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周易穷、变、通、炯思想及其现代意义2.《周易》重中正思想及其现代意义3.《周易》阴阳思想及其现代意义4.《周易》第六十三起名名库卦、第六十四卦的内涵及其启示5.《周易》忧患思想及其现代意义6.《周易》论“位”的启示7.《周易》算卦人生、教学、哲学思想的辩证关系8.论易经对中国文化的双重影响9.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10.周易论修身及其现代意义11.周易婚姻、家庭观及其现代意义12.周易的君子观及其现代意义12个题目任选其一。
要详细的。
非诚姓名咨询勿扰。
一、当人类的智慧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
而终于在公元前500年左右。
在中国这片物华天宝、钟灵毓秀的神圣土地上。
出现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大放异彩、各领风骚的壮丽奇观。
从而为中国文化奠定了“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博大精深、影响广远的坚实底蕴。作为《周易》两大部分之一的《易传》就诞生在这一人类文明群芳争艳的伟大历史时期。而《周易》的另一组成部分。
即《易经》。
则在公元前11世纪左右的西周初期即已基本形成。作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珍贵文化典籍。
它对于在人类文明轴心时代中国文化举世惊羡的空前繁荣起了不可替代的重大历史作用。
<<周易》这部“最正确、最有体系、洵吾炎黄胄裔所堪自诩之宝典”。
在中国文化史上长期被崇奉为“群经之首。
大道之源”。中外无数往圣时贤都对它怀有一种宗教崇拜般的特殊感情。
并不惜皓首穷经。
把自己整个生命和全部热情都献给它。
二、《周易》原为卜筮之书。
但在 发展 过程中。
开始具有两重作用：一是占卜。
一是智慧的积累与启示。
成为哲理与人生智慧的教科书。
古圣人在《易经》和《易传》中所阐述的道理。
是来源於对人们生存活动的观察和归纳。
是自形而下的器物层面上升到了形而上无象无物的道理境界。其形而上说教的目的则在於指导规范形而下人们的生存活动。本文把《易经》和《易传》中涉及指导规范人们生活的道理归纳作一处。
加以简要的解释和刍议。
进而对用易学的道理指导规范人们生活的可行性和实用价值进行了讨论。
下面。
我们从《易经》和《易传》中选取有关指导规范人们生活的道理。
用来阐述把“易学”应用到人们“生活”中的可行性和实用价值。
张载说“为天地立心”。
人居天地之中。
人就是“天地之心”。“为天地立心”就是立人。立人就是树立人的良好道德品质。
从而生动而活泼地把握自己的生活。
三、《周易》的现代意义
当前。
人类正处于新世纪之初、全球形势日益复杂的重大历史关头。
我国也正面临着现代化建设的良好机遇和严峻挑战。尤其对于处于大转型时代的中国来说。
更是面临着多重历史难题：如何处理悠久沉重的历史传统与飞速发展的现代文明的关系。
小农生产意识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观念的关系。
加快现代化建设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
推动文明的健康进步与消除文明的异化倾向的关系等。
在这种历史转折点。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并曾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国家。
如何从古代文化成就中获取可资发展的原动力。
便是一个紧迫而重要的现实课题。当今的易学热、国学热、传统文化热。
便是这种时代需要的反映。
我们研究《周易》的目的。
也是为了向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
即我们要着眼于《周易》的现代意义。
尽可能从中挖掘出积极闪光的思想意蕴。
在文化发展道路上。
中西方是相差甚远的：西方是以科学实证方法走上了征服自然的外在超越之路。
取得了巨大的文化成就；中国则是以直觉体悟方式走了发明本心的内在超越之路。
也曾创造了辉煌的华夏文明。
那么。
中国是靠什么创造出如此灿烂的文化呢？《周易》作为中国文化的“大道之源”。
它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生存智慧、人生哲学等。
无疑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几乎都有明显的《周易》烙印。
具体来说。
《周易》秩序谨严、生生不息的太极宇宙观。
阴阳对待、物极必反的变易学说。
仰观俯察、“穷理尽性”[37]的认识论。
“圣人成能”、“裁成辅相”的主体性思想。
顺天应人、“保合太和”的管理思想。
仁义诚敬、刚柔并济的道德主张。
自强不息、乐天知命的人生哲学。
参赞天地化育、德侔日月光明的超越理想。
……所有这些思想内容都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生存格局、基本性格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而使中国人在科学、艺术、哲学、宗教等领域都有非凡表现。
创造出独具风采的伟大文明。
中国古老的《周易》曾经为中国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且与现代科学文化颇相契合。因此。
我们相信。
《周易》精湛的思想内涵。
有益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有益于人类的全面进步。于是。
及时而准确地发掘《周易》蕴含的渊博智慧。
便成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
《周易》提出了一系列为人处世的原则。
其中不少思想就是在今天依然有着指导意义。
一、处理天人关系的三大法则：识天、顺天、乐天
《周易》关于吉凶祸福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规律。
《周易》有一个基本观点。
就是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
它总是用自然现象来类比社会现象。
用自然现象的己然性来论证社会现象的应然性。
这里。
《周易》首先强调的是知天。
即认识、掌握自然界变化的规律。
知天。
这是人生的第一要则。
知天并不是目的。知天的目的是顺天。
天有它的运行规律。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要顺天。
关键要抓住时机。时机抓住了。
一帆风顺；时机失去了。
后悔莫及。
那么。
人怎么办?《周易》认为：“时止则止。
