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状：
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它关系到国家的统一与复兴。中美都是当今世界的大国，双方都具备使对方瘫痪甚至毁灭的实力，双方都承担不起战争带来的后果，所以说维持台海现状乃中美妥协的产物。
美国政府支持台独势力、向台出售武器的行为正是对两国合作关系的挑衅，中国政府不得不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也致使中美间在此问题上摩擦不断。
未来：
从长远的发展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内部面临的问题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挑战和巨大考验，如国内的产业升级，贫富差距，腐败，环境，政治改革等。
中国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维护国内的稳定，发展，而中共也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外交是一国实力的体现，中国只有把眼前事情做好，同时兼顾长远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望实现。而中国此时仍任重而道远。
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最迅速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世界上最繁荣的、最先进的发达国家，两个国家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世界的神经。中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关系着世界经济政治局势的稳定和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扩展资料：
中美建交已经四十多年，在这些年里中美关系错综复杂，有蜜月期也有冷淡期。近些年，中美之间的摩擦和争论虽然不断，但是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对抗，两国关系总是在经历坎坷之后继续前进，而这种局面的形成正是因为中美两国之间共同利益的存在。
纳觅战略研究院认为，短期的摩擦难改未来发展趋势。长期来看，中美两个大国将并行于世，彼此更容易相互尊重、平等相处。
中美关系在未来总得趋势是竞争与合作。当然也会有矛盾这是无法改变的，但不是不可调和的。在当今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的美国和中国在很多利益上是共同的。所以中美关系还会朝一个好的方向发展，但能发展的多好并不明朗。
马克思其实也是一种早期的社会经济学理论，其供需理念分析了物质条件即生产中的生产资料，经济活动以及社会需求的关系。认为这些关系组成了社会结构的基础以及其上层建筑。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生产要素在一个社会政治体制安排下没能被很好的利用是阶级冲突产生的一个原因。
双边贸易关系
2018年来，中美经贸问题突出。美方对华连续采取201、232、301等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多轮关税，将中国列为所谓“汇率操纵国”，动用国家力量打压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
中方不得不采取有力应对措施，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同时，中方始终坚持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磋商妥善解决中美经贸问题。
截至2019年12月，中美双方共举行了13轮经贸高级别磋商。2019年12月13日，双方宣布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
受两国经贸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中美双边贸易和投资出现下滑。2019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5412.2亿美元，同比下降14.6%，中方顺差2958亿美元，同比下降8.5%。中国企业在美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33.3亿美元，中美双向投资累计接近2500亿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9年底，美国对华投资项目累计71914个，实际投入金额约878.8亿美元。
2020年1-8月，中美货物贸易额3443.0亿美元，同比下降3.5%，中方顺差1878.2亿美元，同比下降3.9%。中国企业在美直接投资30.9亿美元，同比下降18.6%。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20年8月底，美对华投资实际投入893.7亿美元。
以上内容参考 外交部——中国同美国的关系
近期，以5月20日白宫发布《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指针》（简称《战略指针》）报告为代表，特朗普政府不断进行程式化、系统化对华战略的试水。6月下旬，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组织专家学者，就“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带来的挑战和中国的选择”举行了系列研讨活动，现摘编部分与会专家观点，以飨读者。
美方试图驱动制度和价值观之争成为对华关键博弈场
