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权变论：西方领导理论的主流
自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西方组织行为学家、心理学家从不同角度，对领导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经历了几十年的演进，已经由一般的领导形态学（Morphology of leadership ）、 领导生态学（Ecology of leadership ）发展为领导动态学（Dynamics ofleadership）研究，导致了领导权变理论的诞生与发展，成为当今西方领导理论的主流。因此，回顾领导权变理论的产生历史，科学地评介这种领导理论，对于我国的领导科学的发展不无积极意义。
从权变理论的产生到现在只有20多年的时间，但是它的影响已经波及到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许多领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60年代初，人们逐渐地认识到，要找到一个适合于任何组织、任何性质工作和任务、任何对象的固定的领导性格特质、领导类型和领导行为方式，都是不现实的，明白了组织管理应根据组织所处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随机应变。普遍认为领导过程是领导者、被领导者及其环境因素的方程式，即领导的有效性＝f（领导者、被领导者、环境）。 领导的效率与领导者所处的具体情境和环境有关，不能用固定的模式进行管理。
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或情境理论（Situation theory）的基本观点认为，不存在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佳管理理论和方法，组织管理应根据组织所处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随机应变。权变理论把内部和外部环境等因素看成是自变量，把管理思想、管理方式和管理技术看成是因变量，因变量随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管理者应根据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来确定一种最有效的管理方式。
权变理论的产生，起源于系统理论的发展，系统理论强调从整体出发而不是从局部出发去研究事物。Tovistock 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将系统论用于管理过程，提出了“社会——技术系统”理论，指出所谓社会技术系统是指一个企业是由各种子系统构成的完整系统。其中包括目标价值系统、组织结构系统、心理社会系统和管理系统等等。在企业中，各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具有系统的开放性。组织中的个人和群体的社会——心理因素必须同技术——环境因素相适应，才能达到最佳的组织绩效。因此，权变理论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把组织绩效看成是这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领导权变理论是继领导者行为研究之后发展起来的领导学理论。这一理论的出现，标志着现代西方领导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本世纪以来，西方领导学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领导者特质研究阶段，其研究之重点在于认定领导者的素质或特性，从而了解究竟何种人才适合充任领导者，如Birs早期研究发现用于区别领导人和非领导人的79种特质等；其次为领导者行为研究阶段，其研究旨趣在于描述领导者行为或领导方式，即了解作为一个领导者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做好，如k.Lewin的领导作风理论，R.Blake与Morton的“管理方格图”等；再次是领导的权变理论研究阶段，其研究目的在于探究领导方式与团体组织效能之关系。权变理论在其出现后即以它特有的魅力而使以往的领导理论黯然失色。
首先，权变理论统合了领导现象的复杂性。领导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一种领导现象的出现，不仅是领导者本人的行为结果，而且还有赖于周围的领导环境。领导者特质研究和领导者行为研究皆以领导者为出发点，而以领导者个人之内在素质或行为来探究领导现象，程度不同地忽略了与领导现象相关的领导环境的重要作用，忽略了被领导者在领导过程中的作用。领导是一种动态的群体过程或社会关系，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交互影响是领导过程之本质。在领导过程中，领导者是发生影响作用的主体，被领导者是被影响的客体。没有被影响的客体，发生影响作用的主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若忽略对被领导者的研究，便难于了解领导现象之全貌，因而有偏颇之嫌。权变领导理论研究把领导者个人特质、行为者行为及领导环境相互联系起来，从而创造了一套比较完善的领导理论体系。
其次，权变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它为人们提供了一套有效的领导方法。领导者特质研究重点在于分析领导者应具备的各种特质，以此作为选拔领导者的依据，而没有涉猎领导方法之领域。领导者行为研究虽已涉足领导方法领域，但其研究旨趣是企图从众多的成功领导者的行为中概括出一套理论的、固定不变的和放之四海皆适用的领导方式。而权变领导理论则以领导者个人特质、领导者行为及领导环境交互影响来解释领导现象，否认有任何固定不变、普遍适用的领导方式的存在，认为任何领导方式在与环境作适当搭配下，均可能成为最有效能的领导方式，因此它没有提出有关最佳领导方式之主张，而代之以领导方式与情境搭配之模式。
