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和公共化构成了我国财政改革及其理论变革全过程的基本线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财政学财政支出论文，供大家参考。
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关系
财政学财政支出论文摘要
摘要：运用时间序列经济计量技术对1978-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我国的财政收支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财政收支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效应;(2)我国的财政收支之间具备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3)实证结果显示，需要充分重视我国财政收支之间的有机联系，在继续研究如何增加我国财政收入的同时，研究和着手解决我国的财政支出问题，以实现我国财政收支的良性互动。
财政学财政支出论文内容
关键字：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协整 Granger因果关系
一、引言
1978-2010年改革开放以来，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财政收入从1132.26亿元增长到了79373.44亿元，年均增速为20.94%。按可比价格计算财政支出从1122.09亿元增长到了93494.47亿元，年均增速为21.64%。此外，财政赤字年均为3859.47亿元。
关于税收和政府支出关系，主要有4种理论假说。一是Friedman (1978)的“税收-支出假说”;二是Barro(1974)和Anderson等(1986)提出的“支出-税收假说”;三是Meltzer和Richard (1981)的“税收-支出相互促进假说”;四是Baghestani和McNown (1994)提出的“税收和支出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效应”。关于税收和支出关系的实证研究，如同理论上的分歧一样，也存在许多争议。实证研究多采用协整检验确定财政收支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再根据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确定影响的方向。Von Fursten-berg、Green和Jeong (1985)，Anderson、Wallace和Warner (1986)以及Ram(1988)的实证研究发现，美国的财政支出是财政收入的单向Granger因;Man-age和Marlow (1986)的实证研究则显示美国的税收是支出的单向Granger因。Joulfaian和Mookerjee (1990)对OECE16国的研究支持“税收支出相互影响假说”。Baghestani和McNown (1994)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研究结论是税收和支出之间不存在相关性。Owoye(1995)对G7国家的实证研究显示，在日本和意大利，税收是支出的单向Granger因，而在其他5国，税收和支出呈现双向因果关系。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规模都在不断扩大，赤字也成为我国学者和政府部门关注的 热点 问题。目前，国内学者大多关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本身的增长或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过许多理论和实证研究，而缺乏对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关系的研究。Tsangyao Chang和Yuan Hong Ho(2002)用1977-1999年的数据对中国的税收和支出关系进行检验，认为中国的税收和支出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其研究的样本期过短，研究结论缺乏可信度。本文拟运用Hakkio和Rush (1991)所使用的经济模型，以1950～2001年我国的财政收支数据为样本，对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检验我国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的关系。
二、数据与模型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页资料，1978年为基期，消除短期经济因素的影响，此处本文采用1978-2010年CPI指数计算得出历年实际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由于数据缺失，样本数据中不包含1979年、1981-1984年和1986-1989年的相关数据。分别对样本数据去自然对数，并不改变变量的特征，Lfin、Lfex分别表示取自然对数后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有关计量 方法 模型如下：
1、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的方法通常有DF检验法、PP检验法和ADF检验法(Augmented DF Test)。由于理论和实践上的原因，人们通常使用ADF检验法，其模型为
其中，{εt}为白噪声，Δ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原假设为H0：ρ=1，即{ yt}有一个单位根(非平稳)。T为时间趋势因素。若ADF值小于Mackinnon临界值，则序列是平稳的，否则是不平稳的。单位根检验最佳滞后阶数按照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准则确定，AIC值越小，则滞后阶数越佳。由于实际经济问题的复杂性，我们采用三种检验类型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
2、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对两个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通常可采用Engle Granger最小二乘估计法。假设{ yt}和{ xt}通过单位根检验两个变量均为I(2)，即两个变量二阶差分下是平稳的，用OLS法建立模型，进行协整分析：
协整方程全面的反应了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
3、 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告诉我们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检验。如果变量X有助于预测Y，即根据Y的过去值对Y进行自回归时，如果再加上X的过去值，能够显著地增强回归的解释能力，则称X是Y的Granger因，否则称为非Granger因。其检验模型为：
检验零假设为：X是Y的非Granger因，即。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阶数非常敏感，通常可以依次多滞后几阶，看结果是否具有同一性。
三、 实证研究
1、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我国的Lfin和Lfex的原水平和一阶差分水平下序列的ADF值大于Mackinnon临界值，而二阶差分以后ADF值小于Mackinnon临界值，因此Lfin、Lfex是非平稳的，且是I(2)，即二阶平稳。
由检验结果可知，变量Lfin、Lfex是二阶平稳的，两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2、 协整检验。根据上述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两变量Lfin、Lfex均为二阶单位根过程，可以由“Engle-Granger两步法”协整检验考察其协整关系或长期均衡关系。
模型(6)的回归系数比较显著。因此，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根据协整模型(6)。长期内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国财政支出每变动一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将同方向变动1.020个百分点。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长和财政支出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性。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根据协整关系检验结果，由于我国的Lfin、Lfex均为I(2)过程并具有协整关系，故可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非Granger因，财政支出是财政收入的非Granger因。我国的财政支出不是财政收入的决定因素，财政支出增长不显著影响财政收入增长;财政收入不是财政支出的决定因素，财政收入增长也不显著影响财政支出增长。
四、 结论与政策
