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妮娜的悲剧根源研究
《安娜·卡列尼娜》通过女主人公安娜的追求爱情悲剧，和列文在农村面临危机而进行的改革与探索这两条线索，描绘了俄国从莫斯科到外省乡村广阔而丰富多彩的图景，先后描写了150多个人物，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
论文摘要： 本文在分析安娜悲剧原因的基础上探究造成现代现代婚姻悲剧的三大因素：婚姻悲剧，出身和性格不同，爱情悲剧。
论文关键词： 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卡列尼娜 悲剧 根源
马克思说：“悲剧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悲剧形象具有有恒的艺术魅力。19世纪俄国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的列夫·托尔斯泰的伟大作品《安娜·卡列尼娜》给读者塑造了一个令人同情的悲剧形象——安娜·卡列尼娜。
一
何谓“悲剧”?悲剧是以剧中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悲惨的结局，构成基本内容的作品。它的主人公大都是人们理想、愿望的代表者，如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短暂的一生是悲剧的，那么，安娜的人生都由哪些悲剧构成呢?我认为，她的人生主要经历了三个悲剧。
(一)与丈夫卡列宁的婚姻悲剧
出身和性格不同为了安娜和卡列宁的婚姻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卡列宁从小就是孤儿，可以想象，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俄国上流社会，他受尽了怎样的白眼和鄙视，从小就缺失亲情的他养成了孤僻固执的性格。当卡列宁当上了省长后，安娜就像一件商品，被她的姑妈强行卖给了他，而他也确实尽到了丈夫的职责，他对妻子的迷恋彻底消除了他同别人亲密交往的需要。
安娜出身贵族，从小就围绕在花团锦簇之中，锦衣玉食中长大的她活泼开朗、优雅迷人，而贵族小姐的出身又铸造了她浪漫的气质，内心里有一个感情丰富而又诗意昂然的超凡脱俗的世界。这种出身、生活际遇的不同使她不可能理解身处体制僵化、钩心斗角的官场的丈夫，而被官场的应付扼杀了其所有生活乐趣的丈夫也不可能像安娜幻想的那样经常搞爱情的小把戏。二人性格的不同注定了他们对爱情婚姻生活的不同理解，这些也是他们婚姻不幸的根源。
(二)情人伏伦斯基的爱情悲剧的
这个悲剧由三个原因造成。
1.与伏伦斯基的不同的爱情观
安娜对待爱情的态度是自私的.占有欲极强这使得原本开朗、活泼的她变得偏执、怀疑、忌恨，她认为她爱伏伦斯基就应该完全占有他，丝毫不许他有自由活动的空间和权利，只有靠他的爱情保证她才能活下去，身为贵族的她不了解“人仅仅有爱情是万万不行的”这一真理。
伏伦斯基对待爱情的态度是“我什么都可以为他她牺牲，就是不能牺牲男子汉的独立性”。而他所谓“男子汉的独立性”无非是财富、社交、军阶、前途。他爱安娜的美貌胜过于安娜的内心世界。爱之初，他为安娜放弃了在皇家卫队的军职，放弃了遗产，而当他们出现经济危机时，他又跑回母亲那里，要求母亲在遗产继承书上签字。他不再像开始时那样只爱安娜一人，现在他还要爱他的母亲、爱金钱、爱社交、爱沙皇……伏伦斯基是俄国上流社会中一个标准的花花公子。
浪漫的富于幻想的气质决定了他们的爱不可能持续太久。尤其是伏伦斯基一旦激情过后，得到的不是爱情而是空虚。“虽然她的美比以前更使他倾倒，却使他感到不愉快”。安娜近乎苛求的爱使伏伦斯基对她渐渐疏远、冷淡。安娜也产生了得不偿失所导致的心理失衡，原本富于幻想、敏感的安娜变得有点神经质了。安娜对爱情的自私与变态使她认为死是促使他恢复对她的爱情、惩罚他、让他心理的恶魔在同他搏斗中取得胜利的唯一手段。这种心理失常使得安娜采取了自杀的方式来挽回伏伦斯基的爱情和对他的报复。她的自我毁灭也确实达到了她的目的，伏伦斯基觉得：“作为一个人，我已是一个废物了。”伏伦斯基又恢复了对安娜的爱情，或者说，他一直都爱着她，不过，现在这种爱更刻骨铭心了。
2.精神世界和独特性格
(1)爱情至上主义。安娜把爱情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把爱情当做生活中的一切，在爱情中迷失了自己，这一点固然同她认真执著的个性有关，但也不能不看到她爱情观念的缺陷。在二人世界中，安娜一切以对方为中心，没有自己独立的生活和世界，如果把代伦斯基热情的减退看作人进入婚姻后爱情由激情状态转为温情状态的正常表现，那么安娜为他的冷淡眼光而极度伤心，则是安娜对爱的苛刻要求造成的。
(2)爱的压抑与偏执。安娜与卡列宁结婚八年毫无爱情可言，她内心的活力与生气完全被压抑了，直至遇到伏伦斯基，才唤醒了心中的活力与爱情，并接受他，和他结合，她对爱情生活的追求有放纵情欲的成分。
(3)强烈的欲望无法满足。这欲望包括她对生命的狂热渴望和对爱情的热切追求。她渴望新生活，勇敢地追求和保卫所向往的幸福生活，不愿再克制自己，不愿再像过去那样把自己身上那个活生生的人压下去了，甚至于最后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爱情。
(4)卡列宁的虚伪和自私。卡列宁是一个虚伪、僵化、缺少生命力的贵族官僚。他因为有环境的支持便处处摆出绝对正确、居高临下的架势。当安娜向他请求离婚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才能去掉由她的堕落而溅在他身上的污泥”，从而不使他的前途和地位受影响。也正是出于这种自私的考虑，他决定不离婚，以使安娜和伏伦斯基的关系不合法，那么就会招来上流社会对她的谴责和抛弃，这无疑等于置安娜于绝境。
(三)与儿子谢廖沙的母爱悲剧