第三，权变领导理论更切合实际领导工作者的需要，由于领导本身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加之研究者的观点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不论是领导者特质研究还是领导者行为之研究，所得研究结果都矛盾丛生，使实际领导工作者有无所适从之叹。由于权变领导理论以统合之方式和权变之观点解释了领导现象的复杂性，吸收了前人的有益研究成果，从而为人们提供了研究领导现象的新途径和提高领导效能的新方法，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领导理论与领导实际的距离，满足了实际领导工作者对领导理论的需要。
最早对权变理论作出理论性评价的人是心理学家费德勒（F.Fiedler ）。 他于1962 年提出了一个“有效领导的权变模式（Contingency model of leadership effeveness）”，即费德勒模式。这个模式把领导人的特质研究与领导行为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将其与情境分类联系起来研究领导的效果。他通过15年调查之后，提出：有效的领导行为，依赖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相互影响的方式及情境给予领导者的控制和影响程度的一致性。
费德勒认为，领导者的行为及其所要追求的目标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存在，是由领导者之间在基本需求方面的差异决定的。因此，应当而且必须以此种需求结构来界定领导方式。这是费德勒权变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所以，费德勒将领导方式（领导型态）归纳为两类，即“员工导向型”领导方式和“工作导向型”领导方式。前一领导方式以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为其主要需要，而以完成任务之需要为辅。后一领导方式则以完成任务为其主要需求，而以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之需求为辅。在这里，费德勒将领导方式认定为领导者的一种人格特定，这种人格特质是一种具有持久性且不易改变之特征。费德勒还设计出一种LPC 量表，用以鉴别不同的领导方式，并认为无论何种领导方式均有利弊，十全十美的领导方式是不存在的。
费德勒不仅对领导方式作了分类，而且还对领导效能作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地探讨了如何使各种领导方式充分发挥其功能的问题。费德勒认为，一个领导者，无论他采取何种领导方式，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最大的领导效能，要想取得理想的领导效能，必须使一定的领导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领导情势相配合。
领导情势亦称“团体——任务”情境，是指发生领导行为所处的人际环境。它包括领导者与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任务结构和职位权力三个要素。领导者与成员的关系是指团体成员对其领导者的情感，它包括尊重、友谊、信任、合作、接纳、支持以及忠诚程度。任务结构是指团体目标与任务的界定是否充分明确而妥当，它包括目标对成员来说是否清晰，成果的可测度如何，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具有正确性及完成任务的途径或手段之多寡等。职位权力则指领导者现居职位所具有的权力之多寡或能使部属服从指挥的程度。换句话说，也就是领导者现居职位能对部属施展多大影响力，包括领导者的地位、权威与责罚、升贬、任黜、加薪、指派等能力。在领导情势的三个因素中，领导者与成员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因素。在费德勒看来，一个领导者要想取得理论的领导效能，必须通过一定的领导方式来对领导情势实施有效的控制，而领导者对领导情势程度又决定于领导者使领导情势三因素相互配合的状况。根据这三个因素不同的配合情形，可以看出领导对情势的控制程度有多高。因此，费德勒模式的最大优点于在它吸收了过去有关领导行为的研究成果，分清了不同领导方式能够发挥领导效能的情境。
继费德勒的权变论之后，70年代初，一种新型的领导权变理论颇受重视，这就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豪斯（R.J.Howse ）的通路——目标理论（Path goal theories）。该理论把伊万斯（W.G.Evans ）的研究加以延伸，又把期望理论与俄亥俄大学的领导行为二因素理论（关心人和抓组织）结合起来。该理论的基本前提是：某些领导行为之所以有效，乃是因为在该情境之中，这种行为有助于下属人员达成和工作有关的目标。豪斯等人认为：领导是一种激励部下的过程。领导方式只有适用于不同的部下和环境时，才是有效的。该理论的核心是要求领导者用抓组织、关心生产的办法帮助职工扫清达到目标的通路，用体贴精神关心人，满足人的需要；帮助职工通向自己预定的目标。因此，豪斯提出了四种领导方式：指令型的、支持型的、参与型的、成就型的。而这四种领导方式必须根据部下的不同情况分别选择，选择时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即部下的人格特性和环境因素。人格特性包括能力、需求等。环境因素包括任务的性质、组织的权力系统和工作群体等。
与费德勒理论不同，通路——目标理论认为这四种领导方式可由同一领导者在不同情况下使用，这就比费德勒的二维领导模式更进了一步。但通路——目标理论关于高效率的领导行为的预言，并未完全得到一致性结果。这可能是由于领导行为的测定方式以及工作结构的测量尺度不完善所致。因此和其它权变理论一样，“通路——目标”论也是了解有效领导行为的主要方向之一，但是必须更进一步研究，以提高本理论的有效性。
