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建构，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理论基础。下文是我给大家整理收集的关于中西文学比较论文范文下载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中西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翻译不仅是沟通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桥梁，翻译也为文化与文学影响的传播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媒介，而且翻译本身也是一种艺术，一种再创造，其“创造性的叛逆”及应用一向来都为国内外文学界所重视的课题。
比较文学的学者认为：能否超越原作的关键是翻译中的创造与叛逆性。由此，翻译中的创造性是译者通过个人的能力创造性地使译作回归原著作的实质内涵，相对而言，叛逆性则指译者未能如实体现和传达原著作的精髓，从而与原著作的理念相违背。但在翻译的实际过程中创造与叛逆是密不可分的。
中西文学翻译中译者经常思考究竟是按照源语规范直接翻译原文还是依照规范再创原文使其更能为读者所接受。事实上创造性本质蕴藏于任何文学翻译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翻译作品不仅仅是源文本的再现而且与源文本相比是一种再创造。
基于这个原因，“创造性叛逆” 的术语被法国文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首先提出，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并提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创造性叛逆是文学范畴的基本特征，它并不是单纯属于文学翻译。换而言之，创造性叛逆与文学的接受和传播息息相关，两者密不可分。在文学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创造性叛逆不同程度地体现在接受者、译者以及接受环境之中。
比较文学和翻译理论界都对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进行过系统的分析和阐释。翻译界泰斗谢天振先生认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一般划分为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并由以下几种类型构成：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误译与漏译、转译与改编等。创造性叛逆中的无意识体现，如误译与漏译，是因受限于译者自身的文化知识背景和情趣修养等因素造成的误读和误译。据此而言，其并不能简单称为“创造性”。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其包括以下四种情况：
(1)个性化翻译。它表面是用自然、流畅的语言阐述原著的意图，但在深处却整合原著文化的问题。如果译作完全遵从原著文化，那语句会比较凌乱。
(2)节译与编译。节译与编译存在于《外国文学作品选》中有多种原因：为迎合读者或便于传播，为与接受地的风俗人情保持一致，或当地的道德、政治因素等，是有意识的叛逆。
(3)误译与漏译。例如：英译者把陶渊明《责子》中“阿舒已二八”翻译成了“阿舒十八岁”，他们认为“二八”是“一八”之误。误译，即对原著错误的翻译。它在文字和思想意义上背离了原文。在翻译中误译虽不可取但又客观存在，是无意识的叛逆。
(4)转译与改编。转译是是叛逆性最强的，是在翻译过程中无能为力情况下采取的方法。转译与改编体现在文学翻译上是创造性叛逆的特殊表现形式，其共性在于他们对于原作的两重更改。转译是一种语种转换。改编,节译和漏译各不相同。改编指改动整个内容情节，或体现对体裁的变动。节译是意识行为下对内容的大段改动。漏译则指无意识行为下改动少部分的情节。
对于中西方文学作品而言，译者永远不能全部表达原作者的真实想法，这在于两者不同的价值社会观和迥异的社会生活背景。译者自身的知识内涵和文化修养使其对译作实行了“创造性叛逆”的解读，而译者的主观判断性也由其个人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
1 文学翻译是创造性叛逆
(1)文学翻译的创造性。翻译的实质是把一种语言中蕴涵的内容通过媒介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文学翻译是为让读者意会到不同的文化习俗和社会风貌，并不仅仅是浅层的转述表达。但就现在的大量翻译作品显示，其翻译的水平和要求与文学翻译所界定的标准依然存在相当的差异性。
(2)文学翻译的叛逆性。如果说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是译者依靠自身的能力创造性地表现原作品的实质内涵，那么其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叛逆性则是译者为实现主观愿望而对原作进行的客观背离。但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是和谐共存的。
2 创造性叛逆的可接受性
创造性叛逆应遵循两重原则:充分原则与忠诚原则。文学翻译与其他形式的翻译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目的地控制，而创造性叛逆是保证文学翻译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充分原则要求创造性叛逆应实现翻译目的，忠诚原则限制了目的文本的合理应用性，要求译者担当社会责任和道德规范，以此确保人们能够接受对文学翻译作品中所体现的创造性叛逆。
由于隐含的读者存在于一切中西文学作品中，因此作者把外界环境当作他在创作过程中的直接客体，其隐含的读者则是他的间接客体。但就译者来说，当其阅读原作品过程中，以前的间接客体此时变成为主体。原文虽然是阅读的直接对象，但原文作者心中或眼中的世界才是他通过阅读而理解的对象。所以，译者阅读和理解活动的间接对象是原文作者，这种主体间的交流就是话语对话的过程。翻译活动不是固定不变的语言转换，而是通过两种话语相互协商的产物。因为译者的不同的教育背景、人生经历和知识结构，所以翻译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化活动，文学翻译应该是以多元而综合化的评价体系形式存在于现代复杂社会中。
从接受者和译文接受环境来分析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和叛逆性：
(1)接受者的创造性叛逆。所谓接受者特指阅读翻译作品的读者。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接受者有着不同思维方式和知识修养，因此不同的读者会在分析读本时形成自己特定的评定准则。即使身处相同的历史背景，接受者也会因为拥有不同的文化视野和结构，在文本的阅读中不可避免性地会主观性再创造，从而促使在翻译异质文学作品时的创造性叛逆的不断呈现。
(2)译文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从译文的接受环境分析，迥异的文化习俗、时代背景以及语言环境使原著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译文语言的影响和限定，从而接受并融合译语的文化内涵和特征。
纵观现今翻译研究的现状，中西文学翻译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对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的研究，而是将许多其他的因素也纳入其研究范围。评判译文好坏一直以“忠实”原则作为其评定的标准，但随着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深入，文学翻译的重要显著特征之一是尤其注重创造性叛逆的应用。传统翻译研究否认创造性叛逆的作用和功效，而在比较文学范畴中则积极倡导其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广泛应用。由德国功能派理论发展而来的目的论指出,翻译是一种基于源语文本的有目的的行为活动，决定任何翻译过程的最高准则是整个翻译行为的目的，这一理论无疑为研究这创造性叛逆提供了一个崭新而有效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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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中西诗学比较