时行则行。
动静不失其时。
其道光明。”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
但关键性的地方也就那么几步。
有些人善于审时度势。
迅捷地捕捉住时机。
一步登天。
有些人则因一念之差、一步之迟而顿失时机。
惜哉悲哉！古往今来。
多少成败荣枯竟就在这一步之中。
命乎?非也。
乃时也！
全段话前面是讲“知天”、“顺天”。
后面讲到“乐天”。何谓“乐天”?乐天就是对人生抱种达观的态度。
超越具体功利的审美的态度。人生之苦。
大多在过于执着于功利诸如金钱、名誉、地位之类。有了这些东西缠身。
人就超脱不起来了。
自由不起来了。
快乐不起来子。”
人在世界上不能做到事事都如意乙一方面人应该努力地追求自己的理想。
力求达到自己的目的。
另一方面也不要把一次的成败、一事的成败看得过重。如若自己的理想、愿望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未能达到。
也不应因此而颓废。就算这种不成功是“天意”吧。
也应对“天”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人生的意义是非常丰富的。
难道除了不断地办事业就投有别的吗?人当然第一要义是谋生。
但最高境界却是“乐生”。
乐天知命除了表现为对功名利禄的一种达观态度外。
还往往表现为与大自然建立一种和谐关系。徜徉山水。
寄情自然。
忘形骸于天地之外。
这实是人生一大乐趣。
《周易》“乐天”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影响甚大。陶渊明、李白就是两位最着名的代表。
二、处理人际关系的三大法宝。
守正中孚尚和
天人关系虽然是《周易》哲学的主题。
但《周易》探讨天人关系目的还是为人处世建立原则。《周易》于这方面的讨论是宏观的。
而于人际关系的讨论是微观的。
《周易》认为。
人之处世。
第一要义是要找到自己应处的位置。
“守正”这是《周易》推崇的为人处世的第一法宝。按照《周易》的观点。
天地万物各有其位。
人不例外。每个人都应在世界上找准自己应处的位置。
如若这样。
世界就是有序的了。
就不会有祸乱产生了。
《周易》推崇的处世法宝第二当是“中孚”。“孚”。
诚信的意思。
“中”。
在这里表示出自内心的意思。
前面我们谈到。
《周易》的哲学是主体论哲学。
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周易》谈主观能动性包含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个体的主观能动性。
诸如“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一个是群体的主观能动性。
强调要“和同于人”富以其邻”。
第一、如果缺乏诚信。
就会出现思想隔阂。
就会产生纷争。比如讼卦。
卦辞就说。
“讼。
有孚窒惕”。就是说：为什么会去打官司呢？是因为彼此的诚信被窒塞了。
这话说得很对。人与人之间。
难免不发生利害冲突。
但如果能开诚布公。
相互谦让。
至少不会闹到非公堂上相见不可。
第三。
诚信比物资重要。
第四。
诚信也要落实在帮助人上。讲诚信不能只是口里说说。
而要落实在行动上。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落实在帮助人的具体行动上。
第五。
只要处处以诚信待人。
广施恩惠。
其实是不必去问吉凶祸福的。益卦九五爻辞说得很清楚：“有孚惠心；勿问元吉。
有孚惠我德。”
《周易》关于“孚”的思想后来为儒家大加发展。
提出“立诚”这一学说。
在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建构上起了重要作用。
《周易》推崇的处世第三法宝是“和”。
“和”在《周易》中是个十分重要的思想。
“和”与“中”常常联：在一起。
号称“中和”。“中”要求做事不走极端。
要适度。
“和”则要求与他人关系要谐调。
要顺畅。“中’是讲个体所处的位置。
“和”则是讲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和”往往以“中”为前提。
“中”往往以“和”为归宿。“和”的思想体现在《周易》的整个体系之中。
而整个《周易》体系就是一个生
命通达、循环不息的和顺的整体。
阴阳和顺是{周易》尚和思想的精髓。阴阳和顺指的是性质相对或相反的事物的交流、沟通与统一。
守正。
中孚。
尚和－－这是《周易》作者从其对生活的深刻体察中所总结出来的处理人事关系的三个基本法则。
三、处理一切事务的三大要义：果决、审慎、适变
虽说《周易》谈自强不息。
谈果决很多。
但给我们印象更深的。
还是警惧、审慎。它不乏青壮年进取的气概。
但更多的我认为倒是老年人的忧患和智慧。
《周易》名之为“易”。易的解释很多。
但“易”最基本的意义——“变易”。
恐怕要肯定下来。《周易》不论从它的内容还是从它的形式来看；它都是讲变化的书。
讲宇宙自然怎么变。
人类社会怎么变。讲这些变。
落脚点还是人应该怎样在这种变化韵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
“适变”是《周易》谆谆告诫人们的第三个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条法则。
适变的前提是知变；也就是说要知道宇宙自然、人类社会变。化韵原因、规律。关于这《周易》谈得最多。
《周易》认为。
事物发展是经过了一个由渐变到突变、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的。当事物发展到了它所能容许的最高限度。
它就要发生突变。
向另一个方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即《系辞·下传》所说的“易。
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
《周易》虽然认为宇宙万物的变化有自己的规律。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但《周易》并不认为人在规律面前是完全无能的。
它强调人可以认识、掌握这种变化的规律。
以变应变。
唯变所适。这就非常了不起。
承认规律可以认识。
可以掌握。
这就无异于说。
人可以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实际上。
整个《周易》讲的就是人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
《周易》中占筮的形式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其中的人生哲理。从本质上采看。
《周易》是一部哲学着作。
是一把握人生的金钥匙。{周易》最大的可贵就在于它不仅揭示客观世界变化的规律。
而且告诉人们如何去认识、掌握这些规律。
从而尽可能地去争取更好的结局。
