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平行的世界，文明的左右腿）
尽管我们知道狂热的欧洲人把元朝时期的《马可波罗游记》视为“藏地密码“一样的藏宝图。尽管中国的朝廷也派了郑和这样的远洋船队抵达了非洲东海岸，中东或更远的地方。甚至最近几年英国核潜艇船长孟席斯还出了本书《1412年：中国发现世界》[举起手来，把书传给就近的学生]认为中国人才是最早发现澳洲，北美。他自费走访了120多个国家，参观了900多个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寻访古代的纪念碑、城堡和海港，深入海岬、珊瑚礁、偏僻的海滩和海岛。很遗憾这个事情被大多数中国专家给否定了，否定的原因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清楚国内专家可能连12个国家都没有到过。
但是我们从现在的资料来看欧亚大陆在鸦片战争之前的联系是非常有限的。按照现在时髦的提法宇宙是平行的，我和你们每个人的生活轨迹是平行的，我们中国人和欧洲人在那个时候也是平行的。直到鸦片战争，直到我走进这里。我们的世界才有了一点但是也是巨大的变化。
接下来我还是真诚的希望能让大家在接受中国沉沦80年这个残酷事实之前，认认真真和我一起回顾中国光辉历史。
现在有个词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崛起”, 我最早听到是中学时代《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讲的是周恩来总理小时候的事情。印象中很感动，但是发现感动的人往往只有那么一瞬间火花。我在这里倒是中肯的希望特别是在座的各位朋友们，大学时代不要光惦记着自己的嘴有没有崛起来，那是不靠谱的。更把自己的奋斗目标撅起来。可以拍着胸脯对大家自豪的说中国沉沦了80年，但是之前崛起的可能是800年
有没有朋友认为更久的？ 800年一次，800年二次……三次。
800年，有没有搞错，如果错，那肯定是800之前少了个1字。公元40年，对，中国人民在那个时候就站起来了。你们还别不信，先看下证据 第一句“秦时明月汉时关”这个汉朝的边关在哪里，参考第二句“春风不度玉门关”。话是应该不假，不过也不完全对，在汉朝强盛的时候，国门不在玉门，而在更西面更北面。汉朝的将军们一直在西域大漠大有作为，赶跑了匈奴单于，单于的后代还是单于，不过有个更加响亮的名字匈奴王，欧洲人管他叫上帝之鞭，中国皇帝是鞭长莫及，不过罗马的皇帝（那时候是教皇）头很大，年年被勒索。这位匈奴王阿提拉带着匈奴蛮族打到了罗马城下，孕育了中华民族的一个远亲“匈牙利民族”。这为老表的旁系也不简单，西突厥进化了奥斯曼帝国，唐朝的军队歼灭了东西突厥，剩下一撮西突厥人撒开了腿丫子跑到土耳其建立了奥斯曼帝国。就这么招，一对中国拆迁户的远亲长期在欧亚结合部横行，欧洲人他们打，他们自己也打。玩命啊。
可以这么说强盛时期的中原儿女文治武功那是杠杠的。被打的满地找牙的游牧民族要么被中原农耕民族吸收同化，从北魏孝文帝，到后面精通汉文化的乾隆。不被同化的游牧民族要么跑到境外自立为王，欧洲的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都是悲催的可以啊。请注意我们刚才这些表述中提到了历史的一种载体：唐诗。就成就而言。唐诗深深影响了日本的俳句、也影响了东亚其他地方。那么唐诗只是中华软实力的一种标志，就像现在汽车界中法拉利对于F1的影响力。
唐诗除外还有哪些文化软实力呢。注意看课本上提到的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里注意下三大少数民族史诗分别是藏族《格萨尔》，蒙古族《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玛纳斯》。
中国封建社会由昌盛到衰落
毛泽东和黄炎培1945年讨论有过一次谈话。黄说：我实在不懂，但是我希望能够，中国的历史上，几千年的历史都出现这样的循环，我认为这叫周期律，为什么一个朝代几十年、几百年以后就会完蛋，然后一个新的朝代出来，刚开始又很好，结果又会完蛋呢？
这个谈话涉及到很多内容。但是毫无疑问面对这种困惑，我相信从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层面上可以找到一些简单理由——土地兼并。
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皇帝是最大的地主，贵族可以算的上是皇帝的长工或者是佃户。贵族，官僚通过功勋依附在皇权庇护下获得一定的土地。剩下绝大多数是自耕农，拥有少量的土地，通过赋税提供给皇室来外来养家糊口。随着时间的推移，贵族、官僚获得更多的土地，自耕农渐渐消失。皇室和贵族们之间的矛盾凸显。因为国家的财富总量中大部分来源自耕农的赋税。这时候要么自耕农集体造反取代皇室，要么是贵族中的实力派取代皇帝成为新的统治者。前者有西汉刘邦、明朝朱元璋。后者有杨坚隋朝、唐朝李渊，宋朝赵匡胤，。而北方游牧民族取代中原王朝可以看作为境内外贵族实力派的妥协。北魏、金、元、清这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君主都依靠大量汉族地主官僚和武装扩大其统治基础。
从上面看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当皇帝，其实社会阶层相对的稳定，皇帝，官僚，老百姓。维系三者的就是土地。小农经济就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与手工业结合自给自足的集中反映。有人问元朝，清朝不是有强烈的民族阶级矛盾么？熟悉杭州的本地人都知道城里西湖边上以前有很大一块地旗营。以现在的城区版图来看旗营防城的范围，东面临中山中路，南边至开元路，西面是湖滨，北为法院路住的都是满族人，汉族人士免进。看起来是非常严重的种族压迫政策。实际上，元朝中蒙古人做奴隶的，杭州破产的满族人给汉族有钱人做丫鬟侍妾的也比比皆是。胡雪岩的十二房姨太太中就满族姑娘就占了好几个。
话说回来，除了小农经济发达阻碍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扩张外，封建社会政治的一系列政策也是与商品经济格格不入。中央集权下的君主专制。巩固多民族统一，好处在于中国避免了像欧洲一样国家林立，坏处就在于缺少了生机活力。科举取士，重文轻商大家都是明白的。可更要命的是户籍制度的严厉.有句话叫什么来着：子承父业。那皇帝的儿子继续做皇帝。老百姓也就认了，可是老百姓的儿子要是想做个什么事业。得，还得掂量掂量。
