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当代社会的中国人，在政治生活中都会认同这样一个信念：崇尚民主与法制。这既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主题，依法行使政治权利，依法履行政治性义务，是我们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从个人生活的内容来看，我们能够通过丰富的民主形式，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这是因为，我国宪法赋予了公民广泛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同时也规定了公民必须履行的政治性义务。国家以法律规定并保护公民享有的神圣权利，公民则有义务关心国家和社会，负有履行义务的责任参与社会公共管理活动：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积极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是我们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社会公共管理的内容：我国有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等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有政府对社会进行管理，提供各种公共服务。
公民参与社会公共管理的意义：我国的政府是人民意旨的执行者和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它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政府工作的改进，决策的完善，政风的廉洁，效率的提高，都有赖于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尤其是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
参加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这是我们政治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我们的追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标志之一，是政府的廉洁。只有人民参与，才能监督干部达到廉洁的水平。标志之二是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
关注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当今世界是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离开世界而单独存在和发展，国际社会的竞争与合作对每个国家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只有认识世界才能更好地认识中国。
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关注我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就成为我们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参与政治生活必须明确政治生活的作用。
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政治生活更多地涉及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利益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人民民主的实现程度，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如果每个人都对政治生活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受损害的必然是全体人民的利益，而我们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也必然受到影响。因此，认为政治与我无关、蚕不参与政治生活无所谓的想法是不对的，幻想脱离政治的想法更是幼稚的。
参与政治生活必须明确政治生活的作用。
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政治生活更多地涉及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利益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人民民主的实现程度，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我们在明白参与政治生活意义的基础上，要培养关心社会事务和国家大事的观念，增强公民的责任感、权利意识与义务意识，激发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自觉地投身于政治生活之中
参与政治生活，需要学习政治知识。学习政治知识有助于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提高明辨是非能力。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助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有助于树立“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国家观念；有助于增强民主和法制观念，培养公民意识；有助于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增强主人翁应有的政治责任感和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能力。
参与政治生活，贵在实践。
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是多样的。如参与选举活动、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活动，参加政治社团活动等
对于中学生来说。参加学校的时事政治学习，养成阅读报刊、收看广播和收看电视新闻的习惯，养成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参加共青团活动等。
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重要的是实践。因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通过政治实践，可以激发我们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提高参与政治生活的素养；培养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增强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点的理解，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使我们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关注我国国情，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
是什么：我们政治生活的全部内容，是以依法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性义务为基准的。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公民与国家形成了新型的关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权利来源于人民。国家赋予公民广泛的政治权利和自由，规定公民履行应尽的政治性义务。
公民依法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表达意愿的权利和自由，就是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
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和自由，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体现，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基础。含义：公民依法享有的选举国家权力机关代表的权利，是公民的选举权；公民被选为国家权力机关代表的权利，是公民的被选举权。
选举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并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基本的民主权利，行使这个权利是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基础和标志。
人民参与政治生活，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这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重要方式，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表现。
