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作文
78年前的今天，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一个挽救中国的生死存亡的兵谏。有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将军发起了这次兵谏。它——便是张学良。
直到现在，我还对这位为国鞠躬尽瘁的将军心怀敬意。如果不是他发起兵谏，或许不会有今天。当时的张学良一方面面对着国仇家恨；一方面面对着人民群众所给予的“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更令人发指的是另一方面还要面对着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后的围歼红军的压力。但是，张学良不愧是少帅，他始终把国家兴亡摆在了第一位！他发起兵变，促进了中华民族抗战统一战线的形成。
西安事变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具有极大意义的。他代表了当时的人心：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之后经过中国共产党的调解，停止了我国的十年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西安事变拯救了中国，他的和平解决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维护了中国利益；张学良，这位忠心为国，一心为民的将军，将永远名垂青史！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钓鱼岛，黄岩岛的主权问题层出不穷，而我们所应该做的是：学习张学良的爱国精神。家是最小国，有国才有家。今天，是西安事变后的78年，为了纪念这次救中国于水火的军事活动，我在此呼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让我们从今后开始，献身于伟大的祖国吧！
西安事变是我国现代史上一次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它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辟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从而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其研究一直颇为国内外学术界瞩目。近年来，随着学术争鸣日趋活跃，研究者们从不同视角、多层面对其进行了剖析与审视，有力地推动了西安事变研究向纵深发展。兹就近年西安事变研究中一些与中学历史教材密切相关的问题作一综述。
一、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
对此，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中国社会矛盾激化说。杨拯民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绝不仅仅是张、杨两位将军一时冲动下的偶然之举，而是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发展、激化的一必然环节⑴。施文魁亦指出事变发生的原因是：第一，从根本上说，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第二，红军对东北军的打击，使张学良感到继续“剿共”毫无出路；第三，蒋介石一向利用“剿共”来消灭杂牌军，使张逐渐觉醒；第四，东北军士兵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影响张的转变；第五，共产党政策的积极影响，促使张放弃“剿共”转向抗日⑵。
2．国民党内部矛盾发展说。姬天舒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斗争和发展是其内在原因，它既是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左派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亲日派相互斗争的产物，又是国民党阵营中‘嫡系’和‘杂牌’之间矛盾尖锐激化的结果。⑶”马成碧从张学良、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说明事变发生的必然性。张和蒋从不同的途径走上政坛，他们以各自的方式逐步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思想。张形成的是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体系；蒋形成的是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独裁的政治思想体系。两人都主张中国要统一，并力行实现，但在如何实现统一以及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等问题上则存在分歧，当矛盾双方的斗争发展到事物所不能容纳的极限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张、杨采取了兵谏的方式⑷。
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杨颖奇认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对张、杨逐渐接受联共抗日主张起了直接的、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张、杨采取非常方式扣蒋兵谏，逼蒋实现抗日主张，亦起了间接的、重要的推动作用。理由是：第一，从1935年8月到1936年4月，中共积极主动地开展统战工作，直接推动张、杨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第二，从1936年5月到9月，随着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逐步确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更广泛开展，中共进一步推动张、杨坚定地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实现了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日局面；第三，从1936年10月至12月初，随着蒋介石欲图大举“围剿”红军，压迫张、杨“剿共”的严重内战行动，中共从挽救民族危机出发，有力地推动张、杨担负起制止内战，逼蒋抗日的重要历史责任。⑸
随着研究视野的逐步拓展，近来有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新诠释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如徐林祥认为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不只存在于西安，同时也存在于全国。他认为当时国民党情报失误是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其表现是：
第一，国民党情报掌握失真、行动决策失误；
第二，国民党特工组织混乱、应变指挥失灵；
第三，国民党秘密电讯中断、通讯联络受阻⑹。
王杉以现代化为视角，认为事变是在现代化的众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发生的，是中国人关注中国命运的产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民主政治的又一次尝试。她指出近代中国人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民族主义意识由传统走向现代，以及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的民主化，是事变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⑺。李云峰则从文化层面着眼，指出张、杨进步统一观的形成，显然是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在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之外，西方文化传统与苏化传统的潜移默化功不可没，他们的统一观与蒋介石以传统文化消极部分为主要基础构成的统一观相比较，其进步性不言自明。两种统一观的互相对立、冲突，发展到正常手段不能解决时，便有了异乎寻常的西安事变的爆发。⑻
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一直是西安事变研究中的热点，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1．中共抗日主张作用说。李新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作出的。党首先肯定了事变的进步性质，认为这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共抗日主张的结果”。根据当时国内外的斗争形势，党深刻指出事变可能有两种前途：一种是爆发大规模内战，另一种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应当“采取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亲日派的策略，竭力制止新的内战爆发，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和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⑼”房成样亦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和平解决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中共中央不仅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政策，还协助张、杨妥善处理了事变。⑽
2．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说。姬天舒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民党内部矛盾和斗争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主要依据是：第一，张、杨发动事变的目的就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们主张和平解决；第二，国民党内部实力派，即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亲英、美派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第三，当时在南京的国民党左派，如冯玉祥等人从大局着眼，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以避免内战、共同抗日；第四，国民党内部最有实力的地方实力派也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尽管何应钦等亲日派和某些地方实力派为了自身利益，企图利用事变来发动内战，但他们只是矛盾的次要方面。⑾
