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酒有五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中国的酒有少量的果酒，主要是以粮食原料酿制而成的，以生长霉菌为主要微生物的酒曲为糖化发酵剂，复式发酵，半固态发酵为特征，这成为东方酿酒业的典型代表。近代以来，啤酒在中国的发展很快，目前年产量已居世界第二位。
酒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酒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首先，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因此一切政治、经济活动都以农业发展为立足点。而中国的酒，绝大多数是以粮食酿造的，酒紧紧依附于农业，成为农业经济的一部分。粮食生产的丰歉是酒业兴衰的晴雨表，各朝代统治者根据粮食的收成情况，通过发布酒禁或开禁，来调节酒的生产，从而确保民食。反过来，酒业的兴衰也反映了农业生产的状况，也是了解历史上天灾人祸的线索之一。在一些局部地区，酒业的繁荣对当地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酒与社会经济活动是密切相关的。汉武帝时期实行 国家对酒的专卖政策以来，从酿酒业收取的专卖费或酒的专税就成为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酒税收入在历史上还与军费，战争有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 死存亡。在有的朝代，酒税（或酒的专卖收入）还与徭役及其它税赋形式有关。酒的厚利往往又成为国家、商贾富豪及民众争夺的肥肉。酒的赐晡令的发布，往往又与朝代变化，帝王更替，及一些重大的皇室活动有关。中国古人将酒的作用归纳为三类：酒以治病，酒以养老，酒以成礼。几千年来，酒的作用关不限于此三条，起码还包括：酒以成欢，酒以忘忧，酒以壮胆，酒也使人沉湎，坠落，伤身败体。历史上还有不少国君因沉湎于酒，引来亡国之祸。
总之，酒是社会文明的标志。研究社会的文明史，不可不研究酒文化史。中国酒文化中的丰富内涵，会给人们带来乐趣和启示。
酒文化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包容它自身的物质和社会方面的内容，如酿造史、产业史，与酒伴生的酒器的知识（其中又包括工艺的、礼制的、审美的各种内容），社会组织对酒的管理、限制、赋税等等措施及其演变；更使酒文化达到几乎包罗万象的程度的是，由于酒的效用所引发的生理、心理反应，从而所导致的社会效应，遂使全部的人文科学和部分的实验科学（例如医药科学）中都有酒文化的足迹。
文化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更频繁而普遍地布藏在日常的生活风习中，酒文化也是如此。喝酒者和参加饮宴的人并不以酒文化的担随者而出现，但传统的饮宴礼俗，约定俗成的聚饮方式，乃至与酒有关的各种行为心态，无不或隐或显地呈示中国文的特有色彩。有的有渊源踪迹可寻，有的已是成了集体无意识那样的精神积淀，只有深谙中国酒文化的人才能有所意识。这些表现于日常生活习惯中的酒文化的内容，又和中国大文化的各大体系犬牙交错，并曲曲折折通向以儒道佛思想为支柱的中国民族精神的底蕴。从这个意义上说，酒文化不但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又是从整体上认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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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中的酒文化
中国是一个酿酒、饮酒的国度，也是一个赋诗、吟诗的国家，很久以前，诗与酒便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的酒，起源于远古时期的农耕社会；中国最初的诗，大约也产生于这一时期。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44首涉及到酒比如："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以御宾客，且以酌醴"，"君子有酒，酌言献之"，"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可见，酒是社交宴会中的"天使"，觥筹交错之际，举觞称贺之时，美酒堪称传递心意的佳媒。"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君子有酒，旨且多"。
