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崭新的命题,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更在于为西方哲学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西方哲学论文 范文 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
论文摘要：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他全部认识论哲学的起点，也是他“普遍怀疑”的终点。他从这一点出发确证了人类知识的合法性。也就是说：笛卡尔是唯心主义者，但并不是从此命题看出来的，我思故我在并不是唯心命题，而是纯粹认识论的内容。说笛卡尔是唯心论者是纵观他的哲学体系而得出的结论，而并不是从这一命题既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 。“当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时，我却不用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否认、怀疑时，我就已经存在!所以，否认自己的存在是自相矛盾的。而否认和怀疑是一种思考活动，所以他说，我思故我在。并非是平时所说的“我思考，故我存在!
关键字：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哲学思想 文艺复兴 要了解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必然先得了解其人的生平。笛卡尔简介：
勒奈·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另译笛卡儿，1596年3月31日生于法国土伦省莱耳市-1650年2月11日逝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创立了“欧陆理性主义”(ContinentalRationalism)哲学。 生平笛卡儿出身于一个地位较低的贵族家庭，父亲是布列塔尼议会的议员。在他8岁时笛卡儿就进入拉夫赖士(La Fleche)的耶稣会学校接受 教育 ，受到良好的古典学以及数学训练。1613年到巴黎学习法律，1616年 毕业 于普瓦捷大学(Université de Poitiers)。毕业后笛卡儿决心游历欧洲各地，专心寻求“世界这本大书”中的智慧。因此他于1618年在荷兰入伍，随军远游。1621年笛卡儿退伍，并在1628年移居荷兰，在那里住了20多年。在此期间，笛卡儿专心致力于哲学研究，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他在荷兰发表了多部重要的文集，包括了《 方法 论》、《形而上学的沉思》和《哲学原理》等。1649年笛卡儿受瑞典女王之邀来到斯德哥尔摩，但不幸在这片“熊、冰雪与岩石的土地”上得了肺炎，并在1650年2月去世。 1663年他的著作在罗马和巴黎被列入禁书之列。1740年，巴黎才解除了禁令，那是为了对当时在法国流行起来的牛顿世界体系提供一个替代的东西。说Rene Descartes(笛卡尔)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概也不过分。德国存在哲学大家Heidegger(海德格尔)曾说：“自从Leibniz(莱布尼兹)以来，德国思想界所达到的，Descartes的基础理论的(各种)主要发展(变化)，丝毫没能超越这个基础理论，而恰恰展开了它形上学的广度，而为十九世纪创造了前提。但是，在笃信 经验 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人们眼里，Descartes却有一个致命的把柄被人抓在手里，那就是他那句回荡了几个世纪的 名言 ：“我思故我在”。这句被Descartes当作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出发点的名言，在过去的东欧和现在的中国学界都被认为是极观唯心主义的总代表，而遭到严厉的批判。很多人甚至以“存在必先于意识”、“没有肉体便不能有思想”等为论据，认为Descartes是“本末倒置”、“荒.唐可笑”。我们读书论坛就有一位网友特意为自己起了“我在故我思”的笔名，以示对唯物主义的坚定信念。
笛卡尔的主要科学哲学思想：笛卡尔的哲学开始与科学，他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天文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笛卡儿对数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成功地将当时完全分开的代数和几何学联系到了一起。在他的著作《几何》中，笛卡儿向世人证明，几何问题可以归结成代数问题，也可以通过代数转换来发现、证明几何性质。笛卡儿引入了坐标系以及线段的运算概念。笛卡儿在数学上的成就为后人在微积分上的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后者又是现代数学的重要基石。在物理学方面，笛卡儿也有所建树。他在《屈光学》中首次对折射定律提出了理论论证。他还解释了人的视力失常的原因，并设计了矫正视力的透镜。力学上笛卡儿则发展了伽利略运动相对性的理论，强调了惯性运动的直线性。笛卡儿发现了动量守恒原理。他还发展了宇宙演化论、漩涡说等理论学说，虽然具体理论有许多缺陷，但依然对以后的自然科学家产生了影响。
笛卡尔之思与在。(cogito，“意识”或“语言”)(being，“ 有”或“是”)?“思”外之“在”是否只是“思”为自身所建构的逻辑基础和合理性根据?如果“思”外有“在”，它如何在“思”中显现、如何被言说?如果“思”外无“在”，我们的意识为何能自觉到自身的非自足性而去寻索一个“思”外的存在论基础?如同康德所言人性中潜存着形而上学的本能冲动，言说不可言说者成为哲学的千古悖论。古代哲学撇开其显现方式而直接断言终极实在，笛卡尔则居于二者之中。人们一般认为笛卡尔确立了人类理性而摧毁了上帝的权威。的确，笛卡尔之后的很多西方近现代哲学家只能在自明的意识范围内谈论“在”的问题，但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的副标题是：“展示上帝的存在和人的灵魂与身体的差异”。他在第三、第五沉思中以“上帝”的名号探讨终极之“在”，这种探讨与第一、第二沉思的反独断论相结合，形成了全新的现象学存在之思。当笛卡尔确立了近现代哲学的自明性原则而步入自我学之后，他没有像其后继者一样停留在那里，而是很快跨越了出来。
在此，笛卡尔所走的第一步是把近现代哲学引上自我主体的路向，这一步的任务是清除独断的终极实体和上帝存在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应该是借助于哲学的论证而不是神学的论证去阐明的基本问题。”(Descartes，1986，p. 3)如同黑格尔所评说的，怀疑一切是笛卡尔哲学的第一要义。现在让我们追寻一下笛卡尔式的怀疑的思路。笛卡尔按照认识的顺序而怀疑，笛卡尔首先揭示了感官的欺骗性：“有时候塔从远处看是圆形的，而从近处看则是方形的„„我发现外知觉的判断是错误的„„任何我曾经认为在我清醒时所拥有的感性经验，我都同样可以在睡梦中拥有。”(Descartes，1986，p. 53)笛卡尔花了较大的篇幅讨论睡梦的问题。经验实在论认为我们通过感觉经验可以达到客体实在，认为一旦我们感觉了，我们就是感觉到了某种引起我们感觉而又处于感觉之外的对象客体。但我们每个人都在睡梦中感觉过并不具有实在性的东西，尽管在梦中我们坚信其实在性。对梦的思考给东西方哲学大师们以极大的启示。“庄周梦蝶”更是逼近本体论思考：人们皆以为庄周为现实，蝴蝶为梦，庄子反问之，为何不能是蝴蝶为实而庄周为梦?“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还是“蝴蝶之梦为周与”?笛卡尔和庄子一样，也认为从意识的直观性而言，笛卡尔说：“于是我决定把一切曾经进入我的心智的事物都认为并不比我梦中的幻觉更为真实。”而追问“无”，即是言说不可言说者。在逻辑和语言终止之处，维特跟斯坦的“神秘”、海德格尔的“诗”开始进入哲学话题。笛卡尔顺着安瑟伦的思路进入信仰之思而探讨终极的“在”，也就有着逻辑的必然。笛卡尔没有直接强言不可言说的“无”，而是通过描述剖析“有”的非自足性而间接地言说“无”，因此他的终极之思亦是现象学之思。 笛卡尔的哲学思想更让他运用于自然科学之中，然后又相互理解由此及彼。他从逻辑学、几何学和代数学中发现了4条规则：
1. 绝不承认任何事物为真，对于我完全不怀疑的事物才视为真理;
2. 必须将每个问题分成若干个简单的部分来处理;
3. 思想必须从简单到复杂;
4. 我们应该时常进行彻底的检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笛卡儿将这种方法不仅运用在哲学思考上，还运用于几何学，并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第一步认为怀疑就是出发点，感官知觉的知识是可以被怀疑的不能信任我们的感官，所以他不会说“我看故我在”、“我听故我在”。 从这里他悟出一个道理：我们不能怀疑“我们的怀疑”意指 我们无法怀疑的，是我们正在“怀疑”这件事的“怀疑本身”，只有这样才能肯定我们的“怀疑”。 而当人们觉得理所当然或习以为常，他却感到疑惑，由此他推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笛卡儿将此作为形而上学中最基本的出发点，从这里他得出结论，“我”必定是一个独立于肉体的、在思维的东西。笛卡儿还试图从该出发点证明出上帝的存在。 笛卡儿认为，我们都具有对完美实体的概念，由于我们不可能从不完美的实体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有一个完美实体――即上帝――必定存在。 从所得到的两点出发，笛卡儿继续推论出既然完美的事物(神)存在，那么我们可以确定之前的恶魔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骗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