安娜为了爱情“抛弃”儿子，但她却备受对儿子相思之苦的煎熬，和来自内心的谴责之痛。来自社会的压力也使她悲剧的阴影日益扩大。她要离婚，丈夫不同意;她要爱情，可又舍不得儿子;她要伏伦斯基全部的爱来安慰自己，可伏伦斯基却有所保留。于是，安娜在“抛弃”了原家庭的责任即抛弃了儿子之后，又“抛弃”了即将建立的新家庭及其爱情果实——安娜和伏伦斯基的女儿，走向了卧轨自杀之路，造成了两个孩子的母爱悲剧。
总之，安娜的悲剧是她的性格与社会环境产生尖锐冲突的必然结果。
二
通过对安娜人生悲剧的分析，我们得出了造成安娜悲剧的四点原因。
(一)追求真爱与上流社会的虚伪道德之间的冲突是安娜悲剧的社会根源。
(二)传统观念对她精神上形成的桎梏是安娜悲剧的内在根源。
(三)母爱和情爱不能两全所造成的矛盾痛苦是造成安娜悲剧的重要因素。
(四)对伏伦斯基爱情的幻灭是造成安娜悲剧的直接原因。
在新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法律赋予青年们追求自由爱情的权力，社会给青年们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实现理想的广阔空间，安娜的悲剧绝不应该重演。广大青年应该以安娜的悲剧为借鉴，不断完善自我性格，正确看待爱情在人生中的地位，在相互了解、理解的基础上建立爱情，在爱情中把握好自己独立人格，注意摆脱旧习俗，旧道德的束缚。这样才能拥有真正的爱情，才能争取到幸福的人生。
安娜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名作《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主人公，也是世界文学史上十分丰满动人的美丽女性。她外表美丽高贵，举止得体优雅，内心单纯善良，更为重要的是，她有着扣人心弦的经历和令人扼腕叹息的结局。自从安娜这个形象诞生之后，对她的评论莫衷一是，似乎从来没有终止过。事实上，对于安娜的理解见仁见智，但总体来说，不应该脱离她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时代背景。安娜所处的年代，正是沙俄历史上的大变动时期，古老的封建农奴制和新型的资本主义在俄国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冲击着旧的体制、旧的秩序、旧的道德观念，人们的思想也处于一个迷茫的十字路口上。安娜被历来的学者分析的淋漓尽致，有人认为她是女性解放的先驱者，也有人认为她不过是一个不遵守妇道的妖妇。总之是仁者见仁莫衷一是。本人将从安娜的时代背景和她的个性谈起她的形象，并且从女性主义观点来分析，以此来透视人物形象背后的托尔斯泰的女性观1.1上流社会女性的优秀代表她的优秀表现在秀外慧中上。与当时上流社会的尔虞我诈，男盗女娼相比，安娜的优秀首先表现在她的真诚、善良和率真的个性上。安娜仿佛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在上流社会中。她敢于坦诚公开她和沃伦斯基的爱情，与其他贵族男女之间的猎艳相比，她渴望的是沃伦斯基真正的爱情。同时，也是她的坦诚公开使得她成为众矢之的。其次，安娜的优秀表现在她的勇敢和顽强上。她大声疾呼：“我要爱情，我要生活”[1]，虽然经历了痛苦的精神挣扎可是她还是走了出去，这在当时的俄国是一种十分罕见的行为。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
1.2.1社会的悲剧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安娜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俄国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人们迷茫着但是又都在奉行着古老的规范。安娜的父母早逝，她和哥哥都是由姑妈抚养长大的，她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同时又受到了传统礼法宗教深深的束缚。在她年幼时便由姑妈做主，嫁给了大她二十多岁的卡列宁。虽然当时的社会新的资本主义势力正在迅速崛起，可是旧的封建思想势力还是很强大的。在上流社会里，贵族阶级之间尔虞我诈，伪善残忍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在那个圈子里没有真诚也没有真正的爱情，有的只是贵妇与情人之间的偷鸡摸狗和打情骂俏，男女之间更多的是追逐猎艳以及征服和虚荣所带来的刺激。典型的代表就是莉迪亚伯爵夫人和贝特西公爵夫人，她们分别代表着伪善和堕落。莉迪亚伯爵夫人口口声声的宣扬着所谓的仁义博爱，拯救，宽容等基督教义，外表看上去她似乎也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然而却在生活中牢牢的控制着卡列宁，干涉卡列宁与安娜的家庭事物，对卡列宁进行宗教训诫，使他陷入到对宗教的迷狂之中。并且还处处为难安娜，切断了安娜与儿子谢廖莎的联系，挑拨安娜母子之间的关系，在谢廖莎的心中制造母亲已经死亡的阴影，从而使得安娜陷入“抛夫弃子”的境地。这样一个女人，不是博爱仁义的而是冷酷虚假的。再就是贝特西，她起初对安娜和沃伦斯基的感情是赞同的，因为她认为那只是贵族男女之间寻常的寻欢作乐与调情，并不有伤风化，也不会损伤“正派人的体面”。然而当她知道安娜可以抛弃家庭，置丈夫与儿子于不顾的时候，贝特西和她的社交界便认为安娜违反了封建社会的礼法，对安娜关闭了所有的社交界的大门，整个上流社会都在轻视安娜，嘲笑安娜，把安娜看成是堕落的不道德的坏女人，认为她大逆不道。可是贝特西自己呢？则过着有丈夫又有情人的生活，反而在骂安娜是“犯罪的妻子”，甚至在公开场合表示了对安娜的轻蔑。就这样，安娜便被冷漠的上流社会“放逐”了。安娜的单纯善良使她在这重重的压力下，惨败而归。她失去了名誉，失去了儿子。“理智告诉她要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而感情却召唤她追求有爱的生活。