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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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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硕士论文——试析元遗民诗歌创作特征论【1】
论文关键词：元代 遗民诗歌 特征
论文摘要:元遗民诗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元遗民诗歌以其特有的思想内涵、激越凄美而又多姿多彩的风格特征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不仅展现了遗民诗歌传统的道德及政治特征，而且结合现实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时代特征以及处变求新的艺术风格特征，在诗风由元及明清转移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文学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的发展并不同步，文学的兴衰，也常常与政治情形的好坏相悖。
元末国运衰微，社会动荡，但对文学来说不但没有出现荒芜，相反却展现出末世的文化盛景。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元遗山集》)。
多难的时代带给诗人更多真切的生命个体体验，更多对现实清醒、深切的认识。
元遗民诗歌正是经历国变这个特殊时代的产物，诗人们以自己独特的感受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元末复杂而广阔的社会生活，士人丰富而多折的`心理路程，处变世而求变化的独特艺术追求。
他们的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
由于同处相似的人生境遇、共同的社会背景，他们的作品某种程度上表现了共同的主题特征，如悯时伤世，感慨疮咦;处山临泉，寄情娱性;故国之思，君臣之义。
此外还有很多表达深笃友情的题赠唱和，表达志向高洁的写景咏物。
又由于元代社会文化背景相对开放、自由，诗人的主体个性意识比较强，因此具体展现在诗人笔下的作品又各具特色。
1元遗民诗歌丰富多样的时代特征
1.1悯时伤时，感慨疮痛
元朝末季，世风颓败，战争造成山河破碎，百姓生活痛苦多艰。
易代的残破景象在诗人笔下多有描绘，如王冕的《悲苦行》、《秋夜雨》、《伤亭户》、《冀州道中》、《江南民》、《江南妇》等诗篇展示了苦难人民的悲剧生活。
《伤亭户》描写作者在旅途中的所见，盐户在官吏的勒索搜刮之下难以为生，被迫走上绝路。
《痛哭行》揭露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
《冀州道中》写“……程程望烟火，道旁少人居。
小米无得买，浊醒无得沽……”。
杨维祯古乐府诗《盐商行》、《江南谣》、《贫妇谣》等篇章同样都反映了民间疾苦，表达诗人的悯时伤世之情。
元遗民通过大量的咏怀、咏史诗感叹时危事艰，抒发了遗民诗人浓重的凄凉、愁苦、无所依傍归依的感伤。
如戴良《咏怀二首》其一“……谓将究安宅，何意逢乱离。
三年去复还，邻室无一贵。
所见但空巷，垣墙亦尽颓。”所写之处满目疮痰，残垣断墙，一片荒凉。
其《杨本初见访别后却寄》诉说着诗人内心万般愁苦:“事违人已衰，别多心更苦。
朝来数鬓丝，近复添几缕。”他的《自述二首》其二:“家无十日程，归计苦难成。
为客忧饥馁，频年仗友生。
刚肠随世屈，白发向人明。
争似湖居好，扁舟载月行。”《岁暮感怀四首》其三:“已被虚名误，偷生亦偶然。
兵戈十年久，妻子几家全。
往事溪云外，余龄逝水前。
艰难有如此，何日赋归田。”诗句里见出时事多艰而又无奈的心情。
其《寄鹤年》:“横门之下可楼迟，且抱遗经住海涯。
东海已编高士传，西方仍诵美人诗。
衰年避地方蓬转，故国伤心忽黍离。
天末秋风正萧瑟，一鸿声彻暮云悲。”字里行间流露出浓重的故国黍离之悲，同样主题的作品还有丁鹤年《暮春感怀二首》:“杜宇声声唤客愁，故国何处此登楼。
落花飞絮成春梦，剩水残山异昔游。
彩扇多情明月在，舞衣无迹彩云收。
东皇去后韶华尽，老圃寒香别有秋。”《兵后还武昌二首》其二:“乱后还家两鬓苍，物情人事总堪伤。
西风古爆游狐兔，落日荒郊卧虎狼。
五柳久非陶令宅，百花今岂杜陵庄。
旧游回首都成梦，独数残更坐夜长。”诗中诗人感慨往日的韶华眼前尽逝，一切烟云如梦，事已成昨，人情堪伤。
再如叶额《至正戊戌九日感怀赋十律见意》云:“岁月无情天地老，江山不尽古今愁。
黄花谩引杯中物，白发空惊镜里秋。”张星《惆怅五首》:“惆怅繁华成逝水，尽归江海作潮声。”同样弥漫着无尽而凄苦的感伤。
古代文学硕士论文——浅谈西晋初期儒学对文学的影响【2】
论文关键词：晋初;儒学;文人心态;文学创作
论文摘要：西晋初期，儒学重新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
儒学的积极影响和晋初的社会环境，形成了士人“立功立言”以求不朽的心态。
这种心态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恢复了儒家传统的诗教精神，继承了“美刺”的文学观念;在作品中，流露出积极进取的用世精神，以“兼济天下”作为创作主题。
西晋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关于西晋文学的成就，刘册《文心雕龙》云:“晋室群才，稍人轻绮。
张、潘、左、陆，比肩诗衙;才褥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
此其大略也。”钟嵘《诗品序》在描述了建安文学的“彬彬之盛”后，接着指出:“尔后凌迟衰微，迄于有晋。