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笛卡儿强调思想是不可怀疑的这个出发点，对此后的欧洲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思故我在 所产生的争议在于所谓的上帝存在及动物一元论(黑猩猩、章鱼、鹦鹉、海豚、大象 等等都证实有智力)，而怀疑的主要思想，确实对研究方面很有贡献。
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骗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这种终极存在的观念，不可能来自于外在经验，也不可能来自于自我的创造，因此追寻终极观念的来源，“唯一的可能性选择就是它被天赋在我的心灵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笛卡尔的这段话：“我用‘上帝’这个词来指其观念存在于我心中的那个‘在’，我无法达到这种‘在’所拥有的所有完善性，但却能以某种方式在我的思维中达到它。”
参考文献
罗素《西方哲学史》
刘华《存在哲学》
King，Magda，2001《剑桥名人史》
西方哲学论文范文二：西方哲学史论文——东西方哲学比较浅谈
从古希腊先哲们开始，西方哲学就建立在严密的逻辑分析推理的基础上，这种层层递推的思维必然导致数学的发达，于是毕达格拉斯主义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西方哲学的中流砥柱，西方人思维的特点，逻辑性强、规则性强、进攻性强、思维严密、对自然知识和终极真理的追求有无法遏制的狂热等无一不是由此衍生出来的。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哲学恰恰相反，在漫长的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把儒学、道学、佛学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安静、圆通、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心灵的不断净化，最终达到出于宇宙融于宇宙的境界。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定性，因为他们想知道的只是自己;同样的，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想征服的是自己的心灵。对他们而言，智慧的内容不是知识，其功能也不在于增加自己的财富。”
简言之，西方哲学的目的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东方哲学的目的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前者必然以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扩张、不断的进攻、不断的破坏来达到目的，以无法遏制的欲望作为推动自身发展的唯一动力;后者强调适可而止、物极必反、和谐静谧、天人合一，以知足长乐为座右铭。
古希腊哲学对西方世界最大的影响莫过于留下了逻辑概念，这一点正是我们，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今天所羞愧的，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这个遗产。然而这种严密的逻辑概念又怎样呢?其基础不过是同一率(A是A)、矛盾率(A不是非A)和排中率(A不能既是A又是非A，也不能即不是A又不是非A)，这一理论对西方人影响之深以至于他们无法理解“X既是A又是非A”，并且对逻辑的追求也一发不可收。中国哲学里占主导地位的是与西方相反的悖论，即不追求清晰的逻辑关系，对混沌状态的接受程度比较高。西方哲学把重点放在思想上，指望通过不断的逻辑推理找到终极真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究其原因就让我们从东西方哲学的产生条件进行对比：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的阶段，产生的过程也许不是明朗的，相反却有可能是模糊不清的。这就需要去探寻事物产生的源头，从头开始，厘清事物发展的脉络并且试图预期事物的未来发展，哲学也不例外。在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是不能抛开的一个必经环节，古希腊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源头。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并且经历过古希腊哲学、__哲学、近代哲学、现代哲学等阶段，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先后出现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两次转向，近代西方哲学所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认识论方面，而现代西方哲学则开始向人本主义转变(当代的哲学特征并不明显，以后现代命名的宽泛的 文化 更分布在文艺批评、人类学以及一些边缘的问题研究，但仍然处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阶段)，尽管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哲学发展不尽相同，但其承继的仍然是古希腊的哲学精神——都表现为对各种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而中国哲学的产生，并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可以找到明确的起点，也没有出现类似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试图截然与传统分开或创立新的传统。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从《易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阴阳五行等观念，而此后中国哲学、科学的发展以及理论依据往往都来自于这些传统观念。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
哲学的产生需要一定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作为西方哲学初始阶段的古希腊哲学如此，中国哲学也不例外。但是由于古希腊典籍的缺乏，资料不齐全，所流传下来的往往是一些传记学家或者是哲学家的零碎记载形成的残篇，这对于全面了解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以及中西哲学的对比有很大限制。以下所进行的主要是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产生之初的条件对比，以此试图揭示中西方哲学在源头之处的不同，从而更好地理解两个哲学的方向和发展，最终达到两者相互的交流和融合：
第一，自然条件：古希腊境内多山，不具备农耕的条件，没有如同多数文明古国那样有丰饶的土地，但是却适合 种植 果树，其尤为盛产的是葡萄和橄榄，其生产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多数用于对外出口，因此从根本上说，古希腊还是农本经济，而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商品经济。在陆路交通不畅和不具备如同中国那样农耕条件的情况下，古希腊的经济要发展必须利用它的良好的海岸线，大力发展海上贸易，进而才能够通过海上与其他地区交往、交流，互通有无，所以，古希腊在海上贸易过程中形成相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在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往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文明(例如对亚细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等当时先进文明)，学习和汲取它们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并且对之进行批判、改造和综合，从而形成具有古希腊特色的哲学-科学文化。在自然因素这一条件中，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古希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因为中国与古希腊的自然条件不同，首先，中国有着广袤而丰腴的土地以及便利的陆路交通，农业比较发达，经济的交流主要通过内陆各个国家(甚至只集中在几个诸侯国)之间的互通有无，而不必也难以(因为尽管中国也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是无法跨越的)通过海上贸易交往来实现经济发展。其次，在古代，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同一地域的文化往往具有相似性，例如在中国的周边国家的文化要么没有根本区别(如印度文明)，要么是中国文化的“文化卫星国”，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面向自身的“内在文化”，这样的外在条件使中国文化的视野被限制在一个类似的传统环境当中，成为一种内向型文化。再次，中国的文化是当时的先进文化，先进文化往往难以接受和认同落后文化，而落后文化却能较好地接受、认同先进文化(如古希腊、日本等)，因而，在这种诸多的自然条件影响下，造成古代中国与其他不同的文明交往较少，进而引进其他文明的先进文化也较少，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稳定的和完善的文化结构。这些自然条件使中国哲学的特征表现为一种封闭的自我发展，具有稳定性。
