，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也显得越来越密切。一方面，大学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对社会的依赖也越来越多，不可避免的融入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另一方面，大学作为现代社会系统结构中的一种实体机构，承担着自己的那份责任和使命：将对真理的追求、文化的传播为己任，引导社会行为方式和道德舆论，研究和传授科学，教育新人全面发展。[4]现代的大学，除了承担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的责任，还要引领文化传承，承担起塑造大学生心灵的使命。
(一)大学固有的职能培养人才
潘懋元在对高等教育三大职能的论述中指出高等教育三大职能的产生，首先要发展的是培养人才的职能，高等教育最为基础的价值就是促进人的发展的价值。高等教育作为教育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主要任务救市是通过传递和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来教育人、培养人。“就本源而言，人希望成为真正的人，而非异化的人。”除了培养学生全面发展，学习文化知识外，还要培养学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变化的能力和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来完成它指引科学和社会发展的使命。当今的大学不是太功利化就是太理想化，教育的改革也只有使教育能够更好的适应社会的发展、科技对创新人才的需求和就业的要求，来缓解学生就业、创业的心理压力和思想困惑，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正确的面对现实、主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大学教育的目的要服务社会
随着科技的发展，学校由社会的边缘走向了社会轴心的位置，作用和目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把发展学术作为第一要务，而是着重培养实用人才，发展实用知识。“21世纪初是学术界发生重要转型的一个时期。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是全球高等教育管理、方向和财政的变化。”高等教育的发展紧密联系社会发展需要，直接和广泛的服务于社会。不然，学生学的和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将会从根本上破坏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学生学习和劳动的积极性也受到打击，因此新的历史时期向教育工作提出的巨大要求也就无法得到满足。
(三)大学教育要承担起塑造大学生心灵的使命
大学生并不愿意思想受到禁锢、自己的心灵受到侵犯，所渴望的而是教育者关注他们思想和心灵。如果教育者对学生只是一味的指责，并不帮助学生建立学生的热情和积极性，只会让学生的思想和心灵感到迷茫和彷徨;如果学生的思想和心灵受到陈旧的思想观念禁锢，也只会让他们产生抵触的情绪。因此，要满足学生的思想和心灵能够适合社会的迅速发展的需要，让学生能够感受到教育者对他们的关注，成功塑造大学生健康积极的心灵。
高等教育哲学的认识论和政治论要么重视教育知识，要么重视社会价值，使得人的主体性被忽略。教育作为人的活动，既是教育的出发点，也是教育的归属。希腊人生哲学的精髓是“一己之修明”;我国儒家思想则在强调“学者为己”，主张通过教育达到“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的目的。这就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辩证统一起来，阐释了人与社会的关系，揭示了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个体与社会“安所遂生”。
所以，高等教育所追寻的最终目的不能局限于知识的传播和为社会服务，应该达到个人和社会的协调统一;促进社会的发展同时更好的提高自身的修养，而不是单独的注重某一方面。因此，大学教育不能只停留在个人的修养上，它是培养人的社会组织，必须通过为人类发展服务来达到最终为社会服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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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教育究竟是什么以及该如何定义，这一问题已引起人们广泛思考，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整理的关于教育学论文800字，欢迎阅读。
《试谈汉代家庭教育特点及启发》
[摘要] 千百年来，家庭教育问题一直是一个热点话题。在不同的时代，家庭教育的内容和侧重点各不相同。就汉代家庭教育而言，侧重强调家长的责任和义务，家庭成员均注重自己的品德修养，以及相互间的积极影响，与后世“棍棒之下出孝子”的家庭教育理念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也反映出汉代家庭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关键词] 汉代；家庭教育；品德修养
