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坏圣像运动贯穿了叙利亚、阿莫利两个王朝，在这场延绵百余年的政治斗争中，拜占廷元气大伤。在西方，由于毁坏圣像运动而导致东西教会分裂，使拜占廷在意大利的权威受到削弱。伦巴第人的入侵使拜占廷失去了拉文那军区，也使罗马教会在政治上摆脱了拜占廷的控制。随即，罗马教廷与法兰克的联盟催生出天主教会的世俗权力基础——西帝国。拜占廷在西方仅能延伸至达尔马提亚，在意大利只占有南部的那不勒斯地区和西西里。在巴尔干，随着尼基弗鲁斯皇帝的战死，拜占廷的霸权衰落，迈森不里亚、亚德里亚堡一线的边防体系被保加尔人摧毁，君士坦丁堡暴露在保加尔人的军队之下。在东方，曾在利奥三世、君士坦丁八世时代强大无比的安纳托利亚各军区已不复存在，帝国东方防务废弛。在东地中海，受到埃及法蒂玛政权的挤压，帝国失去了克里特、塞浦路斯。在北方，罗斯人崛起，开始通过车绳出现在帝国边境上。上述为阿莫利王朝灭亡时，拜占廷的周边局势。
此时，拜占廷的自我定位应是希腊式的地缘大国、东方宗教领袖、基督教的保卫者。首先，当时毁坏圣像运动已经结束，在帝国的东部和西部，正统教会获得了胜利。社会和文化的希腊化可巩固帝国的信仰和社会基础，增强帝国内部的凝聚力。其次，普世观念已成为遥远的传说，地缘帝国的定位可使拜占廷放弃在意大利北部的政策和控制罗马教廷的目标，减少军事和政治资源的浪费。第三，东方宗教领袖的定位，促使帝国与罗马教廷彻底决裂，注重自身的宗教形象和政策，力求通过宗教影响力恢复在近东的霸权。第四，基督教保卫者的定位决定帝国在东方的强硬政策，并能以圣战的名义提高本国人民对阿拉伯人的战争热情，收复小亚细亚。
在这种自我定位下，拜占廷帝国此时的战略构想应如下述。首先在国内大力推行希腊化政策，稳定国内局势，增强帝国在希腊和伯罗奔尼撒的影响力。第二步，以每年增加贡金或签订其他屈辱性条约为代价换取与保加利亚的和平，并以向北方摩拉维亚公国传教的方式增强帝国在该地区的影响，从而起到牵制保加利亚的目的。然后集中全力在东方开展与阿拉伯人的战争。俟战争获胜则将边界推进至小亚细亚与中东地区的边境。战争结束后在小亚细亚重建军区制和边防体系。上述工作完成后应在适当时机下发动对阿拉伯人的第二阶段战争。将势力扩展至北叙利亚，扼守安条克和叙利亚各山口，对阿拉伯人形成长期的战略优势。并同时联合哈扎尔人，夺取亚美尼亚。成功后可在适当时机与阿拉伯人议和，结束东方的战争，并在东方进行改革，完善军区制。第三步，积极向北方的罗斯人传教，并重点发展黑海贸易，增强罗斯人在经济和宗教上对帝国的依赖，并加强与哈扎尔人的友谊使其牵制罗斯人，以解除北方的威胁。第四步，向保加利亚传教，增强本国对保加尔人的影响力，防止罗马教廷向东方渗透，并积极进行与法兰克人的对话，以平等地位取得西帝国事实上的认可甚至联盟，以弱化罗马教廷与其世俗权力基础的关系。上述计划成功后即可拒绝向保加利亚支付贡金，并联合摩拉维亚公国对保加利亚发动战争。在战争胜利后应重建亚得里亚堡——迈森不里亚——第拉修姆的防务，并以此为疆界，并重占达尔马提亚。第五步，将希腊的斯拉夫人以军役地产者的身份迁往东方，以充实小亚细亚并削弱希腊的斯拉夫因素。第六步，重建海军，与埃及法蒂玛王朝进行战争，收复克里特、塞浦路斯，并占领提尔、亚历山大里亚等港口。战争后，重点控制克里特和塞浦路斯，保持东地中海霸权，并扼守提尔、亚历山大里亚，以保持对东方的压制。
“贞观之治”历史论文（可选任意两段）
贞观之治，关键在于“作为之治”，即是有所作为，而且是积极作为。而更重要的是，这种作为的方向不是奉己，也不是一方阶级之利，而是天下百姓受益。这一点尤为值得中国的今天汲取，同时也必须让全球化的中国人好好总结和学习（以便中国能够积极参加到全球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建设大业中去）。贞观之初，国家犹在战乱之余，到处千疮百孔，人民流离失所，然而经过太宗与群臣和各地官员的精心治理后，不到几年，就出现了社会景况的迅速好转：流散者回归家乡，土地再度获得耕耘，农业连年丰收，当时的米粟每斗不过三四钱，出现了“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盛世景象。社会治安、人民温饱、政府吏治、商贸发展等等，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象，就连行旅在外的商贾和奔考科学的学生们，往来各地间都可以不带粮食，可以取给于途，这样的景象，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也是鲜见的。盛世繁荣，人民幸福，在1380年前，中国就是啊。
对于自我检省和体察，太宗也有着惊人的客观角度，以致使许多良臣敢于直谏。他通过谏言而进行自我对照，时时修正检点，这种襟怀犹为可贵。如前所说的那个大夫魏征，有时直谏到当众冒犯篾君的程度，令太宗甚为恼怒，甚至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想杀了魏征（这一点可见封建制度的不宽容），然而终于还是被国家大义所止怒，魏征去世时，太宗不禁大哭。在对魏征的评价上，太宗结合自己与国家经略，这样说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可见太宗对待良臣的态度和客观体己的真诚。