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的相对性：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任何政治权利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是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统一 自由与权利和法律是统一的。世界上没有脱离法律的绝对自由，法律是自由和权利的体现和保障。公民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形式政治自由和权利
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也是公民政治权利和其他权利的重要保证，因此，每一个中国公民（包括台、港、奥）都应当自觉履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义务。
第二、遵守宪法和法律：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相统一的体现，是公民的根本行为准则和应尽的义务。
第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保证，是公民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职责。
第四、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
我国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依法行使政治性权利，依法履行政治性义务必须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1.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
①基本内涵：指公民平等地享受权利、平等地履行义务、平等地适用法律，即在守法和司法上平等，而在立法上是不平等的。
②原因：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是公民享有权利与履行义务必须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这项原则表明公民平等地享受权利、平等地履行义务、平等地适用法律。
2.坚持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原则。
①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
第一、二者不可分离。权利与义务在法律关系上是相对应而存在的，权利与义务都是实现人民利益的手段和途径；公民既是权利的主体，又是义务的主体；权利的实现需要义务的履行，义务的履行确保权利的实现。
第二、二者相辅相成。一方面国家保障公民充分享有和行使权利，使公民真正认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更加自觉地履行义务；另一方面公民自觉履行义务，必然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公民享有和行使权利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③从个人生活的内容来看，我们能够通过丰富的民主形式，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这是因为，我国宪法赋予了公民广泛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同时也规定了公民必须履行的政治性义务。国家以法律规定并保护公民享有的神圣权利，公民则有义务关心国家和社会，负有履行义务的责任。P12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遵循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职责、程序、要求，就能确保有序地参与。
依法行使政治权利，履行政治性义务。
正确处理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依法行使自己权利的同时，自觉旅行公民义务。
③人大代表的选举实行差额选举。
举方式。
公民要不断提高参与民主选举的素养，即参加选举的态度和能力。只有提高民主选举的素养，才能选出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的人。
公民应积极参加选举、认真行使这一权利，不断增强公民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增强公民的参与感和责任感。
公民应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参与能力，培养政治素养，在在周全考虑、理性判断的基础上，郑重地投出理性的一票。
我们能够获得很多机会，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尝试参与民主管理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学习民主管理的知识和技能，体验民主管理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在民主实践中逐步增强和提高自己政治参与的责任意识和实际本领。
广大农民群众在村民委员会的带领下，实行村民自治，在实践中学习和掌握管理村务的本领，切实行使民主管理的权利。
居民委员会的作用：在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办理本居住地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居民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反映居民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等方面，居民委员会发挥着重要作用。
城市居民自治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居民参加社区建设的积极性，有效地提高了居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
初中政治对于学生对政治的认识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启蒙作用,使学生对政治有一定的认识。下面是我整理的初一政治论文1000字，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
初一政治论文1000字篇一
人尽其责，诚实守信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这是李白《侠客行》的诗句，形容承诺的分量比大山还重，极言诚信的重要。中国是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诚信一向是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美德，“人无信而不立”。诚实守信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崇尚"诚信"的文明源源流长，早在几千年前，孔子就说过：“人而无信不只其可”，延伸之意就是：“信，则知其可”。千百年来，人们讲求诚信，推崇诚信。诚信之风质朴淳厚。
远在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的 故事 每个人可能都听说过：诸葛亮辅佐刘备并受托孤之重任，正如《出师表》所言：“追先帝之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一心为汉，七出祁山，耗尽毕生心血，留下千古美名。什么是诚信?诸葛亮就是诚信。诚实守信，能够履行承诺而取得他人信任。诚信也是道德建设的根本,是一种非常宝贵的素质。我国素有“一诺千金”之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但在现在的社会，有些人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在生活中迷失了自己，图一时之快，置后生于不顾，拼命透支自己已经不多的诚信，可想而知，这种行为的后果就是沦为成克杰之流：遗臭万年!在中华几千年历史中，有许多关于诚信的论述，也流传着许多诚信的故事。这些宝贵的论述，在今天也能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诚信是一切道德赖以维系的前提。失信于人，什么工作也就开展不起来。古语曰：索物于暗室者，莫良于火;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诚。也就是说最好借助于光亮在黑暗中取物;而只有诚信，才能取信于天下。“得道多助”古人尚能如此明白，而作为我们，当代的中学生，更应该诚信做人!青少年时期，是人生的黄金时期，是人生中至真至纯至美的时期。
而诚信又是最容易而又最不应该让人忽视的美德，我们应该把诚信作为人生中的一个坐标，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诚信对人，诚信对己，诚信就像一轮圆月，惟有与高出的皎洁相伴，才能衬托出对待生命的态度;诚信就像一个砝码，在生命的天平上，放上他，摇摆不定的天平就会稳稳地倾向他;诚信更像是高山之水，能够在浮动的社会里，洗尽铅华，洗尽虚伪，露出真诚。所以我们应该在全社会大力提倡诚信，为社会风气的净化，尽一份自己的责任!