第二，社会条件：由于古希腊自然因素的阻隔使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各个城邦被自然而然地隔离开来，这也就有利于各个城邦独立自由发展，多种政体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依照城邦的实际情况不同而出现，并且创造了诸多形式的政体，有僭主制、寡头制、贵族制、共和制、民主制、君主制等形式。这种状况“实在得益于这一地区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以及希腊人政治组织能力下的相对割裂的地理环境”。在多样性的环境里能促进相互之间的比较和思考，人们的思想也呈现出多样化，激发人的批判精神和创造能力，也有利于在相互比较中形成新、更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在一些较为宽松的城邦里形成了古希腊著名的民主制，这种民主制总体上为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自由思想和相互 辩论 可以允许合法存在，它允许甚至保护公民自由思想的权利，有利于使一些背离传统的或与时下流行的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甚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一些权贵常常邀请一些“社会名流”进行聚会、探讨，极大地促进思想的多样性，一部分人试图开辟另一些道路或者对传统进行批判——而不是简单继承，用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下，对传统(主要是巫术和神话)采取超越成为可能，由此形成古希腊哲学的新的传统：超越传统。
因此古希腊哲学具有科学精神和不断超越的特点，因此城邦制和民主制为古希腊哲学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在中国，虽然较早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有利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由巫术、仪式直接继承下来的敬天、祭祖的传统思维，在宗法制度的制约下，产生了以家庭为中心，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以求得身心内外谐调的价值取向，在大一统的国家内形成具有自身的特点的中国文化，并通过国家权力来强力推行，使思想传统较早形成和比较一致。另一方面，较严厉的思想钳制使思想自由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哲学的繁荣时期，但是这已经是在传统定型的前提下继承下的发展)，能够进行讨论、研究和辩论的空间较小，多数思想家把传统思想当作政治行为、礼仪和道德规范的主要来源，使中国哲学整体朝向伦理(政治)的方向进一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无法超越传统，都是在传统所限定的范围内展开，他们的学说也试图从古代的 传说 和古籍中寻求证明，用以支持自己的学说，这也表明了中国哲学对传统的态度并不是采取积极的批判，而是继承和诠释，这种态度被强化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继承传统。
第三，经济条件：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物质资料日益丰富，使一部分人能够直接脱离物质生产劳动，而从事脑力劳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产生来自于“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务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因此，在古希腊，探讨政治和哲学在社会经济发展后获得了物质前提，只不过多数人主要思考政治问题，有一部分人则转移了注意力，把对政治体制和政治规范以及对人和社会的关注转向对自然和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用理性而不是经验去探求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惊叹于自然的各种现象的奇妙，“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做成说明”。并试图寻求在各种自然现象后面的非神的、恒定的原因，试图用理论来论证其合理性，注重概念的明晰和逻辑的严密，进而产生古希腊独特的哲学-科学 思维方式 。但在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应当比古希腊时期更为繁荣，可拥有物质满足前提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古希腊那样对自然“惊异”呢?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中国 传统文化 重视经验的作用。在中国的各种理论当中，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伦理道德都需要具有可实践性，就是哲学也不例外，因此，中国的古代科学一直具有丰富的实用技术和各种发明创造，但却缺乏科学理论资源;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士人阶层)也同样处于物质满足的前提下，但是他们在社会地位上并不是独立的，必须依附于权贵，被权贵豢养，因而需要为权贵的争权夺利斗争服务，因此士人关注的焦点放在政治斗争、权利斗争中，而不是如同古希腊的哲学家那样关注自然等对现实“无用之事”。
相反，在古希腊，哲学家与权贵的关系一般来说是平等的，人格是独立的，甚至有的哲学家本身就是贵族，因此可以自由、自主地进行思考。在中国相对例外的是老子和庄子，他们都不是为贵族服务的士人，他们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也最为相像，都提出了关于本原(甚至更进一步提出“道”的一般性本原的规定性)的观点和较为丰富的辩证法观点，但他们所形成的道家文化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反而在中国文化关注人事的大方向决定下，道家最后也变成主要地关注人的生存问题，他们虽然也探讨自然，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个人的自我修养，而不是找到世界的本原，从而形成与古希腊哲学的不同的发展方向，最后成为一种修身养性的宗教。再次，古希腊哲学把自然当作一种认识对象，而中国从原始神话和原始宗教影响下形成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以及敬天、孝祖的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起较大影响，其中的是“敬天”的思想尤为重要，“敬”在于相信和畏惧，也就把天当作一个不可怀疑具有神圣地位的东西，至于这个“天”是神还是其他的什么，在中国传统思想看来是不证自明的，没有必要也不用去关心，所以“天”并没有西方神话和宗教那样的神的巨大力量，也不具备事物本原的至上地位，虽然万事万物都是从“天”产生，但是却需要阴阳变化、五行化生才能产生万事万物，因而没有形成如同古希腊哲学那样的绝对性思维方式。总而言之，中国文化在面对自然事物时，总是避开了对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关注，更多地落到现实当中，通过经验解决现实当中出现的问题和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古希腊哲学重在“是什么?”，而中国哲学则探讨“怎样做?”。
以上所探讨的是中西方哲学的不同思想比较以及中西方哲学在产生之初的条件的相互对比，从中看出中西方哲学在方向上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但从对比中找出两者的差异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中西方哲学融合的新的立足点、结合点，从而形成一个坚实的基础，实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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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哲学史上,从古希腊到20世纪的哲学都随其时代的精神境况而产生某种新的哲学主题,西方哲学主题的每一次转变都彰显了当时时代的精神状况。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智慧论文，供大家参考。
西方哲学智慧论文 范文 一：西方哲学给我的启示
摘要：理想代表针对未来，哲学的思考就是要让人能够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向度中连贯起来，让自己的生命不再只是活在当下那片片断断，刹那生灭的过程中而已。
关键词：西方哲学 科学 生活