1973年，佛鲁姆（V.H.Vroum）和耶顿（P.W.Yeton）又提出了领导——参与模式（Leader—participation model）。 这种模式主要是研究决策中的领导行为。模式指出：领导在进行决策时，会有各种选择的可能性，有效的领导应根据不同的情境让成员不同程度地参与决策。佛鲁姆认为有五种领导方式应有不同情境中灵活选择。而佛鲁姆这个模型是规范性的——它以决策树的形式提出了一系列应遵循的连续的规则，来确定在不同的情境中选择参与决策的方式和程序。
费德勒和耶顿的权变理论也把领导情境划分为八种情况，但划分的标准不同。费德勒是根据上下级关系、任务结构、职位权力来划分的，而费德勒是根据决策树所揭示的方案来选择担任经营决策任务的经理们的兴趣。费德勒模式将领导人的行为特点看成是固定不变，要通过调整领导者所处的环境以适应其特点，而领导——参与模式则认为领导行为应根据环境的需要而变化。
80年代以来， Heller 和Wilpert （1984 ）进一步提出Heller —Wilpert权变模型，更加引起人们的重视，进行了大规模的跨文化国际比较研究。这一模型在理论上探讨了决策行为、资源利用、工作满意和管理的功效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同时分析了各种权变量对决策行为及其结果的影响，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权力连续体（Influence——Continum）”的概念。 他们认为领导决策过程中参与的程度事实上反映了下级在决策过程中能够施加的影响及权力的大小。这种影响和权力可以在一个连续体的一端，一级对于决策制度没有任何影响和权力，另一端下级则拥有充分的权力和全面的影响。
对传统的权变模型公式：Y＝f（x），Heller和Wilpert提出了异议与批评。他们指出，组织活动是极其复杂的，我们很难确定哪个变量是“因”，哪个是“果”。例如，如果参与的决策方式与组织绩效相关，我们很难说是参与导致了较高的组织绩效，还是与之相反的结果。因此，他们在研究中采用“核心变量”和“周围变量”的术语，而不能规定“自变量”和“因变量”。而所谓的“核心变量”是指研究者在研究中所关注的行为，“周围变量”则是那些对核心变量发生影响的变量。周围变量包含许多内容，Heller（1976）在研究中规定了五层次，它们构成了心理学上有意义的变量子系统。这种变量的划分，的确比费德勒、豪斯等模式进了一大步，并且，Heller和Wilpert（1981 ）进一步提出，在具体研究中至少存在着三种类型的权变模式：等值模型、层次模型、缓冲器模型，这三种权变模型，对于他们研究总体模型的建立起着十分重要作用。当然，Hellert和Wilpert的权变理论仍只是一种理论假设，而未见到实证性研究的验证。这种权变思想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还值得深入研究。
总之，领导的权变理论是当代西方领导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把领导行为与情境因素结合起来考察领导方式，主张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确定最佳的领导方式的思想，是颇受人们重视的。因此，在学习研究过程中，对权变理论的各种学说，要本着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的思想，以促进我国领导科学的发展。
烟草在线专稿 摘要：现代领导者是在现代社会管理活动中履行一定领导职务的个人或集体。他在领导诸要素中占据主导地位，起主导作用，都具有担任职务、拥有权力、负有责任、富于创新、多重角色等特征。现代领导者影响力的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权力性影响力，即有职则有权，无职则无权；二是非权力性影响力，它只取决于个人素质。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是建立在被管理者对管理者崇敬、信服、倾心的基础之上的，所以，现代领导学强调领导的本质是影响力，它在现代的管理活动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可以从德、信、情、识、才及绩等方面予以培育，这对提高领导者的权力性影响力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换言之，发挥好了非权力性影响力，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好领导者的权力性影响力，提高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为顺利完成领导使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领导干部 权力 管理 影响力
党的十六大从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出发，突出强调，要“加大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工作力度，着重帮助他们加强党性修养、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全面提高自身素质。”笔者认为，这个要求既明确了各级党组织在这个重大战略问题上的政治责任，也为当前广大领导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健康成长指出了正确方向。领导者要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征程中，有所建树，有所成就，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不辱崇高使命，就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切实增强自身工作的影响力。
一、领导及其现代领导者的含义
