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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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上午，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新华社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辑马胜荣作题为《当前国际形势分析和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的主题演讲。
以下是演讲实录：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谢谢大家。我非常高兴参加2004年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参加会议的都是专家，对中国城市的发展肯定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和建设性意见。我只是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新闻工作者，在这里只能就当前的国际形势与大家交流一些看法。
当前国际上热点很多，或多或少都与三年前发生的9.11事件有关。近三年来，国际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促成这一变化的转折点就是2001年发生的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可以这样说，9.11事件中摧毁的是两栋楼，但这一事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最主要表现在美国的安全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往美国认为他的威胁来自本土之外，现在看到了美国国内就存在着巨大威胁。因此，反对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安全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而美国安全战略的变化又直接影响到大国关系和世界格局的变化。现在9.11事件已经过去三年，但是恐怖活动并没有减少，尤其在俄罗斯，最近发生了一系列恐怖事件，最令世界震惊的是9月1日俄罗斯别斯兰市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这个事件有可能对今后的国际形势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下面我集中就恐怖主义目前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就此谈一下中国所面临的发展环境。
分析全球反恐形势首先要看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9.11改变了世界格局。
3年前的9.11事件有19名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飞机对纽约、华盛顿两个城市发动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袭击，几个小时造成3000多名无辜者丧生。这个事件对美国的影响最大，但是它影响的不仅仅是美国，也绝不会是美国，它改变了冷战结束以来或者说扰乱了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关系，大国关系随着9.11事件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反恐成了最近三年来国际事务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如果用电脑语言来说，就成了最常用的关键词。反恐两个字也可以说成了最近在国际上比较时髦的词。在反恐旗号下，美国先后进行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两次战争。这两次战争对世界格局的改变也有很重要的影响。
三年后的今天，世界并没有因为反恐而变得更加安全。如果我们回顾8月底到9月上旬以来的短短十几天里发生的事件，我们就会感觉到新的恐怖主义浪潮又一次袭击了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最为严重的就是9月1日有一伙恐怖分子在俄罗斯南部的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占领了一所中学，将1300多名学生劫持为人质，在解救的过程当中，有300多人死亡，其中一半多是儿童。目前恐怖主义或者说恐怖分子他们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他们采取的办法就是将他们的阵地转移到防范相对薄弱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展开活动。当然，也有在防范比较严密的地区展开活动的，最近的一些新闻报道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第二，美国以反恐为纲，保证国内安全。
美国长期以来没有受到过外敌的袭击，在9.11事件当中有了切肤之痛，袭击警告、恐怖主义、恐怖分子这些词汇在美国历史上一再频繁出现，在美国的百姓中一再传播。安全问题已经取代了发展经济、医疗福利和就业等国内问题，一跃成为美国布什政府的头等大事。美国政府和曾经受伤过的民众对恐怖主义的敏感程度达到了其他国家无法想象的地步。
美国因为受到了9.11袭击，成立了国土安全部，民航部门也实行了苛刻的安全检查。美国这些严厉的措施保证了美国国内在三年时间里没有受到大的袭击。美国对9.11事件进行了反思，对遭受恐怖袭击的原因反思的更多。但事实上，这些反思没有占主导地位。在反恐的旗帜下，政府警察和情报机构的力量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加强，布什政府制定了爱国者法案，情报机构被赋于了更大的权力，对民众的窃听和调查不再需要象以往那样经过严格的审批，美国宪法所保证的言论、隐私和游行示威等自由受到了威胁。为了保证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纽约警方对民众的游行示威活动大加限制。同时美国在对待俘虏方面也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就连美国籍的囚犯也没有办法享受美国法律规定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他们不能见律师，也不能给家人打电话，甚至不能让陪审团来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在美国反恐已经是布什政府近三年来的万能武器。