这个学期，也就是大三第一学期，我们学习了“西方哲学智慧”这门课程，感觉这门网上授课教学的课程学起来有点麻烦，不过我们还是顺利的完成了课程的学习。本来，我对于学习一门关于西方哲学的课程——“西方哲学智慧”，确实是对此不太敢冒。不过，上了大半学期的课程，感觉这门课程的学习也没想象中那么恐怖。而且视频内容适中，通俗易懂，加上我课下查看书籍，上网搜索资料来辅助学习，使自己更清楚学习内容，渐渐对这门课程产生了兴趣。
在学习“西方哲学智慧”期间，我从对哲学的模糊认识到系统的去了解西方哲学的一个发展历程。关于“西方哲学智慧”的授课视频，带领我在哲学的浩瀚宇宙中畅游了一回。
西方哲学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已经发生过三次重大的转折：从古希腊哲学转向中世纪哲学;从中世纪哲学转向近代西方哲学;从近代西方哲学转向现代西方哲学。
西方哲学来源于古希腊，从泰勒斯到普罗提诺，中间十几个世纪，通过历史的变迁，古希腊文明一去不返，然而其精神永存。尽管原始哲学不太严肃，空洞的想象多而实证的 经验 少，但古代的哲学家们，几乎对凡人所能触觉到的东西，都提出了大胆的质疑与合理性设想，形成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唯心主义两大流派。后来的继承者们，或者在此基础上继承和发扬光大，或者提出与两大流派相反的观点，或者喋喋不休地考证与唠唠叨叨地解释，终究跳不出古代哲人们所设计的圆圈，只不过比原始哲学更加完善清晰而已。
____最初是从犹太教发展而来的，由于早期__们坚定的信仰和纯洁的道德以及宽容和忍耐精神，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罗马人皈依，最终成为了罗马国教。与希腊哲学不同，中世纪哲学——无论是早期的教父哲学还是后来的经院哲学，从来就没有获得过独立的地位，它所讨论的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基督____本信仰和教义。基督____想是惟有灵魂才能到达伊甸园，基督____质精神是灵肉对立和唯灵主义，因此它在哲学上必然会对应于一种唯心主义观点，即把精神看得比物质更加具有根本性，把作为思维对象的概念世界看得比作为感觉对象的现象世界更加本质和真实。
在这个阶段，中世纪____哲学不再像古希腊哲学那样把眼光头像自然世界和客观存在，而是把灵魂和上帝作为研究的对象。它所追问的核心问题也不再是世界的本源，而是精神的本质——通过对上帝这个绝对精神的追问而深入到具有人—神结构的个体意识的灵魂，深入到一般精神的能动本质，尽管这种意识和一般精神的能动本质是通过唯心主义或唯灵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由于主观精神世界是一个比客观自然世界更加深邃的世界，所以中世纪基督____尽管具有种种扭曲和偏颇的形式，但是他对西方哲学精神向自身内部的神话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构成了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现代西方哲学一般指黑格尔之后至今的西方哲学，自黑格尔之后，出现了唯意志主义、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直觉主义、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等新流派，它的特点是新流派众多、思想方式变化深刻、与现代科技与人文众学科的关系密切，与未来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它们带来了西方哲学两千年来最为深刻的思想方式的变革：反形而上学、反主体主义、向语言的转向等等，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哲学思维。
以史为鉴，才能获得自己真正的成长。在学习“西方哲学智慧”的过程中，虽然我没有弄懂每一个知识点，有时候甚至不知道那些哲学家到底要研究什么，思想里头到底有着怎样的内涵，但是我从中学会了很多东西，懂得了很多道理。当真正用理性思考经验之后，就能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做，知道哪一种人生更为理想，也更适合自己。理想代表针对未来，哲学的思考就是要让人能够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向度中连贯起来，让自己的生命不再只是活在当下那片片断断，刹那生灭的过程中而已。许多人因生活环境从小就在责骂声中长大，形成了气质自卑，甚至认为自己的人生都是黑暗的。然而难道人生就真的只有这短短20、30年就可以决定了吗?人只要还没有进棺材，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要把生命视为一个整体，对任何事情成败得失的判断，都不能只看某一点，而要考量整体生命。只有完整的看待，才能够在面临挫折的时候，很快地重新振作，重新出发，以及在得意的时候知所收敛。人活在世界上，有些问题只是表面的小问题，而有些问题则是属于根本的大问题。生死就是最根本的大问题。除了生死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也属于根本的问题。譬如：人为什么有不一样的命运及不一样的遭遇?为什么有些人做坏事却没有遭受报应?为什么有些人生下来就必须受苦受难?
生活是应该被赋予意义的，而不是物无所值的。一个人既然来到世上，必要创造价值，方能显出它的独特性。没有谁见过一个堕落的，怀着消极的心态的人能活出真正的自我，即使对世界有所贡献，那于自己来说，也是无法救赎自己的。就如叔本华说的：人生就是痛苦和无聊之间的钟摆。我就不喜欢他这种消极的人生态度，照他这样子说，那人生不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吗?那活着又是为了什么?如果不能洒脱的活着，不如不要存在着，既然选择了存在，就该好好的生存着。哲学里的思想是千奇百怪的，也许我不该排斥别人的观点，但是我始终认为人生是需要积极的态度的，没有人可以永远快乐，但是也不必永远悲哀，我们要用现象学的态度来对待事情，不要老是固定在同一个思维里，没有流动就不会有发展，思想也是如此，随着现象而发展，思想也会变得更加精辟，使人不断得到进步。
学习 “西方哲学智慧”后，真的感受很深，我确实从里面学到了很多知识，特别是一种心灵的感悟。我喜欢哲学，喜欢它带给我全新的感受，喜欢它的深度，喜欢它的不可捉摸，喜欢它字里行间透着的奥妙的气息，我也许读不懂一本哲学书，但是我从中学到的知识，将会使我受用一生。因此，我将会努力把我对哲学研究学习的兴趣延续下去，努力学好哲学这门“各类学科的科学”，为踏入社会增长跟多的知识，准备更多的筹码。
参考文献：罗素《西方哲学史》
西方哲学智慧论文范文二：《 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 读后感
经过一个学期的西方哲学智慧的学习，在老师的教导和自己的认识下认识了西方哲学智慧，最近借了几本关于哲学的书籍开始观摩， 通过对书本知识的浅层了解，写下这篇关于形而上学的读后感。 首先，对本书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吧：本书是达米特的代表性著作，它 最为系统地反映了作者哲学思想的全貌。全面阐述了意义，真与反实的论 等问题。从弗雷格的意义理论出发，作者阐发了弗雷格的涵义和指称的概 念，对弗雷格关于涵义与指称区别的论证做了进一步的辩护，批判了真值 条件意义理论，提出了辩护主义的意义理论以及意义理论的显示原则、交 流原则，试图把应用于数学领域的直觉主义逻辑 方法 推广到日常语言领域， 解决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问题，以奠定其哲学理论的逻辑基础。本书 涉及的哲学理论博大精深，其主要观点大胆而深刻，颇有争议而极具原创 性，是学界公认的一部相当重要的著作，是 20 世纪哲学的真正高水准的成 果之一迈克尔·达米特的《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很值和一读：该书是重要的、 大胆的、论战性的，并且非常深入。它的总主题：语言哲学是解决形而上学问题 的途径。
该书取得的形而上学大“收获”不仅仅是对经典逻辑的修正„„它是 20 世纪哲学的真正高水准的标准性著作之一 且不说读了这本书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何谓：形而上学 吧，形而上学在古典哲学里面是至高无上的，是第一哲学。是研究宇宙自然 的基础。当然一些概念被后来人推翻并完善了，但是它的核心思想却是不 可动摇的，至今起着重要作用。正因为这些观念，许多哲学家把哲学的核 心放在了研究宇宙万物统一的，最普遍最一般的本质或者共相上，认为它 是万物存在的根本根据。所以，这门科学是研究所有科学的基础所在。这 就是形而上学。几千年以来，形而上学的演变史几乎等同与哲学的发展史。 在哲学家看来，如果哲学是人类科学中最美丽的王冠，那形而上学就是王 冠上最美丽的那颗宝石。然而在以黑格尔作为起点的现代哲学开始之后， 西方开始普遍质疑形而上学，开始重新开辟道路，开展对传统的革命，这 是因为对形而上学的错误解读。但是它在哲学史上占据的位置是至高无上 的。
或者科学发展到了另一个地步，它又会重新回到人们研究的中心而得 到进一步的肯定和发展 其实， 虽说略读过本书， 但是对其内容可谓知之甚少， 关于什么语义值、 推理与真的概念及其各种各种关于真的理论，真的太过于抽象化了，在这 片哲学的海洋里，自己甚至连冰山一角都还没有厘清，更不要说会有懵懵 懂懂的感觉了，能够开始有这种懵懵懂懂就表示自己离哲学的脚步不远了， 这里也会为自己提出一个书本上的理论：这样的基本假定似乎合理吗?我 们在这个析取、条件句及全称量词等条件中有诸多的不符之处吧。