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而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刘、钟二人都热情洋溢地描绘出了西晋文学的繁荣景象。
一个时代之文学，其思想内容、形式、风格及发展变化不可避免要受到这个时代的思想意识的影响。
西晋文学的发展，同西晋的思想文化环境密不可分。
玄学的兴盛，是西晋文化学术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西晋玄学崇尚清谈，标榜任达，西晋士人的心态与士风的形成均与其密不可分，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亦不可忽视。
由于玄学的兴盛，其被视为此时期的主流思想，就连很多以儒学立身的士人都沾染了玄风的余绪，似乎儒学在西晋走向衰微。
事实上，儒学在西晋衰微，只是从严格经学意义的角度而言，尤其是相对于儒学在两汉的地位而言。
西晋实质上常被以后的士人誉为儒礼之学的盛世。
晋武帝登基后多次下诏倡导儒学，“……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远必泥”《(泰始四年诏》)。
他还采取扩建太学、封崇孔子后裔等措施，复兴儒学，“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犹选张华、刘皇居太常之官，以重儒学”。
处于低潮的儒学在西晋之初逐渐显露出撅而复振的局面。
在西晋初期，士人尤其是那些出身寒素的士人又重新回归“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人生轨迹，掌握儒家的礼仪知识和具备儒家伦理道德成为士人人仕的重要工具。
儒学思想在普初重新上升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作为一种为皇权所推崇的思想，儒学的政治思想和处世原则不可能不对百姓产生影响，也不可能不对晋初士人的心态产生影响，并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
儒家思想有很强烈的政治追求，儒学本就是积极入世的学说。
孔子有治世之心，“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出疆必载质”《(孟子·膝文公下》)。
孟子与孔子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求政治上的突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在孔孟的影响下，儒家后学都有一种自觉的政治要求，都有学而为民生政治的信念。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官方的形式强化了儒学与政治的关系，儒学及儒学引发的自觉的政治参与意识逐渐成为一种民族性的精神存在。
西晋去汉不远，儒家士族在社会上还普遍存在，再加上统治者的提倡，儒学在西晋的影响力依然极大，在儒家建功立业、追求不朽的思想指导下，晋初士人亦表现出积极进取的意识。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从此，追求“不朽”成为士人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成为一种人生观。
据《晋书》记载，“预好为后世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现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杜预好为后世之名，追求不朽的心态可见一斑。
而“立德”既为“太上”，唯圣人所能，一般士人莫能当之，况且西晋的政治环境亦无道德可言，所以西晋士人往往把自己的追求目标放在“立功”“立言”上，犹以“立功”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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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魏公子列传》浅析《史记》的人物塑造技巧
学员：李。。。 指导老师：王锷
内容摘要：作为我国纪传体通史的开山之作，《史记》记录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大约三千年的历史，其中囊括了四千多个历史人物，作者文笔出众，成功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本文就通过《魏公子列传》从五个方面来论述《史记》的人物塑造技巧。
关键字:司马迁 魏公子 礼贤下士 贤能
《史记》之前的史著如《左传》、《国语》、《战国策》 ，它们所记载人物往往是在政治、军事上名声显赫的人物，偶尔涉及小人物，但着墨不多。而《史记》第一次运用巧妙的人物塑造方法，给人们展现了千姿百态而又各具个性的历史人物。
在《魏公子列传》所提及的历史人物有二十个，作者着重描写的有信陵君、侯赢、朱亥、平原君、魏王等十三人，他们形态各异，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魏公子列传》中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
《魏公子列传》主要塑造了“魏国公子”信陵君和“夷门监者”侯嬴这两个社会地位极为悬殊的历史人物，从而表现了作者礼贤下士、从谏如流，仁爱谦和、知人善任的政治理想，以及忠于知己、见义勇为，视死如归，报效国家的道德观念。以下将从信陵君及侯生这两位传中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来做分析。
（一）信陵君