中国古代社会从存在之始，就开始不断地建立和完善户籍管理制度。从宗法分封、世卿世禄制，到九品中正制，再到元朝四民的严格划分，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体现了严格的等级身份性。
明朝的“宪法”《大明律》有这样的记录“凡一户全不附籍，有赋役者，家长杖一百；无赋役者，杖八十，附籍当差”这个打屁股在座的男生有淘气的时候可能受到家里类似的惩戒。不过在那个时候却是一门技术活“明朝施行廷杖的人员用假人做训练，简单说假人里面有纸，纸里包着砖”合格的标准是：把砖打碎了纸不能损伤。
之所以提到这里材料，其实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在本书的一些地方还会提到这个段话中一个关键词：家长。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宗族家长制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参见课本对于宗族家长制的解释。尤其注意在王朝不同时期以及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影响。
宗族家长制的影响力在中国这个农业社会中相当于习惯法（相对于成文法）。现在电视剧中经常看到一句话：家法伺候，或者祠堂宗族大会。家法相对国家法律而言即为私法，由于利益的大小，血缘亲疏关系。这种私法往往变成为徇私枉法的缩写。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她老公死了，孩子也没有了。但是她就没有了在老公家庇护和生存的权力。“到了秋天,大伯来收屋。”她就无依无靠的只有去当有钱人家的仆役。
宗族家长制来源和理论依据是什么呢？大家可能自然而谈会想到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儒家。这个儒家不是我们城里面那个亲民的酒店，“如家酒店”，这个和亲民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大家对于儒家的印象应该还不错。像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以及我们这本书后面提到的曾国藩都是儒家的代表人物。
其实早期的儒家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这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曾国藩，被太平军称呼为曾剃头。这里还要顺便插一句中国有剃头将军，不过日本还有个更狠毒人家的外号也是这个，とうじょう ひでき，谁呢就是二战中屠杀中国人的关东军宪兵司令，后来发动了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大家还会领教这两人的事迹。
再来说说儒教思想在清末之后的主要影响。主要是洋务运动，主要保守的顽固派，提倡的“夷夏之防”。到了百日维新时期，梁启超等人提出了“新学”，也是一种策略坚持传统的思想基础上学习西方的减少阻力。实际上儒教的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是根深蒂固。包括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的“礼义廉耻”。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哪种思想可以让国人又爱又恨。
总的来说康乾盛世是中华民族衰落前的回光返照。对于这个解释，个人倾向于引用下面的标题。
叶的坠落是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
中国封建制度的崩溃是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势崛起还是中国社会自身困境？
二、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扩张
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时候主要是英、法，普鲁士这些国家。最主要的还是英国。英伦三岛在鸦片战争前是什么样的？相信大家也挺好奇。我们从吃的开始说吧。
18世纪，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无产者），：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晚饭是面包和奶酪。星期天吃上鲜猪肉。工业革命后，英国人的生活更是蒸蒸日上。1808年英国普通农民家庭的消费加上2.3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17品脱淡啤酒，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康乾盛世中中国农民主要食物是粗粮和青菜，肉蛋奶都少得可怜，通常情况下，在春荒之际，都要采摘野菜才能度日。
1814年英国等盟国打败了拿破仑。1824年英国入侵缅甸。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增加新兴城市选区，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
也就是在1840年之前：英国军队的技战术和装备近代化显著，英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加强，英国资产阶级政权中的地位显著上升，英国迎来了一个女强人时代。这些因素都是英国国力强盛的内容和显著特征。
从生活方式，物质生产再到法律制度，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近代化。而中国即便遭受了鸦片战争之后。还在纠结着学不学西方，学西方的技术还是法律制度。这一耽误一直到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来到才结束了争论。而对于帝王的迷恋直到袁世凯复辟（1916年）的结束才告一段落。距1840年已经过去了整整67年春秋。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写作思路：以近代史作为框架，选择其中比较知名的事件进行书写，最后总结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正文：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束，中国的屈辱历史也随之开始，这，便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不堪回首的侵略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史。
