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它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形式上都是专题论文，它们是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
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与我合着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我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一书，汇集了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
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学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但是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英文的美国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占着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的经过，这只是要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论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及其指导意义
实行对外开放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在科学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顺应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提出了一系列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与构想。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不仅是我国近20年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而且对于我国在新世纪中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确立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这是邓小平同志对当代世界开放性特征的高度的理论概括。当代世界就其经济内容而言是开放的世界或开放的经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在自给自足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中，经济交往的规模和程度十分有限，交换在经济生活中还不占重要地位。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后，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商品经济才居于统治地位。资本主义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分工的扩大，进而形成突破国家和地区界限的国际分工；国际分工又加深国际间的经济联系，从而形成了世界市场；在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资本的国际化。如同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形成了世界性的经济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社会化大生产的规模空前扩张，生产要素的配置扩大到整个世界范围，世界各国的经济获得了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难以想象的大飞跃和大发展，世界进入了一个以国际经济活动为舞台的发展阶段。在这样的国际经济社会背景下，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兴衰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适应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能否面向国际市场，能否积极地发展同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求得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要受到本国的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和资金技术等条件的约束。即使是一个资源丰富，实力强大的国家或地区，也不可能拥有本国和本地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切资源，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国际间的商品流动、资本流动、技术流动和劳务流动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整个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将自己置身于国际经济格局中来加快发展本国经济。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把握这一历史潮流，明确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0页。）对外开放是国际分工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历史上及建国后前30年的闭关自守导致落后的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实现现代化，要赶超发达国家，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必须通过对外开放，获取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各种资源，利用好国内外市场，形成自己的优势，确立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战略地位，才能加快我们的发展速度。他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页。）他还说；“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7页。）
实行对外开放首先在于利用国外资金，以弥补我国现代化建设资金之不足。我国的现代化是赶超型的现代化，具有明显的高起点、高速度、高目标的特征，引进大量的国外先进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是我国现代化成功的关键，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来保证。而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除了依靠国内的积累之外，还需要利用国际市场进行积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在引进国外资金方面迈开很大的步伐，通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间接投资以及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等形式，引进巨额的外国资金和海外资金，同时还通过出口大量的劳动密集和劳动技术密集型产品，获得了巨额的外汇，为现代化积累了大量的资金。
其次是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加快培植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高低，取决于技术水平的高低和产业结构的高度。作为赶超型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并以较快的速度赶上世界技术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购买技术专利、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以及允许外资独资经营等方式，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培植起许多高新技术产业，增强了这些产业及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可见，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发展节省了时间和资源，加速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再次是利用国际间的交往以获得更多的经济信息。当今时代是信息的时代，谁掌握了丰富的信息，谁就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谁就能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政治的走势。邓小平同志指出：“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6-307页。）对于政府决策者和企业管理者来说，做出一项重大决策，都必须掌握充分的信息，并以此来判断国际市场的变动和竞争对手的动向。因此，应该通过对外开放，在国际交往中积累、收集和整理世界经济的信息，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服务。
二、根据经济体制创新的需要，大力推进对外开放
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它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建立，只能在开放的环境中形成。它不仅要求有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且还要求同国际市场相联系，从而使商品、资金、技术、劳务和信息等要素在国际间流动，参与国际分工，并利用国际分工以节约社会劳动，提高经济效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客观上要求我们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