傅莹（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外交部前副部长）
白宫发布的《战略指针》包含了根据形势变化而更新的政策思考，更加明确地否定美国过去历届政府推行的对华接触政策，更加激昂地渲染中国崛起对美国带来的“威胁”和“挑战”，更加具体地描绘对华竞争的路线，意识形态对立的含义更浓，可以认为美国对华竞争性新战略朝着成型又迈进了一步。
《战略指针》和近期蓬佩奥等美国政要的一系列讲话将矛头指向中国治理和执政党，将“价值观挑战”列为中国对美三大挑战之一，突出中国内外政策的意识形态根源，似乎在刻意把中国包装成当年的苏联，其意图无非是将政治和安全因素推到美中竞争的优先位置，为胁迫企业和经济界接受“脱钩”提供依据。究其原因，还是美国强硬势力要咬紧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不想让双方在抗疫中的合作需求缓和竞争，进而分散乃至打乱他们的“战略部署”，相反，他们试图借机强化竞争。
新冠疫情前，西方思想界已经开始担心，中国作为非西式民主制度国家的成功，带来稀释西方价值观号召力的效应，这进一步印证了美西方在冷战后试图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上统领世界的不成功。中美两国迎战新冠疫情的表现大相径庭、高下立判，让外界不得不承认，中国模式在维护国民生命安全和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方面是有效的。
在美国战略界看来，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对美国现实利益和国际地位的挑战，更是对美国的制度稳定和价值输出的威胁，这是更具深层意义的挑战。从中方角度看，美国从来没有放弃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现在更是试图挑衅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因此中方必须坚决斗争。
看今天的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不能低估一些政客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刻意误读、误判中国和由此可能对两国关系带来的伤害，会让两国关系偏离正轨，但是也不必高估他们改变历史潮流的能力。历史人物是否成功，关键取决于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美国已不具备冷战刚结束时的那种影响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的绝对强势地位，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和足够的号召力掀起一场对华全面战略围堵和意识形态围猎的世界浪潮。
中国坚决维护自身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安全，反对外界任何干涉国家内政和改变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的企图。同时，中国也不以消灭其他制度为目标，更不会重走美西方向世界推广自己价值观的老路。
要实现新时期的大国关系稳定，双方需要通过对话和谈判加深对彼此核心利益、制度尊严、价值体系的理解，按优先顺序梳理各自和共同关切的清单，争取就行为边界达成共识和必要的默契，逐渐培育尊重对方关切和恰当的利益交换的习惯和能力。中美关系进入了新阶段，双方既存在观念、目标、路径上的差异，同时也有着维系现存体系和总体和平合作大势的共同责任，两国人民在世界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上，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
维护自身发展权是中国对美斗争主题
章百家（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在中美业已开始的博弈中，美国要维护的是全球领导地位，中国要维护的是自身发展权。这是当前中美矛盾的核心。这一矛盾在中美两国的综合国力接近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发生。然而，客观地看，中美双方的目标并不在同一层次，中国没有取代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意愿，事实上也不具备这种实力。这就为中美避免零和博弈留下了空间，双方在这场斗争中都有一定回旋余地。
的确，现存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体系需要改进，但这种改革只能是逐步的，需要各国之间的协商与合作。
尽管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困境之中，但两国仍有机会避免走上大国争霸的老路，也可以做到竞争与合作同在，最终实现双赢。前提是，美国认识到，造成其全球影响力下降的既有自身内部的原因，也有对外政策的失误，而不是因为中国的挑战；中国认识到，维护自身发展权是这场对美斗争的主题，而不偏离这一主题。
零和博弈只会两败俱伤。面对困局，中美双方都需要保持理性、克制与远见。要有耐心，保持沟通和谈判以避免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如若不能，也要尽量避免陷入对抗。
无论双方关系处于何种状况，都要为转圜留下余地。美方尤须认识到，若以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作筹码，将严重破坏两国关系的基础。
政治误判反映改变中国体制的幻想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在6月24日发表讲话，“反省”过去几十年的美国对华态度，指责过去历届美国政府对中国做出了“误判”，以为美国对中国开放市场，会将中国引向“政治自由化”。这是观察和处理对华关系的美国人中间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另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声称过去同中国的经济合作让美国“吃了大亏”，中国“占了大便宜”。这两种观点相互呼应，异曲同工，都说过去美国对华接触和合作政策是“走错了路”，主张美国应向中国全面施压。
