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摘要： 婚姻构成家庭，其相关法律知识是家庭结构稳固的法律基石。 自《民法典》颁布以来，婚姻家庭编各项法律规定的变动已经影响到每个人，为了解答大家对婚姻家庭编修改产生的疑问，参照现实中的新闻热点，贴合相关法条规定，从而提炼了多个实用问题并将问题的解答归纳成文，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理解婚姻家庭相关法律常识。
毕莹，北京维卓律师事务所联合创始人，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研学导师，企业合规师，婚姻家庭指导师，是婚姻家庭法实务方面的资深专家。擅长处理中小企业法律事务，对婚姻家庭、合同纠纷、消费者权益等类型案件有极深的研究。
一、关于夫妻财产约定与夫妻之间的赠与问题
当夫妻约定一方房产归双方共同所有时，该约定属于夫妻财产约定还是夫妻之间的赠与？应当适用《婚姻法》第19条还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6条？《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1065条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该条规定的内容专指夫妻财产制选择约定还是包括婚内其他财产约定？应当认为夫妻约定的内容不是封闭型的，而是开放式的，前述两种约定都在此列。关于“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含义，理解为债权的约束力可能更符合立法本意，即夫妻财产约定仍需遵循物权编的一般物权变动规则，夫妻一方可依照约定的内容请求另一方协助办理房产变更登记手续。
无论夫妻双方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对方的比例是多少，都属于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这种约定是否可以撤销？
我国《婚姻法》中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根据《民法典》第464条第2款，在处理有关婚姻家庭领域纠纷时，应当优先适用婚姻家庭编的规定，当该编没有规定时，根据其性质可以参照适用合同编、物权编的规定。夫妻双方有关房产赠与的约定，虽因身份关系而产生，但双方的约定具有财产性质，可参照合同编规定进行裁判。一方赠与另一方不动产或约定夫妻双方共同所有，在没有办理产权变更登记之前，依照合同编第658条的规定，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这与婚姻家庭编的规定并不矛盾。“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不意味着可直接排除具有赠与意愿的夫妻财产约定中的一方在财产权利转移前的撤销权。故夫妻一方将个人房产约定为共同所有，赠与人在产权变更登记之前可行使任意撤销权，这类纠纷应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6条的。
有关经过公证的夫妻房产赠与约定不得撤销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公证程序是个动态过程，因当事人的自由选择而启动，经公证人员的讲解清晰化，通过当事人付费和签署来确认。预设赠与人已经过认真考虑和衡量，故应保证合同的严肃性，不能再赋予赠与人撤销的权利。另一方面，从公证的效力来看，具有债权内容的合同一旦经过国家公证机关的确认，即具有直接申请法院执行的效力，这种合同不得撤销。
夫妻之间的约定非常重要。从内部效力而言， 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在处理有关夫妻之间约定纠纷时，不宜以产权登记作为不动产权属的唯一依据，应尊重夫妻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从外部效力而言，取决于第三人对夫妻财产约定是否知晓。由于目前我国夫妻间的财产约定缺乏一个公示平台，外人很难知晓其约定的具体内容。第三人若非明知，则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法律应当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二、有关忠诚协议的认定问题
夫妻之间签订的忠诚协议，应由当事人本着诚信原则自觉自愿履行，不应赋予此类协议强制执行力。一方面，若相关忠诚协议得到法院的支持，当事人为了获取证据，窃听电话、私拆信件以及对个人隐私权更为严重的侵犯情形都可能发生，其负面效应不可低估，夫妻之间的感情纠葛可能演变为刑事犯罪案件。另一方面，赋予忠诚协议法律强制力的后果之一，就是鼓励当事人在婚前签订一个可以“栓住”对方的忠诚协议，这不仅会加大婚姻成本，也会使建立在双方情感和信任基础上的婚姻关系变质。从法律不保护婚约的情况看，忠诚协议这种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身份协议，实质上属于情感、道德范畴，违反协议一方甘愿净身出户或赔偿金钱，为自己的出轨行为付出经济上的代价，固然值得称赞。但若一方反悔不愿履行，综合考虑各种利弊因素，不宜赋予忠诚协议强制执行的效力。从国外对夫妻之间忠诚协议的态度来看，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对夫妻忠诚协议或忠诚条款的效力均持否定态度。笔者非常赞同王利明教授所持的观点，即国家公权力在涉及有关个人情感、隐私领域时，应当保持一种谦抑的态度。
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离婚协议对于房产的约定能否对抗强制执行的问题
法律规定的物权变动方式涉及对第三人权益的保护，不宜轻易突破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因离婚财产分割协议而导致房屋所有权转移的，是基于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故应当定位于基于法律行为引发的物权变动。根据《物权法》第9条的规定，离婚房产权属约定必须经不动产登记才发生物权效力。如果申请执行人是诉争房屋的买受人，其享有的是对诉争房产的物权期待权，离婚协议中关于房产权属的约定未经公示，难以与之对抗；当申请执行人对诉争房产享有抵押权等担保物权时，其作为优先债权人，债权因登记而具有公示对抗效力。
离婚协议本质上属于民事合同，不应具有直接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未进行不动产变更登记时，权利人对相关不动产仅享有债权请求权。若离婚财产分割行为发生在执行依据的债务形成之前，并可合理排除夫妻双方串通通过离婚方式逃避债务的可能性，可认定债务人前配偶所享有的债权优先于申请执行的普通金钱债权。