什么是领导？或者说，领导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对此，理论界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无可争辩的权威性定义。从词源意义上讲，“领导”一词源于英语“leadrehip”，其含义是带领、引导的意思。目前人们在使用“领导”这一概念时，往往从不同含义去理解，因而所下定义也就五花八门。大致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一是领导服务论或领导活动论。有人认为，领导就是服务；而有人则认为，领导就是在一定的社会组织或群体内，领导者为了实现预定目标，运用法定权力和自身影响力，采用一定的形式和方法，率领、引导、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其下属，为完成预定的总任务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二是领导行为论或领导关系论。有人认为，领导就是领导者通过一定方式对被领导者施加影响并共同作用于客观对象以实现某种预定目标的行为。而有人则认为，领导就是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即一定的人和集体通过一定的方式率领并引导另一部分人或集体，在向共同趋向的目标前进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一种关系。三是领导过程论。有人认为，领导就是领导者运用说服能力使别人心悦诚服的过程。而有人则认为，领导就是以领导者的声望、影响力或者地位启发、组织和控制社会行为的过程。也有人认为，领导就是领导者充分运用自已的影响力，在获得被领导者的自觉追随和服从的前提下，引导、率领被领导者实现共同目标的行为过程。
我认为，上述定义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任何领导都首先表现为一种行为或活动。而这种行为或活动不可能是一种一次性的。它必然是一种不间断的反复的过程。在这种行为过程或活动过程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必然会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因此，我认为这样下一定义比较恰当，即：领导就是领导者通过一定的方式对被领导者施加影响并共同作用于客观对象或环境，以实现某一既定目标的行为过程。由此可见，领导是一种组织导向行为，它有主体和客体之分，导向的主体是领导者，导向的客体是被领导者，没有被领导者就不能实现领导，光杆司令不是一个现实的领导者。任何领导行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文化观念、价值追求、目标选择以及目标所指、目标实现的方式都要受文化的、政治的以及生产力水平的影响和制约。同一个领导，在不同的环境中，领导的行为应该是不同的。
那么，什么是领导者呢？顾名思义，者，人也，即担任着某种领导责任的人。而这种人的地位是凭借其自身的道德和影响力发挥作用，得到群众认可的。一般情况下，他是由群众公认的那些具有德才兼备的人来但任，并与被领导者的社会地位是平等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代领导者就是在现代社会管理活动中履行一定领导职务的个人或集体。或者说，现代领导者就是在现代社会组织中占有一定职位、负有责任和代表一定群众利益的个人或集体。现代领导者是现代领导活动的主体，在领导诸要素中占据主导地位，起主导作用。现代领导者一般都具有担任职务、拥有权力、负有责任、富于创新、多重角色等特征。
换言之，现代领导者是现代领导过程中的指导者、指挥者和组织者。权力、责任和服务是构成领导者的三个基本要素。任何一个领导都有与他职务相当的法定的权力，没有权力就不可能实施领导，权力是领导者最基本的职权。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领导者就是组织赋予他在特定时段内一定的权力并运用这种权力的人。现代领导者的权力包含法统权和统御权两大类，强制权、法定权和奖励权属于法统权，专长权和个人影响权属于统御权。强制权是建立在被领导者惧怕心理基础之上的一种权力，它以强制的手段要求其成员遵守和执行组织的规范或命令。使被领导者认识到，不服从上司的命令就会导致惩罚。强制权是维持其组织的有序和发展所必须的，也是一个领导者实现其领导所必须的。但是，强制权的强制功能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了一定的“度”，滥用强制权就是变成了专制主义，必将失去人心，丧失其领导权。随着人本主义管理的发展，管理的民主化是管理发展的新趋势，强制权的作用范围和程度将会越来越小；法定权是组织机构正式授予领导者的一种权力。不论是任命的，还是选举的领导人，都具有法定的权力及其范围；奖励权是一种与强制权相对立的、由领导者掌握的对其成员实施物质或精神需求方面的予夺权。我认为，要想成为一个有效的领导者，仅仅只具有法统权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统御权，统御权是由领导者的个人品德和才能所决定的。专长权是由领导者的某种专业知识和特殊的技能、才干所形成的尊敬感和佩服力所构成的。个人影响权是指领导者的优良的道德品质、工作作风、勤政廉政、大公无私等要素所形成的影响力。实践证明，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是实现有效领导的最重要的权力。
二、现代领导者影响力的含义及特征
美国最著名的领导学家柯维（Stephen R·Covey）认为，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的本质就是领导者的领导才能。或者说“现代领导者的才能就是其影响力，真正的领导者是能够影响别人，使别人追随自己的人物。”而按照现代领导学的理论，“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的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权力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与职位相联系，有职则有权，无职则无权，它包括惩罚权、奖赏权、合法权；二是非权力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与职位无关，只取决于个人素质，它包括模范权（高尚的品德和良好的作风）、专长权（丰富的学识，卓越的技术，超凡的能力）。”笔者在本文主要研究第二个方面，即现代领导者的非权力性影响力。