摘 要： 要使得中国诗学为世界所了解，在世界诗学中发出声音，究竟要靠生动的形象打动人，还是靠严密语言和逻辑征服人?研究中西诗学的差异对中国诗学得到世界诗学的定位、认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宗教特征出发，就中西诗学差异进行展开比较。
关键词： 中西诗学差异 社会经济、政治特征 宗教、科学特征
“诗学”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与美学名著《诗学》，它包含诸多内容：诗的种类，性质的探讨，史诗的研究，悲剧、喜剧的研究，还涉及音乐，名称虽为诗学，实则应为文艺学。“中西比较诗学”是从理论的高度来辨析中西文艺的不同美学品格并深入探讨其根源的研究。本文从中西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和宗教、科学特征两个方面分析中西诗学的差异。
1.中西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西方古代文明的爱琴海区域和中华古代文明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地理环境是极不相同。古希腊的海上贸易，促进了手工业、航海业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工商业为主的古希腊社会经济的商业性特征。与此相反，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个极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地区。“八百里秦川”的陕西关中平原，平坦广阔，肥沃的土地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以农为本”的农业性特点一直稳定地延续下来。可以说中西社会最根本的差异是西方社会经济更具有商业性特征，而中国社会经济更具有农业性特征。无论是西方的商业性社会还是中国的农业社会，都对中西文学艺术与诗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1中西方文学形式不同
中国古代文学以抒情文学为主。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农业性社会生活恬然，人们每天在农田里劳作，向往的是“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人们成天与田园山水相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农耕生活竟使得诗人们无事可叙，只剩下一缕缕情丝可供抒发。这里没有海上的拼搏与冒险，而是人与大自然和谐交融，在这情景交融之中，就产生了以感物抒情为主的文学艺术传统。在《诗经》中，无论是爱情诗还是农事诗，都饱含抒情的韵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所以为什么在并不张扬个性的中国，抒情诗能成为文学的正宗，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里。与中国相反，西方的商业充满了冒险，充满了不可预知的惊涛骇浪，这使他们看到了更加深奥难测的东西，这些冒险活动中充满了惊心动魄的事件，与自然山水风光相距甚远，故而叙事成为文学活动的主要内容。
1.2中西方价值观不同
西方社会的商业性特征和中国社会的农业性特征，对其民族性格和价值观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商业经济环境下培育起的西方人崇尚个人的自由平等、个人的奋斗、个人的财富、个人的爱情、个人的享乐及个人英雄主义。自我是西方表现内涵的核心，与外在世界相隔离相对立，久而久之产生了以自我为核心，以私利为基础，以享乐为目标的敢于冒险、敢于进取的开放性民族品格。
与西方相反，中国的农业性经济，使人们眼界狭窄，安贫守旧，不肯冒险。严格的宗法政治压抑着人们的个性自由，更无民主平等可言。所以文学作品不具有自我表现的意识，它所言之志，是与社会和宇宙相连、相通、相合的，它所追求的不是对立，而是和谐;不是自我表现，而是天人合一。
1.3中西方爱情观不同
在西方，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制度和商业经济方式使西方人培养了崇尚个人爱情和个人享乐，以人为本。即使是爱情，他们也看作是个人的认知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因此，尽管西方文学以叙事为主，却提倡情感的宣泄淋漓，以便获得舒畅心情。
中国诗学主张抒情言志，却提倡节制情感，勿过勿滥。主张情感，文质彬彬，提倡素淡的文采和风格。如《诗经》中305篇抒写男女相思相恋的各种情感的诗，有较少的封建道统的艰涩，有“天地元声”的清新，但这具有极高审美价值的男女爱情诗却被认为“越礼纵欲”，而长期遭受不公平待遇。如《王风・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诗中主人公大胆地表达了一日不见如隔“三月、三秋、三岁”的感受，话语虽简单，却十分传神地表达男女之间的款款深情，即使在当代中国也少见如此直白的表达。这种诗歌与后代诗歌巧妙含蓄地表达异性间的求爱格格不入。又如中唐时的《金缕衣》：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此诗主旨是劝人及时享乐，以及对爱情大胆追求。却因表意太直露、太大胆，故一千多年来，无人敢去担这一作者之名，所以作者也只能成为无名英雄了。中国古代诗歌中虽不乏优美的爱情颂歌，但是，一味地讴歌爱情，是与宗法政治不相容的，最好是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2.中西宗教、科学特征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西方社会强调宗教性，从古希腊至中世纪，从宗教改革到现当代，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其宗教氛围都大大超过中国。中国的宗教主要是儒、道、佛三教。三教之中，儒、道二教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宗教。中国宗教重现世，追求今世的满足和完满。基督教重来世，以彼岸的永生为最高目标。儒家的“仁”不同于基督教的“博爱”。西方宗教的爱有较强的平等意识，中国宗教的爱有差等。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贫富贵贱，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儒家学中强调一个“仁”字。在孔子看来，自然万物是不平等的。
2.1中西方人眼中的自然
西方人眼中的自然是怎样的呢?在商品经济中，贸易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商人经常在崇山峻岭中艰苦跋涉，在茫茫大海中战狂风斗恶浪……可怕的自然界，似乎处处都在与人作对。在古希腊神话中也不例外，主宰自然界的宙斯，处处与人类为敌，他将盗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上，让神鹰残酷地啄食其肝脏。还让潘多拉打开盒子，把灾难与瘟疫降给人类，然后发动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消灭全人类。所以天人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这迫使人们用自己的智慧了解大自然、战神大自然。因而，冒险、奋斗、进取就成为西方民族的显著特征。这一理念成为诗人们张扬个体意志的无意识的温床。但是西方人所不断追求的正是超越于自然之上的理性存在，认为万物只是自然存在，它必须打上人的意志的印痕。
