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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均衡与政策微效问题研究
引言
随着各国福利事业的发展,社会政策这一学科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而受到各个领域的 重视?但 是目前的社会政策研究主要侧重于较为抽象和宏观的原问题的讨论上,如集中在对于概念的 界定;对于社会政策基本问题的探索等等?杨团在《社会政策的理论与思索》一文中对社会 政策的定义和问题都作出了 总结 ,其中他将社会政策的定义归类为一种社会行动计划和对 社会计划的不同选择,另一种则将社会政策定义为影响社会福利的一 系列的政策活动;而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则是社会政策的背景?社会政策的目标?社会政策 的范畴?社会政策行动的形式和行动策略?社会政策的本质?社会政策的信念?尽管人们在 原问题上倾注了很大的力量,但是由于社会政策问题的复杂性,至今在这一领域并未达成太 大的共识?
与此对照,人们却很少从政策的实施过程角度进行研究?《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行为变迁 》一文给我们开了一个先例,也带给作者很大启发,该文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去 阐述社会政策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另一种从制度角度出发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于制度模 式的各国比较上?本文将不同于上述两种研究社会政策的制度视角,而是从社会政策实施过 程中制度的形成和变迁的角度出发去解释“政策微效”现象?同时,在社会政策的定义上, 本文的定义 方法 缘自迪尔凯姆所运用的一种定义方法:即从最简单的角度出发,抓住目前所 确定的社会政策的主要特征,而将社会政策定义为一系列旨在提高全社会福利的制度安排? 由此,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制度分析模型,并运用这一模型去分析目前社会政策实施过程所遇 到的“社会政策微效”问题?
制度模型的建构
在模型建构之前,我们无疑要明确一个概念,即什么是制度?我们援引诺思的说法 ,“…… 这个结构是规则?惯例?习俗和行为信念的复杂混合物,它们一起构成了我们日常的行为选 择方式,并决定了我们达到预期目标的路径?” 从此论断出发,我们可以作出两个方面的 判断:制度不仅包括正式制度,亦包括非正式制度;制度影响了我们的社会选择,同时亦是 我们作出选择的路径之一?
随着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一种新的制度观念正在形成,即依托于博弈均衡理 论的制度观:制度既是一种博弈规则,也是一种博弈均衡?具体来说,制度的本质特征被认 为是参与人行动选择的自我实施规则,在重复博弈的状况下,这些规则被认为是重要的,因 此,它们能规制参与人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博弈规则是在一个相关的领域内参与人通 过互动而内生的,因此他们是自我实施的?
从上述一些制度理论,本文给出了下列一个制度形成的模型:
在进一步解释模型之前我们将确定一个基本假设(而这个假设将成为本文此后论证的一个基 础):我们确定,一个制度的形成是参与者之间共同的要求,即认为制度的形成在事实上是 有利于共同利益的获得,并且相较而言,每个人因此为之付出的成本都是小于所获得的利益 ,即存在一个制度建立的需要?在此,本文汲取了交易成本理论的基本观点,即制度改革 和制度创新之所以难以实现,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新制度的成本支付和新制度确立后效益之 比,比值为正时,选择行为进行,新制度可以形成,比值为负时或不清楚时,选择行为中止 ,新制度难以成立,即存在一个制度成本问题?
进而笔者将从如下几点来具体阐述自己的模型:
1.制度的形成是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博弈的过程,并最终达成的一种均衡状态,在这个过程中 ,每个参与者都不停的提出与自己利益最相关的原则 措施 ,并试图去影响其他人的观点,但 出于形成一个制度的共同利益追求,最终会达成一个照顾到各方利益的次优均衡模型?对于 任何一个参与者的被排除都有可能导致这一均衡的不稳定,同时,随着外界的影响,彼此之 间的利益也是处于动态的不停变换过程之中的,因此这个均衡并非是静态的,但是打破这个 均衡就面临着一个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因此,制度亦具有相对的懒惰性?从上述的阐释 来看,我们认为制度的形成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形式的理性,亦体现了一种过程理性?
