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掷铁饼者》赏析 《掷铁饼者》是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杰出的雕塑家米隆的代表作。大理石雕复制品，高约152 厘米，罗马国立博物馆、梵蒂冈博物馆、特尔梅博物馆均有收藏，原作为青铜，米隆作于约公元前450 年，现在已经遗失。 《掷铁饼者》这件作品表现的是投掷铁饼的运动员。在运动过程中作者米隆选择了一个转折性的瞬间：运动员为投掷而大幅摆动双臂、快速旋转身躯。他的身体运动已达到极限，在下一个瞬间他就要掷出铁饼。作者抓住的这个瞬间概括了掷铁饼这一动作的整个过程，显示了运动员最典型的姿态。最强烈地展示了运动员肌肉的健美和力量。这个掷铁饼人的双臂张开，仿佛一张拉满的弓，加强了观众对于铁饼就要被飞速掷出的联想；铁饼和运动员头部的两个圆形左右呼应，支撑身体的右腿如同轴心，使大幅弓起的身体保持平衡。这样的构思设计显示了米隆的艺术匠心。这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动作。作者能在构思和塑造上达到如此完美的程度，显示了他对于人体结构知识的极度熟悉和高超的雕塑技巧。同时我们也可以知道，作者所在的那个时代的艺术风格是怎么样的：那是追求一种健美、庄重、和谐，洋溢着青春活力的美。 米隆生于公元前492年，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杰出的雕塑家，艺术活动主要于公元前472年到440年间。米隆大概在20岁时到阿基列达斯门下学习，而艺术成熟于40岁左右。他擅长以青铜为材料的雕塑，能巧妙而准确地表现人物在运动中的正确姿态，塑成形神俱真的动物。传说他为雅典城堡塑造的青铜牡牛雕像，由于乱真而招惹成群的野狼；他雕刻的马，竟引起真马的嘶叫。可惜的是米隆所有的雕刻原作都没有保存下来，现在所看到的仅仅是后来罗马匠师模制的大理石复制品。他的主要活动时期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米隆的突出贡献在于他使希腊雕塑最终摆脱古拙的样式而确立古典风范。 《掷铁饼者》充分体现的米隆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体现古希腊时期的雕塑艺术风格。 米隆的《掷铁饼者》是古希腊中较早表现男性形象的作品。这位在奥林匹克竞技赛场上的运动员，在即将掷出铁饼的一瞬间充分表现出男性的青春美、健劲美、智慧美。雕塑家造型之准确、运动感与节奏感把握之贴切，使两千多年来的观赏者无不赞叹。《掷铁饼者》取材于希腊的现实生活中的体育竞技活动，刻划的是一名强健的男子在掷铁饼过程中最具有表现力的瞬间。雕塑选择的铁饼摆回到最高点、即将抛出的一刹那，有着强烈的“引而不发”的吸引力。虽然是一件静止的雕塑，但艺术家把握住了从一种状态转换到另一种状态的关键环节，达到了使观众心理上获得“运动感”的效果，成为后世艺术创作的典范。掷铁饼的强烈动感与雕像的稳定感结合得非常好。雕像的重心落在右腿上，因此右腿成了使整个雕像身体自由屈伸和旋转的轴心，同时又保持了雕像的稳定性。掷铁饼者张开的双臂象一张拉满弦的弓，带动了身体的弯曲，呈现出不稳定状态，但高举的铁饼又把人体全部的运动统一了起来，使人们又体会到了暂时的平衡。整尊雕像充满了连贯的运动感和节奏感，突破了艺术上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传递了运动的意念，把人体的和谐、健美和青春的力量表达得淋漓尽致。体现了古希腊的艺术家们不仅在艺术技巧上，同时也在艺术思想和表现力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这尊雕像被认为是“空间中凝固的永恒”，直到今天仍然是代表体育运动的最佳标志。 从《掷铁饼者》我们可以看出，米隆是位大胆进行艺术革新的雕刻家，他勇于探索和表现新而又难的雕刻技法，力图使和谐壮丽与逼真生动合二为一，他善于运用超群的雕刻技巧表现运动中的人体，尤其是对激烈动势中的竞技者的人体均衡与静止的处理有独到之处，这充分表现在他的《掷铁饼者》中。这尊被誉为“体育运动之神”的雕像，一望而知是表现投掷铁饼的一个典型瞬间动作：人体动势弯腰屈臂成S型。这使单个的人体富于运动变化，但这种变化常常造成不稳定感，所以作者将人物的重心移至右足，让左足尖点地以支撑辅助，以头为中心两臂伸展成上下对称，从而使不稳定的躯体获得稳定感。身体的正侧转动，下肢的前后分列，既符合掷铁饼的运动规律，又造成单纯中见多样变化的形式美感。米隆的这尊雕像解决了雕塑的一个支点的重心问题，为后来的雕塑家创造各种运动姿态动作树立了榜样。米隆的雕塑艺术的最大长处是反映迅速变化的运动感，往往能突破时空的局限，抓住雕像动作的关键瞬间，扩大了形象的时空表现力。 古希腊能产生这样的雕塑艺术跟那个时代的分不开的。古希腊人崇尚体育运动，公民可以裸身参加竞技运动，为艺术家观察和创造，写实提高了有利的条件。由于希腊的城邦国家制度，在军事技术落后，防卫和进攻能力低下的情况下，为了保存自己，侵略别人，掠夺奴隶和财富，必须具备强壮的体格。因此，希腊人特别重视体育锻炼，在气候温和的希腊，人们在从事体育运动和宗教性的文艺演出活动时，常以裸体炼身，全身赤露成为希腊人特有的风俗习惯。这种社会风气造就了社会普遍赞颂健美的人体，他们认为完美健康的人体乃是人的骄傲，把肉体的完美看作神明的特性。由于裸体锻炼和普遍的竞技活动，使雕刻家有机会观察、研究和表现人体特别注意表现男子裸体的健美和力量，以及女子的柔美动态，形成了西方美术中崇尚人体美的艺术传统。这种社会风气和艺术实践活动，促使了希腊的雕刻家们创造出空前高超的人体雕像。由于在古希腊的观念中所崇敬的神和人是同行同性的，神是最完美的人的化身，因此在创造神的形象中是以人间最完美的人体为典范的。由此可见希腊人的世界观是把神拉到人的境界中来，从神的本质中看到人性，也从人的本质中看到神性。希腊人的信神、实质上是意味着对人的肯定，这是它社会意识的独特之处 或许在许多人眼里，艺术和体育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可丹纳认为，体育作为古代欧洲的文化风尚，对艺术的发展有根本性的奠基作用。希腊的青年，是献给神的战马，他们大半时间都在训练场上，跳跃、奔跑、拳击、掷铁饼，他们不像是现代人那样，把肉体放在头脑里，而是以体格健壮比例匀称擅长各种裸体运动为荣。生活在古希腊时代的雕塑家们见到的硕美的人体太多了，他们的笔下流淌出来的人体美自然跟后世那些没见过世面的艺术家们大不一样。这种对体育的推崇，自然造就了希腊雕塑艺术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回头看看我们汉代出土的击鼓说书俑，满脸皱纹，给谁看都会有无限的安全感，可知是礼乐教化的结果了。 在古代希腊文明中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是雕刻艺术，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尤以人体雕刻最为突出，它又是和希腊人的宗教观念、体育锻炼密切相关，古希腊雕刻，特别是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的雕刻，其共同特点是追求一种和谐的理想美。它的突出成就集中体现在人像雕刻，特别是人体雕刻上。《掷铁饼者》就是那个时代那种艺术风格的最佳表现。
雕塑艺术的发展史跟我们人类的文明史一样久远，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孕育出了雕塑艺术千姿百态的形态样式，不同时期的雕塑艺术都蕴含有丰富的 文化 历史与精神内涵在里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雕塑艺术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亨利·摩尔是现代雕塑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他在吸收众多优秀 传统文化 的同时对现代雕塑艺术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革新。尤其是他的大型室外雕塑，既遵循了人文主义的道路，又把作品完全融合到现代的环境中去，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关键词：雕塑 材料的真实 空间 主题 环境
20世纪的世界雕塑艺术可以说是西方人的天下，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在这漫长的100年里充满了变革与传播。在众多的艺术家中，英国雕塑家亨利·摩尔在这一时期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说19世纪罗丹打开了现代雕塑的大门，那么亨利·摩尔则把现代雕塑推到了另一种高度。摩尔的雕塑艺术以其独特的个性语言将雕塑完全推向室外，达到了一种与自然、与人的共语状态，具有深远的艺术影响力。
亨利·摩尔1898年出生在英格兰北部约克郡的卡索福德镇矿工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摩尔接受了良好的 教育 ，并在16岁时获得了剑桥高级证书。“一战”爆发后，摩尔应征入伍，后在法国作战中因毒气所伤回国治疗，1919年退伍并被录取到利兹艺术学院学习雕塑艺术，第二年获得了伦敦皇家艺术学院的奖金。