中国的天人关系是怎样的呢?因为农业丰收取决于大自然风调雨顺，人们生计全靠大自然的赐予。人们的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晨星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所听到是蝉噪鸟鸣，而不是狂风怒吼。而且中国的神灵与英雄与古希腊的神则恰恰相反，他们对人类是友善的，爱人类的。这些都反映了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关系。因而，中国人对自然界总是怀着亲切感，尊敬与感激，故形成了“天人合一”。这给中国文学艺术及诗学理论灌注了某种生气，使中国人明白了情景相融。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种情景交融的诗句，表现了中国人是对大自然审美的意识。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西方人已经意识到该重新拾起人与自然之间那固有的脐带了。要重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关系，就得首先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然后才能重返自然。所以当代西方思想中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反对人本主义。
3.中西思维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经济类型，使中西方人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在商业性社会下的人们是外向性的、开放性的，在向外拓展中，要克服遭遇的种种困难，必须向外如何征服自然界的途径，造成了西方人外向型的心态。中国农业型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天人和谐中的“怡然自乐”又造成中国人内向型的心态。
3.1内与外
西方“思物”，中国“思我”。中国人最关心的是自身内在的东西，所以有“三思而后行”，“吾日三省吾身”(《论语》)。但正是这种只知“思我”不知“思物”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忽略对世界客观规律、事物性质的思考，极大地阻碍了古代人们的逻辑思维，感悟思维占据上风。如孔子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追求的正是直觉感悟。这种只求内省式的思辨、直觉思维而忽略思辨思维，会产生混沌的结果，真可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种直觉感悟式思维是中国古代思维的一大特征。
与此相反，西方开放型的商业社会，造就了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外向型思辨。古希腊人并不注重自己内心修养，而是对世界充满好奇。了解大自然，改造大自然的这种外向型的“思物”行为推动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西方商业经济的繁荣。
3.2直觉与逻辑
西方的逻辑思维，中国的直觉思维，都对中西诗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王昌龄《从军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缭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说到“边愁”用了“听不尽”三字，要体会古老雄伟的长城绵亘起伏、秋月高照这一壮阔的景象和无限的悲凉，读者需要自己顿悟。中国有句俗话：“沉默是金，雄辩是银。”沉默比雄辩宝贵。在中国文化中，“知不可为而为之”被视为积极入世的态度，“知不可道而道之”却是徒劳的，被认为缺乏逻辑和理性。其实中国人并不缺乏逻辑分析的能力，也许正是中国人一遍遍重复的“沉默是金”导致中国人失去了逻辑分析的兴趣、爱好。
西方史学普遍运用分析性的逻辑思维，创立“诗学”名称的亚里士多德，正是运用条分缕析的逻辑思维来建立他那庞大的诗学体系的。他写诗学的原则是“依自然的原理，先从首要的原理开头”(《诗学》)。他从基本原理出发，由上至下，从一般到特殊，层层剥笋，丝丝相扣，用严谨的逻辑方法，把所研究的对象和其他相关的对象区别开来，找出各自的异同，然后将它们由类到种地逐步分开来，下定义、找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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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怎么样？ ——《红楼梦》与《百年孤独》之比较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百年孤独》是拉美文坛的杰作。它们都以描写了一个大家族数代人从发迹、鼎盛到衰败的百余年漫长的过程，表达出整个社会的滞重。在创作手法上也各具特色：《红楼梦》是一个由社会——贾府——大观园——怡红院组成的空间向心环状结构，《百年孤独》则是从第一代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分成阿卡迪奥与奥协良诺两个系统直至第七代长猪尾巴的奥雷良诺，是一个按时间顺序的链状结构。 由于长篇小说本质上不受任何既定的形式所限，因此无论在中国在外国它都能自如发展，常具规模。而小说家仿佛要用大量精密的细节来替代那些较难把握的思想和知识上的集成。中西传统对结构概念的不同，但在努力将大堆材料作系统的组织时，却都找出相似的方法来。即以几代人为基础建立循环式的小说结构，极力把各种纵横交错的母题组成一个协调的整体。 长篇小说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它能以批评的态度来重建一个新的世界观。它根基于现实，却要越进一个假想的“非现实”层次里去。小说家（至少是其中最伟大者）在力求忠实地表现一个满布可信的细节深具说服力的完整世界时，必然要面临现实世界一些比较深入的本质上的难题。小说家一开始去追求客观现实的世界，则早晚上要陷入自相矛盾的局面。他会发现，客观事物之存在实际已假定了有一双外在格物的眼睛，因而也早不确定了一个主观而相对的视点。“长篇小说不若史诗般拥有一颗天真灿烂的童心，它乃一门雄浑老成的艺术。“（卢卡契） 《红楼梦》与《百年孤独》的作者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创造了一个发自内心的世界，它不是确实世界的重复，而是要谴责它的丑恶和虚假，因此他们探求，他们重建，他们发明。对这个世和这个时代，他们既不进行复制又不使其理想化，也不简单地加以歪曲。他们从中截取的不是偶然性，而是深刻的规律。他们还证明了按其它规律创造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他们使现实之树长出了新枝。他们创造了一些种类陌生的事物，也有一些魔鬼，但是他们都具有有机的统一性，这些生机勃勃的生物是由一种巨大的发问和挑战和赋予活力的。可能的和幻想的绘画是现实和日常的绘画的延续。 “真正的艺术就是使人想起它的一种方式”。艺术作品的使命不再是再现世界，而是表达人的愿望。“作家的使命是把孤独的和必死的一切引向无限的生活，把偶然的东西变成符合法的东西。他的使命是带有预言性的。”（雅奴赫《卡夫卡谈话录》P162） 《红楼梦》并卷就勾勒了一个女娲补天的创世神话，因而引出了“无材可去补苍天”的宝玉，以及灵河岸边的绛珠仙子。加以“还泪说”，真是神而又奇。这个“朱兰白石绿树清溪、人迹罕逢飞尘不至”的理想世界就是与《红楼梦》中描写的丑恶肮脏的现实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太虚幻境”。它是全书的基石，给整部红楼罩上了梦幻飘渺的气氛。 《红楼梦》中的现实世界是龌龊不堪之至了，如柳湘莲的名言：“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让我们先从贾赦说起。贾赦在《红楼梦》里可算是最肮脏的人物这一。《红楼梦》中有条无形的章法，即凡是比宝玉长一辈的人，对其不堪之处，描写都多少有相当保留，这也可以说是“为尊者讳”吧。尽管如此，作者对贾赦仍不肯轻易放过。所以第四十六回专章声讨，详写强纳鸳鸯为妾的丑事。曹雪芹借袭人之口写出他的史家定评：“真真——这话论理不该我们说——这个大老爷太好色了。略平头正脸的他就不放手了。”《红楼梦》中对贾琏淫行最多特写镜头，恐怕是表达“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名古谚吧。东府自然更为肮脏：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贾珍诸人整日聚赌玩娈童，以致曾跟老太爷打天下的焦大痛骂：“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当然如鲁迅指出：“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为贾府好，不过是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 应当指出的是大观园的归属问题。