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现象是社会主义的外在特征和外部联系，是社会主义本质在各方面的表现。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现象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谈网络语言中的社会语言学现象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诞生和发展现代人的生活和工作中到处都可以看到网络的身影。人们利用网络工作、学习、娱乐、购物，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交流，网络语言也就应运而生了。虽然网络词汇是在虚拟的空间中使用的，但作为一种新的语言交际方式，它仍然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一个例证，也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
社会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主要研究语言同社会的相互作用及影响。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称代形式、语言变体、语言与性别、语用学等等都是它研究的对象。而网络语言正是语言的一种变体，它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网络语言是指以中文为主体，以汉语拼音、英文、符号、数字等为辅助手段，在互联网上进行交际时所使用的语言形式;狭义的网络语言是网民们在网络聊天室和BBS上进行交流时所使用的语言。本文试图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入手，分析网络语言的形成、特点及发展前景。
二、网络语言的形成
网络语言是在特定的语言社区(Speech communities， 指一群人使用同一种语言，对语音和语法的异同有相同的概念)里出现的新的语言现象，这种新的语言现象同科学技术发展、社会发展和网民心理需求密切相关。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网络语言产生的前提条件
作为报纸、广播、电视之后全新崛起的一种信息传播方式，网络以其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了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各个角落，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交流方式。人们在网络上可以聊天、购物、浏览新闻、收发电子邮件，还可以通过博客、微博等方式自由地发表意见，而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虚拟空间中产生了一种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交流时不同的语言环境。“网络正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各方面，由此也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语言――网络语言。”由此可见，网络语言的产生及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社会发展是网络语言产生的根本原因
当今社会是一个快速发展并不断变化着的社会，人们已经从最初对基本生活资料的追求发展到了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追求。计算机的产生和网络的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生活、工作、娱乐的各种追求。
(三)网民心理需求是网络语言产生的直接原因
在利用网络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有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一些平常说不出来的话，在网上却能脱口而出。究其原因，无外乎是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给了人们一些遮挡，在这里，交流虽然是即时的，但却不是面对面的，甚至是匿名的。因此，人们可以摆脱现实中的很多诸如身份地位、人际关系之类的束缚，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甚至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泄自己的不满或是痛苦。
三、从实例中看网络语言的特点
网络语言具有多样性、简约性、随意性、不稳定性和非语言符号化倾向的特点。其多样性表现为英语原词、拼音、汉英混合、数字等多种形式并存。为了适应现代的快速生活而出现的大量的词语的缩略形式则是网络语言简约性的体现。人们在利用网络交流时出于调侃或是其他一些目的而对固有的词语进行改动的行为使网络语言具备了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当有声语言和书写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我们的意思时，符号便出现了。这些符号具有约定俗成的语义，是语言交际的一种辅助手段。下面，我们通过一些实例来看看网络语言构成的特点。
(一)缩略词
缩略语是网络语言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现象。为了交流方便，网络语言常常取 英语单词 的首字母或是其他一些发音相同的单个字母来代替单词或是 短语 ，或是以汉语拼音中的声母来代替汉语词句。
1.英语单词的缩略形式
英语单词的缩略形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单词内部的几个字母或是短语的首字母来代替整个单词或是短语。如：GF(girlfriend)， BF(boyfriend)， WWW(World Wide Web)， HTML(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DIY (do it yourself)， PK(player killing 或 Penalty Kick)，BBS(Bulletin Board System)，VR(Virtual Reality)。而另一种缩略形式则是利用一些本身发音接近某些单词的单个英文字母来代替整个词句，如“u”代替“you”，“r”代替“are”，“IC”代替“Isee”，“BTW”是“by the way”，“CUL是see you later”等等。
2.汉语拼音的缩略形式
汉语拼音的缩略形式是指以汉语拼音的声母来代替整个词句。比如DD(弟弟)，GG(哥哥)，MM(妹妹或美眉)，JJ(姐姐)，PP(屁屁)，PLMM(漂亮美眉)，BT(变态)等等。
(二)谐音词
