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远未结束，而我国跨国公司在风险管理方面存在着各种问题，须提升其风险管理水平以应对此次危机。本文首先对中国跨国公司面临的风险进行了分类分析，然后将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这两个密切关联的范畴进行了逻辑的统一，并借鉴国内外相关论述对中国跨国公司风险管理内部问题进行了探讨。最后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中国跨国公司 风险管理 内部问题
一、引言
对全世界而言，跨国公司是国际经济的行为主体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根据目前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的统计，跨国公司年生产总值占整个世界生产总值的50%，它们控制了世界生产的40%，国际贸易的60—70%，国际技术贸易的60—70%，对外直接投资的90%;对一个国家而言，跨国公司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培育和发展中国跨国公司是我国政府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使我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和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统计，中国大陆已有2000家跨国公司母公司，海外分支机构有21.5万家。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虽然没有继续蔓延加剧，但也远远没有结束，这导致世界经济剧烈的变动，跨国公司的经营环境不断恶化。多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风险管理已经步入全面风险管理阶段，《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40%实施了全面风险管理，有30%实施了部分风险管理。虽然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而言，其风险管理仍处于风险管理的策划实施阶段向部分风险管理阶段的过渡过程之中。“企业风险管理现状调查”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包括各类跨国公司的我国企业还处于风险管理建设的初级阶段：有71%的企业只是建立了一定的风险管理流程，但流程缺乏相互的约束机制;有15.79%的企业“已建立完整的风险管理体系，但体系尚未全面开始运作”;另外还有5.26%的企业“没有建立风险管理方法和制度，风险的防范只依赖于员工的责任心和个人行为”。面对此次危机的冲击，世界企业500强类跨国公司尚且力不从心;我国的跨国公司须减少其风险管理过程中不利因素的影响，进一步提升其风险管理能力，以应对此次危机。
二、中国跨国公司的风险分析
分析和识别风险的范围和类别，是跨国公司实施风险管理的基本前提。我国跨国公司从事跨国经营活动，所面临的是与国内完全不同的、更为复杂的、全球化的不确定性约束。从不同角度出发，按照不同的标准，对我国跨国公司面临的风险可以采取不同的分类法分析。本文以目前学术界普遍采用的风险分类法并结合Miller风险一体化管理的研究框架来进行分类分析：即按照风险的可控程度，将我国跨国公司面临的风险分为跨国公司自身几乎无法控制的一般环境风险(宏观环境风险);跨国公司自身虽然不能控制但可以施加影响以改变风险影响程度的行业环境风险(中观环境风险);跨国公司自身可以控制的企业变量风险(微观环境风险)。
(一)宏观环境风险(一般环境风险)
宏观环境风险或一般环境风险是指那些影响各行业跨国经营环境的因素，包括一是政治风险，即指政治不稳定性与政治制度的主要因素变化相联系，其中的因素包括政治稳定性、意识形态等内容。二是政府政策风险，指影响商业环境的政府政策的不稳定性，其中包括无法预期的财政和货币改革、政府规章制度的变化以及收入汇出限制等。三是宏观经济风险，指包括经济活动水平、价格水平、汇率和利率水平的不确定性波动;四是社会风险，指当人们面对与他们自身价值观不相符的信仰和价值观时，可能会产生社会危机。社会风险可能是政治风险的前身，当然两种风险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集团——社会和政府。五是自然条件风险，是指影响经济产出的自然现象。如地理位置因素对跨国公司国际化区位因素选择的影响。六是文化风险，学者何曼青认为，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供应者、竞争者、顾客与跨国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的方式和偏好，以及与跨国公司进行竞争的战略、策略和技巧，同时还到跨国公司的其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他环境因素如政治、法律、经济等发生作用。
(二)中观环境风险(行业环境风险)
中观环境风险或行业环境风险是指各行业内影响跨国经营的因素。一是投入物市场风险，指围绕着获取充足数量和质量的投入物，并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行业不确定性，主要包括技术、原材料品质、数量和价格等。二是产品市场风险，是指对行业产出需求无法预料的变化。这种改变可能因为消费者品味的变化，因替代品的可获取性的变化，因互补品供应的变化，或者因国内外政府政策对进口货物的不可预知性需求变化而变化。三是竞争风险，指由于无法预测产品市场中可获取的产品数量和类型，企业可能遭受来自同行业厂商的竞争压力，主要包括竞争者的价格、经营战略、其选择的市场的不稳定性，以及对本国和外国新进入者的威胁。四是技术风险，Miller认为技术创新影响着一个行业的产品或生产过程，同时也对这个行业构成了威胁，因为它可能会使行业内已经建立起的竞争和协作模式产生混乱。学者许晖认为技术风险还应包括由于跨国公司在行业个某些方面的技术领先性，导致专有技术有可能遭到窃取和非法占有的可能性。