我们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面对一堆悲惨的数据愤怒的大声嚷嚷几声就算了，作为祖国的新一代，我们更应该冷静的分析这段历史，然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中国近代史可以简单的以1919作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840-1919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强迫清政府同它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割地，赔款，甚至连关税都要同英国商量，曾经的天朝上国此时不得不对船坚炮利的英国言听计从。
即便如此，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仍是贪得无厌，它们又通过南京条约副约，虎门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以方便它们更好的在中国进行搜刮和侵略。
美国无耻的将所谓“扩大各国权益”的功劳归功于自己，而法国则用《黄埔条约》将传教士的坟地都搬到了中国，更可悲的是，为他们守墓的，居然还是我们中国人。
和平的日子没过几年，资本主义列强又开始蠢蠢欲动。
英法急欲通过“修约”来扩大他们在华的侵略范围，而不巧的是，他们的无理要求被中国的皇帝拒绝了。
而他们，便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绝不仅仅是烧毁了一座圆明园那么简单。
天津条约使的他们的魔爪伸向中国内地，而北京条约则使大批中国人被当作“猪仔”贩卖出国。
与此同时，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久的俄国也趁火打劫，强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每每想到俄国的版图，笔者的心都不禁一颤，那是多么巨大的数字啊！可是，那些数字，本来有很多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
在资本主义列强无耻侵略的同时，中国人也开始有所觉醒，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打击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促进作用仍不可磨灭！
在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同时，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同样是“师夷长计”，同样是向要富国强兵。
然而，日本成功的摆脱了被侵略的命运，而我们，却反过来被曾经得到我们诸多恩惠的小小岛国——日本，打的落花流水。
甲午战败，难过的不仅是李鸿章。
甲午战败，低头自省的，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
时至今日，我们仍需以此为鉴，不断革新政治，不断发展科技。
只有这样，才能不至重蹈100多年前的覆辙，也才能真正的，雄立于世界之林！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赞叹前人的勇气，在那样一个灰暗的时代，在那样一个连国家最高统治者都沦为别人附庸的时代，那些英雄还是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希望用自己的决心和勇气来拯救他们所深爱的国家和人民。
没错，八国联军侵华了，辛丑条约签订了，义和团失败了，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这个卖国贼给窃取了。
可是，可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的农民在抗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抗争，中国人的意志并未被消磨，那些英雄，用他们的鲜血告诉我们：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
<漫谈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失>.by 南野藏马
前几日在书房，兴之所致，随手拎起了一本四书，翻到到第一面，念了两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便发现自己意兴阑珊，随手又把它扔到了书橱里，拿起本日本漫画，有滋有味地啃到最后。今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感叹中国当代青少年（主要是指80年代和90年代）对于自己国家传统文化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反省自己前日所为，不禁感到惭愧，一向标榜热爱传统文化的我自己不也正慢慢放、弃这些中国骄傲么？
时逢国庆，单位邀请我们新行员写一篇关于爱国主义的文章。我便想，是用华丽的辞藻去堆砌一篇空洞的文章来感叹祖国多么秀美多么壮丽的河山，还是切实关注一下我们正在慢慢遗失的民族骄傲呢？
台湾忠信工商学校的校长高震东在内地演讲时说，“什么是爱国？哪里是爱国？什么都是爱国，哪里都是爱国！”爱国是微小却又具体的。我们身在中国，有时却茫然不知自己国家有什么，是什么。是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还是我们过于注意别人的东西？爱国其实很简单，最基本的是要了解和爱我们的传统文化。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历经千年，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步创造发展起来的。她几经建构-解构-再建构，绵延不绝，生生不息，慢慢沉淀而成。她是千百年来国人对文化的希望，是国人对文化思想的反思。当我们今日面临着随资讯发达的电子时代而如洪水般涌来的西方文化时，还有多少人可以坚持那涓涓的细水长流？
