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论文的参考文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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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看卞之琳的《莎士比亚悲剧论痕》吧！这是国人的一本非常经典的莎学读物，很值得一看。有著名的莎士比亚作品翻译家卞之琳编写而成，是了解莎学的优秀读物。
20多年前上大学的时候，就读过《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刚刚从思想禁锢的时代挣脱出来，对西方文化和文学充满了渴望、好奇，也不管是西方现代的还是古代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那大胆、真诚的爱情，以及他们对封建婚姻的坚决反抗和以死相拼，曾激动了包括我在内的无数青年学子的心。今天重读，依然为罗、朱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特别是他们身上那种永不熄灭的人文主义精神，感到一种心灵的震颤和憾动。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描写爱情生活的多如牛毛，譬如《牡丹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从艺术表现的角度讲，各有千秋，《罗密欧与朱丽叶》并不见得高出多少，但这部作品中所充溢着的那种人文主义精神却是许多作品所匮乏或没有的，这就显示了这部作品的思想高度。
人文主义是人的一种生活观、理想观、价值观，是人的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它在任何时候都是人们应当努力去实践和追求的，因此它是永恒的。今天，人类社会已进入21世纪，物质文明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但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并不等于精神文明的相应提升；相反，利己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正在大面积地侵蚀着人类的精神生活。罗密欧和朱丽叶对人文主义精神的执著追求，更显示了他们作为人的一种尊严和价值，这正是剧本激动人心的地方。
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在他的作品里，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思想表现得最为充分，艺术性也最高。他的作品为资产阶级的兴起作了最有力的舆论准备。他的创作从思想和艺术上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了写了大约十部喜剧，一部悲剧。他的喜剧主要不是讽刺社会现实，而是表现人文主义者的理想，歌颂爱情和友谊，宣扬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和个人争取幸福的权利。同时，批叛门阀观念、封建道德和封建压迫的种种表现，也揭示资本主义所暴露的一些丑恶。这一类喜剧有《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无事生非》《皆大观喜》等。1595年创作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这一时期创作的惟一一部悲剧，但在思想内涵上则和这一时期的喜剧完全一致。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了爱情悲惨地死去了，但他们的爱情是那样纯洁而美丽，他们的爱情终于战胜了封建压迫和偏见，显示了人文主义精神的蓬勃生命和最终胜利。
人文主义精神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剧本中的“灵魂”，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文艺复 兴”和“人文主义”这两个概念。文艺复兴是指14—16世纪在欧洲许多国家先后发生的文化和思想上的革命运动。这个时期，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重新得到发掘和重视，因而得名。最初开始于意大利，后来扩大到德国、英国、荷兰等国家。在14、15世纪，由于城市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在欧洲封建制度内部逐渐形成，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反映自身的利益和要求，便以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为旗帜，提出人道主义——即人文主义思想体系，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打倒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极大发展，哥白尼的日心说，哥伦布等人在地理方面的新发现，伽利略在数学物理方面的发明创造等，粉碎了陈旧的宗教观念，促进了人们对宇宙、自然的新认识。在民族的形成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带有民族特点的文化，建立了民族的统一语言。这一时期，欧洲的文学艺术有了长足发展，如但丁的诗歌、薄伽丘的小说、达·芬奇的绘画、米开朗基罗的雕塑、蒙田的散文、莎士比亚的戏剧等等。人文主义是指贯穿于资产阶级文化中的一种基本的价值理想和哲学观念，即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它强调以人为“主体”和中心，要求尊重人的本质、人的利益、人的需求以及人的多种创造和发展的可能性。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其主流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市民阶级反封建、反中世纪神学和禁欲主义的新文化运动。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莎士比亚是如火如荼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一位巨匠，他高昂的人文主义思想贯穿在他的整个戏剧创作中，《罗密欧与朱丽叶》强烈地体现了他的人文主义人生观和理想观。这个剧本之所以有那么长久的艺术魅力，就是因为其中灌注着饱满的人文主义精神。