谐音词的产生往往是为了输入的方便，但却往往具有风趣、幽默或是亲昵的效果。所谓谐音，就是指用相同或是相似的音来代替原来的字词。网络语言中的谐音有三种主要类型，既汉字谐音，数字谐音和英文谐音。
1.汉字谐音主要是用一些近音字来代替原来的字词，并由此而产生一些幽默的效果。比如油饼(有病)，斑竹、斑猪(版主)，大虾(大侠―网络高手)，菌男霉女(俊男美女)等等。
2.数字谐音则是利用阿拉伯数字的汉语谐音来表达一些特定的含义。比如886(拜拜了)，520(我爱你)，7456(气死我了)，555555(呜呜呜呜呜呜)，74974(气死就气死)，1314(一生一世)，584(我发誓)等等。
3.英文谐音既利用英语单词的音译来组成新的谐音词。如英特尔(Intel)，粉丝(fans)，伊妹儿(e-mail)， 烘焙 机(homepage)。
除了以上三种主要的谐音类型之外，一些符号也可以取其谐音表达一定的含义，比如==(等等)，0(哦)。 (三)生造和转义
生造和转义是指网民们在网上交流的时借用一些修辞手段，或是旧词翻新，或是生造出一些新词来。生造和转义的方式多种多样，往往是一些单词、字母或是数字的组合。如：3Q(thank you)，帅G(帅哥)，e心(恶心)，东东(东西，泛指各种事物)，坛子(论坛)，灌水(在论坛上发表无聊或是无实际内容的帖子)，拍砖(发对某贴)，顶(支持某贴)，楼上楼下(表示两个帖子之间的相互关系)，青蛙(长相难看的男生)，恐龙(长相难看的女生)，沙发(第一个回帖的人)，椅子(第二个回帖的人)，路过(看完帖子不留言)等等。而一些网络词汇则是生造出来的，它们也被赋予了一定的特殊含义，如大虾(网络高手)，菜鸟(网络新手)，网虫(痴迷于网络的人)，小黑(黑名单)，等等。
(四)符号和图形
早期流行的网络语言侧重于将标点、数字和字母等符号组合在一起，模拟一些表情，用来传达一些单纯的文字无法传递的意义。符号和图形可以分为：
1.标点符号组形。如：-)表示笑脸，：-(表示哭脸，^@^表示小猪，：-o表示惊讶，(：&表示正在生气，：-!表示不屑的笑，：-&表示张口结舌等等。
2.标点符号+数字组形。如：8-)表示睁大眼睛，：-9表示舔着嘴唇笑，：-1表示平淡无味的笑，：-7表示火冒三丈等等。
3.标点符号+字母组形。如：-P表示吐舌头，：-S表示语无伦次，：-I表示吸烟族，：：-D表示仰天大笑。
随着 网络技术 的不断更新和发展，现在许多网站为网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动画表情，这些表情更加生动有趣，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符号和图形的作用，在网络交流时被广泛运用。
(五)古字新义
新一代的网络词层出不穷，让人应接不暇。其实，它们当中有许多字都是一些曾经在文字史上出现过的生僻字，被今天的网民借来表达一些特殊的含义。
四、结语
对于网络语言中的种种现象，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新兴的 文化 现象，应该被予以重视和认可，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网络文字是对传统文字的挑战，甚至是对中国 传统文化 的恶搞，是不能接受和纵容的。其实，任何一种语言形式的兴起都有着它的深层次的社会根源。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网络语言其实是一种语言变体，它是一种言语现象，它本身是动态的、开放的、个性化的。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网络语言出色地完成了其作为交际工具的任务，而它们的出现和消失都是顺应社会需求而做出的自我调整。
浅谈语言中的社会歧视现象
摘 要：在实际社会生活里，人们因为各自的社会地位及所处的社会阶层不一样，导致在语言使用、交流过程中出现一些有心或无心的带有歧视性的语言词汇。面对种种语言歧视，正确的面对和修复是社会义不容辞的职责，以确保语言使用的纯工具性。
关键词：语言;歧视
在现实社会中，歧视无处不在，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歧视，经济和政治上的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不同地域之间的歧视，年轻人对老年人的歧视等等。这些观念借助功能强大的媒体、文学作品、社会舆论以及人际传播，歧视的态度和情绪被强化并推行开来，更加剧了这些不平等的隔阂和隔离。歧视和偏见作为偏离客观事实的看法和态度，是文化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社会文化中，人们选择一种说法，排斥另一种说法，是由于主流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它的形成被经济上政治上占绝对优势的群体所掌控，与权力有关。反映在文化上就是一种文化霸权。福柯(Foucaul)的著名权力理论也指出，语言与权力密切相关，语言是一个充满压迫和斗争的场域。语言里面出权力，现实是语言的现实，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世界。语言中的各种歧视实际是社会现实中阶层歧视、文化歧视、民族歧视的表现。
一、性别歧视
性别歧视是一个古老的历史话题。
男性被认为是人类的原型，汉语中的“他”也正能反映出人们的这一认识。“他”在语用上完全偏向于男性，不论在书面语中还是在口语中，可以指代男性和女性，而“她”只可指代女性。在指代一群人时，即使只有一个男人，也不能用“她们”，仍然要用“他们”来指代。这种完全以男性的视角来定位的语言现象就是男性语言泛化的表现。
不独称谓词，一些看似漫不经心的词语也在将女性丑化，这正反映了男性对女性的居高临下和歧视，如“妇人之见”、“婆婆妈妈”、“女流之辈”、“最毒妇人心”等，而对那些不被男人群体接受的男人的评价却是“女里女气”、“娘娘腔”、“伪娘”这类与女性相关的词语。
女人的价值似乎与男人联系在一起，与青春联系在一起的，一旦岁月流逝，年华老去，女人似乎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身价大跌，成了令人生厌的人。于是，女人被描写成“人老珠黄”、“弃妇”、“失宠”等。
汉字是表意文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字体系。汉字积淀着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和价值。对1997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收录的包含有“女”字的简体字做了一个简要的分析，其中表贬义的字就有十几个之多。
如“耍”字从“而”从“女”，它的本义是玩弄女性，因为“而”是象形字，指男人的胡须，“而”与“女”合起来表示是男人把胡须垂到女人的脸上，对女性进行戏弄;“妥”字从“手”从“女”，指男人以手，即以武力驯服女人;“妾”从“立”从“女”，有学者认为其中的“立”字像一把倒悬的刀，一把刀始终悬在女人的头上，随时有可能落下来，可见女人处境的低下。
二、社会角色歧视