在皇家艺术学院求学期间，摩尔得到校长威廉·罗森斯汀爵士的赏识和大力支持而成为皇家艺术学院的一名雕塑教师，这对于摩尔成为一名优秀的艺术家起到了推动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初期，摩尔的一次展览给他带来了莫名的污蔑和攻击，他的顶头上司利用这些流言迫使摩尔离开了皇家艺术学院，后来摩尔去了切尔西艺术学院重新开始雕塑教育一直到1940年。摩尔于1986年逝世。在摩尔长寿的一生中，创造了大量的雕塑作品，母与子群像和斜倚的人物是他创作的基本主题。就形式和材料而言，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在摩尔早期的艺术生涯中，他从大英博物馆、国家艺术馆等艺术宝藏中吸收大量的养分，受到米开朗琪罗、乔托、马萨西乔等大师作品的深刻影响。1926年至1930年之间，他的作品明显受到前哥伦比亚雕塑的影响。1929年至1930年摩尔创作的《斜倚的人物》是他最早的雕塑杰作之一，其原始的灵感应源于后古典时期墨西哥玛雅文化与托尔特克文化相融合的雨神洽克摩尔像。在这件作品中以及其他的斜倚的人物、躯干包括1920年代后期摩尔所创作的母子群像中，基本确立了他作品的程式、风格和基本主题。
他在继承古代文化原始风格的同时更多地给他自己的作品注入了力量和精神，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摩尔对于石头的厚重感的热爱体现了他对于材料的真实追求，这也是他一生的目标。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艺术的首要原则之一……艺术家必须具有一种本能，充分理解材料的特性，正确地使用它，并尽量地发挥材料的可能性。”他对石头、木头等这些硬质材料怀有浓厚的兴趣，并且充分发挥这些材料的原始形状，以保持它们的完整性，最终和他的创作初衷相融合。
20世纪的前50年里，西方各种重要的现代艺术思潮和现代哲学流派纷纷登场。30年代里摩尔同其中的超现实主义有一些短暂的来往，虽不能将这一时期的摩尔划为超现实主义流派之中，但其创作思想还是受到了超现实主义的影响。比如变形，对于抽象形式的探索。这种抽象形式有别于野兽主义、立体主义、达达主义等怪诞的虚无的表达，而是对大自然界中有机物的概括和提炼。他在观察大自然中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这些形态时，从中悟出空间、形体的虚实关系。
在创作时，他吸收、提炼出这些自然形的精髓运用到他的雕塑之中，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内在真实，这一时期他对于雕塑空间的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大量地在他的作品中加入了空洞作为虚空间，和实体形成富有节奏、韵味无穷的变化，生动而微妙，有力而温存。如作品1936年的《母与子》和《两件形体》等。在摩尔专注空洞和实体的关系，用内部的形式来表现雕塑的个性语言的同时，又对他的雕塑形式进行了革新：用弦来连接雕塑的两端使雕塑更具立体感。例如他的《弦卧像》《弦体》《母与子》。
“二战”爆发后，摩尔作为战时艺术家出入火线，画了几千幅伦敦地方防空洞的 素描 。对战争的再一次认识让摩尔更加坚定了人文主义的道路，他创作了一系列的充满温情的家庭群像和肃穆、尊严的____作品来表达他内心的感想。1943—1944年，《圣母玛丽亚和孩子》诞生，这是一件带有拜占庭和文艺复兴艺术时期风格的作品，作品中圣母置于矮凳上，双膝有角度地微微抬起，用大腿兜护住婴儿，双肩低垂，脸部微倾，优雅的气质之中透出丝丝的悲凉。
“二战”后不久英国重建工作引起了民众对雕塑的兴趣，1950年左右摩尔制作了几件雕塑，其中有《家庭群像》和《着衣卧像》，这两件有着浓郁亲情和反战情绪的雕塑立于伦敦街头，为英国民众赢得了荣誉和光荣。同一时期，摩尔又进行了新的形式探索，1952—1953年创作了著名的《国王与王后》，这是他扁平造型的代表作，人物细薄，是简练的平片状，头带梭角，骨瘦如柴。尽管没有写实性雕塑的优美，但强烈的视觉冲击、夸张的变形，对于空间形体的大胆表现把国王的尊严和王后的气质表达得完美无缺。对于这件雕塑，摩尔说：“王的头部是冠、胡须和颜面的综合体，象征王权和动物性的潘神气质的混合。”“国王看上去比王后更加轻松、自信，王后则直立表现出王后的风范，当我制作手和脚的时候，它们使我有机会通过更为现实的制作它们来表达我自己的思想——将人类的优雅和权威的概念进行对比。”1950年以后，摩尔受别人委托制作了大批直立的母体，同样受到了极高而广泛的赞美。
20世纪50年代后，摩尔成为英国最著名的雕塑家，也成为享誉世界的艺术名士，由此他接到了大量为建筑、博物馆或商业公司做雕塑的任务，这种大型的艺术活动使摩尔的雕塑更多地走向了室外与环境融合在一起，作品也愈加成熟。
他继续着他斜倚人物和母与子主题的探索，把每一件作品升华到与大自然相统一的境地。60年代的作品更加概括和简练，从这些作品中仍然可以看出他对主题以及给予他灵感的骨形的迷恋，如1962—1965年的《刀刃两件套》、1969年的《两件套卧像：触点》等。这些大型的室外 雕刻 在整体的效果上更加宏伟，让人联想更加丰富。他所探求的实体与虚空间在这一时期更加成熟与老练，在这里负空间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作用，他把远处的风景吸纳到雕塑之中来，达到了风景融于作品，作品融于风景的完美关系。
和50年代以前的母与子主题雕塑相比较，50年代以后的这一主题作品摩尔做得更为大胆和简洁，他去掉一切不必要的所谓的细节来突出主题的形象，让母体这一形象深深地扎根于大地和风景之中，为了让婴儿更为舒适和安全，他把婴儿置于更合适的位置，在粗放的同时更加细腻，既有人性的温暖，又有探寻宇宙和生命奥秘的哲学意味。
对于雕塑所依赖的材料的运用和探索，摩尔在早期曾强调和追求“原料的真实”，发挥原料最大限度的美感，这种思想基于他最初对于大自然之中具有生命力的物体上，如石头、骨骼、贝类等，这种原始的自然的形是摩尔一生创作灵感的源泉，他把这些天然造型升华到理性的高度，给人们精神的享受。在大多数摩尔后期的雕塑作品中，摩尔使用青铜作为他的材料，这样看来似乎他早期所追求的坚持原料的真实不再是主要目的了，但青铜的铸造过程所具有的特殊的可塑性和丰富的色泽变化同样给他的作品注入了无穷的韵味和魅力。传统意义上，青铜作为主要的媒介大量运用到雕塑上，但众多的青铜雕塑和艺术家只是停留在材料的使用上，而摩尔把雕塑的形式、肌理、青铜铸造后期所产生的色彩变化等因素统一到一起，尤其把色泽的变化发挥得淋漓尽致。
亨利·摩尔是20世纪英国最著名的雕塑家，他的成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他在世界雕塑史上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在创造保持他独有的风格的同时，大量用线和空洞来探索新的雕塑空间，他对于现代环境中合理解决雕塑和环境的关系做了很多创造性的探索，极大地推动了现代艺术的发展。他的人文主义创作道路也给我们深深的启示。
参考文献：
[1]《绘画·雕塑·建筑·西方现代艺术史》 H.H. 阿纳森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第1版
[2]《外国美术简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版
[3]《世界美术史》 第十卷山东美术出版社
摘要：浅析中国古代雕塑和西方雕塑的差异性，看中国古代雕塑的特点。
关键词：中国古代雕塑;装饰性;绘画性;意象性
中国古代较少有纯粹的雕塑艺术品，这也使得一般人不重视中国古代雕塑。西方雕塑发源于古代希腊，古希腊人重视人体，将神塑造成完美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崇拜神，也崇拜和神一般完美的英雄——战士与运动家。为他们塑造供人膜拜瞻仰的偶像和纪念像。如此形成传统，在西方世代相传，成为一种纯粹的雕塑艺术。
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文化、哲学与宗教，都不同于古代希腊。中国远古时期重礼教，尊鬼神，艺术重心倾向于工艺美术，在礼器、祭器上发挥艺术天才，并且同样也形成传统，影响深远。从陶器、青铜器、玉器及漆器等工艺品发展出以装饰功能为主的实用性雕塑，在历代都占有主流地位。
它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纯粹的工艺品，例如象形器皿和供摆设的小型工艺雕刻。一类为建筑(包括陵墓)装饰雕刻，例如一般欣赏教材中都会列举的南朝王陵石刻辟邪和唐代顺陵石狮。实用性除反映在装饰雕刻上以外，还反映在明器艺术与宗教造像上。明器是随葬用品，其中雕塑品占有重要地位，主要是俑和动物雕塑，一般教材都举秦始皇陵陪葬坑兵马俑和唐三彩俑、马为例。俑是人殉的取代物，动物雕塑也用来代替活体陪葬，它们的实用性很强，并非纯粹的雕塑艺术品。
宗教造像也是如此，它们是供信徒顶礼膜拜所用的，以佛教造像最有代表性。欣赏教材多以南北朝和唐代的作品为例，因为这些时代的佛教造像艺术水平普遍较高。宋元和明清也有好作品。
出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雕塑的装饰性相当突出。这是它孕育于工艺美术所带来的胎记，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也无论是明器艺术、宗教造像还是建筑装饰雕刻，都普遍反映着传统悠久的装饰趣味。最显著的例子是欣赏教材中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南朝的辟邪和唐代的石狮。佛像的对称式坐姿和图案化的袈裟衣纹处理，使之显出浓厚的装饰性。
