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
2008-11-03 09:16:37 搜狐博客
目前美国次贷危机已全面爆发，不仅引发了全球金融动荡，而且开始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随着股市暴跌和信贷收缩，投资者信心崩溃，许多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纷纷陷入衰退，世界经济步入停滞甚至衰退的风险明显上升。金融危机及其所带来的经济衰退必然会对我国入境旅游收入、旅游企业投资和国内旅游消费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首先，入境旅游可能滑坡。我国入境旅游客源主要来自于香港、澳门、台湾、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周边地区和国家。目前香港、台湾、韩国、日本等均已深受冲击，股市暴跌，经济放缓。正如日前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在其年度施政报告中所提到的，此次金融危机，其破坏力的深度与广度都远远超过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作为我国第一大入境客源国，韩国的经济也受到显著影响——韩国财政部10月6日发表的一份报告说，此次金融危机可能使韩国2008年经济增长率降至4.5%-4.9%以下(今年2月份就职的李明博政府在去年的竞选活动中表示要实现7%的经济增长率，但鉴于不利的经济形势，韩国政府不得不调低了目标)。我国第二大入境客源国日本的景气指数也持续恶化，股市暴跌，经济下滑。在远程市场方面，我国入境客源的主体是“西方七国集团”中的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和法国等国。目前这些国家股市低迷，企业投资缺乏信心，私人消费普遍缩减。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公务旅游还是消遣旅游都将受到影响，而这会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奥运给我国旅游业带来的拉动效应，从而使得入境旅游增长放缓，甚至出现绝对量的减少。
其次，价格优势受到削弱。在国内经济持续衰退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大量发行美元借以刺激经济，从而导致美元大幅贬值。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使信贷紧缩问题严重危及欧洲，并拖累各国经济步入衰退，欧元、英镑贬值压力加大，人民币升值加速。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数据，人民币兑英镑汇率中间价继8月14日首次升破1比13整数关口之后，于9月11日再破1比12关口，并在10月10日创出11.63新高；人民币兑欧元也在不断升值，10月7日创出汇改以来的新高，达到1比9.328。此外，人民币兑日元、港元等其他货币也呈现不断升值态势。尽管我国的金融体系所受影响相对较小，但人民币对美元及其他货币的持续升值，将削弱我国入境旅游长期以来所保持的价格优势。
再次，国内旅游支出消减。一方面，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A股市场的下滑，使投资者资产缩水，减弱了部分居民的实际购买力。有人称“中国的中产阶级几乎在股市中被一网打尽”，股市调整的财富“负效应”将前所未有地显现，旅游、汽车等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消费热点必将随之降温。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存在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也使得人们风险厌恶程度普遍上涨，对未来的就业状况和收入预期不甚乐观，当居民收入预期不佳时，首先压缩的就是旅游等非必需性消费。因此，国内旅游也会受到一定影响。
最后，企业融资趋于困难。目前全球金融体系处于动荡之中，银行不良资产大幅上升，为避免风险，银行普遍惜贷。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使“华尔街模式”受到严峻挑战，暴露了现代金融业在产品创新和市场监管等方面存在的严重漏洞，有鉴于此，我国政府必然会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紧缩银根。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为防止经济过快下滑和物价过快上涨，中央提出了“一保一控”的宏观调控政策，一“控”就决定了货币政策短期内不可能明显放松。即使不久前出台的“两率”下调，也仅仅是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资金困难问题，对度假村、主题公园、旅游房地产等大型项目建设融资的影响极为有限。因此，受金融危机影响，此类企业融资将趋于困难。
总体来说，在消费方面，此次金融危机将给我国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具体到不同的行业和市场，其影响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就行业而言，酒店业、航空业受到的影响更大一些；就分层而言，定位于中、高端市场的企业所受影响更大，而低端市场影响相对较小。在投资方面，将导致大型旅游项目的融资更加困难。
尽管旅游业具有一定的恢复能力，但其敏感性有目共睹。从“911”、SARS到海啸、地震，皆是如此。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上述事件都曾引起了业界的普遍关注，而这一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至今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实际上，上述事件所影响的只是部分国家和地区，而且主要源于心理上的恐惧，而此番金融危机则是全球性的，而且主要是经济上的冲击。因此，相比前者而言，这一次金融危机给旅游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许会更加深刻、广泛和持久。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积极的应对措施，切不可心存侥幸或掉以轻心。
一、金融危机后对中国旅游业的影响