“唯一家庭生活住房”不宜作为异议权成立要件，因为现行法对婚姻家庭住房没有给予特殊优待，现行法对“唯一家庭生活住房”的执行已有特别保护的规定，上述观点可资赞同。另外，实际权利人对于未办理房产变更登记是否存在过错也应是一项考量因素，比如争议房产存在按揭贷款等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如被执行人不履行离婚协议有关房产的约定，原配偶在该房产被查封之前已通过诉讼裁判被执行人为其办理房产变更登记，只是查封时尚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等，为保护其正当权益，可以认定其享有的民事权益优先于普通金钱债权。
四、审判实践中如何认定继父母与继子女间形成扶养关系的问题
关于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关系的类型，可以分为名分型、共同生活型、收养型三类。在继父母子女的关系上，存在两种立法体例，一种是以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为出发点，继父母与继子女间产生权利义务的唯一途径是建立收养关系。另一种是基于维护子女利益的考虑，在扶养关系中对继父母与继子女的关系都有专门的规定。
在认定继父母与继子女形成扶养关系的问题上，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第一，双方要有形成扶养关系的意愿。如基于维持婚姻关系的初衷而对继子女抚养照顾的行为并不代表继父母有希望充当继子女父母的意图。第二，继父母与继子女间从直系姻亲关系转化为法律拟制的血亲关系，抚养教育的时间不应太短，避免权力义务关系的失衡。第三，在认定形成扶养关系时，既包括继父母对继子女的抚养教育，也包括继子女对继父母的赡养扶助。这样可以鼓励继子女主动赡养继父母，将来也可以继承继父母的遗产。第四，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拟制血亲关系可以解除。即生父母与继父母离婚时，作为继父母的一方对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明确表示不再继续抚养的，应视为继父母与继子女关系自此解除，他们之间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不复存在。第五，受继父母抚养成人的继子女，应当承担赡养继父母的义务。一旦认定形成扶养关系，即便生父母与继父母离婚，成年继子女对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继父母仍然有赡养的义务。
五、无效婚姻或者被撤销婚姻的财产处理规则
对于如何处理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财产，法院应当旗帜鲜明地保护合法婚姻。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调整的是具有配偶身份关系之间的财产关系，是以有效婚姻为前提的。至于保护妇女权益，法律保护的也是妇女的合法权益，不应该保护违法婚姻中妇女的权益。
《婚姻法司法解释一》规定：“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按共同共有处理，但有证据证明为当事人一方所有的除外”。为明确该条的可操作性，笔者建议修改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各自的收入以及继承和受赠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同居期间共同购置的财产按照出资情况按份共有。这样规定一目了然，也符合立法本意。对于无效婚姻或者被撤销婚姻的无过错一方，《民法典》既规定了处理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要照顾无过错一方，又规定了无过错一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这样双管齐下的保护措施，能够有效地保护无过错一方的合法权益，值得点赞。
六、离婚时涉及的居住权问题
《民法典》第367条、第371条分别规定了以合同方式和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问题在于法院能否通过裁判设立居住权？
在离婚案件中，如果法院不能通过裁判方式设立居住权，仅通过当事人协商一致签订居住权合同的方式解决离婚时的经济帮助问题，势必减损居住权功能，不利于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当然，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可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判决居住权的期限。如对离婚时生活困难的一方，判决其对另一方的住房享有2年、5年等年限的居住权或者居住到其再婚时为止。对于结婚多年、生活困难的老年人，甚至可以判决其生存期间一直享有居住权。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帮助不能作为无期限的生存手段，否则有悖公平原则。如某甲诉某乙腾退房屋纠纷一案，某甲与某乙在法院调解离婚，约定某甲单位分配的公房由某乙继续居住，但未约定具体的居住期限。离婚后某甲取得了房屋产权，某乙与他人结婚并生育子女，某甲起诉要求某乙及其丈夫、子女腾退房屋。为了保住涉案房屋，某乙在诉讼期间与后任丈夫离婚。笔者认为，这种行为属于典型的“吃定”前配偶的情形，虽然某甲与某乙离婚时调解协议未对某乙的居住期限予以明确约定，但并不表明某乙可以永久居住。某乙在涉案房屋中居住多年且再婚生育子女，无论从居住的合理期限以及某乙家庭生活的变化、某甲应享有的物权方面考虑，均应支持某甲的诉讼请求。某乙虽在诉讼中与后任丈夫离婚，但并不能因此逃避腾退房屋的义务。
本文首先对夫妻忠实义务的定义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作了阐释，对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性质作出界定，然后从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国情、法理研究以及司法实践等角度阐明在婚姻法中规定夫妻忠实义务的必要性，最后，本文着重对“忠实”的法律性质定位、违背夫妻忠实义务是否可以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以及违背此义务的过错方应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在现存的理论观点和立法与司法解释规定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以期有助于对该问题的认识的深化。
