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五代董源唯一有名款的作品,《溪岸图》是徐悲鸿1938年在桂林阳朔购得,同年初秋张大千到桂林,硬是“挟吾董源巨帧”而去,1968年张大千以《溪岸图》与王己千交换,1997年5 月再由唐骝千(Oscar L.Tang)家族购藏捐献给大都会博物馆。同年八月,《纽约客》杂志发表署名文章,引述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授、著名中国美术史家高居翰(James Cahill)的看法,认为《溪岸图》是张大千的伪作,激起轩然大波。研讨会上,高居翰作了《对〈溪岸图〉十四点质疑》的发言,再次力主《溪岸图》是张大千的伪作。中国学者则进行反驳,认为至少是宋人之作。按常理,这种专业性极强的研讨会,感兴趣的人并不多,但不仅有近千人出席旁听,且在高氏讲完后,在场的美国人长时间鼓掌。中国专家陈述观点时,美国人却“听不懂”了。后学如我,对鉴定素无必得,更无缘亲睹《溪岸图》真面目,对此事本不敢置喙。但看了有关的报道,却觉如鲠在喉,必欲一吐。且不言西方“科学”的鉴定方法在鉴定中国书画时未必胜过中国传统的“望气”、“目鉴”法,单研讨会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已显出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欺凌之态。对此,连美国美术史家Croig Cluns也指出,这场研讨会, “甚至可以解读为隐含着令人不愉快的、带有种族色彩的西方学者挑战中国学者。”由此,我也联想到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领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在美术史与美术批评领域,近百年来我们大量地引进了西方美术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中,确实很大程度地存在着空疏玄虚之风,尤其在美术批评中,周易八卦、河图洛书、老庄思想、魏晋玄学,似高头大章,精彩绝伦,实隔靴搔痒,虚空缥缈,读者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作者自身也莫明真谛,徒弄玄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美术理论的引进,对于中国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的发展,无疑起到了重要的矫正作用,这种引进自然是多多益善。但随着西方美术理论的大量引进,我们是否该冷静地反思建立在西方美术演变基础上的西方美术理论,能否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简单地去套中国美术。以中国画而言,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国画形成了自身完整的审美体系、价值标准、欣赏方式,六法精论、逸神妙能、传神写照、意境格调也好,计白当黑、五笔七墨、布局如弈、三远七观也好,都与西方绘画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画的写生不同于西画的对景写生,中国画的远近法不同于西画的焦点透视,更不是今人假设出来的“散点透视”,简单地把自身尚未真正理解、消化的西方绘画理论,不切实际地移用到中国画的评价上,无异是胶柱鼓瑟、缘木求鱼之举。 西方经济、军事的相对强大,并不是意味着文化的必然精深,但在强势文化的猛烈冲击下,许多人无所适从。他们一方面对中国文化精神不作深入研究,对中国艺术的深层内涵缺乏体悟,没有进入中国文化的堂奥却自以为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真正搞懂、吃透西方文化,看了几本翻译得半通不通的西方论著,盲目地借用几个自己也莫明所以的外国术语,对中国传统艺术横加指责。于是,强调西方绘画“科学性”,认为“中国画不科学”的有之,高举“笔墨等于零”者有之,刻意求新求怪求野者亦有之。眩人耳目,引入歧途,服己尚难,服人更是妄想。 