中国古代雕塑具有明显的绘画性。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是一对同胞兄弟，都孕育于原始工艺美术。从彩陶时代起，塑绘便互相补充、紧密结合。到二者都成熟之后，仍然“塑形绘质”，在雕塑上加彩(专业术语称作“妆銮”)以提高雕塑的表现能力。现存的历代雕塑，有许多就是妆銮过的 泥塑 、石刻和木雕。
今天的雕塑艺术完全西化了，不再加彩，但民间雕塑仍保持妆銮传统。西方古代雕塑也有加彩，到文艺复兴以后，除宗教神像为求逼真效果，大多继续加彩外，一般雕塑不再加彩。中国塑绘不分家，导致了雕塑与绘画审美要求的一致性。中国雕塑从这一特点历代相沿，至今民间匠师仍然大都先勾人物线描草稿，像 人物画 白描一般，再复制成雕塑。
也有人直接在硬质材料上勾线描稿，再雕而刻之。这样创作雕塑，带有绘画性就可以理解了。中国古代雕塑绘画性强，自有一种东方趣味，符合中国古人的欣赏习惯，他们是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去看待雕塑艺术的。今天我们欣赏古代雕塑，也需要借用中 国画 的审美眼光，才能把握美感要点。
如果只用西方古典雕塑的艺术标准来指摘中国古代雕塑缺乏雕塑性，那无异于为适履而削足。 中国古代雕塑的另一个特点是意象性。西方雕塑从古希腊时期起，就努力摹仿再现自然，写实性极强。中国雕塑和绘画很迟才脱离工艺美术的母体而独立门户。在漫长的几千年间，它们只是工艺美术品的两种装饰手段，这是塑绘不分的主要原因，也是线刻和平面性 浮雕 ——画刻高度结合的中国式造型 方法 特别发达与持久的主要原因。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发育出中国雕塑与绘画的共同品格——不求肖似(高度写实地再现自然)，形成了高度的意象性特点。
秦始皇陵兵马俑虽然表现出高于其他时代的写实性，但那也仅仅集中在俑的头部刻划上，而且形象也只是分为几种类型，不是每一件都各不相同，身体部分则无一例外是十分写意的。就是比较写实的头部，也不能和西方雕塑同日而语，它只是象中国画有工笔一样，比较深入细微而已，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其他汉唐陶俑、霍去病墓石刻、历代宗教造像无不显示意象性特点。
中国古代雕塑语言精练，这是意象性衍生的另一艺术特点。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没有发明西方雕塑的造型术来精确地塑造物象，而多从感觉和理解出发，像中国画一般运用经济的语言，简练、明快，以少胜多而又耐人寻味，常常给人运行成风、一气呵成、痛快爽利的艺术享受。例如，霍去病墓石兽采取“因势象形”的手法，充分利用岩石，自然的令人联想接近某种动物的形状，只进行最低限度的艺术加工，使石兽的造形显出空间的自由而不斤斤计较于形似。
加工的语言有圆雕、有浮雕、也有线刻，是根据岩石形状与动物形象的双重需要加以多变性运用的。这种圆、浮、线雕并施的语言，在汉唐陶俑、历代石兽以及佛教造像中均可见到。它们使中国雕塑在精练中块面更整体，因而有时更具雕塑感甚至建筑感，例如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和龙门奉先寺唐代大佛，就是杰出代表。
中国古代雕塑既然是意象性的，注重“以形写神”，必然也像中国绘画一样，注重头部的刻划。在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中，头大身小逐渐变成一种习惯造型，一旦头身关系处理不好，在视觉上便难免造成不舒服的特点，这是不必为古人护短的。然而优秀的作品常常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缺点中吸引转移集中到刻划精彩的头部来。
这些头部看似没有西方雕塑深入，可是结构十分严谨。搞过雕塑的人都有体会，临摹西方雕塑易，临摹中国古代雕塑的头部却相当困难。它们不如西方雕塑结构准确分明，却另有一种完美性，神完气足，很不易临摹到那种境界。在头部以外，又用充满韵律的身体衣纹线条来发挥美感，使人受感染的不是比例结构的准确本事，而是传神美化的功夫。龙门奉先寺大佛、服侍菩萨与天主力士像都严重头大身小，但依然很美，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古代雕塑的这一特点。
上述各种特点，都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关连。我们在欣赏中国古代雕塑时，需要综合各个特点来认识，才可能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承认它们确实还有不少好处。特点不一定就是优点。但有了特点，一种艺术就有了它存在与发展的理由和价值。中国艺术，包括中国雕塑之所以能一枝独秀地屹立在世界艺术之林，全在于它有着与众不同的许多特点。这些特点是世界所承认和尊重的。
雕塑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同人类的生活紧密相联，同时又受到各个时代宗教、哲学、社会体制等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雕塑艺术是一种永久性的艺术，古今中外的许多事物经历史长河的洗礼下已荡然无存，通过对历代雕塑遗产的研究能充分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和形态。雕塑艺术越来越强烈的证明它是时代、思想、感情、审美观念的结晶，是社会发展形象化的“甲骨文”，是一代一代人向往追求的体现，这也同样需要我们一代代人去保护和发扬。
公共性是指在社会条件下的一种公开与认同，它具有社会的普遍意义，而公共艺术这个概念是它的派生。这个词汇的定义在欧美文化圈中也存在着相似的不够明确的问题。公共艺术的表现形式涵盖了部分传统和现代的艺术形式，这些艺术形式成为公共艺术的首要条件是它所具有的公共性。公共艺术是一种思想态度，而不是某种具体的形态和风格。公共雕塑的定义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雕塑概念，它是在广义上的造型艺术中来探讨的。传统公共雕塑的发展，为现代造型艺术开拓了广阔的空间，也为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创作思想。雕塑艺术在传统公共艺术中特别是在社会公共环境中起到了视觉焦点和标志的作用，它是环境艺术设计中重要的表达方式，公共雕塑以它独有的空间语言、材质和造型结构，能让人们感受到它的形式美感和审美内涵。公共雕塑能够让观众真正融入到一种心旷神怡的公共关系中，所以公共雕塑才能成为构成整体环境艺术有机的一部分。
一、雕塑艺术与公共环境的和谐统一
1.雕塑艺术与公共环境的和谐统一
雕塑艺术与公共环境的和谐统一是雕塑艺术成功的关键，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共艺术的魅力，使雕塑的公共性、环境性、艺术性得以体现。雕塑艺术与公共环境的结合，是公共艺术发展的一大表现，所谓的公共艺术，是指艺术家以艺术服务于社会公众为前提，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创作于特定公共环境相融合的艺术作品，并丰富人们的审美体验。雕塑与环境的和谐统一，是雕塑公共性、环境性、艺术性的完美体现。这就意味着雕塑已不再只是艺术家单单为艺术而创作的艺术品，同时在本质上雕塑已经日益发展为公众行为，雕塑是整体环境的一组成要素，处理好雕塑艺术与公共环境的关系，雕塑作品的设计才能成功，两者才能相互依存、彼此受益。
2.雕塑艺术与公共环境的和谐统一
有利于美化和改善环境，提高公共环境的质量。雕塑以公共环境作为载体，以其独特的艺术形象和深厚的人文内涵，为公共环境增添了美感，给观赏者带来了极高的视觉美感。相反，如果雕塑设计者不考虑环境因素，甚至还会造成公共环境的视觉破坏。城市雕塑通过在不同的环境中放置独特的城市雕塑，来营造美景，点缀城市景观，平衡广场等偏实用性建筑的审美功能，美化环境。
3.雕塑艺术与公共环境的和谐统一
有利于实现艺术与环境的和谐统一，增强人文气息，提高审美情趣。雕塑艺术与公共环境互为主体，空间环境为雕塑提供了展示空间，而雕塑又为空间环境增光添彩，具有艺术性的雕塑艺术记录着历史事件，承载着这一大背景的历史文化底蕴，对人们的思想及审美情趣有着极大的影响。与环境相结合的雕塑艺术，通过表达特定的空间意境与氛围，以鲜明的视觉形象给观赏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引发情感共鸣。
二、雕塑艺术与公共环境的相互协调
1.雕塑的形式风格设计应与环境相协调
雕塑具有丰富的艺术形式，其形式结构和风格也是复杂多变，环境的差异性，决定了艺术作品必须呈现出相应不同的风格与形式。形体美是雕塑形式结构与风格出彩的灵魂，同样的材料及工艺，却能创作出与环境和谐交融的不同优秀雕塑作品，优秀的雕塑艺术通过自身的形式结构及风格特征，与周围空间环境相呼应，以空间为依托，同时雕塑以其独特的审美影响力来维系空间环境，最终达到雕塑形式结构与风格设计与环境相融合。
比如中国传统的石狮造型的雕塑，应该放置在带有中国传统格调和庄严肃穆的建筑环境中，这样才能最好地凸显出两者威武宏伟的特点;而园林雕塑则应结合园林恬静闲适的特点，如意大利的《木雕群》，以其独特的艺术形象给人以轻松愉悦之感;再比如丹麦哥本哈根海滨公园里的《美人鱼》便是与环境完美融合的典范，美人鱼雕像倚坐在海边的礁石上，与礁石、天光、海水和迷蒙的倒影交相辉映，营造出美好恬淡的氛围。