我国是在经济社会比较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市场的发育程度很低，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要改造我们传统的经济体制并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市场体系。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了解和掌握资本主义市场机制运行的规律，规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弊端，趋利避害，逐步建设比较完善的国内市场体系。对外开放为我们了解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及其机制运行的规律，尽快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提供了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吸取世界各国培育市场体系的经验和教训，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包括比较完善的商品市场和劳务市场，逐步建立包括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在内的生产要素市场，并逐步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任务是按照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改革企业的财产制度和组织形式，从而以规范化的公司制形式对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根本性的改造，使之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企业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为实现企业改革的这一目标，我们必须通过对内对外开放，逐步地拆除地区间和国际间的各种市场藩篱和贸易壁垒，促使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扩大，促进企业进入市场尤其是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市场的竞争，以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与此同时，改革开放还使我国的很多企业了解和学会了利用国际通用的规则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利用国际上通行的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利用各种国际标准来确立企业的形象，提高企业的信誉，促进了企业的成长和壮大。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学习和借鉴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管理国民经济、调控市场机制方面的经验，从而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市场经济发源于资本主义国家，且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西方国家在对市场机制的作用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全面的了解的基础上，结合各国的国情来建立政府的宏观调控体系，以缓和市场机制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的破坏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平稳有效运行。自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性特大经济危机之后，为了缓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破坏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建立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采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其他多种经济政策在内的宏观调控手段，调节国民经济运行，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保持了长达1/4世纪的经济长期繁荣。资本主义国家调控市场的各种严密的法规、宏观经济调控方法以及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各种配套措施，对于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提供了有益借鉴。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并从实际出发，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管理方法。实施了一系列以抑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得明显的成效，不仅保证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同时还保持了国民经济的高增长。
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努力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逐步形成大开放格局。就我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指导思想而言，邓小平同志在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地提出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大开放。所谓大开放，就经济方面来说，不仅东部地区要开放，而且中、西部地区也要对外开放；不仅第一产业要对外开放，而且第二、第三产业也要对外开放；不仅要采取贸易的形式，而且要采取技术交流、资金往来以及其他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不仅要在经济上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开放，而且要向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开放。总之，我们要把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把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放到世界经济的大格局和国际市场的大背景之下，纳入世界经济的大循环之中。这是因为，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不管是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还是落后的国家，都各有所长，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在邓小平大开放思想指导下，我们不仅能够汲取各国的长处以弥补自己的短处，加快我们的经济发展，而且还可避免国民经济受一个或某几个国家支配、摆布，确保我们的对外开放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得以继续，保持对外开放政策的长期性。
三、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开放型经济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其基本要求就是要实行一系列更为开放的措施，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面临着引进更多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扩大产品出口等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国际激烈竞争的严峻挑战。我们要继续以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为指导，以积极的态度，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展开放型经济，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一是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利用外资，合理引导外资投向，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利用外资是实行对外开放、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途径。邓小平同志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6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为改善外商投资环境作了许多努力，为外商投资企业创造了较好的投资环境。并制定实行了一系列为外商投资提供法律保障的法规和政策，利用外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自1993年以来，我国已连续6年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在新世纪到来的新条件下，我们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还要作进一步调整，扩大利用外资的重点是吸引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含量高、规模大、管理先进的项目，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对外资的优惠政策要由原来的以地区性差别优惠为主转变为以产业差别性优惠为主，重点引导外资流向交通运输、能源、原材料、通信设施、农业开发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部门，流向汽车、航空、电子、机械、通信设备等支柱产业，流向商贸、金融、保险、信息咨询、旅游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从而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和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