东晋诗人陶渊明之前，酒中虽然已经积淀了若干情感因子，仍然只是作为创作素材之一种被吟咏入诗。荆轲谋刺秦王，酒酣辞行而歌《易水》；刘邦甫定天下，宴饮既醉而唱《大风》；曹操鏖兵赤壁，把酒横槊而赋《歌行》，秦汉时期，酒只是激发情绪而已。直至魏晋时代阮籍、嵇康，“也还是酒是酒，诗自诗”，两者之间并没有显示出必然的内在联系。陶渊明是第一个有意识地将诗与酒“攀亲结缘”，并在诗中赋予酒以独特象征意义的诗人，“忘忧物”的指称，便是他的发明。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中古清高自洁的大诗人。在其现存174篇诗文中，有56篇写到饮酒，约占40%!诗酒联袂，寄意遣怀，既是文学史上的千秋佳话，更是酒文化窥测的不变传统。这个传统，是从陶渊明“寄酒为迹”开始的，对后世追求人性自由的文人们的心灵感受以及他们的社会生活与吟酒诗作产生过极为深远的潜在影响
古诗中的酒文化
中国是一个酿酒、饮酒的国度，也是一个赋诗、吟诗的国家，很久以前，诗与酒便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的酒，起源于远古时期的农耕社会；中国最初的诗，大约也产生于这一时期。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44首涉及到酒比如："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以御宾客，且以酌醴"，"君子有酒，酌言献之"，"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可见，酒是社交宴会中的"天使"，觥筹交错之际，举觞称贺之时，美酒堪称传递心意的佳媒。"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君子有酒，旨且多"。
东晋诗人陶渊明之前，酒中虽然已经积淀了若干情感因子，仍然只是作为创作素材之一种被吟咏入诗。荆轲谋刺秦王，酒酣辞行而歌《易水》；刘邦甫定天下，宴饮既醉而唱《大风》；曹操鏖兵赤壁，把酒横槊而赋《歌行》，秦汉时期，酒只是激发情绪而已。直至魏晋时代阮籍、嵇康，“也还是酒是酒，诗自诗”，两者之间并没有显示出必然的内在联系。陶渊明是第一个有意识地将诗与酒“攀亲结缘”，并在诗中赋予酒以独特象征意义的诗人，“忘忧物”的指称，便是他的发明。陶渊明，中古清高自洁的大诗人。在其现存174篇诗文中，有56篇写到饮酒，约占40%!诗酒联袂，寄意遣怀，既是文学史上的千秋佳话，更是酒文化窥测的不变传统。这个传统，是从陶渊明“寄酒为迹”开始的，对后世追求人性自由的文人们的心灵感受以及他们的社会生活与吟酒诗作产生过极为深远的潜在影响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古老的文明古国。人类的第一滴酒是中国人造的，而且还掌握了当时较为先进的酿酒工艺。酒是生活的佳酿，与生活是相依相伴的。酒是一种文化，而且这种文化已经融入中国历史几千年。也就是说，“酒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忽视。“酒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华民族文化相融相随。同时，它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容与内涵。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中，酒是文化的酵母。酒有其悠久的历史和美丽的传说——天上酒醒掌酒、人间杜康精心酿酒、神农氏制酒等。
酒事千年，千年酒事，酒香传万世，充分显示出酒寄寓于文化、生活的价值。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文学诗词创作，就有酒的相伴。何处有酒，何处有诗词。
酒对中国古代诗词的影响在春秋战国时期体现其独特的作用，最为显著、最为广泛的主要表现在魏晋、唐、宋这三个时期。这时期所创作出来的诗词作品的质量较为上乘。而且对将整个时期的文学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起了重要作用，都与酒存在莫大的关联。所谓“万事不如杯在手”，杯中自有乾坤，得酒自得诗词，有酒而诗词自成。“陶翁一生诗酒相伴，以诗酒会友，酒中抚琴，琴后赋诗，醉意蒙蒙之中留下《饮酒二十首》诗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首便是其中佳作”。[1]连陶渊明这种世之隐居者，都作文不离酒，可见酒对文人的创作的贡献是不可小觑的。酒的作用除了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外，酒对中国古代诗词的影响，在众多的篇章佳句中都可以发现酒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酒用于祭祀、庆贺、赠别、解忧等等。通过酒的催化作用而成文，挥笔则文思成而诗词即成。
