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安乐死的立法选择
摘要：安乐死早已不是一个生疏的名词。安乐死一词源出希腊文Euthanasia，由“美好”和“死亡”两个词组成，又称安乐术，或称怜杀（Mercy killing）。原意是指在人类外力的作用下安然告别人世。这项提议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人们提出，1936年英国首先成立安乐死自愿协会，提出安乐死法案，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法”的国家，但是很快便于1997年废除。2002年，荷兰下院通过法案，使安乐死合法化。而本文中提到的特丽案件中对于安乐死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对于本人意愿、伦理以及法律实务操作中的一些问题。美国植物人特丽•夏沃的生死使人们再度开始对安乐死的大讨论，本文通过对一些观点的分析总结来阐述对这个话题的法律思考。
关键词：安乐死；法律；伦理
Try to discuss the selection of legislation of euthanasia through Terri Schiavo’incident
Abstract：Euthanasia is not a verdant noun. Euthanasia one etymology produce Greek euthanasia, and " death" two phrases succeed by " bright ", the original meaning mean that says good-bye to this world under the function of the human external force safly. The proposition propose as far back as 1930s people British establish the voluntary association of euthanasia first of all 1936, propose the euthanasia bill , Australia is the first country that pass " euthanasia law " in the world, it is abolished but benefited quickly in 1997. In 2002, Dutch Lower House legalized euthanasia through the bill . And Terri Schiavo’incident dispute in euthanasia concentrate on to one's own will, ethics , legal practice some questions operate , mainly specially. The American vegetable is specially Terri Schiavo’incident；Fertile life and death make people begin the free discussion to euthanasia once again in summer，this text explains the legal consideration of this topic through summarizing in analysis on some views.
Key words： Euthanasia； Law； Ethics
特丽•夏沃是一个害羞的女人，喜欢小动物、音乐和篮球。她从小在宾夕法尼亚长大，1982年认识迈克尔•夏沃，两年后结婚。他们后来搬到了佛罗里达州，在那里特丽就职于一家保险机构。由于常年减肥，特丽饮食功能紊乱，最终导致26岁时（1990年）彻底病倒。医生们说，由于钾失衡，她的心跳停止跳动，在被救活之前，脑部缺氧长达10分钟，导致严重脑损伤，陷入植物人状态。1998年，在医生将特丽确诊为“永久性植物人”且无任何康复可能后，特丽的丈夫迈克尔向佛罗里达州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特丽实行安乐死。他认为，这是尊重特丽的意愿，因为她曾表示不愿用人为手段维持生命。但这一要求遭到了特丽父母的反对。此后，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迈克尔和特丽的父母进行着旷日持久的官司。特丽的进食管曾两度被拔除，后又根据州议会紧急通过的法令而两次重新插上。2005年3月18日，佛罗里达州法院第三次裁决拔掉她的进食管。之后，美国国会对这起案件进行干预，授权联邦法院对此案进行审理。联邦法院法官3月22日做出裁决，拒绝下令将特丽的进食管重新插上。此后，特丽父母又几次向不同的法院提出上诉，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就这样13天后特丽在争论声中离开了人世，逝者已矣但是对这件事的争执还在继续，一直为人们所关注的“安乐死”又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
一、安乐死的概念及国内外安乐死研究概况
（一）安乐死的概念及主体对象
1．安乐死的概念
安乐死早已不是一个生疏的名词。安乐死一词源出希腊文Euthanasia，由“美好”和“死亡”两个词组成，又称安乐术[1]，或称怜杀[2]（Mercy killing）。对安乐死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解包括一切因为“健康”的原因致死，任其死亡和自杀；狭义的理解则把安乐死局限于对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或死亡已经开始的病人,在濒死状态下忍受着精神与肉体的极端痛苦时，在其本人或家属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不再采取人工的方法延长其死亡过程，为制止剧烈疼痛的折磨不得不采用人为方法无痛苦地结束病人的生命[3]。当前，我国民间对“安乐死”一词的理解多是狭义的。
2．安乐死的主体对象
植物人并不是“安乐死”的主体对象。我们谈“安乐死”，一定要有这样一些前提：（1）安乐死的对象是那些当前医学条件下毫无救治可能、处于临终阶段、正在遭受不可忍受痛苦的患者；（2）患者本人有安乐死的强烈意愿；（3）必须由医生采取行动，并选择没有痛苦的终结方法[4]。由此可知，安乐死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在临终患者的明确请求下，为解除患者无可忍受的痛苦而由医生对其死亡过程进行的主动医疗干预行为。