初一政治论文1000字篇二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在这个社会中,有许多行为规范约束着我们的一言一行,这就是道德.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其实很简单,只要做每一件事都用心仔细想一想,多为他人考虑一点,道德就会伴随在你的身边.
有一次,我和妈妈到银行存钱,银行里人头攒动,我和妈妈排了很长时间的队伍才轮到我们.就在我们走向柜台时,一位70多岁的老人忽然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我开始还认为他是有什么东西丢在那里要拿回去,可他还没站稳,就发话了：“请问一下养老 保险 怎么取?”
我可不高兴了,明明是我们先来了,怎么让他先办起业务呢?而且这么大人了,先来后到这点道理不懂吗? 可妈妈却好像让着他一样,什么话也没说,而且还把身子往一边让了让. 妈妈的举动,更让我惊讶和气愤,难道妈妈也不懂这点道理吗? 妈妈好象看见了我表情的变化,就悄悄把我拉到一边,微笑着对我说：“你是不是有点不高兴啊?”我用劲地点了点头,气愤地说出了我的想法.妈妈的脸色立刻变得严肃起来,对我说：“你这就不对了.虽然先来后到是规矩,但是他毕竟是位老人啊!而且他跌跌撞撞,必然有重要的事情.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一种道德的表现,所以我们必须要让着他,尊敬他.”我这才点了点头.妈妈的表情终于由严肃化为轻松,“如果你也是一位老人,你愿意为这么一件小事而和别人争吵吗?”我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 这是,那位老人的事已经办好了,正招呼我们过去.他这时向我们解释：“刚才真对不起,我有点急事,让你们久等了!”我笑着说：“没关系!这不算什么!” 同时,我也看见了妈妈赞许的目光.
可见,道德还能让社会更加和谐,幸福,美满.
但是社会上还存在一些不道德的事情.
最近,汶川发生了大地震,许多人为次慷慨解囊.但是,我在报纸上看见一条反面的新闻：“某地区奥运火炬手在绕过捐款箱后,把一只空的手放在箱子边,什么也没捐.” 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没有错,他们已经捐过了钱,只是几位记者没拍到照片,就让他们空大波,指责声,叫喊声,责骂声,不绝于耳.经事后调查,火炬手并着手再走了一边.这件事让火炬手很郁闷,人民很纳闷,也让社会充满了疑问,这记者怎么这样呢!我则感到很气愤,媒体本是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更加了解社会,却报道出这么一条消息,又和报假新闻有什么区别呢!这是拿灾区人们的利益开玩笑,是对火炬手的不尊重,是对社会的形象的严重损害!实事求是道德的基本表现,而这家媒体却连这点道德都做不到,还怎么再谈自己的信誉呢?
这是道德负面的例子,通过这件事,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做一个实事求是的人是道德的基本表现,我们要遵循它.