中西艺术的文化底蕴、审美方式各居一极,二者是各自独立的艺术体系,许多有睿智的、清醒的艺术家已意识到一味从西方寻找“真经”,是无法拯救传统艺术的,中国传统艺术的深厚内涵使得它具有无法想象的生命力和生发力,吸收借鉴他者的经验固然不可或缺,挖掘、发展自身的优良传统更是重中之重。我们的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是否也该好好反省呢?我们不必固守祖宗之法一成不变,也不该把祖宗之法一概地抛在脑后吧。今日的美术史论家们,在准确地、系统地引进西方美术理论的同时,要花更多的精力深入地、全面地钻研中国传统美术理论,使其重现生机,并且运用到当前的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批评领域上来。如此,这一领域中的诸多弊端方有望改进。 美术批评需要交流和对话 李敬仕(绍兴文理学院美术系副教授、花鸟画家) 人类文化没有一个永恒的模式,也没有一个绝对中心。理论家们在讨论中西美术理论对话时,应该具有中国本土问题意识和特定语境的要求。 美术批评的对象通常是美术作品和美术家,因此,它同美术家的关系应该是相当密切的。在现时代,欲望、金钱这些物质追求经由市场消费逻辑而成为日常生活的主题词时,一些画家在金钱利益的驱动下,为了包装推销自己,对美术评论宠爱有加。而另一些美术家则对美术批评持冷漠甚至蔑视的态度。这其中有美术家本身的原因,如理论素质的低下和学术视野的狭隘,使他们对美术批评毫无兴趣。但也有对美术批评现状感到不满的原因。有位画家对我说:“那些写美术评论文章的人,读了几本理论书,就到处乱套。他们也许有丰富的哲学、美学、艺术史的知识,但并不懂画,他们哪里知道我为什么要用这块颜色,怎能看得出这块颜色好在那里?”这话虽有些偏激,却也不无道理。对于美术理论家来说,需要以宽容的学术胸襟,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加强同美术家乃至广大读者的交流和对话。这里我冒昧对美术批评中某些现象谈一些浅陋的看法。 首先是不少文章对视觉形式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或分析不能令人信服。在艺术家心里,他所见所闻的一切,却被转译成了他所理解、把握的艺术媒介形式,而其它因素都退而成为艺术创造的潜在背景因素。对这种艺术审美创造上的形式的“特殊性”不进行深入分析,就难以切入作品的本体。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绘画史上卓有影响的理论著作,大多出自大画家之手。如中国最早出现的理论专著《论画》和《画品》,作者是顾恺之和谢赫,北宋《林泉高致》的作者是郭熙,明代作《华山图序》的王履,倡导南北宗论的董其昌,清代作《苦瓜和尚画语录》的石涛,都是赫赫有名的画家。这些著作不仅被历代画家们奉为经典,就是在中国美学史上也焕发着耀眼的光芒。对各种视觉形式的感悟和理解,殊非易事。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即使是专业画家,对他所从事本专业以外的美术作品也难以作完全的解读。一个中国画家看油画,大多也只能停留在欣赏层面上,很难在形式层面上作出令油画家心悦诚服的深刻分析。美术批评家批评的范围涉及国、油、版、雕、年、连环、宣传、壁、民间美术、艺术设计甚至建筑、书法等等,我们不能苛求理论家对美术各门类的样式都进行实践,但评论家必须花大力气对其形式语言的特点进行研究,这样才能真正取得发言权。如果评不到点子上,对美术家来说无异是隔靴搔庠,无济于事。美术评论中常有这样的现象,评论家写文章大加赞扬的作品,画家却认为并不见得是好画。有些推介文章,对作品本身的分析文字不多,却东拉西扯地写了不少有关文学史、美术史甚至哲学方面的知识,生硬地和他所要评论的对象联系起来,给人一种评不出什么也硬要说些什么的印象。还有对美术现象的一些评说,也难以使人认同。如有文章说:齐(白石)体的后人,“以吴作人为代表”;并把水墨人物画分为徐(悲鸿)和蒋(兆和)两派,说在明暗造型的手段上,徐氏以染为主,蒋氏以皴为主,把方增先归为徐派,把刘文西等一大批画家归为蒋氏门徒。这种说法未免武断。因为在中国画家眼中,蒋氏的人物画有以毛笔代替木碳笔画素描之嫌,作为中国画中特殊笔法的“皴”,和西洋画中的明暗完全是两回事,且在人物肖像画上运用皴染技法早已有之,怎么成为蒋氏的专利,谁用了皴法,就成了他的门徒呢? 