大观园是曹雪芹着力最深的地方，是作者的希望所在。在庚辰本脂批有这样一条： 大观园系玉史与十二钗之太虚玄（幻）境，岂可草率？ 根据脂砚斋的看法，所谓“天上人间诸景备，未许凡人到此来”的大观园便是理想世界太虚幻境的人间投影。这两个世界是融合的。我们虽然不能过于相信指批，可是在内证充分的情况下脂批却是最有力的旁证。让我们看看《红楼梦》中的直接证据，第五回宝玉随秦可卿游太虚幻境： ．．．．．．至一所在。但是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罕逢飞尘不到。宝玉在梦中欢喜，相到：“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纵然失了家，也愿意。” 第十七回宝玉随贾政入大观园，行至沁芳亭一带，书中所描写的正是“朱栏白石绿树清溪”这八个字的充实和放大。就心情而言，宝玉初进大观园时（第二十三回）作家写道：“且说宝玉自进园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岂是偶然？更为明显的是宝玉和贾政一行人离了蘅芜院，来到一座玉石牌坊之前： 宝玉见了这个所在，心中忽有所动，寻思起来倒是哪里见过一般，却一时想不起来哪年月日的事了。 宝玉自己也许忘了，可是读者一定还记得第五回宝玉梦游至一所在，有一石碑坊上书有“太虚幻境“，所以脂批于此点明：“仍归于葫芦一梦之太虚幻境。”贾政说：“这是要紧之处”，是的，《红楼梦》中还有比太虚幻境更要紧的所在吗？作者一再再而三地点明：大观园不在人间，而在天上；不是现实，而是理想。更准确地说，大观园就是太虚幻境。1972年宋淇发表《论大观园》提出： 大观园是一个女儿们和外面世界隔绝的一所园子，希望女儿在里面，过无忧无虑的逍遥日子，以免染上男子的龌龊气味。最好女儿们永远保持她的青春，不要嫁出去。大观园在这个意义上说来，可以说是保护女儿们的保垒，只存在于理想之中，并没有现实的依据。 这段话说得既平实又中肯。大观园是一片理想的净土，它与外面的现实世界是“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风月宝鉴的反面与正面。这两个世界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最主要线索。清道光年间王香雪评曰： 《石头记》一书，全部最要关键是真假二字。读者须知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中有假，假在有真，假不是假，真不是真。明此数意，则甄宝玉贾宝玉是一是二便心目了然，不为作者冷齿，亦知作者匠心。 可是令我们痛心更令曹雪芹痛心的是大观园这个理想世界是建筑在最肮脏的现实世界基础上，第十六回对大观园建造有很清楚的叙述： 从东府一带借着东府花园起，转至北起，一共丈量准了三里半大。．．．．．．先后令人拆宁府含芳园墙垣楼阁，直接入荣府东大院中。．．．．．．会芳园本是从北拐角墙下引来的一段活水，今也无须再引。其山石树木虽不敷用，贾赦住的乃是荣府旧园，其中竹树山石以及亭榭栏 杆等物，皆可挪就前来。 我们知道东府诸公及荣府的贾赦是最为淫滥之人。它让我们不能忘记最干净的其实也是从最肮脏的里面出来的。最干净的最后仍旧要回到最肮脏中去的。“欲洁保曾洁，云空未必空”这两句诗不但是妙玉的归宿，同时也是大观园的归宿。曹雪芹一方面全力创造了一个理想世界，在主观企求上他又无情地写出了一个与此对比的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的一切力量则不断地在摧残理想世界，直到完全毁灭为止。“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也构建了一片神奇的土地，那就是马孔多。由于两位作者文化传统与历史的背景不同。《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是曹雪芹根据中国传统佛道思想虚构的，其在人间的投影大观园则是建立在旧势力的阴影里，是人为的退缩，是有院墙的具体的封闭。《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虽然在人间，但又是无处寻觅的。马尔克斯对其环境的描写也似伊甸园般美好。 马孔多是一个只有二十户人家的村庄，座落在水流清彻的河边；这些水流沿着洁白而巨大的像史前时期的化石蛋一样的光滑的石床向下流。这块天地是如此之新，许多东西都尚未有名字，提起来还得用手指指点点。 在许多村庄中，马孔多是最有秩序最勤劳的一个。那是一个幸福的村庄，那里没有一个人超过三十岁，也从未死过人。 但“因为这个村子隐没在辽阔的沼泽地里”。环境险恶闭塞，它是布恩地亚第一代及二十多户亲友怀着冒险精神背井离乡开拓创建的，是人们的逃避，是无形的空间的隔绝。 马尔克斯曾有段文字描述一艘搁浅的西班牙大帆船： 整个船身处于孤寂的地方，被子人忘却了，没有遭到时光的侵蚀，也没有受到飞到飞禽的骚扰。．．．．．．里面除了一大簇花卉，没有任何东西。 这充满象征性的语言就是马孔多初期的写照。在没被殖民者发现之前，它闭塞、贫困、没有任何嵌有物质文明的东西，它有的仅是一簇花卉，它代表着和平、宁静、纯洁、美好，是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外桃源般的理想世界。 如果说曹雪芹是极力想保护大观园这块理想之地不受外界侵袭，结果“历史的必然与现实世界的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导致大观园的破产；那么马尔克斯则是有意安排一个世外桃园马孔多，把这个“有价值的东西当面摔给人看。” 悲剧同工，却有异曲。前面我们说过大观园是建立在旧的园子基础上，虽然它处处小心严加防范，不惜以封闭来求得保护自己，但毕竟它的“干净”是建立在包围之中。大观园里的人物对这两个世界的看法是清醒的。我们不妨检讨一下“黛玉葬花”的意义。“黛玉葬花”发生在第二十三回，宝玉和诸钗刚刚在大观园里开始他们的理想生活，所以这个故事的安排富有深意。 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上挂着纱囊，手中拿着花帚。宝玉笑道：“好，好，来把这个花扫起业，撂在水里。我才撂了好些在哪里呢。”林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糟塌了，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她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 黛玉葬花一节正是作者开宗明义地点明《红楼梦》中两个世界的她。黛玉的意思很明显，大观园里面是干净的，但是出了大观园就是脏的臭的了。把花葬在园子里让她们日久随土而化，这才能永远保持清洁。花在这里自然是园中女孩子的象征。她们若想保持干净纯洁，唯一的途径便是永驻理想之城而不到外面的现实世界去。从主观愿望上说，宝玉和大观园中的女孩子们所企求的是理想世界的永恒，是精神生命的清澈；但在客观认识上，他们对外在世界不是茫无所知，他们虽然天真烂漫，却并非幼稚糊涂。事实上她们一方面把两个世界区别得泾渭分明，而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意识到现实世界对理想世界的高度危害性。“黛玉葬花”这正是通过形象化的方式把这两层意思巧妙地表达了出来。 曹雪芹有时也用明确而尖锐的语言点出外面世界的险恶。第四十九回史湘云警告宝琴道：“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园子里，来这两处，只管玩笑吃喝。到了太太屋里，若太太在屋里只管和太太说笑，多坐一会无防。老太太不在屋里你别进去，那屋里的人多心坏，都是要害咱们的。”到底湘云是直率人。 绣香囊出现于大观园里中是一个信号（七十三回）被夏志清比之于伊甸园中蛇的出现，因为蛇一出现，亚当和夏娃就从天堂坠落到人间。黛玉一句“冷月葬花魂”标志大观园的气数是真的要尽了。抄检大观园，晴雯被逐，迎春误嫁，通灵走失，黛玉夭亡，探春远嫁，妙玉遭动，巧姐被卖，惜春独守青灯，真是“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正应了“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红楼梦》作者就是这样将两个世界于强烈的对比中写出，以显示肮脏丑恶的现实世界（淫）无时无刻不在对理想世界（情）进行围困侵害。 宝玉是一个有情有欲的人，所不同是他的欲永远是为情服务的，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第六回作者安排宝玉与袭人偷演警幻所训之事是有深意的，表明此后宝玉在大观园中和那些清静的女孩各不相扰，乃由于不为而非不能。