本文对1978-2010年我国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的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均不具备稳定性，但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长期而言，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具有统计上的高度相关性;第二，我国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间不存在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说明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效应。
根据研究结果对我国的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现状提出以下建议：首先，提高我国财政支出的效率，在财政支出总量上升的同时，提高投资质量，避免投资结构失衡与盲目建设;其次，疏导现行财政支出管理体系，使之能与市场相互配合，改善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最后，重视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在肯定我国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的同时，进一步采取 措施 以充分发挥我国财政收支政策的积极作用。
财政学财政支出论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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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分权、财政支出与碳排放
财政学财政支出论文摘要
摘要：利用1999～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财政支出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碳排放存在正相关关系。同时，财政分权还会对碳排放产生间接的影响。这种间接影响主要通过政府财政支出而实现。随着财政支出水平的提高，财政分权对碳排放的增加作用会逐渐减弱。而且，财政分权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高排放地区财政分权对碳排放的增加作用最大，中排放地区次之，低排放地区最弱。
财政学财政支出论文内容
关键词：财政分权;财政支出;二氧化碳排放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1-8409(2014)04-0021-04
Abstract： Using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99 to 2010，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fiscal expenditure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Result found tha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as a positi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carbon emission. It also has an indirect impact on carbon emissions. This indirect impact is achieved by the financial expenditure. When financial expenditure increases， the acceleration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will be waning. Moreover， the impa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has regional difference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highemissionregion has the biggest effect， the midregion followed by， and the low region weakest.
Key word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financial expenditur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二氧化碳排放的急剧增加。2009年，中国政府提出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40%～45%的目标。中国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蔡昉指出，中国的环境问题是由粗放式发展模式导致的，而这种发展模式又源于“中国式分权”下的政府行为[1]。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对二氧化碳排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财政分权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影响二氧化碳排放：一是财政分权本身可能直接影响碳排放，即“财政分权——二氧化碳排放”;二是财政分权通过决定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进而间接影响碳排放，即“财政分权——政府财政支出——二氧化碳排放”。这种间接效应的方向是不确定的，其取决于财政分权和政府财政支出的综合作用。具体到我国的情况，财政分权伴随着政治和经济集权。以GDP为导向的激励机制会促使地方政府快速发展经济，并且可能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那么，中国财政分权、政府财政支出对二氧化碳排放的综合效应是什么?财政分权制度究竟是激励还是限制地方政府实施碳减排政策?
1文献综述
关于财政分权、政府财政支出与环境质量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研究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在理论研究方面，Tiebout利用“用脚投票”理论解释了较高的财政分权体制可以激励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来满足居民的需求，从而吸引更多的居民来该辖区内居住，其中就包括提供较低的环境污染程度[2]。钱颖等则认为政府官员也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与辖区居民愿望想违背的决策[3]。就环境质量来说，如果缺乏有效的激励相容机制，地方政府官员可能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放松对高污染产业的管制，导致环境质量的下降。对此，国内很多学者结合了中国财政分权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杨瑞龙等首次实证检验了中国的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得出财政分权度越高，环境质量越差的结论[4]。张克中等研究发现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碳排放存在正相关关系，分权度的提高不利于碳排放量的减少[5]。闫文娟等指出中国式财政分权确实增加了污染物的排放强度[6]。
另一类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李猛实证检验了中国的环境污染程度与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7]。盛丽颖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支出角度的财政政策的碳减排效应要优于收入角度[8]。Ramon等认为在政府支出中，增加社会福利和公共物品支出所占的比重会减少污染物排放量;但在不改变支出结构的前提下，增加政府支出总量并不能减少污染物排放量[9]。
上述研究有利于人们理解财政分权、政府支出和环境质量的关系，但是大多数文献将三者的关联割裂成两方面单独讨论，一类文献集中于研究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另一类文献则集中于研究政府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本文的主要贡献是将这两方面内容纳入到统一的框架中进行综合分析，着力于建立财政分权、政府财政支出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内在影响机制，并运用中国1999～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做实证检验。