（二）国内外安乐死的研究概况
1．国外安乐死研究概况
1935年,全世界第一个提倡自愿安乐死的团体在英国正式成立。自50年代起，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尝试为安乐死立法。探索、争论了20多年后，197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颁布了《自然死亡法》[5]。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关安乐死的法案。
1993年2月9日，荷兰议会通过了默认安乐死的法律，此后又一放宽安乐死合法化的尺度，1999年8月10 日通过的最新修正案规定，凡16岁以上的人，若患绝症到生命末期，均可自行决定是否接受安乐死，12岁至15岁的青少年，要似要求必须经其父母同意。现在，荷兰每年大约有25000人以安乐死的方式告别人生。1994年10月20日晚，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近百万市民通过一部名为《他自己选择死亡》的电视目睹了一位63岁的老人接受安乐死的全过程。目前，安乐死在荷兰很受公众的支持。80%以上的荷兰人赞成安乐死。
在英国，近年来要求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据统计，50年代英国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安乐死应合法化，但目前这一比例已上升到了82%。1993年2月4日，英国最高法院裁定了英国第一例安乐死案件，同意了一位年仅21 岁患者的父母和医生的申请，停止给他输入营养液。1996年4月24日，又裁定允许为53岁的珍妮特-约翰逊太太(已成为植物人4年多)实施安乐死。1998年，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尽管安乐死还不合法，但英国已有2.7万人在医生的帮助下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多数德国人也赞成安乐死。1994年德国一家民意测验所对1004名德国人进行的调查显示，83%的人赞成安乐死，30岁以下赞成安乐死的人甚至多达88%。在德国，安乐死协会的会员1994年已达4.4万人。1999年，德国外科学会首次把在一定情况下限制和终止治疗作为医疗护理原则的一个内容。
1992年10月1日，丹麦实验了停止延长无药可救的病人的生命的法律，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4个月内就有4 5000人立下遗嘱，表示愿意在必要时接受安乐死。
以色列1998的也实行了首例经法院批准的安乐死，耶路撒冷一家医院的医生给一名49岁的身患绝症的男性病人注射了致命剂量的麻醉剂。
1996年5月25日，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6]，从而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拥护者认为，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最后，澳大利亚其它一些洲的议员也在准备制定本洲的安乐死法。
美国最新的民意测验显示，在包括医生在内的美国公众中，支持安乐死的已占多数。1994年，世界许多媒体都报导了美国一位身患绝症的老妇在儿女们轻唱的平安歌中平静地离开人世的“诗意死亡”[7]。
2．我国公民对安乐死的看法
改革开放以后，安乐死的观念传入我国，并很快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从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组都会收到有关安乐死的提案，要求我国立法，使安乐死合法化。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中国临终关怀之父”崔以泰教授和北京儿童医院名誉院长、儿科专家胡亚美教授都是安乐死议案的提案人，他们不仅在为安乐死的合法化进行着努力，而且都表示，自己在必要时也要实施安乐死。
目前，我国赞成安乐死的人主要是老年人和高知识阶层人士。上海曾以问卷形式对200位老年人进行了安乐死意愿调查、赞成者占72.56%；在北京的一次同样的调查中，支持率则高达79.8%；另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
二、伦理道德以及人权保护上是否可以接受
（一）安乐死并不违备伦理道德
为了减轻患病者的痛苦，在一定的条件下，对特定的临终患者实施“安乐死”，在伦理学上是可以允许的。但具体实施的时候，还是会涉及到很多感情问题，比如特丽的父母，就很难接受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儿因为营养和水分缺乏而导致的死亡。这种人之常情，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安乐死在法律和伦理上的争论似乎仍未平息，对安乐死的法伦理学解读，也许会突破目前理论和立法实践中的僵局。安乐死实现的是何种利益？安乐死能否成为一种权利，首先要看它为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利益是满足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妨以人的需要为分析起点。人的存在有三重关系维度[8]。人的作为肉体存在的自然必然性，决定了人要通过物质生产的实践来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并由此建构起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是永远的主体，物作为客体只存在对人的单向效用，不存在人对物的有用性问题。但人必须是以群体的方式，才能实现寻求需要满足的现实物的活动，这是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必然性，即是说，只有在人的联合中，才能获得直面自然的勇气和力量。
