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科研人员来说，如何选择科研课题，并无固定模式，总结科研选题的历史经验教训，可以概括出若干条原则：
1.目的性原则。科研选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应当是“为什么”，目的性是选题工作的首要原则。选题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党的十三大曾明确指出，发展科学技术的首要任务就是振兴经济。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正以更大规模向着广度深度进军，需要解决和研究的课题越来越新、越多、越复杂和越困难。比如能源问题、交通问题、粮食问题、管理、贸易问题、就业问题、人口问题、人权问题等等，解决其中一现实问题，就是一种贡献。科研一定要满足社会需要，才会有真正前途。与选题的目的性、需要性相联系的是课题的价值性。只有科研课题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有价值的，比如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理论价值、学术价值等，才会达到满足社会需要的目的。所以课题的价值性就成了衡量选题目的性、需要性的标准，在选题中，目的性原则、需要性原则、价值性原则是一致的。
2.创新性原则。科研的本质就应当具有创造性，评审科研成果质量的最重要原则就是看成果有无创新，因此，科研选题从一开始就应当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国家对学位论文有明确要求，其中硕士论文应当有新见解，表现作者具有从事科研工作或者独立担负专门业务工作的能力。博士论文应当是创造性成果。科研选题切忌重复别人解决了的课题。所谓具有创新性的选题，指的是那些尚未解决或未完全解决的、预料经过研究可获得一定价值的新成果的课题。如新见解、新观点、新思想、新设计、新概念、新理论、新手段、新产品、新质量、新效益等。创新性具有新颖性、探索性、先进性、风险性等特点。它进一步体现了课题的需要性、价值性。选题中，贯彻创新性原则，关键在一个“新”字上。这种创新的课题在哪里？一般而言，在各种各样的矛盾点上，尤其是新旧之间的矛盾点。比如新事实与旧理论的矛盾，新理论与旧理论的矛盾，不同学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突出表现在：科学发展的前沿地带、学科之间空白地带、不同理论观点、学派相争论的地带，研究工作遇到挫折失败的地带等等。这需要科研人员目光敏锐，抓住线索，跟踪追击，以求突破。这些要求，对研究工作者来说，一般也是比较困难的。许多有经验的导师在指导学生科研时，常从这样三个方面入指导：第一、在局部性的课题上具有创新性。即解决一个多因素的大课题中的尚未解决的某一个因素，或者能作出深入透彻合理的分析见解；第二、在别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扩大，有自己的补充，新的见解或改进；第三、纠正别人的错误。总之，创新性可大可小，可难可易，如何选题，根据各人具体条件而定。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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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的选题原则
毕业论文的选题原则
下面讲毕业论文的选题原则。毕业论文首先要确定你要研究什么问题，然后再去研究怎么去写。
那么研究写什么问题，我们在写作领域里就是选题。
第一，要选择有科学价值的问题。
选题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第一，要选择有科学价值的问题。包括五个方面：首先，要选择亟待解决的课题。一般来说，在各个学科里面总是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科学研究首先应该注意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样就减少了选题的盲目性。在国际关系领域，在经济领域，在法律领域，在医学领域，在农业领域、环境保护领域等，可以说，选择亟待解决的课题犹为突出。换句话来说，这些学科领域的学生在选题的时候，目光首先要盯住亟待解决的问题。象环保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面对着我们这个地区，这个行业，在环保上应该注意什么？我们回到教育战线上来说，前不久我参加了五六个教育硕士的论文答辩。我觉得他们的选题都不错。一个是选择了一个关于教材的问题。现在各种教材涌现，如果教材编的好就有利于教育改革，这是教学的基础；如果教材编的不科学，那么老师在教学改革过程中会花很大的代价，而收效会很小。所以，很多硕士选择教材的问题。还有一些硕士选的是教学方法的问题。随着教材的变化，教学方法也要有所改进。我不太清楚，我们网络教育学院的学生有没有参加工作的老师。如果有，不妨结合自己的实践选一些自己有体会的题目。比如，有的老师写的是《新教材综合性学习的教学体会》，然后针对新的教材，提出语文备课的五个要决。从教学的角度上，还有一个论题是这样的，《为提高学生语文素养进行评价的探索》，提出怎么进行评价的问题。评价本身很重要，评价的得体、科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以上这些问题，我认为都是需要大家去研究的。
作为中文专业，与经济、法律等专业相比较，显得就不那么迫切。当然也不是没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还是跟社会的接触有一定的距离。所以作为中文的学生的论文选题可以遵循如下的原则：