[关键词] 夫妻忠实义务 配偶权 不可诉条款 法定离婚事由 损害赔偿责任
一． 引言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夫妻是家庭的主体和基础。夫妻和睦换来家庭的稳定和幸福、而家庭的稳定和幸福换来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而家庭的和睦要求作为家庭主要成员的夫妻之间必须恩爱和睦、互相忠实，这既是社会传统习惯的要求，也是我国相关法律的要求。
婚姻是一叶扁舟，若要达到幸福的彼岸，需要夫妻间互相忠诚、真诚配合、患难与共。幸福的婚姻使人如沐春风、甜蜜有加；不幸的婚姻让人身心憔悴、饱受创伤。
婚姻需要理解和宽容；需要体贴和信任；需要爱情和忠诚；需要面包和和谐的夫妻生活。
二． 从法律角度定位的夫妻忠实义务及相关概述
按惯例和习惯、关于夫妻忠实义务可以作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狭义上的夫妻忠实义务，又称贞操忠实义务，仅仅意味着配偶性生活的排他专属义务。〈一〉，广义上的夫妻忠实义务，不仅包括夫妻在性生活上互守贞操，不为婚外性行为，也包括夫妻之间不得恶意遗弃配偶他方，不得为第三人利益牺牲、损害配偶他方的利益。本文所要讨论的夫妻忠实义务是取其狭义的理解，即贞操忠实义务。在早期，忠实义务不是配偶双方的义务，而是强加给女方单方的义务，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男系血统的纯正。因此，法律对于妻子贞操的要求极为严格，对失贞的妇女处置十分严厉。反之，对丈夫的通奸行为却极为宽容，使得夫妻在忠实义务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这样的规定是极其不科学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人们法律意识和素养的提高以及对人权保护力度的加强，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认识也更加科学、更加合理。
在我国婚姻法对夫妻忠实义务作出界定前，对夫妻忠实义务是属于道德义务还是法律义务存在争议，有这么几种观点。一是有人认为夫妻忠实义务从根本说是一项道德义务，甚至仅是一项并非公认的道德义务。⑵二是认为夫妻忠实是夫妻之间两性关系的义务，这实际上也是排他的权利，法律明确夫妻之间有相互忠实的义务，旨在以立法方式端正人们的婚姻态度。⑶三是认为夫妻忠实是一项法律义务，违反此义务的配偶和第三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且另一方可以报告当地公安机关或司法机关申请排除障碍。⑷新婚姻法吸收了争论的成果，对夫妻忠实义务进行了规定，使其上升为法律义务，但是，我们应当明确这并不意味着夫妻忠实义务与道德无关，而是我国法律
所体现的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统一，治理这一问题必须做到两者的互补与和谐，这一点是我们认识夫妻忠实义务法律性质的前提。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性质还要注重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1>、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性质定位 。笔者认为，配偶权是基于夫妻法律规定的夫妻身份地位而产生的基本身份权。从法律性质上看，具有权利义务的复合性，即在配偶权中权利和义务不可分割，行使权利亦即履行义务。原则上这种身份权权利人不得放弃，甚至可以认为权利人有行使它的义务。配偶权虽然本质上是权利，却是以义务为中心。权利人在伦理道德的驱使下自愿或非自愿的受制于相对人的利益，因而权利中包含着义务。所以，虽然夫妻忠实义务名为“义务”，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在本质上它却是权利与义务的复合体。是男方的义务，意味着这也是女方的权利；同样，是女方的义务，意味着这也是男方的权利。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2>、夫妻应当相互忠实是夫妻双方共有的权利和义务。即丈夫有要求妻子对自己忠实的权利，而同时自己负有对妻子忠实的义务，相对应而言，妻子有要求丈夫对自己忠实的权利，而同时自己负有对丈夫忠实的义务。这里，还有一点需要加以强调说明，有的学者认为夫妻忠实义务不仅拘束配偶权权利主体，而且拘束其义务主体。一方面，它要求配偶之间相互保持爱情专一、感情忠诚，相互忠实于对方；另一方面，它还拘束配偶权的其他义务人，即从配偶权的绝对权的性质出发，要求一对配偶以外的任何其他人，都对该对配偶负有不得破坏该对配偶的贞操义务，任何负有这样义务的人与配偶一方通奸，破坏配偶一方的贞操，便构成了侵害，就是违背了忠实义务，就要承担责任。这种观点有合理的成分，但是，对忠实义务的主体的定位却不敢苟同。因为，对夫妻忠实义务而言，它的主体只可能是有夫妻关系的配偶双方，至于上述观点所表述的第二个方面固然是存在的，但是，它并不是夫妻忠实义务的内容，而是基于其他的规定派生出来的，所以，在对夫妻忠实义务进行法律定位时，对主体的界定也是尤为重要的，那就是主体只可能是夫妻双方，而不存在第三方，至于对有过错的第三方则要按其他的相关法律规定追究责任。
三、在我国婚姻法中夫妻互相忠实义务规定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在婚姻法修订以前，对要不要将夫妻忠实义务规定在婚姻法中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无为说”。这种观点认为婚姻本身包含夫妻忠实义务，就要求夫妻相互忠实，而法律没有必要另做规定。但是，法律的适用有一条基本原则，就是“法无规定不违法”，既然法律不规定，那么侵权的一方完全有理由依此进行反驳，而法律也无法对其进行制裁，只能依靠道德或者舆论进行批判。所以，“无为说”站不住脚。