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时代性。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都是在现代这一特定社会历史条件成长起来的，因而必然会受到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以及思想观念等因素的深刻影响，从而使其必然打上该时代的烙印。二是综合性。领导者的影响力，是集其政治思想、知识水平、个人才能、道德品质、文化素养等因素的综合反映和体现。上述各因素在领导活动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从而使领导者影响力表现出综合性的特征。三是层次性。不同层次的领导岗位，具有不同的领导活动规律。因此，处于不同层次的领导者，所形成的影响力，也应不尽相同。四是可塑性。任何领导者的影响力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领导者自身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五是多样性。不同领域、不同职位、不同层级的领导岗位，有着不尽相同的领导活动规律，因而客观上要求具有不尽相同影响力的领导者去充实各个领导岗位，从而使领导者影响力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
三、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在管理活动中的意义
权力是管理的基础，威信是管理的前提。没有权力就不可能实行管理，但是，管理不仅仅只是权力的应用，还需要借助于管理者的个人影响力。因此，没有影响力就没有权威，真正的权威是建立被管理者对管理者崇敬、信服、倾心的基础之上的，强迫命令不可能树立起管理者的影响力。随着人本的、民主管理的发展，强制权力的应用已经逐渐削弱，如果只用控制、强制和监督等管理手段已和时代的发展相悖谬。所以，现代领导学强调领导的本质是影响力，或者强调领导的本质是沟通。这两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强调只有具有崇高的威望和威信的领导者，才具有超凡的领导影响力，它在现代的管理活动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有利于现代领导者与下级、职工的沟通
一个领导者影响力的建立首先是一个沟通的过程，它必须通过自身的言论、行动，自身的品质、处理问题是否公正、工作方法、效率等方面，取得了群众的信赖之后才有可能。在现代管理中，不善于沟通的领导不是一个好的领导。按照平克斯的说法，沟通包含信息沟通和情感沟通。沟通是双向的相互作用。信息沟通利于管理者时时掌握单位的经营动态、内部的生产情况和外部市场的变化，以便不断根据掌握的信息制定出对应的策略。不进行信息沟通，时时掌握各种信息的变化，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必将给单位带来不利，甚至可能是灭顶之灾。情感沟通是重视人的一种表现，一个单位的最高领导与中层领导之间、最高领导与职工之间以及领导阶层与职工之间的情感沟通越来越管理学家们的注意。情感沟通对于进一步树立领导的威信，提高领导者的影响力、号召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影响力越高就容易沟通，沟通得越好影响力就越高。
如何进行沟通呢？儒家认为，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处在和合状态之中的，一切事物之间是相互作用，又是相互联系的；宇宙中的阴阳是互补的，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其中包括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官与民、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也是互补的，犹如阴阳不能单独存在一样，君与臣、官与民、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也是不能单独存在的。为此领导者对百姓应该有“仁心”和“爱心”，不要把尊卑的关系绝对化，强调上下交感。在上者要下民，才能发生交感。如《周易》的泰卦，泰卦是乾下坤上，乾为天，坤为地，乾卦在下坤卦在上，从宇宙中的事物来说，阳气在下轻而上升，阴在上重而下降，上下交感，故亨通；从社会的事物来说，象征处在上位的领导者深入到基层、深入到民众、深入到职工中了解民情，了解职工的需求和愿望，这样的领导深得职工的拥护，容易沟通。所以泰卦《彖辞》说：“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即上下交感沟通，则上下同心，得民之心；再如谦卦，谦卦是艮下坤上，艮为山，山本来地之上，而谦卦却是山在地之下，有谦虚之象。谦卦的卦辞为“亨，君子有终”。“亨”者通也。象征领导者有谦虚下民之象，下得民，与民沟通，得民之拥护，故领导者做事亨通，均有很好的结果。其次，要推行“忠恕”之道，要用诚实之心，忠实之心去对待职工，尊重职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将心比心，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不要加诸于职工，自己希望满足的也让职工得到满足，自己想发达也让职工得到发达，也即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将心比心容易达到与下级和职工们之间的沟通。