Dec：目前财政分权存在多种度量方法。由于本文研究的是财政分权体制下政府支出行为对碳排放的影响，因此财政支出是作者的立足点。而且，从支出方面来度量也是中国研究财政分权文献中常见的做法，如殷德生、周业安和章泉等。所以，本文用支出分权度来衡量我国的财政分权，即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占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之和的比重，其中分子和分母都按相应的CPI进行平减。各地区的财政支出数据来自历年《中国财政年鉴》。 Fiscal：财政支出用各地区的人均实际财政支出表示。各地区的人均实际支出水平是以该地区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的、并以1999年为基期的人均实际财政支出，单位为元/人。
4实证结果分析
4.1财政分权、政府财政支出与碳排放
本文使用了稳健型的一阶差分GMM估计全国层面上财政分权、政府财政支出对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通过对表1中4个模型进行二阶序列相关AR(2)检验，结果均显示接受估计方程的误差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的假设。同时，Sargan过度识别检验的结果也都显示，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性的零假设(p值均显著大于0.1)。这说明作者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从表1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看出，滞后一期人均碳排放量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且为正。上一期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1%，当期的排放量会增加0.603%。即使后面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该符号依然显著为正。这说明上一期的碳排放量与当期量存在正相关关系。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是一个连续、动态累积调整的过程。因为我国的工业资本投入、能源消费习惯和相关的宏观调控具有时滞性，上一期的碳排放量越多，则这一期的排放量也随之增加。财政分权指标的估计系数为正，并且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财政分权度增加1%，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则增加3.377%，验证了假设1。即财政分权度越高，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越大。自从中央政府实施“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能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增加当地政府的税收收入，从而改善政府部门的福利和增加官员的晋升机会。因此，地方政府自然会将经济发展作为工作的重点，而碳减排等环境保护政策则沦为其次。再加上碳排放本身具有负的外部性，而努力减排具有正的外部性。所以很多地方政府在碳减排问题上会采取“搭便车的行为”，从而导致二氧化碳排放不断增加。
人均财政支出的估计系数为正且显著。即人均财政支出增加1%，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0.816%。这也验证了作者的假设2，政府财政支出越多，二氧化碳排放量越大。由于地方政府官员的任期一般比较短，所以决策者会将财政支出投入到能尽快出政绩的经济建设领域。而环境保护领域由于具有投资大、见效期限长和短期内政绩体现不明显的特点，往往不受到青睐。因此，很多地方政府会将经济建设作为财政支出的重点。通过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减免税费和降低环境监管等方式吸引企业到当地投资设厂。地方政府对招商引资的狂热追求，不仅弱化了当地的环境质量标准，也间接纵容了企业排放二氧化碳。
在模型(1)的基础上，本文分别引入了其他控制变量，从表1的估计结果可得，3个核心变量的符号和估计结果是非常稳健的。模型(2)中加入了第二产业比重，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我国的第二产业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显著正相关。目前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居于主导地位，并且处于高耗能的状态。因此，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增加，会提高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模型(3)中加入了城镇居民的消费性支出，其估计系数显著为正。随着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的物质追求逐渐多样化。私家车的使用、旅游出行、大型家用电器的使用和居住条件的改善，造成了居民消费的碳排放增加。模型(4)中加入了贸易开放度的指标，其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出口贸易额逐渐上升。发达国家将污染和能源密集型企业向我国转移，使我国更多地从事高碳产业。
4.2区域差异分析
我国各地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差较大，碳排放量比较大的省份主要集中在煤炭资源丰富、人口较多和经济发达的地区。而我国目前东中西部区域划分标准并不适合对各省的碳排放量进行区域差异分析。因此，本文按照1999～2010年各省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大小重新划分碳排放区域高排放区包括内蒙古、山西、宁夏、上海、天津、辽宁、河北、北京、山东和新疆;中排放区包括吉林、浙江、江苏、青海、黑龙江、贵州、湖北、河南、陕西和广东;低排放区包括福建、甘肃、安徽、云南、湖南、海南、江西、重庆、广西和四川。 。从图2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均碳排放呈现出不均衡分布的态势。但是，高排放区所包含的省份在地域上具有一定的集聚性，主要位于我国的中北部和环渤海地区。这是由于环境污染在空间上具有关联性，邻近地区在资源禀赋和能源消耗结构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第二，由区域差异分析看出，财政分权对高排放区的人均碳排放量影响最大，中排放区次之，低排放区最小。并且，中高排放区所包含的省份在地域上有一定的集聚性，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东北、西北和京津唐地区。这是由于环境污染在空间上具有关联性，很多地方政府想通过“搭便车的行为”来规避减排责任。因此，邻近的地方应该加强区域合作，打破行政关系的壁垒，共同治理碳排放问题。
财政学财政支出论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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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六年来的财政政策分析
[摘要] 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2005年我国实现了从积极财政政策向稳健财政政策的转变。本文就两种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作用进行分析，并对今后财政政策的取向及应对措施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财政政策；中国
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功能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
一个国家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实施何种财政政策，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相机抉择。宏观经济运行千姿百态，但概括起来讲，也就是三种类型。一种类型是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即“通货紧缩”，表现为物价总水平下降。应对通货紧缩局面，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第二种类型是社会总供给小于社会总需求，即“通货膨胀”，表现为物价上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第三种类型就是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但在结构上有矛盾，冷热并存，发展不均衡。此时应采取稳健财政政策，即在总量上不做太大的动作，但在结构上有保有压，加强薄弱环节，压缩过热行业的投资。
我国自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实质就是一种扩张性财政政策。2005年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从实际出发，我国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现就两种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作用综述如下。
一、积极财政政策