（二）。“不通说”。该说认为这个规定用意是好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行不通。他们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总有部分当事人有不忠实配偶的言行，如果法律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一方违背此义务，他方就有权寻求法律帮助和救济，不论是自行捉奸还是请求公安机关帮助或者通过其他的途径，均可能会出现一幕幕捉奸闹剧。不通说主张者本身并不否认夫妻应当相互忠实，主张增设照顾无过错方这一原则。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体现对无过错方的照顾及追究过错方的民事责任，从而维护法律公平和公正的理念。但是，该说有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其论点和对策在法理上有矛盾。你既然主张不把忠实义务进行规定，又如何保护无过错方，如何惩罚过错方呢？这个对策没有法律依据，夫妻没有相互忠实的义务，何来的过错与惩罚？
（三）、“倒退说”。该说认为将夫妻忠实义务规定在婚姻法中是立法及社会道德的倒退。持这种观点的人的错误在于他没有看到后果。不可否认，在当今社会，非传统的两性关系正在发展，但是，可以肯定的说，传统的婚姻关系仍然是社会的主流。如果按照“倒退说”的想法，已婚者不必忠实于配偶，完全凭感觉，那样只会进一步加剧时风日下、道德评价混乱的局面。另外，此说完全没有考虑子女的利益，而在现实生活中，子女可能是夫妻关系出现问题时最大的受害者。
通过对上述几种错误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到看到他们都有各自无法克服的缺陷，同时也证明了我国新修订的婚姻法在总则部分对此加以规定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这一规定有特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性质，符合一夫一妻制的根本要求。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夫一妻制是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根本制度。而随着改革开放和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也出现了例如“卖淫嫖娼”、“包二奶”、“包二爷”等丑陋的社会现象，这是与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求国家和社会对这种现象加以规定和管理，对相关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处理和制裁。其次，对夫妻忠实义务规定是夫妻双方共同一致的内在要求。夫妻双方都希望能够在法律中对这一义务加以规定，从而对双方的行为加以界定，从法律和道德的角度对夫妻双方的行为加以约束。于是可以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加以参照和遵循，当有一方违背这个义务的时候，另一方可以拒理依法力争维护自己的权益，要求对方负责。这样规定就可以为双方提供一个行为的准则，在作出相应行为的时候，就要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违背了法律的规定，从而起到社会一般预防的重要作用。再次，法律对忠实义务加以规定是对配偶、子女身心健康法律保障的要求。法律对夫妻忠实义务加以明确，就可以对配偶的身心健康提供法律保障，夫妻双方生活在一起，也会对后代及社会风气、道德等上层建筑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同时，我国作为一个新世纪的法治国家，如果法律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也是名实不符的。而且，对子女而言更加重要，它可以使子女在良好的家庭氛围中健康成长，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同时，夫妻的行为也会对子女有耳濡目染的影响，法律的规定必然促进这种良好影响。最后，法律对其加以规定，为其他调整婚姻关系的制度提供了法律上的理论依据。“法无规定不违法”，只有对其加以规定，在保护无过错方和惩罚过错方时才能作到有理有据。另外，它还可以为处理婚姻家庭中出现的其他问题，如离婚损害赔偿等提供法理依据。所以，新婚姻法的关于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立法惯例，有其特殊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有其特殊的必要性。
三、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
虽然新修订的婚姻法对夫妻忠实义务已作出明确的规定，但第四条的规定只是一个不可诉条款，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解释中指出，“当事人仅以婚姻法第四条为依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诉讼。”也就是说，在诉讼中不能直接以它来处理和解决纠纷。有的学者认为，这一条司法解释属于倡导性条款，只是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告知社会，体现的是德治结果，而非法治目标。所以，如何根据法律的规定来维护当事人尤其是受害一方的权利，如何对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进行处罚，应该引起我们的强烈关注，在立法、法律解释及法学理论研究中都要继续探索和深入。下面就几个比较典型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
（一）.对“忠实”的法律性质定位要作出明确的界定。夫妻忠实义务已经写入新修订的婚姻法中，并写入到总则之中，这足以表明了立法者及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但是，笔者认为，立法或者司法解释应该对何为“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出明确的界定，这也是把这条不可诉条款具体运用到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前提。那么，如何界定它的含义呢？笔者认为，对其的定位既不能范围过大，过于笼统、概括，现实生活中无法进行操作，也不能太过狭隘、以偏概全，不能全面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现象。要尽可能的能够将现实生活的现象加以总结概括。根据本文所述，本文所讨论的夫妻忠实义务是狭义的忠实义务，就是配偶夫妻生活的排他专属义务。只有夫妻配偶中的一方侵害了双方夫妻生活的专属性权利，才能根据他（她）的行为来追究责任，否则，就不能根据法律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对当事人处罚。有的学者从广义出发，认为除了夫妻生活义务的忠实以外，配偶一方还不能因个人原因或者其他非法目的对另一方的人身、荣誉、财产（包括夫妻共同财产和采用约定财产制的对方财产）等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否则，也认定为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笔者坚持狭义的夫妻忠实义务的定位，至于对上述行为（广义）的处罚，应该根据其他民事法律而不是婚姻法中的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进行追究。