《罗密欧与朱丽叶》通过波澜起伏的戏剧冲突，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优美抒情的人物语言，描绘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爱情悲剧。男女主人公出生在两个世代为仇的封建家族，他们在偶然的相会中一见倾心，却根本不可能结合。他们求助于劳伦斯神父，神父同情和理解他们，秘密给他们举行了婚礼。但封建家长凯普莱特却要把女儿朱丽叶许配给少年贵族帕里斯，并强令马上成婚。朱丽叶再一次求助于劳伦斯，神父赠以安眠药让她假死过去，以躲过这场劫难。罗密欧则因在格斗中杀死了凯普莱特夫人的内侄提伯尔特而受到了放逐曼多亚的惩罚。罗密欧得到妻子的“死讯”，悲痛万分，抱了以死殉情的决心连夜返回维洛那，在朱丽叶的身边服毒自杀。从昏迷中醒来的朱丽叶见丈夫已死，也饮毒、自刎死去。罗、朱的悲惨结局使双方的家长看到了世仇的惨重代价，在亲王的主持下言归于好。从这个故事梗概中可以看出，凯普莱特和蒙太古两位封建家长，代表了陈腐没落的封建思想和传统，他们心胸狭窄、武断专横，无视青年人的自由和爱情，酿成了家族之间的仇恨和冲突，给所在的城市带来了动乱，又自食其果失掉了自己的儿女。而罗密欧与朱丽叶，则代表了一种新的人文主义思想，他们同封建思想和传统作着勇敢、机智的斗争，尽管斗争的结局是一场悲剧，但换来的却是人文主义精神的胜利和弘扬，我们在悲剧中感受到的是莎士比亚那澎湃的激情、高昂的斗志和崇高的理想。
当然，在这部剧作中，人文精神体现得最集中、最强烈的还是两位年轻的主人公——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两个人物，是作家寄托人文主义理想的艺术形象。
罗密欧出身于封建大家庭，却没有继承封建传统和思想，而是顺应时代发展，背叛了封建家庭，成为一个坚定的人文主义者；他真诚、勇敢，有文化、有能力，有一颗博爱之心；他追求一种自主、自由、美好的爱情生活，哪怕是“错爱”了仇人的女儿，也毫不退缩；他没有门户之见，爱上了朱丽叶，就把凯普莱特的家人当作自己的亲人，一心期望化解宿怨；他对爱情忠贞不渝，为了爱情和爱人，他甘愿被放逐他乡，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注重友情，在朋友被仇人所杀，他的爱情面临“风险”的时候，他拔刀相助杀了仇人，却使自己的爱情遭遇了一场“灾难”，显示了他的高尚品格。正是在家族矛盾、爱情磨难和朋友情谊等一系列故事发展中，他那人文主义者的精神和风采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朱丽叶只是一个14岁的贵族小姐，但她勇敢、坚强、智慧，她冲破大家族的重重束缚，大胆地爱上了罗密欧，并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了情人；她深知罗密欧被放逐“回归”无望，却绝不愿与少年贵族帕里斯再结姻缘；她几次用智谋骗过父亲，冒着生命危险服下安眠药，都是为了实现她的美好爱情；她把爱情看得和生命同等重要，罗密欧一死，她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生死恋情，真是惊天地而泣鬼神。这种纯洁、高尚、悲壮的爱情，使无数世俗的爱情显得黯然失色。
欧洲14—16世纪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当时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在今天看来，它自然有许多时代局限性。但它以人为“主体”，要求尊重人的本质和价值的思想核心，并没有过时。在时下“人文精神”大面积失落的背景下，罗密欧与朱丽叶身上依然有我们需要汲取的精神营养。
新的文学园地:《人民文学》与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8-09-26 14:33:00 ] 作者： 郁 勤 编辑：Studa_hasgo122
摘要：建国初期“人民文学”文艺思想开始贯穿整个文艺界。《人民文学》作为“人民文学”的全新载体，成为新中国在文学制度重建初期的国家权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在此阶段的办刊思想、方针及创作风貌充分的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文学”特征，同时它也影响着同时代其它文学期刊的办刊方针和方向。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在《人民文学》初显端倪。《人民文学》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期刊，通过勘察它于此期间的办刊特色，从而为更全面、清晰地勾勒出当代文学传播史面貌打开了一个通道。
关键词：“人民文学”；《人民文学》；文学制度；文学期刊