2.按照诺思的路径依赖原理1的观点:当一条发展路线沿着某种具体进程进行时,系统的外 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形成的各种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就会增强这 个进程?因此制度作为一个博弈均衡的系统,它亦受到其他领域的各种正式制度及各种习俗 ?习惯等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林梅在《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行为变迁》在对我们国家的 “平皖行洪?移民建镇”政策的实施过程的考察中,发现非正式制度对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起到很大的作用,有时候甚至取代正式制度而行事?“一项制度安排或社会政策在实施过程 中发生偏离,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构,社会政策与制度发生偏离的根源存在于该项制度 安排的内部,存在于该制度下的各行为主题的利益冲突与矛盾之中?“……社会政策的具体 执行和进一步的演变更多地是作为某种‘结果’,即处于制度中的人们的习惯性行为的‘结 果’?即处于制度中的人们的习惯性行为的结果?”
3.一项制度的形成之后,最终亦成为组成社会结构的因素之一,从而影响这种博弈均衡的稳 定和其他领域的制度以及各种其他非正式制度?
4.重复第一点所提到,即任何一次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均是人们对于成本和利益衡量的结果, 当然有时候我们从现实出发,会发现一些制度并不是依这个原理去操作,在笔者看来,这就 如韦伯的思考方式一样,从一个理性类型中去发现现实中的种种的合理和不合理之处?
以上是自己对于这个模型的一些阐释,在作者看来,这一模型仅仅是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 就如韦伯的四个理想类型一样?接着作者将利用这个模型来分析当前的社会政策在实施过程 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是解决“政策失效”问题?
政策微效问题的分析
为了验证笔者的上述模型的可解释力,笔者选取北京市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 制度的实 施情况作 为自己的研究材料(下文简称该文巫文)?在这次调查中,巫文提出了一个政策微效的概 念,所谓的政策微效,“即是指政策意图与政策结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从一种制度 理论的视角出发,我们就是可以认为制度的存在尽管体现了制定方的一种试图理性化的美好 理想,但是无疑这一制度并没有从制度的实施过程去考虑,即是一种制度的形式合理性与制 度的实质有效性存在着冲突,从而导致制度的失效?制度被悬置不起作用身体阻碍作用?无 疑,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发觉通过上述的模型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让我们进一步来看看这个政策微效存在的具体实例: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保政策在实施过程存在这样一种现状,即尽管农保政策已经推行了10 年之久,但实际上参加农保的人数却只达到了36.8%,有近2/3的京郊农民没有对政策积极 响应?
无疑,这就存在一个信息的达致问题,在我们看来,政策能否全面?真实?准确?顺利地到 达其服务的团体,是实现政策效果的首要环节?那么为什么信息无法及时地传达呢?在我们 看来,从深层的制度原因来看,即是因为制度的传导机制出现了问题,人们难以准确的获得 信息?从一个主要原因来看,这就要追究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的设计问题,在我们看来,从 实际角度出发无疑它并不是以其所达标的团体为服务对象,而只是为了制度的设计本身而设 计,设计人为制度所异化?从我们的理论模型出发,我们认为制度的设计过程中,是一个各 个利益参与者互动均衡的过程?但是从现实出发,无疑在这一政策的设计上单纯的由政府出 面设计?当然,从一定的角度来看,这能够节省一部分的成本,但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利益主 体之一,它并不能很有效的反映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从而就难以形成一个考虑到各个利益 主体的制度?毕竟政府并不是一个完全理性而独立的主体?因此从此模型出发,我们认为在 政策的制定的过程,应该尽可能的多吸收各个利益主体的意见,当然,政策在形式上往往以 各种法律?法规的形式出现,但是这并不矛盾?因此,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府所作的一 方面是作为利益主体参与博弈,与此同时,亦作为制定者来制定政策,但这种制定只是在忠 实的执行各方以达成的意见?