道德是做人的基本素质,我们要捍卫道德,宣传道德,实践道德,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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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论文好难啊，我们老师也出了个类似的，以下是我原来参考的资料，希望能对楼主有所帮助，祝楼主考试成功！！！
阎步克先生所著《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以下简称《士大夫》)，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6年5月出版。读毕静思，感到这确是一部好书。
众所周知，“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群体，它介于帝王与庶民之间，构成统治阶级的主体，操作着庞大的国家机器，发挥着不可或缺又无可替代的政治功能，从而使中国古代社会在许多方面表现出独特的性质和传统。这种以士大夫为主体的政治形态，就是所谓“士大夫政治”。《士大夫》一书所研究的便是这一政治形态的演生过程。毫无疑问，这是个重要而又有趣的课题。
学人对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已从不同角度作了大量研究，成果甚丰。《士大夫》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又将此项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不仅表现为作者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作了深入细致的考证，从而揭示出一些新的史实，还表现为作者选定了“政治文化”作为切入角度，并采用了“社会分化”即“社会的结构与功能分化”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从而对士大夫政治及其演生过程做了横向和纵向的系统说明。
作者一开始就声明：“我们的讨论将要涉及的，主要是一个政治文化问题。”(第一章第一节)因此，本书可以说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问题的专著。近几年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著作出版了不少，其中也有从文化角度分析古代政治及其演变的，但明确提出以中国古代政治文比作为研究对象的，在《士大夫》以前尚未见到。在我看来，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研究并不是在已有的学术领域之外再增加一个新的领域，而是从政治文化角度对几个相邻领域进行新的观察。这几个领域包括思想史、政治史、制度史、风俗史等等，它们各自都是独立学科，都是一门专门学问。而从“政治文化”角度进行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的部分，因为存在于这些关联中的那些现象和规律，在上述各学科领域的孤立研究中是很难发现和进行分析的。《士大夫》一书的新意大多由此产生。
“政治文化”是个现代政治学概念，由美国政治学家 G· A，阿尔蒙德于1956年首次使用，此后很快流行开来。阿尔蒙德说：“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阿尔蒙德、鲍维尔合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西方政治学家对这个概念有不同理解，但一般认为S·韦伯的解释比较典型，他把政治文化解释为“由得自经验的信念、表意符号和价值观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规定了政治行为所由发生的主观环境。”中国学者的解释也由此而来。他们说：政治文化是“客观政治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映上的积累，包括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感情、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卷“政治文化”条)这个概念对历史学家不无启发，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政治”与“文化”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作用于二者之间的正是所谓“政治文化”。比起“政治学说”、“政治思想”、“政治哲学”等概念来，“政治文化”属于“社会”或“民族”，其中不仅包括“精英”，也包括“大众”，因而更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和把握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但上述定义好像过于现代化、西方化了，用来观照中国历史，总有隔膜不适之感。