其次是美术批评的话语方式,在80年代中期以后有了很大变化,引进了大量西方文化思想的新名词、新术语和新概念。一些自命精英的前卫理论家依据这一表象,相信中国美术的进程也应实现同一模式的转型,而对本土民族文化和写实画风给予轻蔑的否定,对西方现代性文化不是以一种平等的心态加以观照,不作批判性的理解,而是沉浸在现代迷信之中急于建构现代乌托邦。一些理论家屈从西方话语中心,并以此为荣。他们以单一的线性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把西方文化的价值标准,强加处在不同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之中的具有斑斓色彩的本土美术。按照耗散结构的理论,进化不是按单一轨线进行的。因此人类文化没有一个永恒的模式,也没有一个绝对中心。理论家们在讨论中西美术理论对话时,应该具有中国本土问题意识和特定语境的要求。 美术批评中还有些不如人意的地方。如某些文章故弄玄虚,语言晦涩难懂。文章写给什么人读,应该有一个定位。读有些文章远比读黑格尔著作还难,画家看不懂,一般读者就更不懂了。如果只给自己小圈子里的人读的话,那就没有发表的必要。有的文章中大段深奥莫解的文字,在仔细琢磨之后,原来说的是很平常浅显的道理,学问不深,文章很深,只会令人厌弃。再有是某些评论家有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在那里指手划脚,口气武断专横,以为自己说的都是真理,不能容忍别的声音,这当然令人反感。还有一些心浮气躁的理论家,在和某些画家作互利性的交换,其后果必然导致美术评论的庸俗化和学术人格的沦丧。凡此种种,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艺术评论家的底牌 谷流(河南美术出版社编辑、艺术史学者) 真正的艺术评论家应具备最起码的历史意识与鉴别批判能力,他们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宁静而不为物役的自由灵魂。这可谓真正艺术评论家的底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关于艺术的评论话语都是源自牧羊人内心的亦或附庸的神话。牧羊人不但可以是神明的上帝,也照样可以是艺术评论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牧羊人就没有羊,没有羊也就没有牧羊人,没有牧羊人就没有这个世界和关于这个世界的历史,也就更没有必要再有牧羊人和羊所必需的食物和水。既然有了牧羊人,就必须有应该属于他的羊、他的食物和他的水。为了能顺利地找到并得到食物和水,艺术评论家便毫无必要再顾及颜面而不好意思以一种有时连艺术家都拍手叫好的相当体面的圈层话语,如帝国主义般地肆意强奸和占有艺术品创造的原初意义,并美其名曰指点创作和引导时尚,直到把好端端的艺术家糟蹋到不会画画才肯去折腾点儿别的。惟惜乎斯世艺术家众矣,却教那牧羊人太也不好意思停业盘点。是为天职艺术评论家之一副活形也。 艺术品是真正艺术家真正天才的创造,是原初的价值性话语文本,但又有优劣之别,诚如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艺术和自我超越》所说:“斯德哥尔摩国家美术馆里令人惊叹的伦勃朗作品——仅仅为这些作品,我们就值得来这儿——和同一美术馆的一幅华托的珍品体现了不同的价值”。然而,在任何时代里,像华托那样的艺术家,甚至尚根本无法与华托相提并论的绘画从业者,实实在在地多如牛毛,并缘此无限地孕育着所谓的艺术评论家的温床。 当今有这样一种时髦的观点:艺术界由艺术家——画廊——艺术评论家——画商共同构成。在市场喧嚣的艺术情境逻辑里,艺术评论家甚至毫无愧色地直接充当着艺术经纪人的角色,从而使匠气之作的价格往往被误认为有价值而存在。制造误导的评论话语似乎罩上了价值的光环而俨然更高于原初话语——真正的艺术品的价值。其实,该情境中真正的艺术品往往匮乏甚至缺席,评论话语往往毫无原创性——毫无历时性价值而仅仅拥有其共时性的实用意义而已。赵汀阳《谁去批评画面》界定了艺术评论的简单标准:描述性的是新闻报道;解释性的是辅助性评论;分析性的才是真正的学术性的艺术评论。信矣!是笃语也。 那么,真正的艺术评论家该由怎样的人来充当?