(二)微观环境风险(企业变量风险)
微观环境风险或企业变量风险是指企业自身可以控制的，影响跨国经营的因素。一是生产风险，指跨国公司生产运营的不确定性，包括劳动力不确定性、公司投入物供应的不确定性以及生产不确定性。二是责任风险，指跨国公司在生产、销售过程中因担负产品质量、环境污染、人身安全等责任而面临的风险。三是研发风险，Miller称研发行为的不确定性结果就是对当公司投资于研发过程中出现的完成项目及项目产出特性的时间框架的不确定。四是信用风险，指企业面临的应收账款回收等涉及资金回收的问题。五是行为风险，指公司管理者或员工的本位主义行为，Miller在研究中认为，公司层面风险中的行为风险与公司内的代理关系有关。六是人力资源风险，或称劳动力不确定性，指员工生产率的变化、训练员工的有效性、员工和工会问题等风险。七是交易风险，指汇率风险对特定的、可识别的外币交易的现金流所产生的影响。八是投资风险，即跨国公司投资于东道国面临的经济状况、政治条件和政府政策的持续不确定性的集中体现。九是财务风险，指在跨国公司各项财务活动中，由于内外部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作用，使财务系统运行偏离预期目标而形成的经济损失的机会性或可能性。
三、中国跨国公司风险管理的内部问题
根据统计资料显示：有50%的企业风险来源于企业各级管理层，有30%的企业风险来源于自企业员工，只有20%的企业风险来源于企业外部。因此，分析企业风险管理的问题必须从企业风险管理的内部问题入手。与我国跨国公司的微观环境风险(企业变量风险)不同的是，风险管理的内部问题应该是微观环境——企业变量的核心因素，这同时也是与《内部控制——整体框架》(Inter， nal Control Integrated Frame—work，ICIF)框架和《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Integrated Framework，ERM)框架的内部问题都密切关联的核心因素——“内部环境”。
继美国发起机构委员会(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COSO于1992年发表《内部控制——整体框架》报告之后，又于2004年9月发表了《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与ICIF相比，由于ERM是ICIF某种程度上的拓展和延伸，这暗示着现代企业管理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有密切的相关性。学术界对于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这二者的关系持两类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风险管理包含在内部控制中，理由是ICIF中将风险评估作为企业内部控制的一个组成要素;第二种观点认为内部控制是风险管理的一部分，理由是ERM在借鉴ICIF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在框架中明确指出风险管理包含内部控制。鉴于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二者的特殊关系，以及我国学者还没有将“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进行逻辑统一并运用于跨国公司这一特殊企业组织。因此，可以将ERM框架与内部控制框架进行逻辑统一，然后再来分析我国跨国公司风险管理的内部问题。
从COSO的ERM框架来看，企业风险管理包括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等八个相互关联的构成要素。由于“内部环境”影响着企业风险管理战略和目标的制定、风险的识别和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体系以及监控措施的设计与运行，因此根据ERM框架，可以确定“内部环境”就是企业风险管理的核心因素，它是所有其他构成要素的基础;从国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内部控制框架的时间顺序来看，在1988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会计准则公告第55号》(SASNO，55)公告中，提出了内部控制结构由三部分组成，它们是控制环境、会计系统、控制程序。该公告首次将控制环境正式纳入内部控制范畴，凸显对环境控制的重要性认识。1992年美国COSO发表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ICIF)在内部控制理论的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提出的内部控制系统由五部分组成：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监督。2007年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基本规范》中提出，内部环境是影响、制约企业内部控制建立与执行的各种内部因素的总称，是实施内部控制的基础。美国的SASNO，55和ICIF都始终把“控制环境”放在首位，说明其居于整个内部控制的核心地位;结合我国的基本规范可以看出，内部控制中强调的“控制环境”主要是指对企业内部环境的控制上，强调的是内部环境问题，这与ERM框架中强调的“内部环境是企业风险管理的核心”实质上是一致的。因此对我国跨国公司风险管理的内部问题分析就应该从我国跨国公司“内部环境”的内容要素人手。ERM框架、SASNO，55、ICIF和基本规范关于内部环境的内容要素的提法各有差别但是基本上一脉相承的，概括起来，内部环境的内容要素主要包括企业文化、治理结构、内部监督和管理方法等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的不利因素构成了其风险管理内部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从企业文化角度来看：我国跨国公司缺乏科学的、统一的风险管理价值观。