自古以来，家庭是社会构成的最基本单位，它既是个人生存的重要依托，也是社会构成中的重要元素。所以，无数健康和谐的家庭就会构成和谐的社会，而良好的家庭教育则是和谐家庭的重要保证。因此，千百年来，人们对家庭教育的重视是一贯的。但是，过去许多人认为，家庭教育是指家长对儿女的教育，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虽然不同时代的家庭教育存在不同的特点和侧重，但家庭教育的共性则是，不仅父母教育子女，夫妻之间还存在期待和劝勉，兄弟姐妹之间存在表率和示范，晚辈对长辈的规谏和交流等均属于家庭教育的内容。[1]也就是说，家庭教育不仅包括家长对孩子学业、技能等方面的教育，更包括道德层面的修养教育，以及相互间的影响等。在以两汉时期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家庭教育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通过对这一时期家庭教育的特点进行一番梳理和讨论我们可以发现，两汉时期的家庭教育内容对今天的家庭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扑责不是家长对孩子进行教育的特权
所谓扑责，是指杖责或鞭笞。千百年来，“棍棒之下出孝子”是众多家长教育孩子时最直接有效的理念和方式，甚至被奉为家庭教育中的真理。正如《史记律书》所云：“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其实，整个两汉时代，家长对儿女进行教育时很少采取杖责或鞭笞的方式。据我们统计，整个前四史中，“杖”字仅仅出现308次，与之搭配成的名词或术语只有“授几杖”“衰杖”“法杖”或“鼓杖”等，而且这些词汇或术语大多不属于家长教育范畴，其中家长用杖责方式对儿女进行教育的方式仅有3例。一是《汉书陈万年子咸列传》载，陈万年因儿子陈咸不听话而举杖责打，“万年大怒，欲杖之”。二是《后汉书刘平传》所载，薛包的后母厌恶自己，责其分家独自生活，薛包不愿意。“包日夜号泣，不能去，至被欧杖”。三是《汉书崔烈传》所载，崔烈花钱买官后，因儿子抨击其行为属铜臭之举故而恼之，而“举杖击之”。上述仅有的三例属于家庭教育中的特殊情况，并不是家长对儿女的常态教育行为。不仅如此，有时候儿女犯了错，家长恼怒自己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反而要杖责自己。据《后汉书淳于恭传》载，“后崇卒，恭养孤幼，教诲学问，有不如法，辄反用杖自棰，以感悟之，儿惭而改过。”该句话的意思是：叔父淳于恭在教育不听话的侄子时，不但没有杖责侄子，反而要杖责自己的失职，结果使侄子大为感动，使其羞愧而自觉改过自新。从总体上来说，两汉时期，家长以杖责方式教育儿女的方式比较少见。相反，我们发现，杖责行为出现比较频繁的记载多见于皇帝、官员对臣子或下属的责打。从心理惯性的角度来说，这些情况体现了皇权的优越性，而家长很少扑责儿女则体现了家长爱护儿女的天性。同时说明，在家庭教育中也基本上不存在后世所谓的“家庭暴力”。
二、家庭成员注重品德教育和相互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家风”或“门风”是家庭成员在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的生活模式。在日常生活中形成良好的“家风”或“门风”是所有家长的共同心愿。但良好“家风”和“门风”的形成取决于所有家庭成员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修养，而且要通过所有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潜移默化之中形成所谓的好家风或好门风。两汉时期的个体家庭教育已经开始注意家庭成员的道德修养，强调相互影响的重要性。首先，家长自觉注意道德修养，并影响儿女。在汉代个体家庭教育中，父母并不是单纯对子女进行说教，而是注重自身修养对儿女起到的表率作用。正所谓，“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凌，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2]具体来说，两汉时期，家长的品德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求儿女“近有德”、尚节俭，注意心灵美的陶冶。据《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刘邦临终写《手敕太子》，反省自己年青时认为读书无益的错误，告诫太子刘盈要勤奋学习，对开国元勋“萧、曹、张、陈诸公侯”要以礼相待。据《后汉书郑玄传》载，东汉郑玄以书信的方式教诫儿子郑益恩时，要求他“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蔡邕作《女诫》篇教育女儿：“……夫面之不饰，愚者谓之丑；心之不修，贤者谓之恶。愚者谓之丑，犹可；贤者谓之恶，将何容焉？”蔡邕要求她不仅要注意日常的梳理打扮，更不可忽视心灵道德的修饰。第二，父母坚持道德准则，为儿女作表率。据《后汉书张湛传》载，张湛“矜严好礼，动止有则”。张湛严于律己，不但做好妻子儿女的表率，即使对待乡党，也是“详言正色”。被周边地区的士大夫奉为楷模，“三辅以为仪表”。《汉书王陵传》亦载，王陵与刘邦有故交，秦末分别起兵，后王陵归顺刘邦，项羽为了逼迫王陵投降于己，于是把王陵的母亲抓住作为人质，“欲以招陵”，但王陵的母亲悄悄对汉使说：“愿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勿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上述事例中的父母均身体力行，以“好礼”“忠”“义”等良好的道德准则，在精神上给予儿女们极大的教育和表率。其次，儿女以良好的品德影响父母。与父母重视儿女品德教育相映成辉的是，儿女也可以用自己良好的品行来感化或影响父母。