社会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它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具体说来，它包括以下四方面涵义：角色是社会地位的外在表现;角色是人们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和行为模式;角色是人们对于处在特定地位上的人们行为的期待;角色是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的基础。
最近很多年，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不断高速成发展，很多农民离开土地来到城市，从事建筑、维修、运输等工作，成为时代的新工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一一“农民工”。“农民工”一词频频出现于各种媒体，成为人们熟知的名词。
“农民工”这个词汇最早是由社会学家张玉林教授1983年提出来的。这词语取代了最初的“盲流”一词，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社会的进步和宽容。不过近些年社会对“农民工”这一称谓越来越多地提出疑义，主要是针对这个词语背后的歧视意味。
其实，“农民工”一词并不规范，这个称呼既不是职业的标准分类，又不是社会分层的正式的概念。按以往的标准说，农民工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按现行标准，农民工应划分到劳动职业阶层。这一不规范的概念之所以仍然长期存在，主要缘于人们对于城乡这一最大差别的优先分类。
人们通常以所从事的社会工作来标识社会身份，区分职业属性，而很多农民兄弟们即使告别了土地，也不能与工人并称为现代工人。社会的这种定性式的称呼带有社会歧视的意味，使这些农民兄弟时刻意识到自己身份的卑微。
三、地域歧视
地域歧视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歧视”就是“区别对待”，地域歧视就是基于地域差异而形成的一种“区别对待”。它是由地域文化差异、经济发展不平衡、人类心理活动等因素引发的一种刻板、片面的观念和错误倾向。
语言中的地域歧视在地理行政区划上表现的较为明显，以前，苏北人被称为“江北赤佬”、“上海人的陪衬人”、“江北猪秽”等。已经作为特殊专有名词的“河南人”、“四川民工”、“湖北佬”、“外来妹”、“乡巴佬”以及描绘河南人、苏北人、四川人、湖北人的种种文字，都透露着这样一种信息，这些新词语的生成实质上是发达文化群体将边缘地区、贫困地区人作为陪衬和附属来看待，而这些被歧视的人则终日躲在发达地域人们的阴影下生活，暗淡着而又无奈着。
地域歧视是“贱贫”心理的体现。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发展出现一系列阶段性特征，如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社会问题比较多。特别是因为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而造成的“仇富”心理和“贱贫”心理，使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鸿沟拉大。贫穷地方的人到了沿海一些经济发达省份谋生，容易遭到歧视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他们的家乡太穷，富人看不起穷人，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才产生了歧视，其骨子里、在内心深处仍然是小农心理在作怪。
四、职业歧视
语言中的职业歧视主要表现在对从事低等职业的人的称谓上，如将回收废品和垃圾的称做“收破烂的”，将清扫街道的人称为“扫大街的”，将照看孩子的人称做“看孩子的”，将靠 唱歌 为生的人称为“卖艺的”，将清扫厕所的人称为“掏大粪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类称呼虽然仅是口语词汇，并未进入书面语，不过也很不规范，是将一些生存群体在尊严和人格上予以矮化，这些人在主流文化中屡屡被轻视，甚至被当成了嘲讽的对象，没有稳定的社会定位和相应的社会价值。这些职业称谓包含着人格歧视。 简言之，就是一类职业的人看不起另外一类职业的人，也就是什么职业吃香，什么职业不吃香，从事吃香职业的人看不起从事不吃香职业的人，说到底就是一种高贵和低贱较量的产物，而评判的标准就是“权”与“钱”。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职业歧视现象在一些公开场合逐步有所淡化，人们也开始正视分工不同的职业在社会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互融关系。于是在语言方面也自主取消了带有歧视性的语言，特别是对一些所谓“低贱职业”都重新加以换名，如“打大街的”己被“环卫工人”取代、“失业下岗人员”被“自由职业者”所代、“剃头匠”也逐步转化为“理发师”、“美容美发师。
五、人格歧视
由于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以及对人格权认知方面的缺陷，许多人还严重缺乏尊重他人人格尊严的自觉性，或者，即便有一些认知，也是属于初级阶段，在不以为然的心态支配下就侵害了他人的人格尊严，“人格歧视”就是这样产生的一种不尊重他人人格尊严的违法行为。所谓“人格歧视”，是指具有某一方面优势的个人或者群体，出于对他人的不平等心态，公然实施的轻蔑或者轻侮他人人格尊严的行为。通俗地说，就是凭借自己的优势，不把他人的人格尊严放在眼里，并且以一定的行为表达对他人的人格尊严的蔑视。
称呼具有区隔的作用。近些年汉语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称呼语，这类称呼大多将被称呼者的某类特征作为标志，屡屡被突显出来，比如“留守 儿童 ”、“艾滋孤儿”、“特困生”、“问题青年”、“弱势群体”等，着实值得人们思量。
至于像“女强人”这一流传多年的谓呼，实则是把女人事业上的成功与女性的美好品性对立起来，冠上了“女强人”的帽子就意味着失去了贤良、温柔的特性。上文提到的“农民工”，其实就是新劳工，社会却偏偏要在称呼上将其出身标注出来，这充分反映了人们认知方面的局限性。
称呼成为一条鸿沟，使彼此无法逾越，成为不同类别的人们之间很深的隔阂，也造成了新的社会歧视。凡此种种，都提醒人们，要小心使用称谓。在突显一种特性的时候，要注意是否会暗淡另外一种特性，从而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和新的歧视。
语言中的社会歧视现象，其实质是一种社会心态、一种政治权势的反映。因此，关于语言中的歧视现象，我们可以三个方面去理解语言中的歧视问题，
一是语言有二元分类的特性，一是大众集体心态和观念的影响，还有就是文化霸权，或者说是“权势概念”在起作用。如果说语言性别歧视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那么观察语言中的地域歧视现象和职业歧视现象则可看出现代人的集体心态。