2.雕塑的尺度大小设计应与环境相协调
雕塑的尺度体积大小也是雕塑作品设计中的关键，如何将雕塑作品的魅力完美表现出来，同时又与周围的空间环境达到和谐的视觉效果，是雕塑艺术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其中，纪念性雕塑和主题性雕塑在尺度与体积的设计上都较为庞大，装饰性雕塑的形式则较为自由灵活，并无尺度和体积的限制。在设计雕塑的尺度与体积时，应与周围的建筑、地面实际空间以及观赏者的审美心理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最高水平的美感。
四川的《乐山大佛》体积极其庞大，陕西《秦始皇兵马俑》规模超前，数量众多，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的瀑布》雄伟宽广，这些雕塑作品都以恰当的尺度与体积，加之与周围环境的和谐交融，给人以迫人的气势和宏大无比的气魄，鲜明地表达了作品的主题;而如无锡的雕塑《小阿福》则以小巧的体积给人以可爱玲珑的审美感受。
3.雕塑的材质选择应与环境相协调
构成实体的物质材料也是设计雕塑作品时需要考虑的关键，雕塑本身的材质所具有的审美感受经由它的质感、色彩及肌理作用于观赏者的视觉，从而产生审美感受，如今现代工业的进步使得制作雕塑的材料更加多元化，为雕塑与环境的完美契合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雕塑艺术的材质，一方面要与雕塑的主题相融合，此外，雕塑的材质也受到所处环境的制约，通过合理运用材质来与环境更好地交流与沟通，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
《奥运精神》这一雕塑采用不锈钢加工成具有强烈动感的彩色线条，不锈钢的材质与充满现代气息的北京体育场环境和谐交融，表达了 体育运动 的多姿多彩和生命的活力。西汉名将霍去病墓前的石雕采用天然砂岩，这一材质不仅突出大写意风格，还与雄伟连绵的山脉和肃穆壮观的陵寝和谐交融，与环境充分结合的雕塑理念可见一斑。
4.雕塑的主题内涵应与人文环境相协调
雕塑并非独立的艺术品，将雕塑放置于特定的环境中，必定有其人文价值。不同的环境，承载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不同环境下的雕塑，也承载着不同的人文内涵，人们对雕塑的欣赏，不仅仅在于雕塑优美的外观和技艺的精湛，更应该从雕塑中了解当地独特的历史文化和人文氛围。
雕塑《五月的风》放置在东海路五四广场，它是五四运动精神的象征，弘扬着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五月的风、钢铁的风，其火红的颜色和螺旋上升的造型衬托着周围的人文环境，与五四广场的环境和谐统一。
三、结束语
黑格尔说：“雕刻则把精神本身表现于在本质上适宜于表现精神个性的肉体眼前……凭它自己而独立地站在那里。”雕塑是三维立体的造型艺术，人们不仅可以多角度获得审美享受，还可以与周围的环境相结合，体现更多的内容和意义。处理好雕塑艺术与空间环境的关系，实现两者的相互衬托相互交融，是雕塑艺术的生命力所在。将雕塑的形式、尺度、材质、颜色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机结合，是推动雕塑艺术深入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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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浅谈现代雕塑中材料语言的运用
雕塑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以其独特的魅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雕塑艺术以一种物质形态与意识形态相交融的方式存在着，它以静态的美传达艺术家们的思想情感与审美理想；而两种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使同一种艺术形态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征。本文从题材、表现手法、造型手法、材料的运用等不同角度，对这两种艺术风格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归纳和比较，并作以简要评述。如果说历史是人类谱写的一部气势宏伟的交响曲，那么雕塑艺术就是其中一部精致而独立的乐章。雕塑是造型艺术种类中最早出现的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建筑艺术以外的另一种表现实体空间的艺术。雕塑是有三维空间的由人类创造的存在于实际空间的立体形象。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罗丹的《思想者》、中国的四大石窟、兵马俑等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雕塑永远表现动态，甚至完全静止的雕像也被看作具有一种内在的运动，一种不但在空间、也在时间上持续的伸展的状态。人们可以从这一瞬间的造型中想象静态向动态的转变，想象行为的连贯，持续的活动过程，从而体味出它的活力和精神，体味出它的冷冰冰的物质材料后面的体温和感情。雕塑是可视的、可触摸到的并能反映一定意识形态及较高审美意义的实体。雕塑艺术是世界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根植于自己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上的一颗常青树。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大最鲜明的文明。尽管两者都产生于奴隶制和封建制这同一种社会基础上，都受制于人类思维发展和文化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民族审美心理的差异，故而在雕塑艺术上形成两种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一、题材差异
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文明，使人与自然及生态系统始终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因而中国早期雕塑题材以动物为主，《四羊方尊》、《莲鹤方壶》等就是其中的杰作。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宗教佛像也成为中国传统雕塑的表现对象之一，最有名的当推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和敦煌石窟这四大雕塑群，此外还有大量的寺庙造像。同时在中国厚葬习俗的影响下，君主及达官贵族大势修造陵墓及陪葬品，使得陵墓雕塑成为中国雕塑艺术上的又一珍宝，最具代表性的就属秦始皇陵的兵马俑。
对比之下，西方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宗教性的商业社会，城市化的生产培养了西方人的外向性和冒险性的性格，再加上海上，陆路交通发达，同东方交流广泛，这一切都有利于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神话传说是两方雕塑题材之一，如希腊人认为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神的力量显现的结果，人和神是同源的，神就是人最完美的体现，神同人一样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不同的是他们长生不老、神通广大而已。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产牛了关于缪斯、阿波罗为主神及其统率下的缪斯的神话。
对人体美的表现也是两方雕塑家们的又一题材。体育竞技和大型的敬神是古希腊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体育竞技大多以裸露身体的方式进行，这也许是为了在竞技比赛的同时显露强悍，优美的体型。这种社会风尚的流行无疑给雕塑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和创作的环境，给比赛胜利者雕像也成为雕塑家的一项任务。如米隆的《掷铁饼者》。
二、精神追求上的差异
