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 文化 的广泛传播，促进了日本在国民心中以及其他国家心中的地位的提，许多国家也以日本的文化作为借鉴,积极吸收有益的成分，对各国文化的融合具有重要的作用。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论日本艺伎文化的历史贡献
摘要：随着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艺伎回忆录》的上映,日本艺伎迅速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睛。在大多数人的眼中,艺伎始终是充满了神秘而又有些暧昧的特殊职业,有些人甚至简单地认为艺伎就是怀有某种才能的妓女。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艺伎从事的是一种表演艺术,他们的歌舞器乐乃至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了古典的艺术理念。因此,在现代社会,艺伎被称为日本古典文化的活化石,艺伎甚至对日本历史起过一些特殊的作用。
关键词:日本艺伎勤王艺伎历史贡献
随着电影《艺伎回忆录》的上映,日本艺伎迅速吸引了全世界的注目。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因为“艺伎”这种称谓中多了一个“伎”字,便因此对艺伎有很多的误解。其实,这只是源于译成中文后的偏差,艺伎在日语里叫做“艺者”(geisya),在译成中文时将“者”字去掉,加了一个“伎”,于是很多人便误以为艺伎就是能歌善舞的妓女。
艺伎确实能歌能舞,也陪酒卖笑,但与妓女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们是卖艺不卖身的。即艺伎从事的是一种表演艺术,她们的歌舞器乐乃至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了古典的艺术理念。因此,在现代社会艺伎被称为日本古典文化的活化石。不仅如此,在日本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艺伎甚至对历史起过一些特殊的作用。
一从艺伎的由来说起
艺伎产生于德川幕府时期的江户时代,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她们的前身就是表演歌舞的流浪女艺人。随着幕府统治中心江户(今东京)人口的增加,大量的流浪女艺人聚集过来,成为在此定居的暗娼。当时德川幕府为了增加税收,严厉禁止暗娼,迫使民间妓女必须寻找作为掩护的职业,于是她们逐步向以表演三味线伴唱为主的职业侍宴女郎演化,人们称之为舞伎。它可以称之为艺伎的初步形成期。
舞伎出现以后,幕府官营妓院的妓女为了吸引客人,也逐步吸取了舞伎的一些表演内容,开始向舞伎转化。艺伎一词最初指为舞女伴奏者,到18世纪下半叶开始,伴奏者、舞伎统称为艺伎。由于艺伎既卖艺又卖身,导致官营妓女同时面临内部与外部艺伎的双重竞争,生存处境极其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江幕幕府对艺伎管理做了明确规定,禁止艺伎卖淫,有违者严惩。这一规定使艺伎与妓女彻底分离,也使艺伎做为一种职业正式独立,其职业规范和习俗也随之确立。
艺伎作为一种职业,有自己独特的行为规范,即艺伎道。首先,艺伎卖艺不卖身,以此维护自己的形象;其次,必须坚守“封口”令,即必须严守客人的秘密,对于客人说的绝密隐私,只能用耳听,如过眼云烟,而不能在背后对外人 传说 ,以此给客人安全感;第三,艺伎需培养修炼日本女性美的典型气质,以符合男性观念中的理想女性形象。
虽然艺伎作为一种职业正式合法化,而且是日本女性美的典范,但是在江户时代期的日本,艺伎仍处于社会的底层,属于被奴役被蹂躏的阶层。艺伎能够进入主流社会,能够在日本历史上激起层层浪花,是因为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也改变了艺伎的形象。
二日本艺伎的历史贡献
1、艺伎文化对日本政治的影响
江户末期的1853年,美国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日本国门,并强迫江户幕府签订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激化了日本国内的各种矛盾,也使各领国找到了攻击幕府的借口。尤其是长州藩和萨摩藩,实力强大,对幕府统治久怀不满,在尊王攘夷的 口号 下齐聚京都,想推翻幕府统治。这一派被称为勤王派。幕府当然对此不会置之不管,也派人加强京都的戒备,这一派称为佐幕派。二派聚集在当时的京都经常进行较量。
京都的勤王派在商议重要事项时,为了掩人耳目,常常选择在艺伎馆,因为艺伎道的一个重要规定之一就是严守客人的秘密,使客人有充分的安全感。所以选择这里即可掩人耳目也可不必担心自己商谈之事被泄露出去。而一些艺伎对勤王派抱有同情之心,经常帮助、掩护勤王派的志士。借此契机,艺伎由社会底层走到了历史前台,在社会巨变中激起了簇簇浪花,这些走到前台的艺伎被人们称为勤王艺伎。
而在勤王艺伎中最为有名的当数君尾,君尾是京都诋园“岛村屋”艺伎馆的艺伎,经常在一个叫“鱼品”的茶屋表演,在这里她结识了来自长州藩(山口县)的勤王志士――井上馨。井上馨生于1835年曾游学英国,后来在明治维新政府中任过外务、内务、大藏大臣,为明治元老之一。井上馨对君尾一见钟情,二人十分恩爱。后来佐幕府派的岛田也看上了君尾,岛田是京都佐幕派的首要人物,在京都有权有势。在一般艺伎看来,能成为这样人家的妻妾,是求之不得的。但君尾却一口回绝,原因只有一个,就因为岛田是是佐幕一派。可不久,井上馨的同党找到君尾,要求君尾答应岛田的要求,为勤王派做卧底,刺探岛田的机密。于是君尾成了一个艺伎间谍。后来勤王派根据君尾提供的情报,策划暗杀岛田,最终岛田死在了勤王志士的剑下。君尾为勤王派立了一大功。
据说君尾还曾救过被称为维新三杰的木户孝允。当时的勤王艺伎以艺伎馆作掩护,联络各地志士进行秘密的倒幕活动。勤王派的艺伎们为了掩护他们,经常挺身相助。在众多英雄救美的 故事 中,君尾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由于艺伎在倒幕运动中的特殊作用,使她们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后来有人戏称,如果没有艺伎,日本的历史恐怕就要重写了。
2、艺伎对日本社会的贡献
一名合格的艺伎,一般都要从10岁开始,在5年时间内学完日本传统的舞蹈、三味线、茶道、书法、插花、服饰装扮等,所以说艺伎在舞蹈、琴瑟及服饰化妆等方面继承了传统的日本艺术文化的精髓,是日本古典文化艺术的活化石,同时也向社会提供了一个即高贵典雅又温柔恭顺的理想女性的形象,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伎文化,对日本的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1)对日本文学艺术的影响
艺伎文化已经成为日本 传统文化 的一部分,艺伎,意味着以艺术为生。以文学为例,有很多小说就是以艺伎的生活为题材。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雪国》,作品以文学的手段对艺伎文化的再创造,使得人们在赞叹日本传统的艺伎文化的同时,又不得不对日本现当代文学产生好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成就了川端康成成为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2)对日本社会现代服务业的影响
随着历史的发展,日本艺伎日益淡出历史舞台,可这并未消除日本艺伎固有的举足轻重的影响。艺伎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艺伎周到体贴的服务成为服务行业的典范。在日本的饭店、旅店、飞机场以及百货公司等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类似艺伎的服务,凡是到过日本的外国人,大都都体验过宾馆、饭店、百货公司等的一流服务,对于他们的周到、细致的服务感到惊叹。例如:在榻榻米房间的日式饭馆,服务员打开拉门、上菜、退出的动作无不显示出一种恭敬与谦卑,顿时让人产生一种主人的感觉。再有不管到那都可以听到接待小姐温柔的“欢迎光临”、“谢谢光临”等等的礼貌词句,这些无不让人感到艺伎文化的潜在的影响,即对客人要体贴、周到、恭顺。