换句话说。
就是如何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变与适变是《周易》的全部宗旨。
简述风水学是怎样产生的
风水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一门玄术，较为学术性的说法叫做堪舆。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微观物质（空气、水和土）和宏观环境（天地）的学说。因有风水著作《青囊经》、《青鸟经》影响广泛，故也有人称风水为“青囊”和“青鸟”。“风水”最早见于晋代郭璞所著的《葬书》：“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这是有关风水的最早的定义。
风水，本为相地之术，即临场校察地理的方法，也叫地相、古称堪舆术，相传风水的创始人是九天玄女，比较完善的风水学问起源于战国时代。风水的核心思想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早期的风水主要关乎宫殿、住宅、村落、墓地的选址、座向、建设等方法及原则，原意是选择合适的地方的一门学问。
风水的历史相当久远，在古代，风水盛行于中华文化圈，它是衣食住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有许多与风水相关的文献被保留下来，由文献中可知，古代的风水多用作城镇及村落选址、还有宫殿建设，后来发展至寻找丧葬地形。中华建筑风水研究协会理事高煜翔主张辨证研究风水，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来解释风水现象，它用于占卜其实只是一种心理安慰，虽然其存在一些道理，但是只可用于趋吉避凶，若没有实际行动一切都是枉然，不可痴迷其中。
通俗的讲，风水好的地方，居于此处，象征人事兴旺，盼望令后代富贵、显达。严格的讲，即是符合风水学中“富“和”贵”原则和标准（即所谓“好风水”）的地理位置或环境。
“风水”只是名称，而非风和水。风水又称堪舆，或称卜宅、相宅、图宅、青乌、青囊、形法、地理、阴阳、山水之术。在中国古代的文义里，“堪”是天道、高处，“舆”是地道、低处。“堪舆”是指研究天道、地道之间，特别是地形高下之间的学问。它是以古代有机论自然观为基础，把古代天文、气候、大地、水文、生态环境等内容引进选择地址、步建环境的艺术之中。
术以气为万物本源，认为世界是从无（未见气）到有（气之始）。气是本源（一），它分化出阴阳（两仪），又分出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五行），这些物质的盛衰消长都有不可改变的规律（有度而不渝），并且有了祸福（吉凶悔吝），这些祸福都是可以预测的。
谈风水学的起源及其历史发展，中国人对地理风水的意识产生很早：“上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在那种危机四伏的自然条件下，人们先以树木为巢舍，后来在了解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中，首先对居住环境进行了改造。大约在六七千年前的原始村落——半坡村遗址，“选址多位于发育较好的马兰阶地上，特别是河流交汇处……离河较远的，则多在泉近旁。”西安半坡遗址就坐落于渭河的支流浐河阶地上方，地势高而平缓，土壤肥沃，适宜生活和开垦。
到了殷周时期，已有卜宅之文。如周朝公刘率众由邰迁豳，他亲自勘察宅茔，“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诗经·公刘》）
到了战国与先秦时期，是风水理论的形成时期，司马迁《史记·樗里子传》载：战国秦惠王异母弟樗里子，生前自选地于渭南章台之东，预言：“后百岁，是当有天子宫夹我墓。”至汉兴果然，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反映了当初活人的住宅和死人住宅的选择规律。秦代朱仙桃所著的《搜山记》，成为风水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汉代时，人们已将阴阳、五行、太极、八卦等互相配合，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对宇宙总体框架认识的理论体系。这个框架是风水学的理论基石，对风水的应用与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使风水由以前人们只是用于卜宅、相宅的机械活动，升华到理论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代，风水理论已经逐渐完善，如托名郭璞的《葬书》一直被推崇为风水理论的“经典”。同时他还著了《葬书锦囊经》。当时的风水师也颇受推崇，如管辂以占筮、相术、相墓著称于世，据说他经过魏将毌丘俭的墓，曾“依树哀吟。”人问其故，曰：“树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诔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失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已备，法当灭族。”
唐宋时期，风水学普及最突出的表现是《葬书》的流行、罗盘的广泛使用。《青囊奥语》的诞生，使风水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理论，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和流源。这是由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科学的发展所决定的。隋末到唐时，李播、李淳风父子作《天文大象赋》、《大衍历》、李淳风负责编纂的《晋书》、《隋书》中的天文志等诸多的天文书籍，皆对天上各大星座作了详细的描述，使风水之学与天地相对应。在地理学上则兴起了对山川地形进行考察的热忱，从而促进了风水学理论应用于对山川地形的踏勘。
到明清时代，风水发展到了极点，风水活动遍及民间及至皇室。明朝开元时的刘伯温就是一位风水大师，他对风水学也有很大的影响。后期蒋大鸿对地理风水在杨公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个新的阶段。所著《地理辩证》是以挨星为理气的主要内容，为近代风水理论的经典。
好的科学论文开头能让人耳目一新，使论文更有阅读的意义。如果你想写好的论文开头，就请看下面的两篇论文，这样能启发你的思路。下面是由我整理的科学论文范文，谢谢你的阅读。
中国古代科学的科学力量