他既不是极权主义者,也不是艺术市场炒作家,更不是那些并无广度和深度专业智识的艺术理论爱好者或自谦曰参与者;而应是那些真正对现时代具有深刻实践和洞察的文艺博学之士——诸如对某一艺术领域有针对性的专门独到研究的艺术史家、作家及相关研究学者。他们应具备最起码的历史意识与鉴别批判能力,他们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宁静而不为物役的自由灵魂。这可谓真正艺术评论家的底牌。令人遗憾的是,当今的喧嚣者大多都没有底牌!甚者根本就没有牌!打出来的竟还是“借用”人家的牌!甚矣!斯诚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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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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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摘要
中文摘要以300字左右为宜,包括研究的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摘要应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采用第三人称的写法,尽量不要出现公式、英文注解、数值等。建议采用“对……进行了研究” 、“报告了……现状”、“进行了……的调查”等。用过去时态叙述作者工作,用现在时态叙述结论。要求作者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创新之处。切忌对自己的成果作过高自我评价,如:“为XXX奠定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等。
英文摘要应与中文摘要文意一致,采用被动语态,不用“We”等第一人称作主语。
3 关键词
要求有中英文关键词4个~8个,应是从其题名、层次标题和正文中选出来的能反映论文主题概念的词或词组,应尽量从《汉语主题词表》中选取,中英文关键词一一对应。中文关键词不能全是英文或英文缩写。
4 正文:见图
5参考文献: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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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是一门历史悠久的传统艺术。至于印章是在什么时候,以及怎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几千年来谁都没有说清楚,它始终是一个谜,而人们又总想解开这个谜。于是,从早先富有神奇色彩的传说,到近代具有科学精神的探讨,演绎出一个漫长的认知过程。
印章的神话传说
关于印章的起源问题,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文字记载是在汉代编写的纬书《春秋运斗枢》和《春秋合诚图》中。《春秋运斗枢》是这样说的:“黄帝时,黄龙负图,中有玺者,文曰‘天王符玺’。”《春秋合诚图》说得更有声有色:“尧坐舟中与太尉舜临观,凤凰负图授尧,图以赤玉为匣,长三尺八寸,厚三寸,黄玉检,白玉绳,封两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玺’。”
上述两种说法,显然把印章的起源归之于神灵的创造与赐予了。今天看来当然是十分幼稚和荒谬的,但在我国古代,由于社会和文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人们对于许多问题都不可能作出科学的解释。