在理智与情感面前她无所适从”[4]。在安娜的内心，自私感与罪恶感始终缠绕着，与沃伦斯基在一起时她已经身败名裂，连她自己都十分清楚，她曾经对沃伦斯基说：“一切都完了，我除了你以外什么都没有了，请记住这个吧！”[5]。对于生活在贵族社会中光明磊落的安娜来说，爱就是真正的爱情，这是一个十分神圣而且重要的话题，安娜生活的那个社会禁锢了她自由飞翔的翅膀，她不甘心被这样折断羽翼，即使是头破血流，为了神圣的爱情，也要挣脱，向往着自由的天空。然而她在这个牢笼里呆得太久了，她的翅膀只有鲜艳华丽的羽毛了，却不擅长于飞翔，她也最终变成一只受伤绝望的小鸟，任凭轨道上的火车轧下去。安娜死前的喃喃自语便是对这个束缚她迫害她的牢笼的控诉：“一切都是讨厌的，晚钟响了，那个商人那么虔诚的划着十字！好像唯恐失掉什么似的。这些教堂，这些钟声，这种假惺惺的做作，都是为了什么？无非是为了掩饰我们彼此之间的仇恨，就像那些正在破口大骂的车夫那样……一切全是虚伪，全是谎言，全是欺骗，全是罪恶！”[6]不仅是上流社会的伦理制度和保守的风俗习惯向安娜发起了攻击，就连上流社会的法律也加剧了安娜的悲剧色彩。同当时的社会风气相适应的是虚伪的法律，只是在维护所谓的宗法关系。安娜若想离婚就必须承认，而且让法律宣判她“有罪”，并且离婚后再也没有权利来结婚。而当时的贵族绅士们，却可以和一些女子调情，肆无忌惮。这些都是安娜一步步走向绝望的原因。
首先，在安娜的身上，背负了沉重的传统礼教的包袱。她的悲剧寄寓着她自身的精神上的迷茫和困惑，甚至是内心的苦痛挣扎。她生活在一个守旧势力还十分强大的时期，希望的曙光初露端倪但还是驱赶不走旧势力的阴霾。封建宗法思想还有很大的影响力。贵族阶级的传统观念与新兴的资产阶级提倡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交织在安娜的心里。安娜毕竟是受过旧式良好教育的贵族女子，她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的俄国看来实在是太超前了，如前文中所提到的，上流社会寻欢作乐是司空见惯的，可是从来没有人敢于承认自己的私情。安娜却勇敢地踏出了这一步，但是却又充满了负罪感。对于安娜来说，拥有儿子和立足于上流社会是人生价值的两大标志，而她对于爱情的追求和对于家庭、丈夫的背叛便是对她这两大支柱的摧残，同时也是公然向上流社会的虚伪的挑战。因此，她总是诚惶诚恐，充满恐惧感和罪恶感。“这种矛盾的痛苦心理，始终在摧残她，折磨她，吞噬着她的生命，同时也制约了她叛逆的程度”[2]。安娜的坦率真诚敢爱敢恨，正是她的可爱之处，可是她的可悲便在于一旦真正跨出叛逆的脚步，便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内疚之中。安娜在与沃伦斯基初次品尝爱情的欢乐之后，她内心十分痛苦，请求上帝的饶恕。她一度讨厌的卡列宁，也是她需要忏悔的对象。在她投身车轮下的那一刻，她仍然在渴望着上帝的原谅。在安娜的身上，始终背负着心理上的沉重负担。这便是当时俄国上流社会和传统宗教信仰在她身上的反映。其次安娜的爱情至上观将她推上了绝路。安娜曾经对沃伦斯基说过：“你要明白，自从我爱上你以后，在我一切都变了。在我，只有一件东西，一件东西—那便是你的爱……一切都完了，我除了你以外什么都没有了，请记住这个吧”[5]。为了爱情，她抛弃了名誉、丈夫、儿子，为了爱情，她毅然离开家庭，为了爱情，她甘愿做坏女人。安娜的这一切都是对于当时腐败的社会的叛离，自然遭到了大家的封杀。在安娜的眼中，沃伦斯基是完美的，同时也是安娜唯一的稻草了，正以为如此，安娜便拼命地想尽一切办法来攥紧这根稻草。她要求沃伦斯基也要把她当成生命的唯一，全部。爱情对男人而言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对女人而言却是一生的全部。安娜将满腔热情，附带着个人下半辈子的全部命运和未来，都托付给了沃伦斯基，并且为此来限制他，以至于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安娜变得敏感、暴躁、乖戾、喜怒无常，使得所有人都感到了沉闷和窒息，更何况是一个多情而浮夸的沃伦斯基。在沃伦斯基的世界里，不能没有上流社会，不能离开贵族的生活，而安娜霸道的要求又常常使他感到沉重。安娜把自己如此沉重的包袱全部丢给了沃伦斯基，却不曾考虑过再强壮的鸟儿也会不堪重负的。爱情至上的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沃伦斯基说：“对你我来说，重要的一点，我们是不是彼此相爱，别的用不着考虑”[12]。爱情至上带来的偏执，空前的自私和占有欲最终毁灭了安娜。正如罗曼·罗兰所说：“《安娜·卡列尼娜》里的爱情具有激烈的、肉感的、专横的性质。安娜对沃伦斯基的爱情就像一个饥饿的人得到了食物”[13]。这种占有欲一方面源自她过久的压抑和现实对她的封锁，另一方面则可能源于她的个性，也就是性格。她将沃伦斯基这跟稻草牢牢地抓住，她以为这样就能拥有沃伦斯基，完全的拥有。可是谁想到爱情就是她手里的沙子，握的越紧反而拥的越少。她的这种专横使得沃伦斯基无法忍受，安娜也日益的绝望：“我的爱情越来越热烈，越来越自私，而他却越来越减退，这就是我们分离的原因……而这是无法补救的。在我，一切都以他为中心，我要求他越来越完完全全地献身于我，但他却越来越疏远我。我们没有结合以前，倒真是很接近的，但是现在我们却不可挽回的南辕北辙了，这是无法改变的。他说我嫉妒得太没有道理，我自己也说我嫉妒得太没有道理，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我不是嫉妒，而是不满足……”[14]安娜的这段独白真实地透露出了她的真切感受，就是一个“不满足”，她的爱情的土壤在遇到沃伦斯基之前是干涸的，没有水分，而当她得到沃伦斯基爱情的滋养候，她的情感的土壤要的太贪婪了，对于水分的过分眷恋使得她义无反顾，导致了自己性格上的霸道，她想要的是沃伦斯基的全部，最终也导致了自身的悲惨结局。