一方面，风险管理理念是风险管理价值观的核心要素，而我国跨国公司管理者和员工的风险管理理念都存在非科学性。COSO报告曾明确指出，企业里的每个人对企业风险管理都有责任。但是，我国多数跨国公司的管理者的风险管理理念落后，导致其行为常常凌驾于风险管理规则之上，甚至有一些管理者还存在道德风险问题。这些跨国公司的员工工作时只凭领导意识办事，对风险管理的准则和制度也是一种选择性遵守。另一方面，我国跨国公司整体缺乏统一的风险管理价值观。近年来我国跨国公司的风险管理意识得到了一定的增强，但仍缺乏将风险管理意识上升为统一的风险管理价值观。这集中体现在，我国跨国公司母、子公司风险管理价值观的不统一。母公司的管理人员往往认为整个跨国公司的风险管理就是各个子公司各项制度、规章的统一和各方面资料、数据的汇总，忽视了研究子公司的业务营运风险及其与跨国公司整体风险的相关性;同时，子公司的管理人员也仅仅认为只要遵照母公司的规章制度即可，忽视了应与母公司形成互动式的风险管理。这种不统一的、非互动式的风险管理导致跨国公司整体风险管理能力长期低于应有的水平。这反过来又会加深子公司对母公司风险管理能力的怀疑，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二)从公司治理结构角度来看：我国跨国公司的治理结构不规范。
企业风险管理的建设及有效运行，有赖于企业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然而，我国跨国公司虽然形式上也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具有了现代企业的形式，但远未达到内部权力相互制衡的效果，这是导致企业“一把手”的行为凌驾于风险管理制度之上的根本原因。问题最为突出的方面表现在：股东大会流于形式、董事会作用严重弱化、监事会的权力虚置。
首先，我国大多数跨国公司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其大多由国有企业股份化、集团化改造而成，政府在公司形成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股权过于集中，国有股“一股独大”，使股东大会流于形式。这使得我国跨国公司占比重最大的国有跨国公司风险管理设计与实施的依据不明，不能充分代表全部产权人的利益，造成终极所有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者缺位，“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其次，我国国有跨国公司股东会(国资委)和董事会的公司法地位很高，但实际上高级管理人员的推荐、任免权，均由上级组织人事部门代为行使，这使董事会对经理人员的监管作用难以发挥。股东会和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上被悬空，在地位上被下置，充其量只有具体经营事项的部分决策价值和应付外部监管的形式价值。这使得公司管理当局长期处于一些政府官员的直接干预之下，董事会不可能对政府的不当干预进行法律上的阻隔。因此，外部行政风险在这种董事会的构架下无法防范，从风险成因上来讲，这种权力缺陷是我国国有跨国公司各类风险事件发生的主要诱因。再次，我国跨国公司监事会的作用被严重弱化。2006年版《公司法》规定：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但《公司法》却只规定了监事会的职权规定，却并没有明确它到底对谁负责，监事会地位尚不明确。在实践中，由于监事对董事会的依附性较强和缺乏监督手段，其主要职责限于事后的检查，基本不具备实时监控的职能，“监事会不监事”的现象比比皆是。 (三)从内部监督角度来看：我国跨国公司的内部审计不到位。
风险管理过程必须被施以恰当的监督。通常，企业的专项监督职能由内部审计来完成，内部审计是风险管理内部监督的主要内容，其作用发挥的好坏直接影响到风险管理的效果。而我国跨国公司的内部审计大多是应国家审计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对公司内部审计机构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在行政上由企业主要负责人直接领导，在业务上接受国家审计机关的指导。由于这种审计制度的建立带有明显的外部政府压力的倾向，会导致以下问题：监事会内部审计模式的低效，内部审计局限于财务职能，内审人员缺乏风险管理的专业知识。
首先，我国跨国公司一般采取的是以监事会为中心的内部审计模式，而监事会往往只有监督权和建议权，对董事和经理并没有直接的制裁权，一般要通过股东大会才能执行，从而在客观上削弱了监督效率。有实证研究表明，监事会领导的内部审计模式的公司规模最大，但公司业绩最差。其次，我国跨国公司的内部审计仅是作为一个财务领域的职能部门，重点集中在检查会计报表等财务数据的真实性上面，很少触及经营管理的其他领域，没有发挥出世界500强公司的风险导向型内部审计对风险管理做出整体的分析、评价以及建议。据调查，现阶段我国企业有18.29%的被调查单位的内部审计机构在风险管理中不发挥任何作用;再次，世界500强公司实施的风险导向型内部审计，对具体实施人员有着很高的要求，要求他们精通于常规的审计程序的基础上，还应该具备风险管理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当前，我国跨国公司的内部审计人员大都是财会人员出身，其中少有接受过风险导向型内部审计的专业训练，缺乏相关的知识与经验，因此难以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在风险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四)从管理方法角度来看：我国跨国公司风险管理方法较为落后。