物质生产的实践既创造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同时又生产了人类的社会关系，它引起了人的不同于物质生活需要的社会生活需要，如交往、合作的需要、归宿与安全的需要、友谊的需要、道德的需要等等。社会实践所建构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它不同于人与物的关系，它是主体间的关系，而且使人与物的单向效用关系摆脱了粗陋的、原始的“动物学”性质，使主体的自然需要带上了社会文化的印记，使客体的效用能否实现为现实的价值存在形式，受到活动主体的生活态度，活动方式等的制约，这不是因为客体不能满足主体的需要，也不是主体不需要某些客体的属性和功能，而是取决于一种更高的价值形态。因此，除了物质生活的需要、精神生活的需要以外，由于人的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产生，人还有认识自我和追求自我完善的自我实现的需要。由于利益是满足需要的东西和条件，因此，与人的三层需要相对应的就是人的物质利益、社会利益和人格利益三个利益领域。其中，人格利益被视为人的最高利益，其核心是人格尊严。人格尊严作为一种价值，内在于自我实现的需要，发生在人的自身内部，不是主体对身外之物、身外之人的需要，而是主体对存在于自身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的需要，简言之，人格尊严作为一种利益是内在的，与其他经济利益、社会利益不同。它因出生而当然发生，因死亡而当然消灭，确确实实是“生则带来、死则带走”的权利。而其他利益关系都是主体对自身以外的物和人的关系，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人格利益属于身信领域的关系。意味着人除了对物的支配权之外，对自身也有支配权，前者实现的是物质利益，后者实现的是人格利益。安乐死的利益基础是人格利益。人格利益的核心是人格尊严，即个人的自由自主。一个人有权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身体，包括选择死亡。这意味着要允许人们根据自己独立的决定去过自己的生活，而不受强迫或干预。
（二）安乐死不是侵犯人权而是保护人权
世界卫生组织1948年在宪章中提出：“健康是一种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而不只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现象。”死亡作为人的生命的一个阶段，同样需要一种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安乐死正是这样一种完满状态，实质上是一种实现了人格尊严的状态。显然，安乐死带给我们的不是物质利益，也非社会利益，而是人格利益。这是我们讨论安乐死是否是一种权利以及是何种权利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说，要说安乐死是一种权利，它只能是一种人格权，而不是物质上的或社会上的权利。不过，这里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安乐死如果是自主、自由支配自己的利益的人格权，是否会和人格利益中最关键的生命权发生冲突？问题的关键是对安乐死本质的看法。安乐死的本质是死亡吗？安乐死即安乐地死亡。这里“安乐”所界定的是死亡的状态，不是死亡的原因和性质。它不过是用科学的方法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优化调节，消除死亡痛苦，优化死亡状态，使死亡安乐化。所以安乐死所解决的矛盾，不是“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死亡质量”问题；不是从“生”向“死”的转化，而是从“痛苦”向“安乐”的转化；不是“为什么死”，而是“死得如何”。可见，安乐死是以解除人的死亡痛苦为唯一目的，使人死得安乐，维护人的死亡尊严。如此一来，那种把安乐死称为是一种死亡权的说法，就显得很可笑了。因为，死亡本身不可能成为一种利益，死亡不可能成为一种需要，相反，生命的存在是其利益之所以产生的前提。况且，死亡是一个必然的结局，人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可见，安乐死如果是一种权利，也不是死亡权，而是自主权，是人格权[9]。
三、法律实务中安乐死出现的一些问题
（一）安乐死合法化的精神探源
1．安乐死能否成为法律权利
安乐死可以成为法律权利吗？没有合理的理由限制安乐死，并不意味着安乐死就能成为一种法定的权利。权利是以体现社会意志的规范的认可为前提的。就是说，并不是任何利益要求都能成为权利，权利是人的利益要求与社会的规范性要求的统一，是人的个体意志得到了社会的整体意志的许可或承认。安乐死典型的是一种人的意志的体现。有学者把安乐死说成是死的权利。其实死是人的一个宿命，是无法逃脱的必然，也无法体现人的意志，因此不可能成为一种权利。安乐死则是对人的实存的一种反思、限制和决定。具体来说，一是安乐死是个人要求的，体现个体的意志。二是安乐死要符合规范，得到社会意志的认可[10]。如此，安乐死才能成为一种权利。
2．安乐死成为法律权利的条件
安乐死必须体现个体的意志，这是确定无疑的，否则就是谋杀了。这意味着无法表达和不具备个体意志的个体，是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的。至于要得到社会的整体意志的许可或承认，首先要看它是否能得到社会道德习俗的认可和承认。显然，在现代社会，也正如我们上面所论证的，安乐死是可以作为一种道德权利存在的。起码在我国，它能被社会所认可和接受。但安乐死作为一种道德权利，是否就必定转化为法定权利？这当然取决于合法化过程的几个限制性因素。立法者在将应有权利通过立法的形式转换为法定权利的过程中，要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限制：社会客观因素的限制，主观因素的限制以及法律形式本身的限制。正因为这些限制因素的存在和不可避免，使得现有的法律权利不能完全再现应有的权利[11]。所谓客观因素的限制，是指任何应有权利要求都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制约权利的客观因素包括一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自然条件、民族传统等，因此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的权利主张就会不同，因此有些应有的权利可能在某个时代、地区得到确认和保护，而在另一个时代和地区则得不到保护[12]。
（二）我国是否具备安乐死立法的条件
在中国社会，安乐死作为一种应有权利是否可以转化为法定权利呢？我们可与安乐死合法化的荷兰做个比较。荷兰之所以能使安乐死合法化，至少有四个有利因素：
1、荷兰的医疗服务在全世界来说，可以说是水准最高的国家之一。95%以上的老百姓有私人医疗保险。长期疗养也包含在保险范围内，而且涵盖没有私人保险的少数人民。
2、缓和医疗非常进步。几乎每一家医院都有疼痛控制及缓和医疗中心，与之相较，其它国家的类似中心少而昂贵。
3、纳粹占领时期，只有荷兰的医生不参与纳粹的“安乐死”计划。这个因素显示荷兰医病关系有高度彼此信赖的传统。