我们的81年代后、90年代的孩子们心目中的传统文化是什么？我想不会是女子十二乐坊穿着性感的高叉旗袍在舞台上闹哄哄的演奏那所谓的传统民乐吧？还是认为鲁迅先生笔下那个满嘴“之乎者也”的孔乙己就是代表中国的古代文人？
简练的讲，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诗、书、礼、易、春秋”。我用五经的名字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它刚好总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五个方面。“诗”，是指从最早的诗歌《诗经》开始到历朝历代的诗词歌赋、古乐。“书”，是指历代文人体现他们思想观点的专著，包含了古代文人的人生观，体现了古人的人文精神。“礼”，是指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礼法制度、思想、以及教育体制。“易”，并不单纯的是指《易经》，还包括了农业、医学、天文、地理、数学。而“春秋”便是特指从《尚书》到《春秋》、《史记》、《资治通鉴》等一系列的史学专著。中华传统文化涵盖范围之广，思想之博大精深，怎可以用现代那些伪民俗或是一个酸朽的孔乙己可以概括、代表的！
如果80年代和90年代的孩子们是从周杰伦的《东风破》或是SHE的《长相思》里才开始接触体会到中国古典诗词之美是不是太迟了？自《诗三百》到《汉乐府》再到《全唐诗》、《全宋词》，还没包括屈原、班固的楚辞、汉赋，更没提到魏晋的“蓬莱文章建安骨”，这浩瀚如海般的诗词国度，怎是一首《东风破》所能表达的？现在我们是否只停留在小学课本里教的“离离原上草”或是什么“二月春风似剪刀”的阶段，或是为了逗情人开心为她轻吟“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浓情蜜意？
我们现在是否能从那些靡靡之音中感受到古人的潇洒不群、壮志豪情呢？是否知道古龙金庸小说里的“任侠之气”是指“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义之所当，千金散尽不后悔；情之所钟，世俗礼法如粪土；兴之所致，与君痛饮三百杯”。而“侠之大者”是指“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身去，深藏功与名”呢？大概只会沉迷在江湖恩怨、打打杀杀中了吧。
没有了“花间一壶酒”、“共剪西窗烛”的烂漫情怀，没有了“誓扫匈奴不顾身”、“醉里挑灯看剑”的壮烈胸襟。没有这些古韵的滋养，我们的80年代和90年代难道只能在欧美的HIP-HOP、日本动漫、韩式的多袋阔脚裤中显示自己的潇洒不羁么？没有了任侠的少年轻狂，没有了温文的少年情怀，我们的青春还完整吗？
还有多少人知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来自孟子的“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天下的兴亡，不是匹夫之责，而是我的责任。有多少年轻人还会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大概只会装作很酷的说“我就是我，我喜欢，我可以。”他们只是整日埋首在《蜡笔小新》和《机器猫》中拒绝长大。
还有多少人知道何为“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忍勇”？看多了吴宗宪的《我猜》和《周日八点档》，大概只会迷惘的说：哦，台北忠孝路的小吃很出名。多少人会觉得“香九龄，能温席”是一种孝心的表现，大概会觉得他好傻，干嘛用自己的身子暖席子呢，买台空调不就得了吗？还有谁会觉得“融七岁，能让梨”是一种中国式的谦逊礼让？孩子们自小接受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式教育，被沉沉的课内科外功课压得喘不过气。哪还会有人说，第一名我不要，给你吧！再不知何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了，更不用期望孩子们可以成为象曹子建、王摩诘那样的翩翩浊世佳公子了。孩子们现在学习琴棋书画的目的已大多为考试加分服务，哪还有“为君唱遍《红豆吟》”的情怀了。
君不见上元灯节赏花灯，君不见端午赛舟挂香符，君不见盂兰盆会驱鬼傩，君不见重阳登高插茱萸。我们开始相信基督，相信有圣诞老人。我不知道谁是阿福，也好久没放过爷爷纸糊的风筝了。传统的节日在我们看来除了意味着能看到无聊的文艺晚会，多几天去哪里都是人满为患的假期以外，剩下的只有苍白。传统，从我们指缝滑过，轻轻流失。
西元一九00年，梁启超写到“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今日，梁先生所期望的“希望、进取、日新、破格、好行乐、盛气、造世界”的少年气质在我们身上依稀可见，却再嗅不到中华之气息。纯粹的行乐主义、盛气，在没有文化底蕴的支持下显得那么的苍白和轻浮。我们应从何处寻觅正在遗失的传统文化。难道是在邻国日本的传统活动上发现：“咦，这个东西是从我们中国唐朝传过去的嘛！切~小日本~。”可是，为什么我们不反省，我们为何只有在别人那里欣赏到曾经的国粹。蓦然回顾，国已不国。
常思将来，不忘过去。以千载文化积淀来充实自己而让我们走的更远，在座诸君难道不会心思神往？参考资料：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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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论文摘要：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代代相传。“和为贵”的“和合”思想正是其中最具生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几千年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动力，也是今天中国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理念的思想源泉。“仁”的思想是当代重要的价值观。是重要的道德标准。 近年来，国内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播，从最初的学习普及转为对“中国道路”的思：索。我们要深入探究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源，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关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血脉相连，也使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更富有生机和活力。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当代价值 和合 仁