在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酒发挥着宗庙祭祀的作用，这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表现得极为显著。《礼记·礼运》中记载祭祀时：“玄酒在室，醴盏在户，粢醍在棠，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①对于酒用于祭祀也有诸多文献可考。唐代诗人王驾的题为《社日》的诗中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就是指在祭祀上喝醉，人人熏然由人扶着的场面。中国是礼仪之邦，酒用于祭祀活动中，也是体现中国的礼。至今的祭祀桌上，仍要用酒，而且必不可少的。酒的这种作用称为“酒祭”。酒祭神和祭祖，《战国策》中有“仪狄②造旨酒”的记载，“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这一时期的酒的祭祀作用通过各种形式记录下来，由于此时的诗词创作并不流行，并且少见，因此，通常是以记录历史的形式记录下来。文章把酒用于祭祀的这一作用体现得淋漓尽致，且占有相对比较大的比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考证价值等。
从中国古代的众多诗词中可以发现，酒常常是用于表庆贺的。一杯美酒，既淳且香，隔壁三家醉，开坛十里香。琼浆玉液、玉液金波正是庆贺的上上之选。他乡遇故知、久旱逢甘霖、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这都是值得庆祝的日子，这时酒就成了必要的助兴良品，用于表达喜悦之情，酒对中国古代文人们之间，是表达情感的联络剂，促进诗词创作的催化剂。文人们许久未见，一见就是“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慨。酒是战场上预祝凯旋而归的军事动员令，是胜利的凯歌，凯旋后的祝捷酒。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2]李白的“万里横戈探虎穴，三杯拔剑舞龙泉。”等著名诗句，形象生动的表达了酒的庆贺作用。用酒庆贺喜悦之事，更能助兴，兴起而文思自起，进而成就一篇篇的诗词。“李白斗酒诗百篇”，他应招入京当官的时候，为了庆祝这一喜事，就饮酒庆贺，此时作《南陵别儿童入京》，留下千古名句“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从这首诗中，体现酒用于庆贺，而体现出的不仅是庆贺，还有助兴，诗酒相互依存。
离别是文人之间常有的现象，文人间的离别总是比较伤感、凄凉的。他们为了化解或是减弱伤楚，常是以酒赠别，把离别的浓浓感伤融于酒中，也是以此作为预祝远行之人的饯别方式。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中一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以酒赠别情融于酒中，为诗词创作提供了材料、灵感和兴致。南朝的沈约《别范安成》，表现的是老者离别不舍之情：“及尔同衰暮，非复离别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再持，何以慰相思。”把酒作为日后相思的慰藉，此时的酒不但为创作提供材料，更重要的是灵感的重要来源，即兴、即情作诗。以酒送行从周至明清时代，一直是主要的送别方式。在此期间，也因此留下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如“一片冰心在玉壶”。离别之作在魏晋、唐、宋时期具有相当多的，而以酒入诗词，或者是以饮酒为背景而作的诗词亦是不胜枚举的。酒、诗词与赠别，这三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以酒赠别的诗词，在这一时期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时期的诗词也常体现就的赠别作用。
一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道尽酒的解忧之功效。“酒助文兴，文助酒香，酒文为伍，似体魂相伴。”[3]从诗中可以看出酒是解忧的良药，也只有酒才能就有，酒与诗词是密切关联的。中国酒业发展到唐宋，达到了空前的规模。这时期的酒文化体现的是酒与文人墨客大结缘，出现了辉煌的“酒章文化”的特征。借酒浇愁的千古名句更是空前的繁多，不胜枚举。最为耳熟能详的有“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酒入愁肠，化作相思了”等，这些都体现了古人以酒解忧的习惯和依赖性。虽然不能达到解忧的目的，但却是忧愁之人的一种寄托、一种自我慰藉。在借酒解忧的时候，写成了一篇篇的诗词佳作。辛弃疾在壮志难酬，倍感失意之时，流连于酒堆，写成了《西江月·遣兴》词一首：“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竟是酒催化了诗词的创作，诗词中体现了酒的解忧功效。酒、诗词与解忧，三者密切联系，酒助诗词兴，以酒解忧，诗词中体现以酒解忧。