进一步的,正如上表还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存在2/3人在知晓这个政策的情况下,依然 有一部分人未参与这一政策?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制约了人们的行为选择呢?在回答这个问 题之前,我们从模型出发做出如下几个基本假设:
1.在农村中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观念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
2.从政策角度出发,认为由于这一政策并不是各个利益群体一起博弈形成的均衡,因而对于 政策的稳定性?有效性?代表性都是存在着疑惑?因此这些问题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 行,而无疑,解决方案还是要回到如何从政策的制定角度出发
3.市场制度(如一些商业保险制度)在农村中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农村养老保险制 度的竞争对手?
从上表中,我们发现倾向选择子女养老的人仍占到43.8%,接近一半,无疑这反映了在农村 中“养老防老”的观念仍然很重要,但正如巫文中所阐述的,这个地位已经在削减了,已经 不再处于支配地位,而且即使选择这种方式的,对于农保并没有完全的心里排斥?
无疑上述的描述验证了我们第一个假设,即认为在农村中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观念束 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即在制度的形成和变迁过程中,各种习俗?习惯等的非正式制 度作为一种观念的传承影响了人们的选择,进而影响了制度的产生和实行?随着社会的不断 的理性化,家庭的功能发生了变迁,以前的功能在新的社会情势下趋于瓦解,并发生部分的 转变,功能发生了迁移?这种变迁反映到了人们态度上,也就体现了在养老问题上,传统观 念和习惯?习俗的淡化?
在上表中,我们还发现了参加其他商业保险也占到了13.4%,尽管这个的关联性似乎不是 特别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谨慎的提出对于第三个假设的验证:市场制度(如一些商业保险 制度)在农村中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竞争对手?随着市场经济 的不断发展,至少在两个方面对人们的行为选择发生了影响,一是表现在对人们思想观念上 的影响上,市场经济伴随着一系列市场的观念价值体系?而这些价值体系随着经济的发展, 逐步深入到人们的心中,成为支配的观念,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二是表现在组成市场 经济的各种制度安排逐渐成为组成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
进一步的我们来思考一下农民在实际的行动中不投保的原因:
从上表中,我们发现人们在对这一社会政策的制度安排,至少存在如下的疑惑:1.尽管 知道 这一社会政策,但无疑对于各种细节和如何实施,依然存在着空白?2.对于社会政策的稳定 性缺乏信心?3.对社会政策效果缺乏良好的预期?对于此,笔者认为这很大程度是可以从 第二个假设中得到很好的回答,即认为由于这一政策并不是各个利益群体一起博弈形成的均 衡,因而对于政策的稳定性?有效性?代表性都是存在着疑惑?因此这些问题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
以上我们基本上回答了农村社会保险制度作为一个政策为什么会存在政策微效的问题,笔者 的分析角度是从制度的产生角度来看?当然进一步的分析可以从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去进行, 如巫文这方面就有所涉及?本文的基本观点即是认为社会政策作为一系列制度安排,制度的 形成是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博弈的过程,并最终达成的一种均衡状态?因此,我们在制定政策 的时候,必须是各个利益主体充分博弈的过程?而在农村社会政策,我们的观点是,我们不 能忽略其中最大的利益主体――广大的农民?
进一步的思考
本文的努力当然并不只是针对农村社会政策,而是能够推广到各个方面的社会政策 的思考, 但是无疑本文的思考并不是一个十分成熟的结论,在运用这个模型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例 如在本文的结论中我们提出要在制定政策时,充分考虑到各个利益主体?制度的形成是各个 利益主体充分博弈的过程,但是无疑一个新的问题呈现在我们眼前(事实上上文中有所提及 ),就是一个制度成本问题,当我们面对这种情况――博弈的利益主体分散时,我们就有一 个利益主体的集中问题,同时如何融合各方的利益,这些都将成为我们制定政策的巨大的成 本(举农村社会保险政策作例,广大的农民的如何统一,如何融合形成一个合理的政策)? 本文进一步的设想是在遇到这种利益群体分散且多的情况下,能否集中成立一些代表各方利 益群体的独立的中介组织,由这些组织来间接的进行博弈,从而就能有效的降低各方的成本 ,达到成本与利益的均衡?因此,下一步的努力将集中在如何论证这一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 性?同时 文章 的还将继续论证政策的实行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看来,制 度从建立到实行过程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任何一个过程都将导致“政策微效”问题的出现?