在中国人看来，主体与客体相通、感性与理性共融，视“天人合一”为宇宙观核心，相信天人感应、天人相类。这种思想的必然结果即自然的入化和人的自然化，确信人们心中所要抒发的东西，都能在宇宙世界找到相应的事物，并以其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汉代霍去病的陵墓，墓前有十多件石雕，如马踏匈奴、跃马、卧马、卧牛、伏虎、野猪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马踏匈奴》。为了表现霍去病的赫赫战功，作者别出心裁的雕造出一匹气势轩昂、庄重雄强的战马，马的神情果断沉着，仿佛在时时刻刻警惕着，防止被踢翻在地的匈奴败将挣脱而逃，体现出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为家”的坚定意志。虽然没有直接雕造霍去病的形象，但是通过《马踏匈奴》整个作品不难体现他的品格与精神，使人联想到英勇无敌的青年将军，似乎听到击败匈奴的胜利呼声。其它石雕也分别体现出将士们不顾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
《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生前所乘六匹战马的雕刻形象，艺术家概括地塑造了六骏的立、行、奔、驰的健美姿态，并显示六匹骏马那英勇而温顺、刚毅又善良的性格。造型饱满剽悍，神韵充沛飞扬，层次转折有力，在外光映射下富于变化，具有节奏感。雕刻的是马反映的是人，象征唐太宗李世民的品格，歌颂了李世民的伟业丰功。
除了表现人的精神品格和功绩外，也成为体现当时统治阶级权力的载体。例如清代十三陵，墓前的石象背加鞍鞯，上托宝瓶，头施笼佩，四足平衡，完全依照皇帝的仪仗，其寓意为“太平有象”——动物失去了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活力，成为皇权的象征。
以上以物喻人，“天人合一”的例子在中国雕塑艺术中举不胜举。而西方则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突出了人的意志。西方雕塑的表现题材基本上是以人体为主，就算是神话人物也是以人为衣钵，体现人体的美。每个时代的雕塑家几乎都共同关注人体与精神的统一。如古希腊雕像就是通过人物整体，在单纯与静穆中显示出一种理想的美。黑格尔说过，“希腊民族性格的特点在于他们对直接呈现的而又受到精神渗透的人身的个性具有高度发达的敏感，对于自由的美的形式也是如此，这就使得他们必然要把直接呈现的人，即人所特有的受到精神渗透的躯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来雕塑，并且把人的形象看作高于一切其他。形象的最自由的最美的形象来欣赏。”①(注：参见〔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8页。)
三、表现手法上的差异
雕塑是三度空间的立体造型艺术。雕塑品的实际体量与绘画的虚拟体量从视觉感受上是不一样的，绘画中的虚拟体量要达到雕塑的实际体量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也就是雕塑魅力所在，它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带给人的视觉冲击和震撼是其它艺术形式无可替代的。
作为精神的实际存在，西方人体雕塑在“理念”世界的支配下具有了自身的独立价值，它不是凭借自然景物的烘托，而是凭借光线与阴影的变幻以展现形体的空间实在性，因此西方人体雕塑是严格意义上的空间艺术，在20世纪以前，希腊雕塑的物理性的立体空间概念，成为西方雕塑家共同参照的范式。
中国美学突出强调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艺术家们共同追求着那种“天地浑溶一气，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以似之”的境界，营造着“往不复，天地际也”的独特空间。北京天坛的圜丘面对着一片虚空的天穹，以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的庙宇，反映出中国人与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时空互渗的空间意识。因而中国的雕塑往往不是以孤立的实体出现的，而是尽可能采用“借景”、“虚实”等种种方式，以求与自然景象合为一体。那些石窟造像多是通过背景热烈激昂的雕绘故事的陪衬和烘托，而显得更加宁静和睿智，从而弥补了独立的圆雕在表现空间容量方面的局限性，构成了一个空间形式包含时间节奏和动感的艺术世界。唐代的帝王陵墓所确立的“以山为陵”的体制，使陵墓、陵前雕刻与自然起伏的山势巧妙结合，令观者“身所盘桓，目所绸缪”，西方那种瞬间直观把握的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
除了空间表现手法上的差异，中国雕塑以写意为主的表现手法与西方雕塑的写实性表现手法也形成反差。由于中国雕塑很晚才与实用美术真正分离，在漫长的岁月中，雕塑大多只是实用美术的一种装饰手段。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形成了中国雕塑不求形似，只求神似的特征。不讲究描摹写实，在塑形上注重写意传神，气韵生动，虚实相生，“神似胜于形似”，这种中国式的美学观念可以说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即使有时表现出一定的写实性，也只是比较细微而已，在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正因为中国艺术以表现、抒情、写意见长，追求艺术意境，中国古代雕塑也具有浓郁的东方情调和意境特色。“所以汉代那些女陶俑会有着细柔的腰肢，有着如盛开的喇叭花一样美丽形状的裙裾和翩翩起舞般的拂袖姿态；所以敦煌北朝的彩塑佛像会有着不可言说的微笑，并且在这微妙的笑容中透露着内心的智慧和远离尘世的洒脱风采；所以敦煌唐代的彩塑菩萨会有着如血脉在流淌搏动的肌肤和薄如蝉翼的透体天衣；宋代晋祠的彩塑侍女会有着美人鱼一般的身段。”而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必须使用我们本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才能够真正感觉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
而在西方，就雕塑而言，他们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写实性雕塑。这种写实性雕塑风格的产生是由于“模仿说”的明确提出。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艺术必须“照事物的应当有的样子去模仿”。而模仿是人的“一种自然的本能”。强调对外事物的模仿和反映是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艺术传统。“模仿说”如同一面镜子，反映视觉的真实。如《米洛的阿芙洛狄特》与《大卫》都是对人体的真实再现。并且，围绕着人体塑造，古希腊令创造出一系列的标准法则，如1：7和1：8的人体比例。文艺复兴时期又创立了透视学和解剖学两大成就，有些雕刻家如多纳太罗、米开朗基罗等还亲自动手做人体解剖实验。这些都是为了能更好、更准确的模仿自然，更完美的刻画雕塑形象而服务的。
四、造型手法的差异
中西雕塑艺术家都重视线条的表现力，重视以线条造型为共同的媒介，而西方的用线仅服务于造型。黑格尔认为速写或草稿卓越的表现了画家的天分及其特点，安格尔认为线和形愈简练愈美和有魅力。可见线条对画家的造型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对雕塑特别是圆雕来说，线的因素更是不见其痕迹，雕塑家刻意追求的是团块和体积、重视三维空间的立体效果，素描中的线条只是充当表现这种效果所界定的轮廓线。米开朗基罗曾说过，一个好的雕刻作品即使从山上滚下去也不应有一处磨损。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都来自于原始实用美术，从彩陶时代起，绘塑便相互补充，紧密结合。中国雕塑不仅吸收了绘画的线条色彩的特点，而且还习惯在雕塑上绘色描线。中国古代长期绘塑不分家，而且对绘画更为重视，因而雕塑具有了明显的绘画性。这种绘画性导致中国雕塑区别于西方雕塑追求团块和体积，因而是线条在雕塑中发挥重要的造型辅助作用。雕塑家“运刀如运笔”，通过富有弹性而又丰富多变的线条，或表现飞奔的情态，如汉代的“四灵”瓦当、龙门莲花洞中的飞天等；或表现不同质感；或表现不同体型；或表现不同个性……。总之这种“净化了的线条”既体现了各自的时代风格，又具有各种不同的功能。行云流水，骨力追风，刚柔相济，状物抒情，充分展示了中国雕塑中线条的灵活性和自由美。
另外，中国古代雕塑还喜好在雕塑上绘色。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战国的随葬木俑、汉代的画像砖石，唐宋的“影壁”形式，无不是塑绘与雕绘相结合的产物。晋唐以来的佛教塑像更具有绘画的风貌，莫高窟盛唐时期的彩绘菩萨，设色浓艳华美，体态雍容华贵，生动的表现出盛唐时期的贵族妇女的风度神韵，这种艺术效果充分显示了中国雕塑家的创造才能和民族特色。这与西方雕塑很少设色区别也很大。在这方面，西方雕塑与其它门类艺术之问有着严格的界限以及各自独立的表现方法。从古希腊时代直到20世纪之前，西方雕塑作品很少有设色者，中间仅18世纪法国“洛可可”风格产生时，出现一丛敷彩的建筑装饰雕像，以适应王室贵族的审美趣味和感观享受。但那种净素妍雅。强调光影感的大理石刻雕塑则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西方雕塑家大多尽力排除从色彩的优越性中择取绘画的辅助方法。法国雕塑家法尔孔奈说过：“如果雕刻能保留在自己确定的范围之内，它就不会丧失自己任何一项优点；但是，如果它要使用绘画的全部手段，它就会受到失败的威胁。这两种艺术各有各的表现手段，色彩不是雕刻的手段。”