摘要：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知识组成的基础是古代哲学，糅合了儒、道、法等各家思想，最鲜明的一点是讲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在几千年的城市发展历史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传统的风水学说与规划、建筑和环境密切相关，通常是为了选址而对地形、地貌、气候、景观、生态等各环境要素进行综合评价的原则，提出建筑规划和设计的一些指导性意见。本文将从中国风水的理论基础出发，深入剖析中国风水理论在当今城市规划研究中起到的作用，总结其理论与实践上的意义。
关键字：风水;城市规划;天人合一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一、风水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
风水理论是集地理学、星象学、景观学、建筑学、生态学和人体生命学等多种学科于一体的古代建筑规划设计理论。它与营造学、造园学共同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三大支柱。风水是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和建筑(住宅、宫殿、陵墓等)及其环境的选址、规划设计理念和方法的一种特殊“术数”，虽其中有不少的迷信色彩，但也充满了探索、解释自然现象、自然规律及人与环境之关系的内容，且特别注重实践。《风水探源》认为：风水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是一种能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满足的地形条件。
《周易・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中国文化传统讲究“天地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相辅相成、协调统一，人与自然是和谐共处的，要遵从自然的规律。在营建选址和空间营造过程中，要审慎周密地考察、了解自然环境，利用和改造自然，这与风水学的主张是一致的。
抛开风水的占卜成分不谈，在城市与山川环境因素的关系上，风水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符合《管子》城市规划思想的。可以说，《管子》“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立政篇》)的营国及城市选址思想，为风水理论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管子》的整个城市规划思想理论，及其在临淄城的成功实践，是我国最早期的城市整体规划的理论。
在道教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在建筑设计，园林景观设计，室内布局陈设设计等多方面都体现了“崇尚自然，归法自然”的思想。在建筑景观组织设计、建筑外部造型设计和建筑主体设计中，也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观念。风水学的自然美主张观照山川，巧加改造，从而获得自然美和建筑美的和谐统一。
二、风水的阴阳哲学思想在古代城市规划中的运用
水可以聚气，山可以增势，空气流动就成为风，加上阳光作用可以影响大地气侯和生物生长，皆是组成城市环境的重要因素―――城市规划的直接对象。古代风水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即与城市规划结下了难解的姻缘。
1.风水的阴阳哲学思想
在我国古代，风水被称为阴阳，阴阳又叫两仪，是风水术的一个中心理论，特别讲究阴阳二气的冲和，世界上的所有生物物都是阴阳交媾的产物，孤阴不长，孤阳不生。风水书被称为阴阳书，风水师被称为阴阳家。中国古代哲学就讲了，世界万物始于阴阳，是生两仪，分出的阴阳二气不断地一分为二――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阳气轻清上升而为天，阴气重浊下降而为地，阴阳交媾，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化生出大千世界。风水的阴阳哲学是一套哲学逻辑的方法。
古人认为“山南水北为阳，水南山北为阴”。《老子》学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许慎《说文解字》：“阴，暗也，水之南，山之北也”。“阳，高明也”。《三柳轩杂记》有对阴阳家“为磁石引针定南北，每有子午丙壬之理”的介绍。在《逸周书・大聚解》中有：“别其阴阳之利，相土地之宜，水土之便营邑制。”说明“相其阴阳”和“别阴阳之利”简单的阴阳哲学思想在我国古代早期就产生了。何溥《灵城精义》中：“阴用阳朝，阳用阴应，合之固眷属一家;山远收山，水远收水，分之亦互为生旺”。表现了风水理论阴阳对待的阴阳辩证思想。中国的阴阳学说认为，凡存在的事物都分阴阳，都具有阴阳对待、变化和统一的关系，这是中国哲学中最早出现又最为根本的学说。
2.风水的阴阳哲学思想与古代城市的相宅、择地
《黄帝宅经》：“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是以阳不独王，以阴为得;阴不独王，以阳为得，凡之阳宅则有阳气抱阴，阴者则有阴气抱阳，阴阳往来，即合天道自然，吉昌之象也”。中国古人在不断地聚居实践中，总是在寻找最好的自然环境，用以满足所需求的食物、安全与舒适的居住和便捷的建筑营造。《阳宅十书》中说：“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最大，关系人祸福最为切要。若大形不善，总内形得法，终不全吉，故论宅外形第一”。风水理论强调，选择宅居的外部环境，关键是要看宅居能否处在“阴阳之枢纽”的良好自然生态系统中。这样的阴阳枢纽，也就是风水格局的理想摸式，称为“穴”。《黄帝宅经》：“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非博物明贤者未能悟斯道也”。并指出：“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故不可独信命也”。在城市选址方面，古代风水理论认为城池应“负阴抱阳，坐落其中”，并强调了“天有九星，地有九宫”的格构模式。《尚书・洛诰》记载：周公在主持洛邑的营建时“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亦惟洛食”。武王克商返回镐京后，决定营建洛邑成周，《逸周书・度邑篇》记载了洛邑周围的山水形势：“自洛延于伊，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瞻有河，粤瞻伊洛，毋远天室”。
3.风水的阴阳哲学思想与“山水环抱”的城市格局