信陵君，他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四公子”(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之一，也是司马迁极为推崇的理想人物，他说：“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而信陵君在《魏公子列传》中，他也表现出以下的性格特征：
1.礼贤下士，虚怀若谷
信陵君在当时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深远的政治影响：“士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诸侯“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这便开篇作者是对信陵君的介绍和评价。
其次在“公子与魏王博”的事件中，对“赵寇至”这一消息的不同反应。魏王是紧张担忧，而公子却是胸有成竹、遇乱不慌。但这并不是因为他聪颖过人、料敌如神，而是由于“客有能探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
最后，再通过“自迎侯生”的典型事例，形象地写出信陵君仁而下士，谦而礼交的具体情况。当信陵君听说魏有隐士侯嬴后，并不因为他是一个又老又穷的“夷门监者”而厌恶和嫌弃，恰恰相反，他立即“往请，欲厚遗之”，并且置酒以待。如此异常尊敬和谦恭，实在难能可贵。
2.见义勇为，救人急难
在秦国“进兵围邯郸”的危急时刻，平原君是“数遣魏王及公子书，请救于魏”、“ 使者冠盖相属于魏”，表现了他的焦急；魏王则是“恐”和“畏”，表现了他的自私和懦弱。而信陵君，“数请魏王”、“计不独生而令赵亡”、“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于是他得到虎符，“矫魏王令”，杀晋鄙，整军队，率军救赵 都表现了信陵君见义勇为，舍生相救的高贵品格。
3.善纳良言
在窃符救赵这一事件中，侯赢提出了策略，“公子从其计”。从而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信陵君从谏如流，纳纳善言的性格特征。在留赵期间，公子志得意满不愿回赵，有门客提出意见后公子虚心采纳病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至于在信陵君救赵的刀光剑影中，虽然记叙较为简练，但却突出了他见义勇为，救人急难的高尚品德，形象地写出了他是个有勇有谋的治国人才：所以才完成了窃符救赵的大任。
（二）侯生
1.地位低贱，品行高洁。
传中首先介绍了侯嬴低下的社会地位：“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对公子的“厚遗”“不肯受”，对贵族公子的热情礼遇，他认真的考察，表现了他的沈稳老练。但当他发现信陵君不仅态度谦恭，而且心地真诚之后，他便也以诚相待，并发出了由衷的赞美。
2.远见卓识，足智多谋。
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成功，主要依仗于侯嬴，否则，信陵君等人必将落得“肉投馁虎“的结果。对于入晋鄙大军中的结果他也预料得十分准确。
3.忠于知己，死而无怨。
公子将率门客救赵时，他对说：“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果真，当魏公子至晋鄙军时，“侯生果北乡自刭”。这都表现了侯赢为知己而死的崇高精神。
二、《魏公子列传》的人物塑造方法
（一）、通过外貌和神情展现人物
外貌与神情的描写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作者在深入研究研究考察和翻阅史料典籍的基础上，从而凭借自己犀利的目光，敏锐的思维，捕捉、挖掘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因此书中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迎侯生一事中公子的神态是“执辔愈恭”，表情是“颜色愈和”，态度是“色终不变”。侯生是“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写出了信陵君的求贤若渴和侯生对公子的试探之心以及他本人高尚品格；在救赵行动成功后，赵王要“以五城封公子”时，信陵君“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的志得意满都通过对人物表情的描写将其性格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在邺城公子将兵符交给晋鄙核对时，晋鄙“举手视公子”几个字加以刻画，这样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便把一位嚄宿将当时当地惊奇、自信、决不轻易交出兵权的神态活灵活现的呈现在读者面前，可谓神来之笔。此外，写张良时，用“状貌如妇人好女”来概括；说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司马迁对人物外貌的描写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读过张良的传，我们很难忘记他的“如妇人好”的相貌。《廉颇蔺相如列传》 写蔺相如出使秦国，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这些生动的描写，使读者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二）、运用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刻画人物