4、他们的家庭医师制度推行的很不错。大部分的病人与医师都有长久的友谊关系。
显然，这些条件在中国还远未具备。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现在还没有能力保障每个人都能接受较好的医疗条件。很多人在医治无望的情况下，不愿意让亲人多花钱而想到一死了之。中国目前的医疗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特别是在广大贫困农村，由于基本的医疗保险尚未建立健全。许多人得了个小病就面临巨大的家庭经济危机，主动谋求死路是他们最好的解决办法。中国目前医院的医疗水平还不高，而对于医学上无法挽救的濒死者的确认，需要达到一定的医疗水平，具备一定的医疗条件。最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医疗水平，而且我国民族众多，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差别很大，死亡文明的发展水平不同，对安乐死的要求和接受程度也不同。可见，客观因素的限制不支持将安乐死从应有权利转化为合法权利。
四、安乐死的立法构想及结语
（一）安乐死的立法构想
安乐死是一个涉及伦理、法律和医学等方面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当代社会，为制定政策和立法之目的，审视安乐死必须立足伦理，要围绕生命价值、个人自由和人权保障等来看待问题。讨论安乐死的最佳情景是国家经济、法制、医疗保障和公民的观念达到一定的发达水准，根本问题是病人的自由意志能够在物质和精神高度文明的基础上得到保障。从伦理上来讲，绝对禁止或全面开放安乐死均不可取，我国社会目前不具备讨论安乐死的理想条件，从立法上来讲，我们仍需创造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要严格规范安乐死使用的对象范围、主体范围、实施条件、申请程序、审查程序、操作程序，和明确擅自实行安乐死的刑事责任，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安乐死职责的刑事责任，并明确所要承担的民事责任。
其中以安乐死为例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实施安乐死的对象必须是根据现代医学和技术断定已身患不治之症，并死期又迫在眼前的病患者；
2、实施安乐死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或消除病人的痛苦；
3、病人忍受的肉体痛苦，达到任何人都难以忍受的程度；
4、病人意思清楚并能表达自己的意识，必须有其本人真挚的嘱托和承诺，且该嘱托和承诺是在事前或行为当时作出。在病人无法表达时，近亲属及其他人不得代为请求，医生也不得主动实施；
5、除安乐死外，无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法来减轻或消除痛苦；
6、应由医生实施，其他人无权实施，且实施安乐死必须有三名医生研究同意，在经主治医生批准；
7、实施安乐死的方法必须合乎伦理而且被认为是妥当的。
（二）结语
2006年5月9日，金陵晚报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南京一位年仅5岁，名叫龙龙的小朋友意外发生车祸导致昏迷，在龙龙父亲的情求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院长陈忠华教授与南京市第一医院的专家共同给龙龙会诊，确定龙龙已经是脑死亡，虽然龙龙能依靠呼吸机呼吸，但最主要的生命体征已经不存在了，龙龙的父亲双眼含着泪水，拔掉了龙龙的呼吸机，对龙龙实行了安乐死，并把龙龙包括双眼在内的多处器官捐献给四位极需帮助的病人，而龙龙的遗体则送往东南大学医学院作医学研究。虽然龙龙的情况并不是完全意义的安乐死，但却可以做为一个很好的例子，为安乐死立法提供参考。
在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公开讨论安乐死以来，支持和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两方各执一词。不少学者认为，安乐死合法化具有伦理道德上的合理性，但进行立法的条件尚不成熟。虽然安乐死在我国尚不合法，但必须承认，罹患重病且无救助可能者的家属因无力承担巨额医疗费用等原因停止对患者的有效治疗而让其“自然死亡”的情形在我国客观存在。如何保障患病者得到有效治疗，最起码能够最大限度的减轻其死亡前的痛苦，使其能够安详、有尊严地度过生命中的最后时光，是一个具有现实紧迫性的问题。在对生与死的权利仍有重大争议的情况下，国家可考虑先行立法对这一特殊人群在医疗、法律等方面的应有权利给予切实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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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乐死是拒绝了人类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2、“安乐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另外，在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未经法律许可而结束他人生命，有悖于生存权利的道德准则。
3、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人士则认为，安乐死是违反生老病死自然规律的反自然行为，削弱了人类战胜灾难的力量和勇气。
4、安乐死是变相侵害生命权。
扩展资料：
辩论赛技巧
1、借力打力
武侠小说中有一招数，名叫“借力打力”，是说内力深厚的人，可以借对方攻击之力反击对方．这种方法也可以运用到论辩中来。
2、移花接木
剔除对方论据中存在缺陷的部分，换上于我方有利的观点或材料，往往可以收到“四两拨千斤”的奇效．把这一技法喻名为“移花接木”。
3、顺水推舟
表面上认同对方观点，顺应对方的逻辑进行推导，并在推导中根据我方需要，设置某些符合情理的障碍，使对方观点在所增设的条件下不能成立，或得出与对方观点截然相反的结论．
4、正本清源
所谓正本清源，本文取其比喻义而言，就是指出对方论据与论题的关联不紧或者背道而驰，从根本上矫正对方论据的立足点，把它拉入我方“势力范围”，使其恰好为我方观点服务．较之正向推理的“顺水推舟”法，这种技法恰是反其思路而行之。