众多的文人墨客尚酒，而他们又是诗词的创造者，这就注定了酒与中国古代诗词结下不解之缘。就促进了诗词作品的产生、创作和发展。同时，诗词作品中体现了酒的各种作用，二者是相互依存的。真可谓是酒助文兴佳章多，文助酒文化的传播并体现其存在的历史及作用。
绍兴，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经济发达，人文荟萃，文化底蕴深厚。新石器
时代，境内就有人类繁衍生息。
4000
多年前，大禹治水东巡到苗山，会集诸侯，
计功行赏，将苗山更名为会稽山。春秋战国时，越王勾践在此建立都城，卧薪尝
胆，复国兴邦。秦行郡县，始置山阴县。南朝陈时，析为山阴、会稽两县，同城
而治，直至清末。其中公元
1130
年，宋高宗赵构取“绍祚中兴”之意，升越州
为绍兴府，并于次年改元为绍兴元年，绍兴由此得名。民国建元，撤府建县，合
二为一，统名绍兴。
1983
年国务院批准实行市管县体制，市、县并设，同驻越
城。
2001
年绍兴县遂新建县城，迁址柯桥。
1982
年，国务院公布绍兴市（县级，
即绍兴县）为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先秦时期，
绍兴地区主要为於越族的聚居地。
秦汉以后，
随着中原汉族的大
量南迁，民族之间的互相融合，汉族在绍兴占了主导地位。同时，也有少量的少
数民族居民在绍兴居住。
1978
年以后，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
绍兴少数民族居民也有较大增加。
绍兴系多种宗教并存、群众宗教信仰多样之地。
道教流传最早。
东汉炼丹方士上虞籍魏伯阳参照
“大易”
、
“黄老”
和
“炉火”
三家理法，
撰成
《周易参同契》
一书，
首次系统论述道教炼丹术，
被后世誉为
“万
古丹王”
；东晋建武元年（
317
）
，著有《抱朴子》的著名道教理论家葛洪，曾结
庐会稽，炼丹修行。
稍后印度佛教传入会稽。东汉中平年间（
184
～
189
）
，由安息国（今伊朗）
高僧安世高来会稽弘传佛教。此后，绍兴高僧辈出，名刹林立。高僧中以梁佛教
史学家慧皎、
隋唐三论宗创始人嘉祥大师吉藏、
唐代华严宗四祖清凉法师澄观和
五代曹洞宗始祖洞山良价最著名；
名刹中，
最有影响的有三论宗祖庭会稽嘉祥寺、
曹洞宗中兴道场云门寺、
奉供江南第一大佛的剡县大佛寺、
诸暨五洩禅寺，
郡城
大善寺、开元寺、龙华寺、戒珠寺等。各种宗派诸如华严宗、律宗、净土宗、密
宗、三论宗、禅宗等都在境内流传。唐代，越州成为江南佛教活动的重要场地和
对外交流的驿站，日本“入唐八家”中的最澄、圆仁、圆珍、空海四家，都曾来
越州求法，学成回国创宗弘传，在日本佛教界具有深远影响。
1982
年，日本空
海访华团来绍兴寻根问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佳话。
鸦片战争之后，
西方宗教输入中国。
清道光三十年至同治七年
（
1850
～
1868
）
，
英国传教士包尔腾、
法籍神甫谢培德等人，
先后来绍传播天主教、
基督教。
此后，
各国传教士纷至沓来，
足迹遍及绍兴城乡，
以施粥、
施米、
施布等方式发展教徒，
并广建教堂。
至民国
8
年
（
1919
）
，
绍兴地区有基督教堂
（所）
124
处、
教徒
2955
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境内多所佛教名寺得到修缮，
一些著名法师升座讲
经，重大佛事活动相继举行；道教已近湮灭；基督教、天主教会摆脱外国教会势
力控制，经过爱国爱教的革新运动，获得健康发展。据
1990
年不完全统计，全
市有宗教信徒
5
万余名，约占总人口的
1.2
％，其中基督教徒
4.43
万名、天主教
徒
365
名、佛教僧尼
252
名、三皈依信徒约
1.25
万名；全市有各教各级爱国组
织
18
个，各教活动场所
218
处。教徒在各个领域劳动、生活和参加宗教活动，
爱国爱教，心情舒畅。
改革开放以来，
没有自然资源优势和国家投入的绍兴县，
经济和社会各项事
业得到了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经济社会综合实力一直位居全国前列。分析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深沉原因，
我们认为绍兴县独特的地域文化和由此产生的地
域精神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地域文化包括：