“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及其政策内涵
2010年9月16日，胡锦涛同志在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时，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胡锦涛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11月14日，在日本横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发表的《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重要讲话中，再次倡导“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一、“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理念的形成，与21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权利贫困理论以及关于社会排斥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21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关于经济增长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增长理念也从单纯强调增长向更深层面演进。世界银行于1990年提出“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based growth)”，其后进一步提出“对穷人友善的增长(pro-poor growth)”的理念，并以此制定世界银行的贫困减除政策以及指导各国相关实践。“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理念强调要形成一种使穷人能参与经济增长并从中获益，以及增加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良性循环机制。“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的理念吸收了能力贫困理论要素，开始重视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培育和能力的提升，强调将贫困人口吸收到增长过程中，确保贫困人口能参与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做出贡献，并合理分享增长的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在“对穷人友善的增长”基础上，先后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其基本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基本核心是追求机会公平和权利公平。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概念，“包容性增长”有着不同的诠释，但综合来看，是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状态的一种描述，并且这种状态至少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二是对所有社会成员的包容;三是平等的机会利用。“包容性增长”理念强调要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制度，提供广泛的机会，而不是将增长政策和具体旨在实现公平的政策割裂开来;强调通过维持长期及包容性的增长，确保增长效益为大众所广泛共享。在政策层面，以“包容性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包括三个相辅相成的支柱：一是通过高速、有效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与发展机会;二是确保人们能够平等地获得机会，提倡公平参与;三是确保人们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经济福利。
二、深刻理解中国式“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中国式“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与时下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胡锦涛同志的这一论述，阐明了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意义，赋予了中国式“包容性增长”更深更新的内涵。从国际的发展和平两个主题看，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与国应互惠互利、携手共进、包容发展。从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让每个公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目标看，“包容性增长”理念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本质上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在增长上的集中体现，它明确了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改善的同步性，揭示了经济增长的落脚点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与 文化 生活的需要。准确理解“包容性增长”的内涵，需要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包容性增长既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不仅是量的容纳，也是质的提升，二者同等重要。包容性增长首先是一种“增长”，这就对经济增长的速度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但是，仅有经济增长的速度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必然带来贫困人口的减少。因此，还必须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使增长成为基础广泛且包容一个国家和地区最大多数人口的增长。在一个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社会里，不论种族、肤色、性别、年龄、体力、智力，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责任，人人都有用武之地，人人都得到保护，免于被歧视和被排斥。
其次，包容性增长应该以优先开发人力资源、实现充分就业为基础。包容性增长更倾向于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为个人创造工作岗位，使其不断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而不是直接通过收入再分配使个人被动地摆脱贫困。要实现充分就业，就要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开发对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条件、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和意义。
再次，包容性增长应当使人们平等、广泛地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从中受益。提倡包容性，并不是为了经济增长而不择手段，而是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公平正义的方式，让发展的成果普惠大众尤其是困难群体，并由此构筑新的发展基础。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就要着力促进人人获得平等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
三、重塑经济增长模式的政策选择
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对“中国模式”的重大考验，也给了我们一次深刻 反思 经济增长模式的机会。中国的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在长期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红利、人口红利以及全球化红利的势能都在衰减，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增长，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着深度转型的重大挑战。“包容性增长”为解决这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打开了一扇大门。
(一)推进人才强国，优先开发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开发，对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条件，对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为了人的富裕;另一方面体现了发展的主体是人，是投资于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这就从根本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主导思想，以人的发展为基础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人真正成为发展的主体与真正的受益者。