(3)对日本女性审美、价值观的影响
在电影《艺伎回忆录》中,艺伎们所显示的气质无一不体现了日本传统观念中女性美的各个特征:忠贞、典雅、娇媚、柔顺,而这些也构成了他们观念中女性美的要素。艺伎的穿着妆扮在现代日本社会已经成为女性古典美的样板。据说现代社会日本人穿和服时,带子如何打,发型及饰物等都以艺伎为标准。要体现这种气质,实践这种气质,艺伎理所当然的成为日本女性的一种楷模,而他们的 言行举止 也成了普通女性的模仿对象,甚至艺伎本身也因为艺伎道而自豪。
艺伎对日本女性的影响还体现在价值观方面。成熟的艺伎必须具备极其温柔并遇事沉着果断的气质。据说这种气质已经成为现代女性的共同楷模。例如我们在观看日剧时,经常可以从剧中人物身上感觉到一种温柔的魅力,但同时又感到一种温柔背后的忍韧和坚强。这些都是艺伎的内在性格,如今已经内化为日本女性的一种美德。如80年代风靡中国的日本电视剧《阿信》中的主人公阿信,就是一位具有这样性格的女性。
总而言之,电影《艺伎回忆录》再现了历史上那个神秘的日本艺伎世界,艺伎如同日本的富士山、樱花一样,一起成为日本的象征。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它从不同角度折射大和文化的魅力,日本文化追求唯美的主题,这一点在艺伎文化上得到了尽善尽美的表由。日本的艺伎产生是日本现实时代生活赋予的,是日本传统文化的缩影之一,艺伎已经成为日本独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必将对日本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罗莉:《端康成笔下的〈雪国〉和“日本之美”》,《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
[2] 康有金、白丽敏:《从电影看日本艺伎文化》,《电影评介》,2006年第17期。
浅谈当代日本小说中的历史文化书写
摘要：以当代日本小说为研究对象，分别对战后初期日本小说中的战争历史元素及其语境、新时期日本小说中的历史书写、日本历史小说等进行了考察。其中不乏表现历史题材或因素的作品存在，尤其是战后更是涌现出大量控诉、 反思 战争带来的伤害和灾难的作品，但从作品数量以及思想内容来看，能够进行全面深刻进行战争反思的作品尚不多见。
关键词：当代日本小说;历史;书写
日本当代文学与历代文学相比呈现出了一些新的态势。比如，作家更注重个性化创作，在思想内容方面关注战争、社会、历史的题材增多，与此同时也强调表现自我。对传统也有一定的突破等。本文选取日本当代文学中的小说部分进行梳理，欲对其中的历史文化书写及其语境进行探讨。
一、战后初期日本小说中的战争历史元素及其语境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二战正式结束。在日本维持了近十年的战争体制和政治秩序宣告崩溃，战时的文化统治随之解除，文学也摆脱了战时的管制而重新获得表达的自由。在经历了短暂的混乱和迷茫后，文学界逐渐开始了复苏。在这样一种语境中，日本文学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45年12月，曾一度受到镇压的左翼作家发起成立了新日本文学会，并于1946年创刊了其机关杂志《新日本文学》，其代表作家宫本百合子、德永直等都发表了不少反映战争创伤、表现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作品。宫本的代表作《播州平野》描写了战败的惨象以及对战争的批判。小说透过主人公石田广子的女性视角，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为其发动的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其中描写了在原子弹爆炸中失去丈夫的寡妇的悲哀，以及在战争和原爆中失去三个儿子的母亲的悲痛，揭露了战争带给女性的痛苦和伤害。此外，德永直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妻啊!安息吧》、长篇小说《静静的群山》、《蛤蟆》、《熬煎》等作品也从多个角度展现了日本战后的历史转折以及普通工人、农民以及女性的不屈抗争的历史画面。
战后派作家尤其是第一批战后派作家中也有不少作品带有深深的历史烙印。第一批战后派作家的创作基本上围绕着战争体验和转向体验两个基点进行。如野间宏的《脸上的红月亮》、《阴郁的画》、《真空地带》、梅崎春生的《樱岛》、武田泰淳的《审判》、大冈升平的《野火》、《俘虏记》等。
《脸上的红月亮》描写了主人公在经历过战争后才强烈意识到亲情的珍贵，表现了战争带给民众的伤害。《阴暗的图画》描写了主人公一面为革命者所吸引一面又不愿真正投入革命的矛盾心态。是表现转向体验的作品。画家勃鲁盖尔的《阴暗的图画》象征着年轻的知识分子的苦恼和痛苦。《真空地带》也是基于作者的曾在狱中服刑的真实经历而创作的，其背景仍然是战争。
梅崎春生的《樱岛》以二战末期为背景，描写知识分子出身的军士村上在日本已处于美军包围的绝望的环境中的复杂内心变化，在向往生的美好的同时，揭露了战争的残酷，鞭挞了丧失人性的日本反动军队。武田泰淳的小说《审判》的主人公二郎因在战争中杀害了中国人而深陷于痛苦的负罪心理中。为了赎罪他选择留在中国，因为他担心回日本后自己的罪行会被淡化。这类带有自我审判性质的作品尚不多见，也反映出作家对战争的深刻反省。
大冈升平根据自己入伍及被俘的经历，写成短篇小说《俘虏记》、中篇小说《野火》、《莱特战记》等，运用心理分析手法，描写被俘经过，反映战争后期士兵的厌战情绪、败局的不可避免和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并探讨了在生死存亡关头人的命运及其存在价值等问题。此外，战后派作家中也有堀田善卫的《广场的孤独》描写了朝鲜战争前后日本知识分子的动荡和不安。其小说《历史》则以1946年的上海为背景，反映社会的动荡。在 日记 《在上海》中表达了对侵略战争的自省与对昭和天皇的批判。战后派之后的“第三新人”的创作虽然已不再聚焦于战争相关类的题材，但其作品中仍能发现战争的阴影。如安冈章太郎的《阴郁的欢乐》、《海边的光景》，吉行淳之介的《在火焰中》等。
二、新时期日本小说中的历史书写
随着时间的流逝，直接描写战争题材的作品也逐渐减少。但作品中的历史痕迹也不难寻觅。开高健的《发光的黑暗》、《夏天的黑暗》、《花谢的黑暗》则是根据1964年自己作为特派员赴越南战场采访的经历而写成。推理小说作家松本清张也著有《昭和史发掘》等深入探究日本近现代史的纪实性作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饲育》写的是战争期间一个黑人士兵因飞机坠毁降落山村的故事。《广岛札记》则是1963年大江健三郎去广岛搞社会调查，对原子弹造成的迫害深有感触而作。《万延元年的 足球 队》中涉及到了日本万延元年(1860年)农民起义的历史。
村上春树的作品多以都市、青春和恋爱为主题，但作品中也时有对历史的涉及和思考，其中《发条鸟年代记》中记述了发生在蒙古和伪满洲国边境的一段鲜为人知的诺门坎战役的内容。《寻羊冒险记》中也有羊博士为绵羊增殖去满洲进行实地考察等基于中日历史关系事实的小说情节。《1Q84》中女主人公青豆把阅读关于20世纪30年代满洲铁路的书作为业余兴趣，男主人公天吾的养父也被设计为战后返回日本的满蒙开拓团成员。这些关于战争和历史认识的笔墨显得琐碎和零散，在近年来的当代日本文坛已不多见。