此外,还有把印章说成是起源于殷墟甲骨的契书和青铜铸造的铭文,这就比较现实一些。把印章与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的刻制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是不无道理的,因为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和印章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从材料的制作、镌刻一直到书法艺术的表现,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这样说,没有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就没有印章。但这仅表明它们之间的联系,却没有阐明作为一种独立形式出现的印章究竟是怎样产生的。此外,还有诸如印章起源于“徵识图腾”;起源于“宗教”,起源于“生殖崇拜”和“劳动工具”等诸说,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此一问题。
+=+> 印章起源
印章的产生源于制陶
中国陶器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有八千多年历史,而最原始的制陶即模制法,就是在模子里置竹篮条或绳子,接着用泥涂在模子里,待半干后取出,陶坯的表面就留下清晰的篮或绳的印纹。受如此印纹的启示,先民们后来直接在陶拍上刻纹饰。陶拍原先是以拍打方式弥合泥坯裂缝的简单工具,其上雕纹饰之后,就成为我国装饰图案和印章艺术的渊源,陶经即由此脱胎而出。
陶玺应该有两种涵义。其一指玺印的质地为陶,由粘土的混合物经成型、干燥、烧结而成;其二指用以戳压泥陶上文字或徽记的经印。这些文字或徽记往往是器物主人或家族的名称或标记。
印玺是私有制出现以后的产物
印玺的形成与货物、与属于私有财产的奴隶密切相关。《后汉书·祭祀志》指出:“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然犹未有金玉银铜之器也。”“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诈伪”、“奸萌”显然是私有制出现后的诈骗、冒认、偷盗、侵夺等不正当的行为。因此,能在器物上戳压记号,以证明物归谁主的印章便应运而生。殷商时代的经印就仅仅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到了西周,随着“工商食宫”为特征的商品经济(即工匠和商贾都是贵族的奴仆,他们主要为封建领土贵族的政治或生活需要而从事工商活动。由于商品经济不发展,当时独立经营的手工业和商业极少)的出现,玺印跻身于符节一类行列,才有了凭信的作用。
+=+>印章的分类
1.战国古玺
古玺是先秦印章的通称。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印章大多是战国古玺。这些古玺的许多文字,现在我们还不认识。朱文古玺大都配上宽边。印文笔划细如毫发,都出于铸造。白文古玺大多加边栏,或在中间加一竖界格,文字有铸有凿。官玺的印文内容有"司马"、"司徒"等名称外,还有各种不规则的形状,内容还刻有吉语和生动的物图案。
2.秦印
秦印指的是战国未期到西汉初流行的印章,使用的文字叫秦篆。看其书体和秦汉量,秦石刻等文字极相近,所有较战国古文容易认识。秦印多为白文凿印,印面常有"田"字格,以正方为多,低级职官使用的官印大小约为一般正方官印的一半,呈长方形,作"日"字格,称"半通印"。私印一般也喜作长方形,此外还有圆和椭圆的形式,内容除官名、姓名、吉语外还有"敬事"、"相想得志"、"和众"等格言成语入印。
3.汉官印
广义地说是汉至魏晋时期的官印的统称。印文与秦篆相比,更为整齐,结体平直方正,风格雄浑典重。西汉末手工业甚为发达,所以新莽时代,(?"新"为王莽的朝代名)的官印尤为精美生动,汉代的印章艺术登峰造极,?因而成为后世篆刻家学习的典范。
两汉官印以白文为多,皆为铸造。只有少数军中急用和给兄弟民族的官印凿而不铸,这在后面还要介绍。
4.汉私印
汉私印即为汉代的私人用印,是古印中数量最多、形式最为丰富的一类。不仅形状各异,朱白皆备,更有朱白合为一印,或加四灵等图案作为装饰的,进而有多面印、套印(子母印)、带钩印等。印文除了姓名之外,往往还加上吉语、籍贯、表字以及“之印”、“私印”、“信印”等辅助文字,钮制极为多样,充分显示了汉代工匠的巧思。两汉私印仍以白文为多,西汉以凿印为主,东汉则有铸有凿。
5.将军印
将军印也是汉官印中的一种。这些印章往往是在行军中急于临时任命,而在仓促之间以刀在印面上刻凿成的,所又称"急就章"。将军印风格独特,天趣横生,对后的艺术风格有很大影响。汉代的将军用印,普通都不称"印"而叫做"章",这是军印的一大特点。