从中国国情和发展条件看，人力资源优势是最需培育、最有潜力、最可依靠的优势。我们应该牢固树立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理念，加快形成人力资源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要优先调整人力资源结构，优先投资人力资源开发，创新人力资源制度，建立政府、社会、用人单位、个人共同投资人力资源开发机制，积极谋划和调整人力资源专业结构、层级结构、分布结构，大力激发各类人力资源的创新活力和创造智慧。要突出加强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建设，大规模培养培育人才，施行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高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三搞联动”，在科学发展中引才育才用才，进一步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环境，激发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以人才优势构筑发展优势。
(二)实施创新驱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经济社会全局的重大任务，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前提条件。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发展创新型经济，努力实现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创新驱动转变、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型发展转变。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建立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农业为基础、服务业为主体，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坚持发展动力包容，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新格局。坚持市场主体包容，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积极发展壮大产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国有企业发展活力、大力培育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断扩大市场主体数量和规模，提高发展主体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区域发展包容，加大统筹城乡力度，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加强整体谋划、板块开发，推动各类要素跨区域流动和合理配置。
(三)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基本公共服务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就有必要落实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特别是在医疗、 教育 等领域，在城乡之间逐渐实现机会平等。
要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社会实业领域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真正做到政府保“基本”、社会和市场管“非基本”，逐步完善符合省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指导方针和目标设立上应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大幅提升公共就业服务、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公共文化体育、福利救助服务的供给和均等化水平为主要任务，切实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优化资源配置，深化体制改革，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
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不断扩大社会保障面，让不同群体共享发展成果，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题中应有之义。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再分配具有社会公平功能。要完善居民收入分配调节制度，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一方面，通过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方法缩小其与高收入群体间的差距;另一方面，要扶持低收入和困难人群，探索建立城乡低保标准正常调整机制和与物价变动相适应的动态补贴机制。对于高收入群体，则是规范其收入，尤其是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要制定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约束性指标，调整政府、企业、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关系，提高“两个比重”即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可持续增长，确保让广大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让国民经济进入“GDP增长-居民收入提高-消费增长-内需扩大-经济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
(五)构建合理保障体系，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网，可以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包容度”。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加强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的衔接和协调，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要加大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投入，扩大各类社会保险覆盖面，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不断在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取得新成效。推行益贫式保障政策，使贫困人群获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增长。把握基本社会保障的普惠性与适度性，既借助公共财政补助等措施，做到“应保则尽保”，还应防止过度的社会保障引发对劳动者的负面激励和道德风险问题，避免损害包容性增长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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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和公共化构成了我国财政改革及其理论变革全过程的基本线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财政学财政支出论文，供大家参考。
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关系
财政学财政支出论文摘要
摘要：运用时间序列经济计量技术对1978-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我国的财政收支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财政收支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效应;(2)我国的财政收支之间具备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3)实证结果显示，需要充分重视我国财政收支之间的有机联系，在继续研究如何增加我国财政收入的同时，研究和着手解决我国的财政支出问题，以实现我国财政收支的良性互动。
财政学财政支出论文内容
关键字：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 协整 Granger因果关系
一、引言
1978-2010年改革开放以来，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财政收入从1132.26亿元增长到了79373.44亿元，年均增速为20.94%。按可比价格计算财政支出从1122.09亿元增长到了93494.47亿元，年均增速为21.64%。此外，财政赤字年均为3859.47亿元。
关于税收和政府支出关系，主要有4种理论假说。一是Friedman (1978)的“税收-支出假说”;二是Barro(1974)和Anderson等(1986)提出的“支出-税收假说”;三是Meltzer和Richard (1981)的“税收-支出相互促进假说”;四是Baghestani和McNown (1994)提出的“税收和支出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效应”。关于税收和支出关系的实证研究，如同理论上的分歧一样，也存在许多争议。实证研究多采用协整检验确定财政收支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再根据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确定影响的方向。Von Fursten-berg、Green和Jeong (1985)，Anderson、Wallace和Warner (1986)以及Ram(1988)的实证研究发现，美国的财政支出是财政收入的单向Granger因;Man-age和Marlow (1986)的实证研究则显示美国的税收是支出的单向Granger因。Joulfaian和Mookerjee (1990)对OECE16国的研究支持“税收支出相互影响假说”。Baghestani和McNown (1994)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研究结论是税收和支出之间不存在相关性。Owoye(1995)对G7国家的实证研究显示，在日本和意大利，税收是支出的单向Granger因，而在其他5国，税收和支出呈现双向因果关系。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规模都在不断扩大，赤字也成为我国学者和政府部门关注的 热点 问题。目前，国内学者大多关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本身的增长或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过许多理论和实证研究，而缺乏对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关系的研究。Tsangyao Chang和Yuan Hong Ho(2002)用1977-1999年的数据对中国的税收和支出关系进行检验，认为中国的税收和支出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其研究的样本期过短，研究结论缺乏可信度。本文拟运用Hakkio和Rush (1991)所使用的经济模型，以1950～2001年我国的财政收支数据为样本，对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检验我国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的关系。