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和实际活动的方式及其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由于人们生活实践的复杂多样，文化也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内容、形式和层次。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早在数千年以前，中国就以独具特色的黄河文化而闻名。其后，经过炎黄子孙长期的创造和积淀，中华文化愈丰富多姿、博大精深，其成就、其影响，举世罕见。 中国国土辽阔、地大物博，自周秦以来除个别分裂割据时期外，在大部分时间内保持着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一政治机构。因而，在中华传统文化这一体系之中，既有源自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作为主体，也有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化作为补充，相得益彰。在许多方面，中华民族的祖先曾非常勇敢地、毫不犹豫地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并加以改造，不断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独特的地理造就了独特的中华文化，也就对中国的发展和人文历史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仅养育人的肉体，更滋养人的精神和灵魂。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地理因素，人文因素的综合结果。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特别注重道德修养。其中心环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的必然结果。修身是立身之道，也是立国之道，主张通过自身的修养和学习，成为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其最高目标和终极价值是实现人与群体，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及协调发展。孔子的儒家学说，确定以“仁”为核心，以“义”为价值准绳，以“礼”为行为规范的道德模式，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价值实现定位在对他人、对群体、对社会的关爱和奉献上。这一传统的积极意义在于造就了无数个像范仲淹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士仁人，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些优秀道德规范在建设和谐文化过程中，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的传统用文化包括好多的方面，以下介绍几个方面。
首先介绍的是仁的思想，仁的思想是有古代的大教育加大思想家孔子提出的。使其思想的核心，他的思想虽然在当时没有受到多大的重视，但在今天看来，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各个方面都长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仁者，爱人”，儒家思想首先强调家庭内部的和睦有序，强调家庭内部的父子兄弟的有序关系，这有其封建的等级思想，但也有尊老爱幼的含义，有利于维护家庭的稳定，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稳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儒家思想还把家庭内部的感情交流推广到整个社会的人际交往，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与爱护。“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在社会交往中，儒家思想强调换位思考，从别人的立场为对方考虑，这是人际交往的理想境界，是我们形成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要求“克己复礼为仁” 孔子的“仁”与“礼”是紧密联系的。“礼”是指统治制度，包括各种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克己复礼”就是要求人抑制私心欲念，遵守社会制度秩序，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有些特性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也会出现一些以前社会所没有的特性。但是，无论社会是怎么发展，有些东西在人的内心是永恒的，历史的思想我们可以按照当今的时代背景重新加以解释，它也能发挥时代的光芒。在当代中国孔子的仁学思想从自觉地实现个人价值体系和主流社会意识，已经转变唯一是和文化心理习惯的形式。仁学的思想能够在解决现代人的信仰失衡，建立理想人格世界方面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并成为世界多元文化和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客观上促进了现代企业管理向人性化方向的人本管理的发展。可以这样说，孔子所构想的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在今天民主与宪政的社会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实，在现阶段中国社会政治发展阶段中对孔子仁的思想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可以加速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促进人文精神的发展。