《魏公子列传》塑造人物形象，固然通过典型事件来表现，但是司马迁对表现人物性格无关的具体过程，如如姬盗兵符，魏公子战败秦军，则一笔带过，而把主要精力，放在能以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细节描写上。他用那支传神之笔，将人物描绘得须眉毕露，栩栩如生。在表现信陵君“礼贤下士”的性格特征时，主要运用行动的描绘，在“迎侯生”的重要情节中，信陵君没有讲一句话，全部通过动作细节来表现：“往请”、“ 置酒”、“ 自迎”、“执辔”、“ 起为寿”。在这一过程中他的神态是“执辔愈恭”，表情是“颜色愈和”，态度是“色终不变”，举动是“为寿侯生前”。侯嬴考察公子时，侯嬴的举动是“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其的神情是“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还例如：赵王要“以五城封公子”时，信陵君“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的志得意满。魏王有难，请公子回国，公子诫其门下：“有敢为魏王使通者，死”，毛、薛二公进谏时，“语未及卒，公子立变色，告车趣驾归救魏。”的反应等，这些细节，一方面表现出信陵君的一些弱点，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从善如流、勇于改过的精神。这些描写不但无损于传中人物的形象，相反的，却使人物形象更为丰富，进一步深化了本传的主题思想。
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我们写作文时老师也总是强调这一点。细节描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李斯列传》 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和人生追求。又如 《司马相如列传》 中卓文君偷听相如弹琴，“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体现了卓文君的复杂心理，寥寥数语即使人物凸现了出来；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
(三)、运用对比手法衬托人物
俗话说：“牡丹虽好，还须绿叶相扶。”用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宾衬主，以次衬主，这种方法运用得好。就会使主体更突出、更美好，从而收到美的艺术效果。为了突出魏公子的形象，本传通过人物之间的对比，有力地映衬了信陵君的形象，犹如烘云托月。如在“公子与魏王博”的轻松气氛中，突然传来“赵寇至”的紧迫消息。魏王的反映是：“释博”、“心不在博”；而公子的反映却是：“止王”、“复博如故”。赵王的胆怯多虑与公子的贤能从容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对待毛公与薛公的态度上，公子轻装简从与他们结交，三人相游甚欢。平原君获知此事后，却在公子姐姐那里大加批评，指责公子不过是与市井小民厮混的妄人。至此，平原君之浅薄无知与公子的礼贤下士也形成了对比；在筹划杀将得兵之计中侯赢的深谋远虑、老成持重，与魏公子的宽厚慈善、真诚仁爱，又是一种对比。作者描写了众多人物，这些人物作为陪衬．众星捧月般地对魏公子起衬托作用，使魏分子的形象跃然纸上、呼出欲出。此外，《留侯世家》 中，汉初“三杰”的命运也形成了对比，韩信被杀，萧何被囚，张良却毫发未伤。张良深知“敌国灭，谋谋臣亡”的道理。他扬言“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他是一个明哲保身，急流勇退的典型，与工谋于天下，拙谋于自身的韩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又如《苏秦列传》 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由此二人的命运形成的对比；《平津侯主父偃列传》 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等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四）、在典型事件发展中塑造人物
司马迁善于选取历史人物一生中最能代表其历史功过与本质特征的典型事件，加以描写和渲染，使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征，鲜明、生动地突出出来。《魏公子列传》 中“窃符救赵”比较典型，在情节的发展中，信陵君侠义仁爱、急人所困，侯生的深谋远虑、老成持重，如姬知恩图报的大无畏精神，朱亥舍身相报的义勇精神都—一表现了出来。在公子亲自驾车迎侯生这一事件中，表现了公子礼贤下士、谦虚仁爱的品格。别侯生救赵一事表现了公子从谏如流，善纳良言；奔赵战秦军表现公子舍生忘死，救人急难。对侯嬴的刻画亦是如此：公子来访，刻意“观公子”表现了侯生虽地位低贱，但品德高洁；对于救赵一事为公子谋划，表现他远见卓识，足智多谋。最后“北乡自刭”表现侯生忠于知己，死而无怨。还有屠夫朱亥，侯嬴介绍朱亥的贤能，信陵君“数请之”，而朱亥“不复谢”，写出他的骨气，他的坚贞，同后文相照应，表现他不以“小礼”回报恩义，而终能在公子有大事时出来鼎力相助的义勇精神。这样，人物性格便随着事件的发展而明显收到形象具体，真实可信的艺术效果。《项羽本纪》 中家喻户晓的故事“鸿门宴”也是在特定的环境和场面中凸显了人物的性格特点，在这场力与智的冲突中，项羽的优柔寡断，范增的阴鸷远见，刘邦的奸诈狡猾，张良的善于谋划，樊哙的勇猛豪爽，以及项伯的温和憨愚，都在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中表现出来；《魏其武安侯列传》 中最精彩的就是魏其设宴、灌夫骂座和东朝廷辩的情景。其中，灌夫使酒骂座，使一个热闹欢快的场面，由于贵族矛盾的爆发，而引起激烈冲突。田蚡傲慢无礼，窦婴的顾虑忍让，灌夫的鲁莽直率，以及其他官员的趋炎附势，都在冲突中暴露了出来。此外，《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王的环境和场面描写，也烘托出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