3．合力作用说。这种观点目前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研究者们认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的结果，只是表述不尽相同：
（1）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事变和平解决中的作用。张庆瑰认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事变性质的判断存在原则性的分歧，但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政策上基本一致。中共中央确定和平解决方针在时间上先于共产国际、在内容上也存在不同之处⑿。范敏华亦指出二者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上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根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是不同的，由此导致了在如何处理蒋介石的具体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共产国际主张无条件释蒋换取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无异于支持蒋的反共内战方针⒀。
（2）关于国共两党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作用。苏丽认为西安事变的解决是以中共和平方案为主体内容，在国民党亲英美派的一些具体方法辅助下实现的，两种和平主张的合力作用是事变得以结束的关键⒁。郑德荣亦指出，事变得以和平解决是西安、南京、延安三方面诸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任何片面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或否认其他方面作用的观点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⒂。季云飞对直接参与谈判的各方政治代表进行了作用评估。他认为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爱国将领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基本因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因素；代表蒋介石意志的宋子文、宋美龄是事变和平解决的关键因素⒃。
（3）国际力量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朱超南分析了几个主要国家对事变的态度，认为起作用最大的是英国与苏联。英国主张双方采取妥协让步的态度以和平解决争端，其原则是既维持蒋介石现有的统治地位，又必须接受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政治条件，并保证事后张、杨个人的生命安全。苏联政府获悉事变后立即对张学良采取指责态度，并断定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苏联竭力维护和赞美蒋介石，希望蒋能恢复原有的最高统帅地位⒄。李佩良指出虽然日、苏、英、美等国没有支持张、杨的举动，但上述国家的态度并不一致，应对事变后的国际舆论作具体分析。⒅
三、西安事变作用的评价
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西安事变与中国社会进程问题。刘培平认为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社会地位。理由是：第一，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的转折点，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标志，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中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第二，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第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由涣散、分裂到团结、统一的转折点；第四，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独裁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第五，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也是中国共产党由“非法”到“合法”的转折点。这一系列的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⒆。王杉从现代化的角度出发强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促进了中国人民族意识由直觉阶段向自觉阶段的转变，加速了中国人与现代社会的接轨，而且使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程度在抗战初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另外，它也使南京国民政府的各个部门得以正常运转，使其在抗战爆发后，能够迅速组织力量面对突变的时局，其挽救和发展经济的举措，为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有序有效创造了条件。⒇
2．西安事变与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日政策的问题。对此，目前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张仲良认为，国民党集团由对日妥协走上抗日道路，其根本原因是它有抗日的要求和愿望，即使没有事变，它也会走上抗日道路。事变前，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巨变，蒋介石转向抗日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是日军出兵华北逼蒋走上抗日道路〔21〕。李佩良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虽然蒋介石统治集团有一定的抗日愿望和要求，但是没有事变的推动，他们是绝对不会由对日妥协走上抗日道路的。因为，国民党对日妥协与对内“剿共”的政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对内“剿共”决定对日必定妥协，而对日妥协又是服务于对内“剿共”的。在“剿共”和抗日问题上，蒋介石坚持把“剿共”作为内外政策的中心。〔22〕
3．西安事变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问题。学术界对此亦有不同的看法。王真认为，事变的爆发缓解了中共和红军的危难局面，从客观上为中国革命的大发展保存了力量；而且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并为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推翻蒋家王朝奠定了基础〔23〕。张学继认为事变给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是极为有限的，中共的迅速发展是因为遵循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并非事变提供的机遇造成的。理由是：第一，事变前，中共虽然处境很艰难，但经过长期反“围剿”斗争的磨炼和伟大的战略转移，已具有更强的适应艰苦环境的能力，并开辟和巩固了今后得以继续发展的根据地，前景是乐观的。第二，中共在事变前向国民党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是从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绝不是惧怕内战。第三，事变虽带有偶然性因素，但隐蔽其后的必然性是举国上下的抗日要求与蒋“剿共”政策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即使不在西安事变中爆发，也要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对此深有洞察，才因势利导地处理了事变，西安事变也才因此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
西安事变观后感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 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周恩来说：“政治是无情的。”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事变的成功发动使蒋介石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所以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再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最后蒋介石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而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
西安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这段历史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巨大，我们不能忘记。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的一次 历史 事件，那么你了解西安事变吗?以下是我为你整理的西安事变的结果，希望能帮到你。
西安事变的结果
张学良是一个非常爱国的英雄人物，他自己觉得蒋介石的政策并不是很合理，在多次劝阻而被拒绝的情况下，站到了中共的队伍中，对蒋介石发动了西安事变，而西安事变的发生也让之间的局势发生根本变化，那么西安事变结果怎样呢?
