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悠悠，长河汤汤，年华无法挽留历史匆匆前行的脚步。
华夏大地上，有元谋人、蓝田人、山顶洞人的足迹，有夏商西周青铜文化的盛行；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辉煌，有东临碣石、西进取经的遗迹。我们古老而富有活力的华夏文明，历经时间的洗濯越发熠熠生辉。
朝代更迭，却不能磨灭我们延续五千年的文化。在博大文化的滋养下，我们中华儿女腹有诗书气自华，身怀傲骨应铮铮！
历史有万邦来朝的繁华，亦有黑暗受辱的暗淡。我们有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战败，有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侵华的耻辱；但我们也有虎门销烟的豪情，有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儿女是最伟大的！
我们要以史为鉴，不忘根本，在新时期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扬我国威，振兴中华！
我读孟子之“人和”天、地、人三者的关系问题古往今来都是人们所关注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把“人和”看成是决定战争成败的主要因素，他既看到战争不仅是实力的竞赛，更是政治的竞赛，争取民心，争取人和，反对暴政，这是它的进步意义。在此基础上，我教授了《先秦诸子选读》中孟子“人和”一章，对孟子的“人和”思想有了一些自己的认识与体会。其一、为国者与民众和衷。孟子人和思想首先体现在为国治理上，应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即上下和衷。《尚书孔传》记载：“衷，善也。以五礼正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后多以“和衷”指和睦同心。孟子生活在“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战国时期，一部春秋就是一部战争史。在春秋三百年里，“战伐侵功不可胜数”。在诸侯王们杀红了眼，急于在战场上一决雌雄的状态下，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的人和观，不能不对齐宣王有极大地诱惑力和鼓舞性。抛开孟子劝说的技巧，来看看他所说的能使上下和衷的致胜法宝“道”吧。它建立在百姓信任的基础之上，如何能赢得这份信任，即“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 梁惠王下》），有关与民同乐的思想在孟子的许多篇章中都有几种表达，而“庄暴见孟子”一篇中“今王鼓乐于此此无他，与民同乐也。”算是比较集中而明确地提出这一观点吧。来源：商业2.0
中华文明的起源
一般认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巍巍华夏5000年的文明史渊源于黄河流域。这种说法当然对，但不全面，根据现代考古的发现和众多学者的多方论证，中华民族史前文明区应分为三部分，它们是：一、河洛文化区位于黄河中上游。黄河中游是古代羌族居住地，最早一支为烈山氏，其子名柱，会种谷物和蔬菜，后被奉为稷神。炎帝（即神龙氏）也属古代羌族。轩辕黄帝居黄河上游，属古戎狄部，后黄帝与炎帝联盟，产生了族外婚的婚姻形式，繁衍出世代的“炎黄子孙”这也是后来华夏民族（汉族）的主干部分。
二、海岱文化区位于黄河下游、黄淮之间的广大地区，居住着东方夷人各部，据说当时“夷有九种”，伏羲氏为“九夷”部落联盟首领，教人渔猎，始作八卦。接着发展起来的是蚩尤，他发明铜器，以金为兵。后来蚩尤被黄帝打败，夷人中的四部并入了华夏族，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海岱文化区是中华民族最早、最重要的摇篮之一。
三、江汉文化区位于南方长江流域，是古苗蛮族各部居住地。三苗是三个苗族部落，奉帝鸿为祖先，以蛇为图腾。最早培育出水稻，农业生产相当发达。而湖北屈家岭文化的分布及影响所及，其农业生产水平和“陶祖”所反映的父权制的确立，都证明当时南方的江汉流域广泛存在过一个发达的苗蛮文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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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06
23:37
检举
魏晋南北朝时代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与南方中原汉族文化大融合大碰撞的时代，这期间北魏孝文帝的汉化