第一，选择亟待解决的问题。我的一部书《阅读鉴赏评论》里面举了这样的一篇范文《汉字构形理据和现代汉字部件拆分》。这个论题就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在这个领域里面，大家都在探索，探索本身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探索到一定的程度却没有定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越探索越混乱。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权威性的人士，就必须要认真去思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总的来说，终归有一个真理。这篇文章就是在自己的思考基础上，把混乱的状态进行了梳理。然后提出了自己的一个独到的见解。还有一篇是王魁今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科学性质的探索》。对外汉语教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定义，如果这个定义没有科学的定位的话，对外汉语教学就会出现很多问题。这位作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谈了自己本身的看法，从教学、心理学、应用语言学。几个学科交叉思考以后，他认为对外汉语教学应该怎样定位。通过以上所说，我们想说明的是中文领域也不是没有亟待解决的问题，就看你平时对自己专业领域里一些问题的思考和观察了。总体上来说，我们本科生的阅历少一些，实践经验少一些，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选题难度大一些。但原则上有这样的一条原则。那么你能够做更好。如果你不能做，那么我们可以换角度切入。
第二，要选择科学领域里的新发现、新创造的课题。
论文选题的第二个原则是选择科学领域里的新发现、新创造的课题。每一项新的发现、新的创造都将使学科领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向前推进一大步。因此，这一类的课题很重要，值得我们去选，也值得我们去进行研究。学科里的一些新发现、新创造，我们刚才提到的几篇本科生的论文，比如《中日古典诗歌与时间》等，从亟待解决的角度上来讲并没有什么，你今天写和若干年以后写没有什么迫切性。但这里存在着新的发现和新的创见的角度。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来讲，可以在这个方面发挥一下自己的特长。有个学生写的是《人格意识的升华-试论余秋雨散文的艺术特色》，这个是从人格角度切入的。还有个学生是评论毕淑敏的，《反思与探索》，是从毕淑敏艺术审美特点切入进去的，依据审美诗学来分析毕淑敏的《预约死亡》。这些都是新的角度和问题。还有一个是《拆卸七宝楼台-新批评派的诗歌语言研究》，还有《从牡丹亭到后二梦-试分析1598到1601年间汤显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些学生自己在学习过程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论题。在科研领域别人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问题，他就进去研究一下。还有《一切但求心安-对妙峰山朝拜人群的心理状态的社会调查》。这是一个调查报告，不一定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对社会学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第三，要选择能够填补空白的课题。
论文选题的第三个原则是选择能够填补空白的课题。科学发展有不平衡性，科学研究也就有不平衡性。就科学内部来看，研究也常常存在不平衡。从科学研究的需要出发，从科学发展的全局出发，凡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科学发展的空白处，都可以成为我们选题的对象，去加以研究，去填补这个空白。
这方面在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提供的机会可能更多一些。这跟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些相似的地方。
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可能是老生常谈，也可能是一个空白，需要大家来赶快进行研究和探索。比如现在的SARS，它的病因是什么，如果能够研究出来，那么在传染病学这方面就是填补了一个空白。同时，这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要加快研究，当然要遵循实际研究的规律，不能因为要速度，而违背客观规律。
对于中文系的同学来说，我想难度大一些。因为要做填补空白的工作需要有经验。不是光有知识就行的，需要大量丰富的经验。因此，你了解这个论文选题的原则就行了。等将来你成为硕士、博士的时候，你再去从事研究填补空白的工作，可能就不会力不从心。这是第三个选题原则。
第四，对通说中的不科学的观念进行纠正。
第四个选题原则是对通说中的不科学的观念进行纠正。在文学领域里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比如在古典文学里，好象什么都研究透了，你没有什么可以研究了。实际上，你仔细思考一下，后人的研究有后人自己研究的立足点，也有后人研究的局限。你就可以在这样的夹缝里，你看一看有什么样的课题可以供自己去研究。在我的《阅读鉴赏评论》所收的范文里有郭预衡先生的《论欧阳修》。这篇文章就是纠正通说的。以前的观点，大家已经公认了：欧阳修是一个保守派，这是定论了。郭先生是专门研究古代散文史的，他在研究散文史的过程中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发现，以前的这样一个观点对于欧阳修来说是太不公平了。他认为欧阳修是一个光明磊落、敢说敢骂的人，不愧于一个正直的文人。他读遍了欧阳修的文集和专著发现欧阳修不仅是开一代风气，有几代影响的大作家，不仅诗词文赋都有突出成就，不仅在经史子集都有独到见解，而且是一个很有胆识，难进而易退的政治家。郭先生在深入细致的研究以后，发现他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他说我这个看法同这些年来对欧阳修的观点可能有些出入。因为在同时期评论北宋的一些作家常常都以对待王安石变法的态度来作为衡量的标尺。那时，大家认为欧阳修是反对过王安石变法的，以这一点马上就给欧阳修扣了一顶保守派的帽子。郭先生认为不应该这样，将已经成为通说的这个观点，通过这篇文章提出了他不是个保守派，而是个改革家。观点很鲜明。第二个论述角度是说欧阳修“师道德而能文章”，这是说欧阳修不仅是个政治家，他的文章写的也很不错。这从文学的角度来评价。第三个角度是说欧阳修“博古通今”。第四个角度是“余时作诗人”。说欧阳修是个大诗人。郭先生的这篇文章出来以后，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也就是认可了郭先生的科学评价。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纠正通说”。