1.入境旅游将面临继续下滑的可能。
2.出境旅游将面临增长滞缓的可能。
3.国内旅游将面临“三降一短”的可能。
4.旅游企业将面临经营困难的可能。
二、金融危机后中国旅游业面临的机遇
1.“奥运效应”将在未来的几年内长期存在，并有可能在国际经济形势好转时显现出来。
2.“拉动内需”将刺激旅游投入。
3.“八大计划”将刺激旅游消费。
4.“低价旅游”将刺激旅游需求。
5.“确保就业”将提升旅游地位。
6.“六十大庆”将提振国民消费信心。
7.“台湾之旅”将成新的旅游亮点。
8.“上海世博”等活动将有可能形成“预热行情”。
三、金融危机后中国旅游业的应对措施
1.国家政策措施扶持，企业携手共渡难关。
2.提升内部管理水平，加快产业重组步伐。
3.抓住金融危机机遇，因地制宜解决“瓶颈”。
一、前3季度外贸继续快速增长
2008年前3季度，尽管受到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能源资源价格上涨和国内生产成本大幅升高，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等不利因素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加快结构调整，仍然实现了持续和快速增长。主要特点是：
1．出口增速回落，进口增长加快，外贸顺差减少。前3季度商品进出口总值为19671.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2%。其中出口第1季度出口增长30.3%，第2和第3季度增速回落。前3季度总计出口10740.6亿美元，增长22.3%，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4.8个百分点。进口增长自年初开始加速，总计进口8930.7亿美元，增长29.0%，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9.9个百分点。外贸顺差1809.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
2．机电产品出口增长较快，能源资源进口量增价涨。前3季度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机电产品出口6170.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0%。受经营成本升高和需求疲软的影响，传统大宗商品中的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仅增长1.8%，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了21.2个百分点。其他大宗商品出口增长速度均有所回落。进口商品中增长最快的仍然是能源资源类商品。原油进口量比上年同期增长8.8%，金额增长85.5%；铁矿砂进口量增长22.0%，金额增长116.0%；大豆进口量增长32.3%，金额增长137.4%。
3．一般贸易保持强劲增长，加工贸易增速继续回落。前3季度中国一般贸易继续强劲增长，进出口总值达到9565.7亿美元，增长35.9%。其中，出口5007.8亿美元，增长26.9%；进口4557.9亿美元，增速高达47.3%，比去年同期加快22.7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增长进一步趋缓，进出口总值8034.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8%。其中，出口增长15.6%；进增长10.7%。
4．对美出口增速大幅放缓，对新兴市场出口增长较快。前3季度中国对发达市场出口增长放缓。对欧盟出口2204.7亿美元，增长25.6%，对美国出口1891.3亿美元，增长11.2%，对日本出口858.5亿美元，增长16.0%。与一些新兴经济体双边贸易继续快速增长，例如对印度出口增长了43.1%，对韩国出口增长了28.4%，对巴西出口增长了90.2%。
二、全年出口增幅可能低于20％
当前金融危机正在向实体经济蔓延。由于个人消费开支和出口增长低于预期，美国第2季度GDP增长率已经由此前的3.3%修正至2.8%。一些研究机构预测第3、4季度美国的个人消费将出现负增长，相应地美国经济将至少步入温和负增长。欧元区和日本第2季度已经陷入负增长。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增长也都开始放慢。第4季度主要发达国家进口量可能萎缩，全球商品贸易也将显著放缓。因为金融危机，部分地区和企业出现支付困难。中国进出口企业已经明显感受到出口新订单减少和支付风险的增大。
国际市场主要初级产品的期货价格从7月份开始回落。近期金融市场的混乱和对未来全球经济下滑的担心，进一步挤压了期货价格虚高成分。但是以美元计价的初级商品价格目前仍处于历史高位，同时也不排除由于投机因素大幅波动的可能性。中国国内通胀率仍不算低，出口产业将继续受到成本上涨困扰。
自汇率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已超过20%，对欧元和日元升值也都在8%以上。近期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与美、欧、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采取措施稳定金融市场，汇率大幅波动受到一定抑制有关。这暂时缓解了人民币快速升值给出口企业带来的困难。
综合上述因素，预计第4季度中国出口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全年出口增速可能回落至20%以下。
三、2009年外贸形势很不乐观
第一，世界经济将陷入低迷，不排除危机加深可能
尽管各国政府正采取协调行动筑起防波堤，使得这场金融海啸还不至于引起1929年那样的大萧条，但是市场信心的恢复、体制和结构问题的解决预计将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乐观地估计，发达国家经济至少要等到2009年下半年，甚至更晚时候才能开始复苏。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还难以确定。整个世界经济将进入一段较长的低迷时期。目前美国房地产市场还没有显现出整体回暖迹象，次级贷款问题仍有可能恶化，使更多金融机构的不良信贷浮出水面。因此，不排除金融危机加深的可能性。
第二，初级产品价格将继续处于高位并剧烈振荡
如果初级产品价格能够回落至较低水平，对于减轻广大进口国成本负担，刺激经济回升显然是利好消息。但是，导致近年来能源、资源类商品价格飙升的主要因素——来自新兴市场的庞大需求，以及美国生物能源政策等并没有改变。而能源、资源类商品供给受到开采难度增大、生产国投入不足、以及农业生产耕地面积减少的制约，供给量的增长并非易事。为了维持高价，近日OPEC已酝酿调减全球石油产量。各国为拯救金融市场而注入的大量流动性，对美元等货币币值下跌的担心，将使得更多国际游资把大宗商品期货作为保值避险工具。这些因素都将加剧国际商品市场上的价格波动。