按照儒家的“忠恕之道”，还要做到责己严责人宽，对自己要严格要求，正如孔子所说：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韩愈也说：“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完备），其待人也轻以约（约，少也）。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原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进行沟通的重要条件之一。在进行人际交往时，或在工作中出现了问题或错误要多作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的缺点，这样就容易与下属沟通。韩愈还说：“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详备），其待己也廉（简约）。详故人难於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同上）相反，一个人如果责人严责己宽，一切都认为自己正确，凡成绩都是自己的，凡缺点、错误都是别人的，这样的领导是脱离群众的孤家寡人，更说不上与下级和职工们进行沟通，形成什么影响力了。
（二）有利于现代领导者权力的有效发挥
现代领导者的权力要通过实践、通过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实现。一个没有影响力的领导，说话没有人听。一个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们心悦诚服地服从他，信任他，因此他下达的命令、计划，其下级乐于认真地去贯彻执行，深信按照他的指示去做，定能获得效益和成功。我曾在一个资料上读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讲的是在“文革”期间，作者在一个工厂的宣传科作理论教员，那里有位车间负责人，成天老是板起面孔，作者以为他的脸上没笑神经，后来有人告诉他，负责人把成天板起面孔视为“严肃”，认为要“严肃”才有影响力，怕以和悦的面孔对待职工，和他们打成一片，因不“严肃”而丧失了影响力。由于在这种错误的观念支配下，这个车间负责人与职工们格格不入，一点影响力也没有，说话没有人听，因而不能顺利地发挥他的领导作用。由此可以看出，领导者权力的发挥是来自于与被领导者保持距离，还是来自于与被领导者之间的沟通呢？显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在顺境时是如此，在逆境时更是如此。一个有影响力的领导，在困难时，在逆境中，在危机时刻，他成了群众的主心骨，他能带领群众克服困难，走出困境，转危为安，就在于他深得群众的拥护，他能凝聚群众的心，群众会毫不怀疑地跟他走，深信曙光一定在前头。影响力是一个现代领导者发挥其领导权力的前提条件。
按照儒家看法，领导者要“律己”，只有“律己”才能有威信，有影响力。有影响力才能更有效地发挥领导权力。魏徵在《谏太宗十思疏》中强调，对国家的治理要“固本浚源”，何谓“本源”，曰：“德义”。魏徵建议唐太宗务必要“竭诚以待下”，不要“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竭诚则人与人相亲，傲物则众叛亲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董（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则会人心不服，不能实现有效的管理。魏徵向唐太宗提出了律己的十思原则：“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修养）；惧盈满，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周易》：王用三驱，即打猎时不合围之意）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雍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魏徵认为，做到了这充满德义的自律十思原则，就能使“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就能使权力得发挥，达到“垂拱而治”的效果。
（三）有利于现代领导者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能在职工中树立起一个榜样，起到一种表率作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它有巨大的诱导作用、促使作用、激发作用。人的积极性不只源于物质的刺激，还有精神的需求，其中包括对领导者影响力所作出的回报。榜样、表率要表现在行动上，而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承诺。按照四川省烟草专卖局局长、中国烟草总公司四川省公司总经理龚锦华先生的说法，领导者表率作用的核心是“以身作则”，他认为领导应该在四个方面起好表率的作用，即：坚定理想信念，在铸牢精神支柱上起表率作用；加强精神修养，在立身做人上起表率作用；正确掌权用权，在实践党的宗旨上起表率作用；注重学习，在提高理论素质和文化修养上起表率作用。领导者的人格力和所起的表率作用，是一种无声的命令，完全可以起到“不令而行”的作用，它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激励因素。一个无私奉献、廉洁自律、艰苦奋斗、勤俭办企的领导者必定是一个获得职工信赖的、有崇高影响力的人。据报载，山西大同汽车厂姜忠扬厂长就是一个这样的领导者。在姜厂长的影响下，不少的职工为工厂的振兴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如业务员杨建国患了黑色素口腔癌，到北京、太原做过五次手术，领导和医生都劝她休息，她仍坚持上班。因病不适合于作业务岗位工作，就主动要求当清洁工。她每天早出晚归，任劳任怨地工作。为了给工厂节约，她在清扫时，把地上的费纸收拣起来卖掉后再买扫帚。再如电焊工谢炳忠患了肺癌，领导让他去北京看病，他不去；让他在家休息，他不肯，非要到厂里去工作。他忍着病痛，几次晕倒在车间，硬是工作了106天，用生命谱写了人生的最后一页。这种受姜忠扬厂长影响而形成的同心同德、齐心协力的凝聚力是大同汽车厂振兴的内在动力，也是调动职工积极性的精神力量。