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安娜·卡列尼娜》，它的悲剧蕴含了托尔斯泰为首的当时俄国贵族自身的精神困惑与探索，同时，作为一个敏锐的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也写出了男性社会中被埋没的女性话语，写出了“第二性”的声音。但是作者却让这个声音走向了枯萎和失落。而如果从女性视角来看待这部作品，则作者托尔斯泰又是在展示着女性被压抑后的呐喊和苦苦追寻，展示着她们的灵肉拷问和男性社会强势力量的作者对女性问题的思考。从存在主义女权理论来审视托尔斯泰的这部作品，安娜的悲剧的原因在于父权社会中女性的屈从地位和女性他者的角色，而安娜的自杀，既是对于这种地位的控诉又是一种摆脱。因而，“她的自杀毫无疑问地具有悲壮崇高的性质”[15]。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妇女“这个和大家一样的既自由又自主的人，仍然发现自己生活在男人强迫她接受他者地位的世界当中……我们是唯一的雌性依赖于雄性获取食物的物种，唯一的性别关系等同于经济关系的物种”[16]。而经济上的依赖是妇女在生活及生存的各个方面依附男性的主要原因。正如卡列宁对安娜的怒吼，称她在外面偷情做别人的情妇却仍然在吃着丈夫的面包。确实如此，安娜是凭借自身的外在条件而攀附上卡列宁的。卡列宁维持着她的体面，她的衣食，她的生存。同时“卡列宁夫人”也是她的地位和身份的所在。卡列宁无论安娜再怎么样，只要还是他的妻子，他就必须每月付给安娜一定的生活费。安娜要社交，就需要衣裳、珠宝、车马和其他各种花费，这都是卡列宁的支出。而安娜对于卡列宁来说，也只不过是这样一个需要供养的女人罢了。所以在卡列宁得知了安娜的奸情后，还十分自信的写信给她以示警告，并随信附上零用钱，卡列宁满怀信心地认为这就可以制止安娜疯狂的行为了。由此可见，卡列宁作为男权社会中拥有话语权的主宰者，他始终都是把安娜当做是一个“他者” 来对待，用以证明个人的主体地位。而安娜的不幸正在于此，即使她再优秀再勇敢顽强也无法改变她在男人，不论是卡列宁还是沃伦斯基心中他者的地位和玩偶花瓶的身份，“在父系文化的歧视下，女性被隔绝于社会，所有的个人社会出路几乎都被堵死，只剩下依附一个有权势男人一条‘捷径’了”[17]。安娜在离开丈夫后，在沃伦斯基那里依然是靠着沃伦斯基供养的，所以她交给沃伦斯基的，不仅仅是感情，还有下半生的衣食住行。而这样一种地位与她的反叛之间的冲突是十分巨大的。男性不仅在经济上占有优势，还制造了一整套的宗教伦理价值法则维护自己的地位，并且使得女性将这种观念内化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在男权社会中，对女性来讲，就是主动接受男性中心的观念，把自己视为他者，而这就是自欺”[15]。在安娜的潜意识里，始终也存在着这种男权中心观念，所以她一直处于妻性、母性、情性的矛盾冲突中。她被上流社会所抛弃，也正是因为她不能“恪守妇道”，因为她对丈夫的权威进行了反叛和挣脱。而她投身于沃伦斯基的爱情之后，她仍然维持着“他者”的地位。可见，安娜反叛的只是卡列宁的男权优势地位，而并没有意识到她需要真正改变的是彻底的颠覆自己的他者地位。安娜对沃伦斯基的这种依附关系，再加上情感的要求才会使得安娜变的偏执、暴躁。“我把一切都倾注在他一个人身上，我也越来越要求他完全倾心于我，可是他倒越来越想躲开我”[18]。这种依附关系在安娜和沃伦斯基那里并没有得到改变，这就导致了她的悲剧。
安娜并不甘心自己与卡列宁的婚姻状况才选择的反叛，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确实是对男性社会和整套伦理道德制度的挑战，也可以赋予她一个全新的意义，就是对于自己在感情家庭生活中缺失的主体地位的寻找。但是她随即就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了，失去对于男性的依附，她根本没有自己的主体地位，甚至没有自己的实在意义。于是她内心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安娜的自杀从这个角度来看既是对于爱情和幸福生活的追求，也是超越女性他者地位局限的表现，那她的自杀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尽管这个悲剧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可就是这种“人的本质的必然要求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19]才让人觉得可悲可叹，才足以立足于世界文学之林。托尔斯泰塑造了一个男人眼中的“天使”被压抑和女性意识和欲望正在苏醒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仍然被泯灭在男性话语之中。这其中，又寄寓着托尔斯泰本人对于女性意识、宗法制家庭以及整个社会的思考和批判。历来很多的评论者都认为托尔斯泰是一个典型的男权主义者，同时也是男性作家的代表。否则，就不会把安娜的结局安排的如此凄惨。但是，从安娜身上，我们却可以看到托尔斯泰含着血泪的矛盾心理。他的女性观在安娜身上是十分复杂的，而安娜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这正是现实主义作品尖锐揭露的现实所在。托尔斯泰赞美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女性的形象。安娜是符合这一种要求的形象。托尔斯泰曾借列文之口说出了他对于家庭和婚姻的看法，那就是结婚中的重要的东西就是爱情，有了爱情，人总是幸福的，而这样美好的婚姻在卡列宁和安娜身上并不存在。双方并不算是真正的夫妻，反而像是各取所需的交易。这样痛苦的婚姻，根基是不牢固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多丽与奥勃朗斯基的家庭昔日是温馨和睦的，而就是因为多丽发现了丈夫和家庭女教师之间的暧昧关系而变得火药味十足。奥勃朗斯基因为妻子年老色衰人老珠黄而在外偷情。对于这样的家庭，托尔斯泰写到的是即将解体，因为多丽认为已经没有感情了，直到奥勃朗斯基说明以后不再与别的女人有任何瓜葛，才得以恢复宁静。