在最近的大选当中，布什又将美国三年没有发生过新的恐怖袭击渲染成自己政绩，借此来攻击在安全问题上缺乏优势的民主党对手。特别是布什的竞选搭档副总统切尼，最近亲自出面对民众发出警告，选克里就等于选择危机。布什在任期内没有明显的政绩，但是他抓住了反恐这个旗帜，而且把共和党竞选提名大会提到了在9.11前夕举行，这个决定使共和党的提名大会成为历史上离11月2日总统选举日时间最近的提名大会。改时间的目的就是唤醒人们对9.11事件的痛苦回忆，打造布什铁腕总统的形象。布什这么做的主要目的就是竞选下一届总统，认为他能够给美国人民带来安全。
在9.11三周年纪念日之前，俄罗斯发生了人质事件，澳大利亚驻印尼使馆遭受到爆炸。这两次事件再次把不安和恐惧带给了美国民众，这在客观上可能会给布什竞选连任增加成功的砝码。根据美国广播公司以及华盛顿邮报的最新联合民意调查，目前布什在大选进程当中仍然领先克里，有希望获得选票数量要比克里高出9个百分点。在处理恐怖主义问题上，布什获得的支持率要比克里多22个百分点。
第三，美国把反恐战争引向国外，世界变得更不安全。
美国政府对外采取强硬的路线，以是否支持他反恐为标准划分敌友，并且抓住这个机会，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了军事部署，不仅恢复了冷战结束以后曾经一度关闭的一些军事基地，而且在原属于前苏联的势力范围内，甚至领土内开辟了新的据点。只用了短短的三年时间，美国军事在全世界的存在和影响力超过了它在冷战中用几十年时间所建立起来的规模。对于反恐领袖布什来说，9.11事件的发生，在客观上为他提供了一个－－用中国话来说－－就是"英雄用武之地"。
近三年来，美国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反恐战争，不过有很多观察家认为或者说事实也证明这一点，这些年的反恐几乎是越反恐，恐怖主义的活动越是频繁。虽然成规模的恐怖组织少了，但是零散的恐怖分子多了。美国受到的威胁小了，世界其他地区受到的袭击多了。拉登不露面了，可他大大小小的徒弟们冒出来了。
据不完全统计，9.11事件后，发生在全球的严重恐怖事件有17起。在美国的严厉打击下，基地组织发动大规模的袭击能力日益减退，但是基地的学员们将他们学到的恐怖知识和技能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更多不知名的企业组织应运而生，而且这些恐怖新生代具有更多的文化知识，他们懂电脑，会上网，手段也更加残忍，他们在欧洲、东南亚和非洲等地区发动不少血腥袭击，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
刚刚结束的雅典奥运会期间没有发生恐怖事件，有西方记者说，雅典奥运会只有故事，没有新闻。意思就是非常好，开得很成功，参加的人很多，开幕式很精彩，但是没有新闻，就没有他们所想的重大新闻，如果楼被炸、人被杀了，可能就有新闻了。但是宁可没有新闻，要有一个安全的奥运会，我想这也是世界各个国家愿意看到的。
这些恐怖主义活动使很多人对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政策产生疑虑，如果仅仅加强以军事打击来消灭恐怖主义，而无视恐怖主义蔓延的根源，不铲除滋生的土壤，那恐怖活动肯定是愈演愈烈。
第四，国际关系旧的格局已经打破，重组还在进行当中。
9.11事件发生在美国，但是它的影响遍及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作出了一种选择，按照美国的原则就是非此即彼，要么支持美国，要么成为他的敌人。因此，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全球形成了各国联手打击恐怖组织这样一种非对称性的斗争态势。
我们怎么来看待现在的世界格局？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就是反恐是各国都在做的一件事情，这里有共同点，但同时各国也有各国的打算。美国有美国的打算，俄罗斯有俄罗斯的打算，特别是在最近俄罗斯发生恐怖袭击之后，俄军总参谋长提出先发制人。先发制人不光是对本国，对国外的一些有恐怖嫌疑的国家也要采取先发制人。
因此，我们在将来的反恐斗争当中要注意俄罗斯在这场斗争当中角色的变化。我们知道，美国在反恐斗争当中是采取双重标准，它根据它自己的利益来决定反恐策略。有的时候强调要坚决打击，有的时候又采取一些比较放任的态度，甚至是接触一些恐怖主义组织的成员，实际上损害了全球联合反恐总的战线。最为明显的就是这次俄罗斯人质事件。在俄罗斯人质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彻就说，美国政府继续与所谓的“车臣异见人士”接触，并要对俄罗斯处理车臣问题的方式提出建议。
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特别是恐怖事件，中国也面临着反恐问题。如何建立高效的预防机制是中国经济发展，包括中国城市发展中所需要关注的问题。
国际形势有很多方面，除了反恐问题之外，强调两个问题。
第一，朝鲜核问题。这是世界关注的一个大问题。也是中国非常关注的问题。朝鲜核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安全。我们希望能够和平解决，能够各方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使得朝鲜半岛能够保持稳定，这符合我们国家的安全利益。
第二，中美关系问题。中美关系当中最敏感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具有爆炸性。台湾问题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台湾问题虽然不是一个国际问题，但它有非常大的国际因素。
总之，除了注意恐怖主义的问题之外，目前特别要关注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朝鲜核问题，一个是中美关系问题。当然，中美关系问题还有一个经济问题。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以及其他方面的合作都是比较密切的，如果双方关系比较好，合作得比较好，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对美国的经济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但是现在也有很多矛盾，特别是政治上的一些问题影响到了经济关系的发展。