三、日本文学中的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也称“时代小说”)是日本近现代文学中的重要文学类型。尤其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当代文学中，其创作更为繁荣。出现了中里介山、直木三十五、大佛次郎、海音寺潮五郎、井上靖、司马辽太郎、山冈庄八、陈舜臣、吉川英治等一系列作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现代日本历史小说作家吉川英治、司马辽太郎、山冈庄八等。吉川英治先后著有《宫本武藏》、《新书太阁记》、《三国英雄传》、《新・平家物语》、《私本太平记》等多部巨作。司马辽太郎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描写江户末期的历史小说。他笔下的人物如坂本龙马等，如今已成为时代剧里反复传诵的典型。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西乡隆盛们在他的许多作品重复登场著，并多次被搬上影视屏幕。山冈庄八花费17年时间，完成长篇巨作《德川家康》，在当时引发了前所未见的“家康热”。之后他更以历史小说为主，创作《织田信长》、《坂本龙马》、《丰臣秀吉》及《伊达政宗》等名作。
除关注日本本土历史之外，也有一些根据他国历史而创作的小说，如井上靖的历史小说《天平之甍》、《楼兰》、《苍狼》、《敦煌》、《孔子》、《杨贵妃》等大多取材于中国历史，以中国史传文学为素材进行创作，以此表现他对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向往，对人生对历史的独特思考和见解。此外，太宰志的《奔跑吧，梅洛斯》取材自希腊神话 历史故事 ，远藤周作的长篇小说《沉默》描写了葡萄牙耶稣会派传教士在日本传播天主教受到镇压的一段历史。
以上对当代日本小说中的历史文化书写进行了粗浅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当代日本小说整体而言历史元素颇为浓厚。其中以描写日本历史人物的作品为主，也不乏或整或零地表现历史事件的作品存在。战后小说中更是异乎寻常地涌现出了大量对二战中战争带来的伤害和灾难进行控诉和反思的作品，这一点与其他时期的文学创作都有明显的差异。但从作品数量以及思想内容来看，能够进行全面深刻进行战争反思的作品尚不多见。而且，在经历过战后一个短暂的时期后，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这种关注战争或具有战争历史元素的作品急剧减少，不仅如此，关注国家历史民族命运的作品更是匮乏，这一点与中国文学有着较为鲜明的差异。
基金项目：“河北农业大学社科基金”资助(编号：SK2011040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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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龙妹，曲莉.日本文学[M].北京：高等 教育 出版社， 2008.
[3]王向远.源头活水：日本当代历史小说与中国历史文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摘要：历史上的日本我们可以明显的总结出很多特点，笔者觉得最能体 现日本历史的特点就是日本的强大野心和善于学习的民族精神。日本的野心使得日本曾经几乎征服了整个亚洲。善于学习的民族精神也使得这个资源匮乏的小国成为第二经济强国。 关键词：日本历史 特点 野心 学习 一、日本的野心 在历史上看，中国与日本曾经长期的“友好”，这源于那时的中国国力极端强盛，远非日本以及世界其他各国所能匹敌，因此在整个亚洲范围内，中国文化是绝对的强势文化，日本、韩国、朝鲜以及越南等国家收到的影响非常深远，以至于在今日我们还可以在这些国家的文化中看到中华文化的影子。日本也是如此，在历史上，日本曾经长期地向中国进贡并且定期派出使臣朝拜中国皇帝（一直延续到清朝中期），而日本封建制度的建立也是得益于中国的唐朝，虽然现在看来日本封建制度更像是欧洲的庄园制，但是这期间中国因素始终贯穿日本封建社会的发展。日本派遣遣唐使以及学习中国隋朝的文化以及官员制度为后来日本的“大化革新”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至日本明治维新发展成为发达国家之前，中国一直是日本的老师，日本一直都是臣服于中国海外蛮夷小国。 实际上，日本人受其地理环境的影响十分崇尚“天神的力量”，对于超自然的力量有着疯狂般的迷信，因此狭隘的岛国心理加之日本近代短暂的屈辱实际上又促使了日本人信奉强权、尊敬并且推崇实力的心结。 佩里将军用火炮轰开了日本的国门，这之后日本奋发学习逐步的超越了中国这个昔日的“老师”，而在日本人亲自看到了这个“老师”的腐朽没落之后，依仗明治维新后快速发展的国力，日本人骨子里的那种对于中国的崇敬荡然无存，相反，由于自身实力的增长，日本人的自豪感以及强盛国家的荣誉感远远的超过了对于中国崇拜，而实际上，那时的中国早就不值得被人尊重了，中国的孱弱简直可以被任何人欺负，所以日本就开始对中国咄咄逼人。直至甲午海战以及后来清政府遭受列强的侵略欺辱，日本人完全改变了对于中国的看法，这是历史上日本人对于中国看法的第一次跳跃：由崇敬转变为蔑视！昔日自己学习的对象今日没落了，还要羞辱欺辱一番，以切合日本人内心那份迅速膨胀的民族主义思潮。这还不算，日本人的野心一路膨胀，先后打败了沙皇俄国、取得了中国的青岛、东北以及朝鲜属国，英国美国为了自保默许日本人恣意妄为，这实际上都加快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为之后日本人内心的形成以及民族特点的转变奠定了基础。日本之变在于内心的转变，这种转变最难改变，其影响一直到今日还可以看见端倪。 日本人的野心被一系列的胜利放大了，因此野心的膨胀就带来了无尽的贪婪，就越来越不知天高地厚，就敢傲视一切了，而这一切所导致的结果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我就不再赘述了。 二战的初期，直至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日本的野心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而对于中国的肆意侵略以及中国大片国土丧失的不幸事实，在客观上使日本的民族独大精神得到了满足，在某种程度上给予日本人一个向世界证明自身实力的机会。毕竟，日本是亚洲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曾经跻身过全球列强行列中的国家，这段历史给予日本人的是现在还向往着“那段辉煌的过去”。 二、日本善于学习 日本国家，不管你对它有何成见，你研读日本19世纪以来的历史，却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就这一点来说，你不能说它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由于近两三百年中日战争的关系，我们对日本国有成见。很不幸，有了这种成见，我们不能看清日本的长处，犹如戴上一副有色眼镜、变色眼镜。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接受老一辈日本鬼子残忍、毒辣、无人性的教育，成年后又接受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宣传，这当然是必要必须的，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可是，我们的思想不能到此止步，要警惕成见束缚我们的理性。我们需要时时刻刻警惕、提防历史可能重演，也要问一下中国应从中汲取的教训。 中日两国有着漫长的交往历史。在过去2000多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双方基本上是一边倒的教与学的关系，中国是先生，日本是学生。日本通过进贡贸易和派遣学者使团，满怀热情地吸收着中国的语言、文学、哲学、法律和政治体系。中国5000年的文化，传到亚洲有三个国家，日本和韩国、越南，日本是学习得最好的也是保存得最好的，有些方面的传统我们自己都甩掉了！日本在学习中国文化的时候，有一个绝招，就是学习过程经济中断，把自己孤立起来，把来自己中国的文化营养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口味加以消化。我想，日本国的学习不会没有争论，但争论不会有教条的、抽象的原则，一切都以国家利益至上。正是在这样，在十九世纪中期西方工业文明到来的时候，日本就毅然地转向西方学习，而中国这个时候还是恪守着祖宗之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昵？在过去，西方也曾向日本输入过医药、枪炮，这个时候日本国看中的是西方的工业文明，就抛下中国追求先进生产力了。面对新的发展机遇，日本不惜改革，发展私人商业和手工制造业，建立交通和通讯系统，让人民接受良好的教育，推行相对友善的经济政策，维护民族的统一。子工业文明要求有新的游戏规则，就是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与之适应。日本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并从1890年开始了议会政治体制，虽然其后有日本军国主义的控制，但1945年后日本经济奇迹般的复苏和增长，和上