（四）有利于现代领导者管理目标的实现
任何一个组织、企业或公司，它进行管理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某个既定的目标。目标的实现给企业带来利益或效益，目标的不断实现标志着企业在发展。一个有影响力的领导者，他确定的目标容易实现，这是因为，他易于络织人才，有才华的、有技能的、有理想的人才都希望能在有影响力的、能知人善任的领导的麾下，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理想；有影响力的领导对群众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他易于集中群众的智慧，易于把群众的创造精神转化为物质的力量，使其在团体中形成强有力的合作精神，为实现自己企业的目标而奋斗；有影响力的领导制定出来的目标也易于被群众接受，易于被群众接受的目标必须是合乎实际的、有市场需求的、有效益的，这样群众对实现目标有足够的信心，他们定会以极大的热情去创造财富，实现企业的目标。凡是一个发展着的向上企业都必定有一个强有力的、有超凡影响力的领导班子，在这个班子中一定有一个有超凡影响力的班长。
四、现代领导者影响力的培育
随着管理的人本化和民主化的发展，对于领导权力的发挥也会更加文明，更加合乎人性的要求。那种认为，只要手中有了权就可以指挥一切、驾驭一切的想法是错误的。从世界各国的管理实践中已经证明，领导权力的真正发挥靠的是威信和影响力，因此对如何运用领导的权力这个问题也成了不少管理学家研究的重点，提出了与传统的观点完全不同的新的看法。
就现实的管理实践来看，我们应该着重探讨中国特色的管理方式，建立起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又具有社会主义时代特色的领导学理论，吸收先进模范人物优秀品质，探求如何培养现代领导者影响力的问题。而在现实生活中，不少的领导者往往过分注重于运用权力性影响力，即过度使用法定权、强制权和奖励权，而忽视非权力性影响力的使用。因此，作为领导者，在运用权力性影响力的同时，还必须运用非权力性影响力，让下属产生敬畏之心，达到令行则止，的预期目的和效果。那么，怎样才可以具备这样的影响离呢？下面，笔者带着这一问题着以探讨。
（一）以德培育影响力
这里的德既包括政治品格，也包括道德品质。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领导者的成就动机, 是指领导者
从事角色活动并欲达到某种理想境地
的内在动因和心理倾向。它激励领导
者在不断的追求中感受到自我价值实
现的愉悦,体验到创造和追求的价值,
使其心理素质和领导技能在动态的锤
炼中不断提高,臻于成熟。因此,研究
领导者的成就动机问题, 既是领导心
理学的重要内容, 也是加强领导干部
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
领导者成就动机的形成和发展,
受到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和制约, 是一个多要素的复杂系统运
动变化的结果。在这个系统中, 领导
者的个性心理、政治品质和智能水平
等主观因素, 对成就动机的形成起着
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同时,领导者
从事角色活动的内外部环境、工作对
象和人际关系等, 也会对其成就动机
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这些主客观因素的相互渗透、相互影
响和相互作用, 成为领导者成就动机
产生的契机。
那么, 直接影响领导者成就动机
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呢?
第一, 成就需要。一切动机产生
于需要。领导者的成就动机, 主要来
源于自身的成就需要, 即自我实现需
要。领导者的成就需要, 主要表现为
领导者希望以胜人一筹的胆识和才
能, 组织和带领某一团体或地区群众
进行创造性的活动, 为社会贡献物质
或精神财富,以博得社会的认同,赢得
威信和自尊。一般而言, 成就需要与
一个人的年龄、性别、能力、气质和社
会阅历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年纪较
轻、阅历单纯、性格刚毅、能力较强的
人, 成就意识一般都较强; 年龄较大、
经历坎坷、性格懦弱、能力较差的人,
成就意识一般都偏弱。凡是成就需要
强烈的领导者,其成就动机都比较强,
往往乐于承担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表
现出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而且很
少被外在压力所左右; 凡是成就需要
比较弱的领导者, 其成就动机也就相
应比较弱, 常常表现为缺乏上进心和
自信心,经不起挫折和打击,碰到困难
就畏缩不前。可见, 成就需要是领导
者产生成就动机的重要源泉。
第二, 价值观念。一个人的成就
动机与其业已形成的价值观念有着密
切关系。领导者的成就动机更是如
此。领导者的价值观念, 决定其成就
动机的性质和方向。在需要与可能、
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社会、奉献与索取
的心理冲突中, 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的
领导者,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产生不同
的成就动机。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高
尚的领导者, 常常将自己的成就动机
建立在符合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需要
的基础上, 以其顽强的意志和惊人的
毅力去探索真理、追求成功,在为社会
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奋斗中, 实现自