就我国的发展环境而言，我简单的综合一下，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目前国际政治力量的架构和发展趋势有利于分散我国面临的战略压力，使我们避免处于各种国际矛盾的中心。
第二，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资金、技术等转让的现状，有利于我国发展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我常常说这么一个例子，在人家都已经做好席位的情况下，要挤出一个位子出来就比较困难，你首先坐了这个位子就比较好办。所以在考虑发展时要具有前瞻性。
第三，世界各国、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看好我们国家的发展前景和市场潜力，使我们在国际上增加了筹码。事情总是分两个方面，不利的方面肯定有，首先是美国把我们看作是潜在的战略对手，其次是“台独”的发展，特别要注意有可能发生重大“台独”事变。
第四，世界经济发展也有对我不利的一面，比如对于能源、矿产资源的争夺等等。
以上我结合反恐和中国的国际环境谈了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些看法，还有很多问题，比如巴以问题、伊拉克问题、欧盟扩大问题、世界经济问题、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等等，都是世界上一些重要的问题，都是研究世界形势这些人所要注意的问题。因为时间关系，在这儿就不多讲了。今天谈的一些观点有很多方面是属于个人的看法，仅供大家参考。谢谢大家。
当前国际局势
众所周知，在当今经济与科技迅猛发展的态势下，国际局势似乎也变得甚为微妙，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总体看来，仍是以美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和欧洲诸国为主轴，在历史和国际竞争的舞台上，任何两国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进行着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角逐与对垒。而在如今以经济金融市场为核心利益的主流经济时代，只有在发展了强大的经济实体与商业网络之后，才能真正树立起自己的国际地位，才能使自己立于强国之林！
我们抛开意识形态之对立不言，单就国家的利益博弈而论。中国，目前处于守势，而日本，美国之类的国家则是出于攻势。他们视中国为未来国际地位的最大挑战者，那正是因为近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举世瞩目，成为21世纪真正的世界大国，才使他们对中国的崛起虎视眈眈，警惕加倍！
就意识形态、社会体制而言，中国目前仍处于转型期，相当于落后世界先进主流50年。但是这种逐渐形成的并且正在完善的社会体制一旦崩溃，势必将动乱频仍，民不聊生。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外为韬晦策略，而在目前形势之下，已转为主动突围。
2006年11月初，在北京举行的中非数十国论坛足以见证了中国的国际发展战略方针：是以新时代的步伐在迈进，是以寻求外部合作为主的外交政策。
对当前的中国而言，最大的国际问题莫过于台湾和朝鲜问题。台海局势，关乎世界格局，牵涉中、美、日、俄世界各极，这也是中国和平统一的关键关口。而对中国台湾的回归有极大异议和阻力的无疑是美国和日本，他们与台湾“渊源”颇深，单在目前的局势下，大家都在观察对方的举动，以伺机获得主动。恰恰中国与日本在东海问题上也是纠葛不休，另外，日本首脑“拜鬼”也时常引发中国民众被屠杀时留下的伤痛。那么，现任日本信任首相安倍是否将依照自己的承诺不再参拜“神社”，是否有与中国修好之意，中日真能合作开发东海能源吗？台湾问题在好的发展趋势之下日本还会如此干涉吗？我们均不得而知，更有待观察。
当然，还有多年来一直充当台湾 “老大哥”——美国，它是“割舍”，还是将要采取什么奇异的干预对策，它在“霸主地位”之上将给于台湾什么样的支持，我想它连自己也不知道。因为这是一个互相牵制的时代，谁也不希望为了局部而危害全局，更不想在国际上落下有损威信的骂名。
朝核问题，最终结果如何，将取决于中、美、日、俄、韩、朝的六方再次聚头。而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存在着许多忧虑，从立场上很难做到像美国那样“超脱”。50多年来，朝鲜至少在对美国、日本、台湾关系等原则问题上没有出卖过中国。不管朝鲜的内政如何，中国在国际上都不能保持中立，而必须站在朝鲜这个“让人爱恨交加的家伙”一边。
另一方面，在世界大的格局下，美国跟中国一道同为大国，他们一起作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其目标应当更远大：共同合作，维护一个有利于世界长期和平与繁荣世界体系。美中关系是个“密切而复杂”的问题。
或许，在某些时候，老美会想一些闲不住的做法来对中国进行“围堵”和“制衡”。比如前不久，美国曾游说韩国和日本加入“北约”，在这之前还劝说过澳大利亚，这不都是为了扩大自己的“霸权”而向中国和俄罗斯逼近吗？
而中俄目前的关系仅止于“互有所需”这一极其表面而又脆弱的层面，并隐藏着深层的风险。这一深层风险就是，随着两国的相继崛起，双边关系可能会再次面临“变”的格局。但是，在对待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围堵”时，中俄将会毫无疑问的“对外”。
在美国与欧洲诸国看似亲密的关系渐行渐远时，他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向中国靠近，欧洲援华政策便是最好的例证。他们希望中国变，但是不宜过激，以免引起社会动荡。社会稳定了，也就稳住了欧洲人对中国大片市场的幻想。因此，他们非常关注中国的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如果中国的改革不稳定，引起了社会动荡，它所有的投资可能全都泡汤。而保持社会稳定，也正是中国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中欧在将来的合作中一定会走向好的趋势！
虽说中国在经济等各方面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我们离最强还有一定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