据ERM所述，企业风险管理各环节都需要一定的方法来支持。首先，跨国公司是一个多分支的组织系统，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信息常常是不对称的，这可能会产生子公司提供不完全信息、虚假信息和延缓信息的提供等行为，而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直接影响到风险管理的准确性和及时性。由于我国多数跨国公司内部在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方面的滞后，导致其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不能形成有效的风险管理信息共享与互换，甚至有的子公司的下属部门即便发现了风险也没有相应的渠道向母公司汇报。其次，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大量运用数理统计模型等先进计量方法进行风险管理相比，由于风险管理信息上的不完全等各种现实原因，我国多数跨国公司还仍是采用定性分析等较为落后的方法进行风险管理。这直接导致我国跨国公司不能准确地预测风险、识别风险和评估风险，进而影响我国跨国公司风险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
四、中国跨国公司风险管理内部问题的对策
(一)培育风险管理的企业文化环境。
从本质上讲，企业风险管理是培育在一种文化背景下具有统一认知和行为的模式。因此，我国跨国公司应将风险管理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并贯穿企业文化建设始终，以培养和加强管理层及普通员工科学的、统一的风险管理价值观，并自觉地落实风险管理的各种准则和制度到日常各项工作中;要通过企业风险管理文化的培育，将风险管理自然渗透到母公司和子公司以及跨国公司的各个业务单元、各个岗位和各个工作环节，使每个岗位和每个人在开展每项业务时都要考量上、下游风险及其相关性因素，以形成防范风险的互动式风险管理。在营造企业风险管理文化环境方面，我国跨国公司可以依靠书面形式的行为准则和规章制度来规范员工的行为，可以举办针对全体员工的风险管理培训，还可以在企业内部组织包括普通员工在内的风险管理工作内部评价，形成一个开放的风险管理文化环境，以发现更多的隐患。
(二)改进公司治理结构。
有研究表明，只有建立以科学的现代治理结构为基础的权力产生和运行机制，才可以理顺企业内部的各种权力结构，提升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首先，在股东大会建设方面，要使股东大会真正成为代表全体股东利益的机构就要完善征集股票表决权办法和分类表决制，并通过一定切实可行的措施保障中小股东在股东大会上行使权力。其次，在董事会建设方面，一是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发挥其在决策中监督，在管理中监督的作用，并使独立董事的收入不与所任职的企业直接相关，防止独立董事作用异化，最终达到防止大股东操纵董事会。二是在董事会内部设立专门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使董事会通过风险管理委员会的指导与推动作用，来实现企业的风险管理战略。三是针对我国国有跨国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上被悬空的问题，在现有组织人事管理体制不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国有跨国公司应在治理结构上要利用权力整合与制衡原则，将政府组织人事部门和国资委“设定”为两家不同的“股东”。组织人事部门以人事权力为基础享有“股东会”的部分权利，包括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和董事会高管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兼主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的两名董事高管间接任命权(依公司法应通过国资委履行董事任命，因为国资委是法律上的唯一股东)：国资委以资产管理权为基础，经组织人事部门的授权，享有部分人事任免权利，包括任命董事总经理和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这样就可以在董事会层面产生了权力的制衡效果，同时没有回避实际治理过程中的干部管理权问题。最后，在监事会建设方面，必须保证监事会责权利的完整性，应从相关法规和制度上规定监事会履行职责的人员编制、资金来源，确保监事会责权利的落实。同时，强化监事会权力和责任，并通过相关的实施细则或条例、办法对监事会的职责予以细化，明确监事会失察的法律责任，使风险控制真正落到实处。如果能建立起监事会领导下的风险管理制度，通过事前介入、事中参与和事后监督也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企业风险。
(三)强化内部审计。
鉴于我国跨国公司还处于建立风险管理流程的阶段，其内部监督的主要内容——内部审计并没能在风险管理中真正发挥出作用。因此，现阶段我国跨国公司的内部审计在企业风险管理中应定位于建议者、协调者和监督者的角色，主要通过管理咨询和建议、管理协调和管理监督途径来参与风险管理。首先，对于内部审计模式，由于监事会的非有效监督，以监事会主导的内部审计有职能缺陷。审计模式可以调整监事会领导内部审计为以董事会领导内部审计。实践证明，董事会领导内部审计，在发现问题及时性、信息传递速度方面的效率较高，对提高风险管理决策科学性和风险管理效率非常重要;其次，对于内部审计职能，由于我国会计标准的变化，现代企业的财务资料操作会越来越规范，企业所有者真正关心的是如何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如何有效防范风险。这就要求内部审计工作重点必须从传统财务领域的“查错防弊”扩展到企业内部的管理、决策及效益服务等企业经济管理和业务活动的各个层面、各个方面，内部审计的职能也应从审查的监督向评价、咨询、建议和协调等方面拓展;最后，对于内审人员的素质，内审部门要努力按照国际内部注册审计师协会审计准则的要求建立内部审计质量控制制度，强化审计的风险管理意识，提高内审人员的业务素质。其途径的选择，包括多专业地选拔内审人员，优化内审人员的知识结构，注重对其综合能力(审计、风险管理等)的培养和考核，加强对内审人员的后续教育和岗位培训，必要时可成立有关业务方面的专家小组，参与内审工作等等。