五、材料的差异
雕塑是使用真材实料来实现作者的创作意图的。材料不仅有坚硬的质地，而且也能像色彩一样借物传情，发挥和延伸设计者的思想。如花岗石的坚硬能使人产生出坚如磐石之感；大理石的洁白能使人产生出纯洁无暇之感等等。罗丹的作品大家都熟知，在他的雕塑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彭湃的激情。他那双天才的手用泥土塑造的肌肤下似乎流动着生命的血液，假使没有以能保留住作者手印的青铜来铸造，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将无法欣赏到这动人的一幕。
在雕塑材料的使用上，中国雕塑较之西方尤为丰富，如土、木、石、玉、铜等等，其中以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土木居多。从仰韶文化的人像陶塑到长沙汉墓中的彩绘木俑；从秦陵兵马俑到唐代木雕迦叶像，从敦煌莫高窟的彩塑菩萨到明清时代的小品雕刻，皆体现出中国人对土木的依赖性和亲切感。西方由于工商文明的发展而较早地摆脱了人对自然的依附性，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也较早地扬弃了土和木的利用，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创造了以石雕为主流的雕塑艺术史。
总之，中西方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不同特征，决定了西方艺术的注重写实性与而中国艺术崇尚写意性的两种不同审美取向；同时在造型手法和材料等运用上也造就不同层度的差别与异同。中西雕塑艺术虽有风格特征之别，但无优劣高低之分，以上只是对各自风格与观点的评述，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雕塑这一艺术领域的奇葩。
中世纪的哥特式
内容摘要：
哥特式建筑是哥特式艺术的显著方面，成功地将基督教的精神与建筑结构技术的探索结合起来，在建筑高度、垂直空间和框架结构的强度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构成了世界史上辉煌的篇章。
关键词：哥特式艺术——建筑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哥特式”一词大概还是相当陌生的，但若提起巴黎圣母院，恐怕就很少有人回摇头了。根据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同名小说《巴黎圣母院》改编的电影，令那座美伦美奂的大教堂的形象在人们心中深深扎下根，巴黎圣母院建于12世纪后半叶，它所代表的建设样式在艺术史上被称为“哥特式”。
每一个伟大的文明都有代表自己最高文明成就的造型艺术纪念碑。作为“信仰的时代”，中世纪亦有自己的纪念碑，那就是哥特式教堂。然而，“哥特式”一词最初却是作为一个贬义词出现的。瞻望“罗马昔日之壮观”，以古典文化当然的继承者而自居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学者，在用“哥特式”一词描述中世纪晚期盛行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建树式样时，事实上将其用做了粗鲁与怪诞的同义词。需要说明的是，意大利人所谓的“哥特式”建树与历史上的哥特人并无直接联系。今天，人们对哥特式艺术的成就已作出了全面而公正的评价；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风格术语，“哥特式”一词已不带有任何褒贬色彩了。
哥特式艺术是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臻于成熟之际在视觉艺术领域接触的硕果，它亲历了中世纪的巅峰期与衰退期，并直接孕育了文艺复兴艺术。基督教仪式传统最高成就的代表便士哥特式艺术。
哥特式风格涉及中世纪晚期几乎所有的造型艺术品类，除了所谓纯艺术领域的建筑、纪念性雕塑和壁画、木版画之类传统意义上的绘画，还包括镶嵌彩窗工艺雕塑、书籍装帧和织毯设计等。尽管建筑、雕塑与绘画领域中的哥特式风格均曾在特定的时期内形成或接近于形成当时西方世界的国际样式，但在艺术史的时空构架里，我们看到，哥特式风格在不同地域内发展与演进是极不平衡的。一方面，哥特式时代，站在造型艺术领域风格变革最前沿的，先是建筑，尔后是雕塑，最后是绘画。1150年至1250年是西方中世纪艺术史上的“大教堂建筑时代”。综观整个哥特式艺术史，造型艺术的美学追求从建筑性逐渐转向了绘画性。另一方面，具体到建筑、雕塑和绘画各自领域里的哥特式风格，这样一个现象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哥特样式的国际性传播与地方性演化并行不悖。总而言之，我们在研究哥特式艺术史的时候，必须同时考察时间与空间的维度。因为就哥特式风格而言，任何意义上的单一发展进程都是不存在的。
哥特式艺术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建筑。哥特式建筑是在罗马式建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不同的是，哥特式教堂是建在有城墙保护的城市中，它已不再具有罗马式建筑那样的城堡式功能，而需要更宽阔、更高、更明亮的内部空间。哥特式建筑师在结构技术上的革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教堂在高度、内部空间和采光等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哥特式建筑师最重要的兴奋点在于尽力寻求高度上的发展。1194年，沙特尔大教堂在火灾之后进行了重建。新建的中殿没有了楼廊，低狭的暗楼挤在又高又瘦的高侧窗和底层连拱廊不再采用圆柱，垂直附柱一贯到底，将地面与拱顶连在一起，一簇簇肋架卷从集束柱顶端散射开来，整个构造就像从土地中长出来的一样。法国学者把哥特式教堂比做“建造起来的森林”，原是不错的。这里几乎没有墙面。结构框架裸露在外，密集的垂直线排向中殿深处，筋骨嶙峋的教堂内部给人一种十分峻峭清冷的印象。从身边的柱基到头上的拱顶，再到对侧的柱基，人们的视线在循着石头的线条流转的过程中不会碰到任何障碍。这线条一方面发挥着明确建筑物构筑关系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充当了教堂“天然”的装饰。应该说，在沙特尔大教堂的内部，结构要素与装饰要素是二位一体的。随着沙特尔大教堂的重建，哥特式建筑样式迈进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盛期哥特式登上了建筑史的舞台。沙特尔大教堂上述设计在兰斯大教堂和亚眠大教堂的重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与发挥。兰斯大教堂的建筑师认识到了窗子在新设计中的特殊重要性，他们在建筑史上首次采用了条格式窗花格。这是窗子内精致的石制分隔物，随着时间时间的推移，哥特式建筑中的窗花格将获得惊人的复杂性。事实上可以说它是一个特例，因为我们在建筑史上找不到它设计上的同道或继承者。当然，这并不说明它不是一件杰作，只是它所给出的方案未曾流行而已。
哥特式建筑样式诞生之后，并没有立即扩展到法国境外，至少，它没有导致罗马式风格的骤然终止，甚至在法国境内亦是如此（法国南部在12世纪下半叶还发展了罗马式的普罗旺斯学派）。应归入罗马式的建筑采用了某些哥特式装饰构件，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英格兰是最早接纳哥特式样式的国家。在这个岛上，罗马式建筑的兴建在整个12世纪从未间断。第一个纯粹的哥特式建筑作品是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唱诗席。它是在1174年的火灾之后由法国建筑师桑斯的威廉和他的继任者英格兰人威廉负责重建的。该建筑在设计上自然不免有迁就当时的英国趣味之处，高侧窗通道便是一例，大量使用墨色的附柱与小圆柱则为后来的英国哥特式建筑树立了一种时尚。在林肯大教堂和索尔兹伯里大教堂中我们看到，黑色的附柱与小圆柱同用灰白色石灰石修造的大教堂其他部分之间对比。那个时代的英国人似乎对线形装饰格外敏感，他们总是在拱卷上、连拱廊内及墩柱上使用大量符合线脚，还特别偏爱成簇的附柱。后来他们又发展了拱顶的外观形式——利用非功能性的枝肋在拱顶上“结”成各式复杂的图样，以制造华丽丰富的装饰效果——当然，这一发展是在哥特式建筑史的晚期实现的。
13世纪下半期，法国的哥特式建筑在大圆花窗中采用了杆状窗花格组成辐射状的条状。建筑的墙壁变得很薄，几乎完全由玻璃窗组成，仅有细长的小圆柱隔开建筑物装有玻璃的面，哥特式建筑变得越来越像一具石头的骨架结构了。受辐射式风格的启发，英国建筑师发展了晚期哥特式风格具有高度创造性地变体——所谓的垂直式风格。该风格起源于伦敦。在英国“装饰风格”的影响下，15世纪早期，法国出现了哥特式史上最后一个风格类型——火焰式。该建筑风格得名于建筑物墙面、尖塔和门廊（尤其是门廊）部位那种“闪烁摇曳”和火焰状的曲线装饰。从辐射式到火焰式，随着教堂建筑在装饰上日趋繁琐、堆砌，哥特式建筑样式终于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它早年的理性色彩。结构与装饰彻底分离了，事实上，建筑物的结构要素逐渐消失在装饰要素下面。哥特式建筑样式就这样跨越了它自身的逻辑规定。