6.汉玉印
两汉玉印在古印中是十分珍贵稀少的一类。"佩玉"在古代也是名公贵卿和士大夫的一种高雅风尚。一般玉印制作精良、章法严谨、笔势圆转,粗看笔划平方正直,却全无板滞之意。由于玉质坚硬,不易受刀,也就产生了特殊的篆刻技法,即所谓的"平刀直下"的"切刀法"。又由于玉质的不易腐蚀受损,使传世下印得以比较好地保留了它的本来面目。
7.魏晋南北朝印
魏晋的官私印形式和钮制都沿袭汉代,但铸造上不及汉印精美。传世的给兄弟民族的官印,文字较多,用刀如刻如凿,书法风格表现为舒放自然,从而成为一个时期篆刻风格的代表。南北朝各国传世印章不多,官印尺寸稍大,文字凿款比较草率,官印未见铸印。
8.朱白文印
朱白文相间的印式在汉印中很见巧思,据说起自东汉。它的方式极为多样,朱白文字的位置安排及字数均可灵活变化不受局限。这里例举的数印就可见一斑。朱白的原则大致根据笔划多少而定,朱文大多笔划多少而定,朱文大多笔划较少,白文则相反,从而达到朱如白,白如朱的和谐效果,这类印大多工稳的私印,未见用于官印。
9.字母印
子母印又称"玺印",起于东汉,盛行于魏晋六朝,是大小两方或三方印套合而成的印章。人印腹空,可以合宜地套进一方或二方小印,形成母怀子的形状。也有套进一方两印(如右栏"郭意"印)成一组三方的。在一方印章的体积中,兼备了几方印的使用价值,古代印匠的工艺水平由此见。
10.六面印
传世六面印实物较少。这种呈"凸"字形的印章,上面的印鼻有孔,可以穿带而佩,鼻端作一小印,连同其余五个印面故称六面印。传世六面印的一种典型风格为带边白文,每字为一行,密上疏下,印文竖笔多引长下垂,末端尖细,犹如悬针,所以有"悬针篆"的俗名。这种风格虽然尚有笔意舒展、疏密相映的好处,但很容易流于庸俗,远不及汉印的相茂,故历来篆刻家只偶一为之。
11.缪篆印(附鸟虫书)
传世六面印实物较少。这种呈"凸"字形的印章,上面的印鼻有孔,可以穿带而佩,鼻端作一小印,连同其余五个印面故称六面印。传世六面印的一种典型风格为带边白文,每字为一行,密上疏下,印文竖笔多引长下垂,末端尖细,犹如悬针,所以有"悬针篆"的俗名。这种风格虽然尚有笔意舒展、疏密相映的好处,但很容易流于庸俗,远不及汉印的相茂,故历来篆刻家只偶一为之。
12.杂形玺
战国以来的印章中,杂形玺也是甚为别致的一类。其式样没有定例,大小从数寸至数分不等,变化极为丰富,除了方圆长宽更有凹凸形印、方、圆、三角合印,二圆三圆联珠,以及三叶分展状等,朱白都有,不胜枚举。杂形玺因其独特的谐趣与官印的庄严、沉着的要求不同,故只用于私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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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图案印
图画入印自战国到汉魏都有,以汉代为最多。又称肖形印或象形印。形式多样,简练生动,除了人物、鸟兽、车骑、吉羊、鱼雁等图案外,常见以吉羊的四灵(?龙、虎、雀、(凤、龟)入印的,这类印又称为"四灵印"。
14.成语印
成语印自战国开始就有,使用的格言、成语达百余种。如"正行"、"敬事"、"日利"、"日入千万"、"出入大吉"等,成语字数不等,自一、二字始,多达二十字,其用途除了表示吉祥之外,也有为死者殉葬之用。
15.花押印
花押印又称"押字",兴于宋,盛于元,故又称"元押"。元押多为长方,一般上刻楷书姓氏,下刻八思巴文或花押。从实用意义上说历代印章大都有防奸辨伪的作用,作为个人任意书写,变化出来的"押字"(有些已不是一种文字,只作为个人专用记号),自然就更难以摹仿而达到防伪的效果,因而这种押字一直沿用到明清时代。
16.封泥
封泥又叫做"泥封",它不是印章,而是古代用印的遗迹——盖有古代印章的干燥坚硬的泥团——保留下来的珍贵实物。由于原印是阴文,钤在泥上便成了阳文,其边为泥面,所以形成四周不等的宽边。封泥的使用自战国直至汉魏,直到晋以后纸张、绢帛逐渐代替了竹木简书信的来往,才有可能不使用封泥。后世的篆刻家从这些珍贵的封泥拓片中得到借鉴,用以入印,从而扩大了篆刻艺术取法的范围。基本训练与创作
17.钮制
古代的玺印大多有钮、以使在钮上穿孔系绶,系在腰带上,这就是古代的"佩印"方式。自汉代开始,以龟、驼、马等印钮来分别帝王百官。例如高级官史使用龟钮、驼钮、蛇钮则是汉魏晋时授与兄弟民族等官印常见的钮制。历代钮制形式为丰富,其中以坛钮、鼻钮、复斗钮为最常见,现将部分钮制列举于右,以见一斑。