作为一名医学生，我们除了身份是一名医学生以外，我们在社会上最基本的身份是一名公民。作为一名合格的公民，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在我国，救死扶伤是公民的道义责任，是医务人员的职业责任。对生命垂危、痛不欲生的患者，应尽量给予医务上的治疗和精神上的安慰，以减轻其痛苦。人为地提前结束患者生命的行为，还难以得到一般国民的认同；即使被害人同意，这种杀人行为也是对他人生命的侵害。因此，在我国法律上，安乐死并没有真正的合法话。
同时，除了安乐死不合法之外，在我国现国情下，对病人实施安乐死也是存在很大的隐患的。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巨大的人口基数之下，我们的生活水平与那些地大物博人稀的国家相比受人口数量的影响非常大。所以说，难免会存在有人为了生存而不管不顾的情况。这就为我们的安乐死带来了巨大的隐患，本来是想结束病人的痛苦，希望他们能够在生命还有一定质量的情况下离去，也使他们保全了生命中最后一点尊严。但事实却是安乐死可能会变成一种杀人的武器，在善意的面目之下，藏着一把鲜红的刀子。
除此之外，我国目前的法律机制还未健全，政府监督机制也还未完善，公民的监督机制也还未建立，安乐死还没能够得到其应有的监督和管理，如果安乐死走向合法的话，局面将超出国家政府的控制，可能相对于它所能够带来的好处而言，反面影响是非常大的，甚至会危及到整个国家的生存，这将是存在着巨大的风险。而且，由于目前整个社会对安乐死的接受程度不高，传统观念还是比较根深蒂固，这也使安乐死的合法性受到了巨大的挑战。
同时，作为一名医生，如何才能保证安乐死的目的单纯性，如何才能证明自己是没有和家属事先串通呢，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认为，安乐死不应该合法化，从实施安乐死的具体操作来看，安乐死实施不具有可行性，安乐死其自身具有非常大的不合理性。而且，于社会而言，安乐死不是帮助病患解除痛苦的唯一途径，相比于安乐死，临终关怀或许才是给生命以尊严更好的途径。
1，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将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首先，对于身患绝症的病人，如果允许 帮助其 选择死亡，那么就有可能改变或减少社会成员对病人生存愿望 的支持。人们对于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病人的第一感触将不再是：“你要坚强，勇敢地活下去！”而会渐渐变成：“你都病成这样了，还是安乐死了算了。” 安乐死的合法化会使已经病弱不堪的弱势群体处于一种“应该提出 实施安乐死申请的”暗示之中。
2，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不高，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更是参差不齐，惠及民生大众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尚未建立，缺乏完善的医疗救护和基本的法治保障。安乐死的定义中的无法救治的标准也因这一状况而无法准确判定，公民自愿摒弃生命权利的行为大多数情况下掺杂着许多无奈的其他原因，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权利自主。除此之外，民众中大多数对于安乐死认知模糊。
3，“安乐死”剥夺了患者的生命，是对神圣法律的蔑视与践踏，是一种违法犯罪的行为；在道德上“安乐死”是对社会公德与文明的玷污与败坏，特别是对于医务工作者来说，它违背了职业道德和人道主义精神，充其量不过是虚伪的人道主义。
一个敏感而有尊严的人，会解读周围的信息。如果他感到自己已经被放弃了，肉体痛苦再加上精神痛苦，将是完全无法忍受的。如果这时候他提出安乐死，那意味着，他要求的不是安乐，而是他不希望再跟这个世界有任何联系了。这样的安乐死，是社会悲剧。
但是，“安乐死”这一社会问题正是顺应时代发展而出现的。然而安乐死毕竟是一个涉及到医学、伦理、道德、法律、社会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实施安乐死有三个条件：
1，医生必须确认病人正在经受着“难以忍受的持续痛苦”，且当代医疗手段根本无法解除这种痛苦；
2，医生必须采取过一切可能的治疗方法，但均宣告无效；
3，医生必须向患者本人求证其自愿实施安乐死，而不得有任何胁迫及威逼的情况发生。
如果是我们生命垂危、意识模糊，医生要对我们进行安乐死，我们的亲人会愿意吗？将心比心，只要还有一线生机，谁都不能放弃！
坚持下去就有希望！很多人选择安乐死，就是因为感到现实的绝望。然而，只要我心不死，生命就终会有所转机。
很少听说有人在战场上自杀，也许正是因为战士们见多了生命的毁灭，比谁都更懂得珍惜。在选择安乐死之前，请想想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否真的比战场还残酷！
父母给了我们生命，谁忍心让白发苍苍的他们看着自己的孩子逝去？即使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投入全部力量努力活下来，为了咱爸咱妈。
植物人也好，绝症加身也好，只要还有一丝呼吸，就让身边的人感到希望的存在，就像黑暗中微弱的烛光一样。别熄灭我们心中的烛光。
街上有多少乞丐连四肢都没有！有多少人和癌症抗争了大半生！我不言败，不去想如何死亡，只想如何走好漫漫人生路。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放弃生存的权利。哀莫大于心死，一个心灵死亡的人，才是最可悲的。
选择安乐死，是死亡战胜了勇气；选择坚强面对，是勇气战胜了死亡。
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发展史中，人类对死亡的观念在不断地发展演变着。从最初盲目畏惧死亡发展到消极平静地接受死亡，最后发展到积极主动地规范死亡，人类对死亡这一自然法则的心理轨迹，反映了人类对生命价值理解的升华和对生命保护力度的加强。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是否接受死亡，而是如何接受。“安乐死”这一社会问题正是顺应时代发展而出现的。然而安乐死毕竟是一个涉及到医学、伦理、道德、法律、社会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
在我国对安乐死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国家就有人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由此引发了应否合法化的大论战。
荷兰是对安乐死实行合法化的先行国家，在荷兰每年有4000人死于所谓“合法化死亡”。但是现在有许多老年人担心他们在医院会被医生“杀死”.