第四，建设先进有效的风险管理系统。
为了能降低我国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与子公司等各级信息的不对称程度，以达到防范风险的目的。首先，从信息流动方向来看，我国跨国公司应确保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相反方向的信息流动均畅通;其次，从信息沟通渠道来看，风险管理信息系统中需要沟通的信息必须以一个有效设计的风险管理组织结构作为沟通渠道来传递这些信息。各级风险管理部门负责收集和传递各个风险信息，整个跨国公司最高的风险管理委员会作为沟通渠道中关键性的角色应将这些信息汇总并处理;最后，从风险管理系统的有效性来看，真正有效的风险管理系统在准确地对风险值做出计算的同时，还能够实现事前与事后相结合，对已经避免的风险进行追踪，对正在发生的风险进行预测等。具体来讲，母公司必须在整个跨国公司内部建立一套有效的风险管理系统：一是建立覆盖整个跨国公司经营全过程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通过固定化业务流程等，实现企业运营业务信息向风险信息的自动转换。二是建立涵盖整个跨国公司风险管理各个流程的风险预警分析系统，即采用现代风险管理技术——模型计量等风险管理方法，量化风险指标、收集风险预警重要信息，预测企业发生各种风险的可能性及其大小。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国际组织以及不同国家的法人与个人之间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国际经济法的论文参考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国际经济法的论文参考论文篇1
论国际法中的经济制裁
在中文中，“制裁”的基本释义是“用强力管束并惩处，使不得胡作非为”。而在英文中，sanction由法令、庄严的协定等含义发展出多种释义：一是从法律角度指为保证法律得到遵守而采取的手段，包括对于违反法律实行的各种惩罚和为了预防违法而采取的奖赏的形式;是从道德的角度指维护道德的约束力;三是从国际法或国际政治的角度指几个国家通常一致采用的一种强制性手段，迫使违反国际法的国家停止违法活动或服从裁决，尤指采取不给贷款、限制双边贸易，或者采取武装干涉或封锁等 措施 。国际经济制裁一般是指一国或多国对另一国或多国所实行的一种经济惩罚，其实质是以制裁为手段达到一定的政治目标及 其它 目标。西方国家直言不讳地宣称，制裁是其推行外交政策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联合国有时也以通过某些决议的形式迫使会员国参与集体制裁。20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其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据K·A·伊利沃特(K·A·Elliott)和G.C.哈夫波尔(G·C·Hufbauer)对1914年到1998年170件案例的分析，150多件发生在战后50多年的时间里，而在90年代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发生了50多件。
通观战后国际经济制裁实例，可以得出所采取的形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也是应用最普遍的即战略禁运。禁止向被制裁国提供核武器、常规武器和军民两用技术产品，阻止高科技及其产品进入被制裁国;而在通常没有必要进行战略禁运时，一般综合贸易禁运。对被制裁国实行进出口禁运以及资金与人员往来限制。此外还有专项贸易禁运。重点选择关于被制裁国国计民生的若干贸易项目进行禁运。被选择的项目通常是粮食和石油等。
国际经济制裁的特点
首先是强制性。在强度上经济制裁是介于外交手段和军事手段之间的一种手段。制裁方为达到目的，不会顾及被制裁方的感受。
其次是对抗性。制裁者在实施制裁的时候从不掩饰自己所要制裁的对象以及所要达到的目标，这就使得制裁者与被制裁者之间处于一种公开的对抗状态。
此外还有相关性。经济制裁是使双方利益均受损失的双刃剑，而且制裁还会影响到第三国的利益。经济关系越密切，所受的损失就越大。经济制裁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大多数的制裁难以成功，因为在利益的驱动下，不仅制裁国的公司有可能违背政府意旨而行事，而且制裁联盟的成员国也会各行其事，从而使制裁效果大打折扣。
国际制裁的核心问题是效率问题，即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最少的时间达到是对方屈服的目的。伊利沃特等对大量案例的实证分析后发现，经济制裁的成功率在不断下降，1938-1972年间，迫使对方做出让步、达到制裁预定目标的为67%，1973-1990年则下降到22%，即使在90年代，经济制裁的成功率也只有大约1/4。在影响经济制裁效率的因素中，首要的是目标国所承受的经济成本。伊利沃特的统计发现，大多数成功的案例中，制裁所造成的成本超过目标国GDP的2%，而失败的案例中这一比例不到一半。