于此相反的则是吉蒂与列文，托尔斯泰热情赞美了两人的爱情和温馨的家庭生活。两人心心相印，基于爱情而结合，因此，婚后两人一直过着童话般幸福的生活。而安娜与卡列宁无论是结合之前还是结合之后都没有爱情可言，所以托尔斯泰表现出了对安娜身上的女性意识的认同。家庭生活中长期处于压抑的他者地位，安娜的确被压抑的太久了。她的婚姻不是爱情的结果，而是被他人安排的。正所谓“命运可以不幸，但不能被安排”，婚姻也是如此。二人的婚姻中没有平等的地位和起码的温情，这与托翁的家庭宗旨是最相违背的。卡列宁是冷酷的官僚机器，除了追名逐利恐怕也没什么爱好了。他的这种本质与安娜崇尚幸福与精神至上的生活原则是格格不入的。他常常以男性的优越性和高高在上束缚压抑安娜。安娜一方面潜在的意识里有传统的影子，所以在自觉的遵守着男权社会的道德规范，然而内心的“我要生活，我要爱情”的萌芽在与沃伦斯基邂逅以后就萌发了。她身上的活生生的女人突然苏醒了。她痛恨卡列宁对她的压制，对她的长期忽视。对于这样的情境下的安娜，逃离是唯一的出路，而托翁也对安娜的情境给予了同情并对她的这种行为给予了认同。毕竟他们的婚姻并不符合托翁的家庭理念，安娜这样一个艳丽迷人、雍容优雅、表里如一且生命力旺盛的女人，不应该被压制在卡列宁身边。托翁借安娜说出的“我要爱情，我要生活”就是他对于女性意识觉醒的认同。“天使”的安娜由于欲望的苏醒而走上叛离，而正是托尔斯泰亲手制造的这个叛逆的女性，却最终又被托尔斯泰推到了火车轮下。安娜的女性意识的觉醒致使安娜陷入了深深的内疚之中，在女人的母性、妻性的漩涡中徘徊，这种反叛遭到了整个社会对她的封锁、嘲弄和轻蔑，尽管安娜的婚姻里没有爱情，但始终也是一个社会中的合法的家庭，而这样一个家庭要因为安娜的追求而告终时，托翁也是不赞同的。与安娜想对比，托尔斯泰塑造了吉蒂和多丽这样的女性，来寄托自己理想的家庭女性观念。吉蒂也是贵族小姐出身，生性活泼，美丽可爱。她没有安娜那么重的心事，却同安娜一样单纯善良。她与列文心心相印，两人结婚以后她从一个贵族小姐变成了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离开都市的生活，随丈夫到乡下去过温馨甜蜜的日子。处处照顾体贴丈夫的生活和感受。俨然是传说中的贤妻良母，这也是托尔斯泰所极力赞美的理想妻子。在托翁看来，女人不能离开自己母亲的角色，托尔斯泰在吉蒂身上，反映了他本人作为男性话语代表的特性。吉蒂安于家庭生活，幸福美满，正是在履行着社会赋予她职责，那便是相夫教子，一切从夫。多丽也是这样的，虽然她年纪大了而面临被丈夫抛弃的命运，她却依然在为家庭，为孩子付出，她的整个生命都要奉献给孩子、丈夫和家庭。相比这两个人，安娜在上流社会是清新脱俗的，是出淤泥而不染的，与此同时，托翁又给她某种致命的残缺，那就是“抛夫弃子”，丢弃了自己为人母天性和在家庭生活中的职责，这在托翁看来是女性最为严重的错误了。于是，安娜当然要受到上流社会的排挤和羞辱。
然而，托翁对于安娜身上的女性意识进行了惩罚，并且借此为女性找到了一条理想的出路，就是“爱的教义”。如前面所提到的，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态度是既赞同又批判的，一方面觉得她在无情无爱的婚姻中，没有平等的地位可言是可悲的，所以她追求爱情是合情的，但是另一方面，从宗教伦理上来说是有“罪”的，合情但不合理。这本书的题词是“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个“我”，应该就是托翁所理解的上帝的信仰、教义等等。安娜违背了上帝的教义和信仰，因此必须遭到应有的惩罚。而所谓的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安娜便是这样的一个悲剧。在托尔斯泰的内心深处，安娜的女权意识的萌发和扼杀正是与自己内心矛盾的女性观是契合的。托翁认为，如果你是妻子就应该顺从，应该逆来顺受，就像吉蒂一样。如果你是孩子的母亲，你就应该尽全力去做好一个母亲，就像多丽那样。安娜却没有这样做，这就是与俄国的宗法家庭观念是想违背的，因此无论托尔斯泰多么同情安娜，赞同安娜，他始终无法原谅安娜的行为，便让她葬身于车轮下。托翁在书中也对社会的风气和上流社会的落后腐败进行了鞭笞和批判，对于上流社会中男子的轻薄也予以揭露和谴责。托尔斯泰就在这部作品中，通过吉蒂和列文这对理想夫妻的生活而宣扬了自己对于婚姻和家庭的看法，那便是心怀宗教信仰，对家人对妻子充满爱，婚姻中需要爱、平等、真诚，我们可以简单的称之为“爱的教义”。男人不要以男性中心观念来压制自己的妻子，更不应该寻花问柳处处留情，而妻子应该处处体谅丈夫，照顾家庭和孩子。双方都要对对方充满爱和尊重，这样才能和睦相处 “这是被爱情所煎熬，被神的律令所压迫的灵魂的悲剧” 。安娜是一个敢爱敢恨义无反顾的女人。再回想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我们可以发现，安娜是多么的有勇气。简最终回到了罗切斯特的身边，普希金笔下的达吉亚娜也要恪守没有爱情的婚姻。巴尔扎克也在《幽谷百合》中热情的赞颂了传统礼教束缚下的淑女。而托尔斯泰将其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和诠释深深地埋藏在了这部书中。安娜“我要生活，我要爱情”的呼声一步步拉开了女性觉醒和解放的序幕。
安娜·卡列尼娜赏析
安娜是19世纪70年代俄国上流社会贵妇人的典型.她纯洁善良,诚实端庄.她在各个方面都高于一般的贵妇人,她追求个性解放,她厌恶包办的不幸婚姻.
安娜自身也很矛盾，她地位脆弱，处境不利,当时旧道德,旧封建势力在上流社会占统治地位，安娜在法律道德,教会，舆论面前地位脆弱，对个人幸福的追求构成内心世界的矛盾，使她最后走上自决的悲惨道路,她是一个开始觉醒又未完全觉醒的贵妇人.