自然生态系统中包含着气象、地质、地形、水、土壤、动物、植被等基本组成因素。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是风水的目标，风水视人居环境与自然环境的阴阳和谐为首要。所以，山川之中包孕着城市，城市之中又有流水园苑的穿插。
左思在《蜀都赋》中这样描绘成都城的修建：“天以日月为纲，地以四海为纪。九土星分，万国错峙。崤函有帝皇之托，河洛为王者之理……夫蜀都者，盖兆基于上世，开国中于中古。廓灵关以为门，包玉垒而为宇。带两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汇焉，丰蔚所盛，茂八区而庵蔼焉。”灵关、玉垒、峨眉三山环抱，郸江、检江两江护城环绕，构成了成都城外围的山水格局。
古人把自然界看作是一个大宇宙(大周天)，而人是一个小宇宙(小周天);大、小宇宙之间的建筑被视为中宇宙，是大小周天的过渡。天为阳，地为阴，建筑和院子是天地贯通一气的媒介。院子、天井因而成为天地、阴阳的相交之处。东汉仲长统《乐志论》：“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是山水环抱哲学思想的重要体现。风水在将环境秩序化的过程中，普遍而有效地采用确认自己“居于世界中心”的方式通过要素围合加强对环境中心化的秩序，所以风水空间最显著的特征是：以主体为核心的围合性空间。
三、结语
虽然以上所述阐明了风水在我国古代城市规划、景观设计等中的显著作用，但并不是要求现代的人们全盘接受风水的思想，对于有一部分人认为风水学能解决自然界的所有不可知问题，或以仍有尚未发现的自然界组成物质为理由，来解释古代风水学如何高明、奥妙，这是不科学的。对于中国传统风水理论而言，它毕竟产生在科学不发达的环境下。
中国传统风水理论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并有节制的改造和利用自然方面，远不能达到如当代建筑学所具备的先进技术手段，但在基本追求上却是一致的。而在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交流中，风水思想更注重人与自然在精神方面的两情相洽，所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在现代城市规划的工作中，城市规划人员需要正视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风水思想，从中寻觅人类曾一度丧失，而又必须的“天、地、人”和谐的追求，用风水理论中科学的观念去正确处理城市规划和景观环境问题。
参考文献：
[1]王其亨著：《风水理论研究》，[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1日。
[2] 余健著：《堪舆考源》,[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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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20世纪后半叶，文化寻根成为弥漫世界的一股潮流，很多民族都从不同的领域寻找本民族的文化之根，中国文化亦然。尤其是海外华人更是对中国文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喜福会》。自1989年发表小说《喜福会》以来就引起了褒贬不一的众多评论，专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作品进行了分析。小说中，谭恩美通过塑造受封建传统文化压迫的旧中国女性形象，鞭笞了男性中心主义的残酷性及其影响的长期性；①同时，透过小说中的“母亲”形象，读者也可以看出作为边缘的华裔话语体系在“他者”与“自我”互为指认中的两难之境。② 谭恩美的小说之所以在主题和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魅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小说中母亲形象的感染力以及母女关系所折射出的深邃的文化内涵，③ 母女之间的冲突凸现了在美国社会中接受强势文化（美国文化）的华裔青年与仍固守弱势文化（中国文化）的老一辈人之间的矛盾，④ 它就象一面镜子，把中美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显现出来。⑤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新一代华裔对处于弱势的本族文化开始从一味排斥转而表现出好奇和兴趣，对其文化身份有了新的认知。⑥ 她们在英语语境中讲述着中国故事，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海外华人对母国文化的接纳以及他们的文化寻根情结。
作为第二代华裔，谭恩美在与中国母亲的不断冲突中耳濡目染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尽管谭恩美本人声称自己是美国人，但身上流淌着的中国的血液是永远抹灭不去的。正如母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女儿所说：“作为女人需要熟悉自己的母亲，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祖国是中国。”⑦ 所以谭的文学作品都扎根于中国故事，表现出对中国古老文化的强烈的依恋。小说《喜福会》就是典型的中国故事，四位中国母亲在移民海外前就成立了“喜福会”，到了美国后依旧保持着这一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活动，以使自己的精神有所归依。她们坚持华人的家庭教育，诸如要求子女对长辈的尊敬和绝对服从等，以使母国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华裔作家谭恩美在小说中以充满乡愁的笔墨表述着自己的祖国，在中国民间故事与传统习俗中寻求着精神文化之根。
一、灵魂与肉体的碰撞：艰难的文化苦旅