虽说没 有打算以后的人生为哲学而活，但是哲学是每时每刻存在着，其实，看完这本书过后，我更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哲学，学习哲学的意义在哪里?大家都知道，从初中开始，老师就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中国的老子、 孔子、孟子、韩非子等等诸子百家的才能智慧，这些人，可以说都是中国乃至世界哲学史上的先驱。因为古人便知道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等等哲学思想， 这是何等的智慧啊?更有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如： 苏格拉底、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泰格拉等等在哲学史上的皇冠级人物，这些人都 可以说是智慧的结晶，尤其是柏拉图针对苏格拉底而说的： “我爱我师，我 尤爱真理” ，这是多么崇高的战斗主义精神，为了真理，且不论正误，至少 是自己在追逐着心中的理念，这是多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啊。
当代的马克 思、恩格斯、列宁等等，都在哲学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创造性伟绩。再看看 我们熟悉的当代中国伟人---毛泽东，将更多的哲学思想用在了为中国的解 放事业上，熟悉地结合了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华民族在他的领导下取得了胜 利;邓小平更是将哲学的思想用在了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
说了这么多关于哲学的杂事，那什么是哲学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如 果你问一百位哲学家，那恐怕至少会得到一百种以上的回答，因为至今关于什么 是哲学这个问题，不同的哲学家都会有各自的答案。据官方资料得到：哲学是 世界观与方法论，是关于世界的本质、发展的根本规律、人的思维与存在 的根本关系的理论体系。 长期以来，人们把哲学等同于形而上学，又把 形而上学等同于玄学。就哲学研究外部世界的本原和一般本质来讲，把哲 学说成形而上学没错，但把哲学说成玄学，就把哲学和科学对立起来。任 何一门学科，只要有明确的可具体界定的可实证的研究对象，能够建立起 完整严密的逻辑体系，都可以成为科学;而有明确的可具体界定的可实证 的研究对象是能够建立完整严密的逻辑体系的前提。科学与玄学相对而言， 哲学的科学化与哲学的玄学化相对而言，哲学的科学化与哲学的形而上学 性质、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定位是对称的——哲学的科学化程度同哲 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地位成正比。“世界观和方法论”本身具备指导性、 实证性与可操作性;当我们说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时，实际上就已经承 认哲学是一门科学。
哲学科学化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哲学发展观;哲 学发展史，本质上就是在天与人、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中， 使哲学逐步科学化的历史。哲学科学化的进程，是天与人、思维与存在、 主体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哲学科学化的逻辑，是天与人、 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历史关系的浓缩。哲学史 上的各种唯物论、唯心论、二元论、不可知论、证伪主义等流派只不过是 这种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历史过程中的不同环节;而对称哲学，作为对 它们的扬弃、综合、升华，本身就既是哲学科学化的结果，也是哲学科学 化的 总结 看完这些，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太深奥了，太空虚了，我只想说， 哲学就是对生活中过去的总结和未来的展望，同时对当前的生活有一个更 加合理的指导吧，这就是我对于哲学的看法。应该多半的人会认为我的观 点是一个谬论吧，其实我个人觉得是很有道理的，让我来做一个简要的解 释吧：过去的总结和未来的展望就相对于上文所说的世界观，对当前的生 活有一个更加合理的指导就相对于上文所说的方法论，虽然言语间没有什么典雅的词汇，但是这样对于我一个还未入门的伪哲学学者来说，是再容易理解不过了。 说了这么多，其实多半是从网上找来的资料罢了，但是通过浏览这本 书过后，我更想 说说 作为年轻的一代，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哲学，哲学的意 义何在呢?我想，要是学习一个东西没有任何意义的话，不学也罢，自然，哲学的意义是非同一般的。
那么学习哲学有什么意义呢?或者更直白的说学习哲学有什么用呢?其实 这个问题真的让人很难回。在我认为，哲学是一个非常高深的一门学问，因为哲 学是智慧之学。凭借哲学智慧，我们不仅可以在日常事务中深谋远虑，而且能获 得一切事物的知识。一个民族想要更文明，更有教养，非有哲学基础不可。拥有 哲学，好比一个人行路时用自己明亮的眼睛探路，没有哲学相当于在黑暗中摸索 或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黑格尔说：“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哲学，就像一座庙， 其他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哲学在一个民族中的地位 就像是庙里的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所以，有这样一句话：一个有哲学思 想的人，是会创造幸福的人;一个热爱哲学的民族，是世界上最有希望的民族! 看完这本书，其实，并不在于这本书讲了什么，因为对于整个哲学史来说， 这本书不过是九牛一毛、 冰山一角罢了 (虽然这本书有着极其丰厚的学术代表性) 更在于，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怎样去理解哲学，感悟哲学，从而应用到实 际问题中来。 最后，我以一则哲学笑话来结束这篇小论文吧。 古希腊七贤之一的泰勒斯，有一天晚上走在旷野之间，抬头看着满天灿烂 的星斗，却预言第二天下雨。正在这时，他掉进脚下的坑里，差点摔个半死。别 人把他救起来，他说谢谢你救我，你知道吗，明天会下雨啊!于是又有了一个关 于哲学家的笑话——哲学家是只知道天上的事情不知道脚下发生什么事情的人。
西方哲学论文
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你知道论文怎样才能写的好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进入哲学之门，首先面对的就是哲学史。按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所说：“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由此而言，探讨所谓的哲学史研究1而且，哲学史应该由哲学导出，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哲学史。
因此，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探索，其核心自然应当集中在对哲学本身的探索上来。但就“哲学就是哲学史”而言，其另一意义则是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中，推动其发展的哲学家们对于之前哲学的探索与创作，又在构成着哲学本身和哲学史的演进。由此，对于哲学史演进方法论的探索，我们自然当以对哲学本身的探讨作为哲学史方法论之所以然，另一方面，则以哲学史的发展演进作为方法论所以之显现。
一、中西哲学之差异略论
我们在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之时，毫无疑问地，首先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也正是应该深刻面对的问题。就中国哲学学科领域本身在当下所处的境状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对此问题——即中西哲学之间的学科性质及其差异有所发明和区别，那毫无疑问就真的要引用德里达对于中国哲学的所谓“合法性”
问题加以衡量了。因为含混不清、不中不西的所谓哲学的创作和发展，在缺乏一个主线之下，很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而不排除这正是两不相像、两不讨好的重要原因。因此，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于中西哲学有一个理性和客观的对照和区别，是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大前提。否则，可以断言的是，所谓的“合法性”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在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上，身处中西文化哲学交融和冲突最为激烈时期的海外新儒家，由于他们在具备了深刻的中国文化和哲学体认的基础上，又兼通西学、尤其是身处中西学交融最为激烈的场域，其感知无疑具有代表性。下面以牟宗三先生为例，来谈谈他对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的界定。他是最为注重中西哲学的实质性差异的。按他所提出的“通孔”说，正是在中西哲学的发源处找出差异。他是基本上将中国哲学的开端性的所谓通孔定位为是对于“生命”的关注，而西方哲学源头性的通孔则是所谓的“自然”，即以外在的自然作为哲学家们关注的主线。这就决定了中西哲学两千多年以来的发展和走向的差异性。“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