18.隋唐以来的官印
官印到了隋唐时代,印面开始加大。随着纸的普遍应用,朱文逐渐替了白文。许多官印印背上开始有年号凿款。在文字上隋印多用小篆,并开始运用屈曲的"九叠文"入印(古代的"九"为数的终极,故有此名,并不一定要九叠,?可以随笔划的繁简而变化)以便填满印面。唐宋时代开始以隶楷入印,清代官印满文,?汉文两体兼用,同刻于一印之中。无明清代各代农民政权留下的官印,也是值得我们珍视的革命文物。
19.宋元圆朱文印
魏晋以来,纸帛逐渐代替竹木简札,到了隋唐,印章的使用已直接用印色钤盖于纸帛,到文人画全盛时期的元代,由文人篆写,印工携刻的印章已诗文书画合为一体,起到了鲜艳的点级作用,为书画所喜爱。在这个阶段,首先是宋未无初的书画家赵孟fu 对篆刻艺术人力提倡,由于书法上受李阳冰篆书的影响,印文笔势流畅,圆转流丽,产生了一种风格独特的印章一"圆朱文"的印,为后世的篆刻家所取法。
20.兄弟民族文字的印章
宋以来的兄弟民族在汉民族文化的影响下,曾依据汉字书法创造了本民族文字,并把他们的文字仿效汉字篆体用于官印,传也较少,所见的印文有金国(女真)书和元代八思巴文及西夏文篆书,其中有许多文字还不认识。
21.今体字印章
在汉字书法中,篆书由于具备很强的装饰性成为印章艺术的主体至今不衰。但秦汉以后,随着书体的演变篆书已不是印章使用的唯一的书体。除了唐宋的隶楷印章和元代的押字,在魏晋时代就出现了隶楷入印的先例。清以来的篆刻家亦好尝试以今体(隶、楷、行草)入印,其中不乏佳作。由此使我们认识到,印章艺术的体现并不限于某一书体的使用,关键在于章法、书法、刀法的高度运用能力。
22.收集印、斋馆印、闲章
印章发展到了唐宋两代,作为欣赏艺术的一支日益发展。用以收藏、鉴赏、校订的专用印记开始出现。钤之于书画藏品,种类繁多。"斋馆印"是以文人书房、住室的雅称刻制的印章,如"楼、阁、馆、巢、院、斋、轩、堂"不胜枚举,其实许多有名无实的(文征明就说过,他的书屋大都是建筑在印章上的)只不过是知识分子思想性灵的表现方式罢了。闲章源出古代吉语印,这些以诗文、成语、名言、俗谚入印的作品,进一步使篆刻由以往单纯的镌刻官职,名号的实用艺术,发展成为独立的具有文学含义的欣赏艺术、与诗文书画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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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材质分可分为:夀山石,巴林石,青田石,鸡血,朝鲜石等其中尤以寿山石为上品又以寿山石中的田黄为极品。
按刻工分:薄意,圆雕,巧色,透雕等又以巧色,薄意最难。
印章一出现便与中国绘画结下不解之缘,它为绘画增色。同时随着文人的加入也使印章的装饰日渐精美,刻制越来越精湛,艺术性越来越高成为艺术品。鉴赏一块印章优劣先看材质,好的材料看上去色纯有玉的质感,材质内无结晶,放在手中有一种凉中带温的感觉,表面有滑腻感。然后,检验适刀性(石料对刀的接受力,好石料刻上去力量适中柔韧性强)经过上述鉴定一般来说应鉴别出材质的优劣了。
一幅好的画,从艺术上来说,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画的本身,如风格、构图、笔墨、色彩。二是落款,如位置、字体、大小,与画本身的搭配一致性,具有一定的书法水平。三是印章,如风格、大小、流派、阴阳文印章的搭配、盖印的位置、文字的正确与书画的统一。
自明清以来,印章作为书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定式。
一个全面的画家,应该有书画的理论,通晓书法、画法、篆刻,而且具有娴熟的技法。一些著名的画家即是这样,如张大千、傅抱石、齐白石、吴昌硕、赵之谦、高凤翰等。
他们不仅精书画,而且自己也会治印,由此他们使用的印章更能与自己的绘画作品相配合,达到更完美的和谐、统一。
书画上的印章,主要分为三类:一、作者本人的印章。二、题跋人的印章。三、收藏、鉴赏人的印章。在这些所使用的印章中又分为三个方面:一、姓名、字号、斋馆、堂号印.二、闲文、吉语、警句印。三、收藏、鉴赏印。