“人民文学”的确立急需开创属于自己的文学阵地，它急于消除“五四”以来在文学艺术领域占主流导向的“人的文学”的影响。“人的文学”中所弘扬的个人、审美、启蒙等现代观念遭到了“人民文学”的篡改和摈弃，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文学”开始牢牢地控制着话语权。“大凡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取得胜利之后，为巩固新政权，总要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1〕(P125)1949年10月和12月中国作协领导的《人民文学》和中国文联领导的《文艺报》分别创刊，毛泽东为《人民文学》创刊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此后这两个文艺刊物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自己在当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作用。文联和它所属的各种协会是50年代之后惟一的文艺机构。其他的文学社团、组织都不再可能存在。在各个协会中，中国作家协会的地位最为重要。从中可以看出文学艺术领域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文学生态环境较之建国前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政权领导下的文艺阵营初步形成，“人民文学”的秩序初具雏形。
建国初，新中国文学期刊出版行业，除《人民文学》、《大众演唱》、《民间故事》一类艺术性刊物外，有影响的刊物寥寥可数。1949年文艺刊物总共只有18种而且风格相近，印刷粗糙、装帧简陋、题材趋同。期刊的面貌是文学生产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毛泽东对《人民文学》的题词，既是对《人民文学》的勉励与期望，同时也是对《人民文学》在文学刊物中首屈一指地位的确认及对《人民文学》办刊方向的规定。《人民文学》是以刊载短篇创作（散文、短篇小说、诗、通讯报告、电影剧本）为主的月刊，同时也刊发理论批评文字。“文艺刊物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文学创作、评论和理论研究最重要的载体和传播媒介，同时也是时代政治风云变幻的晴雨表。刊物在传播文艺作品的同时，也担负着引导方向，宣传阐释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讨论重大理论问题的“阵地”的职能”。〔2〕(P185)与政权紧密结合，这既是《人民文学》的一种历史殊荣，又是它备受世人争议的缘起。从创刊时起，它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对当代文学生产的影响让文学史家不容忽视。
“那一时代新创办人文、学术和文艺刊物，在发刊词上，都无一例外地要写上最流行的政治语言，以表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2〕(P186)毫不例外的，《人民文学》在创刊词中由主编茅盾明确地宣布了自己的文学任务和工作中心：“作为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本刊的编辑方针当然要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的我们的集团的任务。这一任务就是这样的：一、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二、肃清为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的文学及其在新文学中的影响，改革在人民中间流行的旧文学，使之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批判地接受中国的和世界的文学遗产，特别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人民的优良的文学传统。三、积极帮助并指导全国各地区群众文学活动，使新的文学在工厂、农村、部队中更普遍更深入的开展，并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四、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流经验，以促进新中国多方面的发展。五、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组织有关文学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六、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学的交流，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参加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运动。”〔3〕《人民文学》的发刊词从六个方面为自己的编辑工作做了限定和要求，而这六个方面不仅是《人民文学》在今后所必须执行的大编辑方针，而且也是当时所有文学刊物首要的宗旨和使命。
1949年以后，同人刊物被取缔，只有国家拥有出版刊物的权力，此时的《人民文学》无疑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乃至权威。它的权威性从历届编委会的名单中就可以得到体现：
1949年—1952年的主编为茅盾，副主编为艾青；
1952年时主编为丁玲，编委成员为艾青、何其芳、周立波、赵树理；
1953年第7期—1955年第12期，主编是邵荃麟，副主编为严文井，编委组成有何其芳、沙汀、邵荃麟、袁水拍、葛洛、严文井；
1955年12月—1957年11月，主编为严文井，副主编是秦兆阳、葛洛，编委有何其芳、葛洛、张天翼、秦兆阳、吴组缃、严文井；
1957年12月起，主编换为张天翼，副主编为陈白尘、韦君宜、葛洛，编委构成为艾芜、周立波、陈白尘、吴组缃、袁水拍、韦君宜、赵树理、葛洛、张天翼。