第三，多哈回合前景暗淡，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
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只影响部分市场不同，这次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陷入金融危机，影响到了全球贸易的稳定运行。7月份多哈回合谈判破裂后，虽然许多成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希望重启谈判，但是一些根本分歧短期内很难弥合。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多哈回合取得突破的前景看上去更加黯淡。不仅如此，贸易量萎缩和失业率的上升，还将使一些国家和地区转而采取更为保守的贸易政策，全球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
总体看来，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主要贸易伙伴经济下滑、进口需求锐减、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大幅波动、主要货币可能出现的贬值，都将进一步波及中国。预计2009年外贸形势应很不乐观。进口和出口增长都将回落。
四、中国应对冲击有一定空间
中国对外贸易已经连续七年实现较快增长。近几年政府大幅调整外经贸政策，包括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已经让企业提前适应在趋紧的环境下生存发展。许多地方和企业都积极转变增长方式，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加快技术进步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开拓新兴市场，并且取得了积极成效。少数仅靠低价竞争的企业被淘汰，具有一定技术、品牌和客户渠道优势的企业则获得了更大发展。大部分出口商品卖价有所提高。应当说，中国出口产业总体竞争力仍然是比较强的，低成本优势并没有失去。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下滑将催生新一轮国际产业调整。对于中国进出口企业来讲，既面临很大的挑战，但是也可能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能依然充足。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基本面是健康的。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调整和优化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将带来巨大和长期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依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坚实物质基础，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和有效地扩大内需，将支撑并推动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中国政府近日已经决定提高服装、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未来在支持优势企业和产品出口方面还有相当可操作空间。各地方、部门将加大对进出口企业信贷支持，加快出口退税进度，鼓励和帮助企业克服困难，开发适销对路产品，拓展新的市场。同时，中国外汇储备充足，将继续积极扩大进口，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这有利于改善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减轻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中国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增长潜力很大，迄今为止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热情不减。所以，从中长期看，中国外贸发展前景依然十分光明。
从国际金融危机看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未来
从国际金融危机看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未来
美国金融危机中美国金融机构综合经营以及美国监管体系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无疑为我们再次敲响了金融风险的警钟。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从无到有，从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集金融业务与管理于一身，到银行、信托、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逐步成立，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职能，再到今天随着分业经营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巩固，我国确立了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一行三会”的金融调控监管模式。不可否认，30年来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在当前我国金融体系由分业经营向综合经营的推进过程中，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并蔓延到全球经济，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中美国金融机构综合经营以及美国监管体系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无疑为我们再次敲响了金融风险的警钟。 </P><P>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生活中“滞胀”的长期存在和金融“脱媒”问题的严重化，美国逐步放松了金融管制，其金融机构逐步拓宽经营范围，打通了银行、证券和保险之间的“防火墙”。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颁布以后，美国改进原有的分业监管体制，形成一种介于分业监管和统一监管之间的新的监管模式，学界称之为“伞形监管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金融控股公司的各子公司根据业务的不同接受不同行业监管机构的监管，而联邦储备理事会为金融控股公司伞状监管者，负责评估和监控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整体资本充足性、风险管理的内控措施以及集团风险对存款子公司潜在影响等。另外，美国的州政府在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监管权限，尤其是对保险机构享有全面的监管权。然而，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说明，在金融业高度混业经营并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这种监管制度的安排无法有效监管金融市场，甚至有可能因为其内部的协调和分工不明确而延误化解金融风险的有利时机，致使金融体系风险进一步累加而形成系统性风险，最终导致了系统性风险以危机的形式爆发。 </P><P>具体来看：首先，这种“双线多头”的监管模式容易出现监管真空，而最大的真空就是各部门的监管标准不统一，从而导致监管重叠和盲区。不仅如此，美国的监管机构太多，之间的权限多有重叠。其次，在监管重叠的同时，监管盲区也不少，例如，像CDO(债务担保证券)、CDS(信用违约掉期)这样的金融衍生产品，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一个监管机构宣称对其进行监管。最后，多头监管的存在，使得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得到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监控。 </P><P>从目前来看，我国金融体系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一方面得益于监管部门的有效监管，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金融机构创新能力不足，无法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从而侥幸躲过一劫。然而，当前我国多家大型公司所陆续披露出来的由于金融衍生产品投资失误而导致巨额亏损的惨痛事实，再一次说明了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因此，在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进程中，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只有继续深化金融体系改革，推动分业经营向综合经营的发展，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我国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也只有如此，我国的经济增长才能得到更有力的支持。 </P><P>但是，鉴于当前美国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严峻现实，在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深化的进程中，我们尤其要注意吸取此次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稳步推进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使其更好地适应金融业改革和发展的需要。笔者认为，从总体上来看，由于当前我国金融混业经营尚未形成规模和分业监管模式相对固化，在混业经营发展的初期阶段，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应该是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监管模式。具体而言，我们可以采用在统一监管的框架下实行监管机构内部专业化分工的方式构建中国的监管体系，即成立中国金融监督委员会作为一个集中统一的监管主体，内部构建由银监会、证监会及保监会组成的专业分工的“三合一”的监管体系；鉴于此次金融危机中对金融衍生产品监管缺失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尤其要注意明晰对于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责任，并通过制度的形式加强各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随着我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条件成熟时，逐步将机构性监管模式转化为功能性监管模式，最终形成人民银行负责金融政策，金融监管委员会负责金融监管，二者紧密协调的金融监管框架。 </P><P>当然，在改革进程中，我们仍然需要统筹兼顾，循序渐进，减小金融改革的风险。一方面，加快完善综合经营及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同时大力推进高素质金融人才的培养，组建具有全球视野的金融监管队伍；另一方面，继续推进金融机构的公司化改革，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并尽快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和即时的风险控制系统。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为了及时、有效甄别和防范金融风险，监管机构之间应继续加强合作，联合建立即时的风险控制系统，及时向金融机构发出风险预警信号，有针对性地采取防范和控制措施。同时，金融监管部门应与有关经济部门积极配合，建立对金融机构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公示和惩处制度，严厉打击金融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净化金融市场环境，促进金融业公平竞争。</