更进一步分析，怎么界定夫妻有一方的行为已经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呢？也就是说，在法律上如何给“忠实”进行定位。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以下几种行为确定为其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应该对其作出谴责：一是重婚行为，包括两种即法律重婚和事实重婚，法律重婚是指在先前婚姻合法存续的情况下又于他人履行法定结婚程序，事实婚姻是指在先前婚姻合法存续的情况下又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二是有配偶而与他人同居的行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包二奶”。三是通奸行为，是指男女双方自愿的、暂时的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四是卖淫嫖娼行为，这种行为无疑也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应该受到法律的谴责。所以，对“忠实”的定义和适用要有明确的界定，不仅在学理上要求明确，在法律上更应该尽量具体，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它的功用。
（二）.是否将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对于应否将违背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历来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修订之前的《婚姻法》规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事由，后来的立法又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规定了几种具体的法定情形，对离婚的适用提供了确切的法律依据。但是，法律一直没有把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之一。原来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标准不仅对于法官掌握判断夫妻感情已破裂标准难度极大，而且在确定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离婚理由上，给法官以主观臆断的极好借口，往往造成一些与事实不符的判决。针对这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司法解释，就如何确定夫妻感情破裂规定了具体的使用标准，但是，违背夫妻忠实义务能否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仍在讨论中，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
所以我个人认为，目前还不宜将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仅以第四条即夫妻忠实义务为依据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不受理，从这一条的法律精神可以看出立法者的意图，将其规定为法定离婚事由不仅于此冲突，而且时机还不成熟。其次，将此规定为法定离婚事由可操作性有待考证。根据婚姻家庭关系自身的特点以及法律精神看，这一问题还要更多的依靠德治，就是通过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来最终解决，而不宜直接通过公共权力加以硬性的处理，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如何取证等一系列问题，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最后，有的学者认为应将违背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他们认为如此规定的实质，是将违背忠实义务的法定离婚事由确定为无过错一方当事人提出离婚的法定事由，而违背忠实义务的过错方不得将其作为自己提出离婚的法定事由，即不得故意先实施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然后据此提出离婚。这样规定的目的，就是要保护无过错一方配偶的合法权益，不能让无过错一方当事人因此而受到损害。这种观点乍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2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符合第32条第2款规定“应准予离婚情形的”，不应当因当事人有过错而判决不准离婚。所以，如果按前述学者观点附条件将其规定为法定离婚事由，就和该条司法解释形成冲突造成矛盾，更不利于法律的实施和适用，必将会在司法实践中带来更多的问题，而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我个人认为，规定这一条的时机尚不成熟，还不宜将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离婚事由之一。