对于历史尊重可以表现出一个国家的积极态度和深度思考力。这一点，以世界各国在各自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上而明确表明了出来。这种历史尊重并不是一味追忆和迷信，也不是对过去历史的全然忘却，而是从历史的汲取出其文明的精萃，予以继承和发扬光大。所以，尊重历史首先将得益于学习历史，而学习历史则将得益于方法，方法的取舍则得益于我们对于历史的态度。因为尊重，所以学习，这是一个好态度。唐太宗对于历史，就有一个很好的态度，他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是很好的范例。我们今天的许多人，忙于经济也忙于企业，而其本质并非是真正找到了正确的方法，更多情况下是失去了判断。失去历史的判断，其结果就是皮毛的货色了。一个社会如果只是仅存皮毛，其利必不长久。
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有感读日本史是为了更好的理解为何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中国与日本都经历了变革，然而中国却不敌日本，一再输给日本，使中华民族遭受了奇耻大辱，从而吸取教训，不要在竞争激烈的21世纪重蹈覆辙。同时感慨于日本民族所特有的民族精神,不屈不挠,从废墟上重建家园居然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又成为世界大国.从明治维新的开过功臣说起，吉田松阴的弟子在其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们中好多人后来成为明治政府的开国元勋，在改革的过程中亦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有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这些人继承了吉田松阴的改革精神，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改革意识，并一直坚持下去。这些人都接受了近代思想的熏陶，为了挽救民族危机而奔走呼号，尤其是高杉晋作创建了自己的军队，对他誓死效忠，在戊辰战争中英勇战斗，前仆后继。再从明治维新的政策上来说，主要是三大政策：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这三大政策表明了明治政府改革的全面性和侧重性，首先从经济领域进而在文化领域，当然富国强兵是与殖产兴业几乎同时进行的，更多的是侧重与军事工业的发展。为何会是这样呢？因为他必须先解决国家的独立，而要实现独立就必须发展自己的近代化工业，这样军事工业无疑排在了第一位。为发展经济实行了国家强制性的资本原始积累策略，扶植私营企业，依靠全民建设来达到最终的强大。民力无限的作用终于爆发了，以至于日本的教育都是以私立教育为主。日本有向国外学习的优良传统，在大化改新时向中国学习，取得了封建化的巨大成果，大量吸取华夏文明，从而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近代时日本主要向英国和德国学习，有选择地学习是明治维新的主要特色。日本改革的全面展开使得日本引进了两次工业革命的大量成果，仿照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自己的科研和教育体制，使得日本的教育和科研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日本加强上层建筑的建设，中央领导机制下各机构团结一致，协作进取。日本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尘，大力对外殖民扩张，尤其是对东南亚和东亚中国、朝鲜的侵略，取得了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须的资金和市场。日本文化建设采取了积极的入世态度，脱亚入欧的战略策略，使得日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力图与国际接轨，并赶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大好时机。日本的留学生与强烈的爱国精神，他们在学成后归国大力传播资本主义先进文化，用自己的辛勤成果培养日本的学生，而不是一味的只引进不创新。日本国内教育机构逐渐用自己的人才取代外国人，以摆脱外国的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