经济制裁的所造成的损失是要由民众来承担的。一般来说，经济制裁会造成民众的损失，导致民众对政府不满，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这个假设是建立在受制裁政府是民选政府的前提上的。假若被制裁的国家政权不是民选政权，那么制裁的效果值得推敲的。例如像朝鲜这样的国家，政府控制了全部的媒体，民众得到外部消息的唯一来源就是官方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稍作煽动，民众对所遭受苦难的痛苦情绪很容易就转化为对制裁方的仇恨。这样不仅达不到发动制裁的目的，反而使受制裁国的政权更加稳固。海湾战争后，联军对伊拉克的制裁一直延续到2003年，大大地削弱了伊拉克的实力，从而为后来的军事行动铺平了道路。但是制裁的最初目的——希望伊拉克人自己反抗来推翻萨达姆政权—无疑是失败的。
经济制裁往往对制裁国自身也会造成很严重的损失。例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为了迫使苏联撤离阿富汗，对苏联发动了粮食禁运，随后又发动了油气管道禁运。对苏联的粮食和油气管道禁运严重损害了美国农场主和工业企业以及相关产业的利益，最后在利益集团的压力下，美国后来不得不主动取消了这一制裁。当然这也和阿富汗战争的进程和国际形势的转变有关。美国七八十年代对伊朗和利比亚的资产冻结，既包括保存在美国本土的两国资产，还涉及到美国银行海外分公司及其附属机构中的资产。其实施不仅引起与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地的法律冲突，损害到该地的主权和金融界的利益，也损害了美国金融界的利益。 "从更广阔视野看，更重要和攸关美国国家利益的是，客户对美国银行服务能力的信心的丧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这类顾客离开纽约或美国其他市场，到诸于伦敦这类被认为能够提供比较公平环境的外国市场"。据国际经济研究机构在1995年的 报告 称，制裁给美国公司造成的损失在150亿到190亿美元之间，并且影响到约20万工人的就业问题，其结果必然引起相关行业的不满。
至于民主国家之间，政治体制越发成熟，国家间的联系日趋紧密，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做出会受到制裁的行为，更不用说去制裁别人了。
所以，有时候，往往制裁不一定给力，直接采用军事手段，才是最有效的 方法 。随着地球上敢于公然进行独裁的国家越来越少，可以预见的是，制裁这种手段，离消失已经不远了。
国际经济制裁的法律地位
一般说起来，国际经济制裁的法律地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制裁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权采用经济制裁。二是制裁国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有权使用经济制裁。前者系指国际经济制裁的程序性规定，后者即国际经济制裁的实质性规定。
国际上第一个涉及国际经济制裁的公约，是1919年巴黎和会结束时签订的《国际联盟盟约》。该盟约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对于联盟会员国不顾以仲裁解决争端的规定而从事战争者，“应即视为对于所有联盟其它会员国有战争行为。其它各会员国担任立即与之断绝各种商业上或财政Α之关系，禁止其人民与破坏盟约国人民财政上、商业上或个人往来”。这就是说，第一，经济制裁是针对特定的战争行为，该行为一旦发生，其它会员国实行制裁的义务即自动产生;第二制裁是全面、彻底的，是“全面的经济制裁”;第三，不仅会员国，非会员国也得参加经济制裁，因而是“全球性的经济制裁”。
然而，如此严厉的经济制裁的法律规定不久便为国联大会一项关于“经济武器”的决议所取代。这项决议提出：破坏盟约的战争行为是否存在，由各会员国自己决定;国联行政院可对此提出咨询意见，但不能作出约束性的决定。这一修改，限制了国联行政院的权力，加强了各会员国的任意性，削弱了1935年对意大利经济制裁的力量，同时，也为此后单边国际经济制裁的根据留下了伏笔。
同多边制裁和全球性制裁的法律地位相比，单边经济制裁的法律地位则至今尚未明确。一方面，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一个国家决定同另一个国家建立或断绝经济、贸易往来，纯属该国内政，系该国主权的体现，外界不得干预。西方有些国际法学者还找出前面提到过的国联决议来论证单边经济制裁的合法性。他们提出，由于联合国的无能为力，促进和维持国际和平的任务已经落在各个成员国之上，而各国的主要工具就是经济制裁。
另一方面，国际上也有个趋势，主张对国际经济制裁加以限制。如联大1970年《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和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32条)就曾规定：任何国家均不得使用或鼓励使用经济、政治或任何它种措施强迫另一个国家，以取得该国主权权利行使上之屈从，并自该国获取任何种类之利益。但是，什么是“外国不得干预的主权行为”，什么是“迫使一主权权利行使之屈从”，则各国都有自己的标准，很难达成一致的定论。
目前的习惯国际法是，一国对另一国的经济制裁只要不牵涉军事行动或武装封锁，只要不牵涉它国的司法管辖权(1984年1月美国总统里根宣布扩大对苏联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设备的禁运范围后，美国就曾同英、法、西德等西欧国家就管辖权问题发生过争执)，一般并不会引起别国的非议，当然也不会引起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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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法的论文参考论文篇2
浅析国际经济法视野中的主权基金
[摘要]主权基金是一种全新的专业化、市场化的积极投资模式。从国际经济法视野来看。主权基金对于现代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发挥着重要作用。主权基金是国际经济法中国家经济主权原则与国际合作发展原则的充分体现，使得全球资本市场更为安全、稳定。从所有权的角度来看，主权基金的兴起也将使世界经济重心从私营部门转向国有部门。因此，主权基金的良性运作与健康发展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营造公平互利的法治环境。