我注意到阎步克先生在使用“政治文化”这个概念时对它做了重新界定，指出“本书所说的‘政治文化’虽然也大致包含了阿尔蒙德定义的内容在内，但它更为宽泛，也经常用于指处于政治和文化的交界面上、兼有政治和文化性质的那些有关事象和问题。做出这种处理，是为了适应于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以，书中的“政治文化”一词，主要是指称一些“形态”或“模式”，即“政治文化”的精致化了的结晶物，诸如“礼治”、“法治”等。对这些概念，任何粗通中国历史的人都耳熟能详，它们对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古代前期的政治传统非常重要。问题在于如果仅仅从“政治思想”层面解释这些概念，而忽略政治史、制度史方面的内容，显然不能充分揭示其底蕴。在《士大夫》作者看来，所谓“政治文化模式”是一种综合性的“形态”，它们在思想、政治和制度的有机关联中体现自己的存在。正因为如此，书中有大量关于政治斗争和制度变迁的叙述，从而有异于其他许多古代思想史论著。不过，在作者的定义中似乎还应加上“社会风俗”一项。因为基于特定物质生活形态而形成的社会风俗、观念及政治心理、态度和期待，显然是各种“政治文化模式”赖以结晶、升华的深厚土壤。就本书的框架来说，这也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作者把“俗”视为与“法”对立的另外一极。
关于“社会分化”理论，作者也在第一章中做了说明：“社会分化……是这样一种社会过程：它的推进将导致社会的不同领域、系统以及相应的角色、群体、组织、制度、规范、价值等等的不断增值。这些要素分化开来之后，随即就显示出各自特有的内部法则和外部联系，具有了自主性和专门性，并将要求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整合形态。”通过用这样的框架来“透视”中国古代士大夫，作者发现，他们同时兼任着“知识分子”和“官僚”两种角色。这和高度分化的西方社会的情形明显不同，因而可能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点；但这种“二重角色”形态在中国历史上，并非自初已然，而是较晚的时候才出现的，在这之前，“知识文化角色和职业官僚角色之间，曾经有过相当充分的分化与分离”。全书的分析正是由此展开的。
历史学家，尤其是指中国古代历史者，如何使用现代社会科学概念和方法，是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我认为，在适当层次和规模的课题中，我们应当让这些概念为我所用，因为它们常常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方法和灵感。当然，思想不能代替功夫，理论分析要以丰富的史料、精确的考证、确凿的史实为基础。因此，在运用现代社会科学概念和方法时，应力避生搬硬套，防止被它们牵着鼻子走。80年代以来，涉足此道者不少，在史学界获得好评者却不多，问题往往出在这里。《士大夫》一书在这方面的尝试，我认为很有意义，其中许多操作方法值得借鉴。例如，作者在解析“士大夫政治”时充分发挥了“社会分化”这一术语，由此对儒生与文吏的分合，对“法”、“礼”、“俗”的三分，以至于对“和而不同”的命题，对“文质”理论等都作出了新的解释，并通过这种解释，把这些过去看来是互不相干的问题都联系和勾通起来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声称，在使用某些来自现代社会科学的概念时，他并末严格遵循那些概念的本来含义，而是将之与中国固有语词结合起来，从而做了颇大的引申和发挥。在私下交谈中，作者也曾说过，西方社会科学家们如果看到他是从“政统”、“亲统”、“道统”的这种区分上使用“社会分化”这一术语的，“一定会大吃一惊”。
全书除第一章《问题与前提》和第十一章《结论与推论》外，主要内容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二至第五章为第一部分，主要讲秦以前士大夫政治的前身及其政治文化传统；第六至第十章为第二部分，主要讲秦至东汉政治文化领域的巨大变迁，及士大夫政治的形成过程。
第一部分的论述意图，是对秦汉间儒生和文吏的对立作溯源的考察。汉儒主张儒生治国，亦即主张“君子治国”、“礼教治国”，而这正是周代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的遗产。对西周的“礼治”，以往学界阐释极多，而本书提出的“礼”在分化程序方面处于“俗、法之间”，在分化形态方面表现为“政统”、“亲统”和“道统”的“三位一体”，古人用来处理三者关系的基本理念是“和而不同”等观点，则是前人未曾论及的。这一解说涉及对仁与义、乐与礼、和与敬、亲与尊等成对概念的新认识。作者曾声明，他将把“士大夫政治”的实质理解为“一种处理社会分化问题的独特模式”。在这一视角中，“法治”代表一种纯政治的秩序，而“礼治”则代表一种更大的、更具混融性的文化秩序，它把亲缘系统和文教系统规则、目标和角色，与政治秩序有机地融为一体。对这一论点，陈来教授曾评价说：“确实值得深扣而细昧之”。(《古代的宗教和伦理》，第285?86页)“和而不同”理念被作者看成是中国人对分化现象的一种独特回应，即立足于万事万物的既成分化，而力图在其间建立一种互渗互补、相济相维的关系。具体到理想治国角色的设计上，“礼治”求助于“君子”，“君子”角色被解析为君、亲、师的三位一体，而“法治”则纯倚法吏为政。由此，作者使礼与法、王与霸、刑与德等的对立，与周代士大夫阶层衰微后出现的学士和文吏的分化对立，联系起来了。