安娜的惨死从多方面揭发和控诉了沙皇俄国特别特别是它的上流社会的腐败和黑暗
彼得堡贵夫人安娜是皇室后裔，大官僚卡列宁的妻子。她的哥哥奥勃朗斯基住在莫斯科，过着放荡的生活。他与过去的家庭女教师发生暖昧关系，妻子道丽发觉后，非常痛苦。安娜为了调解哥嫂纠纷来到莫斯科，在火车站与近卫军军官渥伦斯基邂逅。安娜的高雅风姿和笑容中蕴含的一股被压抑的生气使渥伦斯基为之倾倒。 与此同时庄园贵族列文也来到莫斯科，他已年过三十，感到建立家庭的需要，决定向他青年时代就喜爱的吉提求婚，而当时吉提正迷恋着渥伦斯基，她拒绝了列文。但渥伦斯基见到安娜后就不再与吉提交往。安娜的到来使道丽和丈夫言归于好，却使道丽的妹妹吉提陷入不幸。 列文回到乡下，埋头从事农业改革，希望以此忘却个人生活上的失意。他尝试养育优种牲畜，引进农业机器，但总不能得到应有的效益。 安娜在归途中发现渥伦斯基也同车而行，她心神不宁，却又兴奋，回到彼得堡后，安娜和渥伦斯基在社交场合经常相遇，在一次宴会上渥伦斯基向安娜表白了爱情。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时间过长，引起人们议论，回到家卡列宁警告安娜要注意社交礼仪、遵守妇道。而这种官腔和说教反而使安娜关闭了心灵之门，从此她陷入情网而不能自拔。 安娜与渥伦斯基的关系在赛马会上终于暴露：当渥伦斯基的马摔倒时，安娜的态度完全失常。回家途中安娜向丈夫承认了她是渥伦斯基的情人，但卡列宁却要求安娜一切维持现状，只是不许在家里接待渥伦斯基。 列文在农村常和农民一起劳动，向往过一种全新的生活，像农民一样朴实，但得知吉提曾大病一场，在国外疗养后即将回来，又激发了对她的爱，列文再次求婚，他们终于结合了。婚后住在庄园里，过着美满的生活，但是列文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他在农业上的各种设想常常失败，农民不信任地主。他幻想建立一种股东联营方式，使农民和地主同样得益，达到“以利害的调和和一致来代替互相仇视”，但各种新方法、新措施都无效。他不知道该如何生活，苦恼得几乎自杀，最后从一个老农那儿得到了启示：“人活着不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为了灵魂，为了上帝。” 安娜的处境越来越糟，她怀了孕，分娩时又患产褥热，几乎死去，病危时她向丈夫请求宽恕，并希望他与渥伦斯基和好，卡列宁出于基督徒的感情答应了她的要求。可是安娜病愈后又无法继续与丈夫生活下去，终于不等丈夫同意离婚，就与渥伦斯基一起到国外去了。在欧洲旅行三个月回来，安娜思念儿子，在谢辽沙生日时，她不顾一切撞进自己住过九年的那幢房子。看到儿子她激动异常，母子俩紧紧拥抱，难分难舍。直到卡列宁走进儿童室，安娜才不得不匆匆离去。从此，安娜永远失去了心爱的儿子，得不到离婚许可，与渥伦斯基只能是非法结合，上流社会的大门对她紧闭，处处遭受冷遇。她只能孤独地住在渥伦斯基的庄园里，想方设法消磨时间。当渥伦斯基一人外出时她就怀疑他另有新欢，因此两人发生口角。一次在争吵后安娜陷入绝望境地，一面写信发电报，一面追随渥伦斯基到了火车站。这时，她朦胧中想起他们第一次的相见以及当时一个工人被轧死的情景。这仿佛暗示了她的归宿。安娜向正在驶来的火车扑倒下去，生命的火焰熄灭了，她的痛苦也永远摆脱了。
《安娜·卡列尼娜》是由两条主要的平行线索和一条联结性次要线索结构而成的，整体上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后“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安排下来”的那个时代在政治、经济、道德、心理等方面的矛盾。小说通过安娜——卡列宁——渥伦斯基线索展示了封建主义家庭关系的瓦解和道德的沦丧；通过列文——吉提线索描绘出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农村后，地主经济面临危机的情景，揭示出作者执着地探求出路的痛苦心情。而道丽——奥勃朗斯基这一次要线索巧妙地联结两条主线，在家庭思想上三条线索相互对应、参照，勾勒出三种不同类型的家庭模式和生活方式。作者以这种建筑学而自豪，圆拱将两座大厦联结得天衣无缝，“使人觉察不出什么地方是拱顶”。
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优美丰满的女性形象之一。她以内心体验的深刻与感情的强烈真挚，以蓬勃的生命力和悲剧性命运而扣人心弦。
安娜第一次出现时的音容笑貌令人难以忘怀：她姿态端丽、温雅，一双浓密的睫毛掩映下的眼睛中“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在她的脸上流露……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全身心，违反她的意志”，在眼神和微笑中显现出来。在这幅出色的肖像中展现了安娜的精神美，也提示我们去探究她的生活之谜。安娜父母早逝，在姑母包办下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岁的大官僚卡列宁。婚后在宗法思想支配下她曾安于天命，只是把全部感情寄托在儿子身上。渥伦斯基唤醒了她晚熟的爱情。她渴望自由而大胆地爱，不愿像别特西公爵夫人那样在家宴上公开接待情人；也不愿接受丈夫的建议仍然保持表面的夫妻关系，偷偷与情人往来；终于冲出家庭与渥伦斯基结合，公然与整个上流社会对抗。从此安娜失去了一个贵族妇女在社交界的一切地位和权利，除了渥伦斯基的爱，她一无所有，因此，她热烈而执着地献身于这种爱。确实，在国外，在渥伦斯基的庄园里，安娜曾体验过短暂的“不可原谅的幸福”。她丢弃母亲的天职，但内心无法平息因失去爱子而产生的悲伤；她想昂起骄傲的头，宣称她是幸福的女人，但却摆脱不掉有罪的妻子的意识。她的灵魂一直受到折磨。而孤注一掷的、囿于自我的对渥伦斯基的爱又不可能得到相应的感情反响，安娜绝望了，她在临终前满含怨愤地喊出：“一切全是虚伪、全是谎言、全是欺骗、全是罪恶。”
安娜的形象在作家创作过程中有过极大变化：从一个低级趣味的失足女人改写成真诚、严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女性。托尔斯泰通过安娜的爱情、家庭悲剧寄寓了他对当时动荡的俄国社会中人的命运和伦理道德准则的思考。作家歌颂人的生命力，赞扬人性的合理要求；同时，他又坚决否定一切政治、社会活动（包括妇女解放运动）对改善人们命运的作用，强调母亲——妇女天职的重要性。作家世界观的矛盾构成安娜形象的复杂性。一百多年来各国作家按自己的理解把安娜搬上舞台、银幕、荧光屏。安娜形象一直激动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读者，这正说明安娜形象的艺术生命力是不朽的。