（五）、《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
苏洵称赞司马迁写人叙事：“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这种写法使得人物有血有肉、形象完整。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纪传体通史，往往可能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魏公子“不耻下交”，“名冠诸侯”，是一个礼贤下士的典型。在《魏公子列传》中，司马迁着力刻画了他如何与夷们监者侯嬴、屠者朱亥交游，如何“从博徒、卖浆者游”突出了他这一点。但是这位仁厚爱士的公子也有名不副实的行为，在《范雎蔡泽列传》 中司马迁记叙了他因惧怕秦国，而不敢收留被秦国追捕的魏齐，这是其性格的另一个侧面。如《高祖本纪》 主要写刘邦起义、战斗、开国的经历，写他知人善任，雄才大略，正面表现了一代开国帝王的风采。而其 性格中狡诈、残忍、无赖的一面，则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表现。《项羽本纪》不仅通过范增之口写刘邦贪于财色，好美姬”，并且写了刘邦的无情和无赖，为了自己逃亡竟将儿女推下车去。父亲被抓，面对项羽的要挟，刘邦提出“则幸分我一杯羹”；关于秦始皇身世的记载，司马迁通过《秦始皇本纪》 和《吕不韦列传》 形成“互见”，共同存疑。《秦始皇本纪》叙述道：“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於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在《吕不韦列传》中叙述道：“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此外， 如《绛侯周勃世家》 写周勃之功，详细罗列他随高祖皇帝东征西讨所立的大小战功几十次，而对他的主要功绩诛吕安刘只是几笔带过，以“互见法”详记在其他篇中。初看似乎不合理，细想就会理解，作者是有意突出周勃的战功只多。
（六）、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
作家在运用语言、行动描写人物时，依据情节和性格特征的需要而有所侧重。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这一点在《魏公子列传》中体现不是很明显，而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很容易看出，如《淮阴侯列传》 中漂母给韩信食物，当韩信说日后将要报答她时，“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这里一句看似普通的话，却将这个封建社会之下普通的漂母而赋予了一层侠义精神，表现了下层劳动妇女的朴实善良;《张仪列传》中，当张仪被楚相“掠笞数百”，他的妻子说道：“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却幽默地回答道：“视吾舌尚在乎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张仪被辱后的幽默、风趣，与其妻子戏谑的情状，对读书游说不动摇的意志，已然再现，寥寥几笔，内涵丰富，耐人咀嚼。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的威仪，各说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的表白。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表现了他的贪婪狡诈；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则更多仇恨与野心，可以看出他们当时不同的处境。陈涉“苟富贵勿相忘”“雁雀怎知鸿图之志”“王候将相宁有种乎！”(《陈涉世家》)一方面体现了他阶级感情又表现陈涉瞧不起同伴，另一方面用燕雀怎知鸿图之志，作比喻，符合其身分，富于煽动性，不相信人的富贵是由家庭决定的。
综上所述，司马迁对人物的塑造，主要是在具体的外貌与神情描写中，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性格及命运的对比中，在典型事件的发展中，在人物语言的运用及巧妙的“互见”手法中完成的。《史记》乃中国叙事文学的伟大里程碑。司马迁首变先秦叙事角度，开创纪传体史例及多种叙事法，为后世叙事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成为历代文人学习的典范。鲁迅先生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7年2月；
[2].罗宗强、陈洪:《中国古代文学史（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
[3].苏洵:《嘉祐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4].杨燕起、 陈可青、 赖长杨编《历代名家评史记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年3月 ；
[5]《史记评议》 李景星、陈永品点校整理，吉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4月 。
[6]司马迁：《史记》，北京：京华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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