二、数据与模型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页资料，1978年为基期，消除短期经济因素的影响，此处本文采用1978-2010年CPI指数计算得出历年实际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由于数据缺失，样本数据中不包含1979年、1981-1984年和1986-1989年的相关数据。分别对样本数据去自然对数，并不改变变量的特征，Lfin、Lfex分别表示取自然对数后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有关计量 方法 模型如下：
1、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的方法通常有DF检验法、PP检验法和ADF检验法(Augmented DF Test)。由于理论和实践上的原因，人们通常使用ADF检验法，其模型为
其中，{εt}为白噪声，Δ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原假设为H0：ρ=1，即{ yt}有一个单位根(非平稳)。T为时间趋势因素。若ADF值小于Mackinnon临界值，则序列是平稳的，否则是不平稳的。单位根检验最佳滞后阶数按照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准则确定，AIC值越小，则滞后阶数越佳。由于实际经济问题的复杂性，我们采用三种检验类型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
2、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对两个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通常可采用Engle Granger最小二乘估计法。假设{ yt}和{ xt}通过单位根检验两个变量均为I(2)，即两个变量二阶差分下是平稳的，用OLS法建立模型，进行协整分析：
协整方程全面的反应了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
3、 变量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告诉我们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检验。如果变量X有助于预测Y，即根据Y的过去值对Y进行自回归时，如果再加上X的过去值，能够显著地增强回归的解释能力，则称X是Y的Granger因，否则称为非Granger因。其检验模型为：
检验零假设为：X是Y的非Granger因，即。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阶数非常敏感，通常可以依次多滞后几阶，看结果是否具有同一性。
三、 实证研究
1、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我国的Lfin和Lfex的原水平和一阶差分水平下序列的ADF值大于Mackinnon临界值，而二阶差分以后ADF值小于Mackinnon临界值，因此Lfin、Lfex是非平稳的，且是I(2)，即二阶平稳。
由检验结果可知，变量Lfin、Lfex是二阶平稳的，两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2、 协整检验。根据上述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两变量Lfin、Lfex均为二阶单位根过程，可以由“Engle-Granger两步法”协整检验考察其协整关系或长期均衡关系。
模型(6)的回归系数比较显著。因此，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根据协整模型(6)。长期内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国财政支出每变动一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将同方向变动1.020个百分点。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长和财政支出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性。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根据协整关系检验结果，由于我国的Lfin、Lfex均为I(2)过程并具有协整关系，故可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非Granger因，财政支出是财政收入的非Granger因。我国的财政支出不是财政收入的决定因素，财政支出增长不显著影响财政收入增长;财政收入不是财政支出的决定因素，财政收入增长也不显著影响财政支出增长。
四、 结论与政策
本文对1978-2010年我国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的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均不具备稳定性，但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长期而言，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具有统计上的高度相关性;第二，我国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间不存在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说明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效应。
根据研究结果对我国的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现状提出以下建议：首先，提高我国财政支出的效率，在财政支出总量上升的同时，提高投资质量，避免投资结构失衡与盲目建设;其次，疏导现行财政支出管理体系，使之能与市场相互配合，改善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最后，重视我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在肯定我国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的同时，进一步采取 措施 以充分发挥我国财政收支政策的积极作用。
财政学财政支出论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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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分权、财政支出与碳排放
财政学财政支出论文摘要
摘要：利用1999～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财政支出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碳排放存在正相关关系。同时，财政分权还会对碳排放产生间接的影响。这种间接影响主要通过政府财政支出而实现。随着财政支出水平的提高，财政分权对碳排放的增加作用会逐渐减弱。而且，财政分权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高排放地区财政分权对碳排放的增加作用最大，中排放地区次之，低排放地区最弱。
财政学财政支出论文内容
关键词：财政分权;财政支出;二氧化碳排放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1-8409(2014)04-0021-04
Abstract： Using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99 to 2010，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fiscal expenditure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Result found tha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as a positi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carbon emission. It also has an indirect impact on carbon emissions. This indirect impact is achieved by the financial expenditure. When financial expenditure increases， the acceleration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will be waning. Moreover， the impa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carbon emissions has regional difference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highemissionregion has the biggest effect， the midregion followed by， and the low region weakest.