荷兰法律规定，实施安乐死有3个前提条件：医生必须首先确认病人正在经受着“难以忍受的持续痛苦”，且当代医疗手段根本无法解除这种痛苦；医生必须采取过一切可能的治疗方法，但均宣告无效；医生必须向患者本人求证其自愿实施安乐死，而不得有任何胁迫及威逼的情况发生。只有在这3个前提均满足时，安乐死才算合法。但是，据从医27年之久的凡•沙朗医生估计，目前荷兰仍至少有一半医生秘密为病人实施安乐死。他分析说，由于报告病例的手续太过繁琐，一些医生宁愿违规操作，在不满足法定前提的情况下为病人实施安乐死。
不少反对者称，即使能满足法律规定的上述3个条件，考虑到重症患者的神智往往并不清醒，他们的亲属可能会出于减轻病人痛苦的角度，催促医生实施安乐死，结果一些完全有可能被救治的病人因此而“非意愿死亡”。另外，医生也可能给未能救活病人找到“合法解释”。他们还称，按照现有法律，只要现行技术无力回天，医生就可以劝说病人放弃治疗、自动“走上绝路”，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使医疗技术发展停滞不前。正如一位反对者所言：“杀死一个生命并不等于治疗。”
法理：公民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和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博士宋功德提出，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是，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看，做到这点有点不现实。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说明了这一点。也有专家认为：宪法这一条款，仅仅体现了国家有帮助公民延续生命的责任，但这一点既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强制公民延续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帮助公民结束自己的生命.
伦理：“安乐死”有悖生存权利
从伦理方面讲，公民在遭遇非常的不可逆的身体疾病痛苦，自愿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条件下实施“安乐死”，本身也是合乎道德的。宋功德认为，在这方面法律应该体现人性化。但是，“安乐死”没有被确认事出有因。首先，在现有的法律条件下，“安乐死”可能引致“故意杀人”。患者自杀不会影响别人，但是，如果他本人想结束生命，医护人员及家属协助满足其请求，在《刑法》中是“帮助自杀”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其二，“安乐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另外，在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未经法律许可而结束他人生命，有悖于生存权利的道德准则。
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人士则认为，安乐死是违反生老病死自然规律的反自然行为，削弱了人类战胜灾难的力量和勇气。同时，确定患者是否真正愿意安乐死很困难，安乐死有被滥用的危险。
我国一些学者在承认安乐死的人道性、正义性的同时，提出我国的社会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道德素质、人道意识水平尚不足以为安乐死提供社会伦理保障；医疗卫生与福利保障体系不足以为安乐死提供可*的社会保障；医界从业人员的道德状况不足以为实施安乐死提供医疗救治上的技术保障；我国的整体社会法制状况不足以为安乐死的正确与适当适用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因而，安乐死不应该合法化。
•《人身权法论》作者杨立新：安乐死是变相侵害生命权 :
非法剥夺一个人生命的行为，在侵害个人生命权的同时也侵犯社会秩序与国家利益，是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挑战。故此，应由公法凭藉国家强制力对侵害生命权的行为作出处罚，以一体保护个人、社会、国家三者的利益
三、反对安乐死的几种观点
⑴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因此，一切中止生命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胡佛兰德氏医德十二箴中规定“即使病入膏肓无药就治时，你还应该维持他的生命，为解除当时的痛苦来尽你的义务，如果放弃，就意味着不人道。”“要争取延长他的生命，哪怕是很短的时间，这是作为一个医生的应有体现。”医学之父希波拉底也有过类似论述：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予他人，并不作该项指导，虽有人请求亦不为之。⑺这种“延命至上”的观念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统治着医学领域，我们应当看到，这种价值目标是与当时不发达的生活水平相适应的。在那种恶劣的生活条件下，能够活下去成为了绝大多数人生活的最基本的也是唯一的目标，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生命的认识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生物学上的存活状态，而是侧重于更本质的内容方面。人们对此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⒈生命神圣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延命至上论，至今为许多人奉为真理。⒉生命质量论“主张人类应具有较高的生命质量。当人类社会所拥有的资源与漏洞”。