其次介绍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思想。中国古代思想提倡“天人合一”，即人要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在尊重与保护自然中谋生存，求发展。 “和合”思想是中国古代先哲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本质的概括。它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如阴阳、天人等，但同时又把具有差异性的事物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如阴阳和合、天人合一等；它并不否认矛盾和冲突的存在，但主张防止过度的矛盾和冲突破坏不同事物相互依存、共同存在的环境基础。 秦汉以后，“和合”思想被普遍应用，渗透于各个时代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 “和合”思想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外交哲学和对外交往方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现代“和合”思想仍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合”思想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往、吸收、融合，对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在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化特点与差异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减少摩擦、增加共识，发扬“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显得更为重要。为此，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存、共生、共赢的“和合”思想，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 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领悟了传统文化“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启示，中国所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必将推动全球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成为引领国际关系发展的新潮流。 中华文明自上古诞生之日起，就如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绵延至今。共同的心理特征，文化特质是在广阔而漫长的历史舞台上形成的，并且已经在中华民族深深扎根，不可替代，不可更改。任何外来文化只是对我们的民族精神的丰富和补充。我们挖掘、整理传统文化，继承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要充分认识，全面考察传统文化，就是要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认识传统文化对创建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基础性作用，这对我们找到历史坐标，找准历史方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切实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提高道德修养、培养道德规范方面的重要作用。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和共同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一个民族的支柱和灵魂，它对于塑造民族的品格和风貌，对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增强，作用之大不可估量。而传统文化正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所以我们进行民族精神教育时，离不开传统文化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首先是要弘扬爱国主义，这是民族魂。诸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精神，各族一家、协和万邦的宽容精神，忧国忧民、献身祖国的爱国精神等等。在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冲击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这些民族精神的精华，必须通过认真的梳理、挖掘，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激发人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热情，“使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充分释放、文化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使当代中华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