可见宝玉情淫具备，清浊兼资，他属于“泥做的骨肉”，却终日混在“水做的骨肉”中。只有这样宝玉才构成了大观园与外面世界之间的接榫。 我们知道宝玉出生时嘴里含着通灵宝玉，也就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那块“顽石”。粗通红楼的人也会知道贾宝玉与那块“顽石”是一而二，二而一，即假作真时真亦假，它的具体而统一的表现形式就是作为护身符的通灵宝玉。 清同治年间人解庵居士，《石头臆说》云：“通灵宝玉兼体用论，论体为作者之心，论用为作者之文。夫从胎里带来，口中吐出，非即作者之心与文乎！何以言石上所记即通灵所说？观夫青埂峰下鲜莹明洁之石倏尔缩如扇坠，幻形入世，迨取本还原，将一生所历情事尽记在石，意欲问世传奇，非即以通灵之心作此通灵之文乎！” 此言得之。通灵宝玉作为现实与虚幻想的融合点在全书中如草蛇灰线，经历了几番大纠葛。 首先通灵宝玉就被外部势力利用，以金玉良缘为借口，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拿联姻作交易，把魔爪伸进在观园，强行拆散了宝黛以纯洁爱情为基础并且是在太虚幻境灵河岸边就已命定的“木石前缘。”通灵宝玉成为宝黛有情的主要障碍，也是他们经常呕气的肇因。 在第二十五回，通灵宝玉第一次显示作为希世奇珍能除邪崇的功能。宝玉因受贾环充满妒意的母亲赵姨娘的巫法而身染重疾里来了一个癞头和尚与一个跛足道人，把玉擎在掌上，长叹一声道：“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然后借助于恢复玉石因与尘世声色相刃相靡而被玷污的奇迹力量，治愈了宝玉。这里已再明白不过指出能灵宝玉就是青埂峰下自怨自叹日夜悲号的顽石。 通灵宝玉是贾宝玉的化身，贾宝玉则是它在尘世的幻形。正如袭人说道：“进业的谁不知道这玉是性命似的东西呢，真要丢了这个，比丢了宝二爷还利害呢。”（第九十四回） 通灵宝玉的丢失实际上就是宝玉自我的迷失，是他耽地尘世声色犬马，在日常生活的表面布景里上演了一场本体论的悲剧。失却了理想世界理性之物的宝石陷入了痴呆状态，这恰恰相反恰恰给金玉良缘的实现以可乘之机，苦降珠也终于魂归离恨天了。 还玉一场（第一百零六回）是两个世界对通灵宝玉同时也是对贾宝玉拯救与毁灭展开的 最为激烈的正面冲突： “．．．．．．弟子请问，师父可是从太虚幻境地而来？”那和尚道：“什么幻境，不过是业处来去处去罢了！我是送还你的玉来的，我且问你，那玉是从哪里来的？”宝玉本来颖悟，又经点化，早把红尘看破，只是自己的底里未知；一闻那僧问起玉来，好像当头一棒，便说道：“你也不用银子了，我把那玉还你罢。”那僧笑道：“也该还我了。” 袭人闻知，“两只手绕着宝玉的带子不放松，”紫鹃也“抱住宝玉”，宝玉难以脱身，叹道：“为一块玉这样死命不放，若是我一个人走了，又待怎样呢？”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当宝玉答应不还玉了，只要见见和尚，宝钗明快地说：“放了手由他去就是了。” 宝玉怎不顿悟！笑道：“你们这些人原来得重玉不重人哪。你们即放了我，我便跟着他走了，看你们就守着那块玉怎么样！” 那块玉米面被尘世玷污的“假”宝玉留了下来，而由此顿悟的“真”宝玉则决计抛弃红尘，由肮脏邪恶的此岸奔向干净纯情的彼岸。这个没有流放的流放者，这个到处都是异乡的人，这样的抉择对于他将是一种奇妙的解脱和真正的生活。 通灵宝玉，作为仙境中的一块石头，它的存在具有本体意义上的先行统一。而在红尘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虚伪玄学所理解的青春韶华。他体验着主体与客体的分化，自我与他人的对峙，实际情况与沉沦的冲突。王夫人道： “古往今来，你们听见过这么第二个么。．．．．．．病也是这块玉，好也是这块玉，生也是这块玉，．．．．．．”（第一百零六回） 宝玉生命的给定部分乃是他自身与石头关系的辨认。他的存在虚空既不能以黛玉的存在关系来充填，也不可能以他的这种尘世的自我来充填。 以上我们谈了《红楼梦》中现中现实与理想的鲜明对比、冲突及作为交叉点通灵宝玉的作用。下面我们再来探讨《百年孤独》中的两个世界。 与《红楼梦》不同的是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只明确描述出了马孔多这个理想世界。而那丑恶的外部世界隐藏在幕后，虽然看不见，却时刻能感受到其对马孔多的压榨、操纵和侵蚀，仿佛“全世界的蚂蚁一起出动，正沿着花园的石子小路费力地把他拖到蚁穴中去。“ 最早敲开马孔多这个世个桃源和平与幸福的是以黑尔基阿德斯为首的吉卜赛人，马尔克斯以形象神奇的笔触描写殖民者的掠夺： 吉卜赛人拖着两块磁铁挨家挨户地走着．．．．．．铁锅、铁盆、铁钳、小铁炉纷纷从原地倒下，木板因铁钉和螺丝没命地挣脱出来而嘎嘎作响．．．．．．跟在那两块魔铁后面乱滚。就是这两块小小的磁铁,霍·阿·布恩地亚用一头大骡子和一群山羊换了下来,后来两块磁铁再加上三枚金币成为换取放大镜的代价.为了看一下马孔多从未见过的冰块,他们每个需付给吉卜赛人五个里亚尔,摸一下价钱还要加倍!这里殖民者贪得无厌的嘴脸不是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了吗?马孔多作为一个乌托邦式的村庄,其初期是“但有父子无君臣”,在此桃花源中无政治秩序，只有伦理秩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马孔多居民以为翻过几座山梁就可以逃避殖民者的魔爪是多么幼稚。贪婪是他们的动机，残忍是他们的本性。党派纷争，内战频仍，接着被称为绿色地狱的美国香蕉公司登陆了。火车的出现则完全摧毁了空是上隔绝的这个小镇。“这列样子好看的黄色的火车注定要给马孔多带来那么多的变化、灾难和忧愁。“美国人的到来更使这儿闹得天翻地覆。“他们造成的乱混大大超过从前吉卜塞人造成的混乱，而且这种混乱根本不是短时间的，容易理解 。”随这而来的是所谓的外部世界的物质文明：妓女、赌博、醉汉、斗殴和死亡，以及大白天就在吊床上当众乱搞的丑恶现象。“在短时间里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以致．．．．．．马尔多的居民已经认不得自己的市镇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工人们自发走向了破坏工厂反对工贼的斗争，大罢工则把它推向了顶点。这是不可调和的斗争，剥削阶级是不可能善心的，他们的回答只能是屠杀。结果是倒下了三千多工人、妇女和儿童，他们不得不用“有两节车厢，前中后各有三个车头牵引”的火车装运这些尸体给扔进海里。 不错，马孔多曾经拥有过幸福，是一座用“晶莹夺目的材料砌成”的纯洁的冰城。但从吉卜赛人带来了望远镜，“科学缩短了距离，”马孔多就已经进入了殖民者掠夺的视野，再也别想有安静的生活。 当霍·阿·布恩地亚第一次看见吉卜赛人的冰块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老的钻石，”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表明马孔我居民是把他们的家园（冰城）看得象钻石般美好。冰块总归是冰块，虽然象钻石但毕竟脆弱多了。当能够借太阳光使干草燃着的放大镜出现，冰块就要融化了，用冰块砌成的冰城也将要慢慢解体了。马孔多在世纪末的恐惧中颤栗了。一场下了四年十一个月两天暴雨“掀开了屋顶，刮倒了墙垣，连根拔起种植园最后剩下的几棵香蕉树，紧接着一场飓风将弱小的马孔多人从地面上一扫而光。”这个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忍受了百年孤独的世外桃源马孔多，“将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抹掉，”“注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了。” 墨尔基阿德斯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是吉卜赛人，来自充满疾病灾难的丑恶外部现实世界。他在波斯患过癞病，在马来亚群岛患过坏血病，在亚历山大患过麻疯病，在日本患过脚气病，在马达加斯加患过淋巴腺鼠疫，在西西里岛碰到过地震，在麦哲伦海峡遭到过牺牲惨重的轮船失事。 就是这个“坎肩布满了多年绿霉”的老头率先踏上了马孔多这块没有疾病没死亡的净土。虽然非墨氏初衷所愿，但事实却是现代文明带来了现代罪恶，羊皮书以预言般的力量将现代文明的罪恶深深地烙进了马孔多古老的土壤中。 羊皮书出于墨尔基阿德斯之手绝非偶然，表明脆弱的马孔多一经被现实发现注定要走向崩溃，理想的破灭史是由现实来撰写的。 因为理想的破灭是像冰一样逐渐融化的，现实的渗透也如阳光一样是悄没声息的。