有学者指出，对诸如“河南人”这种类似的丑化与歧视的称呼，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它背后隐藏着的东西要比已经暴露出来的东西可怕得多，反映了在这个社会经济急剧变化的时代，人们以取笑羞辱贫苦百姓为乐趣、为时尚，以歧视穷人、落后者为能事，以“经济”作为唯一标准来评判一切，这不能说不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时，在传播这种歧视的同时，人们的口舌相传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己则偏安一隅，泰然观看事态的发展，这也是一种看客心理。如果任由这种集体心态发展下去，则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很多社会变化都是从称呼的改变开始的。改变称呼是为了改变称呼的特定内涵。上文提到的几个称呼的改变也说明了社会的宽容、进步和对某类人的理解。称呼的改变使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身份不固定的人群获得了应有的自我价值，进而实现了自我的中心化。一个社会的结构、制度不是一时能改变的，但是称呼却可以在较为短暂的时间内，引导社会观念，淡化歧视色彩，在一定的氛围内改善关系，在这方面语言可以发挥一定的拉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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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之风呈现蔓延、扩张趋势。
作为一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腐败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化特点。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腐败产生的经济学根源进行了分析：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腐败的经济原因；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严重恶化经济环境，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阻碍经济增长。
基于此，作者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遏制、削化腐败，并且倡导建立一门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
一、腐败——种病态经济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也像瘟疫一样在神州大地滋生、蔓延。从1982年起，中国共发起五次“严打’高潮：1982年、1983年、1988-1990年、1993年、1995年。时至今日，全国范围的腐败之风非但没有抑制住，反而呈现出规模增大、频率加快趋势。（见图表1、图表2）
从1988—1992年的五年中，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214318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95818人，追回赃款、赃物计25．8亿元，涉及县处级638人，厅局级38人，省部级4人。
而从1993—1997年，全国共立案查处违法违纪案件387352件。其中：立案侦查贪污案102467件，贿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职守案22211件。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229.2亿元。五年中共起诉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被告人181873人，其中县处级领导干部2903人，厅局级干部265人，省部级干部7人。
1998年检查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35084件、40162人，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3.8亿元。共立案侦查徐炳松等3名省部级干部、103名厅局级干部和1714名县处级干部涉嫌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50万元以上案件1773件。
1999年全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0.9亿元。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干部2061人，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
世纪之交的2000年，更是腐败分子“前赴后继”、大案要案频传的一年：先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行贿受贿被判处死刑，继而又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收受3700万元巨额贿赂而被送上断头台，紧接着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被公诸于众，这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案情极为复杂、危害极其严重的走私犯罪案件，走私货物价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首批案件涉案14人被判处死刑，25名涉案党员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中包括8名厅级干部。
这些数据警醒我们：中国的腐败速度正以远远超出GDP增长速度“同步逼进”：一方面腐败主体由中低权力层向高层甚或最高权力层蔓延、渗透、扩张；另一方面，腐败数额呈现高额、巨额特征，具有惊人化、高速化发展趋势。（见图表3）
数字，令人振聋发聩；现实，更加触目惊心。
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正在危及政府的形象，成为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磅定时炸弹”。有识之士不无忧虑地指出：今后最有可能中断中国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来自恶性腐败。