⑻这种观点明显存在漏洞。如何来衡量一个生物体的质量？是以其的脑力质量还是以其的体力质量？还是以社会对他们的评价来作为该个体的质量标准？这很难把握，于是出现了生命价值论，“生命的价值不是人人平等的，生命价值的衡量根据某一生命自身的体力和智力质量及某一生命对个人对社会的意义的两个因素进行，前者是生命价值判断的前提和基础，决定某一生命的内在价值，后者是生命价值判断的目的和归宿，决定生命的外在价值。只有当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统一于某一生命体时，该生命才是有意义的。而一个不治之症患者由于其自身身体和智力力量的低下，使其生命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处于一种极为微笑甚至没有的状态中，维持这种生命已没有太大的社会价值。只会增加社会的负担，而采取一定的方式结束这种低质量生命使符合生命价值理论的。”⑼从生命质量论到生命价值论并未经历像生命神圣论至生命质量论那种本质性的变化。生命价值论只不过是将抽象的质量标准具体化为内在的和外在的价值标准而已，但仅是这种变化，就足以重新构建人们对生命观念的理解。进而给传统的医学目标带来了巨大冲击。1946年，西格里斯曾 指出“医学的主要目标是保持个体与环境的调适使之成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或者当他们因为病患而脱离社会使之重新调适，在与疾病作斗争中，医生每天应用自然科学方法，但是为了实现一个社会目标。”⑽这种新的以注重病人的社会公益价值为标准的医学模式直接为安乐死的实行奠定了基础。1970年，医生萨基利向佛罗里达州议会提出一项立法建议“任何人遵循与法律对执行遗嘱所要求的同样程序，可执行一项文件。文件指使他有尊严的死去的权利，并且他的生命不应延长到超过有意义的存在”。这里所说的有意义就是我们所说的有质量。不过萨基利先生若是总统，定是比鲍威尔还鲍威尔的强硬派。注意他使用的是“不应”这个词。即认为如果判定一个人是植物人了。那么他就不应该，哪怕是以一个“物”的形式活在世上。其实如果他已脑死亡。就没有任何意识，本人感受不到任何痛苦的存在。这时根据安乐死的实施要件，只有经过其家属同意，医生才能对其进行安乐死，如果家属不同意呢？明知他不会醒来，但还是抱着并不存在的希望。即使在外人眼里已是一个物，但仍能给其家人带来安慰，我认为也是未尝不可的。故生命的价值离不开活着的存在状态，也离不开生命的质量，我们从来没有否认过哪一方的存在。关键是在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情况下舍谁取谁的问题。既然两者在不同时期都可能成为重点，那么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就要改一改。不是说它错了，而是说它不全面。其原因不仅在于前面论述过的新的医学模式导致的医学目标及价值观念的转移，还在于医生与病人的关系。“白医天使”是患者赠给医师的美誉，但不要以为自己就是神派来的使者。对病人拥有管辖的权利，无视他们的意志，作出种种延长生命的行为。无怪乎森村诚一说：“这是蒙上了医学面具的惩罚”。我在这里不得不指出的一点就是中国有很多医生没有摆正自己的心态，不明白自己与病人之间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谁都可以在医院中看到板着个脸天天质问这个质问那个的医生，真不明白他们有什么好板的。他们应当明白，病人缴了费，就应得到满意的服务。当病人要你救他的命时，你就全力以赴地救。当病人要你替他治伤时，你就全心全意地替他疗伤，当病人难以忍受决定安乐死时，你就依他的意愿帮他解除痛苦。我认为这是一个较为妥当的解释。
⒉没有永远根治不了的疾病。这种观点在前面以有论述，由于在时间上的模糊界限，使其难于把握。
⒊刑法保护一切人的生命权，任何人都不得侵犯他人的生命权，刑法上故意杀人罪未排除安乐死。这三句话每句都对。但有些人强加它们与安乐死违法性的因果联系就不对了。首先，我国也从未规定过安乐死就是犯罪，所谓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怎能说安乐死就是犯罪，而且还是故意杀人这一情节极其恶劣的犯罪？其次，不错，刑法是保护公民的生命权，但这决不意味着刑法可以代替公民行使他们的生命权。决定权始终都掌握在公民手中。刑法所能作的只是肯定这种决定权并且通过对侵犯生命权的行为进行惩罚来表示对这种决定权的尊重。安乐死没有涉及到生命权的问题，只是死亡方式的问题，和刑法有没有关系，尚待商榷。（如果安乐死不违法，自然不属于刑法的调整范围），但与故意杀人何干？
附加观点：有些人虽然承认消极安乐死，但却反对积极安乐死。其一，积极安乐死可能让人从心理上觉得难以接受。其二，从表面上看来，积极安乐死似乎是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如医生给一名病危病人注射剧毒药物，那么引起死亡的就是这次注射，而不是癌症。对于这一点，我们似乎仅凭简单的类比论证就可降其推翻。因为对于消极安乐死来说，我们同样可以说导致他死亡的原因不是癌症，而是医生的终止治疗。可见积极安乐死与消极安乐死并无本质的不同，不同的只是手段。“如果死亡是预期的目标或目的，那么审慎的不采取行动与审慎的采取行动在道义上看来并无二致，技术上虽有直接与间接的安乐死之分，但从理论立场上看是一回事。”⑾至于前面所说的心理可能难以接受。虽不属法律调整的范围，但通过法律对积极安乐死的确认，相信人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熟悉是会接受它的。故正如萨基尔所说：“只要符合病人的利益，无论是积极安乐死，还是消极安乐死都应被允许。”⑿
首先，我要澄清三个概念。第一个，今天我们的辩题是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因此我们要明确“非犯罪化”与“合法化”的区别。第二个，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要从“必要性”和“可行性”两方面讨论。第三个，我们讨论的主体应该是中国。否则，我们的辩论就失去了实际意义，偏离了方向。