实际上，自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以后，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坚持牵制、打压与交往、合作并举的“两手”。在国际安全领域，中美两国在上世纪70年代的合作促进了中南半岛的和平，牵制了霸权主义扩张。在本世纪初，两国的战略协作打击了国际恐怖活动，维护了朝鲜半岛和伊朗问题上的无核化原则。上述合作，以及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诸多合作，都是美国自觉自愿参与的，对美国也是有利的。而在经贸领域，中美双向投资、双边贸易、金融合作，都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美国资本向来是趋利的，哪里有美国“单方面吃亏”的道理？在国际安全和经贸领域，两国关系都是合作与摩擦并存。
至于在政治领域美国对中国的所谓“误判”，其实只反映了一部分美国观察家的幻想。中国的政治主流一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从来没有动摇过，没有给过美国人幻想的空间。美国的政治主流、舆论主流，对此也心知肚明，所以才不断攻击而不是肯定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美国过去的“两手”政策，从来都是有利于维护美国长远利益的，而现在改行全面打压战略，既短视，也有损美国的长远利益。
美国对华政策从软硬两手转向全面施压，既有中美实力日益接近的结构性原因，也有美国对中国政治的看法越来越负面的原因，同时还有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社会矛盾和种族冲突激化的背景。特朗普政府在对华关系中不断“甩锅”，企图以攻击前任政府对华政策来达到国内政治目的，对此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
指责中国军事行动咄咄逼人是不讲道理
姚云竹（清华大学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少将）
美国政府一直关注中国军力增长，指责中方采取扩张的战略态势和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破坏地区稳定，挑战国际规则与现行安全秩序。事实上，中国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国防与国家总体发展同步协调进行，不搞影响发展、损害民生的军备扩张。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着广泛的海外利益，中国主要通过开展多边合作和维护现有国际秩序保障这些利益。中国少量的海外军事存在，既是为了履行国际责任（如亚丁湾护航），开展防务合作（如联合演练、舰艇互访），也是为了危机时更好地保护中国海外国民和资产的安全（如执行海外国民撤运任务）。这与美国在全球部署兵力、建立海外基地网络、组织军事同盟、动辄发动战争的做法大相径庭。
中国所处的地缘战略环境复杂严峻。通过和平谈判，已经顺利解决了与12个邻国的陆地领土划界，正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或控制与邻国的海洋领土权益争端。而正是由于美国对中国实施高强度海空侦察和侵犯主权的“自由航行行动”，两国舰机才会有频繁相遇的危险事态。只要看一看危险事态发生的地点——都在中国、而不是美国周边海域，甚至不是茫茫大洋之中——就可以明白是中国还是美国正在进行咄咄逼人的挑衅！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最新发表的2020年鉴，中国核武器的数量只相当于美国的1/18（320∶5800）。中国实行“不首先使用”的核政策，保持“精干有效”的核武库，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而美国已经退出《中导条约》，不愿与俄罗斯继续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扬言要重新开始进行核武器试验，正在从全球核秩序的构建和维护者转变为破坏者。在此情况下，美国对中国的核武库横加指责，给中国贴上“破坏国际秩序”的标签，就更没有道理。
白宫对华指责充满谬误很不专业
达巍（国际关系学院校长助理、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美国政府要批评中国、调整对华战略，那是他们的自由，但他们发出的指责充满谬误，很不专业。举几个例子：
白宫宣称美国过去的对华战略建立在期待中国政治制度发生变化的基础上。然而，美国国内很多中美关系的长期研究者和实践者却认为，美国过去并没有这个期待，美战略界对此至少是没有统一意见的。
再比如，白宫总是说中国没有履行入世承诺。这里可以引用世贸组织（WTO）前总干事、中国入世时的欧盟谈判代表拉米的观点，他在2011年就表示，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成绩可以得到“A+”。2018年他再次表示，“中国没有欺骗，美国错了，中国遵守了当年签下的WTO承诺”。
白宫宣称中国在境外传播反西方意识形态，似乎在使用观察苏联共产党的视角观察中国共产党。中国确实重视海外传播，但是其目的是增进各国对中国的了解，改善中国国际形象。中国共产党在全球传播的意识形态到底包括什么系统性的内容呢？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在中国的宣传下，全面照搬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呢？