据《后汉书乐羊子妻》载，有一天，别人家的鸡跑到乐羊子家，婆婆据为己有，并“盗杀而食之”，乐羊子妻载饭桌上“对鸡不餐而泣”，且曰“自伤居贫，使食有它肉”。意思就是说，都怨自己不能干，让家里这么穷，否则，就不会让餐桌上出现别人家的鸡了。婆婆听后甚为惭愧，“竟弃之”。《三国志吴书全琮传》亦载，父亲全柔“尝使琮賫米数千斛到吴，有所交易。”儿子全琮竟然“皆散用，空船而还”。父亲大怒，全琮解释说：“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悬之患，故便赈赡。不及启报。”意思是说，我们要买的东西并不是很着急，而如今连士大夫们都没米吃了，救人性命乃头等大事，所以，我就把米救济给缺米的人了。最终全柔对儿子的行为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认为全琮很有出息。上引事例中的乐羊子妻和全琮，分别以高尚的品行和急人所难的大义之举，分别影响了自己的婆婆和父亲。这种事例无论是在汉代，还是在今天的家庭教育中，其意义尤为突出。第三，晚辈对长辈可以规谏。两汉时期，晚辈对长辈的规谏也应该属于家庭教育的范畴。而且这种规谏文献中是经常见到的。据《后汉书杨厚传》载，“厚母初与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岁，思令和亲，乃托言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惧然改意，恩养加笃。博后至光禄大夫。”杨厚对母亲不能善待异母兄长杨博的行为不以为然，用绝食的方式进行抗议，终使母亲幡然改悟。同时代的典籍中也对晚辈的规谏持赞同，甚至鼓励的态度。《孝经》云：“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所以，有人认为，谏诤是善意的，作为臣属、子女，能够在君主、父母有不义行为时，不是听之任之，而能够以谏诤的形式加以劝阻，使他们往好的父母发展，这就维护了个人、家庭的利益。而且，谏诤对愚忠、愚孝有一定的抵制作用，具有一定的民主性[3]。所以，谏诤不仅在国家治理中，而且在家庭事务和家庭教育中具有积极的意义。从总体上来说，两汉时期，品德修养是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如果父母能够严于律己，就可以为儿女做好表率，就可以树立良好的家风和门风，反过来，儿女们具有良好的品德也可以给父母带来积极的影响。上升到国家、社会的高度，德政和德教是汉代士人的理想追求，也是他们对统治者斗争的武器[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汉代的家庭教育对推动社会的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
三、家长重视子女的学业教育，家学盛行
两汉时期，修习经学的风气较为流行，尤其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念被统治者认可之后，很多儒生通过修习经学得到察举、征辟，一跃成为公卿，从而提高了家庭声誉和门庭地位。正如《汉书儒林传》所载，“自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并封侯，天下学士糜然乡风矣”。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兴家”的理念迅速流行起来。而且，专门从事教授的人也迅速增多，其中有一部分教授之人侧重于对子女或族人的传道授业。我们这里所说的授业角色，主要是指家庭（或家族）内部成员。在封建时代，父辈是家庭或家族之长，他们担任着家庭教育的主要角色[5]。汉代典籍中，有关家传学业的记载比较多。如《汉书刘向子刘歆传》载，“刘向三子皆好学：长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赐，九卿丞；少子刘歆，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汉书王吉子骏传》载，王吉与儿子王骏，“吉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好梁丘贺说《易》，令子骏受焉。骏以孝廉为郎。左曹陈咸荐骏贤父子，经明行修，宜显以厉俗。”《后汉书耿弇传》载，耿弇父耿况“学《老子》于安丘先生”“弇少好学，习父业。”从上引事例和文献所载我们发现，两汉时代，很多家庭中的授业学习大多是儿女受长辈的.影响而自觉学习，并不是因家长的强迫而学习。同时，到东汉时期，很多家庭的儿女自觉继承并发扬了父辈的学业，也就是所谓的子传父业。据统计，《后汉书》中有关子传父业且影响较大的记录就达近二十条。正如吕思勉先生所云：“谓汉世百家之学皆衰非。”[6]这应该是对汉代家学教育发展情况最中肯的评价。汉代教育执行的是“通经致用”的原则，昭帝、宣帝时期，治经儒生更多地以经术参与到政治活动和政权建设之中，经学在施政过程中的作用大大增强。家长鼓励子女研习经典与汉代的选官制度存在很大关系。客观来说，家长鼓励子女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走上仕途，进而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在任何时代均具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在汉代家庭教育中，单纯就学业教育而言，家长对对子女的规划和管理是得当的，对后世的家庭教育也产生巨大影响。
四、汉代家庭教育的特点对当前家庭教育的启示