而对于西方哲学，它则直言其通孔性的特点在于“他们的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因此就决定后来的西方哲学家有cosmology，有ontology，合起来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metaphysics。这个metaphysics就是后来康德所说的theo—reticalmetaphysics。希腊就是成这一套。”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牟先生特别强调的是一者“重德”、一者“重知”，即中国哲学从其一开始便以“德性”为最鲜明的主题，按他所说即“中国文化在开端出的着眼点是在生命，由于重视生命、关心自己的生命，所以重德。德性这个观念只有在关心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才会出现。”
而西方哲学的主题在于“自然”，所发展出来的主要对象自然也就是“知识”。由此导致的是概念的推演和理性的分析，而对于以“生命”为主要对象的认知，却不得不随大流而走向概念推理和探讨的误区。牟先生特别以在西方哲学家中相对比较注重“生命”或者说“德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作为代表，将其与中国哲学中的儒家进行对比。平心而论，应该说牟先生所做的比较研究才是较为切实和具有本根性的。前面我们说过苏格拉底是身在江湖也不得不随大流，将“生命”也推入了“知识”的误区。牟先生认为：“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重视道德，但是当他说德性即知识的时候，它还是以知识的态度来界定（define）德性，还是用知识的态度来了解德性。所谓知识的态度，就是从概念的思考（conceptualthinking）来了解德性。”
牟先生还特别例证：“比如说，什么是公道（justice）呢？苏格拉底认为公道是个概念，他说来说去，这个公道不是属于我们感觉世界（sensibleworld）里面的东西，而是属于我们智思世界（intelligibleworld），所以我们首先要对它有个明确的定义。……比如说，什么是仁爱？你假如说仁爱就是不应当杀人，好，那么打仗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杀人呢？所以要是从现实上举例子，常常是相冲突，不一定一致的。所以你要了解公道，你不能从例子上看，而必须了解它的定义。那么它的定义如何成立呢？它必须有一个公道的idea。苏格拉底说来说去，最后说了一句空话，说到最后公道要有个idea。这个在我们看来是空洞的很呀，尽管苏格拉底思考的那样精密，后来柏拉图也是顺着这条路来发展。尽管苏格拉底重视德性，但是他这个态度不恰当。”
引述如此长篇大论，意在从中西哲学的开端和源头处区别中西哲学本身存在的巨大差异性。笔者相当赞成牟先生对于中西哲学差异性的阐述，他将为我们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时下，关于中西哲学的各种比较研究可谓异彩纷呈。然而，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对于中西哲学各自自身的特点和差异性有相应明晰的了解和把握，那么由此出发的一切研究和创作毫无疑问将大打折扣。对于中西哲学的自源至流的把握，抓住其主题，将是一切可能性的比较研究的前提。而就中国哲学学科自身的发展而言，即使是在全球化、多元化的现时代，立本立根，抓住自身的生命主线依然是根本，而且越是所谓的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融合场景，恰恰更加凸显了寻找自身成立的根本性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一个伴随西方哲学走向后现代的所谓“碎片化”时代场景里，如果中国哲学自身不找回自己的“真性”，加之各种有意无意的错谬和诋毁，不仅关系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和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的建立，毫不夸张地说也是全人类的遗憾和悲哀。
二、中西哲学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中心自古希腊源头发展至今，其问题意识较为显着，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流派众多、大家辈出，但其始终有通贯性的这些问题或者说哲学命题作为流变之主线。无论是古希腊哲学，亦或是后来的欧陆哲学，其哲学命题发展都凸显了明确的内在逻辑理路，以及前后推进的明显层级和演变，也许更多的时候呈现的是一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或者说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发展过程。苏格拉底对于“德性即知识”从而引发的论辩和定义，由此在对事实和个例的不断超越和归纳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牟宗三先生所说的“知识”，这种“知识”显然不是中国哲学回归和落实到个体为本位，彰显主体的所谓“生命”的哲学，它势必要走向“知识”，因为其“通孔”处就决定不得不如此，而且不断思索和定义此种“知识”的结果，别无可能的就是走向所谓“idea”。因为思索和辩论的中低层次永远不可能使人满意，为了要使辩论者心服口服，必须不断地设问，从而又不断地回答。在看似简单的问答、设问、追问、诱导等等方式中，“哲学模式”自然形成。苏格拉底的所有对话无不如此，难怪其有“助产婆”之说，也不难理解为何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竟然死于不信神灵以及蛊惑青年，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辩论就没有西方哲学。苏格拉底的这套辩论术被柏拉图继承，并发扬光大。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柏拉图在继承其师在辩论中所形成的定义，追求概念的明晰和准确，由此而形成的对“idea”的追求，在柏拉图处才可谓真正的发扬光大。正是这种基于在辩论或思辨中形成“idea”的传统，才是真正形成了以后整个西方哲学的主要形式，几乎没有一个西方哲学家能跳出这一模式和路数。而这正是柏拉图的真正影响所在。这也是自巴门尼德试图以“理念”定义世界以来真正的“idea”之路。若在此意义上而言，怀特海所说的“一切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确属其然。不管是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亦不例外。
然而，怀特海之言却只适用于西方哲学。显然地，就限于《论语》中，孔子在回答或是谈论某一问题时，虽然常常是涉及更深的哲学大问题，但是越是高深，却被孔子以越是平凡之言道之。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说法，因材施教，从来是中国哲人的风范和特长。相比之下，如果将孔子的言论对比于苏格拉底，决然两样。可以戏言，如若孔子与苏格拉底并非圣哲，也许一者会说对方“巧言令色，鲜已仁”，而一者会说对方不够“勇敢”，没有理论或者说没有对于真理探索的勇气。一者是“辞达而已矣”，一者是千方百计的“助产”和“诱导”；一者是“予欲无言”，一者是蛊惑辩论。这样的情形却如实地发生在轴心时期的两位圣哲身上，这也许就是中西方哲学之所以差异的滥觞吧。至于二位圣哲各自的继承者，如柏拉图，则将对于“idea”的思考和追问推行极致，以致形成“理念世界”，而相比较而言，东方的亚圣孟子却道出“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相比较柏拉图的漫步学院而言，孟子或许只是在攻其异端时才“予非好辩”，自称其为“不得已。”
至于相比较于构建庞大的理念世界而言，孟子却只想“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换一个角度而言，自孟子以后，直到千余年后的唐代，韩愈仍然为从来没有孟子的真正继承者而以继承者自居。可是，在西方，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或许还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自柏拉图以后，亚里士多德作为踢其母亲的小马驹，在“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中不但剖析了柏拉图，而且又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庞大哲学体系，形成整个西方几乎所有学科的摇篮，其思辨性的实体哲学以及完备的知识论体系，更是成为其后整个西方哲学家争相效仿的榜样。仅此做一简单的对比，我们就已不难看出，中西方哲学的巨大的差异性。
也许我们可以简而言之，当我们在无限的思辨和激发我们的思索细胞之时，常常会有无限的遐想，如果是所谓具有一定的哲学天赋者，这些无限的思索加以整理，大大小小的“体系”也不是不可能建立的，而且如果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则往往愈来愈“深邃”。而东方的孔子却道出了他自己也曾经终日而思、终夜而虑，但却“无益”，所以不如学习，也就是去具体的学习和践履。原因何来？