[关键词]主权基金 国际经济法 法治环境
在2009年4月的伦敦G20峰会中。西方各国一再强调中国应在主权基金领域担负起大国的责任。2009年4月18日，中国投资公司董事长楼继伟在博鳌论坛“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分论坛演讲时称，主权财富基金是现存的不合理的货币体系的必然产物。从50年来的历史上看，主权财富基金在市场上没有不良记录，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稳定性力量。
主权基金(Sovereign Fund)又称主权财富基金，是指掌握在一国政府手中用于对外进行市场化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盈余、外汇储备盈余、自然资源出口盈余等，由政府设立专门的投资机构管理。主权基金是一种全新的专业化、市场化的积极投资模式，其投资方向不仅包括股票和其他风险性资产在内的全球性多元化资产组合，也拓展到外国房地产、私人股权投资、商品期货、对冲基金等非传统类投资类别。
主权基金的崛起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中国、新加坡、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已经实现了经常项目巨额顺差常态化，而这些国家又不希望汇率上升过快，于是外汇储备急速膨胀;此外，以俄罗斯和海湾国家为代表的另一批新兴国家则直接受惠于全球化带来的能源需求激增，在石油价格、矿产品价格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凭借国家对资源开发权力的拥有。也积聚了大量国家财富。这些国家具有政府主导的传统，市场运作下的理财工具又不完善，于是财富大量集中在主权基金手中。目前，主权基金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一个日益活跃的参与者，其资金规模已经超过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市场影响力正不断增强。据统计，1990年全球主权基金的规模仅有约5亿美元;而2007年全球已有3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主权基金，资金规模约2.8万亿美元。其中，最大的阿联酋阿布扎比基金规模高达9000亿美元;中国和俄罗斯拥有的主权基金规模也分别达到2000亿和1280亿美元。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双赢的角度考虑，主权财富基金的存在不应被视为一种威胁，只要各国努力规范其行为并改善其透明度和信誉，主权财富基金理应为世界金融市场的稳定作出积极的贡献。
从国际经济法视野来看，主权基金对于现代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主权基金是国际经济法中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直接体现。该原则规定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永久主权，不受任何外来干涉。而主权基金本身就是一国对经济活动的自主决定权和对自然资源所有权的延伸，属于国家利益的范畴，一国政府对其主权基金享有完全的占有、管理和支配权。主权基金主要来源于属于国有资产的财政盈余、外汇储备和自然资源出口盈余，是国家主权财富在现代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中的重要表现形式。特别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主权基金不仅是国家经济主权的象征。更是保障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平等的参与和决策权，进而实现国际经济格局多元化的有力武器。根据美国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Sovereign Wealth Fund Insti-tute)2009年4月发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局旗下的华安投资管理公司管理资产约为3471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中国的另一只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1900亿美元资产排名第八。2004年，具有主权基金背景的联想集团以17.5亿美元成功收购IBM全球Pc业务，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中国在中美高科技贸易中相对弱势的地位，使中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2008年6月，在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宣布正式启动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谈判中，美方也明确表态：欢迎来自中国的主权基金，并将在修改投资法时认真考虑中方的立场。