大致给予这些资料，你说日本文化论文，那简单，随便抄一些进去就是咯，简单搞定老师的作业，是选修课吗。是的话随意点，只要有交论文，老师都会给通过的啦。。
基日本文化概述
日本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别具一格的日本文化。樱花、和服、俳句与武士、清酒、神道教构成了传统日本的两个方面——菊与剑。在日本有著名的 "三道"，即日本民间的茶道、花道、书道。
中国传入日本的格斗运动。空手道不使用任何武器、仅使用拳和脚，与其它格斗运动相比，是一种相当具有实战意义的运动形式。
合气道原来只是一种用于练习“形式”的运动，其基本理念是对于力量不采用力量进行对抗。与柔道和空手道等运动相比，没有粗野感的合气道作为一种精神锻炼和健身运动，很受老年人和女性的欢迎。
书道，提起书法，相信不少人会认为它是中国独有的一门艺术。其实，书法在日本不仅盛行，更是人们修行养性的方式之一。古代日本人称书法叫「入木道」或「笔道」，直到江户时代(十七世纪)，才出现「书道」这个名词。在日本，用毛笔写汉字而盛行书法，应当是在佛教传入之后。僧侣和佛教徒模仿中国，用毛笔抄录经
能剧是日本的传统戏剧，也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戏剧之一。能剧源于古代舞蹈戏剧形式和12世纪或13世纪在日本的神社和寺院举行的各种节庆戏剧。“能”具有才能或技能的意义。演员通过面部表情和形体动作暗示故事的本质，而不是把它表现出来。现在这一剧种在日本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寿司是以生鱼片【刺身（さしみ）】、生虾、生鱼粉等为原料，配以精白米饭、醋、海鲜、辣根等，捏成饭团后食用的一种食物。寿司的种类很多，不下数百种，各地区的寿司也有不同的特点。大多数是先用米饭加醋调制，再包卷鱼、肉、蛋类，加以紫菜或豆皮。吃生鱼寿司时，饮日本绿茶或清酒，别有一番风味。
[编辑本段]日本文化史
日本文化有无自己的根？回答是肯定的。尽管日本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中，始终以到如得的外来文化为媒介，但它毕竟尽有自己的根。日本文化如同一棵树，它的根深扎于日本国的风土上。若究其缘起，则可上溯到公元前数千年的绳纹时代。“绳纹文化与后来的弥生文化、古坟文化，是日本原出文化的三个时期。”
日本历史始于石器的出现，绳纹时代即是日本的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出的那个时期的陶器表面带有丰富多彩的草绳模样，史称绳纹陶器。绳纹陶器历史久远，外观渐趋复杂，花纹日益丰富多彩，说明其时陶器工艺的成熟以及石器加工的发达。尽管当时日本已经处于新石器时代，但因岛国的地理位置，致使当时欧亚大陆的先进文化未能进入日本。绳纹人群居坚穴，仍以捕鱼、狩猎、采集为生，不知农耕。生产力的滞后，亦使其当时社会滞留在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巫术支配人们的原始社会生活，也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
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日本历史进入弥生时代。考古学家在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发掘出不同绳纹陶器的新式陶器，史称弥生陶器，史称弥生文化。弥生陶器器形简单，花纹也不繁杂，与绳纹陶器迥然不同，反映出一种新的审美情趣。一般认为，弥生陶器是从海外输入的，即可能是从大陆迁入的民族带去了新的弥生文化。新的文化虽然战胜原有的绳纹文化而成为日本文化的主流，但外来人终被原住居民所同化，日本民族并未因之而断续。弥生时代的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因为先进的大陆文明经由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促经日本很快进入以稻作农耕经济为主的农耕社会，石器时代进入了铁器时代。弥生人从事农耕，种植粮食，共同劳动逐渐形成大的村落，父系社会制度取代了母系制度，阶级差别、政治支配关系也逐渐形成。当时，自然崇拜和巫术迷信依然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特别是农耕祭祀活动盛行，成为弥生文化的一大特征。
从公元三四世纪到六七世纪，以畿内为中心，全国各地建造了许多以前方后圆坟为代表的高冢古坟，标志着日本由弥生文化进入古坟文化的时代。古坟的建筑需要征集大批劳动力，坟内陪葬有镜、剑、勾玉等精致工艺品，象征着死者生前拥有强大权力。这与一般民众死后的简易安葬形成鲜明对照，说明强大的专制集权已经形成，即以畿内为中心的大和国终于在5世纪初统一了日本。这个时期，日本从大陆不仅源源不断地输入物质文明，而且开始导入大陆的精神文明。一方面，移居日本的汉人和朝鲜人即所谓“归化人”开始使用汉字记事，一方面，中国的阴阳、天文等知识传入日本。到6世纪，儒家经典、佛教等亦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揭开了日本精神文化的序章。
有上述可知，日本原初文化的萌发和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从迄今关于绳纹、弥生和古坟文化的研究来看，日本原初文化是原始社会的日本人在与外部自然的斗争中、在寻求和丰富自身物质生活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且一旦岛国日本与外界取得联系，外来先进文化便立即被导入，成为日本文化的生长激素。其次，在精神文化上，巫术和祭祀支配着原始社会日本人的社会生活，这种原始信仰为日本民族宗教－神道教的形成提供了基矗第三日本原初文化的形成与日本民族、国家的形成几乎同步，二者关系密切，不可分离。即以大和地区为中心，融合诸民族而形成为“大和民族”；“大和国”也终于统一了“百余国”，建立起天皇制国家。
大和国统一日本后，不仅吸取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开始吸取中国的政治制度，特别在推古朝改革进程中（554－628），以圣德太子（574－662）为首的改革派精心研究中国经典，博采从中国和朝鲜传入的各种先进思想和文化，尤其是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更是兼取中国法、儒、墨及佛家等思想，结合日本具体情况制定的。在大化革新中（646），孝德天皇（587－654）则仿照唐代官制，全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而把日本社会推进到法制完备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从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是日本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历经飞鸟（593－710）、奈良（710－794）、平安（794－1192）、镰仓（1192－1333）、室町（1333－1573，含南北朝、战国）、安室桃山（1573－1603）、江户（1603－1868）等时代。