现实的严峻和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进行理性分析与冷静思考。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腐败是指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行为。该定义的假定条件是一国制度和法律是完善的，即腐败是违反制度和法律的一种与权力相关的活动，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腐败是一种“制度化逃避”现象。这里，制度化是指社会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体系（即具体社会制度和规章制度）的程度以及与之相符合的过程，亦即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的状况。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实质是“权钱交易”。马克思说，货币是特殊商品，其实在特定经济条件下权力是一种更加特殊的商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示范效应的结果，只要有一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会跟着这样干，在消
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被称为“权力泛化”的社会现象。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在与其它商品，包括货币这种特殊商品交换时，权力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用权力和社会做
生意，百分之百赚钱，简直可以说是一本万利。
本世纪70年代，美国的泽.布坎南等学者提出一种“寻租理论”，他把种种生产要素供求差价及优惠条件，亦即支付给要素所有者的报酬中，超过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得到的报酬的那一部分，称作“租金”。这些租金是政府管制、干预市场的结果。“寻租活动”就是指企业为了寻求租金，向政府官员行贿以获得这些差价。通俗地讲，寻租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泽.布坎南认为，要克服“寻租”现象，根本出路就是解除行政权力对市场干预和管制，通过市场开展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理应有明确规范，提高透明度。
腐败虽然给寻租人带来收益，但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相反却增加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的社会经济资源，使得资源配置低效率以及资源严重浪费，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由于寻租活动具有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寻租者不需通过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轻而易举地获得高额甚至超高额利润，这为寻租者提供强烈激励，同时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寻租活动，造成更大范围的腐败蔓延。
作为通过权力上市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资源和公共财富非理性侵吞和占有的反经济行为，腐败这种病态经济现象，不是基于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而只会造成对经济秩序的震荡与破坏。腐败是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种反动。
二、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形式上，腐败具有多样化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种：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生活腐化，挥霍国家资财，为特殊利益者提供优惠便利，任人唯亲，兼职经商，严重失职、渎职，徇私舞弊等。
从1988一1998年这10年中，在社会坐标图上，贪污贿赂案件呈曲线上升趋势，此间全国检查机关根据群众举报立案侦查的各类职务犯罪案件共计64.2万件，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6100余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往往对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深恶痛绝，而对危害同样严重的官僚主义、失职渎职行为并未引导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1991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玩忽职守案件高达3189件，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多达8.3亿元，平均每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有26万余元之多。同样，经全国各级纪检部门处分犯有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错误的党员干部就有3339名之多，立案标准仅局限在10万元以上。
据有关人士最保守评估，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等腐败行为，一年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也在十几亿到二十亿元，加上间接经济损失，估计约有30个亿。惊人的数字意味着全国12亿人平均每人每年都要掏出2-3元钱来填补因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损失的经济“黑洞”，意味着人均3000元年收入的100万名职工一年劳动成果被付之东流。
从某种程度上说，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甚至要比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行为给国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大、更多、更惨重。
三、产生腐败的经济学根源分析
（一）从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
l、欲望的无限膨胀及扩张超过“欲望满足均衡点”，此时占有欲处于强势、统驭状态。
在市场经济中，官员作为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动机，以欲望的满足为追求目标，而人的欲望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在经济学中，理性的经济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因此，政府官员具有自利动机并非不正常。但是在消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人的欲望无限扩张趋势和社会经济满足欲望实际状态之间差别不断加剧，意味着人的“满足欲望压抑”的增强。为了弥补这种差别，人们便产生了“补充压抑”需要。于是在利益动机驱动下，腐败主体欲望逐渐逼进或超出“欲望满足均衡点”，而这种欲望的满足要通过权力上市和权钱交易的顺利完成来得以实现。