白宫宣称华为等中国高科技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让人不解的是，如果
2020年，中美关系即将进入第二阶段谈判，两国面临的分歧和矛盾将更多。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博弈的长期化、复杂化将助长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的抬头。
虽然，中美贸易战有走向理性收敛的迹象，但是，国际社会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议题的关注正明显让位于对大国关系、地缘政治的关注，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已经虚弱。
穿越2019年中美大国竞争的硝烟迷雾，我们走到了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起点。过去一年，悲观回潮，反思着冷战后全球治理体系的失效；大国相争，撼动着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基石；跌宕种种，预示着世界正走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困惑之时，更需要共同坚定信念，明确任务。“执大象，天下往”。在2020年以及更遥远的将来，维护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应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共同信念与追求。不惧过往，不负将来，高举火把，穿越暗夜，坚毅地走进2020年。
扩展资料：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作为世界上少数的几个政治和军事大国，两国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都对世界局势有艮大的影响。
虽然中美两国意识形态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两国始终没有放弃与对方发展良好而平稳的关系的意愿，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两国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都有共同利益，所以存在着着广泛的合作基础，在经济领域的合作更有广阔的前景。
冲刺哥本哈根：稀缺“碳空间”的政治博弈
8月10日至14日，德国西部小城波恩迎来了今年的第三场国际气候谈判。在3月底和6月初，这个“莱茵河畔的联合国城”已先后举办了两场大型气候问题谈判，成了今年当仁不让的“世界气候首都”。与此同时，在瑞士日内瓦，由世界气象组织筹备的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也将于月底登场。
随着全球经济的回暖，特别是距离年底哥本哈根会议即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缔约国第15次年度大会日期的临近，气候问题谈判显得越来越紧张，国际社会对其的关注度甚至超过了去年以来的金融脱困。
谈判回顾
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依然盛行的今天，很少有全球性议题像气候变化这样，幸运地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神圣边界和僵硬外壳，并成功促成生活在这片星球上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政治歧见人们的共同行动。不仅如此，这一传统上被视为“低级政治”、完全被漠视的议题现在却排在各国国内议程的前列，与经济社会发展并列甚至位居其上。形势的发展难以想象，二十多年前，人类还将自己视为上帝的绝对宠儿，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还被看作一个社会的正义追求，而今天，随着气候变化等负面效应的显现，人类的发展观念正发生巨大变化。
其实，气候变化作为全球性议题，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时间并不是很长。1988年6月，美国宇航局哥达德研究中心教授詹姆斯•汉森在国会作证，首次提到人类面临气候变暖的风险时，不少人还嗤之以鼻。直到1991年，国家间的多边气候谈判才真正拉开帷幕。但短短几十年间，国际社会已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广泛共识，并由科学验证迈向了实际行动。1992年6月签署、1994年3月正式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迄今已吸收191个国家加入，成为其缔约方。自1995年，缔约方每年召开一次大会，就公约的具体实施等问题进行谈判。
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3次缔约方大会上，各国代表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京都议定书》。议定书规定，在2008—2012年第一承诺期，发达国家总体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2％。由于议定书规定时限截至2012年，而且只对缔约国中的41个主要是工业化的国家具有法律效力，因而在议定书2005年生效的当年，在11月蒙特利尔第11次缔约方大会上就启动了“后京都”谈判。2年后，印尼举行的第13次缔约方大会，明确勾画了指导未来谈判的“巴厘路线图”，要求各国应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大会上制定出新协议文本，以取代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作为全球遏制气候变暖的新国际法文件。