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治水文化。绍兴境内地势南高北低，几千年前，南有
山洪之患，北有潮汐之害，人们为了生存，进行了数千年连续不断的治水斗争。
古代的治水英雄大禹，
他忧国忧民，
以治水为己任，
十三个春秋，
披星戴月，
“三
过家门而不入”
。东汉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领导绍兴人民开始围堤修筑鉴湖，
鉴湖水利工程成为我国江南一带最古老的灌溉工程。
东晋南朝时，
会稽内史贺循
主持疏凿西兴运河，
既有利于灌溉，
又有利于物资的集散。
唐会稽县令李俊之主
持增建海塘，长百余里；后又有汤绍恩主持兴建三江闸，抵御海潮，扩大耕地。
至
20
世纪
70
年代大规模围垦、
90
年代兴建标准海塘和本世纪初的围涂造田，
更是谱写了励精图治、
艰苦奋斗的新篇章。
绍兴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治河
流、抗海潮、战山洪、改沼泽，围滩涂，不断探索，不断实践，历尽千辛万苦，
使远古时代的蛮荒之地逐渐变成了山明水秀的鱼米之乡，
在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
中，
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
同时也形成了艰苦奋斗，
开拓创新的创业精神。
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名士文化。毛泽东诗句中的“鉴湖越台名士乡”点出
了绍兴地域特色文化中的最重要的标志，那就是名士文化。大禹、勾践、范蠡、
马臻、王羲之、陆游、王阳明、徐文长、蔡元培、鲁迅、秋瑾等，在历史文献中
记载的历代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数不胜数，
此文化之精粹，
即历代名人名士为民
族之复兴，为国家之强盛，敢于上下求索，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思想先驱。
他们一生追求的是真理和光明，
追求的是民族、
社会的文明进步，
他们留下的思
想、文化遗产，引导和激励后人去实现新的理想追求。此特色文化中，也包括了
“师爷文化”
，
“绍兴师爷”作为地域性很强的历史群体，其主持正义的精神，以
及善用法典的智谋，
同样闪耀着名士文化的思想光芒。
在名士文化的熏陶下形成
的与时俱进、
奋发有为的精神是一代又一代绍兴人重要的精神动力，
也成为绍兴
县地域形象的重要标志。
百折不挠、
精益求精的纺织文化。
据有关专家研究认定，
绍兴的纺织史可以
追溯到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时代。
至四五千年前的大禹时代，
将丝绸用于贡品已很
普遍；二千五百年前越王勾践时代，蚕织业已举国为事，首度昌盛；隋朝时珍品
脱颖，名重朝野；唐宋时，品量俱旺，产品以越罗总其名而风靡天下。新中国成
立以后，历经恢复期、发展期、徘徊期。改革开放后，绍兴的纺织业开始走上复
兴之路：机杼之声遍及城乡，轻纺市场雄居亚洲，五洲商贾汇集越地，交易信息
辐射全球。被称为“夕阳产业”的纺织业在绍兴县人民的努力下，做大做强，精
益求精，在设计、生产、染整、营销等各个方面乃至整个纺织业都实行了新的跨
越，
成为推动绍兴县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打造国际纺织品制造中心和国际纺织
品贸易中心，
更成为跨越式发展再上新台阶的战略目标。
从纺织业的发展史可以
看出绍兴县人民咬定目标不放松、
坚韧不拔、
百折不挠、
精益求精的个性和精神。
外柔内刚、厚积薄发的酿酒文化。绍兴是中国黄酒的故乡，酿酒历史悠久，
传说大禹时古越就有米酒，到春秋末期饮用米酒已很普及。到唐代，绍兴有“醉
乡”之称；宋代绍兴已被形容为“城中酒垆千百所”之地；到清代已是“越酒行
天下”了。在绍兴，不论山区和平原，不论城镇与乡村，在旧时，又无论官宦之
家、缙绅达士，还是市井小民、贫困百姓，都与酒结缘，与酒为朋；酒成了绍兴
人生产活动的重要内容，
生活的必需之物，
由此引发出的绍兴特有的酒联、
酒谜、
酒舞、酒歌和酒乐，以及无数酒的传说、酒的诗文，形成了丰富浓厚的酒文化。
绍兴黄酒最大的特点是越陈的酒越香，
入口柔和温润，
但其性又芳香醇烈，
后劲
十足，
与绍兴人外柔内刚的个性十分相似。
在黄酒文化的熏陶下，
绍兴人形成了
做事务实不事张扬的个性，体现出外柔内刚、厚积薄发的精神。
除此之外，绍兴素以“文化之邦”著称于世，拥有越剧、绍剧、调腔、莲花
落等丰富多彩的地方戏曲剧种，其中越剧是全国第二大剧种，建有绍兴大剧院、
绍剧艺术中心等一批高档次文化设施，近年来先后被评为全国科教兴市先进城
市、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