Key word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financial expenditur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二氧化碳排放的急剧增加。2009年，中国政府提出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40%～45%的目标。中国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蔡昉指出，中国的环境问题是由粗放式发展模式导致的，而这种发展模式又源于“中国式分权”下的政府行为[1]。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对二氧化碳排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财政分权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影响二氧化碳排放：一是财政分权本身可能直接影响碳排放，即“财政分权——二氧化碳排放”;二是财政分权通过决定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进而间接影响碳排放，即“财政分权——政府财政支出——二氧化碳排放”。这种间接效应的方向是不确定的，其取决于财政分权和政府财政支出的综合作用。具体到我国的情况，财政分权伴随着政治和经济集权。以GDP为导向的激励机制会促使地方政府快速发展经济，并且可能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那么，中国财政分权、政府财政支出对二氧化碳排放的综合效应是什么?财政分权制度究竟是激励还是限制地方政府实施碳减排政策?
1文献综述
关于财政分权、政府财政支出与环境质量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研究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在理论研究方面，Tiebout利用“用脚投票”理论解释了较高的财政分权体制可以激励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来满足居民的需求，从而吸引更多的居民来该辖区内居住，其中就包括提供较低的环境污染程度[2]。钱颖等则认为政府官员也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与辖区居民愿望想违背的决策[3]。就环境质量来说，如果缺乏有效的激励相容机制，地方政府官员可能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放松对高污染产业的管制，导致环境质量的下降。对此，国内很多学者结合了中国财政分权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杨瑞龙等首次实证检验了中国的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得出财政分权度越高，环境质量越差的结论[4]。张克中等研究发现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碳排放存在正相关关系，分权度的提高不利于碳排放量的减少[5]。闫文娟等指出中国式财政分权确实增加了污染物的排放强度[6]。
另一类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李猛实证检验了中国的环境污染程度与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7]。盛丽颖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支出角度的财政政策的碳减排效应要优于收入角度[8]。Ramon等认为在政府支出中，增加社会福利和公共物品支出所占的比重会减少污染物排放量;但在不改变支出结构的前提下，增加政府支出总量并不能减少污染物排放量[9]。
上述研究有利于人们理解财政分权、政府支出和环境质量的关系，但是大多数文献将三者的关联割裂成两方面单独讨论，一类文献集中于研究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另一类文献则集中于研究政府财政支出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本文的主要贡献是将这两方面内容纳入到统一的框架中进行综合分析，着力于建立财政分权、政府财政支出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内在影响机制，并运用中国1999～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做实证检验。
Dec：目前财政分权存在多种度量方法。由于本文研究的是财政分权体制下政府支出行为对碳排放的影响，因此财政支出是作者的立足点。而且，从支出方面来度量也是中国研究财政分权文献中常见的做法，如殷德生、周业安和章泉等。所以，本文用支出分权度来衡量我国的财政分权，即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占人均实际各地区本级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之和的比重，其中分子和分母都按相应的CPI进行平减。各地区的财政支出数据来自历年《中国财政年鉴》。 Fiscal：财政支出用各地区的人均实际财政支出表示。各地区的人均实际支出水平是以该地区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的、并以1999年为基期的人均实际财政支出，单位为元/人。
4实证结果分析
4.1财政分权、政府财政支出与碳排放