从人们过节方式的转变看经济危机的影响
金融危机源自美国，美国人也最早体会到冷清过节的滋味。一向大手大脚惯了的美国人，在采购时必须捂紧口袋，而零售商家也度过了40年来最惨淡的“假日旺季”。贝尔斯登被收购的叹息声还未散尽，百年品牌雷曼兄弟就轰然倒塌，连美国友邦这样的保险公司也不保险了，需要政府的输血才能活命。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恶化，对于全球金融体系的冲击呈现逐步扩大和发散的趋势，已经开始向实体经济传导。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12月25日发布的《世界经济黄皮书》指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不会演变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但是，人们也不能否认，目前也是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面临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因此，尽管面临百年一遇的严峻挑战，中国依然在充分评估的前提下，启动了各项应对举措。
“幸福家庭的故事基本雷同，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对人生百态的观察，同样适用于目前的金融危机。我们所经历的金融危机，与历史所经历的调整有共同之处，但是其个性将决定危机的发展及结局不同于前例。到目前为止，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还未消除，危机依然存在再度恶化的可能，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也可能继续显现。有人说，如果美欧日经济2009年即使站稳也应该是第三、第四季度甚至更晚，那么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可能在2009年形成高潮。
随着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国际经济呈现出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去杠杆化”(详见阅读检索)成为经济学者口中的热门词汇。事实上，全世界可能都低估了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包括美国政府。奥巴马的当选、美国政府大手笔的救市方案等都未能令市场止血，而相关对这场危机将持续多长的分析也并不乐观。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已经成为次贷危机的转折点，甚至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在此之前，次贷危机烈度大体相当于1980年美国储贷协会危机(详见阅读检索)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和。在此之后，世人面对的已经是1929～1933年大危机以来全世界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尽管次贷危机爆发于美国，但是中国以及中国香港金融市场的调整幅度显著大于美国市场的调整幅度，这除了去杠杆化导致的资金流出原因外，也显现出投资者对于次贷危机的深刻担忧。
在美国金融界，对于次贷危机严重程度评估的共识是百年一遇，通常只与大萧条时期(详见阅读检索)来对比。英国2008年第三季度GDP同比下降0.5%，为1992年以来首次出现季度经济负增长，离官方定义的经济衰退(GDP连续下降两个季度)仅一步之遥，失业率则创造17年新高；日经225指数于2008年10月27日暴跌486.18点，7162.90点的收盘点位为1982年以来最低，跌幅高达6.36%；一批新兴市场经济体甚至有“国家破产”之虞……这些数据已足以说明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之严峻。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从经济周期理论视角来看，目前也许已经进入康德拉捷夫长波(详见阅读检索)的下降阶段。假如这一判断确实，那么全球就要面对为时数年、甚至接近10年的经济萧条。无论当前是否正在进入长达近10年的康德拉捷夫长波下降阶段，可以肯定的是，这场危机不会迅速结束，其余波至少将持续数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全球股市被迫跟着美国股市一道玩起了惊险的过山车游戏。受恐慌心理驱使，大量的套现行为进一步搅乱了全球金融市场，而买入美元的避险行为则使流动性黑洞(详见阅读检索)不断扩大。与此同时，由于次级债券及其衍生品价格一落千丈，或开发这些衍生品的美国投行倒闭，持有这些债券和产品的国外金融机构出现大量坏账，资产负债表迅速恶化，最后企业净值所剩无几。若无外部资金注入，他们的命运岌岌可危。
目前，在全球投资者极力规避风险的情况下，金融机构通过债券、股票发行或票据贴现等进行融资已变得极为艰难。这对于习惯了发新债还旧债的金融机构而言，无疑是灭顶之灾。据有关统计，欧洲最大的30家金融机构在未来15个月内将有1万亿美元的债务到期，面临严重的再融资风险。
影响不能低估 中国产业调整期将被延长
中国实体经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首先始于外贸部门。尽管中国出口结构升级和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外部需求变化对贸易的影响，但较高的出口依存度将使中国经济在美国消费疲软的情况下难以独善其身。在此背景之下，怎样找到中国一种新的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发展增长模式，已经成为难以回避的选择。
次贷危机是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动荡，无论是新兴市场还是发达国家，都经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此次经受冲击最为直接的欧美是中国的主要出口目标市场，而1997年金融风暴冲击的一些新兴市场在当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的竞争对手，因此这次金融危机本身也只有1929～1933年的大萧条可以相比。