在这本作品当中，作者塑造了一系列反映当时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最重要的是以上流社会贵族生活为主要，在其作品当中，能体会到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很讽刺的生活以及当时的社会价值观。作品当中的女主人公安娜，作为一个19世纪贵妇来说，爱情是她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唯一道路，否则她只能是卡列宁的附属品，安于做一个没有爱情的贤妻良母。同伏伦斯基的爱情是她张扬生命的唯一途径，她的一切人生价值都寄托在此。赋予她新生的是爱情，置她于死地的也是爱情。她的死有社会原因，但重要的是自身原因：爱情至上主义，但又带着浓厚的旧有传统烙印，来自上流社会的、家庭的、伏伦斯基的压力都承受住了，但她无法战胜自己，当伏伦斯基对她冷淡时，她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产生了强烈的悔罪意识：“上帝，饶恕我的一切！”——最后一语。神权、夫权、爱情的幻灭共同置安娜于死地。在安娜身上，可以看到当时女性用于追求自由与爱情的一面，在这个方面来说，是值得我们去尊敬的，但她又有自己本身的局限性，面对着重重的压力与传统理念的根蒂，她妥协了，她最后选择了用死亡去解脱自己，因此，安娜是一名追求幸福却被封建制度吞噬的悲剧人物。而作为整部作品的男主人公伏伦斯基，他是一个风度翩翩、热情浪漫以及生气勃勃的人，在众多上流社会的交际场合上，他都是场内女性追寻的焦点，深得众多女性的喜爱，可谓是“彼得堡上流社会花花公子的活标本”。 在他们的爱情刚开始时,对伏伦斯基来说有一丝猎艳的味道,他对安娜的最初追求除了安娜那迷人的风姿对他的吸引外，主要是满足他的虚荣心:“追求一个上流社会的贵夫人,无疑会使他身价倍增”。但随着他们见面次数的增多,尤其是每次见面时看到安娜脸上那竭力用理智压抑但却难以束缚的“快乐的一闪”,激发了他对安娜的真心的爱恋。在一段时间里面，他真的给予了安娜八年结婚生活中从没有过的爱情的幸福，但激情过后,得到的不再是爱情,而是空虚，在面对安娜越来越严厉的管束时，他觉得很不自在，面对着安娜对于自己强烈的占有欲，不允许其有任何的自由活动空间与权力时，他很反感，也做出了一系列的反抗，他觉得他还有自己的生活与事业，绝不能对外界不闻不问，这就造就了两者关系的分裂，到最后，导致他们的爱情随风飘走，因此，伏伦斯基是一名不甘于被束缚的花花公子。卡列宁是安娜的丈夫，在这里他是以大官僚的身份出现于作品中，他总是要求安娜跟他出席一些他们官员的聚会的场合，而在他的人生中，不断的去追寻名利，在面对自己妻子对爱情背叛的时候，他却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当时所处的政治地位，要求安娜保持低调，不要太张扬，以免威胁到他的政治地位，而在安娜分娩时，他面对安娜的请求时，他都接受了，在爱情道路上，他是受害者，面对自己妻子的背叛，他无助，彷徨，但面对自己的政治地位，他野心勃勃。 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具有及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贵族妇女。她不满于封建婚姻，追求真挚自由的爱情。当她不顾丈夫的威胁，公然与青年军官渥伦斯基结合在一起时，整个上流社会就一起向她施加种种可怕的侮辱和非难。但花花公子渥伦斯基有背叛了她。安娜付出了失去家庭、儿子和社会地位的高昂代价，真挚自由的爱情不仅没找到，而且陷入难堪的处境，她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于是以自杀的方式向这个社会提出了最严正的抗议。
作为贵族社会思想道德的叛逆者，安娜追求的虽然只是个人的爱情自由，采用的也只是个人反抗的方式，但她勇于面对整个上流社会，誓死不做虚伪的社会道德的俘虏：在冲破封建束缚，反抗社会压迫方面，她做到了处在她那个地位和环境中所可能做到的一切。这对当时的贵族资产阶级社会，具有深刻的批判揭露意义。托尔斯泰由于世界观的矛盾，在同情安娜不幸遭遇的同时，又从宗教伦理观念出发，谴责安娜缺乏忍让的宗教感情，没尽到做妻子和母亲的责任。为此塑造了在爱情问题上能够迷途知返的吉提和忍辱求全的杜丽的理想形象来和安娜进行对照，用列文和吉提的理想化的幸福家庭来和安娜的不幸福的家庭相比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安娜及其悲剧的批判力量。“王子与公主从此就幸福的在一起了”，这句话是很多童话故事的结尾，当王子和公主为了爱情，几经磨难，最后终于欢聚在一起的时候，人们为他们的爱情祝福，以为他们从此就生活在理想的世界里。但是童话终究不能代替现实，现实中的爱情残酷而苍白。而这部作品就从现实的角度上来阐述了王子与公主在一起后的生活。在这部作品中，上演的是公主与王子的为爱追逐的故事，但公主为王子放弃了其丈夫、孩子以及家庭，还要承受多方面的压力，而王子却没做出什么，当其对公主产生厌恶的时候，却丝毫没有顾虑到公主的感受，只是一味的去寻找其想要的东西，在公主得到王子的时候，却觉得爱情就是绝对性的占有，不允许王子拥有任何的自由活动空间，造就了双方感情的变异，一旦爱情变成了负累，那就无论是什么都是错的，所以最后公主选择了自杀的方式来解脱，虽然结局是很悲惨，因为相对于这个用于追求自己幸福的女人，在冲出重重围堵后，应该要拥有童话般的幸福的生活，但是却恰恰相反，这是可悲之处。而在作品中，可以清晰地体会到人物形象的心理变化。作品中多处对当时人物所处的环境进行具体形象的描写，用于衬托出当时故事情节所要发生的事情，使作者向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更为具体的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很多地方，作者都是通过一些人物很细致的动作或者是言语来表现出人物的特征，因此，作者对于词语的运用是相当的精炼，而且还很注重细节的描写。《安娜·卡列尼娜》巨大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使得这部巨著一发表便引起巨大社会反响。托尔斯泰并没有简单地写一个男女私通的故事，而是通过这个故事揭示了俄国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并由此来鞭挞它的不合理性。作品描写了个人感情需要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冲突。1877年，小说首版发行。据同代人称，它不啻是引起了"一场真正的社会大爆炸"，它的各个章节都引起了整个社会的"跷足"注视，及无休无止的"议论、推崇、非难和争吵，仿佛事情关涉到每个人最切身的问题"。但不久，社会就公认它是一部了不起的巨著，它所达到的高度是俄国文学从未达到过的。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兴奋地评论道："这是一部尽善尽美的艺术杰作，现代欧洲文学中没有一部同类的东西可以和它相比！"他甚至称托尔斯泰为"艺术之神"。而书中的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则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最优美丰满的女性形象之一。这个资产阶级妇女解放的先锋，以自己的方式追求个性的解放和真诚的爱情，虽然由于制度的桎梏，她的悲剧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但她以内心体验的深刻与感情的强烈真挚，以蓬勃的生命力和悲剧性命运而扣人心弦。它最吸引人的是她胆大的作风以及华丽的文字和恰到好处的张力给这本旷世之作赋予了生命。也让后人能够记住它，不需要太多的理由。作品描绘了俄国从莫斯科到外省乡村广阔而丰富多彩的图景，先后描写了150多个人物，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小说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是首次成功地采用了两条平行线索互相对照、相辅相成的"拱门式"结构，并在心理描写上细致入微、精妙绝伦。小说中那大段的人物内心独白，无疑都是现实主义描写的典范。100多年来，《安娜·卡列尼娜》的巨大成功不断地得到人们的肯定与高度推崇，它的成就和影响无疑是空前的。它把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推向了最高峰，树起了一面高耸入云的丰碑。另一方面，人们又把《安娜·卡列尼娜》当做俄国19世纪现实的教科书。正是通过它，许多人了解到了俄国19世纪70年代的社会现实。