尽管黑氏的幽灵时常出现在布恩地亚家族后代面前提醒他们外界文明的危害性，但在短期内殖民者以“科学进步”为幌子进行掠夺所造成的后果是看不见的，因此在良诺上校等人眼里羊皮书不过是一堆垃圾，发出难以忍受的腐烂的气味。直到第四代孪生兄弟看出了马孔多正在逐渐走向世界末日，为了摆脱恐惧拯救马孔多的未来，他们开始钻研羊皮书，懂得“必须解开预言之谜，这样他们就不会完蛋。”经过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终于明白了马孔多的历史悲剧，但为时已晚。世外桃源马孔多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被现实世界的文明罪恶无情的击碎了。 现实世界满布疑惑，而小说即拴于现实的模拟世界，故此人类的本质根本不容有一种最终解决问题的可能存在。伟大的艺术家不是模仿现实的形象，而是模仿它的能动性；不是提供事物人物的仿制品和复制品，而是参加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的行动，发现它们内在节奏。他不仅担负着报道战斗的任务，而且也是一个战士，有他的历史主动性和责任。对他和对任何所有人一样，问题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参于对世界的改造。以现实主义的名义要求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表现其基本的运动和未来的前景。这是一种哲学的而且是美学的要求。对一个既定时代里的人和世界的关系，一部作品也许是很不完整甚至极为主观的见证，而这个见证却可能是真实而伟大的。艺术特有的道德不在于训诫人，而在于提醒人。 曹雪芹不是一个绝望者，而是一个见证者。 马尔克斯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启发者。 它暗示世界的缺陷并呼吁超越这个世界。] 因为“有”的世界拒绝度量，“存在”的世界不用度量。 因为人不能自己拯救。 艺术是把目前现实变成神话，变成尚未存在的东西的“密码”的艺术。像一切神话的伟大创造者一样，曹雪芹与马尔克斯在作品中创造了形象和象征的世界，察觉并暗示事物之间的联系，把经历、梦想、虚构、甚至巫术合成一个看不见的整体，而且在感觉的重复印象或重叠中，使我们每个人感到日常事物的轮廓，隐瞒的梦想、哲学或宗教的概念，以及超越它们的愿望。人们不会听任自己对作品中比喻的细节作一种犹太教法典的注释。在象征的具体发挥和它抽象的意义之间没有一种从字眼到字眼的对应是可以理解的。在象征总范围里活动的是活生生的人，有个怀的人，细节的现实主义并不与象征主义背道而驰，而是给了它生命力。 《红楼梦》和《百年孤独》并不是一种被隐喻弄得怪里怪气的抽象观念。它们是一种揭示性的神话，一幅使天上人间成为一统世界的生活景象。对它们的作者来说，现存的一切只是习惯，伟大就在于拒绝社会。 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是统一的。 他们生活过的世界和他们创造的世界是统一的。
比较文学译介学论文
比较文学是一个大的方向，译介学就是其中的一个小类别，下面就是我为您收集整理的比较文学译介学论文的相关文章，希望可以帮到您，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可以分享给更多小伙伴哦！
比较文学译介学是比较文学学科赖以存在的传统基础。它的研究对象包含了文学翻译、翻译文学与翻译理论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展开了译介学的三个不同层面：（1）对文学翻译的研究重在文学语言与转换之技术与技巧的研究，是对翻译损益之技术评估，作为传统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它是翻译学研究必备的基础条件。（2）对翻译文学文本的研究，重心则落在译本的价值评价之上，它所关心的重点是对不同译本间的比照与得失研究。（3）翻译理论研究则涉及翻译理论范式的转换及其意义的史论性研究。由此译介学的性质是对语言转换现象所导致的文学关系乃至文化关系间的沟通、理解、误解及其意义的理论探讨。
谈翻译，就意味着谈作品，谈作品的生命，作品的命运与它的特性；谈作品如何照亮了我们的生活；谈翻译，就是谈交往，转换和传承，谈本己与他者的关系；谈母语与别种语言；就是谈人的语言存在，就是谈谎言与真相，背叛与忠实……
——A。博尔曼（1942—1991）
在我们这个全球化速度不断加快的时代中，翻译变得日益日常化，语言间的转化需求变得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急迫，也更不可或缺。而全球一体化的各种制度建设中，如国际法的建设，对各种传统、文化更深人、准确的了解也变得更为重要。翻译研究，也从过去学科内的分支角色转化成独立的研究领域，并成为对人文社会科学基础条件反思的对象：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建立起来的概念与其他文化的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以往由西方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是否因为语言文化本身的限制应当重新反思？而各种非西方的社会科学主体是否可以完全绕开西方知识体系来反思自身，并加入到西方学界对整个社会科学基础的批判重建中来？
本文所说的译介学，即翻译学，既是比较文学学科赖以存在的传统基础，又是对其存在局限性的冲击乃至挑战。发生于欧洲的比较文学，从起源处就根植于欧洲文化的巨大翻译传统之中：古希腊语言是在接受并改变了菲尼基语音系统而形成的；它与希伯莱文化的相互关系至今还是欧洲学者研究的中心；拉丁语传统更是对古希腊与希伯莱传统的一种翻译转化式传承；在现代民族国家诞生之前，欧洲知识界共享的是这种共同的知识与精神传统。文艺复兴在整个欧洲兴起的翻译热潮，从某种意义上说，为后来欧洲现代民族语言文学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现代民族语言的发展，也在欧洲文明内部引入了新的知识环境：过去共享的精神传统，现在因民族语言的发展而出现了沟通壁垒，欧洲知识精英开始需要学习别国语言以便去了解别国文化。而比较文学，特别是作为法国学派代表的影响研究的问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这就不难了解为什么影响研究往往与翻译密切相连。而且，在大多数现有的译介学与影响研究的论述中，两者常常重叠在一起，难舍难分。所以，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翻译是比较文学学科产生的基础条件之一。
再则，从比较文学研究者所必备的学科条件来看，掌握比较对象双方的语文，具备一定的翻译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否则的话，比较工作的成效与存在必要性就丧失了。
那么，既然翻译这么重要，为什么译介学的形成没有与比较文学学科诞生同步，而要等到20世纪30—50年代呢？其中的原因是多重的，一是与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相关：现代语言学的发展特别重视作为思想文化媒介的语言本身的研究；二是对非欧洲语言文学现象的研究越来越依赖翻译，而翻译的特性，如它所传达的信息的真伪，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知识有限性问题就日益变成问题的中心。由此，译介学作为比较文学新发展的一部分来加以介绍，也就有其自明的合理性了。
“译介学”的法文对应词应是la traductologie，词根由“翻译”与“学问”两部分构成；而英文常见的说法则是Translation Studies，可直译为“翻译研究”或“翻译学”。总之，它是关于翻译的学问。译介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包括文学翻译、翻译文学文本和翻译理论三个方面。由于它所关注之重心在于两种文化转换中的语言媒介，故被称做译介学，亦可称之为译介理论。
译介学涉及的这三个方面是彼此相互联系也相互区别的：（1）对文学翻译的研究重在文学语言转换之技术与技巧的研究，是对翻译损益之技术评估。作为传统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它是翻译学研究必备的基础条件；（2）对翻译文学文本的研究，重心则落在译本的价值评价之上，它所关心的重点是对不同译本间的比照与得失研究；（3）翻译理论研究则涉及的是翻译理论范式的转换及其意义的史论性研究。译介学的这些研究对象决定了其性质：它是对语言转换现象所导致的文学关系乃至文化关系间的沟通、理解、误解及其意义的理论探讨。三者的侧重面所呈现的乃是翻译从实践到理论整体问题轮廓，缺一不能成立。