与1997年的金融风暴相比，中国经济受到国际环境影响的程度更大，这既包括更大的资本流动规模、更大的外汇储备，也包括对于出口的更高依存度。中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在1998年时只有18%，到2007年上升到38%左右。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但对于欧洲出口的上升一度弥补了这一回落。目前，人民币对欧元有了大幅升值，欧洲经济也开始进入疲态，2009年出口的明显下滑已成定局。当然，出口对于中国当前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两个多百分点。当前中国宏观政策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就是要从内需中寻找到新的增长点，来替代出口大幅回落可能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另外，中国资本市场的大幅下跌，可能是对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反映，是对美国次贷危机可能对中国经济形成较大冲击的预期反映。在评估次贷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方面，从目前的情况看，可能普遍存在一定的低估。特别是在中美经济互动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因为中国与美国产业结构的差异，美国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对于经济调整的反应较为迅速，而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对于次贷冲击的调整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内需放缓压力大 经济增速仍呈现回落趋势
旁白：早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就提出扩大内需，但10年来并未有太大突破。面对此次金融危机，扩大内需再次成为首要的战略选择，但此内需非彼内需。当我们再次重复十年前的战略时，扩大内需已不再是纯粹GDP扩张的扩大内需，其基调已经由总量扩张转变为结构调整。
与1997年金融风暴相比，当前中国经济在次贷危机中可能面临的内需放缓压力要更大。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活跃的房地产市场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风暴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内需的带动作用还处于促进和形成阶段。而在目前的房地产市场上，已经开始形成十分浓厚的观望和调整的气氛，直接制约着内需的扩张。这一次的房地产调整，是中国形成全国意义上的房地产市场以来的第一次调整，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如何还有待观察。上一次比较大幅度的房地产市场调整是1993年在海南、北海等局部地区，而且基本是在土地层面的炒作，没有形成当前如此巨大的产业群。考虑到房地产市场占到固定资产投资的25%、前后关联子产业超过100多个、房价收入比也处于较高的水平，在外需已经大幅回落情况下，全国性的房地产市场调整更会加大内需扩展的难度。从宏观经济增长的波动看，当前宏观经济特别值得关注的一点，是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非常之快，从2007年二季度12.2%的增长，到2008年三季度的9%，四季度虽然考虑到奥运因素和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因素，但从总体趋势看依然还是呈现快速回落趋势。
市场环境改变 部分政策工具效果难以及时体现
下调双率、调整出口退税、千亿元投资计划……货币政策的效果要看能否真正落到实处，发挥出应有的效果而不是流动性，而货币政策效果的时滞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与此同时，世界货币的多极化为中国长远处理人民币汇率问题提供了改革思路———人民币的国际化的猜想。与1997年金融风暴相比，原来用于应对1997年金融风暴的一些政策工具在新市场环境下的政策效果可能会打折扣。
从通常可能运用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看，在中央政府保持良好财政状况的同时，地方财政状况在总体上并不乐观。特别是土地收入的迅速下滑，降低了地方政府可以用于刺激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等投资的可动用财政资源。中央财政资源的动员需要经历比较长的决策程序，这使得目前防止经济过快回落的任务主要落在货币政策身上。但是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货币政策在对抗经济衰退方面的效果十分有限，在刺激内需方面的效果也同样十分有限。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危机首先来自于欧美国家进口需求的放缓，而非银行体系的崩溃。如果说从虚拟经济扩散到实体经济是金融危机的传导模式，那么由于实体经济不景气拖垮本国金融部门，则很可能是新兴市场国家将要面临的严峻考验。
此外，一些国家由于账户逆差上升，本币存在贬值压力，还可能导致外汇市场剧烈波动和外资出逃，从而诱发货币危机。在经济史上，许多学者将1930年的大萧条与当时各国普遍实行的金本位制度联系在一起，认为上世纪30年代的通货紧缩由于与国际金本位制度相结合，大大增强了货币冲击的威力。而其后的事实也证明，一些率先放弃金本位的国家，最后较早走出了衰退，实现了经济复苏。其原因在于，摆脱金本位后，一国可以更自由地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对通货紧缩进行釜底抽薪。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大都把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因而本地区实际上存在着“东亚美元本位”，这是东亚国家长期严重依赖对美出口的结果。而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全球美元本位”在其中扮演了主要传播者的角色。当众多美国金融机构陷入危机后，由于国内市场上出现信贷短缺，不得不从全球大量抽回美元，从而加剧了全球流动性不足的矛盾。虽然这几次危机的传导机制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它们都是以一种近乎僵化的方式将全球经济捆绑在一起。从中国的角度看，需要一个更灵活的货币篮，一个由非单一货币主导的国际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概而言之，就是要实现国际货币的多极化，其中自然也包括人民币的国际化。可能面临更严峻考验 应对金融危机是一场艰苦的“战争”