拉恩大教堂对高度的征服。
拉恩大教堂是早期哥特式建筑的优秀实例。它始建于1155年，但建筑时间持续了半个世纪，直到13世纪初方告竣工。拉恩大教堂是与巴黎圣母院齐名的早期哥特式建筑的杰作。它有明显突出的交叉廊，除了西立面之外，交叉廊的南北两个立面分别建有双塔，中厅和侧廊的交叉部位也有巨大的采光塔。1220年完成包括双塔在内的西立面，不久后又增建了原设计所没有的飞拱。在南北双塔上又把西侧的塔加高了，大约在1230年以前完成了中央工程。
巴黎圣母院：飞翔的翅膀
圣丹尼斯教堂的建筑很快影响到周围的教堂，巴黎圣母院就是在它的直接影响下完成的，巴黎圣母院建于1163年，是早期哥特式最宏伟的典范。巴黎圣母院的不同凡响之处是它巨大的规模和它的设计的优美均匀，以及新的飞拱的采用。
哥特式的巅峰之作
13世纪是哥特式建筑的成熟时期。随着对高度的征服，建筑师获得了透彻的工程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他们琢磨了建筑的比例，给与建筑物更高大的外形，更和谐完美的结构，更宏伟庄严的空间效果。
从技术角度上讲，哥特式结构体系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建筑史的一次重大飞跃；就美学特征而言，哥特式建筑轻盈剔透、欲飞欲动，垂直方向的线条统领着所有的细节。
有的学者把哥特式风格称为石块组成的经院哲学。德国美学家沃林格认为，哥特式大教堂结构中的纯机械力的运动展现了基督教神学精神向抽象物上的移情功能，在哥特式教堂内，我们会感到一种不断增强和不断上升的、不安的、未获解救的努力，把自身不和谐的心理推向了一种极度的迷狂、一种骚乱的升腾。哥特式建筑成功地将基督教的精神与建筑结构技术的探索结合起来，在建筑高度、垂直空间和框架结构的强度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构成了世界史上辉煌的篇章。
艺术的价值，在于打碎现实日常生活的单调、枯燥和沉闷，是逃脱现实世界最好的方法之一。当然它也是我们同人生世界发生紧密联系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哥特式艺术处于开放的文化关系中，深深根植与社会社会历史与文化中…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艺术地甚或在这个世界上，随时随地见出世界的诗意结构。
兵马俑多用陶冶结合的方法制成，先用陶模作出初胎，再覆盖一层细泥进行加工刻划加彩，有的是先烧后接，有的是先接再烧。其实当年的兵马俑各个都有鲜艳和谐的彩绘。我们发掘过程中发现有的陶俑刚出土时局部还保留着鲜艳的颜色，出土后由于空气干燥，颜色就慢慢地脱落了。现在能看到的只是残留的彩绘痕迹。兵马俑的车兵、步兵、骑兵列成各种阵势。整体风格浑厚，健美、洗练。如果仔细观察，脸型、发型、体态、神韵均有差异，陶马有的双耳竖立，有的张嘴嘶鸣，有的闭嘴静立。所有这些秦始皇兵马俑都富有感染人的艺术魅力。
秦始皇兵马俑陪葬坑，是世界最大的地下军事博物馆。俑坑布局合理，结构奇特，在深5米左右的坑底，每隔3米架起一道东西向的承重墙，兵马俑排列在墙间空档的过洞中。秦陵内共有3个兵马俑坑，呈品字形排列。秦始皇一号俑坑，呈长方形，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深约5米，总面积14260平方米，四面有斜坡门道。俑坑中最多的是武士俑，身高1.7米左右，最高的1.9米。陶马高1.5米左右，身长2米左右，战车与实用车的大小一样。人、马车和军阵是通过写实手法的艺术再现。秦俑大部分手执青铜兵器，有弓、弩、箭镞、铍、矛、戈、殳、剑、弯刀和钺。青铜兵器因经过防锈处理，埋在地下两千多年，至今仍然光亮锋利如新，它们是当时的实战武器，身穿甲片细密的铠甲，胸前有彩线挽成的结穗。军吏头戴长冠，数量比武将多。秦俑的脸型、胖瘦、表情、眉毛、眼睛和年龄有差异。统一六国之后实行全国征兵制，兵源来自全国各地，这恐怕是他们在脸型、表情、年龄上有差别的主要原因。工匠们用写实的艺术手法把它们表现得十分逼真，在这个庞大的秦俑群体中包容着许多显然不同的个体，使整个群体更显得活跃、真实、富有生气。纵观这千百个将士俑，其雕塑艺术成就完全达到了一种艺术美的高度。无论是千百个形神兼备的官兵形象，还是那一匹匹跃跃欲试的战马塑造都不是机械的模仿，而是着力显现它们“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绝大部分陶俑形象都充满了个性特征，显得逼真，自然而富有生气。俑坑发现种类齐全，数量空前的青铜兵器极大地丰富了秦兵器研究的领域，其中长铍，金钩等都是兵器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兵器铸造的标准化工艺、兵器表面防腐处理技术的发现和研究填补了古代科技史研究的空白。而秦俑的设计者为了再现2000年前的秦军“奋击百万”气吞山河的磅礴气势，他们不仅仅在于追求单个陶俑的形体高大，而且是精心设计了一个由8000余件形体高大的俑群构成一组规模庞大的军阵体系。右侧为一个巨大的方阵，左前方为一个大型疏阵，左后方则是指挥部。那数千名手执兵器的武士，数百匹曳车的战马，一列列、一行行，构成规模宏伟、气势磅礴的阵容。有的头挽发髻，身穿战袍，足登短靴，手持弓弩，似为冲锋陷阵的锐士；有的免盔束发，身穿战袍，外披铠甲，手持弓弩，背负铜镞，似为机智善射的弓箭手；有的头戴软帽，穿袍着甲，足登方口浅履，手持长铍，似为短兵相接的甲士。还有身穿胡服，外着铠甲，头带软帽，足登短靴，一手牵马一手提弓的骑士；有头带长冠，两臂前伸，双手握髻，技术熟练的御手；有头戴长冠，穿战袍，着长甲，手执无钩的下级指挥官；有头戴鶡冠，身着彩色鱼鳞甲，双手扶剑，气度非凡的将军。这栩栩如生的千百个官兵形象，尤其在神态、个性的刻画方面，显得逼真、自然，而富有生气。如将军俑的形象：身材魁梧，身着双重短褐，外披彩色鱼鳞甲，头带双卷尾长冠，昂首挺胸，巍然伫立，有非凡的神态和威严的魅力。一般战士的神态：有的嘴唇努起胡角反卷，内心似聚结着怒气；有的立眉圆眼，眉间的肌肉拧成疙瘩，似有超人的大勇；有的浓眉大眼，阔口厚唇，性格憨厚纯朴；有的舒眉秀眼，头微低垂，性格文雅；有的侧目凝神，机警敏锐；有的昂首静思，有的低首若有所思，两者虽然得刻画一个“思”字，由于表现手法不同，前者给人的印象是气宇轩昂略带傲气，后者沉静文雅。秦俑表现的是古代军事题材，它既没有选择两方交战、将士厮杀的战争场面，也没有选择将士修整屯兵防守的场面。而是捕捉了将士披甲，直兵列阵地，严阵以待的临阵场面。尽管我在这个井然有序的静态军阵营，艺术家们在单个陶俑的雕塑上，还是力求“偶动与静之中”。使那一件件披甲之锐的武士俑昂眉张目，肃然伫立，神态坚定而勇敢，他们好似整装待发，又好似处于临战状态，还有那一件件驾车的御手俑，双臂前伸，紧握髻绳，目视前方，待命而发；那一匹匹曳车的陶马，两耳竖立，双目圆睁，张鼻嘶鸣，跃跃欲试；那一件件骑士俑，右手牵马，左手提弓，机警的立于马前，一旦令下，就将驰骋疆场。正是由这千百个充满生气、神态各异的陶俑构成整体静态的军阵地，达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静极则生动，愈静则愈动”。惟有这种静态的军阵才能使人们感到军阵巨大威慑力的深浅莫测。这样恢宏的阵列，宏伟的构图，空前绝后，无与伦比。
秦始皇二号俑坑呈曲尺形，位于一号坑的东北侧和三号坑的东侧，东西长96米，南北宽为84米，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米。坑内建筑与一号坑相同，但布阵更为复杂，兵种更为齐全，是3个坑中最为壮观的军阵。它是由骑兵、战车和步兵（包括弩兵）组成的多兵种特殊部队。二号坑建有1.7万平方米的陈列大厅，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现代化遗址陈列厅。二号坑有陶俑陶马1300多件，战车80余辆，青铜兵器数万件，其中将军俑、鞍马俑、跪姿射俑为首次发现。二号坑东、西两端各有4个斜坡门道，北边有2个斜坡门道，俑坑坐西面东，正门在东边。坑内布局分为4个单元。 第一单元，位于俑坑东端，四周长廊有立式弩兵俑60个，阵心由八路面东的160个蹲跪式弩兵俑组成。弩兵采取阵中张阵的编列，立、跪起伏轮番射击，以弥弩张缓慢之虞。 第二个单元，位于俑坑的右侧，由64乘战车组成方阵（车系木质，仅留遗迹）。每列8乘，共有8列。车前驾有真马大小的陶马4匹。每车后一字排列兵俑3个，中为御手拉马辔，另两个分别立于车左和车右，手持长柄兵器。 第三单元，位于中部，由19辆战车，264个步兵俑和8个骑士俑组成长方形阵，共分3列。每匹马前立骑士俑一个，一手牵马缰，一手作拉弓状。每乘车后除三名车士外，还配有8~36个步兵俑。 第四单元，位于军阵左侧，108个骑士俑和180匹陶鞍马俑排成11列横队，组成长方形骑兵阵。其中第1、3列为战车6辆。每匹马前，立胡服骑士俑一个，右手牵马，左手拉弓。而俑坑内的108件骑兵俑是我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数量众多的古代骑兵的形象资料。在服饰装束及高度等方面都是严格模拟古代骑兵的战时形象。与步兵、车兵俑显然不同。它头戴圆形小帽，帽子两侧带扣系在颌下，身着紧袖、交领右衽双襟掩于胸前的上衣，下穿紧口连裆长裤，足磴短靴，身披短而小的铠甲，肩上无披膊，手上无护手甲。衣服具有短小轻巧的特色，铠甲显得简单而灵活。骑兵俑特殊的装束也与骑兵的战术特点密切相关。