早期的封建社会（飞鸟、奈良、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化，集中体现为白凤、天平文化和平安文化。所谓白凤文化是指大化革至奈良时期的文化，天平文化泛指整个奈良时期的文化。此间，日本主动与隋唐建立密切关系，积极摄取隋唐、特别是唐代文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佛教传来后便为朝廷所利用，受到朝廷保护以至成为国教。以奈良药师寺为代表的佛教艺术，成为当时日本文化史上的一大景观。另外，在使用汉字记事的基础上，日本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标记日语的音和声，创造了“万叶假名”，并用之创造了和歌集《万叶集》。至此，日本结束了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历史，这是日本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随着假名的出现，日本文学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建筑与雕刻、绘画与音乐、书道与茶道等，也都各展“和风”，显示日本文化的独自特色。
中期封建社会（镰仓、室町时代）的日本文化，以武士文化为特色。武士，本意为学习武艺，执掌军权者。它在日本作为新兴阶层出现是9世纪中期以后的事。那时，随着庄园实力的强大，为镇压农民，对抗国司，保卫庄园利益便组建私人武装力量，谓之武士团。镰仓幕府的建立，标志着以武士为统治阶级的武家政权已经成为支配日本的实际力量。镰仓幕府衰败时朝廷试图夺回政权未果，室町幕府执政。与以朝廷为中心的贵族文化比较，武士文化则倾向于大众，包含许多新的大众文化因素。就武士阶层自身而言，在以主仆契约为人际关系原则中形成的人伦道德，既有践踏生灵的非人性的一面，又有忠诚于主人的新的道义活力的一面；武士的道德也因时代而异，必须对之加以具体分析。以武士的军旅生活为题材的武士文学，与武士心境相吻合的禅宗的流行，以及各类理论著作的出现，都是这一时期日本文化史上的新特点。
后期封建社会（安室桃山、江户时代）的日本文化，亦即江户时代（又称德川时代）的文化。江户时代历时260余年，时日本封建社会成熟期也是崩溃期。由于长期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加之一度锁国，致使前近代的日本文化异常繁荣，臻于成熟。概言之，江户文化的主潮流不外是：其一，中国的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取得独尊的地位，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推动日本精神文化的发展。其二，具有日本独特的思想文化的创出与繁盛。其三，西方文化的受容与研究。
开国与明治文化
德川末期（1845－1867），日本同时迎来了民族危机和封建制的危机。从18世纪中叶起，欧美列强开始窥视日本。1854年佩里率美国舰队第二次叩关，迫使日本签订《日美亲善条约》，日本的大门被打开；继之签订的“安政五国条约”，结束了200余年的锁国政治，把日本置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加深了全面沦为殖民地的民族危机。与此同时，开港后国内各种阶级矛盾激化，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发对幕府专制的斗争高涨。尽管幕府作了一些改革，试图摆脱内外危机，终因封建的幕藩体制病入膏肓而于1868年崩溃，明治政府成立。从此，日本揭开了近代史的新篇章。
明治时代（1868－1912）是日本资本主义形成、发展并走向帝国主义的时代，也是日本从19世纪迈入20世纪的世纪之交的时代。从文化史上看，明治文化一方面要为明治初期新政府建立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体制提供依据，又要为其后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建设服务；另一方面日本文化还要完成自身的转型，展开文化本身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明治文化大体经历了启蒙与西化、批评与反思、折衷与创造这样三个阶段。
明治初期，刚刚从封建体制中脱胎出来的新政府，为实现向资本主义的彻底转变，提出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文明开化意味着从前近代社会的解放、意味着资本主义近代化。当时日本已经认识到既要汲取西方的物质文明，更要汲取其精神文明。被誉为国名教师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说：“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文明外形易取，而文明精神难求。”因此，他提出一个“首先改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物质”，在日本实现现代文明的模式。于是，以“明六社”为中心，一批有为的知识分子掀起了思想启蒙运动，西化大潮冲击着日本列岛，荡漾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震撼着日本人的心。但是，潮水有涨必有落。在西化热潮稍事冷却后，国粹主义者复出，试图否定启蒙成果，复活传统。在批评复古逆流肯定文明开化大方向的同时，有识者也对前期思想文化界的混乱进行反思，根据日本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探索以导入的西方文化为媒介，创造日本现代文化的道路。可以说，明治后期文化已经完成落现代转型，并且在与西方文化共流、撞击与相融中，探索出现代日本文化发展的独自道路。
短命的大正文化
大正时代（1912－1926）是短暂而相对稳定的时期。该时代的根本特征，事大正民主主义风潮席卷文化的各个领域。自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垄断资本迅速发展过程中，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逐渐形成落一个新的中间阶层机中产阶级。这一阶层在政治上反对当时的军阀官僚专制，要求实现政党政治，实施普选，从而形成大正民主主义运动。在此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大正文化带有鲜明的现代性，机主张确立近代自我，宣扬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成为大正文化的基调。
大正民主主义思想的核心是民主主义，倡导民主主义的理论代表吉野作造认为，政权运作的终极基础在于民众，起最终决策也应符合民众意向。以民为本是吉野政治思想的根基。他虽然承认天皇制，但主张实现名副其实的君主立宪制，即限制军阀、官僚专制，扩大议会的权力。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吉野的思想无疑有着积极的进步意义。在民主主义的时代风潮下，大正时期的哲学社会科学也一展新貌。新康德学派的理想主义哲学领域，而波及整个知识界。作为新康德学派之日本版的文化主义、人格主义、教养主义，一时风靡思想界。文化主义在肯定文化价值的同时，还强调人的主体性，由之而泛起人格主义思潮，即把人格价值视为唯一的伦理价值。为大正文化推波助澜的岩波书店刊出许多新书，并于1915年到1917年推出哲学丛书，宣传理想主义哲学，被称为“岩波文化”。此外史学家津田左右吉对日本古代史的合理主义解释，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对前人尚未涉足的庶民生活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大正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