减排博弈
尽管成绩斐然，眼下的政治谈判却丝毫轻松不起来。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小组第四份报告发布后，各国又有不少报告佐证了其对未来的悲观预测。实际上，不仅有日趋紧迫的科学警告，近些年，反常的极端气候如热浪、飓风、洪涝等频繁袭击地球各个角落，也陡然增加了人类的危机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站在科学一边，要求政治家迈出更大步伐。由此，各国谈判代表发现自己正处于尴尬位置，一方面他们要躲闪民族主义者攻击的箭头，另一方面，他们又要直面遍布全球的环保人士、气候受害者的批评声浪。
要有效回避未来气候风险，科学家们提出的减排目标是：发达国家以1990年为基准年，到2020年减排25%～40%；全球排放在10～15年内达到峰值，2050年全球减排50%。根据这一标准，政治谈判显然远远落在后面。即使最低25%的中期减排要求，也大致相当于第一承诺期的三到六倍，对于未能如约完成《京都议定书》排放要求的国家来说，中期排放任务更为艰巨，除非大力推广新技术、新能源。
根据美国、欧盟、日本等国业已公布的数据，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计划到2020年实现的减排平均值为14%。即使一向担当气候谈判先锋的欧盟，目前其承诺的中期减排值也只有20%，最高30%。英国、德国、爱尔兰、瑞典等国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其承诺，意大利作为G8成员之一，却在排放问题上不断拖后腿。由于欧盟成员国已增至27个，再提高指标将面临东欧国家的巨大压力。
奥巴马政府回到气候谈判桌上之后，美国的减排立场让国际社会继续感到失望。根据6月底美国众院以219票对212票的微弱多数勉强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美国2020年前实现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17%，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而根据《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美国就应减排7%。但即使这一法案，也面临被参院否决的前景。
日本频繁的政府更迭也影响到其在排放上的努力。首相麻生太郎在6月宣布，到2020年，日本温室气体排放相比2005年减少15%。尽管麻生强调这一数值超过了欧盟13%的同阶段减排目标，但由于东京和华盛顿一样，并未严格遵守《京都议定书》要求的6%减排计划，此前的气体排放不减反增，因而新目标若和1990年相比，只减少了约8%。也是大大低于国际期望。
加拿大和俄罗斯，这两个同属北半球的石油富国，成了气候谈判中典型的“坏小子”。在世界自然基金会公布的G8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排名中，加拿大位列倒数第一。哈珀政府宣称在2020年使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6年减少20%，但2006年加拿大的排放量较1990年却大幅增加了22%，与《京都议定书》要求的6%减排目标大相径庭。与此同时，俄罗斯在减排问题上“几乎没有切实的政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仅有1%的能源供应来自可再生能源。
7月中旬，意大利拉奎拉举行的八国峰会上，八国同意到2050年实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半的目标，发达国家排放总量届时减少80%以上，但对中期减排目标，则只字未提。
在全球气候谈判进程中，发达国家明确中期减排目标是哥本哈根达成新协议的最重要一步。部分处于排放大户的发达国家受制于国内政治议程，迟迟不愿做出太大让步，这无疑给今年的气候谈判投下了重重阴影。
中印受压
在国际气候谈判的三大集团中，由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挪威等国组成的伞形集团，此前一直受到掌控谈判制高点的欧盟和发展中国家的两头挤压，处境艰难。目前这种局面虽未改变，但欧盟和伞状集团国家在此轮谈判中也开始联手对部分发展中国家发起凌厉攻势。根据《京都议定书》，发展中国家在第一承诺期并无减排义务。发达国家主张，发展中国家内部已经出现巨大分化，对于像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等“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和韩国、墨西哥、新加坡、沙特等“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理应采取相应的减排行动，否则将抵消发达国家的减排努力。
在攻势所指的发展中国家当中，中国可谓首当其冲。2007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按照世界资源组织的测算，中国1990-2004年的碳排放增长量为108.3%，印度为87.%，巴西为67.8%，而美国则是19.8%。与印度相比，中国人均碳排量是其3倍多。按“人均排放量”和“人均历史累计排放量”，中国尽管可以要求按照气候公约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继续拒绝接受强制性减排目标，但将面临巨大凶险。在奥巴马政府改变其前任对气候谈判的拒绝姿态后，中国正成为新的靶心，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双重压力。6月份以来，美国、欧盟气候谈判代表团和联合国秘书长接踵而来，向中国施压。奥巴马政府更试图拉中国为之垫背，树立其全球气候谈判的领袖地位。从2月份希拉里国务卿首次中国行，到7月份两位华裔部长联诀来访，美国官员频繁访华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迫使北京在气候谈判中改变姿态。7月底两国首次战略与经济对话，气候与能源合作是结出的唯一硕果。美国方面称，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合起来超过40%）之间的谈判，将决定“后京都时代”的“措辞”。