俄国后来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对社会的攻击便是从这里开始的。俄国革命的领导人列宁曾反复阅读过《安娜·卡列尼娜》，以至把封皮都弄得起皱了。他说："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里能提出这么多重大的问题，能达到这样大的艺术力量，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了一个第一流的位子。"勇敢的、向上流社会提出挑战的叛逆女性。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以前，没有任何一个女性形象能象安娜那样反叛自己的出身，简最终回到罗切斯特身边，屠格涅夫按传统道德标准塑造理想女性，普希金笔下的达吉亚娜恪守着没有爱情的婚姻，巴尔扎克把欧也妮送上了归于传统的道路。而安娜是义无反顾的，最后也不愿回到沉闷的生活中去，以死抗议了没有爱情的婚姻，抗议这个毁灭真情的社会专制制度。安娜是女性觉醒和妇女解放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浅谈《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心灵辩证法
摘 要： 托尔斯泰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的《安娜・卡列尼娜》运用多种方法描写人物的心理。本文是从心灵辩证法角度来分析《安娜・卡列尼娜》的心理描写特点，以更好地体会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关键词： 心灵辩证法;心灵的运动;内心矛盾
列夫・托尔斯泰在心理描写艺术上表现出了卓越的才华，在他看来，描写人内心的复杂世界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他是一位描写人物心理的艺术大师，这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在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中，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心灵辩证法”。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心理分析具有不同的方向：一类作家热衷于刻划性格的轮廓;另一类作家善于描写社会关系与生活冲突对于性格的影响;第三类作家乐于说明感情与行动的联系;第四类作家精于剖析种种激情;而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趣的，却是心理过程本身，是这过程的形态和规律，用一个特定的术语来表达，就是心灵的辩证法”。[1]他说：“他不是局限于描写心理过程的结果―过程本身也引起了他的兴趣”。[2]托尔斯泰习惯于从体悟和解剖自己的心理开始，然后推己及人地在作品中表现人物的心理，进而展示人物的思想性格的演变，其心灵辩证法包含了许多内容。
一、心灵的运动
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主要指心灵的运动，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加以表现的并不是运动的结果，而是实际运动的过程”。[3]
(一)对主人公一生的心理变化进行叙述：
“传统的心理描写一般是根据人的社会环境来刻画人物性格，注重的是环境对人物心理的`制约作用”，[4]但是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注重的是人物内心的运动，是瞬间万变的外部世界在人物内心上的流程。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的心理变化过程是沿着两条路线发展的：在探索社会改革的问题上，列文由执着追求到失败后的绝望;在探索个人幸福和生命意义问题上，列文经历了迷恋、挫折，最后在宗教中找到了解脱。可以看出，列文的精神探索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的。另一个主人公安娜的心理描写也是有层次的，她由爱情觉醒到个性解放、进行抗争，再到她看清了伏伦斯基、卡列宁、贵族社会，她对人世绝望了，最后走上了自杀的道路，这三个阶段具有连续性，又呈现出变化。
(二)对人物的瞬间的心理变化进行详述：
小说对人物的瞬间心理变化也有着详尽的描述，能够揭示某种情境中的人物心理变化。
在列文向吉娣求婚这一章节中，因为吉娣知道列文和伏伦斯基都喜欢她，她要做出选择，那么她的情感思想就必然在两个人之间流动。托尔斯泰先进行了概述 ，“在吃过晚饭到晚会开始前的这段时间里，吉娣的心情就象一个初临战场的新兵。她的心卜卜直跳，头脑里思想翻腾”。[5]接着吉娣回顾了她的童年时代，随着心理的流动，托尔斯泰描写吉娣想到伏伦斯基、列文时的不同感受;她的心理继续流动着：吉娣一想到未来同伏伦斯基在一起，她就感觉很幸福，一想到同列文在一起时就觉得前面一片迷雾。由此可见，在这一特定情境中，吉娣的心理是曲折着向前运动的，这些心理描写十分细腻，体现了托尔斯泰心灵辩证法的特点。
二、对人物内心充满矛盾的描写
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还指对人物内心的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描写。同一个人物的思想感情在不同的情境中，或者在同一个情境中的不同时间，有时候会发生转化。
当安娜遇到伏伦斯基时，内心的热情就被唤醒了，她憎恨卡列宁、贵族社会。可当她处在死亡边缘的时候，她却认为卡列宁是好人，希望自己能被卡列宁原谅，这种心理的转变就体现了心灵辩证法;同样，卡列宁本来想要与安娜离婚，可是当卡列宁走到安娜的病床前，面对后悔万分的安娜时，卡列宁的心理发生了大转弯，他饶恕了安娜，又向伏伦斯基伸出了表示宽恕的手。可以看出，在安娜病危这一章里，无论是安娜还是卡列宁，其心理轨迹都发生了逆转，包括善与恶、爱与恨的转换，托尔斯泰揭示了人内心世界的复杂现象。
总之，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内心活动是通过各种手法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的，体现出作者高妙的心灵辩证法的描写角度，塑造了极具艺术魅力的人物，作者用他杰出的心理描写震惊了全世界。
注释：
[1]杨思聪：《<安娜，卡列尼娜>鉴赏》，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2]转引自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下卷(一)，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3]转引自莫蒂蓼娃：《列・尼・托尔斯泰的世界意义》，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 1957年版。
[4]张文焕：《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版，第1期。
[5]列夫・托尔斯泰著、草婴译：《安娜・卡列尼娜》，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参考文献：
[1]贝奇柯夫著、吴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