我价值,享受成功的体验,使其人生价
值与成就动机达到完美的统一。古今
中外许多杰出人物和有识之士, 为了
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而奉献毕生精力
甚至宝贵生命, 就是这种高尚的价值
观念与强烈的成就动机有机结合的典
范。而心胸狭隘和私欲膨胀的领导
者, 则往往会把成就动机建立在极端
个人主义的基础上, 片面地追求自我
价值的实现, 只做那些“显山露水”、
“立竿见影”的事, 有的甚至发展到以
权谋私、徇私枉法的地步。
第三,抱负水平。一般而言,领导
者在进入角色活动之前, 都会预先确
立自己想要达到的成就目标, 并为此
而做出不懈的努力。这就是抱负水
平。首先, 抱负水平是以自我评价为
基础的。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聪明
的领导者, 不仅要充分了解自己的工
作对象,更重要的是要充分了解自己,
必须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的所长所
短,并以此来决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
做什么, 决不做自己能力所不及的
事。其次, 抱负水平的高低是由个人
对其角色活动的成功与失败的体验决
定的。有的人成功后骄傲自满, 从而
导致抱负水平的降低;相反,有的人失
败后更激起其迎头赶上或超过他人的
决心,提高了抱负水平,成就动机则更
加强烈。所以, 抱负水平对领导者的
成就动机影响极大。
二
追求成功、力避失败的成就动
机,是一种非常宝贵的心理财富,是领
导者获得成功的心理基石。但是, 高
尚纯正、强而适度的成就动机,离不开
领导者长期的自我修养和适时的心理
调节。
其一, 培养健全的心理素质。一
个才华出众、智力超群的干部,可能由
于自身性格的缺陷最终一事无成; 一
个勇于开拓、积极进取的年轻人,面对
工作中的挫折和失败毫不气馁, 但却
因个人感情上的一点波折而导致心理
失衡, 甚至一蹶不振。这些事实充分
说明, 健全的心理素质既是领导者获
得人生快乐、追求事业成功的重要保
证, 也是保持适度的成就动机的基础
条件。因此, 领导职业的特殊性和领
导职责的重要性, 客观上要求领导者
必须结合角色活动和社会实践加强个
性修养,在自我教育、自我调节和自我
完善的过程中,不断健全心理素质,始
终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稳定的情绪
状态、健全的性格结构和强烈的社会
责任感, 为领导活动的成功打下良好
的心理基础。
其二, 保持适度的动机水平。心
理学研究表明, 人的成就动机的强弱
高低,不仅取决于个人的主观因素,同
时也受到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因
此,领导者在进入角色活动之前,不仅
要有“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的良好愿
望, 而且还应根据自身素质和外部客
观条件的许可程度, 确立一个强而适
度的成就动机。倘若动机过弱, 成就
目标要求过低, 势必缺乏应有的进取
精神, 表现为因循守旧、墨守陈规、安
于现状、无所作为。如果动机过强,成
就目标过高, 且急于有所建树和显示
政绩, 容易使自己把主要精力放在最
能“显露政绩”的方面, 放在“争取选
票”上, 而不是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
际情况和长远利益出发, 踏踏实实地
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发展到严重的
程度,或是为追求高标准、高速度而虚
报浮夸、弄虚作假、骗取荣誉, 或是以
牺牲本地区、本单位的利益为代价,为
自己“加官晋爵”捞取资本, 有的甚至
偏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置党纪国
法于不顾, 搞“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一旦这种过高
的成就动机得不到实现, 或者这种所
谓的“政绩”得不到承认, 便会产生心
理挫折, 有的甚至一蹶不振, 消沉下
去。因此, 领导者必须善于根据主客
观条件的需要, 合理确定和适时调节
成就动机,防止“过度”或“不及”。
其三, 增强成就动机的效应反
馈。领导活动就是领导者率领被领导
者去作用于一定对象的过程。在这一
过程中, 领导者不仅要善于将自己的
成就动机转化为本地区、本单位的工
作目标和群众的自觉行动, 而且要十
分注意加强成就动机的效应反馈, 并
据此来适时检验或调节动机水平。这
种反馈一般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群
众情绪和觉悟程度的反馈。当群众对
工作目标持积极的情绪反应时, 领导
者应以此来强化自己的成就动机, 带
领群众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努力; 当群
众对工作目标反应冷淡、消极抵制甚
至反感时, 领导者则应冷静地分析原
因,找出对策,或是根据群众的觉悟程
度和客观情况的要求, 及时调整自己
的成就动机, 或是通过增强执政开放
程度等途径,吸收群众参政议政,增强
群众对领导者成就动机的心理承受能
力, 充分调动他们实现工作目标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二是工作成果的反
馈。心理学研究表明, 人在取得满意
的工作成果时所产生的愉快情绪反
应,属于正反馈;在遭到失败和挫折情
况下表现出来的消极、委靡的情绪反
应为负反馈。在实施领导的过程中,
无论出现哪种结果, 领导者都应保持
良好的精神状态, 做到胜不骄, 败不
馁。当工作结果不甚理想甚至失败
时, 要善于消除因失败而带来的心理
障碍, 及时分析原因, 找出对策, 吸取
教训,以利再战。当事业取得成功,目
标得以实现时, 要充分利用成功所带
来的正反馈, 修正和强化自己的成就
动机, 增强角色活动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 带领群众朝着新的更高的奋斗目
标冲刺,实现新的飞跃。