汉代家庭教育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是那个时代社会现实的产物。这一产物虽然产生在两千多年以前，但其本身所具有的积极因素，对促进当时社会的发展和家庭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即使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积极因素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现代家庭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
首先，就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权力而言。千百年来，人们一直认为，父母（尤其是父亲）是家庭的主宰，其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儿女必须无条件执行父母的决定，否则就是家法伺候，“棍棒之下出孝子”就是最好的诠释，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仍或多或少地存在。其实，汉代家庭教育中，强调更多的是父母的义务和责任，而权力是次要的。也就是说，对儿女的品德修养、学业，乃至择业、择偶等方面，父母均有权参与，但都不是强行做主。相对而言，在各方面高度发展的今天，很多家庭中父母的“霸权”仍然顽固存在着，他们肆意干涉着孩子的方方面面，从小学择校，到读大学专业的选取，甚至在配偶的选择等，时时处处闪现着父母的干涉和权力，从而引起儿女的逆反和反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家庭教育与管理中，有些父母的思想和认识远远落后于汉代的家长，这也是现代家庭教育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二，在儿女的教育与择业方面。两千多年以来，“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一直深入人心。随着汉代“经学”兴盛，尤其在设立“五经博士”之后，家庭生活中，父母非常希望儿女“通经致仕”，但父母更多地是为儿女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教育环境。他们虽然很希望自己的儿女通过修习“经学”而走上仕途，但一般不会强迫。也就是说，年轻人是否通过修习经学而走上仕途，往往取决于自己的爱好或志愿，而不是父母的决策，更不是迫于父母的高压。即使在一些经学大师的家庭教育中，父母也是对儿女进行引导，而不是强迫。汉代个体家庭中，父亲是儒生或官员，而儿女从事其他职业的情况是常见的。这种家庭教育中的“民主”不但保证了家庭的稳定与和谐，也可以让年轻人更容易发挥自己的特长和爱好。所以，这种情况对现代家庭教育的启示应该更具有实际意义。
第三，在儿女的品德修养与熏陶方面。汉代家庭教育中，在品德修养方面最明显的特点是父母的表率作用与相互影响。汉代父母并不是单纯对儿女进行说教，而是更强调家长自身品德修养的表率作用。也就是说，家长一方面要求儿女“近有德”、尚节俭，注意心灵美的陶冶，同时，父母的言行非常注重坚持道德准则，为儿女树立好榜样。与父母重视对儿女进行品德修养教育相映成辉的是，儿女也可以用自己良好的品德或行为来感化或影响父母的不当之处。有时，儿女还可以用劝谏或交流的方式来影响父母。上述这种情况则是现代家庭教育理念中“言教不如身教”的最好证据。现代家庭教育中，对孩子的品德修养教育方面，很多家长停留在“言教”层面，而且不少父母没有起到表率作用，其教育效果可想而知。虽然我们不能强调每个家长都要去读一下汉代典籍，但其中的一些典型事例，其借鉴价值是很高的。从总体上来说，汉代家庭教育所呈现出的特点虽然有时代的因素，但其普遍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两汉时期，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理念对中下层个体家庭产生了重要影响。反映在家庭教育事务中，家长虽然具有较高的权威，但在对儿女进行教育时，十分强调家长的表率和示范作用。同时，所有家庭成员注重加强品德修养，并相互产生积极影响是当时家庭教育方式的主流。过去，有学者认为，“家长握有儿女的教育权、择业权。家长不但有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主观意向教育子女的权力，还有权为子女选择教师，为子女择业定向，而不考虑子女个人的需要和意愿。”[7]这种观点应该是针对后世的家庭教育而言的，套用到汉代是不恰当的。因为，两汉时期，在家庭事务中，家长的绝对权威尚未完全确立，更多强调的是家长的责任和义务，加之特定的历史环境，在当时的家庭教育中还存在不少“民主”的成分。这些“民主”的成分，对现代家庭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范喜茹.两汉家庭教育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5-13.
[2]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第一.治家[M].北京:中华书局,2010:40.
[3]梅良勇,张方玉.《孝经》的家庭伦理思想研究[J].学海,2000(5):116-120.
[4]王洲明.汉代散文风格与汉代经学的关系[J].泰安师专学报,1999(5):28-29.
[5]曹建平.魏晋南北朝家庭教育钩稽[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8(2):104-106.
[6]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686.
[7]王玉波.中国古代的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