第一个层面表面上似乎只涉及翻译的技术问题，因而常常被向往理论的人所低估。但翻译技术性难题往往也是翻译理论中的难题，其中最典型的难点，可能就是诗歌翻译问题。在西方，从但丁到蒙田，从伏尔泰、狄德罗到里尔克（Rilke）、雅各布逊（Jakobson）都重复一句话：诗不可译，因为诗歌是“声音与意义之间不确定关系的一种延长”，不可译性就是诗歌的本质与价值所在。在汉语诗论传统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言已尽，意无穷”也是评价诗歌价值高下的标准。诗歌在同一语言中就具有“技术上”不可转译的特征，更不用说移入外语语境所面临的“技术”难度了。但这些理论上的结论，都是从具体实践操作中屡战屡败的经验中总结出来：诗歌的节奏、语音与整体意象语境从技术上对抗翻译，因而也成为翻译理论中的难点和研究制高点。比如，美国诗人庞德翻译中国古诗时，强调了汉字的表意、象形特征，突破英文语音文字所特有的诗歌传统，因而在美国掀起了一场新诗运动。但这场运动反过来影响一些中国诗人也尝试开拓汉诗的外形特征，效果却渺渺。殊不知汉诗正因为它的外型表意不表音，诗歌传统才如此追求严格的韵律。这诚然既是技术问题，更是文化问题。 第二个层面重在对原作之多种译本的比照研究，讨论其得失长短。比如，周兆祥对汉译《哈姆雷特》的诸种文本比较研究，不仅盘点了这些译本艺术上的得失，也带出了20世纪中国接受西方戏剧的具体语境。而后者已介入接受研究领域，也就是说从文本（texte）研究进入到了文化语境（contexte）研究。戏剧的接受语境超出了诗歌、小说的书面个体阅读接受范畴，既涉及舞台再现体系，又涉及直接面对观众的“集体”阅读场域。因其二度转换，即舞台转换，要直接面对进入剧场的接受者，其方式与情境，更能立体勾勒出原作所遭遇到的文化转换难度，从而综合呈现接受语境中对该作品的文化理解的具体状况：如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戏剧舞台上所搬演的莎剧，基本上都将莎式的性格悲剧演义成中国式的伦理悲剧，显示出传统戏剧模式、社会心理模式在接受西洋剧中的强势解释力。
如果说译本比较研究与原作的关系依然紧密，二度再现的文化语境研究已进入对原作与译作所承载的不同文化更深、更广的信息差异的辨析的话，下述现象可以说更远离了原作及其文化语境：翻译文本本身成为接受语境中的一个新的创作契机，自备一种艺术价值，自成一种艺术风格。最为人熟知的例子是翻译家林纾的公案。严格地说，林纾不能算翻译家，他只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但会听故事，而且更擅长转述故事。其“文笔”让钱锺书这样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家都为他所“诱”，而“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第二个例子是美日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寒山热”：在中国本土默默无闻的寒山诗译成日文后在日本大受青睐，长期流传，备受尊崇，其“俯拾皆是的佛教道教色彩”不仅“使他享誉东瀛”，而且经由日本，风行美国，与1958—1965年间在美国的文化运动中成为“垮掉的一代”的理想英雄，使它所承载的禅宗信息演化为一场美式的精神运动。第三个例子也是大家熟知的庞德英译唐诗个案。指责他的译文充满误读，英文文法不通，已完全无法解释他所掀起的20世纪美国的那场新诗运动。他独特的解读视角与其说是对唐诗的误读，毋宁说是“悟”读，如果他关注的是唐诗严格的韵律要求，而非汉字意象所造成的视觉特点，情况又会如何？总之，上述三例已不属狭义上的翻译研究，而属于广义的文化转换工作，即进入了影响研究、接受研究的范畴。因为原文的价值已不是重点，译文如何不忠于原文也不那么重要，它开始了自身的文化历险。文学史家将之纳入历史时所关注的，也不再是原作及原作者，而是译者与译品本身的特有价值，前者常常只作为后者的语境而进入史家的视野。这种翻译观中的“原著中心论”向“译文中心论”转向，其实是从对翻译“信、达、雅”与“神似”的基本诉求，转向对译者与译品的“创造性背叛”及其“艺术个性”的要求。前者是翻译的标准，后者是创造的标准，不在同一个评价范畴内。后一个标准是可欲难求的。严格地说它，是对一般意义上的翻译评判标准的超越。
第三个层面是从哲学角度讨论翻译研究所涉及的各种理论性问题，包括对翻译性质的理论思考，对翻译研究的范式（paradigm）转换之意义的梳理，对翻译史论研究中的标准的研究与评价等。
翻译的性质为何？关于这个问题的提问、反思与论证，在翻译史上构成了各种不同的翻译理论范式的基础。如为《圣经》翻译定下原则的古罗马翻译理论家圣·杰罗姆（Saint Jerome）说，“翻译是对意义的兼并”，也是“对意义的捕捉”；对现代翻译理论有深刻影响的本雅明说，“由于它所携带的那样一种语言种子，翻译间于文学创作与理论之间”。海德格尔说：“任何翻译本身都是一种解释。不需声明，它的存在就携带着解释原有的基础，开口与诸种层次。反过来，解释不过是忍而未发的翻译之完成罢了……本质上，解释与翻译不过是同一件事。”
圣·杰罗姆在翻译活动中看到的是原文（经文）中的绝对意义，所以他要求绝对忠诚于原文，强调“逐字对译”与“因义对译”原则。本雅明在翻译中既看到了创造的“原创性”，也看到了它所具有的理论的“反思”特质；而海德格尔则在翻译现象中看到的是译者的“理解”与“解释”之主体活动。后两者的见解可以说是18、19世纪以来由德国哲人施莱尔马赫（1768—1834）为代表的对翻译的反思模式（强调保存原作中的“陌生性”，主张译本本身就具有某种“次语言”的价值）的延续。古典模式将原文神圣化，认为原文中有绝对的意义，翻译活动不过是解经活动的附属部分，译者应当是原文的忠实的役者；近代模式则强调译者的主体性，不认为原文只有一种绝对的原义，每一个译者都可能发掘出原文不同的含义，而翻译活动也是一种创作活动，译本也有它特有的价值，是不同于原文语言，也不同于本土文学作品的“第三种语言”。
关于翻译理论范式的思考，在西方一直伴随着翻译实践活动的展开，一直是“经验”与“反身自省”的同步活动。中国有漫长的翻译历史，也形成了一些对翻译的论说：从西晋以来翻译佛法发展出来的“格物法”，到近现代译家严复倡导的“信达雅”说、傅雷的“神似”说，以及钱锺书的“诱、媒、讹、化”论。不过，对这四种论说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比如各说之间有否发生范式的转化？如果有，其理论意义为何？这种理论探讨的意义还在于它关系到其他相关领域标准的建立。例如，翻译史怎么写？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4）提供的标准是什么？有没有别的可行标准？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1991）的写品有什么标准上的不同，为什么？翻译文学史的材料选择标准是什么？实录法？对原作传播的贡献大小？译品本身的价值和影响？这几种写法各有不同的标准，所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尽相同。陈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翻译问题日益突破学科界限而成为对人文社会学科基础思考的综合理论性问题。这种趋势使得传统比较文学视阈中的文学翻译身份定位受到冲击，或者说使它不再可能以故步自封的方式存在。否则，它很可能被吞没掉而不自觉。同样有“文化翻译”特征的文化人类学，尽管20世纪40年代以来也将“文化翻译”当作其方法论的特征0来界定，而且由于它“对其翻译工作中的‘化’的一面”过于自信，而自以为寻找到了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化语法”，并成为“文化科学”，而受到非西方人类学者的批判，其“文化翻译之‘诱”’被认为“变相地强化了文化不平等的格局”，成为人类学界反思“文化翻译”的权力关系，“讹”的方法论价值的问题性场域。但将翻译纳入学科的方法论基础，非但没有削弱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基础，反而使之更具有自身反省的能力。这一点是否值得比较文学借鉴？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人类学与比较文学的学科基础从一开始就具有跨语言、跨文化的“翻译”特征。区别在于人类学翻译的是广义的他者社会文化文本，人类学者以自身的认知模式直接介入对他者文化的理解与“解释”之中，并追求建立普适的知识体系；而文学翻译所面对的，则是一种间接的文本，是对原作者之自我文化理解的翻译与解释。两者不在同一知识谱系中，因此，同样一个“讹”与“化”，涉及问题的性质与效果全然两样。比较文学只有在这种开放性的自省中，不断思考自身的存在合法性及学科边界，才能保存与发展自身的阵地。