（三）.是否可以要求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新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这是我国婚姻立法的一大突破，此规定尽管是道德规范上升的法律规范，是倡导性条款，但法律上的“应当”用语，不仅具有必须强制执行的强制性质，而且包含了对通奸、“姘居”、“第三者插足”、“卖淫嫖娼”等婚外性行为的禁止。所以，如何在对无过错方进行救济便显得既合理又重要，那么，是否可以要求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呢？提出这个问题所受到的阻碍有一点就是，中国人在观念上还是不能接受这样的思想，认为对贞操这种人格上的利益实行损害赔偿，不符合国情，有人格商品化的倾向。其实，这样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的。但是，根据国外的立法经验和实践，这样的忧虑是可以化解的，而且，如果不对违背忠实义务的行为人予以精神损害赔偿的制裁，就不能很好的保护公民的配偶权这种身份权，保护身份权的制度就不健全。另外，如果要求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话，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如何进行赔偿的问题。笔者认为，首先，有过错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不仅包括财产赔偿，还有精神赔偿，比如说，可以使用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方式。此外，对夫妻双方采用约定财产制的，对法官和法律适用上都没有问题，可以判决有过错一方用自己的财产进行赔偿。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制而言，有个人财产的，用个人财产赔偿，没有的，可以从夫妻共同财产中拿出一部分作为无过错方的赔偿，这部分财产为个人财产。另外，可以结合使用赔礼道歉等方法承担责任，而不见得仅仅使用经济赔偿一种方法。根据我国立法经验和实践，还可以规定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一方要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即可以将违背夫妻忠实义务规定为离婚损害赔偿的事由之一，以此来保护无过错方。由此可见，无论是离婚损害赔偿还是其他形式的损害赔偿，法律都可以把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作为法定事由加以规定和实行，使得这一条款更具可操作性和实用性。
总之，通过分析和讨论，我认为，现行《婚姻法》将夫妻忠实义务写入总则之中，体现了立法界和人民群众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也体现了立法的进步和与国际接轨，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但是作为不可诉条款，它只是一条倡导性的规定，至于它在实践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对无过错方合法权益的保护能深入到何种程度，我个人感到有些怀疑，这也是写这篇论文的初衷和目的，希望能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起到一点作用，从而有助于该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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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日，《民法典》正式施行，原《婚姻法》及婚姻法解释及散见的有关婚姻家庭的法律法规、答复等统一归编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当然并非简单的汇编，其中有吸收，又有祛除，且有新增，可以说是一个立法过程。为了使《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更好实施，在实务过程中更具有可操作性，2020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5次会议通过《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下简称：《解释一》），与《民法典》一起于2021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纵观该司法解释，可以说是亮点多多，但也不乏遗憾之处，笔者就部分重点条文进行解读，以供大家参考。
一、彩礼返还情形应当更具有可操作性
《解释一》对彩礼返还的规定未作改变，第五条仍是规定“（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三种情形下应当返还彩礼，“适用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实务中存在的问题：未办理结婚登记，但确实共同生活了，有很多女方怀孕或者流产的情况，彩礼应不应该退，退多少？办理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时间很短，彩礼应不应该退，退多少？以往对于上述纠纷，因为没有明确法律法规之规定，法院一般是酌情处理。正因为缺乏法律规范，基本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所以判决结果五花八门，导致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大量存在。《解释一》未对该实务热点进行进一步的“解释”，稍显遗憾，但相信会通过以后的立法解决。
二、确认无效婚姻的案件不再一审终审
《解释一》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请求确认婚姻无效案件后，原告申请撤诉的，不予准许。
对婚姻效力的审理不适用调解，应当依法作出判决。
涉及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的，可以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另行制作调解书；未达成调解协议的，应当一并作出判决。
也就是说，夫妻一方或双方对于婚姻效力的一审判决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原《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九条 “有关婚姻效力的判决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规定被删除。
三、父母为子女全款购房，区分婚前婚后
《解释一》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个人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