二是实施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出口贸易战略。首先是以质取胜战略。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不足的国家，人口众多，技术已具一定实力，因此，我们不能长期依赖“价廉质低”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而是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牢牢把握好提高经济效益这一中心环节，下大力气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和档次，从而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和科技发展水平较高两方面的优势。要重视科技兴贸，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努力扩大机电产品和服务领域的出口规模，增加国内急需的技术装备和重要资源的出口，尽快实现出口贸易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转变。其次是市场多元化战略。90年代初，我国出口产品市场90%以上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和港澳地区。市场过分集中，不仅会增加市场风险，而且还可能导致进出口贸易受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其基本要求是在继续巩固西方国家和港澳市场的同时，加快开拓发展中国家、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市场，力争对这些国家市场的出口产品比重逐步有所提高，避免对同一市场的过分依赖，增强防范市场风险的能力。同时，通过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还有利于缓解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对我国发展对外贸易所造成的消极影响。
三是实行均衡开放政策，保障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凭借优越地理区位及良好的经济基础，在对外开放中率先起步，进而由沿海到内地，逐步形成梯度开放格局。这种非均衡对外开放战略，在从封闭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初期，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伴随着我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步伐，我们的经济政策倾斜重点应该向中西部地区扩大和转移，从而实现我国的对外开放从“倾斜开放”向“均衡开放”的战略转变。在加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同时，根据中西部地区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有别东部地区的政策，加快中西部对外开放步伐，扩大开放区域，进一步加强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扶持力度，扩大审批权限，优化投资环境，增强内地对外资的吸引力。实行均衡开放还要实现对外开放由区域模式向产业模式的转变。原先的区域优惠政策容易造成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及资源配置的扭曲。而实施产业优惠政策，通过政策引导，使外资流向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流向支柱产业，流向第三产业，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此外，我们还要实现从浅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向深层次参与转变，要更有效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循环，使经济循环过程覆盖和辐射各个部门和更加广阔的地域，实现纵深循环，从而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外向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实力的提高。
四、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促进国民经济整体质量的提高。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里的战略任务。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及亚洲“四小龙”等后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已经实现高度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并且在生产、资本、技术、信息等各方面都趋向国际化和全球化。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促进国民经济现代化，改变生产力落后状况，是我们所面临的长期性问题。我们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和发展开放型的经济结构和经济体系，其中包括以制成品出口为主的出口生产体系，对外经济体系、技术引进和推广体系、外经服务和监督体系以及社会信息体系，还包括为它服务的金融、保险、信息、生活、娱乐等第三产业的比重最终应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要多方面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办厂，带动国内出口或合作开发资源；特别是通过推进投资、贸易一体化，组建工、贸、技、银相结合的大型企业集团进军国际市场，如果我们有十几个或几十个真正的企业集团称雄于国外，我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就会大大提高，外向型经济目标就能更快地达到。
此外，还要加快推进我国贸易自由化进程，应当根据开放型经济的要求来重新审视我们的贸易政策指导思想，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体机制。我们应当尽早实现从外贸企业的审核制度向登记制度的转轨，让国内具有实力的企业尽早进入国际市场。适应贸易自由化的要求，应当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分步骤地把进口关税降低到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与此同时，进一步放宽外汇管制，逐步开放外汇市场，把我国经济逐步融入当代世界经济体系。
是这样的：
中国三农问题政治经济学
农业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农民处在周而复始的春耕秋收的时间流程与狭小固定的土地上，很少存在不确定性，在关键性技术、制度、经济和文化变数上长期变化甚微。一则，传统农业知识和技艺通过口头传授和示范而得以代代相传，在长期内缺少意义重大的发明，仅局限于量上的累积和修补。再则，在传统农业中人们对拥有或获取经济物品和服务的偏好和动机长期保持不变。这种变化缓慢的社会里，人们更为关切的是维持传统，并期望把那些具有实际效用的标准行为传之后人，超越个体有限的生命周期。在传统农业运行过程中，农民从他童年期就开始那些被许多代人证明是可靠的经验和技术，即把祖辈相传的农业经济过程中的有关规范内化为自己的人力资本。这种农业中，老农老圃对青年农民来说，相当于一位老师，在某些技术性较强的农活、天气识别及种植期选择等方面，青年人都应向长者虚心学习，但就大部分的技术和经验而言，是靠机械性的模仿就可获得的，正如熊彼特（1935）所言，是不需要「用脑来反应的」。
很显然，在传统农业中，成为一个良农或种田能手固然是不容易的，但似乎也难以找到不会种田的农民。生产本身的技术特征和环境决定了这一点。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推论，传统农业是一种以习惯为契机的「周而复始的经济（the circular flow）。其本质是，没有不确定性，农民事先就知道他的行为的结果，无须学会高深的统计和预测，日复一日，不变的经济机制可以教会他们所需的投入和产出量。周而复始，终会把行为转化为习惯，这是理性为立法的过程。农民在传统的模子里塑造出来，已习惯于缓慢的常规的运行机制，他们不需要创新，创新可被视作富人的奢侈品，技术进步的「水珠」几乎不会在乡村的画布上留下扩散的痕迹。而且，也不能高估传统农民的决策自由和决策权力，它们都是表面的而非真实的，因为农民尽管在原则上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掌握经营方向以及资源流向和组合方式的，但是，传统的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使他们几乎没有选择。这样便由此形成了希克斯（1969）所说的习俗经济。
农民在传统社会的模子里塑造出来，已习惯于缓慢的、常规的运行机制。及至今天，进步和现代要素的投入极大地改变了农业的质态水准，市场的逻辑和力量愈来愈主宰着农民的命运，不断地改变着农业的结构、功能和属性，乡村工业的兴起、农工商一体化的发展和农民的流动则把农民从孤立的田野劳动中解放出来，带入了开放的产业体系和社会交往之中，同时一些人们所熟悉的乡村事物也已从视野中消褪, 代之而来的是新的村庄构架和生活方式。但是，不到三十年时间所带来的变化相对三千年的历史传统，毕竟根底太浅，我们所看到的变化更多的是经济活动的外在变化，而农民作为一个整体，文化行为上的变化，还不可能是本质上的脱胎换骨，其保守倾向也不可能完全改变，而仍然是他们相对于其他职业者所特有的劣势。
愿我的答案对你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