1、实施背景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导致了国际市场需求萎缩，进而演变为全球经济衰退．造成世界经济普遍性的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作为亚洲国家最大贸易伙伴，亚洲金融危机无疑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冲击。从当时国内经济情况看，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出现不足，居民收入增长放慢、失业压力增大；同时，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导致了我国出口不振．大大降低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这些都充分说明我国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发展阶段。面对这种从未出现过的极其复杂的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及时果断地做出了实施以增发国债、扩大内需、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刺激消费、扩大出口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二是调整税收政策，刺激需求增长。三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改善居民消费心理预期。四是规范收费制度，减轻社会负担，推动扩大消费。五是支持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
2、积极作用
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近七年的时间里．在促进经济增长、调节供求关系和克服通货滞胀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大规模的国债投资不仅有效遏制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而且抑制了通货紧缩。1998－2006年间，国债建设资金年均拉动经济增长为1．5－2.5个百分点，GDP年均增长8.56％，物价水平总体稳定。
（2）优化经济结构。积极财政政策着眼于短期需求管理和长期供给管理有机的结合，在加强基础设施的同时，通过国债资金的直接投入、税收政策等措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支持一些符合产业结构发展方向的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
（3）增加就业。七年来，国债资金支持的一大批新项目及其配套项目的建设共增加就业岗位800万－1200万个，对拉动相关产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刺激作用。
（4）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通过对中西部地区进行倾斜性财政资金安排，进行了诸如西电东送、青藏铁路、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六小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改善了这些地区的投资经营环境，加快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使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格局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总之，作为一项反周期宏观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是恰当的，它对中国经济社会相对平衡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3、负面效应
但积极财政政策毕竟是宏观“反周期”操作，是适用于经济低迷阶段的一种政策。从2002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开始逐步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2003年国民经济终于走过由相对低迷向稳定高涨的拐点，GDP增长速度跃为9％以上。此时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是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倾向有所加剧，货币信贷增长偏快，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并带来煤、电、油、运和原材料的供应紧张局面。
二、稳健财政政策
1、实施背景
200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周期的上升阶段。一是经济增长接近潜在水平。2003年GDP增长9.3％ ，2004年增长9.5％，部分行业瓶颈约束或资源约束的出现，表明GDP增幅已接近潜在产出水平。二是物价趋于上升。2003年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涨1.2％和0.1％，2004年则分别上涨3.9％和2.8％。三是失业率升势趋缓。2003年全国城镇就业增加859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2004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98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四是出现局部投资过热。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比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速度高了17.6％个百分点。当年投资率上升到42.3％，比2002年增加了3.1个百分点，接近于1993年经济严重过热时的水平(当时投资率为43．5%)。为此，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货币手段(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提高利率等)和行政手段等，以逐步控制经济局部过热的迹象。虽然2004年5～6月在宏观调控影响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但在2004年7～10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又出现明显的反弹迹象，增长率分别为31.4％ 、26.3％ 、27.9％ 、26.4％。在国民经济已发生经济周期阶段转换和出现局部过热的形势下，如果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和减轻通货膨胀压力。
同时，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也凸现出来。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更加尖锐。目前中国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1％、4.5%、79% 、42%、18%和7.3％，特别是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但消耗占世界的比重：石油为7.4％ ，原煤为31％ ，铁矿石为30％，钢铁为27％，氧化铝为25％，水泥为40％，说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成为宏观调控的一项紧迫任务。二是国内经济和社会结构性矛盾也比较突出。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下降。此外，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扩大。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的深入发展，使得新形势下的公共财政学科的研究对象在内容上被赋予了更广泛的内涵，这就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立足于本国具体实践，借鉴西方的数理统计和计量研究的方法，构建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学科体系。
一、我国财政学的发展史
1．财税思想的古代历史
2．我国建国以来财政学发展的历史沿革
二、新形势下我国财政学研究对象的变迁
三、公共财政学的理论体系内容
四、关于我国财政学研究方法的建议
1．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总的指导思想
2．政治制度安排贯穿其中
3．运用数理统计和计量分析进行量化研究
4．理论研究要与实践相结合
5．与其他相关学科进行交叉研究
楼主大概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写，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用，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