2、自利性动机扩张一（导致）公共权力异化一（获取）个人特殊利益一（诱导）寻官、跑官、要官一（形成）“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公职人员自利性动机扩张，他有可能将公共目的（利益）转变为他的个人目的（利益），当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时候，实际上的公共权力异化便出现了，其实质是将国家的目的和公共的利益变为官员个人的目的和利益，即官员个人获得了特殊利益。这种现象诱使人们去“寻官”、“跑官”、“要官”，甚至不惜重金“买官”，然后又以官捞本。权力和官位在这里代表着名利，在权、钱的关系上，权力占居主导地位，从而使权力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和诱人光环，权力大小和职位高低成了衡量人的价值标准。于是，“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在整个社会盛行开来。因为人们深信，不经济怎么改革，只要政府还管经济，权力就永远是最有价值的财富。
3、主体行为的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
寻租活动具有恶性循环趋势。由于寻租活动具有学习示范效应，其本身是企图获得一种垄断和特殊利益，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其他人或部门就会感到“吃亏”，进而也想“不拿白不拿”、“不干白不干”，这样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寻租活动。由此出现从上到下，从官到民，形成比以往更普遍、更广泛的腐败。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基于经济特权与垄断权的上市而形成的不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造成的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形成产权虚置、资产流失，以及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等，都是腐败产生的经济原因。
l、权力上市形成不平等竞争。
前面讲过，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一旦这种违反公平竞争原则、超越法律和制度限制之外的经济特许权或垄断权作为市场要素投入市场，便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并且保证百分之百赚钱。
而这一切与经济学中的“机会均等”原则是完全相悖的。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是创造个人收入的机制，只有在平等基础上的竞争所带来的收入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符合“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的第二平等原则。竞争，通俗地说就是人们在市场上的竞相争先以及人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所谓的“竞争基础”其实是指个人参与竞争之前手中所掌握的生产要素产权的大小，个人找到和进入竞争场所的可能性大小，以及竞争过程中“裁判”的执法在每个人之间保证公正一致性的大小。人们又把竞争基础的平等称之为获胜机会的均等，即“机会均等”。
权力作为市场要素上市所形成的非经济的强暴力造成了机会不均等和不公平竞争，它使各经济主体一开始便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因此获胜机会对不同主体来说是不可能均等的。
2、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
改革以来，在市场经济转型条件下，政府过度干预造成价格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仍存在少数商品价格双轨制。随着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扩大，商品价格双轨制正趋于向市场价格单轨制过渡。目前农副产品价格、社会商品零售额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中由国家直接控制或者计划指导的比重已经很小，然而部分租金仍然存在，这就为寻租者提供了相应的市场活动空间。
3、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导致产权空置和资产流失。
这里产权指的是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统称，即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现实中由于国有经济产权关系的模糊，导致“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落空，而国有资产运营及保值、增值有效监督机制的空白或不健全，使得企业对出资者不承担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浪费现象。传统的国家所有是理论上的公有（所有权虚置），现实中的空有（造成经营者对生产资料的离异），这种产权责任主体模糊不清，是与现代市场“企业所有，经营者权、责、利界定明确，二者各司其职，共同配合，保证企业有效营运”要求相悖的。
4、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势必使人们在心理上存在着个人欲望膨胀与扩张，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
（三）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已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新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导致法律空缺滞后，直接影响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化。加之受部门利益比较均衡化的驱使，司法机关一些掌权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法谋私、贪污受贿，走上执法犯法的道路，直接导致司法腐败。