1949年谭恩美的父母从中国移民到旧金山。1952年谭恩美出生于美国加州的奥克兰。谭的童年生活充满阴霾，远离故土、一贫如洗的艰辛生活使母亲的性格变得非常古怪，而出生于美国的谭恩美对母亲所知甚少，难以理解母亲，甚至不了解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因此，母女俩一直处于矛盾冲突中，直到母亲80多岁时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当时母亲病情越来越重，谭意识到母亲来日不多，只好在心里默默向西方的上帝和东方的佛祖许愿：只要母亲能挨过这一关，一定陪她回一趟中国。母亲竟奇迹般地康复了。为了还愿，也为了实现母亲的心愿，谭于1987年陪着母亲越过太平洋，来到中国，去看看母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去了解那里曾经发生的事情。这是谭恩美头一次花整整3个星期跟母亲在一起。她借此行不仅认识了从未谋面的故土，也重新认识了母亲的内心世界，更为重要的是一直困扰她的身份认同问题一下子有了答案。因此她把这次中国之行看成是她生命的一个转折点。对此谭是这样解释的：“那次是为了完成一个梦想。在那之前，我的母亲生了一场重病，我以为她将要死了。以前，我和母亲的关系并不好，每次，当她讲起中国经历时，我总不想听。为了保佑母亲，我向上帝发誓，会多了解母亲，只要她活着。上帝保佑，母亲活下来了，所以为了还愿，我陪母亲来到中国。那是一次很好的了解我自己和母亲的机会。我和母亲一起待了三周，而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几小时。那次中国之行，最重要的是，我终于明白自己是美国人，也是中国人，发现自己属于那段历史，这是我在美国历史中感受不到的。我喜欢历史，历史和发生的一切都相关。你可以从中看到变化，那就是历史，是对行为、目的和后果的见证。”⑧ “……我终于踏上的这个国家，它的地理、风景、历史都和我紧密相连。以前念书时最恨历史，现在我却一下爱上了它。我突然明白自己性格里许多以前不愿承认的东西对我是那么重要。”⑨ 之后她不止一次在访谈中说，如果没有去过中国，她不可能感觉到那种深入灵魂的东西，也就不可能有以中国为遥远背景的小说《喜福会》，当然也不会有后来的《接骨师之女》。在上海，谭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同母异父姐姐，并且看到了母亲以前曾住过的房子，就在巨鹿路和长乐路上。到了中国谭恩美才意识到，原来自己是那么的美国化，在中国感觉自己完全就是个老外，然而她同时又发现自己还有非常中国化的一面：“……我觉得家母是由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地点造就的一个非常奇妙的人，我想更多地了解那段时期，那个地方，更多地了解我母亲。我想了解她的历史，因此就来到了这段历史开始的地方。”⑩
2006年夏秋之季，因其新作的中文改译本《拯救沉没之鱼》在中国出版，谭恩美第15次来到中国，来到母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了解先辈们的生活足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何尝不是谭恩美的寻根之旅呢？
二、寻找“母亲”和“母亲”的文化基因
家族是以血统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组织，血统在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神圣地位。“对中国人来说，家族就是一切”，{11} 是维系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石，是延续中国文化精神的纽带，而母亲又是使家族得以延续的中介。作为第二代华裔，谭对中国的认识主要来源于母亲的经历和讲述，在与母亲的相处中，谭恩美形成了对中国传统、礼节和历史的一种个人主观性的理解。她的心中有一个依母脐带，有一个为其提供丰富写作素材的母亲。谭恩美曾做过这样的表述：“一些时候，我创作的缪斯就是我的母亲，这位女人给了我DNA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一些认识世界的观点。”{12}出生于上海的母亲，深刻影响了她的写作。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发掘母亲和家人的故事，探寻母亲的人生经历，体味母国传统文化成为谭恩美的写作来源。晚年的母亲告诉她一个秘密：她在中国内地有3个同母异父的姐姐。这个秘密深深震撼了谭恩美，成了她创作的主题。1987年，谭恩美把外婆和母亲的经历写成了小说《喜福会》，并在扉页上写道：“给我的母亲，且谨以此纪念她的母亲。”
谭恩美的母亲备受传统的中国婚姻和家庭对女性的种种压制，最后痛苦地做出抉择移民美国。母亲的婚姻经历出现在了谭恩美的《喜福会》中，比如，龚琳达回忆小时候经历的包办婚姻，许安梅回忆其母丧夫后受人欺骗等一系列不幸的人生经历。谭恩美的母亲其实也结过两次婚，对她拳打脚踢的前夫带着3个女儿生活在中国，小说中精美在中国上海有一对同母异父姐姐。现实生活中谭恩美做梦都担心母亲把同母异父的姐姐接来，把她撵出去，因为那些中国来的孩子既会说中文，又乖乖地听母亲训斥，这一现实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喜福会》中，精美的母亲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女儿，望女成凤，希望女儿精美成为像秀兰·邓波尔一样的天才，当遭遇女儿的反抗时，母亲用中国话大声喊道：“世上从来只有两种女儿，听话的和不听话的，在我家里，只允许听话的女儿住进来！”{13}
家是根之所在。《喜福会》围绕移民到美国的四对母女写作，以家庭作为故事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所，是作者个人的成长史和母亲痛苦的家庭史，是对记忆的挖掘，字里行间满盈着对中国文化挥之不去的母体情结，自然流露出的是华裔群体对母体文化的寻根之旅。不难看出，这是个以母亲为蓝本的家族寻根故事。
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儒家文化非常注重群体意识，注重在群体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漂流海外的华人更需要能够相互依存、相互帮助、相互友爱的群体，以寻求心灵的归属。小说里的“喜福会”正是四个华人家庭相互依存的体现，四位母亲一直把自己看作中国人，她们定期聚会，玩中国麻将，吃着中国菜，操着一半是蹩脚的英语，一半是各自的方言或普通话，恪守着中国的传统，以此安慰漂浮的心灵。在美国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她们竭尽全力留住自己的根，“一直希望能造就我的孩子能适应美国的环境却保留中国的气质，”用中国美德教育着女儿“如何服从父母，听妈妈的话，凡事不露声色，不要锋芒毕露，容易的东西不值得去追求，要认清自己的真正价值而令自己精益求精……。”{14}母亲们极尽母亲和家长之能事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念，试图用自己过去经历的苦难来感化他们的女儿，使母国文化价值观得以延续。尽管身处海外，但是她们紧紧地依附于祖国，并竭力使祖国文化传统代代相传，以慰藉飘荡的心灵，实现心灵的归依。这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皈依和眷恋，是“一种生存意志的体现，是在异质环境里消泯陌生感、不安全感，从而构建心灵家园的努力”{15}。