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但美国为避免经济迈入长期衰退而采取的经济政策无疑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不良影响。而美国经济政策的取舍对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影响将最为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我国应对金融危机不仅是持久战，更是攻坚战。
次贷危机发展到今天，其实质已演变为全面的信贷紧缩，是银行相互之间借不到钱，而银行对企业和居民更是惜贷。因此，持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和对金融机构注资，加上全球联手降息，似乎已使得信贷紧缩局面得到初步缓解。
但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远非想象中那么简单。而所谓的罗斯福新政也并无药到病除之功效，个中反复曲折非亲历者所能体会。
伯南克在其著作《大萧条》中曾提及，1930年10月银行危机的爆发，使1929年以来的全部努力付诸东流。而1931年的金融恐慌，则使初露端倪的复苏曙光再度黯淡。到1933年3月，整个经济和金融体系都陷入了谷底。经过1933～1935年漫长的体系重建，经济重又迈向复苏。不过，1937～1938年危机再度打断了这一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二战的爆发才使美国最终走出萧条，一举摆脱了制造业需求不足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两大顽症。就当前危机对全球的冲击而言，与大萧条有得一比。金融大鳄索罗斯断言这是60年来全球面临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更是惊呼美国正陷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因此，应对金融危机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任何想要“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都过于乐观。中国、俄罗斯、印度、韩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下一阶段很可能要承受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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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杠杆化： 去杠杆化是指公司或个人减少使用金融杠杆的过程，即把原先通过各种方式(或工具)“借”到的钱退还出去的过程。单个公司或机构“去杠杆化”并不会对市场和经济产生多大影响。但是如果大部分机构和投资者都被迫或主动的把过去采用杠杆方法“借”的钱吐出来，其影响将非同一般。
美国债券之王比尔·格罗斯的最新观点是，美国去杠杆化进程，已经导致了该国三大主要资产类别(股票、债券、房地产)价格的整体下跌。一旦进入去杠杆化进程，包括风险利差、流动性利差、市场波动水平、乃至期限溢酬都会上升，资产价格将因此受到冲击。而且这个进程将不是单向的，而是互相影响、彼此加强的。
美国储贷协会危机： 美国储贷协会为政府背景组织，是美国的合作性质的非银行储蓄机构，以吸收存款并为中、低收入者提供低利率住房贷款为目的，很长一段时间在金融机构房贷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利率市场化等的影响下，储贷协会出现了严重的资产负债期限和利率不匹配现象。为帮助储贷协会渡过难关，1982年的《储蓄机构法案》扩大了它的经营权力。然而较多的自由反而使其陷入了投机性深渊，高风险迅速增长战略导致大量资金被沉淀在投机性房地产贷款以及垃圾债券上，使许多储贷协会出现了事实上的资不抵债，1982年近50%的储贷协会丧失偿付能力，其中80%面临亏损，挤兑风潮迅速蔓延，最后由政府出面才渡过危机。
大萧条时期： 1929～1933年，美国出现了经济大萧条，其主要表现是：产量和物价大幅度下降，股市爆跌，失业率奇高。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大萧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总需求不足，是由于投资机会减少和投资需求的下降引起的，而财政政策是解决需求不足问题的重要手段。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则认为，对于大萧条，美联储的政策负有重大责任。在大萧条时期，一些银行出现倒闭，非常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美联储本应及时干预，恢复公众的信心，但美联储偏偏默许了银行的倒闭，最终酿成金融系统近乎完全崩溃的局面。
康德拉捷夫长波又称康德拉捷夫周期，由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提出。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包括三个长波，其跨度是50～60年。在长波周期上扬阶段(扩张长波)，商业周期依然存在，但景气期比较长，幅度也比较明显，衰退和萧条期则比较短，较不严重；在长波周期下降阶段(停滞长度)，其情况则恰恰相反，商业周期中的景气时间既短规模亦小，危机则较深重。
流动性黑洞:所谓的流动性黑洞，是指金融市场在短时间内骤然丧失流动性的一种现象。一般而言，流动性黑洞在那些同质的市场，或者说在信息、观点、投资组合、交易主体、风险管理等缺乏多样化的市场中非常容易出现。流动性过剩容易导致资产价格泡沫，成为引发流动性黑洞的导火索。而资产价格泡沫的积累，也必然会同时积累诱发流动性黑洞的不利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