面对压力，国务院在连续开会研讨的基础上，8月中旬，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郑重宣布，“2050年后，中国的排放将不会继续上升。”尽管只是远期承诺，而且并无具体减排计划，但和5月发布的《落实巴厘路线图——中国政府关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立场》，已经出现重大突破
和中国灵活的谈判姿态相比，印度可以说是在“死撑”。2007年，辛格政府曾承诺，印度人均排放量不会超过发达国家。拉奎拉八国峰会上，印度代表继续鼓吹这种论调。和气体排放相比，印度坚持“贫困才是最大的污染”。7月希拉里五天的访程，在气候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对美国的软硬兼施，新德里毫不买账。辛格政府的环境部长拉梅什此后甚至批驳有关全球变暖的关键科学发现，引起人们对印度解决气候变化的担忧。
在三大集团密集的气候博弈当中，对“碳排放空间”的争夺其实只是冰山一角。气候议题关系到经济模式的转变、政治议程的重新排定，乃至私人生活观念和方式的更新。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由于在国内遭遇传统产业群体的有利抵制，气候议题始终难以迈开大步。而英德等欧盟诸国之所以愿意率先减排，除处于后工业化阶段更注重环境问题外，还在于他们希望借此抢占未来“低碳经济”的有利地势，以带动国内产业结构更新换代，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英国，从事“低碳”行业工作的人数已达88万，布朗首相相信，发展“低碳经济”将是帮助英国走出当前经济低谷的关键。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相应的资金及技术投入，这些国家更愿意紧守传统模式，首先实现工业化。
难言乐观
种种迹象表明，后京都气候谈判形势相当不妙。《京都议定书》从签署到生效，用去了八年时间。此次哥本哈根即使能够顺利达成新协议，留给各国国内批准的时间也只剩三年。更重要的是，与12年前相比，减缓气体排放只是本轮会谈议题之一，除此之外，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哥本哈根还须就适应（气候变化）、（减排中的）技术及资金支持问题达成相关方案。
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使得低地及海洋岛屿国家率先成为受害者。非洲国家气体排放只占总排放量的5%，但受气候变化影响却相当大。据预计，到2050年，全球至少有2亿“气候难民”，他们亟需得到救助，这涉及到国际正义问题。去年12月波兹南第14次缔约方大会的一个亮点，就是开始运行“适应基金”。资金来源有两个，一部分是来自清洁发展机制的2%抽成，另一部分是由各缔约国自愿捐款。到2012年，“适应基金”大概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约9亿美元的资金。不过，与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上千亿美元的需求相比，如此数额的“适应基金”无疑杯水车薪。发展中国家提出，发达国家是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应用其GNP的0.5%-1%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稳定、可预测的资金，以帮助他们应对气候变化。要自己纳税人承受如此负担，发达国家不愿点头，他们认为，适应资金流向应主要是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
在“低碳经济”潮流冲击下，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落后，公共资金不足，处于明显不利地位，也影响到其排放积极性。为此，发展中国家呼吁，发达国家尽快解除技术封锁，并为前者提供资金支持。但发达国家认为减排技术掌握在私营企业手中，存在知识产权问题；主张筹集资金及实现技术转让主要由市场机制、通过私营部门投资、碳市场交易等渠道实现。而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主导的市场机制只会让自己利益受损，私营部门投资只应是资金来源的补充。对于知识产权问题,印度倡议设立一个全球基金，买断相关技术,然后向发展中国家无偿分配。
由于进展缓慢，今年的气候谈判次数被迫增加。按照计划，在哥本哈根大会前的五次谈判中，第一次用于阐明各自立场和目标，第二次应制订出新协议草案，剩余三次用于敲定最终协议文本。6月初波恩的第二次谈判会上，由非政府组织的气候变化专家联合起草的气候协议初稿，被交到全球182个国家谈判代表手上。初稿原本只有30多页，但因各方在诸多议题上立场相去甚远，联合国的谈判协调员只好以括弧的形式把不同意见都保留在初稿里。十多天的谈判结束后，初稿已“增肥”至200多页，包括了2500多个括弧。
8月14日落幕的波恩第三次谈判，主要任务就是为初稿“瘦身”。不过，由于会期短暂，并未取得太大进展。联合国负责主持初稿谈判的主席迈克尔?库塔亚希望，到下一轮曼谷会议结束时，初稿能缩减至30页。这样各方在剩余的两个多月里，可以集中攻坚，以确保哥本哈根大会能够成功。
现在是最后的冲刺机会。没有人希望哥本哈根最终破裂，但到目前为止，也很少有人对前景乐观。剩余的时间越来越短，谈判的任务却越发艰巨。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负责人德布尔也开始对谈判进程不满意，他提醒各国，“从现在到哥本哈根会议开幕，只剩下15天的谈判时间。”(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