在第二部分中，作者把“秦政”与王莽“新政”置于对极的位置，“汉政”模式则处于二者之间，并从单纯的理性行政和军政效率不足以整合那个拥有特定传统的社会这一点上，来解释“秦政”模式的失败；从“礼治”的较低合理化(行政理性)程序这一点上，讨论了王莽“新政”的失败。其中对“文质”理论的发挥尤为有趣。“文质”论本是中国古代关于文明与进化的重要理论，但以往思想史家对它的关注却相当有限。秦汉史研究者多从“用刑”还是“用德”来讨论秦政之失，但在《士大夫》作者看来，这甚至没有达到汉儒的思考深度。作者指出，汉懦是从文明与进化的视角，来俯瞰局秦间的政治文化变动的。三代社会由“质”而“文”，剧烈的社会进化和分化造，成“文烦”的病态——赏罚爵列的穷极繁多，因此才出现秦政之“文弊”’也是因此，他们才有了“反质”的呼吁：从社会分化程序较低、较原始的状态中，求得对文明病态的救治之方。具体说，就是以更具混融性的“君子”和“礼治”，取代充分分化了的文法吏和“法治”。特别是，汉儒以“尊尊”、“等差”释“文”，以“亲亲”、“和爱”释“质”，而本书正是以“尊尊、亲亲、贤贤”的“和而不同”来解说“礼治”的。这就意味着，“文质”理论与礼乐、礼法等概念，以及“和而不同”等命题，在本书框架中有着内在相关性。而且，作者还指出，法家主“文”(文法、文吏之“文”)，儒家主“文质彬彬”，而道家主“弃文反朴”，那么秦之“法治”、汉初“黄老之治”、汉儒所倡之“礼治”，便都表明了它们与“文质”论的息息相关。在儒生、文吏问题上，余英时曾有《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一文，论循吏主教化、酷吏主法令。而本书作者则进而讨论了儒、吏分化的根源，以大量史料揭示了汉代儒、吏融合的进程，并进而把这种融合进程所形成的“学者——官僚”角色，视为“士大夫政治”的基础。由此，本书就在更广阔的背景中，展示了当时政治文化中儒、吏问题的意义。
总之，全书论点鲜明，思，路清晰，微观考证和宏观分析都有许多精彩之处，可信度高，启发性强，文字表达技巧也相当好，很值得一读。
当然，《士大夫》作者看问题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因而有些观点和分析便有可以见仁见智之处。例如，作者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概括为“礼治”，其中的“礼”是广义的，可进而分为“礼”和“乐”两个方面，而“礼”和“乐”又分别对应着“义”与“仁”、“文”与“质”、“敬”与“和”等，在这一视角中，“礼”和“仁”在逻辑上显然是不同层次的概念。而我认为，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礼”和“仁”也可以被看作是两个并重的核心概念，二者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说它们相互依存，是因为二者密不可分，“仁”是礼的精神，“礼”是仁的体现。说它们相互对立，是因为它们各自固有的发展趋势是背道而驰的。“礼”的发展趋向于具体化、规范化、法典化，“仁”的发展则趋向于抽象化、心性化、玄学化。这一认识符合因而也有助于理解和揭示以下事实：中国政治文化的整个演进历程明显存在着两条基本线索，不仅有礼法制度发达的一面，也有心性义理之学的存在和发展，而此二者的“相异相维”也是中国古代乃至近、现代政治文化中至关重要的现象。
政治文化作为潜在地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心理因素，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一般来讲，政治文化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基本成分，即政治认知性成分、政治情感性成分和政治评价性成分。
政治文化是一主观价值范畴，是人们对于政治生活的政治价值取向模式，政治认知、感情、态度、价值观等政治心理层次诸要素，政治理想、信念、理论、评价标准等政治思想意识是其表现形式，与物质的政治系统是互动平衡的关系。如果我们做一个比喻，把政治体系分为“硬件”（hardware）和“软件”（soft-ware）两个部分，那么，各种制度化和结构化的政治组织、机构和规则，可以说是政治体系的“硬件”部分，而构成“软件“的东西则是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犹如计算机运行需要软件/硬件相互兼容一样，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也需要相互匹配。
政治文化属于政治社会的精神范畴，它是一个社会关于政治体系和政治问题的态度、信念、情绪和价值的总体倾向。由于政治文化与政治体系关系密切，政治文化研究也就成为政治体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又由于政治文化反映了政治体系的特点，故而研究政治文化的特征可以作为研究政治的一个重要方法和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