其次，主权基金的积极发展是国际经济法中国际合作与发展原则的充分体现，使得全球资本市场更为安全、稳定。由于主权基金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低风险，当资本市场面临崩溃危机时，投资者不必担心主权基金会陷入恐慌性抛售中，而且大部分主权基金并不像养老基金一样需要定期支付红利，从而避免频繁地在证券市场上套现。因此。主权基金能够成为一个长期战略投资者参与世界各国的区域经济合作，这将有助于稳定国际股票和债券市场。此外，主权基金的兴起使得新兴市场国家从发达国家的债权人转变成资产所有者，使国际金融市场的权力重心发生根本性转移，全球金融市场格局将从美国一元支配格局向欧亚国家和能源输 出国 共同参与的多元体系转变，发展中国家正逐渐成为国际金融投资的强势力量，这些都充分体现出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合作与发展原则。据美国财政部统计，仅2006年以主权基金为主体的跨国投资就使得美国资产净增加1.9兆美元，为社会提供了1000万个就业机会，并对研发支出有13%的贡献。
最后，从所有权的角度来看，主权基金的兴起也将使世界经济重心从私营部门转向国有部门。据美国财政部估计，当前由各国政府控制的金融资本(外汇加上主权基金)约有7.6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总产出的15%。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跨国公司将面临实力更强的、由政府投资的主权基金的竞争，各国的国有资产通过优化整合以后将以更加灵活的姿态投入到国际资本市场中，这将使传统的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投资法律体系面临重大挑战。推动了国际经济法理论研究和制度创新，美国近期酝酿修改投资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尽管主权基金的出现对国际经济法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在现阶段实现主权基金的法制化仍然面临着种种困境。首先，由于上千亿美元的主权基金规模十分庞大，远远超过普通的国际投资，在债券之外的市场往往会因流动性和交易量不足而难以对其充分吸纳，使得各国现行的投资法律体系无法进行有效监管。其次，由于目前大多数国家立法缺乏对主权基金信息披露的规定，使得主权基金的运作缺乏透明度，既没有准确披露是由谁控制着这些庞大的资本。也没有定期公布投资策略和资产报表等可靠信息，而相关的国际组织也没有制定严格的信息披露标准，使得对主权基金进行信息披露 的法律规制处于事实上的缺位状态。最后，基于政治与国家安全等非商业因素的考虑，部分发达国家对主权基金背后的国家背景十分谨慎，导致主权基金缺少足够的商业性与运作独立性，容易引发投资保护主义，形成投资壁垒。近年来，美国国会腰斩迪拜港口公司收购美国港口。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未果以及华为收购3Com遭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HIUS)否决，都带有明显的投资保护主义色彩。
主权基金的良性运作与健康发展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营造公平互利的法治环境。目前，各国已经开始重视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和规范主权基金，通过立法明确主权基金的管理体制、具体运作和投资审查，提升主权基金运作的透明度。2007年美国《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规定：在涉及主权基金投资时，授权CFlUS进行为期90天的调查。直至认定该投资不会危及美国国家安全;2008年2月，在中铝收购力拓的背景下，澳大利亚政府也公布了6项法律原则，宣布将对政府控制的外国投资者加大审查力度。上述立法试图通过对主权基金加大审查力度来规范主权基金的运作，这既是一种公司治理模式，也是其保护战略资产意愿的结果。相比之下，欧盟对主权基金采取了更为积极的开放态度。为实现投资自由化的目标，2008年2月，欧盟宣布将出台主权基金行为准则，试图通过制定全球性的自律性规范来消除法律对主权基金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的限制。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建议，为保护具有战略意义的欧盟公司不被主权基金收购，欧盟应考虑实施“黄金股份”制度(即政府持有带有特定权利的股份。这种股份份额很小，通常为一股，但对公司重大战略决策拥有发言权和否决权)，使政府对一些涉及重要敏感行业的外来投资拥有否决权。欧盟准备出台主权基金自律准则的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制定旨在规范主权基金的行为指南。该组织已经明确要求新加坡、挪威和阿联酋等国为其主权基金制定详尽的披露标准，并开始推广挪威立法对主权基金信息披露的强制性规定，认为通过信息披露立法能够促使主权基金的规范运作，避免投资保护主义。
主权基金本质上是专业化的商业机构，而非政府的行政机关。套用行政模式势必压抑专业精神与商业 文化 ，导致类似于官僚组织的死板僵化，显然不利于其高效率运作。因此，应尽量避免对主权基金的行政干预，确保主权基金市场运营的自由度。例如，为了最大程度保证实现良好投资回报率的核心目标，阿联酋与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员工队伍中极少有公务员，而是竭力在国际金融市场网罗吸引招聘一流金融人才，绝大部数基金经理包括首席投资官都是外聘的专业人员。
另外，主权基金要想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一员，还必须通过立法明确主权基金的商业性、专业性和独立性，打消被投资国的政治疑虑和阻挠。在投资法中，应明确主体投资应该交由外部基金，进行第三者管理，从而淡化政治色彩，建立多策略、多通道的投资组合，加强基金间的竞争。弥补主权基金自身在资源、人才、内部监控上的不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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