本文使用了稳健型的一阶差分GMM估计全国层面上财政分权、政府财政支出对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通过对表1中4个模型进行二阶序列相关AR(2)检验，结果均显示接受估计方程的误差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的假设。同时，Sargan过度识别检验的结果也都显示，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性的零假设(p值均显著大于0.1)。这说明作者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从表1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看出，滞后一期人均碳排放量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且为正。上一期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1%，当期的排放量会增加0.603%。即使后面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该符号依然显著为正。这说明上一期的碳排放量与当期量存在正相关关系。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是一个连续、动态累积调整的过程。因为我国的工业资本投入、能源消费习惯和相关的宏观调控具有时滞性，上一期的碳排放量越多，则这一期的排放量也随之增加。财政分权指标的估计系数为正，并且在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财政分权度增加1%，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则增加3.377%，验证了假设1。即财政分权度越高，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越大。自从中央政府实施“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能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增加当地政府的税收收入，从而改善政府部门的福利和增加官员的晋升机会。因此，地方政府自然会将经济发展作为工作的重点，而碳减排等环境保护政策则沦为其次。再加上碳排放本身具有负的外部性，而努力减排具有正的外部性。所以很多地方政府在碳减排问题上会采取“搭便车的行为”，从而导致二氧化碳排放不断增加。
人均财政支出的估计系数为正且显著。即人均财政支出增加1%，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0.816%。这也验证了作者的假设2，政府财政支出越多，二氧化碳排放量越大。由于地方政府官员的任期一般比较短，所以决策者会将财政支出投入到能尽快出政绩的经济建设领域。而环境保护领域由于具有投资大、见效期限长和短期内政绩体现不明显的特点，往往不受到青睐。因此，很多地方政府会将经济建设作为财政支出的重点。通过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减免税费和降低环境监管等方式吸引企业到当地投资设厂。地方政府对招商引资的狂热追求，不仅弱化了当地的环境质量标准，也间接纵容了企业排放二氧化碳。
在模型(1)的基础上，本文分别引入了其他控制变量，从表1的估计结果可得，3个核心变量的符号和估计结果是非常稳健的。模型(2)中加入了第二产业比重，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我国的第二产业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显著正相关。目前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居于主导地位，并且处于高耗能的状态。因此，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增加，会提高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模型(3)中加入了城镇居民的消费性支出，其估计系数显著为正。随着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的物质追求逐渐多样化。私家车的使用、旅游出行、大型家用电器的使用和居住条件的改善，造成了居民消费的碳排放增加。模型(4)中加入了贸易开放度的指标，其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出口贸易额逐渐上升。发达国家将污染和能源密集型企业向我国转移，使我国更多地从事高碳产业。
4.2区域差异分析
我国各地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差较大，碳排放量比较大的省份主要集中在煤炭资源丰富、人口较多和经济发达的地区。而我国目前东中西部区域划分标准并不适合对各省的碳排放量进行区域差异分析。因此，本文按照1999～2010年各省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大小重新划分碳排放区域高排放区包括内蒙古、山西、宁夏、上海、天津、辽宁、河北、北京、山东和新疆;中排放区包括吉林、浙江、江苏、青海、黑龙江、贵州、湖北、河南、陕西和广东;低排放区包括福建、甘肃、安徽、云南、湖南、海南、江西、重庆、广西和四川。 。从图2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均碳排放呈现出不均衡分布的态势。但是，高排放区所包含的省份在地域上具有一定的集聚性，主要位于我国的中北部和环渤海地区。这是由于环境污染在空间上具有关联性，邻近地区在资源禀赋和能源消耗结构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第二，由区域差异分析看出，财政分权对高排放区的人均碳排放量影响最大，中排放区次之，低排放区最小。并且，中高排放区所包含的省份在地域上有一定的集聚性，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东北、西北和京津唐地区。这是由于环境污染在空间上具有关联性，很多地方政府想通过“搭便车的行为”来规避减排责任。因此，邻近的地方应该加强区域合作，打破行政关系的壁垒，共同治理碳排放问题。
财政学财政支出论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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