在大正时期，如果说政治思想以民本主义为代表，哲学以新康德学派的理想主义为代表的话，那么，文学领域则以“白桦”派为代表。以武者小路实笃为首的一批年轻作家于1910年4月创刊文学杂志白桦，形成很有影响的文学派别“白桦”派。至1923年（大正12年）停刊的13年间，该派高举新理想主义旗帜，展开活跃的文学活动，居大正文坛主流地位。他们不满于日趋衰落的自然主义文学，提倡“通过个人或个性发挥人类意志的作用”，把“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类的意志，探索个人应该怎样生活”作为该派文学的目标。以此思想为指导，他们创作出许多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作品，哺育了不少知名作家。白桦派运动还超出文坛，在教育界乃至社会上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此间，戏剧、美术、音乐等文化领域，都展现出异于明治文化的新貌。
大正文化清新而繁荣，然而，大正时代未及展开便匆匆消逝，短命的大正文化亦随之落下帷幕。
昭和前期文化的浮沉
昭和时代（1926－1989）始于本世纪初期，终于本世纪末期，历时63年，可以说是日本现代史上唯一能够代表20世纪风云变幻及其特质的重要历史时期。无疑，这种变幻与特质在昭和文化史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昭和前期，伴随日本社会的激荡与变幻，日本文化也造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倒退的较量中谱写自身的历史。20年代，无产阶级文化诞生，结成各种文艺团体如“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1928年12月新组“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团体协议会”，1931年该协会又扩建为“全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创刊《无产阶极文化》杂志，指导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船工》、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是描写无产者生活的优秀作品。左翼剧团上演进步剧《目依旧是奴隶》、《暴风雨》、《怒涛》等，直到“七七事变”后，仍坚持演出揭露社会黑暗的戏剧如《赤裸裸的街》、《永远向前》等。美术同盟在在举办群众性画展的同时，还把作品送到群众手中。思想家结成“唯物论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哲学上展开反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斗争，涌现出如河上肇，户阪润、永田广志等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如上所述，昭和前期正是日本加速帝国主义法西斯化并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直至失败的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则是国家主义、超国家主义思潮和日本主义思潮逐渐泛起进而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作为“国策”于1932年成立了“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1934年军部在《国防的真实意义和加强国防的主张》中，叫嚣”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1935年众议院通过“国体明征”决议，1940年大搞“建国二千六百年事业纪念”活动，强调“日本精神”，宣扬“皇道主义”意识形态。在政府推动下，文化界组织各种法西斯文艺团体，大搞“战争文学”、“报国文化”；思想界也蜂拥而上，鼓吹日本精神论，提倡回归日本。从1933年到1935年新潮社推出十二卷本的日本精神讲座，以期在皇道意识下重建日本学，并试图通过重新吟味和认识久被冷落的日本精神与日本文化，根治国家的癌症。京都学派的右翼哲学家则提倡“世界史的哲学”“战争哲学”来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作哲学家论证；更有甚者如大川周明、北一辉等公然炮制日本型法西斯理论，直接为政府推行法西斯军国主义提供理论根据。
政府在提倡和推行法西斯文化的同时，还不断强化思想统治，镇压一切进步文化，迫害一切进步的文化人士。至于马克思主义则完全被禁，1939年“唯物论研究会”被取缔。河上肇，户阪润、永田广志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先后被捕入狱，有的在狱中被迫害之死。面对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强权统治，少数知识分子在挫折中发生动尧妥协乃至变节。
至此，战前日本文化完全失去生机，而被血腥的侵略战争所吞没。
战后日本文化的繁荣和困惑
战后日本社会安定、经济持续发展、为文化的全面繁荣创造了条件。其特色最重要的是生活文化、物质文化的发达及其大众化现象。这是因为战后扩大了思想言论的自由度，且从制度上得到保证；战后劳动者权力的扩大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成为大众文化昌盛的契机。战后日本文化的大众化特征，主要表现：⒈在劳动者的各类文化团体、文化俱乐部相继出现并展开活跃的活动；⒉旧文化形态的复活；⒊海外文化的流入；⒋大众文化合高级文化的融合。文化的大众化所产生的社会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提高了作为社会主人的大众的主体素质，使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得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导致文化商品化，使人片面追求文化的消费价值，从而导致创作热情锐减，以至颓废文化泛滥，也就是说，战后日本文化繁荣的同时，却出现了一种不可忽视的负面现象即文化的颓废与停滞。
平成文化
1989年裕仁天皇逝世，皇太子明仁即位，年号平成。上世纪的最后十年是世界格局发生急剧变化的十年，在冷战结束，世界正向多极化发展，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新的国际环境也给日本文化带来影响。素有吸纳多元文化之长的日本文化在把自身融入世界文化的过程中，将更繁荣。
仅供参考 希望对你有帮助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都是落后的封建国家，同样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侵略的威胁。为摆脱屈辱的地位和实现富国强兵，日本于1868年推行了明治维新，中国则在1898年实行了戊戍变法。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把日本带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门槛，成了亚洲的强国，并欲与欧美列强争一高下。而戊戍变法却在短短的103天里夭折了，中国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并最终沦为了半殖民地国家。为什么这两个在时间、文化背景、社会状况和变革目标相近的改革，会有不同的结果呢？现试就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一、实行改革的内部条件不同。 首先看到，19世纪中叶，在中日两国封建社会的内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的先进地区——江南和东南沿海一带同日本比较发达的畿内地区相比，其经济的发展是处于较高水平的。然而，对于一个幅员广阔的中国来说，这些发展无论在水平上还是在地域上，都是极其有限的。在广大的内陆地区，自然经济只受到较小的冲击，甚至有些地方原封不动。