而铜车马的出土使世人耳目为之一新。其工艺之复杂，作之精巧，技艺之卓越无不令人惊叹。秦陵二铜车是一种带有篷盖的豪华车，车舆接近正方形，它宽78厘米，进深88厘米，其宽度仅比一号车长4厘米，可进深较之一号车长40厘米。二号车舆上罩着一块类似于龟盖状的篷盖。大篷盖不仅将车舆全部罩了起来，甚至连车舆前边的“驾驶室”也遮盖起来，形成封闭式的车舆。以便车主与“驾驶员”传递命令。二号铜车属于小轿车类型。车主既可以坐乘，也可以卧息。如果躺在这样宽敞、舒适、豪华的车舆内，完全可以享受到一种“软卧车”的舒服感。既使远行千里也可以消除长途颠簸的疲劳。二号车车内设备更富有特色。车舆内曝有彩绘精美的软垫。考古专家曾在车舆底部发现一块方形大铜板，其大小几乎与舆论舆论底尺寸相当，铜板表面彩绘着各种鲜艳的几何形图案花纹，下面四角和中部有8个3厘米高的铜支钉支撑。这块彩绘大铜板无疑就是古车上的“文茵”，类似于一种软垫制品。如果车中铺设双重文茵，一定更加平稳而舒适，其功能无异于现代的“软卧车”。可以说二号车属于我国最早的“软卧车”模型。考古专家经过仔细清理发现二号铜车马总共由3462个铸件组成，其中铜铸件1742件，金铸件737件，银铸件983件。总重量达1241公斤，其中金铸件3公斤多，银铸件，4公斤多。一号铜车马铸件的数量也不会相差太远。两乘车加起来不少于5000多个零部件，尤其令人拍手叫绝的是这里所有的零部件全部是铸造成型。而这5000多个零部件无论是大至2平方米以上的篷盖、伞盖及车舆、铜马、铜俑等，还是不足0.2平方米的小攸勒管都是一次铸造成型。就拿篷盖与伞盖的铸造来说，它不仅面积大，而且薄厚不一，厚的地方为0.4厘米，薄的地方仅有0.1厘米，再加上篷盖、伞盖，都有一定的弧度，这样难度大的篷盖、伞盖能一次性浇铸成功，不要说在2200年前的秦代，就是在科技发达、设备齐全的今天也并非易事。铜马和铜俑的铸造也令我们当代的工程师望尘莫及。我们发现8匹铜马、两个御官俑的铸造都达到了维妙维肖的程度，无论是整体造型，还是神态、性格、气质的刻划都可以与秦俑坑那雕塑最好的将军俑相媲美。铜马、铜俑铸造如此准，形神兼备实为罕见。比如铜马的笼头，它是由82节小金管和78节小银管连接起来，每节扁状金银管长仅0.8厘米，一节金管与一节银管以子母卯形式相连接，其精细和灵活程度较之现代的表链毫不逊色。经令人感到惊奇的是那马脖子下悬挂的缨络，这些缨络全是采用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铜丝制作的。专家们用放大镜反复观察，惊奇地发现铜丝表面无锻打痕迹，粗细均匀，表明很可能是用拔丝法制成。尤其是以铜丝组成的链环，是由铜丝两端对接焊成，对接面合缝严密。如此纤细的铜丝（0.5毫米）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制作？采取什么样的工艺焊接？目前还是一个谜团。总之，铜车马的铸造工艺堪称古代青铜冶铸方面了不起的奇迹。试想当时没有车床，更没有现代化的冶铸设备，铸造出如此精美的金、银、铜大小规格不同的车马部件实在是一项伟大的创举。秦始皇兵马俑二号俑坑出土的总之，秦俑二号坑出土的弓箭手、轻车兵、骑兵俑等，首次为我们展示了2200年前的古代骑兵、轻车兵和弓箭手的形象资料，在古代军事史的研究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秦始皇三号俑坑位于一号兵马俑坑西端北侧，与二号兵马俑坑东西相对，南距一号坑25米，东距二号坑120米，面积约为520平方米，呈凹字形门前有一乘战车，内有武士俑68个。从3号坑的布局看，似为总指挥部，统帅左、右、中三军。三号俑坑号的陶俑大部分没有头，陶马马头也同样残缺不全，甚至有的残破陶片坑内也不见踪影。由此不难看出，三号俑坑曾遭受过严重的人为破坏。三号俑坑对于古代军事史的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春秋战国之前的战争，指挥将领往往要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所以他们常常要位于卒伍之前。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增大，作战方式的变化，指挥者的位置开始移至中军。秦代战争将指挥部从中军中独立出来，这是军事战术发展的一大进步。指挥部独立出来研究制订严密的作战方案，更重要的是指挥将领的人身安全有了进一步的保证。这是古代军事战术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三号秦坑是世界考古史上发现时代最早的军事指挥部的形象资料。建筑结构，陶俑排列，兵器配备，出土文物都有一定的特色。它提供了研究古代指挥部形制、卜占及出战仪式，命将制度及依仗服的服饰、装备等问题的珍贵资料。
大凡参观过兵马俑的人们，对于少数陶俑脸部残留的彩绘或许还记忆犹新。其实当年的兵马俑各个都有鲜艳和谐的彩绘。陶俑的战袍上绘有朱红、桔红、白、粉绿、绿、紫等色。裤子绘有蓝、紫、粉紫、粉绿、朱红等色。甲片多为黑褐色，甲组和连甲带多为朱红。同时也有一部分甲组、连甲带绘成紫色。陶俑的颜面及手、脚面颜色均为粉红色，表现出肌肉的质感。特别是面部的彩绘尤为精彩，白眼角，黑眼珠，甚至连眼睛的瞳孔也彩绘的活灵活现。陶俑的发髻、胡须和眉毛均为黑色。整体色彩显得绚丽而和谐。同时陶俑的彩绘还注重色调的对比。从个体看，有的上着绿色长襦，下穿绿色短裤。再从整体来看，如探方20战车后的一排陶俑，第一个身着红袍第二个身着绿袍，第三个身着紫袍，第四个身着白袍。不同色彩的服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加增强了艺术感染力。陶马也同样有鲜艳而和谐的彩绘。如探方20出土的一组陶马，其局部仍然保留着鲜艳的色彩。四匹马似为白蹄枣红马，但是在局部用色方面又有明显的区别。如马躯体部分为枣红色，前体腔及肚皮部位分绿色，生殖器则绘为黑色。马腿表面也是枣红色，内面异为粉绿色，蹄为白色。马前腿内侧的两个小夜眼（俗称）也绘为白色。马头部的颜色更是精心彩绘，两腮及眼睛以下部位为白色，鼻梁枣红色，鼻孔为粉红色，嘴唇下部亦为枣红色，舌胎则为粉红色，牙齿又绘为白色，马鬃、马尾均为黑色。总之，陶马的色彩既逼真又艳丽，使之静态中的陶马形象更为生动，更具有艺术魅力。秦俑彩绘主要有红、绿、蓝、黄、紫、褐、白、黑八种颜色。如果再加上深浅浓淡不同的颜色，如朱红、粉红、枣红色、中黄、粉紫、粉绿等，其颜色就不下十几种了。化验表明这些颜色均为矿物质。红色由辰砂、铅丹、赭石制成。绿色为孔雀石，蓝色蔚蓝铜矿，紫色为铅丹与蓝铜矿合成，褐色为褐铁矿，白色为铅白和高岭土，黑色为无定形炭。这些矿物质都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主要颜料。秦俑运用了如此丰富的矿物颜料，表明2000多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已能大量生产和广泛使用这些颜料。这不仅在彩绘艺术史上，而且在世界科技史上都有着重要意义。秦俑彩绘技术也有许多独到之处。一般在彩绘之前对陶俑表面先进行处理。由于陶俑是没有釉的素陶，具有较多的毛细孔，表面不能滑润。而彩绘则要求毛细孔不易太多，也不能太少，表面不易太滑，也不能太涩。为了达到这一要求，陶俑在烧造之前表面似用极细的泥均匀涂抹，并加以压光，减少了毛孔，又提高了光洁度，同时在陶俑烧造之后，似进行了化学物理处理。从陶俑陶片断面观察，也证明了陶俑烧造之前表面曾用细泥涂抹，有的部位不只涂抹一次，陶俑表面还涂有一层薄薄的类似以胶质的物质，表面涂胶减少了陶俑两者紧密地粘接起来，使之彩绘不易脱落。彩绘技法则是根据不同部位采取不同的方法。一般陶俑的颜面、手、脚面部分先用一层赭石打底，再绘一层白色，再绘一层粉红色，尽量使色调与人体肤色接近。而袍、短裤、鞋等处的彩绘则是采取平涂一种颜色，只是在衣袖与袖口、甲片与连甲带之间运用不同的色调作对比，更显示出甲衣的质感。有些胡须、眼眉的处理，则是用黑色绘成一道道细细的毛发。总之，彩绘工序复杂，手法多样，着色讲究，充分显示了彩绘的层次和质感，使雕塑与彩绘达到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其中有些彩绘技法为汉代所继承。陶俑、陶马彩绘严格模拟实物，但在色调的掌握上以暖色为主，很少使用冷色。红、蓝、绿等色调的使用，巧妙地表现出秦军威武。
兵马俑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不可低估，而兵马俑更是全世界的一个奇迹，他让外国人赞叹，让中国人骄傲！
正说秦俑密码：“兵马俑”被证谬
除非解开秦俑错综复杂的谜团，否则一个埋藏了两千多年的秘密、一个极爆炸性的古老真相，将永远消失。近日在《唐都学刊》刊发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研究成果指出：秦始皇帝陵群俑是一个确实存在的体系，但绝不是“兵马俑”说诠释的那个样子。
陕西师范大学文化学院的研究成果：《秦始皇帝陵近臣侍卫郎官俑与中国古代文明—— “兵马俑”证谬》对秦始皇陵陪葬坑发现的所谓“兵马俑”的身份提出严重质疑，指出随着发掘工作的广泛、深入，相关学科的进展，新发现新成果层出不穷，秦始皇帝陵陪葬坑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
此文作者刘九生教授经过长期思考、缜密考证认定：陪葬坑出土的群俑，并非像现在认定的那样，“历史常随时间的消逝而需要修订”——作为一种解释系统，“兵马俑”和“宿卫军”及“军阵”说其谬有三——非一般军队的“兵”，而是侍卫系统的“郞”；不是“宿卫军”，而是始皇帝的“郞系统”；不是“军阵”的布置，而是“礼仪范式”的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