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依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原则处理。
对应的《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但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除外。问题：如果是婚后父母部分出资呢？笔者认为可以按照最高院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理解与适用》一书中的观点确认份额“对于婚后一方父母部分出资为子女购置房产,夫妻双方支付剩余款项,所有权登记在出资方子女名下,基于该不动产属于婚后所得且夫妻另一方参与支付剩余款项,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该不动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对于父母出资的部分,可以按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三条第三项“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规定的精神,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如果双方对房屋的产权归属没有特别约定,所购房屋的产权及增值收益部分应当归夫妻双方共同共有。
四、明确夫妻之间赠与不动产行为完成前可撤销
《解释一》第三十二条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或者共有，赠与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的规定处理。
该条明确夫妻之间赠与不动产适用《民法典》合同编调整，因为不动产的赠与以变更登记后才视为赠与行为的完成，也就是说，在赠与行为完成之前，赠与行为可撤销。
五、明确抚养费范畴
《解释一》第四十二条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所称“抚养费”，包括子女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且子女有第五十八条“（一）原定抚养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二）因子女患病、上学，实际需要已超过原定数额；（三）有其他正当理由应当增加。”之情形，要求有负担能力的父或者母增加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六、探望权可以单独起诉
探望权是一项法定权利，但实践中失去孩子抚养权的一方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解释一》第六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的离婚判决中未涉及探望权，当事人就探望权问题单独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七、涉军共同财产分割“公式化”
实务中，离婚诉讼中，军人名下的复原费、自主择业费等一次性费用共同财产部分的分割存在很多分歧，《解释一》施行之前，因为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分割“公式”至少有三种。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发放到军人名下的复员费、自主择业费等一次性费用的，以夫妻婚姻关系存续年限乘以年平均值，所得数额为夫妻共同财产。
前款所称年平均值，是指将发放到军人名下的上述费用总额按具体年限均分得出的数额。其具体年限为人均寿命七十岁与军人入伍时实际年龄的差额”之规定，明确了分割方法，按照公式计算即可，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
综上，综合来说《解释一》还是亮点颇多，有《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使用说明书之功效，但也稍有遗憾，一些笔者认为应该修改的内容在本次并未进行修改，例如《婚姻法》解释二关于退还彩礼的规定，司法实务中许多法院已经不再机械适用该条，因此本条显然已无法适应现行的司法实践，应当进行修订。当然，立法也是随着社会发张逐步发展的，相信随着立法水平的不断提高，问题都会一一解决。
法律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于2020年5月28日公布，将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民法典颁布后，做好民法典的贯彻实施工作，是人民法院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任务。特别是民法典施行后，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九部法律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此前颁布的与上述九部法律有关的司法解释。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四十六条 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
第一千零四十七条 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
第一千零四十八条 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
第一千零四十九条 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完成结婚登记，即确立婚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
第一千零五十条 登记结婚后，按照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
第一千零五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
（一）重婚；
（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
（三）未到法定婚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