人们总是讨论西安事变如何的重要，可是西安事变结果如何呢?西安事变的结果其实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明。首先西安事变的结果就是国内的矛盾暂时软化，两党之间再一次开展合作，当前的情况就是统一战线终于顺利的形成。
而西安事变的结果还有一个方面，当时张学良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可是蒋介石最后却改变了原来的 决定 ，将张学良扣押在南京不予放回，并且还将张学良送上审判法庭，虽然最后西安事变的结果是张学良并没有坐牢，可是他手下的部队却在此期间被蒋介石重新洗牌改编。
除此之外西安事变结果还是比较理想的，中共再也不用像从前一样被两头夹击了，两党共同合作让抗日的压力少了许多，更重要的是中共得到了喘息修整的时机，这一点不管对于抗日还是恢复实力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日军方面却并不看好西安事变的结果，他们认为这是蒋介石已经完全面对抗日，而中方的力量一定会因此加强，与此同时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全面战争在最后还是提前爆发了，日军侵略的速度越来越快也给中国境内造成了一度的慌乱。
西安事变对世界的影响
西安事变之所以被称为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主要原因不仅是因为国内，而且西安事变对世界的影响也是存在的。张学良为了迫使蒋介石能够答应停止内战，策划这次事变的发生，西安事变对国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西安事变对世界的影响要怎么说明呢?
西安事变对于世界的影响可以从多方面来说明，首先在西安事变之前， 国际 上就曾经组织过会议，针对世界法西斯这一事件也做了深刻的分析，认为在这种残暴的列强主义面前，建立一条统一而且同步的战线是十分必要的，那么西安事变对于世界的影响就出现了。日本的侵略行为也属于上述针对的问题当中，而西安事变主要就是想要达成一致的对外战线，从而抵抗并且破坏掉日本的不良企图，这样看来西安事变对于世界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除此之外西安事变对世界的影响还可以从国际上形成的格局来说明。当时日本的野心是很大的，不仅是对中国就是对苏美也存在假想，甚至曾经想要通过占领中国而达到称霸世界这个狂妄的目的，苏联对于西安事变也是极其关注的，若是西安事变并不存在，中国就有可能因为内战从而导致被占领的最后结局，到时候苏美等国家是否还安然存在就是个未知的了。
上述西安事变对世界的影响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且通过西安事变而导致遏制日本的侵略，也能使法西斯远离各个国家。
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
西安事变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变革，对于当时的社会和战争情况都有很大的意义，同时也正是因为西安事变终于停止了已经持续了十年的内战，大家都知道西安事变可以说是张学良一手策划和主导的，但是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表面上看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似乎是因为张学良不同意蒋介石的政策，认为攘外安内才是最应该做好的，所以才用西安事变来逼迫蒋介石划定统一战线，但是这是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吗?其实刚刚说的只是这次事变的一个直接原因罢了，至于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还应该从大局着手。
在讨论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之前，先来看一下当时的社会和战争背景。那时候日军已经在中国土地上十分的猖獗了，可是共产党几次作战都没有获得什么明显的成效，而北平又不断的有各种游行和示威的活动，希望国家可以停止内部的争斗，转而将外敌打退才是最主要的，但是蒋介石的态度却是十分强硬的，他认为必须先将国内的矛盾解决之后才开始开展对外作战，这样一来就和许多爱国人士的想法发生了冲突。
其实以上的种种现象已经早已表明，那个时期中日之间巨大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的矛盾了，在这个主要矛盾面前内战这种事情已经算不上那么严重，当前最应该做的就是解决主要矛盾。这样看来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中日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上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是迫在眉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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