运动掀起了民族大融合的高潮。北魏的前身为北方少数游牧民族鲜卑族，该民族自东汉以来，经常与汉人接触，不仅占据匈奴故地，而且据有东起辽东，西至陇西大遍土地，由于拓跋氏的掘起，统一了北方，建立了由少数民族为主人的北魏政权。那么，为何统一北方后的北魏政权要实行汉化过程呢？这还得从其鲜卑族历史起源和历史背景说起。
鲜卑起源于北方的游牧民族。1980年7月，我国考古学家在内蒙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的大兴安岭北部内麓，发现了鲜卑拓跋氏原始居住的石室（嘎仙洞），由此证明鲜卑起源于此。最初拓跋部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自拓跋圭后的强大，原始社会解体，步入了奴隶社会时期，又由于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在奴隶制没有充分得到发展的情况下，很快就过渡到封建社会了。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外因是事物变化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依据”。拓跋氏本系游牧为生，由北向南推进中，接触到汉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从游牧业转向农业的同时，亦必然弃逐水草而居转向汉人的定居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于是乎，为进一步改变落后统治制度，吸纳接受汉人先进的文明，向汉人学习，在孝文帝时代掀起汉化运动的高潮，亦就成顺理成章之事了。
北魏的汉化运动主要倡导实施者为孝文帝，他登上位之后励精图治，在统一的北方大胆的实行汉化运动，其主要的内容有迁都、改革官制、禁止胡语、胡服、改鲜卑姓为汉姓、禁止同族通婚、礼乐刑法等六方面进行汉化改革。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孝文帝迁都的目的和意义，自拓跋圭定都平阳以来，这里一直是北魏的首都，但是平阳地位偏北，很难控制整个北方，加之北方柔然的骚扰，在军事战略上对北魏政权的巩固很不利，再者常年发生自然灾害，水旱疾病肆虐，公元487年，皇帝下诏言道：“春旱至今，野无青草”，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卖儿卖女，流浪逃亡者甚多，可谓民不聊生也！加之北方均为少数民族贵族居多，保守势力强大，不迁都不改革将不利于北魏政权的发展。于是乎孝文帝于公元493年借口南伐迁都至洛阳。孝文帝在对任城王元澄说道：“国家兴自北土，从居于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兴文，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由此可见孝文帝的宏图大志之心。
再次进行官制的改革，孝文帝依照魏晋设置三师、三公、尚书、中书、四征、四镇和九卿等中央的文武官吏；地方上设刺史、郡设太守，且设县令，杜绝了官姓家族的发展，是一项惩制官吏腐败的良好措施，另外，取消王宫贵族世袭所设假爵位。
在孝文帝实施汉化运动过程中，最重要莫过于禁止胡语胡服而宣导民从说汉语，穿汉服了。
作为一国之君的为了强国富民，他带头讲汉语，穿汉服，这可从孝文帝对胞弟咸阳王禧谈到汉化重要记载中可见一斑，“自上古以来，及诸经穷，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礼乎？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语……。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于是公元495年，孝文帝下诏令，制定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的制度。只有如此才能更好的说汉语，才能更好学习汉人的经典著作。
在改制胡服方面，孝文帝改制汉人的衣冠，经能工巧匠六年完成，无论男女均需改为穿汉装。一次，孝文帝至邺城考察，他看见一位妇女在车上没有穿汉服，他责令返，尚书何为不察，澄曰：“著才犹少，帝曰：任城欲令著乎？”可见孝文帝对于禁胡服，穿汉装之重视程度。
孝文帝在改鲜卑姓氏和通婚方面实施了重大举措，孝文帝率先将拓跋姓氏改为元姓，加速北魏政权的汉化过程。公元496年，孝文帝改帝室拓跋氏为元氏，北魏太祖以来的作大著姓，皆改为汉姓；在通婚方面，孝文帝下令禁止鲜卑同姓内部通婚的陋俗，并且孝文帝自己带头积极倡导和推行鲜卑贵族与汉族大姓通婚，他自己即以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之女，以充后宫，又以陇西李冲之女为夫人，孝文帝众多兄弟和一些鲜卑贵族亦娶汉家女为妻为妾，并将皇室公主和鲜卑贵族的女儿嫁给中原士族，这样通过异族间的通婚关系，进一步融合了鲜卑族与汉民间的关系，也使鲜卑贵族和汉人名望士族紧密的结合起来了，不仅消除了双方存在的民族予盾，而且使二者血统达到融合，支持北魏的封建政权的统治。