正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也就是对于“天”、“天道”的效仿，形成了由天地而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统续。也正是这种“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的传统，使中国的圣哲们形成归简、规约，直指天地良知的“生命”，并进而将个体小生命和宇宙大生命打通为一，才有“生生之德”、“生生不息”的洞彻和通达。牟宗三先生曾说，哲学之进路，以“文字”、“逻辑”以及“见”为三要素，且具有层次之别。由此看来，孔子“辞达而已矣”、“欲无言”、孟子“不得已”，正是源自对于“天”、“天道”之“见”。按郭齐勇教授而言即“中国哲学中有人”，即中国哲学中有“生命”，正是地地道道的“见”，这种“insight”毫无疑问是天地万物生化通同的体现。这种性通天道之“见”，孔子也“罕言”，也许正是“中人以下，不可与言上也”之故。由此，简约之对比，中西哲学无论是在本体论，亦或是认知论上，显然差异卓然显现。不言已自明。而这正是为何中西哲学对比研究所必须要高度注意之所在。无明者使含混日增。
三、对于中国哲学及史研究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在历史上千年未有之剧变，仁人志士、前辈先贤们自器物至典章度数及其文明哲学，无不在自与不自觉、介乎原不愿之间进行了艰难而漫长的探求学习和引进。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形势和船坚炮利之下，中国可谓一则慌忙应对、仓促拿来。然而船大难调头，数千年积淀形成之文明一时难以撼动。由此，中西之争愈演愈烈。而这一切的根本性之所在，无不最为深刻地体现在了作为文明内核的哲学上。难怪乎中国时贤有“师夷长技”，进而到“中体西用”，以至于将西学推到极端的“全盘西化”论。时至今日，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应该可以以事实说明许多东西。转而面对中西之间差异由来的内核，中西文化哲学之交往时间不可谓不长，然而事实上，中西文化哲学之间交往之效果却同样不可谓理想。最典型的是中国哲学在西方文明的冲击敲打之下创建一个世纪以来，其所取得的成绩依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这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便是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毫无疑问是一切中西哲学交往融合的是非得失的集中反映。这难道不是所谓哲学史或者说是哲学研究的败笔吗？长久以来，不但所谓一流大家的西方哲学家不懂所谓中国的哲学，恐怕就连中国本土所谓的一流哲学家是否真懂中国哲学也还是个问题。
取一家一派之“研究方法”作为格义乃至于“梳妆打扮”中国哲学自中国哲学学科自觉地产生以来从来如此。这其中就更不用说“五四”以降无数偏激者对于中国哲学的诋毁和无知，时间已经愈来愈证明了其中的原委曲直。可以说，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作为文明内核的中国哲学已“一阳来复”、“贞下起元”。这不得不令人感慨“君子恶居下流”之状。
“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性及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学，仍在摸索之中。”可以想象，在中国有多少治哲学史的同仁会发出多少不同的感慨。中国哲学发展到今天，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开启专门治史的胡适以实用主义进行的格义梳理，还是冯友兰由实用主义转到新实用主义及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梁漱溟所借助的西方所谓的生命哲学，亦或是任继愈、张岱年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以上诸般治中国哲学的所谓方法论，平心而论，都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在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至少存在的时至当下是存在中的合理。然而，按牟宗三先生所言，我们在了解以上诸贤的中国哲学时，能否“相应”上，抑或说通过他们的特点，中国哲学，能否和肯定是有其存在一惯性和生命存在的原本中国哲学“相应”，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承认西方哲学有其自身的优长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性，而且在许多层面是需要借鉴和交流的，然而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哲学亦复如是。按照郭齐勇教授所言，“目前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时至今日，中国哲学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门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那么，中国哲学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显然是要以另外的方式继续下去。我想，冯友兰、萧萐父所强调的“辩同异”仍然不过时。只有知道自己有什么，才能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只有知道自己之所在，才能知道自己之所不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哲学经过近现代的曲折历程，到当下，才正式开始“贞下起元”，才真正掀开找回自我的大幕。正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呼声愈发响起。“学中国哲学的必须懂西方哲学，否则就叫不懂哲学，或没有资格研究中国哲学，但学西方哲学的完全不必学中国哲学，不必懂孔孟老庄。正如学中医的必须懂西医，但学西医的不必学中医。为什么这样？这里恐怕的确有某种文化特权和崇拜西方的问题，……但就短期来看，这种不平衡的文化交流还难以改变。我相信，无论何人、何方、出于何种原因，盲目傲视他人或崇拜他人，都是非理性和非健康的态度，不仅于己无利，而且有害于人。”
这便是中国本土走出的第一问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刘笑敢教授，而且也算是在自己本土香港的感受。刘笑敢教授所提到的中医，现如今带“中国”头号的事物恐怕都难免以上境况。可以说，中国哲学和中医有极其类似的境遇，比如还未有一点中国哲学的根底，也许一不小心诸如“自封”、“保守”、“狭隘”、“排拒”等等感受难免上身。这是中国哲学的名实极为不符之处。郭齐勇教授反复强调中国哲学不但一点不逊于西方哲学，而且还拥有西方哲学所没有的许多属于全人类的最为深邃通达之原发性智慧，这是毋庸置疑的。
建立在“生命”体验之上的中国哲学，其中有人、其中有道。就这些而言，如果离开了这一基本点，无论外向型的“思辨”如何发达，不但难以通同大道，而且最终会舍本逐末、所谓“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易·文言》）的境地。康德不是体道者，他是哲学家，却并非圣之者，他可以构建空前庞大的体系，但他无法取代孔孟老庄而成为具有原发性源头活水智慧的信仰之所在，离开了上帝，他也和凡夫同为无能儿。这就是为何西方要么“实证”一切而解掉一切所谓空洞的“形而上学”，要么宣布“上帝死了”，要么走向非理性主义，或是解构、后现代主义又宰制灵魂。也许一个有道者不会轻易“创作”和“完成了哲学”，所以才相对地不那么流派众多、“大家辈出”、异彩纷呈，也许这些对于圣哲而言都是浮光掠影，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之情形。有所破方有所立，同时也有所立才方能具能破之能，恐怕后者更具有可靠性。市面所谓“真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中国哲学在自身民族性、即本性未立之时，便过分追求世界性，西方视域，恐怕既难免丢了自己真性，又误传一通，不但自损，也是在损灭全人类的慧根。朱熹的哲学易于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哲学家相比较，也恰恰是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所谓的“别子为宗”，因为这个哲学“道问学”之功始终具有根本性地位。在中国哲学之中，“中庸”之前是有限定的，即《中庸》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如果一定要对中国哲学之所谓研究方法论做一根本定义对话，那么可勉强名之曰“极高明而道中庸”。可勉强而分“极高明”为体，“道中庸”为用，前为本，后为用。但这也是西方哲学式的二分，二分法、非此即彼、排中律、主客对立、三段论等等在中国哲学这里是在根本上“不合法”的。如果仅仅在此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家开山的熊十力先生之大着《体用论》也是违背了中国哲学儒释道之本意的。
那么，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论竟是何为呢？如若在原始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哲学而言，离开了孔子答仁式的智慧，那再拿“philosophy”而言之，已经离真正的“智慧”远矣。正老子所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哲学，离开了“其中有人”、“生命”、“道”之域，已不成其为真正之哲学，因为其已远离了真正之智慧。这也许正是西方哲学发展史所昭然若见的，这也许也正是中国哲学之世界性“大事因缘”之所在。这正是中国哲学根本上之研究方法论。
参考文献：
[1][2][3][4][5]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4,14,41,42,42-43页.