姓名、字号印:一般盖在作者名字的下方或左右。斋馆、堂号印一般盖在款字的四周或款字的下方,也有用作迎首,盖在右上角。闲文、吉语、警句印,一般盖在书画的左右下角,作为押角,也有用作迎首。收藏、鉴赏印一般盖在书画的左右下角空处,或无碍书画作品本身的空白处,也可以盖在书画以外的装裱上。也有盖在书画最显著的位置,以示自己的权威,如乾隆、嘉庆皇帝等。 ;
鉴赏书画,主要从作品的风格、笔墨、色彩、构图、章法、画法、印章、纸张、装裱、题跋等方面来观察,其主要的方面还是书画的本身及书法、印章。
印章作为鉴定书画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必须重视的,因为每幅画上大多有印。
凡印章与现在我们定为真迹作品上印章完全一致的,就存在了真迹的可能性。当然这不是惟一的标准,只是鉴定的一个方面,特别是自清末以来,西方照相制版传入我国,使得复制、翻版印章可以与原印几乎完全一致,这就不能仅以印章方面来鉴别书画。如果一幅清中期或以前时期的作品上的印章与可知确为真迹上的印章完全一致,其他方面又无疑问,基本上就可以定为真迹。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临摹复制印章,人工的仿刻总会多少与原印有所不同,印章是极难仿制得与原印一模一样的。如果是清末以后的书画作品,就要从多方面,更加慎重地鉴别。
从印章鉴别上,会出现所见印章与真迹印章的一些差异。
如印文的粗细,边框的宽窄、破损,印迹的清晰与模糊等不同。
这可能有以下的原因:一方印章初用和久用会有所不同,初用的印章,字迹会清楚一些,印用久了,由于擦拭、磨损、磕碰,会使印章的清晰程度发生变化。印泥的好坏、质量、新旧、浓淡、干湿等也会使印章钤盖后产生不同的变化。边框的宽窄与盖印时的用力和下垫物有关,有时会产生宽窄不同的变化。印章石质较软,用久了会有磨损或磕碰,也会使印章边框四周,产生一定的变异。印迹的清晰程度又与使用印章的人手法有一定的关系,有人盖印用力大,有人用力小,有人稍加摇晃,下垫物的质量与多少,天气的冷暖印泥的变化,久置不用的印泥与经常使用的印泥,这些都会使钤出的印章效果不同,有的人还在刚盖过印章的印迹上撒上一些白粉或色粉,以防止书画作品挤压时的沾污。使用的印章,经常擦拭或刷洗也会与不经常擦拭、刷洗的印章盖出的印迹有所不同。
所需鉴别的印迹,只要与已知真迹印章大小一致、印文的文字笔画位置一致,基本上就可以了。
一幅名家的书画作品,其印章也应该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如果印章很差,则有赝品的可能。印章的艺术水平,主要从书法、章法、刀法上来辨别,特别是文字上不能有错误,一个著名的书画家,是不可能经常出现写错字,用错字的现象。 鉴别印章还要看印泥的色泽,一幅古画印章的颜色,虽然可能是鲜艳的,但它还会有饱经岁月,历尽沧桑的变化,颜色会变得浑厚而沉着,印泥由朱砂制成,朱砂颜色稳定,但历久的印迹也会发生一些变化,虽然变化很小。黄金性能是稳定的,但新制品的黄金与传世多年的黄金还是会有所不同。所以古代书画上印章的色泽不可能与现代人作品上的印章色泽相同。
还有一些古书画上的印章,找不到真迹作品上的印迹来参照。这就要从印章的篆刻水平上来分析,是否与书画作品的时代风格相一致,还要从印章的新旧程度和内容上来分析。如果这些方面都没有问题还要从印章以外的各个鉴定方面综合评定,最后得出结论。
现代的很多书画家,往往继承传统不够,基本工较差,总想标新立异自创风格,只重构图,不重笔墨,没有书法的基础,更对篆刻没有研究,通过印章来分析作品,几乎是极困难的,他们的印章由别人代刻,盖在自己的作品上,至于风格是否协调一致,那就只有因人而异了。现代的印章照相制版技术已达到了真假难辨的地步,因此单单通过印章来鉴别某件书画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
每个时代的艺术品有每个时代的风格特征,印章也是这样,书画上的印章必须与时代风格相一致,如不这样,必然是赝品。如清代中期以前的书画作品,不可能出现甲骨文字的印章。
现代的印章,大部分犹如现代的书法,字数少,变化大,怪诞,变形,只重变化,缺少传统,也许是时代节奏的加快,也许是受到海外的影响等因素,使现代大部分印章,只重刀法,不求对称,只求均衡,不重功力。现代印章能否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灿烂的一页,还有待历史的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