我们先给出合法化和非犯罪化的定义。
合法化是指通过正常的立法程序把过去认为是违法或犯罪的行为给予正式的法律认可或法律保障，意味着一种新的法律安排甚至是一种制度创新，体现了官方对某一事物的肯定的积极的态度。
非犯罪化的内涵较为丰富，可以分为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和法律上的非犯罪化两大类。事实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尽管刑罚制度的正式规定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刑事司法制度对特定情况下特定行为减少其反应活动的现象；而法律上的非犯罪化意味着对过去曾经受到刑法干预的行为的刑法评价发生正式改变。
在上述条件下，我们提出以下观点：
第一，安乐死的合法化在伦理学上有其矛盾性。（也就是必要性的问题）
第二，安乐死的合法化与中国国情相矛盾。（也就是可行性的问题）
关于第一点。
人们主要支持安乐死的理由有三个：有利于解除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的患者的痛苦；有利于减除患者亲属不堪的身心重负；有利于社会有限的医疗资源的合理使用。但这三条理由并非处于同等地位。尊重个人在安乐死上的自主自决权是第一位的，没有个人的自主、自决，另两条理由就很难作为实施安乐死合法化的依据。
所以我们主要讨论第一个问题。
首先是安乐死对象问题。对象是“濒死者”，即可能趋于死亡而尚未死亡的患者。正是由于这种濒死状态十分难以把握，医者才很难轻易地下结论并把这些对象从生推向死。正如一些资深的临床医生所言：当需要对病人做出病情不可逆转的判断时，是非常困难或是非常危险的：在重危病人的抢救中，不要轻言无望，不要轻易放弃抢救。这是由于生命的复杂性，是不能凭借“丰富的经验”而完全洞悉的。
另外，解脱痛苦也值得推敲。
从要求安乐死的当事者来说，他要求提早结束自己的生命绝不是为自主而自主或活得不耐烦了，其中必定有其内在的或深刻的原因。一旦能帮助他们解开心中的结或解除这背后的困境，有谁还会去随意选择早死这种方式?
患者的痛苦通常是肉体与精神两者交缠在一起的。要求安乐死者，谁知道他究竟出于肉体的痛苦还是另有内心深处的隐痛？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伊曼纽尔曾指出：大量的研究表明，寻求安乐死的病人大多不是因无法忍受的疼痛，而是出于心理上的因素——抑郁，而提出安乐死要求的。他经过对癌症患者的调查发现，有疼痛感的病人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可能性更大。他还举出了许多其他的调查结果，得出的结论是：抑郁、绝望和焦虑等类似因素，是病人要求安乐死的主要原因。考虑安乐死的主要理由是要给忍受极度生理痛苦的病人以解脱，但这些病人实际上往往并不是提出安乐死要求的病人。
安乐死的合法化，不是鼓励他们（尤其是濒死的人）积极地看待死亡、坚强的与病魔抗争，而是肯定他们消极选择早死亡的行为。这还有什么人道主义可言呢？法律的精神也何在呢？
第二点，安乐死的合法化，与中国国情有着极大地矛盾。
一、极大的贫富差距与医疗体制不完善。
在中国，广义上的“安乐死”已广泛存在，特别是在贫困地区，为什么呢？因为经济不发达，治不起病，人们得了癌症只能等死，甚至巴不得早死。因为这个病人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如果安乐死一但合法化，那么这里的人们自愿选择安乐死，就不会出于难以承受病痛而选择死亡，更多是出于经济原因选择死亡。这时的自愿也就变了味。
二、法律上的矛盾
安乐死在法律理论上有其矛盾性。一个原因就是安乐死问题在刑法理论中产生的矛盾，即本质上不是犯罪行为，而从认定手段上来讲又属于犯罪行为。
另外对于生存权，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根据此条规定，死亡的权利实际上是对生存权利的剥夺。所以目前来看，安乐死权是与宪法精神相矛盾的。
三、医疗科技水平和研究能力有限，死亡标准和安乐死判断标准难以确定。
四、安乐死合法化，不仅与中国传统价值观中“孝”的观念相左，佛教中“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观念相悖，还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中革命乐观精神相违背。
五、安乐死易成为“合法杀人”的工具，成为亲属为自己牟利的手段。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个现象：德国格丁根大学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该校的研究人员对荷兰7000起安乐死案件进行分析后。发现这些安乐死患者当中，不少人并非出于自愿，而是由医师和家属配合，背着患者傲出了对其实施安乐死的决定．这种“非情愿的安乐死”比例高达4l％，更值得关注的是，这41％的患者中，有ll％在死前仍神志清醒，完全有能力自主做出选择。这种做法导致一些老年患者对为其治病的医生，甚至自己的家属越来越不信任，担心自己有朝一日成为安乐死的对象．为逃避这种可能性，老人和患者开始向周边国家“逃亡”．调查显示，荷兰老人移居国外的现象始于2002年下半年，随后几个月这种“逃亡”现象不断增加。
六、极易造成医学上的懈怠及人道主义的滑坡。
比如，家人暗示病人“应该”走了，医生也完全可以运用他们专业上的权威影响患者对其未来看法。病人由此产生的不良情绪既不利于疾病的治疗，也有悖于“救死扶伤是医生天职”的道德观念，更不利于医学的发展。
我国《立法法》规定，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从上面来看，安乐死合法化不符合我国国情，所以不适合立法。
综上所述，安乐死在伦理学上就有其深刻的的矛盾性，实际情况中又与中国国情有极大的矛盾性，因而安乐死不应该合法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