孝文帝在上述汉化改革的基础上对刑法亦进行了改革，废除了斩刑之前的男女皆除衣裸体之法，北魏刑律制订上承汉晋，并且由国君亲自制定律令，据《魏书.李冲传》所载：“及义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也由此可见孝文帝重视礼法制度的程度，呕心沥血，潜心汉化用力之勤也。
孝文帝对汉族的文化艺术也有很大兴趣。他从小就接受汉族文化的教育，不仅“五经之义”能拿过来就讲，史书传记、诸子百家涉猎颇多；对汉族的诗文也很有研究。孝文帝不仅改革鲜卑贵族的生活习俗，还教育他们学习汉族文化，从更深的文化层次改造他们。孝文帝对自己民族的落后有清醒的认识，不夜郎自大，不固步自封，虚心学习。他积极创办学校，传播文化知识，还搜集整理天下书籍，使因战乱而衰落的北方文化开始复兴。在他的带动下，鲜卑人进步很快。
孝文帝对北魏宗教艺术的发展也有很大贡献。孝文帝的父亲献文帝就是个极其虔诚的佛教徒，他本人也崇信佛教。因此，孝文帝大力提倡佛教。在他统治期间，佛教迅速发展起来。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艺术的发展。当时最重要的佛教艺术形式，就是石窟艺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的洛阳龙门石窟就是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那一年开始开凿的。另外，驰名中外的少林寺也是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为远道而来的印度高僧跋陀修建的。也是在孝文帝时期，五台山的佛教的以兴盛。
“贞观之治”历史论文（可选任意两段）
贞观之治，关键在于“作为之治”，即是有所作为，而且是积极作为。而更重要的是，这种作为的方向不是奉己，也不是一方阶级之利，而是天下百姓受益。这一点尤为值得中国的今天汲取，同时也必须让全球化的中国人好好总结和学习（以便中国能够积极参加到全球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建设大业中去）。贞观之初，国家犹在战乱之余，到处千疮百孔，人民流离失所，然而经过太宗与群臣和各地官员的精心治理后，不到几年，就出现了社会景况的迅速好转：流散者回归家乡，土地再度获得耕耘，农业连年丰收，当时的米粟每斗不过三四钱，出现了“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盛世景象。社会治安、人民温饱、政府吏治、商贸发展等等，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象，就连行旅在外的商贾和奔考科学的学生们，往来各地间都可以不带粮食，可以取给于途，这样的景象，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也是鲜见的。盛世繁荣，人民幸福，在1380年前，中国就是啊。
对于自我检省和体察，太宗也有着惊人的客观角度，以致使许多良臣敢于直谏。他通过谏言而进行自我对照，时时修正检点，这种襟怀犹为可贵。如前所说的那个大夫魏征，有时直谏到当众冒犯篾君的程度，令太宗甚为恼怒，甚至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想杀了魏征（这一点可见封建制度的不宽容），然而终于还是被国家大义所止怒，魏征去世时，太宗不禁大哭。在对魏征的评价上，太宗结合自己与国家经略，这样说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可见太宗对待良臣的态度和客观体己的真诚。
对于历史尊重可以表现出一个国家的积极态度和深度思考力。这一点，以世界各国在各自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上而明确表明了出来。这种历史尊重并不是一味追忆和迷信，也不是对过去历史的全然忘却，而是从历史的汲取出其文明的精萃，予以继承和发扬光大。所以，尊重历史首先将得益于学习历史，而学习历史则将得益于方法，方法的取舍则得益于我们对于历史的态度。因为尊重，所以学习，这是一个好态度。唐太宗对于历史，就有一个很好的态度，他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是很好的范例。我们今天的许多人，忙于经济也忙于企业，而其本质并非是真正找到了正确的方法，更多情况下是失去了判断。失去历史的判断，其结果就是皮毛的货色了。一个社会如果只是仅存皮毛，其利必不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