当翻检《钦定词谱》时，我们发现“图谱合一”在明代万惟檀时就已经完成，“黑白圈平仄标注法”、“句中韵”是张埏用力处之一，“去声字”、按字数多少排列是万树的发明，无论是从词谱体例还是内部具体设计，可以发现其创新之处并不多。
《钦定词谱·凡例》谈到：调以长短分先后。若同一调名，则长短汇列，以“又一体”别之，其添字、减字、摊破、偷声、促拍、近拍以及慢词，皆按字数分编。
至唐人大曲如[凉州]、[水调歌]，宋人大曲如[九张机]、[薄媚]，字数不齐，各以类附辑为末卷。
每调一词旁列一图，以虚实朱圈分别平仄，平用虚圈，仄用实圈，字本平而可仄者上虚下实，字本仄而可平者上实下虚。至词中句法，如诗中五言、七言者，其第一字、第三字类多可平可仄，似不必拘谱，内亦参校旧词，始为作图。至一定平仄，别谱有异同者，必引证其句，注明本词之下。又可平可仄。中遇去声字，最为紧要，平声可以入声替上声，不可以去声替。沈伯时《乐府指迷》论之最详，谱中凡用去声字不可易者，悉为标出。表面看来，《钦定词谱》只是所收词调增多、考证更加准确而已。事实上，其更臻完美的思考与精益求精的设计使它站在了一个“更高”的位置。
一、词调前系调名考证词调是词体构成的重要部分。在唐五代时期，词调本事对词的内容、风格有限制作用。到了北宋，由于苏轼等人以诗为词，日渐打破了词调本事对内容的限制，词调与词内容的关系日渐疏远。
而自《教坊记》、《乐府杂录》、《碧鸡漫志》始，研究者开始关注词调的渊源流变，并对一些词调进行了本事溯源。到了明代，词学家们更加关注词调的整理与研究工作，杨慎考证词调3O余个，而董逢元《词名征》开始了词调系统的研究。到了清初，毛先舒对词调进行了大范围整理，编成《填词名解》一书，考证词调近四百。而查培继在编纂《词学全书》时，把《词名集解》作为第一部分出现，这是词谱史上第一次把词调与词谱对等看待。惜毛先舒的考证仍需深入，很多词调本事并未揭示清楚，甚至造成了一些失误。
从专门的词谱书籍来看，之前的编纂者似乎对词调的内容兴趣淡薄，从周瑛的《词学筌蹄》、张铤的《诗余图谱》到程明善的《啸余谱》、谢天瑞的《新镌补遗诗余图谱》再到清初赖以邻等人编制的《填词图谱》、万树的《词律》，他们基本上并未对词调的渊源流变进行较为详细的解说，偶然仅是简单的对词调进行一下溯源，说明词调的创始情况，而作为图谱的附庸存在。而《钦定词谱》最用力处即在于此。《钦定词谱·凡例》介绍道：词名原委及一调异名之故，散见群书者，悉为采注。
这种把调名考证融入词谱中的方法，可以有效的指导填词者“选调填词”。填词者只要一部《词谱》在手，不需要再查阅哪个词调适合填写什么风格、内容的词，直接翻阅《词谱》就可以完全解决填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这大大方便了填词者，为清代的“填词须选调”理论的兴起及深人人心作出了重要贡献。
《钦定词谱》在词调考释上用力甚多，编纂者广搜博采，从经史子集中搜集各种有用材料来考证词调的渊源流变，如对词调[竹枝]的考证，《填词名解》仅简单的介绍道：唐乐府名，有蜀[竹枝]，有江南[竹枝]，有渔家[竹枝]，徐士俊云：泛言[竹枝]者，蜀词居多。
而《钦定词谱》却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考证：唐教坊曲名，元郭茂倩《乐府诗集》云：“[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里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词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按《刘禹锡集》与白居易倡和，[竹枝]
甚多，其《自叙》云：“[竹枝]，巴渝也，巴儿联歌，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雎舞。其音协黄钟羽，但刘白词俱无和声，今以皇甫松、孙光宪词作谱，以有和声也。
这样精彩的考证在书中比比皆是，读之使人神清目爽，心下快然。同时，《钦定词谱》对前人妄自解说词调的作法采取了存而不论的求实态度，如在（抛球乐]下注日：唐教坊曲名，《唐音癸鉴》云：“[抛球乐]，酒筵中抛球为令，其所唱之词也。”《宋史·乐志》：“女弟子舞队三日[抛球乐]。”按此调三十字者，始于刘禹锡词。皇甫松本此填，多一和声。三十三字者始于冯延巳词，因词有“且莫思归去”句，或名[莫思归]。然皆五七言小律诗体。至柳永则借旧曲名，别倚新声，始有两段一百八十七字体，《乐章集》注林钟商调，与唐词小令体制迥然各别，以同一调名，故类列之。这种打破明人妄自解说的态度与作法，表明了清人注重实据的严谨态度，如果遇到不清楚的词调，编者还会在例词之后再加解释，如[添声杨柳枝]： 按《碧鸡漫志》云：黄钟商有[杨柳枝]曲。仍是七言四句诗，与刘白及五代诸子所制并同。但每句下各添三字一句，乃唐时和声，如[竹枝]、[渔父]，今皆有和声也。旧词多侧字起头，第三句亦复侧字起声，度差稳耳，今名[添声杨柳枝]。欧阳修词名[贺圣朝影]，贺铸词名[太平时]。《宋史·乐志》：[太平时]，小石调。
接着编者在顾复例词后注日：此调有唐宋两体，唐词换头句押仄韵，宋词换头处押平韵。按张泌词前段起句“腻粉琼妆透碧纱”，“腻”字仄韵，第三句“金凤搔头坠鬓斜”，平仄全异，后段起句“倚着云屏新睡觉”，“云”字平声，第二句“思梦笑”，“梦”字仄声，第三句“红腮隐出枕函花”，“红”字平声，“隐”字仄声，许桨词前段第三句“不知屏里画潇湘”，“不”字仄声，后段起句“重叠衾罗犹未暖”，“重”字平声，此两词皆换头处押仄韵者，故谱内可平可仄处之。
大概是编者仍担心读者理解不够通彻，其在“另一体”后继续注日：此词后段第二句仍押平韵，每句后添声俱用“仄平平”，宋词皆照此填，与唐词小异。
按此体见《梅苑》及《乐府雅词》，皆作[杨柳枝]。又按贺词八首名[太平时]，多用前人绝句，添入和声，即[添声杨柳枝]也。《词律》以[太平时]另列一体者，误。按欧阳修词前段第三句“垂杨慢舞彩丝绦”，“慢”字可仄，谱内据此，其余参校唐词。
细致考察的结果是：一方面大大提升了《钦定词谱》典范价值，为《钦定词谱》成为填词典范，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这种考证让词调的内容大大丰富起来，为词调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比较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是指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的文艺学分支。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比较》(提纲)
前言
批评不是批评的目的。
一， 现代、当代文学产生的背景及其环境
1， 1百年轮回;
1，2 30年的断层;
1，3 现代文学创作的知识分子化以及潜革命化;
1，4 当代文学创作的伤痕起点、先天不足及其异化;
二，现代、当代文学作者的知识结构以及价值观的`区别
2， 1西方文化的鲜花在封建的牛粪上怒放 ;
2，2 不知不觉中的狼奶哺育出不完整的人 ;
2，3 愤怒是当代文学的助产士 ;
2，4 在栏架前因伤退却的当代文学 ;
三、 现代、当代文学的传承和类同
3，1 在拒绝人文精神的土地上发育不良的物种 ;
3，2 对强权或物质的臣服是现、当代文学的殊途同归 ;
四、 百年文学的未完成越狱;
4，1 十年黄金时间对三十年的反动的反动 ;
4，2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千年政治宗教造成的一种群体症候
4，3 摸着石头迷失在路上 ;
五、 扭曲了的当代文学之路
拓展知识：数学论文提纲格式
一 目录
引言……………………………………………………………………2
一数学思想方法的相关理论………………………………………… 2
一数学思想方法的概念……………………………………………… 2
二学思想方法的作用………………………………………………… 3
二数学思想方法与在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5
一中学数学常用的几种数学思想方法…………………………………5
二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22
三、几点思考……………………………………………………………23
一数学思想方法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23
二思想方法的教育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需要………………………23
总结………………………………………………………………………24
参考文献…………………………………………………………………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