加上统治阶级禁止大规模商品经济的发展，抑制工商，从而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在整体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日本向近代社会转变是相对较易的。 其次看看国内革命形势方面。19世纪中叶，日本仍处于诸藩割据的局面。国门被打开后，维新志士为推翻腐朽的幕府统治，提出“尊王攘夷”的政治口号，这符合日本民族渴望由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来结束割据分裂局面的社会心理要求，符合在列强侵略的刺激下日益高涨起来的爱国广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符合千百年来形成的奉王政为正宗的传统道德舆论，有极大的号召力和鼓动力。而中国自太平天国失败以来，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戊戍变法前，中国从未出现过日本维新前夕的动荡局面，广大群众没有革命的要求和行动。孙中山说：从乙末到庚子，“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那期间，不仅戊戍变法是昙花一现，就连广州起义也遭失败，且不得国人同情。证明维新思潮还未深入人心，全国规模的运动条件仍未成熟。 再来看看文化传统及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方面。中日两国也有很大的差异。郭沫若在分析中日两国的近代改革一败一成的原因时认为，两国在固有文化的负担上的差异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他指出：“中国固有文化的负担太重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至少有3000年，所以对过去的文化怀着一种憧憬，对新的文化发生抵触，往往视欧美为夷狄之邦。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日本虽有它的固有文化，有中国传来的文化，但细的说来，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特别是由于日本在历史上曾有过大规模吸收中国文化，以促进本国文化发展的经验，日本人把移植外来文化视为当然的事情，只要能够适应形势，任何需要的东西都可以从海外引进，既无顾虑也不以为耻。因此，当日本在19世纪中期开始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威胁时，能够以这些国家为榜样，顺利地实现了本国的社会变革，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二、改革的社会基础不同。由于中日两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都不高，民族资产阶级弱小，所以两国维新运动的基础，均主要是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力量。19世纪30年代起，一些经济实力较强，政治影响较大的西南强藩，就已开始在“幕藩体制”下成功地进行了“藩政改革‘。他们顺应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引进西方先进生产和军事技术，积极扩大对外贸易，促进了藩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长。日本维新志士，是藩政改革核心力量。由于日本实行门阀制，被压迫阶级以及统治阶级的下层向上流动的渠道被堵塞了，他们无法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各藩大名又时刻伺机推翻将军幕府，有的恃着经济力量雄厚，公开与幕府对抗。特别是”天保改革“中幕府改革的失败和藩政改革的成功，更使各大名纷纷效法西南四藩，倒幕维新成为大势所趋。这就为维新志士进行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便他们有所凭借，并且在地方上得到富农、豪商的支持，训练军队，建立倒幕基础。而大批下层武士，由于幕府末期财政状况恶化，上司经常克扣傣禄，生活无着，不少人沦为浪人，他们就更成为倒幕运动的骨干力量了。 在中国，土地自由买卖，只要有财富便可挤身于地主阶级之列；科举制度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升官的道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士人等都把维护封建制度视为他们的共同的根本利益。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具有一种特殊的凝聚力，很难分化出与中央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在中央慈禧大权独揽，在地方上，各实力派在关键时刻无一例外效忠朝廷。维新派没有强大的地方政权和豪商富农作后盾，更无可能和机会有据点去独立地创建训练军队，势力薄弱，焉能不败？ 三、双方领导维新的人物能力不同。明治维新领导人大多参预了藩政改革，于50、60年代比较巩固地掌握了藩内实权，他们受过比较长期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戊戍维新的领导人，却缺乏政治实践锻炼。他们成长于书斋，维新前都未从事过际的社会管理工作。日本维新派精明强干，长于韬略，是一批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们目标坚定，百折不挠，富于大无畏牺牲精神。中国维新派疏于政务，黯于世事，对中国国情、政治斗争残酷性、封建顽固势力反动性、顽固性的认识都不深刻。思想准备上的不充分导致了行动上软弱、妥协，一旦遇到阻力，即惊慌失措，步步退让。政变后，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一筹莫展。他们的个人遭遇，也相对少坎坷，斗争勇气和决心较之日本维新派差距甚大。除谭嗣同、唐才常少数人敢与封建势力一决雌雄外，康有为哭天抹泪急着跳海，梁启超仓皇出逃，严复、黄遵宪一时噤若寒蝉，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 明治维新中，维新派注意灵活运用政策，集中矛头对准幕府，团结争取社会上各种势力，以减轻维新阻力。在中国，维新运动初期，洋务派包括李鸿章在内，无不争相趋附。但维新派痛恨李鸿章签订不平等条约，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一系力加排斥，致使李鸿章改投顽固派，成为变法阻力。帝党是个人数不多的小集团，除光绪外，成员中权力较大的只有光绪师傅，军机大臣翁同龢。在处理翁同龢问题上，维新派不但不努力挫败后党阴谋，反而利用光绪思想日渐激进，同翁产生了一定程度矛盾促成了翁的被革职。其实，在维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中，翁、李和王朝内部的洋务派分子、其它非后党的官僚分子，是可以起到缓冲矛盾，甚而牵制削弱顽固派作用的。可是维新派没有看到这一点，至于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这暴露了戊戍人物缺乏雄才大略。李鸿章视他们为“书院经生、市井讼生之流，不足畏也”。就连同情他们的费行简，也批评谭嗣同“博辩喜事，滥交寡识，初非任事才”，林旭之辈“皆温雅词章这士，更鲜老谋”。另外，日本维新领导人一旦上台，便控制实权；中国维新派尽管曾得过几个军机章京的头衔，但从未真正夺到过政权。 此外明治天皇与光绪帝个人条件也不同。尽管都是无权皇帝，但明治天皇在维新派权臣辅弼下，励精图治，很好地发挥了他的统治才能。光绪虽有抱负，但长居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是个不折不扣的傀儡，动摇不了慈禧的实权。兼以性格软弱，“每日章疏，上阅后皆封送园中”，百日维新间，光绪帝曾去西太后处“请安驻跸“12次。下诏变法后，新任命二品以上官员须去西太后前”谢恩“。 三、变法受到的阻力不同。