历届主编都是文艺界党内外的知名人物，一方面说明了它地位的重要，一方面也反映了这块“阵地”的敏感性（由这些人物的政治立场可以看出）。另外，可以从中窥出：作为国家权威文学期刊的《人民文学》对编辑人员的挑剔和选择跟这些人于建国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是密切相关的。编辑成员名单更换频繁，但这些人员的更迭也给刊物的办刊面貌带来了相应的变化。虽然“人民文学”的“人民”主流方向不可动摇，但在政治环境稍微宽松时它仍能出现让人为之振奋的革新，如“百花时代”对主流权威话语的挑战。 创办文学刊物是新中国文学立足和发展的重要手段，而此时期的文学刊物则有着与解放前文学迥然不同的性质。20年代的文学杂志带有更多同人和学院性质，30、40年代则转向商业操作。这些时代中报刊的发行与经济利益始终密切相连。为了让刊物生存下去，并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刊物编辑会更重视文学读者，会想方设法提高刊物质量，促使文学市场形成。而到了建国之后报刊业却被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被纳入“一体化”框架中。期刊的政治化，促使办刊人及其创作者和阅读群的构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刊物的发行不再考虑市场的需求，它的一切经费均由党的文艺机构来支付，从刊物的组稿到发行都离不开党的支持、监督、管理。即是说不管它的盈亏与否、是否受读者喜欢，它只需要扮演好一个角色： 政治的文学解说员。计划经济的推行使以往以市场赢利为办刊方向的文学刊物的商业色彩削弱，但随即又给它涂上了一层新的颜色，商业色彩的削弱和政治话语的加强构成了当代报刊制度两难的窘境。
“人民文学”文学制度取消了现代文学允许的同人办刊、资本办刊，而仅仅留下了文学期刊唯一的生存方式——政党办刊。政党办刊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有为其政权服务的《前锋周刊》、《前锋月报》等，另有“左联”领导下的《北斗》、《萌芽》、《拓荒者》、《前哨》等。当时的国共两党“双方都不讳言政党的背景，沿着这种办刊思路，40年代的边区党政机关，自觉地把办好期刊包括文学期刊，当作从中央到地方宣传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4〕这种办刊思想一直延续到建国后，《人民文学》的创刊与发行基本上也是围绕着党中央的文艺方针政策来运行的。较之解放前，文学杂志和出版社的生存环境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40年代后期，原有的文学杂志陆续停刊，如著名的《文学杂志》（朱光潜）、《文艺复兴》（郑振铎、李健吾），以及《文讯》、《野草》、《文艺春秋》等。即使是解放区的文学刊物，也大体如此。个别杂志，如茅盾等主持的《小说》，延续到1952年初，可能是例外。中国近现代发展起来的，具有独立性质、带有流派、同人色彩的文学杂志，失去存在的可能。文学报刊都明确其“机关”报刊的性质。“1949年后自然创办了许多刊物，但是刊物的性质有了很大变化。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现象。说它重要，是基本结束了晚清以来以杂志和报纸副刊为中心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的组织方式。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随着期刊性质的改变，基本上结束了”〔5〕。在此期间，曾有过试图创办具有流派或同人色彩的刊物的尝试，大抵都以悲剧告终。如胡风等50年代初曾有的设想，丁玲、冯雪峰等在1957年创办同人刊物的计划，江苏青年作家陆文夫、高晓声等人的《探求者》杂志的流产，四川《星星》诗刊探索的失败等等。“中央”的《文艺报》、《人民文学》等杂志，“地方”的各省市的文学刊物，在大多数时间中，严格执行统一的规范，保持声音的基本一致，从而有效地保证文学“一体化”的实施。
1949年以后，文学的意义秩序被规定在政治意识形态范畴内，它被要求能阐释新中国“新”之所在。一个崭新的中国诞生了，红旗飘飘、豪情万丈，诗歌、小说等都由过去多反映苦难和斗争转为抒写建设和歌颂新生活为主题，一种以崇高神圣为基调的社会主义英雄史诗唱响人民狂欢的主旋律。《人民文学》上的小说创作，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生活题材占了极大分量。世俗的日常生活场景因其琐碎、平庸而被拒绝，就连老舍，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反映旗人生活的小说《正红旗下》的写作。菲舍尔·科勒克说过：“无一社会制度允许充分的艺术自由。每个社会制度都要求作家严守一定的界限”，“社会制度限制自由更主要的是通过以下途径：期待、希望和欢迎一类创作，排斥、鄙视另一类创作。这样，每个社会制度——经常无意识、无计划地——运用书报检查手段，决定性干预作家的工作。”〔6〕(P38)一个党的机关文学刊物每一期刊发何人的作品、何种题材、作品所占的版面位置等等，这些都成了极其细微敏感的问题。1956年前《人民文学》的作品多为工农立传，写热火朝天的工业建设及工农阶级中的英雄，几乎看不到描写知识分子、描写人们复杂内心世界的作品。整个文坛弥漫着开天辟地的豪言壮语和具钢铁意志的群体塑像。有学者讲到“读者成份的改变，势必要求文学作品从思想内容到审美趣味都发生相应的改变。1949年以后，大陆的文学对象被明确地规定为工农兵以及其他劳动人民。他们在一个新的政权建立之初，渴望了解这个政权是怎样取得胜利的，以及自己如何适应投入到新政权所领导的事业中去。这就决定了这一阶段的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教育作用特别强。”〔7〕(P6)
作为国家权威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在每一时期都必须紧跟政治形势和政治运动，在刊物的约稿、组稿与编排等环节上紧锣密鼓地配合政策、“赶任务”。“紧密配合中心任务就是个小框子。一个具体政策来了，一个具体任务来了，于是要求文艺刊物紧密配合，否则就是脱离实际，就要受到上级的批评。”〔8〕政策是党的文艺思想的具体表现，是党的宗旨、人民利益的具体体现，因此，配合政策、为政策服务就成为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自然而然的合理要求。“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作家，应该时时刻刻把他的写作作为一种宣传教育工作。这样的赶任务是完全应该的。”邵荃麟：《论文艺创作与政策和任务相结合》，《文艺报》第3卷(1)。“我们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政治运动，不能不描写政治运动和配合政治任务。