体制转换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制衡外部力量软化，约束机制悬空，使得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制约，从而导致权力泛化、滥用，使其作为要素进入市场，权钱交易盛行，造成寻租活动和腐败的滋生与蔓延。
四、腐败的经济破坏性与危害性
（一）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
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扭曲政府的经济政策、国家法律法规，破坏其执行、实施，危及政府形象，破坏改革开放声誉。而行业不正之风，又使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和劳动者重负难堪，进而挫伤其生产积极性，在社会上产生动荡和不安定因素，是政府掘墓人。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中腐败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
市场经济是商品化、货币化经济。一切商品是由金钱来衡量、买卖，金钱往往越界，对权力产生极大的腐蚀性。由于权力的上市，使得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扭曲，导致市场竞争一开始就处在不同的起跑线，机会均等原则在权力要素面前显得无可奈何、苍白无力。这种非经济的强暴力直接导致市场化改革步伐与进程放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腐败的恶性化趋势甚至可以断送中国改革与现代化已取得的成果。
（三）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并使公共财富受到掠夺和破坏，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腐败虽然会给寻租者带来个人收益，但却增加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社会经济资源。它不是以“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资源进行公正、合理、有效的配置，而是通过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来获得部门垄断利益，而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在竞争中受损。经济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使得社会财富在不均等竞争中受到破坏和掠夺，而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四）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阻碍经济增长。
腐败造成经济环境污染，使得投资者对市场望而却步，一些本应付诸实施的投资项目也因此“流产”。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在不平等竞争机制下显得犹豫不决，投资曲线呈左下趋势，而经济的增长也因此而受阻。
五、遏制、削化腐败的经济学途径
（一）“制度创新说”
一些学者认为，现行中国社会腐败是与市场经济转型过程相关的，包括制度缺陷、体系变动、法制不完善等，当腐败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时，必须以制度创新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
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取消经济特权，取消经济垄断，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贸易自由，限制特殊利益，纠正政府过度干预，减少政府失效程度。通过堵塞经济体制中的漏洞，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反腐败与市场化改革并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所谓“标”就是已经形成的腐败现象，所谓“本”就是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体制、机制、法制、思想、世界观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治标就是惩治腐败现象，治本就是消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铲除其得以滋生的土壤。治标和治本，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而在治标与治本的着力点上，又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应加大治本力度，以“预防为主”；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根据腐败现象的特点与反腐败斗争的形势，确定治标与治本的对策以及各工作机构的任务，做到各有侧重；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当前腐败还没有得到根治及治本措施力度不够的情况下，要继续着重治标，同时，要加大治本力度，并使两者紧密结合。
（三）“国际反腐败协议公约”说
由于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所以一些人士指出，要在国际上采取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对成员国国内企业贿赂外国政府官员也要进行惩罚。而持反对观点的学者则认为，虽然谁都明白腐败在全世界造成的有害后果，但国际社会难以采取共同行动，因为在国际性腐败中存着一种经济学家所说的“囚徒困境”，所有有关方面都可以从没有腐败的世界得到好处，但是，促使一个国家单方面采取反腐败措施的刺激却非常小。
追本溯源，中国社会现阶段寻租活动的猖獗，从制度上讲，主要是源于资源分配权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资源配置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承担，而是由各级政府代行市场功能来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介入国家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蔓延。
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来遏制、削化腐败。这里的‘制度创新”包含五个层面：一是经济制度创新，即推进市场化改革，创造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二是政府行为改革，即政治权力从经济活动中退却，或者如哈耶克所讲，社会与国家应分开；三是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即加强法制建设，真正朝“依法治国”方向迈步；四是构建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新闻监督体系，对寻租活动说“不”；五是国民意识创新，即全力提高民族整体素质，树立、倡导国民“纳税人”意识、民主意识、忧患意识。