小说中的女儿们最终也实现了心灵的回归。在小说开篇的寓言中，老妇人希望：“待到了美国，我要生个女儿，她会长得很像我。但是，她不用看着丈夫的眼色低眉垂眼地过日子。她一出世就是在美国，我会让她讲一口漂亮的美式英语，不会遭人白眼看不起。”{16}母亲们一直以中国传统的方式来爱女儿，但女儿们则竭尽所能来摆脱中国传统，想方设法走出母亲的影响。但是女儿们并没有在美国找到所谓的幸福，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之后，女儿们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母亲，并明白了母亲们的良苦用心。吴精美最后决定回上海与失散多年的同母异父姐姐相认，以慰藉母亲在天之灵；平常把母亲的话当着耳边风的露丝在婚姻危机时认可了母亲的建议，采取积极的行动维护自己的利益；一向厌恶母亲拿她来“炫耀”自我的薇弗莉从母亲那儿学到了“一种无形的力量”，意识到自己与母亲抗争的愚蠢；丽娜则由否认到欣赏母亲未卜先知、未雨绸缪的能耐。最后女儿们以不同的方式回到了母亲身边，从母亲的“中国苦难”中找回了人生的力量，找到了自己的根，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家园。
三、追寻传统和对文化传统的皈依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特别强调“叶落归根”，这一观念增强了海外华人对祖国的向心力，加强了华人骨子里的家乡观念，在他们眼里，故乡永远是故乡，他乡永远是他乡，而不是心灵停泊的最终港湾。谭恩美虽然没有生活在母体文化环境中，但从小就耳濡目染了华人圈子里特有的儒家思想；虽然她从来都只承认自己是美国人，但她的骨子里流淌的是中国人的血液；虽然主观上客观上她都不可能回到中国生活，但她的根在中国。《喜福会》从东方始以东方终的写作方式正体现了作者“叶落归根”的思想。
《喜福会》中的母亲们沿袭了东方的古老传统，她们望女成凤，希望孩子们理解母亲、接受母亲，从而找到并承认自己血液里的根。而女儿们为了挤入美国白人主流社会，总是试图掩盖自己身上与生俱来的血液中的中国性。然而，尽管她们内心全盘接受了美国文化，却无法改变自己的中国血统。这样，她们就和母亲们一样产生了身份危机感，整日生活在对自我身份的困惑中。这种“我是谁”的困惑和不知何去何从的身份危机感导致了她们的人格分裂，因此，她们抑郁，烦闷，迷茫。在漫长的僵持之后，母亲们在合适的时间和场合通过“讲故事”让女儿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母亲，了解她们的过去，理解她们的现在。女儿们终于明白：只有当她们最终接纳了祖先文化和自己的中国血统时，一个完整统一的文化身份才得以构建，她们才能够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于是，女儿们开始寻找与母亲有关联的东西，开始接受母亲以及母亲所代表的东方文化。故事结尾吴精美的大陆之行象征了对母亲以及东方文化的理解和接受，象征着对“根”的接受。吴精美因母亲的去世而感到巨大的失落，感觉自己成了无根的浮萍，在小说的最后一章“共同的母亲”，吴精美最终代替母亲回到中国，探访她从未谋面的同母异父的一对孪生姐姐。当火车开始从香港进入深圳时，精美深有感触地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了中国人：
我的血管突突地跳着，从骨髓深处，我觉得一阵深切的疼痛。我想，妈讲得对，我觉得唯有这时，自己完全变成了一个中国人。———“总有一天你会体会到的，我妈（曾）说，“这种感觉融化在你的血液中，等着沸腾的时刻。”{17}
当精美踏上祖国的土地，见到自己的中国姐姐的同时，也看到“一种无法描绘的亲切和骨肉之情。我终于看到属于我的那一部分中国血液了。呵，这就是我的家，那融化在我血液中的基因，中国的基因，经过这么多年，终于开始沸腾。”{18}从姐妹三人的快照上，她们看见妈妈“正惊喜地注视着她的梦开始成为现实……”，这使她感到自己和姐姐在血液里、在文化的根上都是母亲的延续。
著名亚裔美国文学研究学者艾米·林曾经这样评论过《喜福会》：“精美失去母亲的这一遭遇，渐渐转义为所有女儿都失去了祖国。”{19}吴精美的中国之行以及她找到的可以替代母亲的中国姐姐，显然象征了她对自己文化的根的认同。正如母亲吴夙愿所说：“东方是万物起始之源，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风向的起源。”{20}这是生命开始的地方，也是叶落归根之地、心灵归宿之地。小说以“回归”的方式结尾，圆了母亲“叶落归根”的梦。
“文学是文化的一个子系统，文学的发展最终受制于文化的模式”{21}。对于生活在双重语言、文化、历史语境中的华裔作家来说，尽管他们只能从文化意义上体认中国，但是，中国和中国文化是他们在异国生存的主要精神资源和文化财富，是其不竭的写作之源。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由思想家提炼出的理论和理论化的、并转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稳定结构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国民品性、伦理观念、理想人格、审美情趣等精神成果的总和。”{22}华裔后代谭恩美看到了自己身上文化传递的不可替代的优势，她在《喜福会》中大胆植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符号，如麻将、红烛、纳妾、旗袍、月神嫦娥等，并且涉及了中国传统的风水思想、饮食习惯、节日风俗、纲常礼节等，在西方的语境中讲述着中国的故事，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民俗文化，艰难地寻找着所谓的族裔精神，表述着华人淡淡的乡愁。
麻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产”，至今仍是中国民间非常流行的休闲娱乐活动。但是，《喜福会》中的母亲们只不过是借麻将来掩饰战乱所带来的恐慌和漂流海外的孤独无奈，甚至绝望。正如吴宿愿所说：“我们并不是麻木不仁，对苦难视而不见。我们一样也在担惊受怕，战乱给我们各自都留下不堪回首的一页。什么叫失望？所谓失望，是对某样早已不存在的事物的一种期盼，期待着它的回归，或者不如说，是在无谓地延长着一份难挨的折磨。”{23}