由于日本实行禁止土地买卖的领主制，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很容易解体，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幕藩领主阶级的统治也会随之而发生动摇。更因为日本民族看到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所受到的屈辱，决心要摆脱国门打开后面临的民族危机。所以，明治维新时，主要阻力来自于幕府。而幕府由于广大人民反对以及各藩的离心，已摇摇欲坠。在中国，如前在社会基础一点中论述到的，中国的封建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它虽已十分腐朽，但依然能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产生强大的阻力，封建顽固势力上有清朝政府的各级官僚，下有大量的地主、绅士、僧尼、道士和满洲旗民，还有众多的八股士人，力量十分强大。诚如梁启超所说：“盈朝都是守旧之人”，“改革党人乃个人成分奋螳臂而与这争，犹如孤身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可得乎？” 四、中日两国所处的国际地位不同。由于当时中日两国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不同，中国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压力要比日本大得多。从事日本近代史研究的加拿大著名学者诺曼认为，日本这所以能免于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是由于“英法在日本的阴谋所造成的僵持局面——但最重要的是英国的倾注全力于中国——给了日本一个极其必要的喘息机会，使它得以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同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和利润相比，日本无论是作为外国制造品的市场或是作为西方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其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中国人民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也在相当程度上直接牵制了欧美列强对日本的侵略行动，从而在客观上支援了日本的倒幕维新运动。这些斗争也迫使西方殖民者汲取了某些政治上的教训，从而使他们对日本的人民起义和反幕势力采取了较为慎重的态度，在日本的倒幕运动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没有敢于公开地进行武装干涉，从而使日本的社会变革能够较为顺利地实现。维新成功后，日本逐渐强大起来，英美则虑及自己不利的地理条件，宁可转而采取扶植日本，牵制沙俄的对策，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看家犬。 在中国，列强尤其是英国，希望中国能有一定的变革。不过，英国其实只需要一个高效能的，可以控制局面的奴才政府，而决不容许中国真正独立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英国公使窦纳乐在致英外交大臣信札附件中，就提到“尤堪注意的”是康有为“对中国与列强关系的磋商的情形知道的很少，似乎他只集中精力于内下改革问题，不大注意，甚至毫不注意外交关系”，这说明列强对维新派的支持之所以有限度的原因，只要变革超过他们规定的限度，他们就宁可抛弃维新派，还去要那腐败然而已经驯服了的那拉氏政权。列强中控制中国最深的英国，一直密切注视着戊戍维新的进程和动态。他们早就看出：“康有为是一位富于幻想而无甚魄力的人，很不适宜作一个动乱时代的倡导者”，变革很难“深刻地感动中国的官僚们”，因而前景黯淡，“不可能”实现预定目的和计划；而政变后，“帝党的维新人物中似乎没有一个具有魄力的人来继续支持变法运动，南昌光绪自己则是驯顺地屈服于暴风雨之中”。所以，英国政府虽认为慈禧当政“局势严重”，但基本默认了。 甲午战后，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列强在华势力和对华政治经济军事的控制力，都与当年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不能相提并论。列强在华结为不同的国际侵略集团，矛盾错综复杂，也是中国维新派碰到的大难题，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国际关系相对比较简单。变法后，列强相继调整了彼此关系，统一对华步骤，中国维新派所遇到的国际阻力增大了。更根本地说，中国维新运动处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世界性关键时刻，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角逐（包括后起的日本）、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趋势都注定了戊戍维新的失败。 五、两国变法推进的方法不同。日本维新领导人在变法实施步骤上稳打稳扎，十分谨慎。新政府成立，施政方针只有再三斟酌后确定的五条誓约，并无倾盆大雨，但却切切实实地初步改造了政体。然后逐步实行废藩置县，取消身份证，废除士族华族特权。改革地税，发展实业和近代教育，在稳步而又坚决地把大权归揽在维新派手中前提下，最终实现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全面开化。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用公债偿付形式迫使他们转变为用公债投资于新式企业的资产阶级，大大减少了他们反抗的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 中国的维新派由于对国情了解不够，对变法深刻性、广泛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盲目全套照搬明治维新的方案，使整个变法过程明显地操之过急。 首先，他们只是简单地用诏令交旧有官僚机构去招待办理推行新政，但所派之人大多为顽固派。在各地督抚中，大多数官员不是彼此观望，借故斤就是反对。许多诏令徒有具文，未能确切实施，没有产生社会力量。这一方面是由于“督抚皆西后所用，皇上无用舍之权”，另一方面又说明变法无强有力措施和准备。其次，在有些总是上处理过于简单，没有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后果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预防。废八股断绝了醉心科举士大夫进仕之途，招致反对而无措施。八月三十一日下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旧衙，未能妥善安置好裁汰出路，急于求成。“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感”。其他裁绿营、准令旗人自谋生计等无不招致守旧势力敌视。再次，变法速度过快，涉及面过大。短短103天中，接连颁布了涉及到政治、财政、军事、文教、社会等方面除旧布新上谕100多条，片面追求数量，一哄而起，满足于颁布，没有对新政实施作出可*安排，采取积极措施，没有发布一项，实施一项、巩固一项，不能循序渐进，明显地操之过急。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而中国戊戍变法之失败的缘由来了。在表面上很相近的历史条件中，日本先发动全国人民，自下而上地进行革命，然后再自上而下地实行改革，成为东方向西方学习的成功典范。而中国的维新派由于阶级局限性，不敢发动人民群众，没有经过革命的洗礼，依托旧政权进行改良主义的改革，在中国当时具体的社会环境下是不可能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