作为现代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中国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花费上百年时间，付出巨大代价不断发展完善的制度创新经验，包括制度框架、经济体系和法律规范，为我所用，发挥所谓的“后发优势”。
六、创立“腐败经济学”的紧迫性
在当今文明社会，贪污腐败现象被人们视为公敌，称作“灰色瘟疫”。环顾全球，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也无论是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下，腐败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严重地危害着社会和公众利益。
当中国政府高举“反腐倡廉”大旗向腐败现象毫不妥协宣战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国家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惊呼“狼来了！”。德国《经济周刊》曾以“贿赂风行全球”为题向世人警示——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面对腐败的滋生与蔓延，国外的经济学家们不无堪忧地指出，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会在全世界造成有害后果。因此国际社会应当采取强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进而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向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举起“达摩克利斯剑”。
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政策的执行、实施，是政府的掘墓人，成为社会经济不安定因素。腐败的滋生与蔓延，成为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社会经济环境。正如投资风险具有不可避免性一样，腐败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亦不可能完全消除，只可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削化，将其控制在最小范围、最低程度之内，使社会经济资源在市场化、规范化基础上得到较为公正、合理配置。因此，经济学界应该像医生那样，对处于病态的社会机体及时进行治疗，使之早日恢复健康。
由此看来，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已势在必行，而作为研究腐败现象产生根源、表现形式、造成危害、治理途径的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的创立，应该真正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当某一新事物被冠以文化一词后，其身价像牛市一样立马翻几番。2008年是中国山寨年，山寨广受追捧。先是山寨手机粉墨登场，继而山寨电脑、山寨服装、山寨春晚、山寨官员、山寨电影、山寨大学……形形色色的山寨之风像金融危机一样，在中国市场上刮得人心不安。
山寨文化是一种什么文化呢？其实就是盗版文化、侵权文化、强盗文化。它盗取他人的知识产权，经过组装、拼凑、换版、贴牌，俨然正版充斥市场，成为消费者的新宠。而一旦被冠以文化之后，盗版之风、侵权之风就更加堂而皇之。山寨文化是劣币驱逐良币，市场经济的自由也就像被贴牌一样，变得一文不值了。
在深圳电子市场上，山寨手机就像萝卜白菜一样卖。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它不必缴纳国家17%的增值税、销售税，不用花大价钱研发产品，因为它是盗取他人的知识产权，把别人产品改头换面地组装拼凑一番。据央视报道，2007年，山寨手机产量至少有1.5亿部，几乎与国内市场手机总销量相当，对国产手机品牌给予致命一击。如今，除了华为、中兴、TCL等以国外市场为主的厂商外，国内品牌手机大企业几乎全部都出现亏损。
在“山寨帮”的集体狂欢中，是市场秩序的混乱与沦丧，是国家合法税收被商贩抢劫。山寨一旦文化之后，自然混淆了公众的价值判断，好与坏、真与假、美与丑之间的界线就变得模糊了。中国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传统，你的就是我的，行“拿来主义”。微软在全世界黑屏，但只有中国人反应最强烈。阴谋论、垄断暴利论、侵权论、无聊论、“有计划的网络犯罪”论，林林总总，国人盗版了微软为何如此理直气壮？难道不是山寨文化、山寨心理在作祟吗？微软黑屏在香港成不了新闻，这是因为在香港，使用盗版软件的公司是要负刑事责任的。山寨文化的泛滥，助长了懒惰和无知，损害了创造力和竞争力。
“山寨”一词发源于广东，原意是指规模和实力较小的一些工厂或者作坊。而现在引申开来泛指一切模仿或者照搬套用行为，并且这种行为近几年得到空前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已形成一种文化现象。对于山寨现象，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不应绝对化的赞同或反对。
首先，山寨现象反映了普通民众对优秀事物的肯定和积极追求，例如一部正宗的诺基亚手机售价可能超过5、6000元，在中国当前情况下，不是每个普通民众都能消费得起的，山寨手机的出现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低廉的价格，又不逊色于名牌手机的性能，迅速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再例如，山寨春晚，满足了普通民众的渴望参与的心理，是一种草根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也不应忽视“山寨现象”的危害，对一些高端品牌或者名牌产品的仿造，可能造成侵权行为，同时由于对生产缺乏相应的监管，导致国家大量税收流失，同时其产品的质量也不能得到有效地保障。
因此，我们对待“山寨现象”尚需理性看待，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可以通过政府制定相应扶持政策，对山寨进行合理引导和管理，在山寨的基础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样才能真正摆脱“山寨”的恶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