中秋节是中国的民间传统节日。早在三代时期我国就有“秋暮夕月”的习俗。夕月，即祭拜月神。到了周代，每逢中秋夜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在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南宋，民间以月饼相赠，取团圆之义。晚上，有赏月、游湖等活动。明清以来，中秋节的风俗更加盛行。今天，月下游玩的习俗，已远没有旧时盛行。但设宴赏月仍很盛行，人们把酒问月，庆贺美好的生活，或祝远方的亲人健康快乐。在小说中，谭恩美花了很长的篇幅详细描写了象征着团圆的中秋之日的过节气氛：映映一家人悠然自得地用早餐；父亲和叔叔吟诗解词；孩子们享受着月饼的美味；一大家子人又坐人力车去太湖，登船赏月，吃船宴，拜月亮娘娘等等。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样的场面怎会不引起海外华人的思乡之愁。在太湖游船赏月时，映映落水被救，在找寻回家的路上，偶遇皮影戏表演，布幔上出现一个婷婷的女人身影，她拨响琵琶唱起来：妾居月中君住日，日月相对遥相思，日日思君不见君，唯有中秋得相聚。如今，年岁已大的映映又清晰地记起那年中秋，“重新体会到那份天真，坦诚，不安，好奇，恐怖和孤独，就那样，把自己给丢了。”{24}现实中的海外华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小说中还用了大量篇幅渲染中国母亲所体现的中国民俗文化———风水思想、阴阳五行、占卜等。丽娜十岁的时候，父亲当上了其供职的服装厂的推销部经理，全家搬出了奥克兰脏乱的地下室，在旧金山湾北滨的一座山头上———意大利人的聚居区买了一套公寓。这本是一件好事，但“能在一切事物中预测到灾难的预兆”的母亲映映对新居并不满意。第一，新居不能“藏风聚气”。房子如果建在山坡上，阴气就会太重，从而导致阴阳失衡，引起灾祸，所以她担心，“这座房子似太窄太高，山顶上刮起的一阵强风，把你所有的力量都冲回去了、抵消掉了。所以，你很难发达。”第二，新居“气流不畅。”一打开那道狭窄的嵌着玻璃的大门，就是散发出一股霉气的门道，“过道太窄，就像一道被卡紧的咽喉。”丽娜家狭窄的过道“气流不畅，不利于“地气”的进入，不利于财气的流入。第三，新居内部设计犯“水火相克”。丽娜家“厨房直对着卫生间，因此辛辛苦苦赚来的一切，正好被马桶水箱冲走”。{25}按照阴阳观点，厕所主阴，厨房主阳，厕所是阴气较重的地方，可能会把厨房的阳气或旺气冲走。所以母亲映映认为，新居的厨厕位置违背了风水原则，这样一切价值都会被冲走。新居风水不好带来的恐惧使映映一天到晚忧心忡忡。在搬进新居一个星期后的一次采购途中，映映母女碰到了一个把映映当作“苏丝黄”的中国疯男人，母女俩被吓坏了。母亲把这件事理解为新居风水不好的征兆，在搬进新居一个多星期之后，她就开始弥补新居环境所缺乏的平衡。首先是将起居室里的一面大圆镜，“从面对前门的墙面上，移到沙发边的墙上，”{26}为了使地气能顺利被自家吸纳，浊“气”、阴气被顺利排出，使阴阳平衡，使气在屋里流动。然后，“她开始搬移大家具：沙发、椅子、茶几，还有一轴画着金鱼的中国画。”{27}透过故事读者不难看出海外华人的艰辛与无奈，面对生活的苦难，母亲们只好借助母国文化来化解。
儒家文化特别强调“孝”，在家族内部，中国人往往心怀浓烈的“孝亲”情感。孝，作为敬养父母、祖宗的标志，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是家族精神的母体，它维系了整个家族的和谐。在《喜福会》中，谭恩美搬出了古老中国割股疗亲的愚孝一幕。当外祖母重病不行时，许安梅只见“母亲在自己手臂上割下一块肉……妈妈把手臂上割下的那片肉放入药汤里，希冀着用一种未可知的法术，来为自己的母亲尽最后一次孝心。”{28}女儿就这样孝顺着她的母亲，就这样回报着“发肤受之父母”，这种孝已经深深印在骨髓之中，尽管它是一种无知的孝，一种非理性的孝。
中国文化传统是华人内在的身份标志，是精神的寄托，失去这种标志与寄托，她们就会成为没有文化家园的人，成为没有根的浮萍。《喜福会》是一部散发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韵味的作品，表现了作者对自我归属问题的探求，这一探求包含着对自己族裔根文化的淡淡的乡愁。
注释：
① 刘熠：《〈喜福会〉：男性中心主义的颠覆与解构》，《东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② 马爱华：《边缘视角下的“他者”意义———谭恩美小说的“母亲”形象》，《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2年第3期。
③ 程爱民：《论谭恩美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及母女关系的文化内涵》，《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④ 梁素芹、荆楚：《寻梦人的心灵世界———谭恩美小说〈喜福会〉中的文化冲突探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⑤ 黄育兰：《中美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一面镜子》，《求索》2005年第8期。
⑥ 胡亚敏：《当今移民的新角色———论〈喜福会〉中华裔对其文化身份的新认知》，《外国文学》2001年第3期。
⑦ 《南都周刊》2007年4月2日。
⑧⑨⑩ 《外滩画报》2007年4月5日。
{11} 李健孙：《支那崽》，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页。
{12} Amy Tan. The Opposite of Fate：A Book of Musing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2003，P250.
{13}{14}{16}{17}{18}{20}{23}{24}{25}{26}{27}{28} [美]谭恩美：《喜福会》，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227、3、238、255、19、11、66、90、89、90、36页。
{15} 金岱：《世纪之交：长篇小说与文化解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5页。
{19} Amy Ling. Between Worlds: 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 New York:Pergamon Press. 1990，P132.
{21} 冷成金：《文学与文化的张力》，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22} 李宗桂：《中国传统文化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原载：《江汉论坛》200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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