[6]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7]郭齐勇:《“中国哲学”及其自主性》[J],《“重写中国哲学史”三人谈》,《文史哲》2005年第3期.
[8]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8页.
2005 国内西方哲学研究
学术创造和知识生产的周期与地球公转一圈的周期并不吻合。在2005年当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国内西方哲学研究的成果，通常是在一、两年前甚至更长时间之前酝酿、创造、编辑、最后于这一年度公之于世的。而且，作为学术创造和理智生活层面上的西方哲学研究，通常并不制造能够引发公众高度关注的焦点事件。因此，这一年来的研究状况很难像许多领域那样借助“大事盘点”、“焦点人物”来综述，也许更需要历史性和反思性的眼光，“瞻前顾后”，“品头论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文化事件的发生方面，管窥锥指，加以评说。2005年的国内西方哲学研究，无论是与“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张旗鼓的开展和“国学热”、“读经热”相比，还是与2004年纪念康德逝世200周年、德里达逝世以及罗蒂的学术巡游引起的关注热度相比，都要相对沉寂一些，例如纪念萨特诞辰100周年的活动和保罗·利科的辞世就没有唤起值得期待的热情。然而，这恰恰是常态。
这种常态反映出西方哲学研究正处在不尴不尬的暧昧境况当中。国内哲学研究通常被分为“马、中、西”三个主要领域，似乎我们可能拥有三条脉络的哲学传统，这固然丰富了我们的哲学生活，但三者之间对话的难度似乎在增大，关系也越来越微妙。而且，西方哲学在国内不像“马哲”、“中哲”那样拥有名正言顺的合法性，却又在国际学术界具有哲学的正统地位。这至少引发了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是中国学者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定位：是引介和批判，还是像西方哲学家那样展开专业性的研究和教育？进而，这一研究应当在哲学的学科建制中居于何种地位？其二，让西方哲学说汉语，无疑将深层次地丰富和改变中国人的概念框架、思想方式和表达手段，对西方哲学的消化吸收，有助于本民族哲学创造力的提升，这时，西方哲学就不仅仅是异域之思，而能够成为本土哲学内在的思想资源；可是，如何调节各种思想资源，使其间的张力不至于过分紧张，并促进有效对话和文化重建，又成为值得深思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自2003年以来受到重视，本年度也在继续。
当然，西方哲学研究仍在各类学术建制的支持下不断取得进展。2005年，外国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增加了近一倍，理论上达到20个。在有正式刊号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1000余篇，其中现代西方哲学类的论文超出西方哲学史类近一倍，在前者中最经常出现的名字是海德格尔、德里达、尼采、罗蒂、维特根斯坦等，而在后者中最经常出现的则是康德、黑格尔、柏拉图、笛卡尔，奥古斯丁是中世纪哲学中最受关注的。各种著作和以书代刊的连续出版物有100多部，其中译著的比重很大。大量学术成果得到了各种学术基金的支持，围绕项目和课题展开。“现象学与伦理”、“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与逻辑讨论会”、“中西哲学交流中的翻译问题”、“哲学、宗教和科学：传统与现代的视野”、纪念德里达、纪念阿隆和萨特诞辰百年以及关于皮尔士和杜威的学术会议陆续召开。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的分析哲学委员会，继现象学委员会和法国哲学委员会之后正式成立。现代外国哲学研究要比古典哲学研究活跃得多，这令人亦喜亦忧。
这一年，三部大型西方哲学史陆续问世（其中有些此前已开始出版，多数至今尚未出齐），包括叶秀山、王树人主编的《西方哲学史》（学术版八卷本）、复旦大学哲学系编写的《西方哲学通史》（十卷本）以及冯俊主持翻译的《劳特利奇哲学史》（十卷本）。此外，多种多样的西方思想家著作、文集、文选、研究文献的译本也令人目不暇接，出版市场相当繁荣。继《亚里士多德全集》、《柏拉图全集》、《维特根斯坦全集》之后，李秋零主持翻译的《康德著作全集》也已出版了前四卷，两套《黑格尔全集》历经波折又开始重新酝酿出版，《杜威全集》和《尼采全集》也已开始谋划。
这又引发了第二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我们正在不断地将大量西方哲学原典和研究文献转译为汉语，这自然功莫大焉；但不可否认，这又在事实上放大了本国学者在创造力和研究水平上的差距。如果说创造力或自主创新能力并不能一蹴而就，那么研究水平却是有望逐步提高的。根据笔者的阅读，本年度发表的论文虽然不乏佳作，但总体上似乎并没有比前几年有明显起色，对学术积累的贡献也有待提升。看来还是应当认真借鉴西方同行的研究成果，在较高的起点上开始研究，避免大而化之的介绍和解说，力求清晰严谨的分析、论证及表达，并深入到西方学者的论证细节中去，因为若不把握细节，则难免流于皮相而亦步亦趋或妄自尊大，皆无法有效对话。虽然西方学者特别是英美学者技术化倾向也值得反思，但我们面临的问题却是如何提升技术含量。
写安乐哲的汉学研究评介吧。安乐哲是个著名的汉学家，在米国是从新儒家，在劳思光门下学习过。后来反对新儒家对中国经典的形而上诠释，以及一些政治上的原因，他和史华兹合作致力于中国文化原典的译介和中西比较哲学研究。著名的三部曲是《期望中国》、《道不远人》和《先贤的民主》。史华兹是哪个学校的我忘了。他们的合作哲学上主要是以过程哲学诠释中国古代经典反形而上学思想，政治上主要是鼓吹杜威主义反对单子论的民主，文化上主要是崇尚多元文化反对欧洲中心论。你可以把安乐哲的研究和其他汉学家比如葛瑞汉等人的研究进行比较，当然这个比较难。
本科的话把老安的师承和主要经典堆堆就够了。硕士的话就钻钻他的空子，批评一下他的论述碎碎念，冗长；对中国哲学尤其是在宋明理学以下的形而上学倾向把握较少；对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基本没有涉及。西方评论普遍认为史华兹还是怀特海的哲学后裔，所以难逃形而上学倾向。其实我个人更喜欢法国弗朗索瓦.于连的汉学研究。
他的书国内翻译了不少，但研究并不多。如果你中哲基础不错、西哲也有阅读的话就写他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