我们要从这样的配合政治任务的作品中产生不朽的艺术品，而且也一定可以产生不朽的艺术品。”萧殷：《论“赶任务”》，《文艺报》第4卷，第5期。众多的理论批评从不同角度论证了配合政治、“赶任务”需要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朝鲜战争爆发，全国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人民文学》上就出现了大量反映抗美援朝的作品，有《在朝鲜战场上有这样一个人》（李瑛，1952年8月号）、《朝鲜战地的报告》（巴金，1952年8月号）、《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巴金，1952年9月号）、《三千里江山》(杨朔，1952年9月号)等。1955年为配合党领导下的工业建设高潮，《人民文学》1955年3月号登出了《本刊为发起〈在工业战线上〉的征文启事》，坚持每一期都有反映工业建设战线上的文章。 此次征文活动持续了两年，配合政策、国情的需要将文学活动规范化、组织化，紧跟党的文艺方针来办刊。 随着对“胡风集团”的批判运动不断升级，虽然《人民文学》办刊内容侧重的不是理论建树，但它仍十分注重自己的理论权威。在对胡风的批判中，《人民文学》紧跟党中央的脚步，在期刊上接连几期发表了火药味极浓的批判文章：《胡风先生及其小集团曾经怎样斗争过？》（王智亮，1955年2月号）、《请脱下外衣来！》（丁力，1955年2月号）、《评胡风的“有关现实主义一个基本问题”》（王速，1955年3月号）、《在接受民族遗产问题上胡风怎样歪曲了鲁迅先生》（沛翔，1955年4月号）、《胡风——最阴险的敌人》（刘白羽，1955年6月号）等等。然而事实是在此种“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念指导下的文学创作却难以产生既符合“赶任务”又具“艺术性”的文艺杰作，这一系列举措并没能从中挖掘出比较优秀的创作和培养出杰出的人民作家。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学刊物，它本应有自己的特色，但更多地却要受制于政治环境的约束，来自更高层的权力迫使《人民文学》不可能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虽拥有十分尊贵的文坛地位：“现在在国内国外，都把本刊看作一个代表新中国的文学方面的刊物。”《人民文学》(第2卷)，1950年版，第3期。但社会上各种文学刊物均以《人民文学》为指南，这无疑使得刊物的运作更加谨慎。
《人民文学》自创刊起有一个重要的栏目——“读者来信”。“读者来信”虽然在报刊的版面栏目中已是司空见惯，但于《人民文学》而言则更显出重要意义。1950年6月1号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编辑部的集体检讨：《改进我们的工作——本刊第一卷编辑工作检讨》，这次检讨是为了响应中央委员会《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并结合读者的批评意见而进行的。虽然《人民文学》才出版了六期，但编辑们丝毫不敢有所怠慢。从这六期里他们自我发现了许多问题，如缺乏有计划地组织理论批评，尽管这不是《人民文学》的中心任务所在。接着它还批评了组稿上存在的小说题材分布面狭窄（多写工人，农兵题材不多）的缺点。此时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工农小说在政治宣传上的功利性被强化到了极端的地步，成为跟在政治后面亦步亦趋的工具。 “进入当代，思想环境要求作家进一步放弃知识分子精神独立的幻想，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几乎没有间断过。文学界、美术界、理论界的检讨之声不绝于耳。作家已没有可能以松弛的心态去从事精神生产。而心态又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作品的风貌和它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9〕(P31)这样的创作环境迫使作家们纷纷生产出了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概念作品”“任务作品”。
从《人民文学》该阶段所刊发的作品来看，众多创作显露出那时知识分子已广泛地逐步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力，默认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然而知识分子的思考，恰是现代文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这时“人民文学”主流中普遍存在以肯定歌颂代替解剖批评，和气善言掩盖了激流中的矛盾冲突。但是应该看到，假使如此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此后一系列矛盾冲突逐渐浮出了水面并愈演愈烈，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使新中国全力建构的“人民文学”处于一个尴尬的窘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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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洪子诚.问题与方法〔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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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蓝翎.了了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9〕孟繁华.梦幻与宿命——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