第五，对前说作补充作为自己选题的目标。
1 、选题的大小一定要适中，难易要适度。
下面我谈第四个大问题选题的方法。注意两点：一是选题的.大小一定要适中，难易要适度。我们从本科生写论文的实践上看，主要有两种情况需要注意：一种是选题比较小。因为自己的资料积累的少，视野比较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自己所学的知识的概括还不够。所以选题呢，比较小。选题小就撑不开。有些学年论文一般3000字，这个训练习惯了，选题一选就选小了。你选题8000字到10000 字的，大小要适中，另外难易要适度。就是说你不要选难度特别大的，你自己控制不住。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种情况是选题过大。选题过大的情况，一般是搜集的材料特别丰富，一下子就觉得什么也要说，就选了个大题目。当然有的同学并不知道什么样的题目叫大，什么样的题目叫小。脑子里有个题目就马上出来了。或者是他脑子里什么题目都没有就盲目的去搜集材料，这就更危险。
比如有个学生，他写的一个题目叫《WTO 与保密工作》，这个题目太大，完全可以写出一个博士论文了。WTO 是个大架势，保密工作没有时间限制，到底从哪里开始呢？如果是当代，那你就应该说当代保密工作或者说近几年的。所以我让他换题目。因为他是个自考学生，他的题目给我的时候就已经连论题、提纲和论文就都出来了。他们以为写了论文稿给老师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你们以后选了题目以后，一定要注意先跟老师沟通一下。老师对题目的大小、难易都把握好，通过以后，你们再去列提纲，再去写论文。不要自己写完了再给老师。最后这篇论文被老师枪毙了。你们看一下他的提纲：一、加入WTO 以后给保密工作的影响。1 、对人们的传统保密观念形成冲击；2 、保密管理难度加大；3 、相关的保密法律法规亟待完善；4 、保密技术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5 、商业秘密的保护问题更加突出；6 、保密干部的整体素质和入世以后保密工作的任务不相适应。二、入世以后为加强保密工作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1 、加入WTO 为我国保密工作的理论和观念的创新提供了条件；2 、加入WTO是保密法制建设完善发展的契机；3 、保密工作的空间得以拓展；4 、保密工作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5 、保密工作将在保核心、保重点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6 、借鉴国外保密工作的先进经验。三、入世以后，保密工作应对的对策和建议。具体的我就不再说了，太全了。他跟我沟通的时候，我说你这不是论文，是某一个领导作的大报告，一定要有五六万字才行。他说自己真的写了六万多字。他能够搜集到很多资料，但搜集的资料没有一点是自己独到的见解。我跟他商谈了几次，看了他的第一稿，那么看完以后我建议他把这个题目压小一点，经过三次修改，最后落到《保密工作依法行政问题初探》，完全围绕着怎么依法行政来谈目前的保密工作，最后压到了1 万字。原来有很多套层的大标题。现在变成了三个大问题：一、保密工作依法行政中存在的问题；二、依法行政为保密工作带来的优势；三、如何推进依法行政的保密工作。这个范围就缩小了，在每一个大问题下面就包括两到四个小标题，有两到四个切入点。将来你们一定要注意，自己先想，想完以后跟老师沟通，让老师给你看选题是否合适。这是第一个方法。
2 、利用灵感来选题。
第二个方法就是利用灵感来选题。有的同学就不知道怎么选题才合适。我现在给你讲一个过程。
平时你上课的时候，可能某一个老师对你的影响比较大。比如说古典文学唐宋部分的宋词，如果你对此感兴趣，不妨深入研究一下，看一下哪些问题是大家研究的比较透彻的，哪些是我可以切入进去，哪一个角度我可以谈谈自己的见解有点创见性。这个也是一种选题的方式。这种选题方式必须要查阅大量的资料，比如宋词，大量阅读之后看到某一个问题别人还没有研究透，或者我还有自己的看法。这是在大量的看材料，看别人的评论过程中打开自己的思路，进行选题。我认为这是灵感选题。有的时候，如果你不大量的积累，就会感到很茫然，不知道选什么题目。这个时候老师会跟你交谈，在交谈过程中会发现你对某一个领域、某一个作家、某一个问题好象还有一些看法，那么老师就会启发你，让你去看一些书，让你思考一些问题。在你看书、观察或思考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这个角度我可以深入下去。考虑选题的大小、难易度和利用自己的灵感思维来选题。主要的还是自己平时要注意积累，要注意思考。如果你没有积累，没有思考，你要选题是有难度的。
国际关系,是由国家的利益和力量决定的,你就根据这个再加上我过的对外政策来写,还有我们的对外政策是由国家性质和利益决定....再写我国已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提升了综合国力,和第三世界国家密切往来,与很多国家建交...有利于走向世界...但是要提防颠覆我们的势力....
总之辨证的去写,多夸夸中国就好了,要肯定我们国家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